义塾虽好，但周边的人经常鄙视这些因为家贫不得不入读义塾的学生。对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总是鼓励孩子说：“我小的时候还梳着小辫子，你爷爷就经常教导我说，人愈倒霉，愈应当勤剃头、勤打扮，总当洁净光滑，显示精神。”
“一个人越是在艰难处境中，越应该振作精神，切切不可颓废下去。”祖父传下来的这句话，张伯苓也铭记一生。日后，张伯苓还用这句家训来教育南开学校的学子们，以示要自强不息、精锐进取。
当时，由于四方辐辏，新锐思想在天津传播、渗透，张伯苓也对科举考试表现得意兴阑珊。加上由于家境贫寒，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13岁的张伯苓考入了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轮船驾驶等近代知识。从此，他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起初，张伯苓抱着“军事强国”的梦想发奋学习。他“在学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列在第一名”，19岁那年，张伯苓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当年，甲午海战爆发，随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尽管再次重建，但1898年在山东威海卫的经历还是深深刺激了这位年轻人。深感军事强国无望的他决定退役，投身“教育强国”的事业。
就在退役从教的这一年，他幸运地遇到了后来的南开校父严修。
严修号范孙，他是光绪九年（1883）的进士，曾经做过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侍郎，掌管过全国教育，是晚清民初教育改革的身体力行者。严范孙非常开明，决定聘请在北洋水师学堂受过西学教育的张伯苓，在自己的严氏家馆教授子弟西学。
为了维持生计，张伯苓同时在严氏家馆、王氏家馆等私塾中任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28岁的张伯苓毅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事业。张伯苓回国后，严范孙与其有过一番深谈，随即决定将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合并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并聘请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日后南开中学的前身。
从一位私塾先生变成现代学校校长，张伯苓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型。
1905年9月，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等改革派大臣的极力主张下，已经意识到风雨欲来的清廷最终决定宣布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制。由于教育改革的利好刺激，1907年，私立敬业中学堂在严范孙等士绅的资助下搬入天津城南的新校址，并更名为南开中学堂。
作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严范孙是南开学校创业之初的最重要捐助人和发起人。在严范孙的资助和主持募捐下，社会各界士绅名流纷纷对南开学校伸出援手。当时，邑绅郑菊如捐地十余亩作为南开学校办学之用；与严范孙为同科举人、清末出任军机大臣、民国时还曾经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则捐赠2.6万两白银；另外，袁世凯也捐助了1万两白银。在各界名流的带头捐助和支持下，南开学校迅速发展，“虽时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终归无恙”。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进入新式学校。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出国留学又耗资巨大，不是一般家境学生所能承受的。为了培养人才，严范孙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基础上建立南开大学。
于是，严范孙与张伯苓先后前往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严范孙与其会合后，两人每天晚上碰面，张伯苓讲授当天所学，严范孙则认真做笔记，共同探讨如何建立一所大学。1918年，严范孙与张伯苓从美国归来，开始正式筹办南开大学。
当时，民国初年很多公立大学和政府机构，都先后出现财政困难。但在各界社会名流的踊跃捐助下，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通过捐款收入，从一开始就迅速打开局面，扩充师资和教学设施，在硬件上迅速看齐当时草创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又在严范孙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南开小学也正式成立。到了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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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父严范孙于1929年逝世，张伯苓自此接过重担，开始独力承担南开系列学校的经营。
在张伯苓的主导下，南开大学陆续邀请到了蒋廷黻、李继侗、沈仲端、姜立夫、饶树人等著名学者，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教授队伍。南开大学当时的经济学教授何廉后来回忆说：“20年代南开大学的教授生活是简朴、充实而繁忙的，在政府机构财政困难时，南开通过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这里的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我们衣着简朴，生活俭节而又心满意足。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备课工作极其繁重。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
为了强化南开学校的师资，张伯苓甚至将自己的弟弟张彭春也“驱赶上阵”。张彭春在1915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后，也被张伯苓邀请来到南开学校，担任专门部主任兼代理校长。
1919年，张彭春再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于1922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回国后，张彭春到当时仍处于草创时期的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张彭春又被哥哥张伯苓“挖墙脚”，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教授。
关于自己创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初衷，张伯苓早在1915年就曾经说：“试问海内视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说：“欲免为亡国之奴，请先克服自己。”
作为校长，张伯苓对南开的学生也做了严格要求。他特地请严范孙在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立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写着四十字格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四十个字，也被南开学子们称为四十字镜箴。在这种南开式的要求下，当时南开学校的学生们很讲究姿态和仪容与神气，甚至连说话都有一套南开的口语，以至于南开学校的学生走到哪里都鹤立鸡群，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南开的”。
不仅如此，张伯苓早在南开学校草创时，就要求当时还身着“长袍马褂”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进入民国后，张伯苓更是要求南开系列学校各个年级，每个星期至少要有2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为了身体力行，张伯苓还经常跟学生们一起踢足球，并介绍引入奥林匹克运动。
在张伯苓的倾心运营下，南开系列学校很快就树立了口碑，以致当时很多社会名流和达官贵人，例如袁世凯、段祺瑞、冯玉祥、梁启超、黄兴、胡適、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等都将子女送到南开学校就读。到了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到了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更是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当时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中国一共只有七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南开学校早在民国时就人才卓著。根据资料统计，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长，有两位是南开学校的学生。
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81人中，有9位来自南开学校，他们分别是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吴大猷、饶毓泰（物理学），殷宏章（经济学），汤用彤（哲学），李济（考古学），萧公权（历史学），陶孟和（社会学）。
后来，毕业于南开学校的梅贻琦也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两任总理周恩来和温家宝，同样也是毕业于南开学校。
有人评价说，如果说蔡元培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转换，张伯苓就是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国近代教育超越了传统政治文化，张伯苓则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了实业化道路。作为私立大学，南开系列学校以其在市场化运营和培育人才上的成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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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修身齐家，张伯苓曾经训诫子女们说：“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意思是说自己与严范孙倾尽平生之力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乃是为国家和民族之作，而不是为一人一家一己私利。而他自己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训诫重点就是以德留世，而不是以财传子孙。
张伯苓于1951年去世后，人们才发现，他全部的遗产竟然只有七元钱。这是一位用生命践行了承诺的教育家。
后来，张伯苓的孙子张元龙总结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
在经历多年教育实践后，张伯苓在1934年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指的是要求学生们“既有公德，又有能力”，以培养学生们“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而“日新月异”，则是指要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和发展。
关于自己办学的初衷，1944年，张伯苓在总结自己办学四十周年时撰文回顾说：“苓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民族五病（指愚、弱、贫、散、私）；其积极目的，为培养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在张伯苓的苦心经营下，南开系列学校在国内声名卓著，学子备受各界青睐。
时代风云变幻，南开的命运，也日益与中国时局紧密相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校决定为所有家在东北、失去经济来源的学生垫付学费。此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逐渐成为天津学界抗日的中心。为了鼓励东北抗日运动，张伯苓还让人在学校主席台悬挂了一副对联：
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
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当时，来自察哈尔、陕西、山东等12个省市和地区的运动员齐聚一场，河北省省长于学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中国官员以及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国家驻天津的领事也出席了运动会。没想到入场式开始后，正对主席台的四百多名来自南开学校的啦啦队队员，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然后又打出“收复失地”四个大字。现场观众都被南开学子的举动所震惊，继而报之以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不仅如此，南开学子们还在现场散发抗日传单，“观众们顿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捡阅传单”。
南开学子的爱国行为，使得出席现场活动的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恼羞成怒。他当即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则冷静地应对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事后，日本人怒而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无奈饬令南开对学生严加约束。张伯苓表面答应，但是背后却把现场组织的学生领袖找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却说“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竟然是“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当时，日本在天津南开学校附近的海光寺地区有大量驻军。面对日军近在咫尺的威胁，张伯苓却宁死不屈，就在1935年9月17日的开学典礼（时称始业式）上，张伯苓向学生们发出了灵魂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这三句询问，南开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是！爱！愿意！”的震天呐喊。
尽管日本军队近在咫尺，这位可爱的校长和可爱的学生们，发出的声音却是如此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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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28日至30日，日军出动大炮和飞机，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展开了狂轰滥炸。对于未炸毁的建筑，他们则泼汽油，纵火焚烧。在这场浩劫中，南开系列学校几乎被夷为平地，张伯苓一手创办、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南开私立学校，纷纷化为瓦砾。
当时，大部分南开师生已转移南下。在听到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被日寇炸毁的消息后，张伯苓马上召集部分师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南开为抗日而牺牲，这也让蒋介石感慨不已。日寇轰炸南开系列学校后，蒋介石约见了张伯苓，并许诺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南开大学先是迁徙到长沙，随后又迁到昆明，与清华、北大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出任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
面对凶残的日寇，张伯苓的子女也挺身而出。此前，张伯苓与妻子王淑贞共生有四个儿子，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的第四子张锡祜毅然离家，考入笕桥中央航校第三期，投军报国。
1934年12月27日，张伯苓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前往笕桥中央航校所在地杭州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并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在致辞中，张伯苓说：“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岳飞）将军。岳氏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1937年8月，已经是中国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的张锡祜也给父亲写下了一封书信：
男等现已奉命出征，地点关系秘密性质，信札之中不敢奉禀……儿昨整理行装，发现大人于四川致儿之口谕，其中有“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也不敢为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
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自能奉双亲于故乡以享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男锡祜 谨禀 二日晨
写下这封信12天后，即1937年8月14日，张锡祜在从江西奔赴上海淞沪前线抗击日军的途中，因为遭遇雷雨，所驾驶的飞机不幸失事，最终殉难长空。牺牲时，他年仅27岁。
张锡祜最终用死践行了父亲的教诲。儿子死讯传来后，张伯苓惊愕呆怔，但没有哭，而只是缓缓说了一句：“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但他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淑贞，直到抗战胜利，他才终于将儿子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张伯苓自己则一直将儿子张锡祜寄来的最后的那封信放在办公室，时时拿出来看了又看。1951年张伯苓逝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看到了那封他一直珍藏在办公桌里的儿子的遗书。
此前，考虑到局势的发展，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创办了私立南渝中学，随后又接管了自贡私立蜀光中学。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这两所学校被合并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
当时，日军疯狂轰炸重庆。1938年5月6日、7日，就在日军大轰炸刚刚过去不久，重庆南开中学就如期召开了运动会。张伯苓在开幕式上慷慨激昂地致辞说：“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
天津的南开系列学校尽为日本人所毁，但张伯苓却在抗战的大后方，在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奋斗。
为了支持抗战，此前已经于1929年赴美国任教的张彭春，也选择在危难之中回归祖国，并出任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以其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抗战。
为了最后的胜利，来自天津的张氏家族，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站到了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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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但当时已经70岁的张伯苓却因为旧疾复发，不得不赴美国手术治疗。好不容易康复，他又不慎摔伤，一直到1946年年底才回到了国内。
1947年3月，张伯苓最终辗转回到天津。当时，整个天津火车站都被自发前来迎接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每一个人露出的欢欣鼓舞，是由衷而发的，并非恭迎如仪，奉命行事……等他老人家初现门首，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内战的硝烟和暴涨的物价，困扰着南开学校的每一位师生，但是张伯苓却发表演讲安慰大家说：“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当时正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很能理解这位老友的难处：“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非常不易）。”
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张伯苓最终选择留守大陆。在北上天津前，1949年12月，张伯苓决定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一起捐献给国家。
奋斗一生，他终于卸下了这副教育的重担。1951年2月，张伯苓突然中风，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委托助手黄钰生为自己起草遗嘱。
在这封遗嘱中，张伯苓这样表述：“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终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张伯苓一直坚持到了1951年2月23日。当天下午6时30分，张伯苓逝世。他的三子张锡祚回忆说，父亲张伯苓死后双目不瞑，看护他的护士随后用热毛巾给他揉摩双眼，说道：“安息吧！安息吧！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应该休息了！”张伯苓这才闭上了双眼。
这位老校长逝世后，人们为他整理遗物，发现他全部的遗产，一共只有七元钱。
张伯苓逝世后，跟随了老校长一辈子的黄钰生，在悼词中这样怀念说：“凡是亲炙过他的教训的人，像我们这些四十、五十、六十岁的人们，谁不敬仰而又亲爱我们的老师——四十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这（位）教育工作者、教育家、一代人师，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张伯苓先生……我们怀念，15年前，20年前，30年前，每到一处，青年们争先恐后，满坑满谷，去听他演讲，爱护青年而为青年所敬爱的那个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导师，张伯苓先生。”
老先生逝世后，骨灰一直放置在儿子们家中。1986年，南开大学最终为张伯苓立起了一尊塑像。1989年，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的骨灰，最终被安葬于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校内的铜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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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病逝之前，他的弟弟张彭春为了中国的外交事业，也在到处奔走。
抗战期间，张彭春先是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后来奉命从事外交，先后出任中国驻土耳其、智利等国公使。抗战胜利后，张彭春又出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并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将中国儒家理念融入《世界人权宣言》之中。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就这样阐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里面的“良心”（conscience）一词，正是来自张彭春对中国儒家理念的提炼。对此，美国学者萨尼·突维斯（Sumner B.Twiss）评价说：“中国代表张彭春当年把儒家的一些理念、观点引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审议过程，这种努力导致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并通过。在智慧的高度上，张彭春对宣言的形成所尽的责任比谁都要大，他将具有更为普遍性而非纯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
1949年后，张彭春移民美国。为了向美国介绍中国文化，他还曾经将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唐诗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为了在异国他乡弘扬中华文化，他还经常教孩子们用中文朗诵唐诗，举办各种活动，让华人孩子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朗诵中华典籍。
1957年，张彭春因为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66岁。
对于自己一生所愿，张彭春生前曾经演讲说道：“个人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个人三十年来，时时萦绕在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他和兄长张伯苓一样，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先是从事教育，后来又从事外交，晚年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无怨无悔奉献出了一生。
张伯苓、张彭春兄弟先后逝世后，天津张氏的接力棒，传到了家族第二代的手中。
此前，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一共生育了七子一女，但是只有四个儿子长大成人。由于四子张锡祜在抗战中殉国牺牲，因此当张伯苓逝世时，实际只有三个儿子在世。
张伯苓的长子张锡禄生于1901年，后改名为张希陆。1920年张希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在参加学生运动时被军警用刺刀刺伤。后来，他获得清华学校“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入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数学系，后来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研究生。
1928年，张希陆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选择回到祖国效力。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以及中法大学经济数学及统计学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希陆又参与筹建了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前身）数学教研室，并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1988年，这位为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到了张伯苓家族的第三代，张希陆的女儿张媛美于195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担任心理学教师。1985年，张媛美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光荣称号。
张希陆的另外一位女儿张媛庆后来则成了排球教练，她曾经慧眼识中郎平，将郎平带入了排球世界，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位后来家喻户晓的排球名将。
张伯苓最小的孙子张元龙则生于1949年。张元龙是张伯苓三子张锡祚的儿子，1982年他从天津大学毕业后，长期活跃在政治经济生活前线。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他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了《关于在中国设立审理对日战争索赔的专事法庭的提案》，并在天津呼吁发掘有关天津抗日英烈的事迹和抗战纪念遗址。
在总结南开学校精神以及张伯苓家族祖孙三代的经历时，2014年，作为张伯苓最小的孙子，张元龙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中这样说道：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历经磨难，遭到强邻、列强欺辱，几近亡国灭种，但总能在磨难中生存、在烈火中重生、在毁灭中崛起。一定是在民族文化中有很多倔强的根在支撑着我们。我以为，其中之一是中华民族那种‘士’的精神，之二是高度的理性精神。
“这两种精神，可以用孔子的两句话来概括‘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承民族精神，为挽救民族危亡，毅然选择教育救国道路的壮举。这其中，严范孙、张伯苓就是中国‘士’的典型代表，并且，他们通过教育事业把这种精神传承至今。今后，还是要靠教育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南开就是培养‘士’的学校，‘公能’校训就是‘士’的标准，南开精神就是‘士’的品格！”
从1898年那位年仅23岁的北洋海军士兵张伯苓脱下海军军服投身教育救国事业开始，这个历经百年始终自强不息的家族，也在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洪流中，毅然付出了所有。
诚然，中国百年来之所以近乎亡国灭种却最终得以延续不息，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因为有如张伯苓家族一样的“士”人前赴后继、奋不顾身。
回顾历史，这正如张彭春所言，这个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家族，正是中国家族现代化转型的卓越代表。这种卓越，旨在贡献，不在财富；旨在付出，不在权势；旨在立意高远，不在利钝成败。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伯苓家族，无愧于任重道远的“弘毅之士”的精神代表。在一个民族多灾多难的转型期，我们庆幸有这样的家族，因为正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家族，支撑起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珍惜我们的民族，要从珍惜这样的家族开始。
牛气千年的家族：家教很“笨”，为何却无比成功？
起源于宋朝的《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这俨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
我们都知道，宋朝是赵家天下，赵氏在百家姓排第一很好理解，但是钱氏为什么能够排第二呢？
这得从钱氏始祖钱镠说起。
1
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他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拥兵两浙。但他并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
公元902年，唐朝中央册封钱镠为越王。五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
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钱镠拒绝出兵，还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分裂，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钱氏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迄今。
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
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
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翻越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钱氏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这是什么道理呢？历史学家熊月之认为，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的资源积累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传统中国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的传承都存在中断现象。
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是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
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
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涌现出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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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
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是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
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
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培育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锺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
民间流传的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锺韩（钱锺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俊瑞。
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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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就已经写好了。
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将其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
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以为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
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
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于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他在因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最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在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把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以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这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多的人才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从10岁起，他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到13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
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
钱家子弟，勤读成风。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锺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锺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
在《干校六记》里，杨绛还提到过一个细节：他们老两口走到一个窝棚边上的时候，杨绛问钱锺书，就给咱俩这么一个窝棚住行不行？钱锺书想了想说，没有书。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得早，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十分坚定地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正如曾国藩在谈及对家族未来的希望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钱氏家族的成功，正是源于此——代代有读书种子！
其实，钱氏家族中的贫困子弟，也从不用担心想读书而无书可读。因为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中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相互帮助的风气。这也与钱氏家训的训诫有关，家训中明确要求：“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
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族人均设立了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无锡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侄子钱伟长都是在义庄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
等到钱伟长升入初中，钱穆已担任中小学老师。他秉承祖训，接过抚养、教育钱伟长的重任，包揽了钱伟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读书费用以及人生教导责任。
对此，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