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4日至30日
11月下旬向太湖战场挺进的川军士兵中间有位叫饶国华的将军。这位时年42岁的第145师师长身上反映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他出生于四川一个贫穷的家庭，在1911年末推翻远方北京城中皇帝的大革命时期，他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然后加入了当地的一支军阀武装。[1]
尽管饶国华的军事生涯几乎全都是在他的家乡四川省展开的，但他的忠诚却超越了省界，扩展到了全中国。当卢沟桥事变使中国陷入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之际，他一直坚持要上前线去抗击日军。如今，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在率部开往北方之前，他还回到故乡的村庄为老母亲70岁生日祝寿。“与日军作战不一定以胜利告终，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曾对朋友如此说道。
11月底他亲临战场，此时他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士兵去对付现代日本军队准备是如此不足。川军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朝太湖方向前进，但部队行军主要都是在日落之后，为的是躲避日军飞机的骚扰。士兵们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此地新修的铺了碎石的道路，使得他们穿的草鞋都磨成了碎片。深夜里再怎么修补也无济于事，有些士兵于是只能赤脚上阵。[2]
途中，他们遇到大量国军士兵在向后方撤退，其中有几路纵队士兵特别使他们感到吃惊。那支部队衣着齐整、装备良好，似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反而看上去好像刚刚离开军营，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许多川军士兵心头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难道我们就该冒着生命危险去确保他们这些士兵撤离吗？难道他们不比我们更有战胜敌人的优势吗？[3]
第145师一到广德，马上就开始修筑工事，尤其是位于城市附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该师还派出部队沿路到泗安镇。但是，留给他们做战斗准备的时间不多。日军也很快就到达了，并立即展开无情的攻击。11月25日，小规模战斗从早到晚一直不断，而第二天，中国士兵则领教了敌人进攻的全面威力。
日军飞机轰炸了泗安镇前的中国阵地，接着，为日本第18师团的进攻铺平道路而提前派出的坦克迅速出击。只习惯于打低级战术内战的中国士兵以前从未遇到过装甲部队，故惊慌失措，不战而逃。日本战车碾过被炸毁的中国守军阵地，一路前进，未遇什么抵抗就攻占了泗安。[4]
就在这重要关头，当川军部队正在与外敌做第一场殊死战斗时，能够掌控全军的刘湘却病倒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击倒了他，他只能被护送回后方。为了填补刘湘走后的空缺，蒋介石任命他最信任的指挥官陈诚来指挥这支川军部队。尽管陈诚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对川军部队的关注就要大打折扣了。同样，川军官兵也没有对陈诚留下好的印象。虽然他们尽职尽责地每天都向南京发送有关他们行动的详细报告，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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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面临着内部沟通不畅的麻烦，日本人也有着类似的严重问题，不仅各部队之间难以交流，而且高级军官和政客之间的对话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敌对行动酝酿之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对自己和其他政府官员被封锁消息而一直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无从得知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决定。“内阁大臣们在严肃地讨论着一些议题，而相同的内容早已被报纸报道了。”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如此写道。[6]
这种文官影响力的缺乏也许能部分地反映出近卫文麿的个性。据说他的眼睛能看出“有点淡淡的惰性”，熟悉他的人用“倦怠文化”（a culture of languor）[7]这个词来指责他。这种懈怠的态度可能更加容易使军方在中国自行其是。然而，把一个政治领袖排除在关乎国家利益这样最重要的大事之外，此种情形哪怕是对像这位没有特别强烈的权力欲望的近卫文麿一类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8]
1937年11月，他成功地推动了一次改组，将政府和军队两方面的决策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此举导致了御前联席会议（Imperial Liaison Conferences）的诞生，会上最高军事指挥官与内阁成员同桌就座。有时候，会议会在皇宫召开，天皇裕仁也亲自出席。一旦天皇出席会议，那么会上所做出的任何决议就获得了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地位，无人可以逆转。[9]
与御前联席会议并行的还有在11月颁布的一项法令，成立了帝国大本营，其中包括了陆军和海军参谋本部的负责人以及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帝国大本营本质上与1894～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所建立的同名总部类似，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其目的是为了简化决策过程并减少不同军种间的对立。[10]
帝国大本营的运作并不像日本计划者所希望的那样成功。根据战后记载，从一开始，帝国大本营就“对解决眼前问题无所作为，反而在考虑微小细节上使用了额外人员及更复杂的组织结构”。[11]在新的体制里，类似的这种内部关系被继承了下来。鹰派和鸽派还在其中一决雌雄，只不过是在利用这个新近设立的机构作为其争斗的竞技场。
这种成功的欠缺在11月24日星期三这一天越发明显，当时帝国大本营举行了其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对于东京的强硬派下村定少将来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最后的阻力来大大扩展在上海西面的军事行动。这种阻力来自多田骏，尽管敌人已经被大大削弱了，他却仍然和以往一样，担心过度陷入中国战场会带来长期风险。
多田骏的权威不仅被在中国的战地指挥官所削弱——两天前他们在违抗命令的信中表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在乎东京是否满意——而且他还失去了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甚至连河边虎四郎，这位在11月中旬赴华视察刚回来的作战课课长，也改变了主意。回到日本后，他确信从苏州到嘉兴的停战线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的。[12]
在多田骏的支持者逐渐减少的同时，下村定决定继续施加压力。此刻，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多数成员都站在他的身后，他利用召开帝国大本营会议的机会来强烈地表明他正在策划一场全面进攻南京的战役。[13]尽管仍然没有人能说服多田骏去相信夺取南京是明智的，但他在跨越停战线一事上妥协了。[14]战地指挥官们现在拥有自主权可以任意深入中国腹地。对扩张主义者和他们的首席代表下村定来说，这是一个胜利——但是他还不满意，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可以看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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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举行帝国大本营首次会议的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则是《九国公约》缔结国的最后一次相聚。代表们以一个很快就被众人视为一纸空文的宣言结束了为期三周的毫无成果的谈判。“武力本身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公正和持久的办法”，声明如此说道，该声明获得了除意大利之外所有出席国的批准，意大利是日本在欧洲的极少数朋友之一。声明“强烈”敦促“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和平进程”，但声明中只字未提如果交战双方中某一方不遵守的话，将会发生什么。[15]
温文尔雅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毫不掩饰对多国会谈的虎头蛇尾的厌恶心情。两天之前，在谈判结局已经明朗的大会倒数第二次会议上，他已经声明了“对谈判显然缺乏有成效的结果而表示遗憾和失望”。[16]由于缺乏自身的影响力，中国沦落到只能试图采取使世界感到羞辱进而采取行动的地步，但不出所料，收效甚微。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美国首席代表诺曼·戴维斯来到顾维钧面前，为自己在最后声明中没有更强烈地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而做出道歉。他说他只是忘了。“不过，”他补充道，“总体上这件事为中国创造了普遍的善意。中国比以往赢得了更多的朋友。”[17]私底下，戴维斯更加诚实坦率，他说，中国人很自然会对最后宣言感到不快。“他们喜欢原则性的声明，”他在电话中告诉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能阻止日本残害他们的国民。”[18]
那些自由世界的报纸，就其所关注的程度而言，同样也对这次会议嗤之以鼻。“从一开始，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泰晤士报》在其社论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觉得主动提出一种不那么被动的政策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情况下，铁的事实对各国都具有约束力。”[19]总部位于巴黎的《费加罗报》以一个法式耸肩来告别这次会议：“代表们无法达成一个令中国满意的具体结果，”它说，“相反，他们只是采纳了一种外交礼节，只是反复强调为什么先要召开这次会议。”[20]
谈判结束之后，一些代表意犹未尽，感觉本可以多做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与会者一直不愿意用武力来支撑他们对东亚和平的呼吁——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那个年代，对二十年前的最近一轮发生在战壕中的屠杀还记忆犹新——但另一件事，也许是更严重的事，是他们甚至都未能去讨论中日冲突的实际情况。与会者没有关注冲突的演变过程，也没有详尽地分析局势以便发现可能的使双方和解的途径。[21]
会议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柏林的外交官组织了一次社交意味更强的活动。日本大使馆举办晚宴，庆祝《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一周年。来宾中有阿道夫·希特勒，尽管他平时并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22]来宾听取了日本递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广播讲话。“中日冲突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圣战，”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南京政府解释它的抗日态度，将中国人从赤色恐怖中解放出来，并保证远东地区的和平。”[23]德国通过出席招待会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第三帝国将放弃其中国老盟友，转而与日本结交，后来的轴心国即由此而诞生。世界日益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用美国代表戴维斯的话说，就是“守法者和违法者”。[24]
而布鲁塞尔会议则是另一个迹象，如果还需要那么一个的话，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遏制国家之间冲突的机制是有很大缺陷的。由于它无法遏制侵略行径，其结果就是战争在远东一直持续着，随着日军西进，一些大战相继在许多外国人闻所未闻的城市里爆发。像江阴这样陌生、鲜为人知的新地名不断出现在西方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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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年轻的政训处处员郭心秋与第112师的官兵一起抵达长江港口城市江阴。该部战士都是彪悍的东北汉子，也是征战多年的东北军阀队伍的老兵。他们吃苦耐劳，无所畏惧。但郭心秋只是个毛头小伙，还不能与他们一样。11月下旬，他与一队纠察队员被安顿在城边码头附近的一处私人住房里，但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分隔开来，一边是一个是从未听过战场上激烈枪声的新手，另一边是久经沙场的老兵。[25]
在中国那新的积极性很高的现代军队中，郭心秋的工作是提高部队的士气。由于战争临近，他感觉必须也要鼓舞自己的士气。令人不安的是，大炮声一天天更近更响了，谣传日本兵也已经距离此地不远。谣言不假。11月27日午后不久，江阴城的南边和西南边升起了日本人的两个观测气球。敌人会在发动攻击之前先实施侦察活动。
江阴城大约位于长江沿线的上海和南京之间的中段，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江阴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在长江江面从3英里宽急剧变窄至1英里左右的那一点上。几百年来，江阴一直被誉为“长江真正的入海口”，它也是长江上下游往来运输的一处至关重要的要塞。[26]
江阴本身不是一座大城市，特别是按中国的标准。这里人口总计只有5万，到11月底，大多数人都已经逃离了。在9月下旬的一场海战中日军击沉了中国舰队的一半战舰并迫使另一半撤回长江上游之后，江阴对日军构成的军事威胁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中国军队在陆上仍占优势。这就使得江阴成了继攻陷苏州和常熟并导致吴福防线崩溃之后日本的关注焦点。这下一道防线是锡澄线，江阴正位于此防线的北端。
这座城市也坐落在位于前线最右端的日军第13师团的通道上。该师团已经为攻打江阴做好了准备。江阴在周围33座小山丘上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像本地区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江阴最重要的防御工事是由砖头和石块砌起来的一道10英里长的坚固城墙。这道城墙高30英尺，墙内另有一道宽达25英尺的土墙作为支撑。五百年前，明朝的工匠建造了这道城墙以抵御长时间的围攻，即使在20世纪，该城墙还能够发挥这个作用，至少中国的指挥官们希望如此。[27]
整个秋天，江阴都是由拥有5000名武装士兵的第112师单独守卫着，直到11月，参加了血腥的淞沪战役并在日本获胜之后向西撤退的第103师才加入了守卫。像第112师一样，第103师也有大约5000名来自前军阀部队的士兵，只不过他们不是来自寒冷干燥的东北，而是来自炎热潮湿的中国西南地区。同驻扎在太湖边的川军一样，他们面对的也是在装备和训练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敌人。
日军没有等待多久就采取了行动。就在观测气球出现在地平线上数小时后，他们的火炮开始轰击了。最初，飞来的炮弹约有三十秒的间隔，后来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形成高潮。最后，整个攻击听起来像是一阵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绝大部分炮弹都落在长江边，炸毁了周边所有的房子。电话线也被炸断，分散在各处的中国部队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
郭心秋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当他在这间别人的住房里寻找稍厚一点的墙以求得到更多一点的保护时，他看到他的战友们准备了米饭和鱼罐头，围成一圈坐着吃饭聊天，好像什么麻烦事儿都没有一样，他既羡慕又难以置信。他想，他自己最终也会习惯炮声的，只是目前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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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波炮弹开始在江阴上空落下时，唐生智在南京会见了国内外记者，他毫不掩饰眼前任务的艰巨性，但仍然誓言要为南京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中国在物质上虽乏准备，但精神上则具无上之抵御决心，”他在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至最后胜利为止。”他保证南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守军将战至最后一人，要让敌人为这座城市付出高昂的代价。[28]
1937年中国在所有的战线上都被击退，日本人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中国普通士兵不折不扣的顽强意志却引发了世人的钦佩，尽管有时候带点无奈。他们勇敢地去抗击在近代战争中从未输给任何一支外国军队的日军，这一事实使人越发对他们表示钦佩。“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士兵第一次从滑稽可笑的传奇迷雾中显露出他们的真正面貌，”在淞沪战役结束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然是训练不足、武器低劣……但是他们在原本只能守一周就会丢弃的阵地上足足坚守了十周。”[29]
《泰晤士报》的社论作者着重提到了中国士兵低劣的装备——“他们还带着雨伞，因为买不起防水雨衣”——几乎每个外国记者都指出了这一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并正在打一场精彩的仗，尽管他们没有飞机和大炮——只有士兵和机枪，”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雅内尔（Harry E.Yarnell）在1937年1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们有同样的装备，我认为受过训练的中国士兵每次都是会打败日本人的，因为他们更主动，资源也更丰富。”[30]
问题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士兵极其稀少。蒋介石曾雄心勃勃，试图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战斗队伍，可他的努力还没完成一半，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把越来越多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军阀队伍逐步吸收并编入自己的军队中，并且还制定了一套征兵制度，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只有50万年轻人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个人数还没有后来投入淞沪战役的人数多。[31]
一旦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往往没有时间训练新兵，这导致士兵们会犯一些基本的错误。例如，部署在南京东面的第48师的增援部队就发生了不拉导火索扔手榴弹的情况。[32]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开往前线的路上，新兵们会被教给一些基本的当兵要领。被征入第41师当兵的年轻小伙子，以前从未摸过枪，他们就在开往南京去的长江江轮上靠着船边进行射击训练。[33]
与以往相比，中国人现在拥有更高的士气，以及一种为自己不屈不挠的祖国而战的紧迫感。“仅仅就在十多年前，中国的士兵还差不多被当作商品来使用，他们出多大力打多少仗是与付给他们多少钱成比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F.卡尔森写道，他在1937～1938年作为海军部的官员在中国各地考察，“这一期间，民族主义指导下的政治教育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责任感。”[34]
当然，任何规则总有例外。富裕家庭的子弟往往能够逃避征兵，而且绝大多数中国士兵都来自贫穷的农业地区。[35]军队内部裙带关系盛行。一位高级军官把他的部队从南京战区撤出，给出的不是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竟然只是为了自保，就这样的人后来还居然从团长晋升为旅长，原因就在于他的父亲有上层关系。[36]正是这些实际情况使得中国在与日本的巨大军事冲突中处于劣势，但也许中国最大的弱点在于其指挥官所误认为的自己的最大优势：愿意去承担难以想象的损失。
自从全面抗战爆发，尤其是在上海，中国一直试图依靠其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弥补其技术落后的劣势。中国士兵被消耗，或更确切地说，被浪费在毫无希望的抗击机械化敌人的战斗中。派出“不怕死”的敢死队携带炸药去炸坦克，常常连自己也一块儿炸死，这种战术用得非常普遍。
“此次抗战为死中求生的一战，唯有牺牲到底始有光明前途。”蒋介石在1937年10月的国庆演讲中说道。[37]他的讲话完全是实事求是的。中国人被期待迎着死亡而上，连眼睛都不要眨一下。有时，整个师都是被这种方式消耗的。由此对日本人造成的影响主要都应该是心理上的。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凶残的“懦夫博弈”，旨在向日本人表明他们发动战争是徒劳的。无论他们准备牺牲多少人，中国人都愿意而且能够做出更大的牺牲。[38]
每一个战前和战时被派到中国军队任军事顾问的外国人都憎恶中国的这种做法，包括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对大规模屠杀毫不陌生。尽管遭到如此的反对，蒋介石也从来没有偏离他的战略，甚至还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派往毫无生路的战场上去。在淞沪战役这场持续几个月的战争中，他于20世纪30年代花费巨大代价建立起来的几个师的精锐部队都被打残了。一个华裔美国军事史学家战后如此写道：“成千上万的将士以死表明，中国随时准备做出牺牲。”[39]然而，这么大的牺牲却没有保住上海，同样也不能保住南京，这确实是苦涩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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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乱。那些不幸还仍然留在首都的人都想跟随着政府及时脱身。从南京城中心开始，连绵不断、缓慢移动着的疏散人流从城里的主要大街中山路一直延伸到下关码头，足有3英里长。另一支较小的士兵人流正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防空警报几乎不断地在发出刺耳的尖叫，给整个乱哄哄的景象增添了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黄包车和汽车上都高高堆着包装箱、包袱、家具，还挤着人。”瑞士记者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40]如此写道，尽管是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工作，她却保持着客观、公正的声誉。“从早到晚，没日没夜，一群群居民都舍弃了家园，走上了逃难的路程。商店也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停业了。由于大多数房子的电源已经被切断，商人们都在烛光下抛售剩下的库存，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买到包装箱或牛皮纸了——商店里的货都卖光了。”[41]
人们离开这座城市的顺序也很清晰。首先是富人离开，然后是中产阶级。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军人，因为他们不得不留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穷人，后者不知哪里可去。[42]许多等了很久却还未能离开的人就只能漫无目没有头绪地到处游走。“住在城北的人逃到城南，住在城南的人逃到城北，”一个中国记者写道，“农村人逃进城市。人们来回逃窜，似乎仅仅逃离自己的所在地这种做法就足以让你得到安全了。”[43]
还留在南京的几份报纸登载的不真实和矛盾的报道更加剧了紧张气氛，虽然国民政府威胁用严厉的惩罚以图杜绝造谣生事的现象，但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着。[44]“恐惧已往下弥漫到穷苦人当中去了——难怪许多社会上层都逃离了城市，”明妮·魏特琳写道，“下人们都害怕当日本人来时，他们会被抓去当兵，或者被杀头。谣言四起，无奇不有。”那时的她可能还不知道，但在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的部分中国地区里，斩首以及更残酷的处死方式绝不是离奇的谣传那么简单。[45]
当民众逐渐意识到政府也无能为力，无法提供多少帮助时，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加剧了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早在11月14日，国民政府就下令疏散南京的妇女和儿童，要求“所有交通工具”都用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很快这项命令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用于政府的西迁。办公桌椅和档案柜的搬迁甚至都优先于普通民众的撤离。[46]
国民政府本身征用了600辆卡车和220条大小船只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一旦失去了这些运输工具，留给普通老百姓的就所剩无几了。在11月的最后几天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试图就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态采取补救措施，他给交通部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协助政府机构搬迁的船只尽快返回南京，帮助疏散百姓。但大多数船只都没有足够的返回时间，南京百姓只能依靠自己。[47]
“大撤退变成了一种竞争，”莉莉·阿贝格写道，“汽车非常难以得到。政府机构之间互相争夺卡车。汽车的标价高达几千美元。”[48]起初潮水般涌出首都的难民所乘坐的汽车和客车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人力车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49]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沿长江往上游方向逃离，因此人山人海的难民都拥挤在下关码头上。根据一位美国军官的观察，长江江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旧货市场，马鞍和炮弹与成堆的炉子及各种家庭用具在争夺着岸边的位置”。[50]
正是在这旋涡般的混乱中，嫁给了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教师比伊·埃克斯纳·刘，也成了11月最后几天中拼命试图逃出城去的人群中的一个。她和丈夫冒着瓢泼大雨，带着沉重的行李，在南京码头非常凄惨地待了四十八个小时，在这对年轻夫妇的周围是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他们一获得去长江上游的船票就马上赶到江边，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船只不停就开走了，因为船上已经人满为患。[51]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也无法找到其他运输工具。比伊·埃克斯纳·刘只好和她的丈夫找了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刚刚安顿下来他们就被告知有条英国船出现在江中。虽然他们没有船票，但他们决定试一试。他们把行李装到一条舢板上后，有人告诉他们在设法上船之前还有吃饭的时间。他们刚在一个小吃摊坐下，马上又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紧急情况。他们不得不换一条舢板，因此要把行李从这条挪到另一条上去。
那条新来的舢板被推离了码头，但是当船夫想要扯起帆篷时，绳索却断了。船身失去了方向，在江中打转，碰撞到其他船只，但最终还是设法驶到了英国轮船旁。起初，船长拒绝接纳新乘客上船，但比伊坚持要求，争辩道不让她上船的话，她就只能步行逃离南京了。船长在舱板间为她丈夫找了一席之地，而将她本人安排住进了一间头等舱。她后来写道：“我讨厌这种特权，但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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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布鲁塞尔返回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1月27日对在列宁格勒集会的学生和工人发表讲话。当谈及刚刚结束的《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时，他对西方民主国家未能援助中国表达了公开蔑视。“各国，”他说道，“都承认和平面临着一个巨大威胁，但未采取超越文字声明的任何措施。而侵略者是不能仅仅用声明来对付的。”[52]
尽管他没有直接确认，但苏联领导人在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了远远不止是文字的行动。大量重要的援助物资被远距离运送到东亚地区。第一批满载炸弹和其他军用物资的ZiS-5和ZiS-6重型卡车车队10月从苏联出发，经陆路跋涉近2000英里到达前线。用现代作家的话来说，这支车队的长途跋涉是“沿着一条荒凉的商队路线，途中经历了沙尘暴，通过了盐沼地，翻越了陡峭的山坡，穿过了极热的沙漠和极冷的冰河”。[53]
飞行员完成这项任务要更容易些，他们能够空运。安德烈·雷托夫，几个星期前还在为一道突如其来的去中国的军令吃惊不已的年轻政委，如今即将现身于长城的另一边。此时他身处兰州市附近一个海拔5000英尺的机场，兰州作为飞机长途飞行的一个中继站，是苏联飞机进入中国战场的必经之地。这座机场当时在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的控制之下，此人是个传奇人物，曾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并肩作战了十多年，因作战勇敢而获得过苏联红旗勋章。
雷托夫获悉他的一个朋友早些时候驾机来中国时经过此机场。他问阿基莫夫是否认识此人。阿基莫夫回答说认识，然后接着说道：“他死得很惨，飞机在这里降落时起火被烧死了。”这位朋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他没有考虑到兰州的空气稀薄，这意味着飞机着陆所需要的距离要比在正常情况下更长。“多么可惜啊，”雷托夫心想，“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一路飞到中国，居然还没有参战就死了。”[54]
在南京，俄国飞行员和他们的飞机逐渐来华的消息没有被公开报道，但私下已经流传开了。11月的最后一周里，有个谣言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流传，说总共有十架俄国飞机飞到了中国首都。据说有三分之二的飞机在沿中亚航线紧急降落时被“淘汰”了。[55]有些俄国战机开始加入南京城的保卫战。11月25日，有一架飞机遭到了四架日军飞机的攻击并迫降，有个外国记者将其描述为俄国飞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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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形势与古代“空城计”故事中的情形惊人地相似，第144师的师长郭勋祺和他手下一些军官说道。[57]中国人个个都知道那个故事。它说的是传奇人物诸葛亮军师有一次只带着一小队人马躲在一个城楼里，面对的则是一支强大的敌人军队。他该怎么办呢？他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高坐城头，喝酒弹琴。敌人从远处看到他自信的神情，觉得他必定有一支大军隐藏在旁。敌人上当了，他们相信这支并不存在的大军即将向他们发起攻击，于是便仓皇逃走了。
这是一个有关心理战的寓言故事，强调用超强的冷静来压倒敌人。近两千年后，这个故事在太湖之滨再次上演。11月末，激烈的战斗还在太湖南面和西面继续。这时日军第18师团在向广德进发，目标是最终到达芜湖和长江，而日军第114师团则接到了不同的军令。该师在太湖西岸原地后转，显然意图向南京进军。
中国的第144师正等候着他们。这支川军部队像太湖附近大多数其他中国军队一样，已经选择了有利地形来修筑防御工事。挖掘的工事横穿一条沿太湖西边延伸的公路。公路一边是宽阔的水面，另一边则是起伏不平的乡野。这就迫使日军只能在狭窄的正面展开攻击，如此中国军队可以弥补一些面对技术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时的劣势。
中国军人把他们所拥有的少量火炮集中了起来，这些火炮大多是山炮，能够拆开由骡子甚至是士兵来搬运。当日军实施密集攻击时，大炮就能发挥作用了。确实，中国军人很聪明，大炮在他们手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中国士兵任凭日军炮轰阵地而不予反击，等到敌人步兵前进到1000码（合914米）之内时才下令山炮开火。结果是灾难性的。日军进攻队形被打散，进攻也停止了。[58]
就在中国炮兵即将赢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们被命令撤出战场。负责山炮的军官辩称日军必定在数小时内会攻破他们的阵地，最好抢先采取措施，以免他们的宝贵装备落入敌人之手。第144师的指挥官只好勉强同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半开玩笑地相互说着，现在到了实施“空城计”的时候了。[59]
中国军队的将士依然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抗击着敌人，仿佛他们的火炮仍然还在，但日军很快就注意到防守已经削弱，于是重新鼓起勇气发起了进攻。尽管遭受挫折，但中国士兵们看到他们的师长郭勋祺腿受伤后仍躺在担架上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又重新焕发了斗志。然而，由于缺少火炮，中国军人身陷逆境，被迫全线撤退。
部队伤亡惨重，一些士兵伤势极其严重。有个士兵被子弹从耳朵打进，从脸部飞出。即便如此，他的意识仍然完全清醒并能开口说话。更使人震惊的是，全师的伤员救助设备极其短缺，每个团只有十到二十副担架。[60]
就在中国军队的防线即将崩溃时，第144师的军官又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日军步兵利用前些日子征用的船只，横渡太湖，逐渐逼近。由于没有大炮，国军只能用轻武器向船只射击，日军因而能够几乎毫无阻碍地登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第144师别无选择，只好放弃阵地，他们一路向西撤退，向广德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靠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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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末的一个夜晚，明妮·魏特琳和其他志愿者被召集到下关火车站来接大约200名中国军队的伤员。他们看起来都像普通的男人和孩子，与魏特琳在自己住的街区可能遇到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战争使他们变成了残废，没有医生或护士在场护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所有那些在去年七八月间认为战争是必需的人事先就能够看看这些缺胳膊断腿的受难士兵。”
这些士兵似乎对现代战争毫无准备，魏特琳如此想道。一个士兵在可怜地呻吟着，他的鼻子和一只眼睛受了重伤。另一个伤势严重的士兵躺在被雨水浸泡多日的担架上，魏特琳所能找到的就是一些麻袋，可以用来充作毯子。还有一个士兵的腿从靠近臀部处被炸掉，伤口却好几天没有得到治疗。“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那腐肉的气味，”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回到家里，我先用来苏尔溶液洗手，然后再用肥皂洗，但气味就是洗不掉。”[62]
魏特琳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只能对这些伤兵说些安慰的话，而在其他时间抵达的伤兵们却连这点运气都没有。11月末的一天，一列火车运送了2000名受伤的士兵抵达南京，火车就这样停了，听任伤兵自己留在车厢里。过了两天之后，才有人最终将他们同那些已经死了的士兵一起挪到站台上，然后又被弃之不顾了。[63]
《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记录了这地狱般的情景：“躺在混凝土地面上的伤兵中最幸运的有一张单人草席和一床单人棉毯，而那些躺在车站月台上的伤兵则遭受着难言的痛苦，因为月台上没有墙，有些地方的屋顶也已经破了，所以他们暴露在凛冽的寒风和不时降下的暴雨中。”最糟糕的是，由于缺乏镇静剂，那些重伤员的哀哭声隔几个街区都能听到。[64]一些平民百姓，就是士兵们在前线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的那些人，反应却是极其冷漠，令人吃惊。一位德国记者写道：“那些逃难人员就从伤兵身上跨过，他们随身带的行李还撞到了伤兵们身上。”[65]
这种冷漠无情并不是普遍的。一个从上海开来的火车车厢里爬出来的伤兵想去国立中央医院，但没有钱。一个三轮车夫便免费送他。“我不要钱，因为你是打日本人受伤的。”他说道。[66]诸如这样的事情都是些例外。即使抗日战争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是在城市里，但中国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许多伤兵来自中国遥远的地方，说着难以听懂的方言，几乎得不到任何同情。
南京市的医疗设施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显不足，在战时更是不堪重负。到11月底，每天都会有2000～3000名伤兵运到南京，数量是淞沪战役开始时的两倍，他们都是“在拥挤不堪的、颠簸的卡车里或噪音刺耳的货运车厢里躺在稻草上二至四天”后才到达的。伤兵中包括来自前线的新伤员以及先前就负伤的老伤员，后者是赶在日军到来之前从首都东面的其他城市转移来此的。[67]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军事医学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是作为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被附加到其他服务上去。为受伤人员安排救治是每个师长的责任。名义上，每个师都应该有96名医护人员，但在现实中人数远远不够，只能征用一些技术不熟练的人员来完成这项任务。通常情况下，不适合战斗的士兵就转到医疗岗位，普通农民或工人被征召去抬担架，甚至去当护士。[68]
传教士兼医生巴慕德（Harold Balme）叙述了许多师缺乏熟练的外科医生和适当的医疗器械的情况：“救护车、担架、夹板、外科绷带、抗破伤风血清、药品——所有这一切都数量极少，更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多次战斗之后，大批伤兵躺在战场上无人照管，或爬到一些可藏身之地去等死。”[69]战地记者胡德兰（Freda Utley）将前线附近的一所伤员接收站描述为“几间陈旧、肮脏、低矮的房子”，房子里“伤员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鲜血浸透的肮脏的衣服，伤口包扎粗糙，没有人留在那里照顾他们的需求”。[70]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士兵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遇见他们的人都对他们的坚忍态度表示敬佩。1937年秋，美国海军一位军官在探视了芜湖的一所医院之后，对那里所有病人的乐观态度印象深刻。“我们走遍了医院的各个角落，”他在给美国大使的信中写道，“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轻声呻吟，他的头部严重烧伤，并且失去了一只手。”[71]
南京医院的一名西方外科医生罗伯特·O.威尔逊亲眼看见了战争的残酷现实和现代武器对人体造成的恐怖后果。他的病人当中有一个中国军官，此人被达姆弹头击中，尽管国际公约已经禁止使用达姆弹了。“子弹从一个很小的洞口进入手臂的一侧，打碎了骨头，从另一侧钻出来时造成了宽达两英寸的裂口。要保留这条手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威尔逊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72]
威尔逊在哈佛受过教育，他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恐怖事件，因而想从亚力克西斯·巴雷尔（Alexis Barrel）所著的《人类：未知的领域》一书中寻求答案，此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道德和精神的发展。威尔逊在信中写道：“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好的例子现在正在发生，而我正好也在亲身经历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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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沿着长江下游发生的战争中有一件事情非常令人惊讶，那就是非战斗人员能够相对容易地从上海逃到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经常还成功地绕过前线。就在日军进攻的同时，数目惊人的难民还能向西部逃亡。许多人利用日军将主力集中在长江以南的机会，横渡长江，沿长江北岸行进。在这压倒一切的极度不幸之中，人们也苦中作乐。流动歌手和演员会给人们带来些简单的娱乐表演。[74]
德国战地记者沃尔夫·申克（Wolf Schenke）11月从上海公共租界出发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旅行。他乘坐其中一艘小船沿着长江以北狭窄的水道行进，经过一些落后闭塞的村庄，当地的村民们看到突然来了这么多船只，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到处都是一片非常和平安详的景象，你突然感觉到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战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有我们的存在和村子里吊在木头架子上作为空袭警报器的大钟，才提醒了我们一场血腥战争正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着。”[75]
尽管申克体验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宁静，但这些交通工具很可能被日本人视作极大的麻烦来源，因为中国的特工人员可以不断地监视日本人沿长江的战争准备。此外，令日本人格外恼怒的是，一些在中国的抗战中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也能借此自由出入南京。在申克乘坐的船上，有一位乘客是个官员，负责为几乎已经全军覆没的中国空军获取外国制造的战斗机和轰炸机。[76]
当时，离开上海踏上西行之旅的另一个外国人是一位年轻的丹麦人，名叫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他曾是已故《每日电讯报》记者菲尔·彭布罗克·斯蒂芬斯的助手。自从他的老板在淞沪战役的最后一天被杀害之后，他便失去了工作，后来，一家名为史密斯有限公司的丹麦水泥制造公司联系上了他。这家公司拥有一个还未建成的大工厂——江南水泥厂，位于南京东北面的栖霞山。令公司忧虑的是，日军对中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可能使公司这项重要资产遭到严重损失。[77]
因拥有不同寻常的中国知识而闻名的辛德贝格获得了水泥公司的聘用，被派往水泥厂实地查看，并且在日本人发起进攻时看管好这家工厂。已受聘于该工厂的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将同他一起接受这项任务。这项任务的风险很大，但除此之外看起来却似乎相对简单。事实上，对这个丹麦人和他的德国同事来说，这项任务被证明是既危险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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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步兵发起进攻之前，江阴连续遭受了两天的炮击，但这座城市的构造使它可以承受如此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轰炸。自古以来，城内外的33座山头既可作为观光景点又可作为天然要塞。其中最高的山叫定山，有900英尺高，居高临下，可以一览无遗。随着战争的临近，防御工事的修建也加快了速度，1936年蒋介石曾亲临此地视察。同年晚些时候，曾经在这座山上进行远足和狩猎活动的西方人突然发现他们已被禁止登上此山了。到1937年夏时，山上的防御工事已恢复至以往那么坚固，大炮总数超过了100门。[78]
虽然城区规模属中等，江阴却是一个盛产棉花和丝绸的地区的中心，总共有50多万居民，分别住在5000个大小不等的村庄里。[79]当日军于11月末到达江阴地区时，绝大多数平民已经逃离，但他们的房屋留了下来，中国守军充分利用了这些被遗弃的房子，将它们转变成隐蔽的据点。
11月29日，日军第13师团开始进攻，其第103旅团和第26旅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接近江阴。由于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日军行进艰难。当一排日军士兵小心翼翼地穿过空旷的田野时，一串子弹就会嗖嗖地划过空中，其中一人便应声倒下，他的战友们就会争相抢占藏身之地，然后狂乱地试图确定子弹飞来的方向。同时，他们也常常会遭到中国军队频繁的反击，日军小部队有好几次被切断与大部队的联系，不得不等待救援。[80]
尽管在当地遭到一些挫折，日军第13师团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在陆上炮火和舰载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就包围了江阴，除了通向城西的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外。然而，中国的炮兵部队已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用大炮瞄准长江上的日本舰艇进行反击。双方的炮战持续了三个小时。有几艘日本舰艇被击中，但中国的炮台也遭到了严重破坏。[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