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7日至9日
12月7日早晨6点不到，南京居民在睡梦中被飞机的轰鸣声所惊醒。声音来自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所乘坐的正在飞离南京的飞机。蒋介石特意一大清早登上他的“美玲”号飞机——当然，这是以他夫人的名字命名的——因为这样最有希望避开日本飞机。日本飞机要在白天更晚些时候才会开始绕着南京上空巡航。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队战斗机为他护航，以确保万无一失。[1]
蒋介石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庐山，那里是他的避暑胜地，位于南京西南方向300英里外。在飞往下一站位于湖南的衡山之后，他将最终降落在长江岸边庞大的城市武汉，此地距南京约300英里。他政府中的绝大部分机构早已搬迁至此。[2]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蒋介石在飞离南京前给一位地区司令官发的电报中如此解释道。[3]或许他当时真的是这样以为，但对于他的政府而言，实际上这只是千里跋涉向遥远的西部迁都的开始。等他再次踏足南京，已经是漫长的八年之后，其间还牺牲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蒋介石在南京的最后几天里，局势已经乱成一团。在他动身的前三天，日本人离南京已经很近，炮击也越加密集，他不得不从他在紫金山上的官邸搬到城门内的一幢别墅居住，这栋别墅原本属于一位颇有名气但已过世的文人。[4]这只不过是个短暂的停留。任何一个稍微留心的人都会看得很明白，因为几天以来蒋夫人一直在公开地为离开南京做准备。她把那些无法带走的东西都送了人，其中一架钢琴就送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5]
就在蒋介石准备离开南京时，在他心头占首要位置的是南京城内军队的士气和民心。于是，12月4日晚，他召来了卫士队队长俞洁民，要他选一小队可靠的卫士身穿制服站在下关码头显眼的位置。当时，大批民众聚集在下关码头拼命想离开南京。蒋介石的目的是利用显眼的卫士来平息到处传播的他已离开南京的谣言。[6]
蒋介石做出的留在南京直到最后一刻的决定，“不仅于军事布置能强勉完成，而且于军心民心亦有裨益”，他在日记中写道，“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南京幸免兵难。若早十日离京，则败局更不堪问矣”。[7]
在他离开南京前的一个晚上，[8]蒋介石召集少将以上的军官全部到唐生智设在铁道部内的指挥部开会。在蒋总司令到来之前，参会者相互之间已经讨论了目前的形势，普遍的看法是：南京是守不住的。然而，蒋介石的乐观情绪使得他们大吃一惊。在夫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发表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尽管中国暂时遭受了失败，但也还是给了日本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打破了侵略者速战求胜的希望。与此同时，中国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9]
“全国的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切盼付与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这里！”他告诉他的听众道，“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南京！”紧接着，他转向唐生智，正式将保卫南京的全权责任交给了他。蒋介石命令道，你们要像服从我一样服从他。这不会是个象征性的战斗，他说道，在南京打一场持久战能够牵制日军兵力，从而给中国军队的主力一个喘息和休整的机会。
因此，蒋介石希望卫戍部队能“破釜沉舟”，这和西方的“烧桥断后路”的说法意思差不多。他承诺很快就会有三个装备齐全的全员师从西南省份云南抵达武汉。他将亲自率领这支部队到南京来解围。“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他在结束时说道，“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能做这件不平凡的工作，是何等光荣！”[10]
会议结束后，唐生智把蒋介石和宋美龄送到了门外候着的坐车旁。唐生智已经承诺战斗到底。他跟蒋介石发誓道：“有统帅命令决不撤退，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显然很感动，他敦促唐生智要小心从事，并在上车之前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唐生智所做的牺牲，特别是在他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事业看来就要分崩离析的时候。“患难见交情！”蒋介石说道。[11]
* * *
当蒋介石乘坐的飞机飞离南京时，日军第16步兵师团24岁的步兵东武夫正在诅咒自己的厄运。他所在的师团一整夜都在野外露营，此刻正在整理行装，马上又要向西朝中国的首都南京开拔，去迎接又一个漫长而令人疲惫不堪的白天。不仅如此，他的中队再次被选中担任右翼。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危险地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他们行军经过的主要道路北面的乡村里。[12]
第16步兵师团早上7点开始行动。东武夫所在的中队沿着一条山路行进，路旁是一座高耸入云达3000英尺的山。日军士兵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坡上中国士兵挖的阵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阵地都被废弃了，仍然有零散的小股中国士兵对着日军队伍打冷枪。虽然距离太远不能准确命中，但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还是让日本兵们非常紧张。当日军的先头部队遭遇阻击投入战斗时，部队的行军也就停止了，此时他们也松了一口气。[13]
日军师团在向西行进穿过仍然分布着中国士兵的山地丘陵时，不光是普通士兵在冒着生命危险，东武夫部队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也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当时，他正在往前走，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阻碍了部队的行军。正当他和一位联队长在讨论战况时，敌人的一挺机枪在他前方只有800码的距离处开火了，子弹就在他脚下打得尘土飞溅，这促使他立马趴在地上。[14]
由于第16师团在向南京进军时部队沿几条狭长的路线延伸，所以只有在行军队伍最前端的士兵加入了战斗。对于离前线后面一点的大部分日军部队而言，这样的冲突就如同是在日本本土的一次秋季演习。第12联队的二等兵东史郎和他同一大队里的其他士兵被留作预备队。就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重机枪的弹药都快耗尽了。相比之下，东史郎所在的大队却仿佛置身事外。有些士兵就在不远处死去，而他们却看起来好像是在郊游，边聊着天边说笑打趣。[15]
对于日军而言，在阳光明媚的12月的这一天里，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作为上海派遣军的先头部队，第16师团已经突破了南京城以东30英里中国人设在句容这个重镇的防线，并向汤水镇逼近。在他们南面，日军第9师团已经到达淳化，这是另一个扼守通往南京要道的重镇。在北面，第13师团的士兵正在镇江横渡长江，以期到对岸建立一个立足点。
在第10军方面，进展同样迅速。第114师团一路推进到秣陵关，其位于南京以南不到20英里处。而自12月初受命夺取南京以来，第6师团一直在全速赶往前线，很可能当天晚些时候就可以到达。在这两个师团的南面，第18师团也一路扑向长江，途中势必夺取宁国，以此完成对南京的包围。[16]
* * *
12月7日，好像整个重心都在向西移动。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几小时后，松井石根同他的幕僚一起在上海附近登上了一列西行的火车，去指挥日军向南京发起最后的总攻。作为华中方面军的总司令，松井已经为此行筹划了一个多星期，[17]但没有办法尽早付诸实施。因为最近的战事，通往苏州的铁路才重新投入使用。[18]
松井石根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被摧毁的城镇和乡村时，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并不是最近的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是农民们返乡后平静的乡村在逐渐恢复生机。在苏州，他注意到由当地中国人的代表组成的自治委员会已经成立起来了。或许，他正在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这就是他梦想中的中国。他想把中国分裂成一堆较小的类似国家一样的独立实体，每一个都小到足以让日本随意对付。[19]
同一天，松井石根的参谋部完成了从上海到苏州的转移，并随即在苏州下达了粗略的占领南京的总攻令。参谋部预测了两种可能的结果。最好的情况是中国守军会被说服而放弃战斗并打开城门。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的每个师团都会派一个大队进城去完成城内秩序的平定，如果可能的话，去消灭拒绝放下武器的士兵的零星抵抗。
另一种情况则意味着一个血腥的后果。中国指挥官将无视日本对他们的投降要求并准备为捍卫首都而打一场持久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军将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南京城，每个师团都将派出一个联队向城门发起强攻，进城后再逐街逐巷、逐门逐户地打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最后占领全城。[20]
南京城所将面临的噩运已经有了清晰的迹象，那就是具有野蛮透顶、毫不留情特点的南京城外的战斗。《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F. Tillman Durdin）亲眼看见了日军是如何消灭第154师和第156师的，这两个师都是从中国南方用船运到此地的。日军把他们包围在一个锥形的山顶上。“日本兵围绕着山顶周围燃起了一大圈火，”他写道，“大火烧着了树木和草丛，慢慢地逼近山顶，迫使中国士兵不得不往山上退却，直到聚成一团被日军用机枪无情地射杀。”[21]
* * *
12月7日，在黄海对面的日本，德国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正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他会见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他转达了中国政府现在愿意考虑日本提出的谈判条件的信息。德克森解释道，一旦日本和中国双方都承诺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停战谈判，那么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将会公开呼吁结束远东战事。但是，广田的回答让德国特使着实吃了一惊。
日本外相说道：“我怀疑现在是否还有可能根据一个月前日本起草的条件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在大日本皇军还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前。”“但是，”德克森回答道，“就在11月中旬，也就是日本取得最初的胜利时，你还告诉我这些条件仍然保持不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日本外交官再也不能说话完全算数了，广田做出这样的解释。“过去几周里局势已经不同了，”他说，“野战部队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22]
虽然德克森对日本这一新的立场很吃惊，但他对这样一个理念也有几分赞同，即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意味着中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换取和平。“考虑到日本取得的巨大的军事胜利和过去几天里中国军队的惨重败绩，日本在谈判重点上提高要价是不可避免的。”德克森在给柏林的报告中如此写道。[23]
广田外相没有向德克森提及新的附加条件，这是有原因的。日本人想给中国开出什么样的和平谈判条件，他们自己内部都未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日本变得越来越固执，这点恰好掩饰了东京幕后持续的意见分歧。12月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布的一份文件初稿成了内部讨论的依据，也表明日本的要求有了显著的扩张。这份文件包含了多项苛刻的条件，包括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24]
尽管日本首都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鸽派正在输给鹰派。代表着参谋本部内少数人意见的多田骏，支持对中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方针，认为日本应该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他醉心于一种部分建立在对欧洲前辈的研究之上的军事文化，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恰当的比喻。他说，日本领导人的行为应该像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后者在1866年赢得克尼格雷茨战役（也叫萨多瓦战役）后仍给奥地利开出了宽宏大量的条件。[25]
这种宽宏大量并不仅仅是基于利他主义的，而且坚定地依据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一旦各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被撤销之后，也就是说，在南京沦陷之后，蒋介石政府就将会倒台。”近卫文麿在12月初如此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愉悦。[26]与此同时，蒋介石政权的倒台也正是日本内部那些头脑清醒的人士所担忧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央政权将会导致这个庞大的国家全面瓦解。“一个多年分崩离析的中国……将大量消耗（日本）帝国的实力，直到遥远的未来，”河边虎四郎写道，“此外，还将引诱英国和美国的势力介入整个远东。”[27]
河边虎四郎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日本决策者受到了一个特别因素的严重制约，那就是民众。即使是在一个逐渐走向独裁的社会中，民意也很重要。如今这些民意被主张强硬外交政策的媒体所煽动，形成了一种狂热。日本民众不允许心慈手软，他们受到了蛊惑去相信日本军队是为了中国而到中国去但中国却不知感恩这样的谎言。河边写道：“民众是最强硬的。”一位日本商人警告身为日本高级官员的原田雄夫说，除非公众复仇的渴望得到满足，且中国被迫做出巨额赔偿，否则日本“将会出现可怕的动荡”。[28]
此时的日本，内外环境极不稳定，处于危险之中的不仅仅是权利和威望。外交政策上的争论还会导致严重的人身风险，即使是东京的政治精英也不例外。举个例子来说，连广田弘毅外相也担心起人身安全来了。日军军官中年轻的鹰派截获了德克森和德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往来电报，了解了德国人正在努力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其结果是，他们威胁要“杀”了广田外相。[29]
* * *
中国政府没有立即被告知日本人拒绝和谈。12月7日晚，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在武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T.詹森（Nelson T.Johnson）时仍然表达了乐观的看法。据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声明表明东京仍然愿意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王宠惠满怀希望地如此说道。[30]
尽管政府部门的语调仍然乐观，但中国的战地指挥官们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任何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都绝对不会留给来犯的日军。南京周边地区的警察和军人都忙碌着把老百姓赶出他们自己的家门。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威胁要以叛国罪处死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老百姓的房子都会被浇上煤油，然后一把火烧成平地。随着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目标，浓黑的烟雾越来越多地遮盖住了南京周围的地平线。[31]
据《纽约时报》报道，南京城南边有个面积相当于一个小镇的区被放火焚毁，下关火车站附近一个用于展示蒋介石政府先进性的示范村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32]《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了在出城后一路向东考察前线战况时的所见所闻，他看到大火吞噬了化学战实验室。“公路以北，高官们宫殿般的住宅都被付之一炬，滚滚的浓烟从里面冒出来，”他写道，“沿着去前线的道路两旁的村庄现在已经变成了冒着烟的废墟。”[33]
在深刻的民族危难之际，这种做法似乎是个合理的选择，但也给南京地区的平民带来了巨大且显而易见的痛苦，对民心也是一个打击。一个78岁的老人来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前，他说自己是被赶出家门的。他独自一人前来，是因为他的老伴不肯离开。魏特琳写道：“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34]
日军离南京越近，中国守军留下的对建筑物的破坏就越彻底。随着守军不断加强力量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南京周边已经没有一座桥梁是完好的了。[35]日军因轻装行军而未携带复杂的架桥设备，结果只能被迫不断地想办法来保持他们的进攻势头。此时，日本军人发挥了日本农民善于因地制宜的智慧。20世纪30年代末的日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他们在关键时刻很好地露了一手。[36]
到12月9日凌晨时，日军第9师团第19联队的一中队士兵连续行军和战斗已经超过了三十六小时。然后，当他们走到南京以东大约10英里的地方，一条汹涌的河流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河上有座窄桥，桥的另一端有个由中国士兵守卫的碉堡。中国士兵手中的轻武器不断地射击，使得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试图过桥的话，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然而，队伍后方的军官们对他们毫不同情。“赶快过桥，夺取碉堡，清除所有障碍，”军官们下令道，“这是去南京最近的路。”[37]
一个年长的二等兵很快打定了主意。他找到了碉堡火力的一个盲区，然后脱光了上身，跳进冰冷的河水中，身后拖着两股绳索。一旦游过了河，尽管接近零度的河水使他打着冷战，他仍坚持着把绳索拴在桥的另一端，使他的战友们能用附近农舍里找到的一些竹板搭起一座便桥。几分钟后，整个中队过了桥，并且从后面夺取了碉堡，部队得以继续前进。日本军队是受到严格的指挥体制和严厉的纪律的制约，但有时候也有让个人发挥主动性的空间。[38]
一名日本军官后来回忆道：“每一位师团指挥官都加入了目标定为南京的赛跑，或更准确地说是马拉松，都痴迷于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城墙的人。”[39]有一个师团在接到命令离开前线返回上海执行治安任务时，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你该听听这个师团的指挥官们每天对我的抱怨和悲叹，他们痛恨被剥夺了参加向南京胜利大进军的权利。”松井石根如此对一个外国记者说道。[40]
各部队争先恐后地赶往南京，但也因此加深了日军内部已有的对抗。12月初，在通过一段丘陵地带时，第16步兵师团的士兵相信他们的精力是相当旺盛的，认为他们的行军步伐是快速有力的。突然间，他们发现右边出现了一支和他们平行进军的日本部队。他们很快就认出来那是第9步兵师团第35联队的士兵。这个发现并不令他们高兴，只是促使他们更加加快了速度。“不要让第35联队抢在我们前面到达南京，”中队长大声喊道，“加快脚步，赶快跟上！”士兵们立刻忘掉了疼痛的肩膀和酸胀的腿脚。最重要的是要先赶到南京。“前进，”他们心里在想着，“赶到南京！赶到南京！”[41]
* * *
在日军从多个方向多管齐下地向南京开进的路途中，他们经过了很多城市、乡镇和大小村庄。有些地方没打几枪就沦陷了，其他一些地方则由愿为保卫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到底的士兵据守着。南京东南方向大约15英里的淳化镇就属于后者。据守该处阵地的是中国第51步兵师的士兵，秋天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周边打过几场硬仗，这有力地证明了即使遭受了严重的损耗，中国军队仍然能够打出有力的一拳。[42]
第51师在撤回南京的途中发现退路已经被快速进军的日本部队切断了。各部只有在当地平民的帮助下才设法暗地里悄悄穿过敌人的防线，退回南京。[43]一回到南京，第51师的官兵就希望有机会渡过长江，进行急需的休整。然而，蒋介石又让他们重新投入战斗，命令他们守住淳化。[44]为弥补有战斗经验但已经伤亡的老兵，部队补充了一些新鲜力量，包括一些甚至缺乏基本训练的年轻人。[45]
部队于12月初到达淳化时，非常失望地发现碉堡和防御工事的状况很差。在整个南京战役期间，国军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廉价承包商的偷工减料。有些地堡深埋进地里，起不到防御工事该有的作用。其他的地堡射击孔又太大，面对敌人的火力无法或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最让人沮丧的是，碉堡的钥匙还常常找不到，连进碉堡都成了难题。[46]
第51师用从当地征集到的少量材料日夜赶工来整修阵地，但仍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把防御工事提高到能让指挥官真正满意的标准。[47]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改进了许多：以碉堡群为中心，在淳化镇前建立了三道防线；两道铁丝网和一道反坦克壕将使日军难以推进；还有一些隐秘的机枪掩体，给日本步兵准备好了“意外的惊喜”。[48]
第51师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到淳化镇前几英里的湖熟村去建立一个前哨阵地，并提供敌军动向的预警。日军的先锋是由第9师团的500名士兵组成的一支部队，12月4日他们露了面。之后的两天里，坚守在湖熟村的那个连孤军奋战，经受了猛烈的攻击。[49]中国方面临时增援了一个装甲排，这是仅有的几个中国坦克迎战日军步兵的战例之一，而不是日军坦克打中国军队。此战中国军队损失了3辆坦克车，而日本的步兵据报道伤亡人数是40人。[50]
12月6日下午，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守卫湖熟的中国连只剩下不到30个幸存者。他们放弃了阵地，突围退回淳化，留下了殉难的官兵。[51]紧紧跟随在撤走的中国军队身后的是日军第9师团的先头部队。他们并未与中国的阵地直接接触，而是展开了先期的侦察。根据他们的观察，日本人认为即使中国的防御工作准备得很好，但也没有多少人把守。只要有足够的炮火准备，就能够轻松取胜，或者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52]
事实恰恰相反。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突破了中国军队三道防线的第一道。再次依赖他们的炮火威力，顽固的日军继续竭尽全力夺取后两道防线。第9师团的炮兵山本武接到命令发起密集的炮火攻击，以便为步兵进攻扫清道路。为了产生心理上的作用，日本的大炮进行齐射，炮声震耳欲聋。令日本兵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人也预备了大炮，同样还以颜色。一发炮弹落到了山本武的阵地附近，造成一名二等兵死亡，一名分队长受伤。[53]
在这个节骨眼上，双方似乎陷入了僵局。此时六架日本飞机从后方飞来，在距离地面才几十英尺的高度投下了炸弹。炸弹爆炸产生的黑色浓烟一团团升起在中国防线的上空。烟雾还未散尽，日本步兵就从散兵坑里跳出来向中国的防线发起猛攻。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让山本武联想起了阿修罗——他童年时代所接受的佛教教义中的战神。紧接着就是白刃战，日军仅用五分钟就拿下了中国的阵地。[54]
但并不是所有的日军进攻都同样顺利。日本第9师团的士兵们在前线好几处地方都陷入了中国军队机枪的交叉火力之中，对他们来说这实际上就是无处藏身的死亡区。对中国士兵来说，战场上的情况也同地狱一般。第51师师长王耀武写道：“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我官兵有的被打断腿、臂，有的被炸出脑浆。”[55]该师第301团在战场上首当其冲，官兵伤亡总数达到了1500人。[56]
日军继续保持着这种压力。在争夺淳化战斗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军的左翼总算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他们潜入了村子后面。但是，真正的突破是在12月8日下午才取得的，当时落在第9师团大部队后面的整整一个联队都赶了上来并投入了战斗。他们带来的影响既有军力上的同样也有心理上的。日军的士气迅速高涨，很快就为进攻聚集了强大的动力。那天傍晚，淳化便落入了日军之手。[57]
在中国第51师被迫撤退几小时后，一支被留作预备队的日本步兵经过了刚刚结束了战斗的战场。他们觉得地狱也不会比这里更加惨烈了。整个地区到处堆满了刚刚被打死的士兵的尸体，空中充满着重伤士兵的号叫声。从旁边经过的士兵很难区分敌友，因为几个星期的尘土已经褪去了军装的颜色。只有一位孤零零的和尚在为死去的军人诵经，不论是日本兵还是中国兵。[58]
* * *
战争离南京越来越近了，留在南京的人也都明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自12月8日起，他们就能听到远处大炮的声音。[59]12月9日，日本炮兵发射的炮弹第一次落到了南京城内，在市中心的新街口广场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威力强大，使得好几个街区外的窗台上的花盆都摔了下来。[60]
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日军的全面攻击已迫在眉睫，此时，城里谣言四起，各种推测五花八门。中国人打算怎么办？他们会让南京几天后就被占领？或者还是会经历一次长期且痛苦的围城？[61]所有的媒体都逐渐消失了，因此没办法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外国人被允许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晚间新闻发布会。但对于城里的大多数市民而言，他们面对的却是新闻管制，以及还要去承受不确定的未来所带来的精神折磨。
由于南京城里人口越来越少，大部分地段都陷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因此抢劫也成了一个问题。有人看到中国士兵从被遗弃而空无一人的商店里偷钱。[62]几乎所有一切都停止了正常的运转。“此刻的南京只是她一年前的一个影子——一个悲伤和沮丧的影子，南京原本是那样地充满着热情和进步。”12月9日明妮·魏特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63]
但就是这样一座可怜的、半被遗弃半无法纪的城市还不断地拥入了来自城外的战争的逃难者。妻离子散已经是不可避免。一个女人失去了她12岁的女儿，站在路边看着从身边不断经过的难民，徒劳地希望在人群中看到女儿的面孔。[64]然后在12月8日，逃难的人流停止了。各道城门全被关闭，只有在出于紧急的军事目的的情况下城门才会开启。据传说，即使是在南京外围打仗负伤的士兵也不准入内，任其死在城外，离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就差几分钟的路途。[65]
日本人的绞索已经牢牢地套住了南京，越来越多的南京平民开始向安全区转移。“我希望你也能看到从城里其他地方像潮水般涌入这片安全区的人，”美国传教士欧内斯特·H.福斯特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所有通往这里的路上全是一群群的人，利用他们所能用得上的任何工具——手推车、卡车、婴儿车，还有不知疲倦的黄包车，有的甚至由学生来拉，所有有轮子的东西都被用来搬运他们一切可带走的财产。”[66]
早已做好了准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此刻变成了安全区内的一座难民营，接收了首批难民。其中有些人先前生活在上海和无锡，还有些人就住在城墙外的村庄里，当他们的家园变成一片“焦土”时，被迫进了城。学校里的教职员工仔细地为这些新到的人安排住宿，先前已经接受过培训的一些年轻姑娘当起了接待员，把每个人领到预先分派好的住处。然而，随后的时间将会表明，这样的秩序和纪律是不会持久的。[67]
* * *
12月7日晚，从紫金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麒麟门附近日本第16步兵师团士兵点燃的篝火，这使得驻守在紫金山上的中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教导总队格外眼红。在这支作为其他中国部队的典范而被特别建立起来的教导总队的眼里，日本人是个诱人的目标。教导总队的官兵们一直渴望有突出表现的机会，即使马上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68]
周振强是教导总队第1旅的旅长，他建议对日军实施反击，而且已经拟定了如何实施的行动计划。他计划率第1旅发起正面攻击，驻扎在他左侧的第3旅则从侧面夹击，包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敌军。这项计划很可能会成功，但从未给予尝试机会。南京卫戍司令部反对这个主意。“现在消耗的兵员太多，”唐生智的参谋回应道，“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结果是，教导总队不得不只是简单地掘壕固守，等待着敌军的到来。[69]
就在中国的守军接到命令按兵不动时，日军第16步兵师团开始继续向西行进。他们胆战心惊地第一次爬上紫金山。紫金山山坡上长满了针叶松柏，树林之间的空隙中则生长着茂密的竹子，几乎就是一片丛林战的环境。“几步开外你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更糟糕的是你都不知道敌人隐藏在哪里，”该师团第20联队的一名士兵写道，“当我们听到敌军开火时，我们只能胡乱地回击。子弹到处乱飞。”[70]
日军士兵艰难地爬上山坡，在距离山顶还有一半路的时候，他们看见白烟四起，并听到了竹子烧着之后发出的特别的爆裂声。中国军人占据了顺风的有利位置，并且利用这个优势放火烧着了竹林。日本兵立刻拔出刺刀和军刀，在他们前方的竹林中砍出一条防火带，宽度足够隔开火区。这个士兵后来写道：“只能用这种方式，我们才不至于被活活烤焦。”[71]
紫金山前面的主要防御阵地叫作老虎洞，位于东面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上。只要这个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里，日军就无法攻下整座山。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非常清楚这个阵地的重要性，所以从教导总队第5团派了一个装备精良且斗志高昂的营来驻守。
攻打老虎洞的战斗是12月8日下午打响的。日军首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教导总队的阵地，紧接着，日军的步兵就开始沿着山坡向阵地爬去。凭着严明的纪律，在营长刚毅的命令下，这个营的士兵以精确的瞄准和集中的火力压制住了脆弱的敌军，给对方造成了大量伤亡。日军当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72]
第二天早上，日军增加了一倍的兵力来攻击老虎洞阵地，他们不仅用大炮轰击，还出动了飞机空袭。日本步兵再次凶残地向山顶爬去，希望烟幕弹会挡住守军的视线。然而他们再次失败了，并且这一次他们受到了额外的压力，因为邻近的一支中国部队对日军的右翼发起了反攻。
教导总队的士兵们虽然成功地守住了阵地，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日军下午再次发起炮击时，守卫老虎洞的这个营有超过半数的人伤亡。由于这个山峰毫无遮掩且难以增援，教导总队的指挥官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这个阵地。于是，这个伤亡惨重且连营长也牺牲了的营便撤回到紫金山的第二高峰。[73]
对教导总队来说，放弃老虎洞是个挫败，但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优势。中国部队退回到了一条准备充分的防线，他们非常熟悉这道防线所穿过的地带。防线以孝陵卫为中心，四年前，教导总队正是在这里住进了他们的新营房。对于总队里的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里就好像是他们的家，他们熟知每一条小溪、每一个小村、每一片竹林及每一个池塘。而日本人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恶战。[74]
* * *
12月初的一个早晨，南京机场上停着的伊-16战斗机的驾驶舱内，端坐着身系安全带的俄国飞行员D.A.库图莫夫（D.A.Kydymov）。在冬日晴朗的阳光下，驾驶舱内越来越热，难以忍受，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必须要能够在几秒钟内就起飞。现在前线如此接近，以至于日本飞机飞到他们头顶上时都来不及发出任何预警。
27岁的库图莫夫来到南京虽然只有几天，但已经驾机执行过好几次任务了。和大部分苏联飞行员一样，他也是通过中亚航线来到南京前线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都还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遇到日军飞机，所以他很渴忘感受一下空战的刺激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75]
在驾驶舱里很不舒服地坐了几个小时后，库图莫夫听到中国机械师高声喊道：“日本飞机！一架日本飞机！”在高高的蓝天上，他看到有一个黑点越变越大。这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幸运的是，机械师没有等待示意飞行员出动的红色信号灯变亮就立即转动了伊-16飞机的螺旋桨。顷刻间，库图莫夫就驾机起飞了，并迅速爬升。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起落架使飞机减慢了速度。由于起落架无法自动收回，他不得不用手摇曲柄来将它收回。他将飞机改成水平飞行后，就艰难地动手去收。与此同时，一架日本飞机正冲着他飞来。只差几秒钟就能收起起落架了，但此时库图莫夫只能放弃，他松开了曲柄。日本飞机现在离他非常近，近到他都能识别出这是架三菱九六式单翼机。敌机射出了一串机枪子弹，库图莫夫感觉有几发子弹击中了他的机身。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刻，日本飞机向下避让，飞了过去。
库图莫夫又去摇曲柄，拼命地摇着。他知道那个日本飞行员正准备再次飞来攻击他，如果他动作不够快，没几分钟他就会死。他告诉自己不要惊慌，最后，他又摇了几下后，终于成功地收回了起落架。此时的伊-16飞机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快地加速。两架飞机再次全速擦身而过，互相朝对方射击，但都没有命中。
这只是一次超现实舞蹈的开端，感觉像是没完没了，但实际上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两架飞机一圈又一圈地飞着，两位飞行员都经验丰富，不会上对方的当。最终，日机失去了耐心，决定返回基地。库图莫夫对着敌机的下侧盲目地射出了最后一串子弹——击中了。日军战斗机翻转了机身，肚皮朝上，很快一头栽了下来，最后化成了一团火球，坠毁在南京机场的外边。
* * *
在南京以南，日军第6师团终于赶上了第114师团，并作为第114师团的左翼向南京完成最后一段进军。到12月8日时，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离南京约15英里的地方。此时，第6师团和南京城城墙之间隔着一片丘陵和不太高的山地，其间耸立着两座山峰，一座叫将军山，另一座叫牛首山。侦察部队已经侦察清楚，中国军队挖好了战壕，正在沿一条向北穿过两座山峰之间的道路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76]
沿着道路继续向北进军的任务落到了第13联队的头上，而第23联队的任务则是向左前进，绕过山之后再沿着长江向北。该师团的炮兵联队现在只有以前一半的实力，因为它的四个炮兵大队中有两个大队被留在杭州湾一带。炮兵联队接到的命令是集中火力帮助第13联队在山峰底下开辟出一条通道。但第13联队遇到了比他们预料中要强得多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无法继续行军，再加上炮兵落在后面太远，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援助。于是，师团长决定暂缓行军，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再继续前进。[77]
在夜幕掩盖下，炮兵联队沿着山路向上推进，炮兵指挥官们聚集在靠近前线的一座小山头上。破晓时分，他们朝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炮，炮弹比前一天打得准多了。这时，该师团的参谋长出现在炮兵指挥所，他很关心阵地是否太暴露。“你们在这里很容易遭到步兵的袭击，”他一边说着，话音里透着一种告诫的语气，一边拿着野战双筒望远镜观察着这片地区，“最好小心点！”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意思，当他话音刚落，一颗中国的步枪子弹就穿透了他拿着望远镜的手。他被迅速地护送下山去了。[78]
胡子拉碴、长相凶狠的藤田实彦指挥着坦克车队行进在将军山和牛首山之间的路上，他们是前去增援第13联队的。因为爱好写作，所以藤田决定让《每日新闻》的一名战地记者搭乘他的坦克。在一场激烈的交火中，那位记者蜷缩在坦克里，而坦克里的全部乘员都在用机枪向路边山上的敌人扫射，滚烫的弹壳雨点般地掉在记者周围。“烫死我了，”记者喊道，“烫得我好痛！”藤田很快冷冷地回答：“嗨，你自己要来的。现在那边爬满了敌人，只要你敢探出头去，你就死定了。”[79]
顺着路不远处，藤田实彦看到另一支日本坦克车队从他们身边经过，去解救被中国军队的轻武器火力压制在前方一个村子里的一队日本步兵。藤田的一个熟人，井上中尉，在领头的那辆坦克里，离村子大约100码的时候，他突然遭到了隐藏在房子里的山炮的攻击。井上的坦克被好几发山炮炮弹击中了，他被迫拽着坦克驾驶员一起爬出起火燃烧的坦克。坦克驾驶员的裤子被火烧着了，井上上前试图帮他把火扑灭，这时中方的机枪突然开火，子弹撕开驾驶员的胸膛，把他打死了。
井上示意队伍中的第二辆坦克停止前进，但为时已晚。这辆坦克也中弹起火。坦克车长和驾驶员从炮塔中探出身子，看上去是要放弃坦克了，就在此刻，坦克又被另一发炮弹打中，两人的下半身仍然还在坦克里面，却再也无法动弹。最后，被困的这两人被活活烧死。整支坦克部队都没有察觉即将展现的灾难，于是继续前进，结果又有两辆坦克被摧毁。这场遭遇战使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四辆坦克被毁，总共七人被杀。
那位平时开朗健谈的战地记者突然间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他本来是要搭乘第二辆坦克的，但被耽误了。“结果我坐上了第五辆坦克，”他说道，“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藤田的心情也闷闷不乐。仅仅两天前，他还跟第二辆坦克的军官聊过天，当时那位军官还给藤田看了一瓶很珍贵的陈年米酒。虽然这瓶酒他原本打算留到攻陷南京时喝，但是他还是同意和藤田共享了一杯。这一杯酒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告别，藤田心中这么想道。[80]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步兵、装甲兵和炮兵的协同作战还是逐渐取得了成效，成功地把中国军队赶出了他们的阵地。12月9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第一批日军士兵到达了南京南面不远的铁心桥镇。[81]与此同时，第23联队沿着山脉以西延伸的道路继续向北前进。这样的行动意味着该联队不得不放弃到目前为止在前往南京的路上一直在利用的相对比较硬实的道路，转而沿一条不适合车辆通行的简易山路继续去南京。如此一来，所面临的一个很大弊端就是火炮的运送大大减慢了。[82]
其后果马上就体现了出来。第23联队的一个大队接到命令，去扫清设置在标号为154号山头的一座不高的山峰上的敌人阵地，这座山就横卧在日军前进的主道上。这个大队既没有炮火支援，而且它的一半兵力——两个中队——也还在后面为火炮运输提供警卫。该大队剩下的两个步兵中队接到命令向山上进攻，炮兵部队则被要求换用小口径的八九式掷弹筒。[83]
当154号山头上的中国守军看见日军走近时，便用上了他们所有种类的武器——轻重机枪、步枪和迫击炮——向敌人开火。日军被压制住了，只能在八九式掷弹筒火力的掩护下缓慢地向山顶移动。当日军一挺轻机枪的几个枪手发现有很多中国士兵向山上运动去变换阵地时，他们迎来了一个突破机会。他们长时间的扫射纷纷击中了目标，应声倒下的已死和快死的中国士兵翻滚着坠下山坡。[84]
日军的小队长抓住机会，起身向山顶猛攻，机枪手紧随其后，小队剩余兵力跟在他们后面，相距10～20码。在向山上运动时，他们碰到了四个举枪正要射击的中国士兵。但日本的机枪手出手更快，扳机一扣，射杀了所有四个人。[85]接下来的战斗如同一场屠杀。日本兵占领了山头，然后仔细瞄准被打败后向北逃跑的中国士兵的后背射出致命的子弹。其他日军士兵握着上好了刺刀的枪进入战壕，杀死了所有中国人——已经受伤的、想要投降的以及假装已死的。[86]
* * *
就在日本第10军从南面向南京进军时，上海派遣军则从东面逼近。日军先头部队的矛头深深楔进了中国军队占据的领土内，绕过了大量的中国部队，而这些中国部队只是事后才鼓起勇气从后面打击来犯之敌。这时候战场上的形势是无法固定的，它瞬息万变，也难以预测。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双方都很少使用战壕，他还提到南京周围的战斗“在很多方面都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野外的交战一样，除了会使用机枪之外”。[87]
第16师团的一个上尉赤尾纯藏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看不到有任何固定前线的战局之中。12月8日，他正率领着自己的中队穿越句容北面山区的一个山谷，突然间这支联队的先锋部队遭遇到强大的阻击而停止了前进。当邻近的两个大队被派去对付中国军队时，赤尾和他不到200人的部下被作为预备队留在山谷里。这里离前线还不到1英里，赤尾派出一支小分队在一个300英尺高的山顶上放哨，密切关注战况。中队里其余士兵则在有一道土墙围绕着的几间农舍里舒服地躺下来休息。[88]
午饭时分，赤尾坐在一间屋子里正和一名同僚军官轻松地聊着天，突然连着山顶哨所的一部军用电话响个不停。“几千个敌人从后面来了。他们是直冲着你们来的！”电话那头大声喊着，声音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赤尾冲了出去，发现一大片中国士兵正从后面的山谷冲过来。赤尾急忙跑到旁边的屋子，一脚踹开门，看见士兵们正在做午饭。“敌人来了！跟我走！”他大声喊道。士兵们丢下手中的炊具，抓起步枪，跟着赤尾冲上了农舍后面的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