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日至6日
中国军队第112师的刘纪祥中尉期待着与日军的正面交锋。好几个星期以来，他的部队一直严阵以待，直到12月1日，等待终于结束了。敌人如期而至，此时就聚集在几百码开外的不远处。好几天前刘纪祥及其部下就知道敌人已在路上，并一直据守在长江要塞江阴城厚厚的城墙后面。日军空袭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落在城里的炮弹也越来越多，猛烈的爆炸声预示着战斗正在迫近。日军企图削弱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为最后的猛攻创造条件。[1]
同第112师的其他部队一样，刘纪祥的部下大多是原军阀部队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只接受过最基本的现代战术训练。因为前几周都没有任何行动，所以他们现在都急于和敌人打一仗，于是就从城墙上面开了火。然而，由于开火的时机过早，不但无一命中，还白白暴露了自己的实际阵地所在。日军呼叫炮火支援，随后的一小时内，炮弹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在炮击暂停的间隙里，突然的安静马上被伤员的尖叫声所充斥。炮击恢复时，伤员痛苦的呻吟声又被爆炸声盖住了，这几乎成了一种解脱。可怕的一小时炮击结束后，刘纪祥的连队统计了伤亡人数：共计14人。
炮击一停止，日军便继续向城墙方向进攻。这一次他们是大规模出动，由一辆装甲车在前开路。刘纪祥把目光转向旁边，看见旁边一个班的班长周长庚，也是他的老战友，突然站了起来，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他端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鲁莽地朝正在逼近的装甲车扫射。射出的子弹未能在装甲上留下哪怕一点儿凹痕，只是在钢铁表面上到处反弹出白色的火星。
“老周，”刘纪祥在战斗的嘈杂声中尽可能大声地喊道，“快停下！不行的！”周长庚听不见，还在继续射击。装甲车内的日本士兵发现了城墙上他一个人的身影，便缓缓地甚至是懒洋洋地将炮塔对准他的方向。刘纪祥正想再喊一声，此时装甲车上的火炮已经开火了。一刹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晃动了整段城墙。周长庚原先站着的那一段城墙消失在浓重的灰土尘烟之中。刘纪祥立刻明白他的老朋友阵亡了，为了不必要的逞强白白牺牲了。
冬季的第一天是星期三，这天早上，中国军队围绕江阴城的防御工事已经岌岌可危。尽管他们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加固工事，抵御进攻，但准备仍然不充分，城内的几个阵地都无人防守。一些官兵们争相去打开碉堡，以便驻守，却发现碉堡都被锁住了。即使能找到钥匙，也不全都能和锁匹配。再加上中国的大炮没法降低炮筒从而能近距离轰击敌人，所以用处有限。此时战况迅速恶化，形势十分危急。[2]
日军第26旅团二等兵石井清太郎同他的部队正在向肖山进攻，这也是江阴33座山头之一。为了躲避子弹，大半的时间里他们都在爬行，子弹不仅有敌人射来的，也有自己一方射出的。随着山势越来越高，他们眼前的一切显得越发险要，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在他们头上开火了。石井蜷缩在一道低矮的山脊后面。他能听见敌人的子弹在他头顶几英尺的地方呼啸而过。然而，他们接到的是进攻的命令。石井迅速起身，刚巧看到中国士兵的机枪枪口发出的闪光。他朝着那个方向连开了三枪。机枪哑掉了。他心想，我肯定是击中了目标。[3]
他向前冲过去，跳进中国人的战壕。这是一条交通壕，弯弯曲曲绕着山背延伸。他朝前方继续行进，经过一些中国军人的尸体，大部分尸体都被日军的弹片炸得残缺不全，十分恐怖。有些尸体缺胳膊断腿，还有些尸体的内脏流得满地都是。有个阵亡中国军人的半边脸都不见了。一个日本士兵站在这可怕的场景旁看得目瞪口呆，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又想看又害怕。石井很快敲了敲他的头盔，他才回过神来。“他们已经完蛋了！”石井说道，示意他继续往前走。[4]
12月1日这一天，中国军队开始通过西边仅有的一条狭窄通道撤退，然而这条通道上同样混乱无序，这种混乱情况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军队撤退的特点。负责守卫这座城市的两个中国师团来自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这是非常不利的。大多数军人只会讲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言，即使彼此能听懂对方，他们相互之间也丝毫谈不上有什么责任感去为对方负责。本来应该掩护第103师撤退的第112师，结果没等对方撤退就自己先跑了，第103师发现之后才开始向西撤退，但退路却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进攻面前。[5]
年轻的政工干事郭心秋一度和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不太合得来，这天他接到命令，要在当天日落前撤退。江阴城南边一个名叫南闸的小乡村此时大火冲天，火光照亮了半边天。风裹着浓烟向他的部队直吹过来。为避免被这又浓又呛人的烟所窒息，他们不得不用毛巾或布条捂住嘴脸。他们在浓烟中摸索着向西前进，但遇到了埋伏在他们侧面的日本机枪手的伏击。曳光弹在空中“嗖嗖”飞舞，中国士兵四处逃散了。在这令人恐怖的时刻，郭心秋发现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他陷入了恐慌之中，直到他碰上自己队伍里的另一名士兵之后，他才得到解脱。[6]
他俩和其他几个国军士兵一起设法到了长江边上，发现了一艘之前被用来运送弹药的小船。他们划船过河，正要上岸时，突然发现有一排步枪枪口正对着他们。一支国军部队的士兵沿着长江北岸一字排开，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许从阵地上逃下来的士兵过河，那些人必须回到对岸去打敌人。郭心秋尽力把他们的情况给对方讲清楚。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的命运一直悬而未决。后来，岸上的士兵让步了，允许他们下船。一起逃回来的13个人终于如释重负，有几个激动地哭了，他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岸。[7]
长江对岸，石井清太郎和日军第26旅团的其他士兵们在江阴城外33座山中的一个的顶上休息着。他们发现从东边地平线上飞来了一架飞机，越飞越近，然后识别出是一架日本飞机。他们站起来欢呼，比着胜利的手势挥舞着。飞机在他们头顶上掠过，转个弯又折了回来。但是，这一次飞机却投下了炸弹。飞行员把他们误认为是中国士兵。日本士兵四散开来，拼命想在这暴露无遗的山顶上寻找任何可以躲避炸弹的藏身之地，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已经为时过晚。就在江阴战斗结束后的几小时内，死神来到了他们的身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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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12月1日星期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飞抵上海地区视察前线，并亲自传达东京的命令：占领中国首都南京。[9]命令极其简短：“华中方面军联合海军向南京发动进攻。”[10]多田骏拖延了三天，才把这项他在东京已经表示最终同意的命令传达给前线部队。他以这种消极的、不那么激进的方式表明，他对战争转向新的方向是否明智仍然持怀疑态度。[11]
当天晚上7点，华中方面军颁发了更详细的命令。第10军于12月3日开始对南京发动最后进攻，沿两条主要路线向北推进直逼南京，左翼取道芜湖，右翼取道溧水。上海派遣军比第10军在前线待的时间更长，因此更加疲惫，所以将在两天后再发动攻击，其主力将集中在丹阳和句容周围地区。[12]
这些命令发布后的第二天，松井石根获得了一次晋升。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而上海派遣军的具体指挥权则移交给刚到上海战区的一个新人——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王。“这是一项伟大的荣誉，”[13]在接到电报通知获悉朝香宫鸠彦王即将到达的消息后，松井在日记中写道，“我随即将电报内容传达给整个部队，并颁发命令以一切必要的手段确保亲王的安全和舒适。”[14]
50岁的朝香宫鸠彦王是天皇裕仁的叔父，拥有成功的军事生涯，包括曾在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担任武官。这一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记：一是他在法国因车祸落下了瘸腿的残疾，二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堪称完美的法语。尽管他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但他并不是裕仁最为看重的人。这是因为就在一年前当一部分军官叛乱时，他没有表现出对天皇应有的忠诚，自此备受冷遇。到中国指挥战争是他在日本那如神一般的统治者眼中挽回昔日地位的最佳机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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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飞行员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马钦，现年30岁，出身于伏尔加河畔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他于12月1日投身战斗行动。就在他操纵着他的双引擎三座图波列夫SB轰炸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陆时，一大群日本轰炸机正在该地区上空实施着攻击。长途飞行后的马钦有点头昏体乏，他磕磕碰碰地爬出了驾驶舱后，马上就被一个熟悉的景象所震惊：一群俄国波利卡波夫伊-16战斗机升上了蓝天，随即与日机展开了激战。[16]
空战发生在离他所站的地面足有1万英尺的高空，相差这么远的距离，马钦无法确定战况如何。他可以听到远处机枪发出的哒哒声，也能看到飞机中弹起火。他注意到有一些降落伞张开了，但他还不能判断出究竟是哪一方占据了上风。第二波中国飞机从机场起飞了，恢复了激烈程度的空战在继续着。一架飞机坠落了下来，机尾拖着一长条浓烟。当它接近地面时，从机翼上两个明亮的圆圈可以判定这是架日本飞机。一具降落伞缓慢地落在地上，表明至少有一名飞行员生还。
马钦被请进中国司令部所在大楼。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中，有一群中国军官和俄国飞行员正在等候着。三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沿着一面墙一字排开。他们都穿着飞行夹克，脖子上还系着白色围巾。他们都是日本飞行员，刚刚被他们的俄国对手所击落。尽管他们的处境危险，但他们却流露出自信和傲慢，仿佛捕捉者和被俘者的角色被调换了。
他们解答说，他们当天早些时候从上海起飞，那时的上海早已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其中一人轻蔑地笑着。“天皇下令要我们使中国臣服，”他说道，“因此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迫使中国跪在我们面前！”一名中国军官失去了冷静，他二话不说，上前就扇了那个飞行员一个耳光。之后，那三名飞行员被带了出去，命运未知。
此时，苏联援助正开始大批进入中国，马钦和他的飞行员战友就是其中的先锋。就在南京看来必定会遭到日军攻击的关键时刻，俄国飞行员和飞机也大量到达南京。马钦刚才所见到的直冲云霄的伊-16战斗机群是一个有着23架飞机的中队，这个中队只比他早到几小时。有些飞行员，在长距离飞过了整个中亚地区之后，已经筋疲力尽，然而他们还是在到达中国的第一天就驾机出击了五个架次。[17]
第二天，日本针对南京的机场实施了一系列空袭，这使得俄国战机更加忙碌。日机攻击强度如此之大，迫使中国指挥官不得不将他们的飞机暂时迁到离前线几百英里外的后方基地。尽管还不清楚日本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他们前一天遇到的对手是俄国人，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为自己的轰炸机群加强护航的做法，派出了20架三菱单翼九六式战斗机来给轰炸机护航。[18]
俄国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当他们在为一个外国的生存而战斗的同时，却屡屡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一位名叫刘庸诚的中国排长，见证了苏联志愿者驾驶飞机为保卫南京和日军飞机在空中缠斗。有一架俄国飞机被击落了。飞行员的身体从很高的高度掉了下来，带着很大的冲击力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刘庸诚的部队拾起了飞行员散落的遗体，然后在城墙附近给这位飞行员举行了一个充满荣誉感的葬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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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是星期四，这天上午9点，一艘从武汉出发悬挂着纳粹旗帜的海关缉私艇沿长江顺流而下，航行一夜后抵达了南京码头。德国大使陶德曼迅速上了岸，同行的还有使馆参赞海因茨·劳恩夏格以及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20]陶德曼的使命十分机密，即使是他于离开武汉之前几个小时还在与轴心国伙伴意大利大使馆的秘书共进晚餐，也未透露半句接下来的南京之行。该秘书事后戏称道：“罗马-柏林轴心在东方似乎并不起作用。”[21]
尽管是个秘密，但陶德曼到达南京的消息还是几小时内便在德国人中间传开了。智力超群的商人约翰·拉贝准确地猜出了他来南京的原因。“我认为他这次回来是和德国想当调停者有关的。”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22]当陶德曼还在海关的船上时，他在柏林的老板，即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已经会见了中国大使程天放，并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尽快媾和。“不论中国做出多大的努力，”纽赖特说道，“日军的军事胜利已经不可逆转。”[23]
就在会见陶德曼之前，蒋介石召见了他最亲近的幕僚，他们大多是将军。外交部次长徐谟给在场的人士通报了日本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已提出的和平条件。许多会议出席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条件。他们很吃惊日本居然没有要求中国削减军备。“如果仅仅是这些条款，”白崇禧将军惊呼道，“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因为日本的提议似乎允许中华民族的生存，包括唐生智在内的参会将军们都同意将这点作为谈判的基础。[24]
蒋介石于当天下午5点会见了陶德曼。德国外交官很崇拜这位中国领导人，尽管面临着灾难性的军事形势和前不久在布鲁塞尔谈判中的失败，蒋介石仍然极其友好，精神抖擞并且毫不紧张，这给陶德曼留下了深刻印象。[25]但这又使得陶德曼敦促蒋介石在目前蒙羞的情况下去接受和谈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的职责是保护各个民族，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悬崖。[26]所以，他觉得他只能给蒋介石大元帅提出一条建议。陶德曼说：“我认为中国应宣布将本着和解的精神准备就日本的条款展开协商，这很有必要。”蒋介石回答说：“我打算这么做，但我希望日本也同样如此。”此外，蒋介石还列出了一些必须得到尊重的中方认为应优先考虑的重点，如果与日本的和谈能开始的话。他不会接受任由日本控制中国北方领土，他也不愿意为了实现与日本的和平而牺牲掉最近与苏联缔结的友谊。[27]
在蒋介石答应与日本谈判之后，陶德曼便立即前往德国大使馆向柏林的上司汇报。之后，他回到码头登上了送他来南京的同一艘船，乘着夜色沿长江溯流而上。有一件事情在这位德国大使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蒋介石要求对即将到来的中日谈判绝对保密。陶德曼的意见是德国应该“全力以赴”支持这个要求。蒋介石愿意与恨之入骨的日本人谈判，如果这个消息被走漏风声，那么他相信这会是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统治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亲俄集团”。[28]
12月初，整个德国外交社团弥漫着对蒋介石脆弱政权的担忧。“中国政府越是推迟和平协议的达成，中华帝国被分裂的危险就越大。”外交部部长纽赖特如此指出。[29]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的决策者们也担心这种风险。即使在鸽派已经让步愿意接受占领南京的意见时，还有许多人都急于避免使蒋介石政府倒台，因为他们担心随之而来的后果。
“抛弃蒋介石政权会使其处于完全绝望的困境，他只能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全力对抗日本，”最近刚巡视过上海的参谋本部官员河边虎四郎写道，“无论我们是否摧毁它，最终我们将造成一个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将在未来不断地大量消耗大日本帝国的实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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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早上，几乎就在陶德曼走下那艘海关缉私艇的同时，上海的居民有幸看到了一幕过去六周都未曾看到的景象：带有中国标记的飞机在他们的城市上空飞过。有一位目击者，爪哇—中国—日本航线的荷兰籍员工J.W.克拉嫩堡，亲眼看到两架飞机袭击了停泊在吴淞口北面的日本船只。“我看见两架单翼机以极快的速度在头顶呼啸而过，”他告诉记者道，“当飞机接近吴淞口时，迎接它们的是停泊在那儿的日本军舰发射的猛烈的高射炮火。”[31]当时很少人知道实施攻击的飞机实际上是俄国人的。
克拉嫩堡所看到的两架飞机是图波列夫SB轰炸机，绰号为“喀秋莎”，然而他所目睹的战机的行动只不过是针对上海及其周边日本阵地进行的大规模袭击中的极小一部分。这些俄国飞机是前一天晚上刚刚与它们的飞行员一起到达南京的那一批。即使那些飞行员刚刚结束了长达数千英里的一次多阶段远距离飞行，他们仍然丝毫不浪费时间，立即加入战斗，深入敌后狠狠地打击敌人。
当天破晓时分，吃过简单的早餐之后，飞行员们就从南京机场起飞。爬升到一定高度后，机关枪手们就立即开始寻找天空中任何日本飞机的迹象。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睡眠。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投入战斗。“我们对战争仅有模糊的看法。我们在书上读到过有关战争的描写，但我们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现实。”来自伏尔加的年轻人米哈伊尔·马钦如此写道，他已经被任命为中队的副中队长。[32]
马钦指挥一个小队九架轰炸机去袭击日本在上海的重要机场。另一个小队由中队长尼古拉·基德林斯基率领，他们的目标是停泊在上海和长江口附近的日本舰船。俄国轰炸机希望用一个计策来实现他们的整个奇袭任务。他们先沿长江南岸向东飞行，然后在海上转向东北，直到他们离海岸线20～25英里处，之后，他们再向右急转，接着直飞上海。他们将从靠海的一边接近上海，这就是从日本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
他们的策略非常奏效。飞机在海上1.2万英尺的高空成功地调转了方向，然后飞向上海。马钦从远处看着这个城市，他注意到空中并没有日军战斗机在迎接他们，这使他松了一口气。但他还是看到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畔的日本军舰上的高射炮射击发出的火光。马钦一边搜寻着下方地面上的飞机场，一边希望日军的炮弹不会紧贴着他的飞机爆炸。一层薄薄的晨雾覆盖在城市上空，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眯着眼，尽力去分辨下面朦胧的地形，突然间，他发现了并排停放着的日本飞机，机翼上有一层伪装。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机场，但此时投掷炸弹已经太迟了。
马钦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再次攻击日军的这个机场。他率领着这群“喀秋莎”绕了个大圈来冒险做第二次尝试，也再次将自己暴露在高射炮对空拦阻射击的火力之中。日本人也有了时间去操控飞机，有些飞行员已驾机升空了。有六架日本战斗机朝俄国轰炸机猛扑过来，但他们未曾料到图波列夫SB轰炸机上配备的四挺机枪具有异乎寻常的强大的防御火力——两挺在机头，一挺在机侧，另一挺在机腹。一串灼热的铅弹迎面射向来犯的日机，马钦看见其中两架日机被击中起火了。
第二次飞行到机场的上空，马钦下令将机上的炸弹投放下去，其余八架也紧随其后投掷了炸弹。从上空看，接二连三的爆炸看上去就像快速开放的一朵朵花，有着一种奇怪的、超脱尘俗的美。飞行员们向下俯视，看到好几架停放在机场上的日本飞机已被炸毁。随后，他们开始了返回南京基地的回程。有一架苏联轰炸机受到了一些损坏，但没有人受伤，机组人员的心情好极了。“天空是那么明亮，我们的感觉是那么好，”马钦后来回忆道，“我们已经旗开得胜，初试身手就取得了圆满成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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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中国与其俄国盟友有机会在空中品尝了成功，但在陆地上，中国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十天前在长江岸边登陆的日军上等兵东史郎，此时正在和第20联队的其他日本兵一起向东行进。当他们到达基本上未加抵抗就已沦陷的常州城时，[34]他们看到了一道又一道刷在墙上的同一条消息——“在丹阳集合”。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告诉他们，中国的指挥系统已经相当混乱，军官们都落到了只能通过在墙上刷标语的方式与部队联系的地步。同时这也告诉他们，丹阳之战将比常州之战要激烈得多。[35]
有城墙环绕的丹阳城位于常州西北约25英里处。两地之间的道路几乎是笔直的，与上海至南京的铁路平行，因此第20联队的进展也十分快捷。当他们到达丹阳前方时，等待着他们的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东史郎所在的联队将成为先锋部队；好消息是，他自己所在的小队将作为预备队，而联队里的另外两个小队将会被投入实际进攻中去。但是，他的宽心没有延续多久。因为一位指挥其中一个进攻小队的少尉过于性急，很快就阵亡了，所以他的小队被撤了下来，由东史郎所在的小队接替。
几分钟之内，他的小队小心翼翼地接近了一片能掩护中国军队阵地的竹林。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开了火。日本人弯着腰进入了一片墓地，墓地里头一个个小坟包为他们提供了掩护。日军小队用八九式掷弹筒[36]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射炮弹，打哑了那挺机枪。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发动进攻，拔出了军刀，上好了刺刀，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大声喊杀。当他们冲到离竹林还剩一半距离的时候，那挺机枪又开始了射击。一个日本兵倒下了，接着后面又倒下了几个。当他们离得很近的时候，其中一人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但手榴弹没有爆炸。他们继续往前冲，然后跳进战壕里。但战壕里已经空无一人，中国守军在几秒钟前已经离开了阵地。[37]
丹阳于12月2日被攻陷了，这样第16师团前往句容途中的主要障碍就被清除了一个。在它的南边，第9师团正沿着从天王寺到淳化镇的道路行军，距离首都南京仅几英里远。再往南，第3师团的部队也在取得进展。在前线的北端，天谷支队正在接近长江港口城市镇江，他们准备渡过江之后沿对岸向西突进。[38]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敌人的整个防线已经被突破，敌军的士气急剧下降。我相信未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将不会有很多的抵抗。”[39]
上海派遣军仍然还没有对首都南京发动最后攻击，但即使全面进攻尚未展开，这支部队的士兵们的进军速度也令人十分满意。这使得松井石根能做出何时到达首都城门的计划。“我打算有条不紊地占领南京。在进入南京之前，我们必须向蒋介石或卫戍司令长官劝降，”松井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占领南京时，我希望不会对城市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并且我们也能够避免伤害百姓。”[40]
日军的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连日本人自身都感到惊讶。东史郎的小队到达了丹阳西面一个被遗弃的小村庄。他们被告知将在此停留一周。于是他们便安营扎寨，就地住了下来。他们在废弃的房子里寻找能使自己感觉舒适的住处，并挖了茅房。他们宰杀了一头猪，然后便躺下抽烟，放松着他们的疲惫，并享受着锅里煮开了锅的猪肉的香气。他们刚刚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营房里就充满了大声呼喊着的命令声。“赶紧收拾行装，”军曹们大喊着，嗓音中没有丝毫的同情，“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士兵们的牢骚声在空中飘荡。“这是最短的一个星期，”他们相互间戏谑着，“只有四个小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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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他们的目标就要达到，日军非常担心南京城的防御。亨利·约翰·迪德里克·德·弗勒梅里（Henri Johan Diederick de Fremery）是一位来自荷兰的中国军队的顾问。他在战前视察了首都的防御工事，但没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德·弗勒梅里同时也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情报机构的间谍，他观察到南京城北面和东北面已经修筑了沿海炮台，包括已经过时了的前膛炮。“这些防御工事在保护城市抵抗军舰攻击方面或许还有些用途，”他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对自己真正的上司说道，“但究竟有谁会想用军舰来攻击这个城市？”[42]
显然，城墙上的其他地段也都设置了各种火炮，但数量不够。由于缺乏物资，有些阵地的质量极其成问题。例如，中山门和光华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是用所谓的“永久性结构”来加固的。城墙外侧是混凝土，但城墙内侧却是脆弱的竹编藩篱。这只是一个波将金村庄[43]，日军第一波炮弹打过来就会分崩离析。[44]
南京城也有天然屏障，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边的紫金山和南边的雨花台丘陵地带，但中国军队却没有做到将这些天然屏障和人造防御工事有机结合起来。那条能起到护城河作用的河流在东边变得很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可以过河。德·弗勒梅里写道：“要说南京是个防守严密的城市，那是缺乏完整依据的。”[45]
问题之一是，南京的城墙并没有反映出过去几个世纪的军事演变。它没有向外凸出的堡垒，可以使守军同时从多个角度置暴露的敌人于致命的火力之中。此外，从城内登墙几乎同从城外登墙一样困难，所以中国守军失去了灵活性，无法如其所愿地尽快将部队集中到出麻烦的地段。[46]“几千年来，城墙在中国的防御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秘密报告中写道，“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或不愿看到城墙在配备现代化军事装备的进攻面前是不起作用的。事实上，更糟的是，城墙还给守军自己造成了地形障碍。”[47]
城墙仅仅意味着可以充当最后一道防线。至少在理论上，随着日军越来越接近南京，在远处的东边还有着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正等待着他们。中国人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准备应对入侵者，1932年初在上海打响第一枪后，中国的领导人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已经制订了详细的应急计划。然而，这期间的几年对蒋介石政府来说是非常忙碌的几年——他的政府一直在疲于对付共产党人以及各式各样的军阀——因此修筑防御工事便成了次要事项。[48]
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指挥官们才匆匆忙忙地重新试图完成这项任务。军事工程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军警被调来仓促地修补防御工事，使其可用于未来的保卫战。大量的平民也被征用，但绝大多数都是充当配角，如厨师或搬运工。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这项工作仍然不能按时完成，城外的情况则更加糟糕。[49]
当中国军官和他们的德国顾问在日本人即将抵达南京之前视察南京城外的防御工事时，他们必然是极为震惊的。某些地段上的阵地只完成了一半，因为修建工程在半途中计划有变，而中断后的工程再也没有得到恢复。其他阵地则太容易被发现或过于暴露。有不少混凝土碉堡的射击孔被修得过大，以至于看上去就像是为敌人设立的巨大的标志牌，告诉他们“往这里打”。[50]
如果这些中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能有时间视察完所有防御工事的话，他们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不愉快的意外，但他们没有。由于行程匆忙，他们略过了几个防御工事的主要部分，而只是用铅笔在1：50000的军事地图上画上红线标出了他们认为应该是阵地的位置。因此，中国的指挥官没有完全了解南京城内及其周围的战术形势就进入了战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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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的第一周时，南京被笼罩在幽灵般的安静之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没有秋季入学的学生，留守的几位工作人员在一栋楼里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几个月前，这栋楼还是喧闹的学生宿舍。[52]南京城本身已经停止了所有正常的运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停了业并用木板封门，银行也没有一家继续营业的。与之相反，有三家外汇兑换店生意还挺兴隆的。由于外币供应量有限，每个人最多只允许兑换5美元。[53]
有一种生意一时间特别兴旺。那就是对外国旗帜的需求突然高涨，因为外国国旗既可以用于免遭空袭，或者一旦日本人入城，也可以充作护身符。裁缝们将全部时间都用于缝制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甚至德国的纳粹字旗。[54]入夜，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大街上很快就空无一人。多停留片刻就会有安全问题。警察部队中的逃亡导致犯罪率急速上升。[55]抢劫案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惩罚也非常严厉地加快了。头天晚上被抓的六名中国的抢劫犯，第二天一早就全部被枪决了。[56]
中国军队在紧张地备战，准备迎击预期中的日军的猛攻。“街衢交通要点均置沙包电网，”《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报道说，“城外各军事要点亦均布置炮位，埋藏地雷。”[57]工程师们做好了准备，将要去炸毁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桥梁，多处村庄也被付之一炬，黑烟遮住了整条地平线。农民们从世世代代本属于他们的家中被驱赶出来，场面令人心碎。[58]这是“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但很多人认为，军事需要和肆意破坏之间的界线被随意跨越的次数太多了。[59]
冬季第一个星期结束后，仍然可以听到远处的轰炸声，爆炸声浪也强大到足以使城内的窗户发出咯咯的声响。[60]前线越来越近，中国的伤兵已经开始步行到达南京城了。[61]末日的感觉笼罩着这座城市。想到即将到来的死亡，一些传统意识较强的中国人开始把早几年前就准备好的棺材搬到安全的地方，等待着即将来到的死亡。[62]就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工把书装箱存放到地下室从而腾出空间收容难民时，商人弗朗西斯·陈（Francis Chen）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说：“好像我在准备葬礼一样。”[63]
与悲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生活还是得设法继续下去。许多中国人坚守的时间循环理念对他们也是一种帮助。困难的时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好日子还将回来。虽然日本舰艇将在随后几天内出现在长江上的谣言还在扩散，明妮·魏特琳家的园丁仍然为来年开春种下了豌豆。“他不相信事物的古老的顺序会改变——他因循守旧的日子过得太久了。”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64]
尽管如此，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心存侥幸，特别是在关系到民族独有的文化遗产的存亡问题上。12月3日早上，一艘满载着中国三千年积累的历史珍宝的船离开了南京。数千个装满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的箱子被随船送往上游地区，其中包括“无可取代的青铜器、瓷器、书画及其他艺术品”。[65]这些箱子是四年前从北京运来的，一直保存在南京的保险库里。《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自从离开北京之后，这些珍宝翻开了它们奇异且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又一页新的篇章。”[66]
与外界的联系一个接一个地被切断了。只有下关有一个邮局还开着门，但是在12月初，最后一架载着信件的飞机离开了南京飞往武汉，这些信件都是寄给那些担心自己所爱之人安危的亲人的。[67]南京城城墙的大门也被封住了，只留下一半城门开着供人进出，这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的准备。由于出口被封，留下来的居民们开始怀疑——当然一半带有玩笑性质——最后时刻的撤离可能就意味着要用绳子把自己从城墙上放下来了。[68]
显然，形势很可能突然间迅速恶化，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少时间留给人们做出反应。12月5日，所有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得到警告，要他们收拾好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并要做好准备在接到紧急通知后能立即离开这个城市。[69]第二天，最后的指令就发出了。所有持美国护照的人都被命令赶去长江码头登上在那里等候着他们的一艘内河炮艇，这艘炮艇就是美国的“班乃岛”号。[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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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日军飞机在南京上游的港口城市芜湖上空飞行，在6000英尺的高度朝港口投下了炸弹，造成了两艘英国轮船严重受损和一艘皇家海军军舰轻微损坏的后果。强烈的爆炸震撼了“德和”号轮船，这艘船为英商怡和公司所拥有，船上载有2000名中国乘客。爆炸当即造成8人死亡，失去了舵的轮船漂浮到河中央燃烧了起来。另一枚炸弹击中了属于太古洋行的“大通”号轮船上的发动机和锅炉，导致轮船搁浅。一阵弹雨横扫在英国皇家军舰“瓢虫”号的甲板上，海军少校H.D.巴洛舰长受了轻伤。弹片也落到了岸边，一座飘着英国米字旗的英商拥有的仓库被炸得七零八落。[71]
在获知这些事件之后，长江沿岸的外国人士确信，英国作为当时仍是远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帝国，将会对其非交战国权利遭到粗暴侵害而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出乎意料的是，皇家海军只是致信日本在华中地区的最高海军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敦促其未来行动要更加谨慎。[72]除此之外，什么要求也没提出。鉴于皇家海军在中国水域内的弱势，大不列颠的海军将领们不想与日军发生对抗。身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厄恩利·查特菲尔德勋爵努力安抚外交部的官员，“防止他们做出任何可能激怒日本人的行为”。[73]
英国远远没有试图挑衅日本，事实上它的外交官们就在那个时刻还积极参与试图撮合东京和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的努力。12月6日，英国外交部决定致函美国国务院，试探其对英美联合扮演日本和中国之间“邮差”角色的意愿。[74]这反映出了日中冲突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当时的公众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就12月初中国极易激化的形势而展开的斡旋行动，要比明面上看到的多得多。尽管交战双方走向南京决战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挡，但外交力量仍然在幕后发挥着作用，试图终止双方的敌对行为。
德国作为调解人还在继续努力着，准备向日本转达蒋介石同意谈判的意愿。同时，德国驻日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给国内发出的报告都还有着乐观的语调。“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圈子里，”他写道，“他们又在考虑尽快实现和平谈判。鉴于中国遭受的惨败和对布鲁塞尔谈判失利的失望，和谈对中国是有益的。”“由于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范围和不断增加的战争开支”，日本也将从中受益。[75]
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相关消息流传到一些交际广泛的外界人士耳朵里也是不可避免的。南京的德国商人拉贝，就是从德国公使馆秘书乔治·罗森处得知陶德曼确实为了和平使命已经造访了南京。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森博士希望在日本占领南京之前就能实现和平。”[76]突然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亮点——这是杀戮最终会停止的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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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日军向西挺进直逼南京，其在身后留下了种种纵火、强奸和谋杀等暴行。无助的平民落在打了胜仗的日本兵手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南前头村38名村民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日军在南京战役期间实施的成百上千次类似的大屠杀暴行。
日军放火烧着了南前头村全村12间房屋，并强迫被抓的村民眼睁睁地观看自己的家园变成一片火海。一些村民挣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奔向燃烧着的房子试图救火，却被日本人反锁在屋内，很快因屋顶烧塌而葬身火海。有两个妇女，其中一人还怀着孕，被多次强奸。事后，日军士兵“剖开孕妇的肚子，并掏出了胎儿”。
有个两岁的男孩被这混乱嘈杂声吓哭了。一个日本兵一把从他母亲怀中将他抢过来，抛进了火里。那个母亲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刺刀刺中，扔进了一条小溪。其余被围困的村民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置，日本兵把他们拖到河边，用刺刀捅死后将尸体扔到河里。[77]
上海和南京之间相距170英里的这片地区成了充满死亡和毁灭的噩梦般的炼狱。几英里开外，唯一能见到的人都是死人。一个日本骑兵军官在一个小村庄过夜，看到了大路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开始时以为是一条狗。当他走上前去，却发现这是一具烧焦的尸体——这也许是一个中国农民，勉强从烧着的屋子里爬了出来，却死在了外面——尸体上烧烂的肉成了七八只饥饿的野猫的美餐。[78]
这种虐待狂行为在日本步兵中尤为普遍，但绝非仅限于他们。在南京城东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美国医生描述了他在日本进攻期间所接收的一个病例。这是一个中国人，被飞过的一架日本飞机击中，内脏都被弹片扯出来了，这导致他失血过多，无法救活。
“当日本飞机飞近的时候，他跑到一个桑树林子里去躲起来，”这名医生写道，“飞机追赶着他并用机枪向他扫射。同时，另外三个农民也被打死了，还有四个被打伤。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中国士兵。为什么，或出于什么目的，那些日本兵还要袭击这些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可怜的农民呢？”[79]
残暴的日本士兵还没来到就早已臭名远扬了，所以，毫不奇怪许多中国平民宁愿选择自杀以求速死，也不愿落入日本人之手被慢慢折磨死去。在刚离开平湖镇前往南京的途中，西泽牟吉中尉和他第114师团的部属看到了两位中国姑娘正在过河。她们两人手牵手走着，或许是俩姐妹。刚一踏上桥，两个姑娘似乎迈着小而快的步伐朝日本兵的方向走来。然后，停住了，仍然手牵着手，她们一起跳入河中，很快就消失在湍急的河水里。[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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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37年秋在华中地区进行的战役与两年后德国入侵波兰及1941年进攻苏联在一个方面特别相似，那就是战场上的成功都伴随着难以想象的暴行。在战场上与武装军人的战斗胜利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屠杀。往往同一个士兵会在同一天干出两件不同的事，从英勇杀敌不假思索地转变为残杀无辜。[81]
这里存在着同样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怎么能这样干？有些罪犯不过只是十八九岁，这个年纪极易受人影响。同时，许多在中国实施了难以启齿的暴行的日本人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有了家室，留在家乡的女儿的年龄同那些被他们在前线强奸和刺杀的女孩差不多大，这是一个本质上无法解释的事实。
这一点同德国在东方战线难以理喻的行为是相似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德国人把自己视为优秀民族，比他们的俄国、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敌手更加优越，他们把那些民族污称为“劣等人”。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否认，也无法否认他们与他们的中国敌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中国是日本文明的主要来源，这是不争的事实，像书面文字系统这种既简明又应用广泛的一类事物就能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
来自第10军的士兵横山胜之助感觉自己同那些被自己的部队强迫做挑夫的中国农民有着一定的联系。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丝情绪表明他们想要战争。相反，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只是每隔几十年，当残匪败兵经过时，他们的正常生活才会遭到短暂的暴力的侵扰，会遭受强奸、抢劫和纵火蹂躏。横山真诚地相信，战争是由西方列强精心策划、由蒋介石一手操纵的结果。他觉得有必要打破那堵将中国平民与日本人隔离开来的愚昧无知的墙垒。[82]
对日本人而言，他们与中国的民族关系就像是两兄弟的关系——一个是年轻正直的弟弟，另一个是迷失了方向需要经引导返回正道的哥哥。松井石根就代表着这种观点。与他的军事生涯相对照，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热衷于见到仍然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枷锁之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合作。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对中国特别着迷。当其他雄心勃勃的军官都热衷于去西方国家的首都，如巴黎或伦敦时，他却申请去中国，并作为一个外交代表在中国待了近十年。[83]
20世纪30年代，他对大亚细亚事业的奉献反映到了政治层面上。1933年，他是大亚细亚协会（Greater Asia Association）最为突出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该组织是由日本主导，但它一直具有“可能是在1933～1945年传播泛亚细亚主义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特色。1935年末，在造访中国期间，松井曾协助在北部港口城市天津建立了中国大亚细亚协会。[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