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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家族的厉害，还要看到在这背后，有传统家风和制度设计的支撑。
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作为曾经雄霸一方的王族，钱氏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谁曾想到，正是这些天下最“笨”的传统，把一个仅占中国千分之二人口的家族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多少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呢？
海宁查家：中国武侠背后的传奇家族
据金庸回忆，他从小就钦仰范蠡、张良这一类高人。在他笔下，不少英雄侠士选择功成身退。
金庸小说中，陈家洛一心光复汉人江山，几经恩仇，退隐回疆；袁承志助闯王起义，后来隐居渤泥国附近；杨过在华山论剑后与小龙女绝迹江湖；张无忌爱美人，不爱江山；甚至就连韦小宝，金庸也让他在享尽荣华后弃官而走，隐姓埋名。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是金庸的人生信条，一如他背后的传奇家族海宁查氏600多年来的命运——诗礼传家，大隐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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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出身浙江海宁查氏，为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
海宁查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金庸终生不忘其家族生生不息的故乡，并将深厚的感情寄托于武侠世界中。
《神雕侠侣》开篇是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五个吴越少女荡舟采莲，和歌嬉戏，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传来，正是欧阳修的《蝶恋花》：“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
《书剑恩仇录》中，钱塘江大潮的磅礴气势跃然纸上：“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这是金庸年少时亲眼所见的一线横江奇观。
在金庸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的600年前，海宁查氏的一世祖查瑜发现了这一处人杰地灵的宝地，并迁居至此。从海宁市区东行20公里就是海宁查氏祖居所在的袁花镇，即金庸出生地。
元至正十七年（1357），适逢元末农民大起义，查瑜为避战乱，携一家老小离开世代居住的皖南婺源，沿着新安江至钱塘江的水道辗转漂泊，来到浙北的嘉兴落脚。一次偶然的机会，查瑜经友人介绍，到海宁袁花一户人家任西席，即家庭教师。
袁花得名于晚唐的“袁花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山间林木葱茏，溪水潺潺流过。查瑜发现，这一带依山面海，民风淳朴，有几分故乡婺源的风貌，而且邑名海宁与祖籍休宁的旧名也相似。于是查瑜欣然决定，买地造屋，正式定居于海宁。
从此，查氏族人“勤恳耕作，敦睦乡里”，并“以儒为业，诗礼传家”。自古至今，查氏族人从政、从商、从文、从医，家族人才辈出，学风兴盛，在当地士民的排行榜中名列第一。海宁有句民谣：“查祝许董周，陈杨在后头。”
作为江南望族，海宁查氏与其他家族多有联姻，关系密切，就像金庸说的，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到金庸这一辈时，他的亲戚里面就有表哥徐志摩、姑父蒋百里、表姐蒋英、表姐夫钱学森以及表外甥女琼瑶。据金庸自己说，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做过他的老师，建筑学家陈从周也是他的亲戚，比他小一辈。
金庸小说中的表哥大多是反面人物，长得帅却有点坏，如《天龙八部》的慕容复、《倚天屠龙记》的卫壁、《连城诀》的汪啸风。有人说，这是在影射徐志摩，金庸本人没有同意过这一说法。
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年纪比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小很多。徐志摩去世时，金庸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儿。他对徐家最深的印象是去参加徐志摩的葬礼时，一张大桌子摆满了热腾腾的菜肴，男仆在旁盛饭斟酒。金庸心里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
金庸说，他与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他只和徐志摩的儿子做过朋友，但徐志摩的散文、新诗对他教益很深。不过，查家人对这位风流才子似乎印象不佳。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查家送来的挽联是“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不知是否对徐志摩的婚变有所不满。
吊诡的是，历史上以文为业的海宁查氏，却多次身陷文字狱案。这是令查氏后人最心痛的记忆，也塑造了查家人在多次历史动荡中顽强不屈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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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海宁查氏二世祖、查瑜之子查恕医术精湛，入宫受明太祖朱元璋封赐，授予太医院正使。查恕有“查一帖”的外号，给人看病，经常在几日内药到病除，且常为穷人免费治病。这位闻名江南的神医进宫后，却因遭人妒忌，受到职场霸凌，死于非命。
朱元璋得知真相后不禁为之扼腕，下诏惩治真凶，追祭查恕。查恕之弟查慧扶兄长灵柩归葬海宁，从此韬光养晦，潜心求学，传承查氏文脉，开启海宁查家在文化领域的辉煌历程。
到了弘治年间，查瑜的第五代后人查焕高中进士，海宁查氏就此在科场上势不可挡。明代查家在科举考试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属查秉彝祖孙三代连中进士。查秉彝为官正逢嘉靖年间，严嵩父子祸乱朝政，他刚正不阿，冒死直陈时事。查家敢于言说，在此时已初见端倪。
到了清康熙年间，海宁查氏进入全盛时期，人丁逾三百人，进士及第者就有十余人，其中有五人入翰林院，留下“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一时传为佳话。
据学者对海宁查家的研究，查家在明清两代共有800多人考中秀才，并有133人考中进士、举人、贡生。康熙帝曾为查家题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并赐匾额“嘉瑞堂”。
同一时期，金庸的十三世祖、曾陪康熙帝伴读并成为近侍的查昇，入值南书房长达38年。他书法超群，品性高洁，其书法与查慎行的诗、朱自恒的画被称为“海宁三绝”。
正当海宁查氏所受恩宠冠绝一时时，一场危机正在向这个家族悄然接近。
金庸用文字描绘了一个成人童话般的江湖，但身为媒体人的他，没有忘记保持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他小说中很多情节也是现实的影子。《鹿鼎记》的开头便描写了清代一起著名的文字狱——庄廷 明史案。这也是海宁查家真实遭遇的一次文字狱，小说中提到的伊璜先生，正是金庸先祖查继佐。
查继佐精通经史百家、诗词艺术，与张岱、谈迁、万斯同合称为“浙东四大史家”。明清易代之际，他投靠南明朝廷，曾参与保卫钱塘江的抗清斗争。南明亡后，查继佐向清廷妥协，把自己姓氏的“查”字写成“楂”，自比为罪人，从此归隐讲学，不问世事，没想到却惹上了明史案。
清初，双目失明的庄廷 编了本《明史辑略》，请许多文人帮忙修订，书中有不少抨击清朝的内容。庄氏书成之后，在修订者之中写了江南名士査继佐等十八人的名字。査继佐生性谨慎，并未答应署名。随着此书大量刊印，权臣鳌拜下令彻查参与编书的人员。
康熙元年（1662），明史案事发，涉案者多达千余人，被杀七十人，其中十八人凌迟。
查继佐受牵连入狱五个月，本要以“大逆罪”被判腰斩。世传，多亏广东提督吴六奇出手相救，查继佐才死里逃生。吴六奇年轻时穷得揭不开锅，有幸结识慷慨大方的查继佐。查继佐当年对他厚待有加，吴六奇也心念旧恩，对身陷囹圄的查继佐大力营救，为他开脱。另也有一些史料认为，査继佐为了摆脱罪名，在官府的威逼下，成为此案的检举者之一。总之，海宁查氏逃过一劫。
但几十年后，他们就没那么好运了。雍正四年（1726）的江西科场试题案，才真正给海宁查家带来毁灭性打击。
这一年，海宁查氏的查嗣庭被派往江西担任主考。后世传闻，他当时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中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句话的本意是国家广袤的土地，百姓都可居住，大有爱护天下子民之意。可有人不怀好意，弹劾查嗣庭，称“维止”二字正好是把“雍正”的头掐掉了，这是大逆不道。
实际上，查嗣庭身陷此案的关键原因，是他曾被隆科多举荐，但雍正帝此时正要铲除隆科多党羽，而且查嗣庭早年又做过与雍正争夺皇位的八阿哥的入幕之宾。如今被抓住把柄，查嗣庭在劫难逃。
雍正在上谕中称，查嗣庭“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并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恨”等罪名，将他逮捕。所谓查嗣庭案，不过是雍正铲除异己、树立威望的举措罢了。
四月，查嗣庭全家被押送刑部，大受拷问。查嗣庭次子查克上原来已官至内阁中书，次年三月病死狱中，这给早已绝望的查嗣庭莫大刺激，很快他便自尽于狱中。尽管如此，查嗣庭仍被戮尸，他的儿子16岁以上处斩，15岁以下流放。又因涉案的查嗣庭等人是浙江人，雍正帝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
在此案中，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和查嗣瑮也受到牵连。查嗣瑮全家被流放至陕西蓝田，最终客死他乡。查慎行本已告老还乡，还被迫带着查家老少赴京投狱。
查慎行是黄宗羲的弟子，以诗闻名于世，一生作诗万首，堪称清代一流诗人。金庸的《鹿鼎记》全书五十回的回目，用的全是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的诗句，其中不乏佳句。
有一回，康熙给大臣赐鱼，命众臣赋诗，查慎行信手拈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康熙乐了，忍不住地夸。以前太监奉命传唤查慎行时，叫他“老查”，从那天起，都开始称他作“烟波钓徒查翰林”。
到了晚年，一生端谨的查慎行因弟弟的文字狱身陷牢狱之灾。他以赴京途中及狱中经历创作上百首诗，并集为《诣狱集》《生还集》。“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在投狱途中，他写诗赠予同时受难的同科好友。“两月冰霜忽入春，全家赴狱岂惟生”，一语道出举家入狱的凄切悲苦。
雍正帝本要治其家长失教罪，可查慎行毕竟德高望重，皇帝不好意思太过绝情，便特赦查慎行归还乡里。侥幸回到故乡一年后，一代文坛领袖查慎行便去世了。顺治至雍正年间四大文字狱，有两起与海宁查氏有关，查家数年内不准参加科举，书生报国无路，一度盛极而衰。
有道是祸福相依。文字狱后，海宁查氏不再把重心放在八股文上，也不再为政治争破头皮，反而专注于家风传承，勤奋嗜学，以文化泽被后人。
金庸的成名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承继家学渊源。他回忆道：“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这一切，源自明代海宁查氏第三代、贫乐公查澄确立的“耕读为务”家训：
我今年老，戒尔诸孙：凡为童稚，读书为本。勤俭为先，兼知礼仪。及其成人，五常莫废，出则有方，入则孝悌。兄弟之间，本同一气，切勿相争，自相弃矣。妯娌之间，纺织为最，虽云异姓，和如姐妹。
戒尔子孙：毋贪于酒，酒能乱性，亦能招祸；毋贪于色，色能丧身；毋学赌博，赌则败家；毋好争讼，讼则受辱。凡此四事，警之戒之。
和于邻里，睦于亲切。择良而交，见恶责己，毋堕农事，毋失祖业，顺之则行，逆而则止。言必择善，行必和缓，毋以暴怒，招其祸衍。
食但充口，毋贪美味；衣但蔽寒，毋贪绫绢。非礼勿取，量力节俭。凡使奴婢，亦当宽缓。凡此数事，斟酌而行。
戒尔子孙，谨守良规，从之者昌，逆之者殃，成败之际，如在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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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查氏家训的继承者。他是海宁查家的最后一位进士，在清光绪年间出任江苏丹阳知县，并于1891年遇上了著名的“丹阳教案”。当时，浙江多地的教堂相继被焚毁，上司要求查文清将火烧教堂的为首二人斩首示众，以便向西方列强交代。
查文清同情老百姓，暗地里通知那两人逃走，并回报自己的领导：此事全由外国传教士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挺身而出，焚毁教堂，并没有为首者。
不久后，查文清因此案被迫辞官，从此闲居乡野，致力于当地的公益事业。他经营自明朝就有的查氏义庄，将几千亩地的田租用于资助孤儿寡妇。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可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补助的数额更大。子女读书有不同的档次，品评后张榜贴在祠堂里，受资助后事业有成要回报给家族，以此鼓励子弟求学。
金庸幼时听叔伯说，祖父查文清出丧之日，当年他设法营救的那两个烧教堂犯人一路哭拜而来，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哭到查家。
金庸受祖父的影响极深。他认为，祖父告诉了他两件事：一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到金庸父亲查枢卿时，查氏家中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100多户佃农。他管理着上一辈留下的查氏义庄，又出资兴办学堂，让各家孩童免费入学。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一本狄更斯的名著《圣诞颂歌》。此书讲的是一个吝啬鬼的故事，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却为金庸的文学启蒙。直到成年，金庸还把此书带到身边，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上几段。
查枢卿对人过分客气，有时借钱给别人，带着儿子一起去讨钱，可别人请老查吃饭喝酒，说的话也好听，钱却一分都不还。因此，查枢卿缺钱时只好先卖自己的田地垫付。
金庸说自己十三四岁的时候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该是这样做的。直到多年后，他也背负了作为父亲的悲痛，才理解了父亲，并时时想念父亲。
1950年查枢卿去世时，金庸还没有开始执笔武侠小说。后来，金庸在自传散文《月云》里回忆了失怙之苦。他也在小说里写了许多失去父亲的少年，故事里那些少年总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杨过在找父亲，萧峰在找父亲，段誉在找父亲，虚竹在找父亲，石破天在找父亲，张无忌在找义父。
1976年10月，金庸年仅19岁的大儿子査传侠在美国为情上吊自杀。接到噩耗的时候，金庸正在给报纸写社论。他强忍着悲痛，一边写稿一边流泪。后来，他一度想跟随儿子自杀：“当时我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在单行本《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家庭，始终是海宁查氏最关怀的命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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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代，海宁查家第七世的查绘为这一支定下了字辈，依次是：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几百年来，查家人才辈出，涌现的重臣、文人、画家、名医、史学家、篆刻家和水利家等等，不胜枚举。
到了近现代，以金庸为代表的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世良字辈，继承祖上的光辉，带领这一家族重出江湖，闻名海内外。
查良钊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早年先后就读于南开、清华等名校。1918年，21岁的查良钊赴美求学，拜入著名学者杜威门下，与胡適、蒋梦麟师出同门。
学成归国后，查良钊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河南教育厅厅长等职，深受学生爱戴，被称为“孩子头”。1930年陕西大旱，查良钊不仅深入灾区访问，还发起“三元救一命”活动，募款救灾。后来长江发水灾，他又以灾区工作组总干事的身份，投入到赈灾中，救人无数，人称“查活佛”。
查良钊的弟弟查良鉴则是法学界的风云人物。民国时期，他为废除列强剥削的领事裁判权而精研法学，后来去台湾。1951年，查良鉴曾前往美国，调查空军将领毛邦初贪污案。毛邦初借在美军购之便私吞军款，查良鉴经过努力，成功将毛邦初绳之以法，并追回赃款数百万美元。
病重期间，查良鉴作《渺小的自我》，其中有几句颇有借鉴意义：“把自己想成是这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那么生活中既少苦闷，又乏忧伤，因为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自然烟消云散。”他终生奉行与查氏家训一脉相承的“渺小”哲学。查良鉴于1994年病逝，享年90岁。
在查良鉴赴美查案的那一年，他的族弟查良铮，即被称为“20世纪桂冠诗人”的穆旦，刚刚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穆旦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偕同夫人回国，来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一心想为建设新中国尽一份心力。
查良铮出身海宁查氏北支，15岁时拆姓“查”为“木旦”，取其谐音“穆旦”为笔名发表诗歌，并翻译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文学巨匠的作品。全面抗战爆发后，穆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缅甸为中国远征军担任军队翻译，还曾穿越原始森林野人山，断粮八天。
1945年，他为远征军牺牲将士写下《森林之魅·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激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穆旦每天仍要一边与伤病做斗争，一边花费十多个小时进行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翻译拜伦的名著《唐璜》，他耗费了15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三年半之后，其译著《唐璜》才终于得以出版。穆旦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在世时，我们不知道他是穆旦，只知道他是一个“为理想活着，而津津有味”的人。
这是穆旦的人生哲学，也是海宁查氏的精神传承。金庸与穆旦，一南一北，从未见面，却都是文坛的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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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中，郭靖为了大宋奋不顾身地苦守襄阳多年，他希望杨过牢牢记住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但金庸写武侠小说，最初不过是无心插柳。
1954年，为吸引读者，《大公报》旗下的香港《新晚报》决定利用当时的武术流行风，在副刊连载武侠小说。编辑陈文统打头阵，以“梁羽生”为笔名开始写作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次年，为接上档期，报馆向几年前南下香港、同为《新晚报》编辑的查良镛紧急约稿。
从未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被临时顶到了前台，开始连载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并将“镛”字拆成两半，署名“金庸”。这一提笔，从此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华人。
从1955至1972年封笔，金庸一连写下了14部长篇武侠小说及1篇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后来，金庸将他的14部书书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做了一副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金庸的市场意识让他摆脱了文人身份的桎梏，一手执笔，一手办报，活得潇洒。写小说只是金庸的副业，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明报》。
学者陈平原说，《明报》头版的社论可能才是金庸“更重要的文化事业”。身为《明报》的老板，他的政论影响了香港一个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风气，因此一度成为激进分子的暗杀目标。
当金庸正在构建他的武侠世界时，同样出自海宁查家的查济民以纺织业起步，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港商的代表人物。
查济民年轻时就读于浙江大学。他吃苦耐劳，先后在上海、常州等纺织公司工作，从学徒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纺织业界的行业精英。20世纪40年代后期，查济民举家赴港，在香港开始新事业，仍不忘家国情怀，为人低调，热心公益，也是海宁查氏家风的一个典型代表。
查济民生前说过：“待人宽厚一点，待人好一点就是仁。人活在社会上必须彼此尊重、互相容忍……所谓‘为富不仁’，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件很差很差的事。”
20世纪70年代，查济民为避免香港最大一块私人开发土地落入外商手中，斥资数千万港元，购买了大屿山愉景湾的一片荒地，并将其打造为区内最大型的度假式住宅社区之一。1988年，查济民与金庸强强联合，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推出了有名的“双查方案”。这一法案经过修订，被纳入《基本法》。
从明清至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海宁查家始终保持着初心，正如《倚天屠龙记》中那一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就是海宁查家。
诗礼传家，大隐于市，这就是海宁查家。
富了十五代人，苏州贝家凭什么？
中国古话常说“富不过三代”，但有这么一个家族，它从明代中叶起，五百年间不曾中断，发展至今已兴盛整整十五代。这就是名扬海内外的江南名门——苏州贝家。
对中国人来说，家族永续绵传，是每一位创业先祖及后代子孙的殷殷期望。然而世事沧桑、命运多舛，自古至今能够延续兴盛的家族实际上寥寥无几。而那些存于当世的名门望族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传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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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代乾隆年间，贝家就已跻身苏州的四大富族行列。当时，在大清帝国富甲一方的苏州城中，当地人口中流传着“南濠四富”的说法，指的是居住在苏州城内南濠街中的戈、毛、贝、毕四大家族。贝家在“南濠四富”中尤其为人称道。
贝家祖籍是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明朝中期，贝氏先祖贝兰堂从浙江迁居苏州，是为苏州贝家的一世祖。贝兰堂原本在苏州城阊门外摆地摊，边卖草药边行医，到第二代贝兰亭、第三代贝和宇时已扩展成中药店。
贝家靠行医起家，以信誉闻名。贝家第三代贝和宇曾经接受一位湖州人的委托，代他销售中药制品。没想到有一天深夜强盗突然破门抢劫，仓促之中，贝和宇首先想到的不是保护自己的财物，而是带着存放那位湖州人药款的盒子迅速转移。结果等到贝和宇回到店中，他自己的财物早已被强盗洗劫一空，唯有别人委托存放的钱款安然无恙。尽管受此打击，贝家诚信守义的名声却四处传开，生意由此日渐兴隆。
在中国古代家族史上，暴发致富的人很多，但能连续多代行善积德的家族却很少，所谓为富不仁、不义自毙，大概说的也是这种类型。苏州贝家却是一个累世行善达十几代之久的家族。
贝家第五代贝珽就曾多次免费施药救人、惠泽乡里。因此当康熙皇帝于1711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乡饮酒礼时，73岁的贝珽因德高望重，被苏州的乡邻士绅联合推举为“乡饮介宾”，赴京会宴。在封建帝国时代，这是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及其家族至高无上的尊重。
苏州贝家发展到第七代贝慕庭时，已经成为江浙地区最著名的药材行商。贝慕庭本人也是江浙地区远近闻名的大慈善家，他到处设立义仓赈济灾民，遇到灾年米荒，甚至将自己的库存粮食以市价的三分之二卖给灾民。
过60岁生日时，贝慕庭将一个装满别人欠条、价值几万两银子的盒子当众烧毁。65岁时，身患重病的贝慕庭又再次将大量财物布施给周围的穷苦人家。
做完这些事后，他愉悦地说：“我心里再没什么牵挂，可以瞑目了。”说完，他整理了下衣服，端坐椅中，从容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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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中国逐渐进入平民社会，加上朝代的更迭与战乱，能够兴盛达百年之久的名门望族寥若晨星。贝家之所以能够延续十几代，兴盛五百年之久，靠的不是科举发家，而是将家族累世的诚信经营、慈善布施、行善积德作为延续家族的不二法宝。
俗话说，家有败家子，即使是有金山银山，也是坐吃山空。所以，贝家非常重视子孙教育。
贝家的第十三代贝润生，28岁时在师傅奚润如的交托下管理颜料生意，并帮助奚家发展成远近闻名的颜料大王。然而到50岁时，贝润生却将自己倾注毕生精力培育的颜料产业交回给了奚家，以报答师傅奚润如的栽培之恩，他自己翩然而去，另外谋生。
后来，凭借着自己的生意天赋，贝润生的买卖也走上了正轨，还斥资买下了被列为“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
贝润生认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于是，他在狮子林中设立了贝氏祠堂，并捐资在旁边建立了贝氏承训义庄，用来赡养、救济族人。他还与同族兄弟、金融巨子贝理泰在苏州城内开办了江苏省内最早的新式幼儿园，为江苏的教育改革和苏州的公益慈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尊奉“以德遗子孙”，贝家历代重视教育，家族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上学求知。贝家还规定，“男丁必须做事”。尽管累世巨富，但“贝家从没出过提笼遛鸟的公子哥”。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现象，实际上，很多名门后裔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失道、子孙败落，这也是很多家族“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
苏州贝家到了第十三代时，家族产业从传统的医药行业拓展到了颜料、房地产、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贝润生是当时著名的“颜料大王”和房地产巨子；同为第十三代的贝理泰年轻时中过秀才，是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上海银行的联合创始人。
贝理泰的儿子、贝家第十四代贝祖诒则延续父亲贝理泰的风采，成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奠基人，并参与了中国货币史上“废两改元”活动，协助推动了中国币制改革。1944年，贝祖诒以中国代表身份，陪同当时主管国民政府财政的孔祥熙赴美出席了国际金融货币会议，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1946-1947年间，贝祖诒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尽管大权在握，但贝祖诒却坚持两袖清风，从未带走一分公款。这份清白的信念和道德的坚持，无疑也是贝家兴盛不衰的品质保证。
而贝祖诒也正是著名建筑大师、贝家第十五代贝聿铭的父亲。
由于累世巨富、教育有方，到了晚清民国及当代，苏州贝家已名人辈出。除了“颜料大王”贝润生，金融巨子贝理泰、贝祖诒，这个家族还出了诗人贝青乔，藏书家贝墉、贝信三，中国最早留学西方的建筑师贝季眉，建筑大师贝聿铭，资深教育家贝季瑶，女画家贝聿昭，科学家贝聿渠、贝聿铣，经济学家贝世鸿等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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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五百年的滋养，这个家族即使经历考验，也仍屹立挺拔，能屈能伸。贝家的第十五代贝聿琳的丈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每次在批斗会后，贝聿琳总是对丈夫说：“我对你就一个要求，不要死！不要自杀！”
贝聿琳的女婿梁成锦回忆说，有一次岳父从批斗会上回来，孩子们看到他脖子上挂着批斗的大牌子，就帮他摘下来，结果才发现，挂牌子的铅丝早已把他的脖子勒出了深紫色的印记。一家人见此无不掉泪，但他却自己“一弯腰从菜篮子里挑了几棵开着黄花的菜芯，又顺手从地上捡了个瓶子，插好了往桌上一摆”，然后笑着对着全家人说：“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
在历经考验的时代，尽管家族饱经创伤，但贝家仍然保持着最后的名门风范。
贝家的第十四代贝娟琳是颜料大王贝润生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同为颜料大王的吴同文。民国时期，吴同文请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为贝娟琳建造了当时号称为“远东第一豪宅”的上海“绿屋”。这座上海绿屋，光厨房就有300平方米，另有12个洗手间，还装有中国第一部奥的斯全自动电梯。
1966年，吴同文被批斗后服毒自杀，贝娟琳也被赶出了“绿屋”。后来，有关部门决定把“绿屋”归还给贝娟琳，但贝娟琳却说：“不要了，就算拿回来，也找不回当年的气派。”
改革开放后，年近八旬的贝娟琳又重新活跃在上海“老克勒”（老洋派作风者）的沙龙上。有人回忆说，尽管历经沧桑、家道中落，但这位老太太依然自有气质，贵气袭人。
经历时代的冲击，苏州贝家遭受重创。当1974年，旅居海外的贝家第十五代、功成名就的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在1949年后第一次回到苏州，面对“一百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时，他一时悲戚无语。后来，贝聿铭回忆说：“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
当初，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见到时代巨变，于是坚持让贝聿铭留在美国。贝聿铭身在异国他乡，结婚生子后，因为怀念祖国，他为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意思分别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虽然独处海外，贝聿铭却始终坚称自己是苏州人和中国人。
后来，贝聿铭应邀为北京设计一座建筑。有关部门希望在长安街沿线修建一座高层建筑。对此贝聿铭直接拒绝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从紫禁城墙上往上看，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往上就是蓝色的天空，中间一览无余，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我无法想象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600年的故宫。”
独辟蹊径的贝聿铭为北京设计了香山饭店，开辟了古典建筑与当代建筑融合之美，“以在中国留点纪念”。
2002年，85岁的贝聿铭又亲自动手，为故乡苏州设计了极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当时，贝聿铭的儿子、著名建筑师贝礼中对这个设计也感兴趣，但贝聿铭却说：“我的儿子中文已经生疏了，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我是中国人，这个设计要我亲自来。”
在纪录片《我的建筑师》中，有人问贝聿铭说：“为什么你的成功概率很高？”贝聿铭只回答了一句：“是的。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加耐心，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对于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兴盛五百年不衰的原因，早在贝聿铭年轻时，当他向祖父、金融巨子贝理泰请教人生经验时，贝理泰就曾经用孔子的一句名言回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这句话，本意是说为政者应该实行德治，这样就如北极星一般，即使安居其所，其他星辰也会井然有序地拱卫着它。但贝理泰却用这句话来讲道德、讲人生、讲家族，看似辽阔不着边际，但或许只有这样的格局，才足以护佑一个家族，兴盛长达整整五百年吧。
义宁陈氏：近代以来最有文化的家族
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第一件事是请人、挖人。
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的吴宓很快落实，他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每一个都是当时学界的超一流大师。
至于第四位导师，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隆重推荐了他在哈佛的同学——陈寅恪。
清华教务长张彭春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陈寅恪学问虽好，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条件。吴宓当即与张彭春辩论说，陈寅恪前后留学18年，真正是为学问而学问，其他人只是为学位而已，学了四五年就跑回国来了。
他又说，虽然陈寅恪没有正式著作发表，但他发表过的一封《与妹书》节录，其中透露的学问之深广、见识之高远，已然胜过国内一堆教授。
然而，无论吴宓如何力捧陈寅恪，清华教务处就是不肯聘请一个“双无”导师。吴宓急了，直接找到曹云祥，当场甩下一句话：“如果清华不愿聘请陈寅恪，那我吴某的筹委会主任不当也罢。”
由于吴宓以辞职要挟，清华终于同意聘请陈寅恪为“四大导师”之一。
关于清华聘任陈寅恪，学界还流传另一种说法。吴宓推荐了陈寅恪之后，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何许人也，便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这才决定发聘书。
在“四大导师”的加持下，清华国学院一创办，就迎来了巅峰。
那么，陈寅恪究竟是何许人，竟能引得身为主事人的吴宓为他辞职，向来骄傲的梁启超为他自污？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江西义宁（今修水）的陈氏家族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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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祖上是雍正末年从福建上杭迁居江西义宁的客家移民，即所谓“棚民”。
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逐步上升到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已久。”
宋代科举平民化以后，中国历史上大家族的崛起，无不经由这条路径。义宁陈氏家族也不例外。经棚民之家、耕读之家到官宦之家，陈氏总共用了四代人的时间。进入这个家族最辉煌的阶段后，陈氏走出的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被后世誉为“陈门五杰”。义宁陈氏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族。
吴宓不仅十分推崇陈寅恪，对整个义宁陈氏家族亦推崇备至。他说，义宁陈氏“一家三世，为中国近世模范人家，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所谓文化贵族。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机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他把义宁陈氏视作中国文化的一根顶梁柱，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义宁陈氏走出来的第一位风云人物。
1852年，年仅21岁的陈宝箴考中举人，陈家人欣喜欲狂，张灯结彩。两年后，其父陈伟琳过世，留下12字遗训：“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意思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家族也好，在困境中容易磨砺德行，在顺境中却容易走向衰败。
从此，陈家再未因科举功名而疯狂。
1860年，正在北京考进士的陈宝箴在一家茶楼目睹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冲天大火、滚滚浓烟。他当场失声痛哭，随即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科举，投身军旅。
陈宝箴先后投入曾国藩、席宝田幕中，当时就被称赞为“海内奇士”。湘军攻入天京后，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出天京并一路逃到江西，陈宝箴设计将其一网打尽。
无论在何处任职、出任何职，陈宝箴都力推善政，勤勉图强，造福百姓。到了光绪年间，封疆大吏纷纷举荐陈宝箴，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卞宝第说他“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王文韶说他“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虽处帝国晚期，陈宝箴的能力和品性还是人所周知，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们都想重用这位干才。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当时，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签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也住在天津。帝国官场传言，李鸿章将复任直隶总督，而陈宝箴不仅不去拜见他，还放言说：“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他来，我就走，辞官不做。
有人替李鸿章辩解，陈宝箴却说，我之所以愤恨李鸿章，是因为他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深知中国不堪一战，却不能谏阻最高统治者草率做出应战的决策，导致中国落下战败割地赔款的结局。
同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成为一员封疆大吏。在任上，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推行新政。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政治上，他肃清吏治，知人善任，起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物；实业上，他设矿务局、铸币局等；军事上，他裁汰旧式军营，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设武备学堂。原本保守的湖南，在陈宝箴手上，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也成为维新变法在全国的标杆。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变法的地方实力派，陈宝箴遭到革职，永不叙用。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仕途戛然而止。
陈宝箴一生淡泊，两袖清风，被贬回籍时，一家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最后在百姓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他为官的时候，经常吩咐下人少买荤菜，多买蔬菜。下人不理解，背后说他故作清廉。他听到后，当即写了一首诗送给厨工：
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
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1900年，陈宝箴去世。有学者考证，他是在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的时候被慈禧赐死的。陈宝箴死前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
在此之后，陈家再无人涉足宦海。
2
一个政治家族消失了，但一个文化世家从此崛起。而为陈氏家族转型挑大梁的，正是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
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称为“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1889年，陈三立考中进士，在吏部为官。但后来，他辞去官职，追随父亲到湖南推行新政。据梁启超说，湖南变法运动的幕后主持者，实际上就是陈三立。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则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陈宝箴请了梁。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
陈三立晚年曾与梁启超重逢，在说到长沙时务学堂最得意的学生蔡锷时，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报考时务学堂，文章不通，是自己看蔡锷年少，破格录取的，后来蔡锷果然成为大才。
可以看出，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陈三立的眼光都非常独到。
戊戌政变后，跟陈宝箴一样，陈三立亦获严谴，从此落魄江湖。他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