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近的中国士兵也看到了日本兵，双方在相距几百码的地方就开始交火。看上去有点势均力敌。然后，日军搬出了两挺重机枪，在相距50码的地方架了起来，以每分钟500发子弹的速度向中国军人扫射，在这样的交叉火力下，中国士兵犹如遭到屠杀。另外九挺轻机枪随后也加入了战斗，一瞬间，中国部队的阵型就瓦解了。部分中国士兵被打散，开始撤退。赤尾的部下没等他下令就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去追击敌人。在他们前面领头的是个年轻好斗的军官，他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军刀砍杀，以至于军刀都断成了两截。
赤尾很满意地看着。他和他的部下曾经日复一日的训练，为的就是这样的战争，他们的表现是完美的。赤尾把注意力转向山谷对面的山头，午饭前他布置了一个分队的兵力在那里作为观察哨。山上满山遍野全都是中国士兵，都朝着山顶开火。山顶上那一小群日本士兵正在做殊死挣扎。赤尾领着一部分士兵冲上山去，但被中国军人的炮火压制在半路上。
中国士兵似乎已经占领了山顶。赤尾命令一名少尉下山返回山谷寻找援兵。少尉站了起来，喊道：“是，长官！”但他立马就被一颗子弹穿透了腹部倒了下来，痛得打滚。不一会儿，赤尾身边的另一名士兵头部直接挨了一枪。在他周围的士兵们上也不是，下也不行，就都做好了死的准备。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山坡下较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上尉！”
一支由三个分队组成的小部队终于成功地上了山，并带来了最需要的武器：八九式掷弹筒。那个军刀断成两截的军官也同他们在一起。赤尾将八九式掷弹筒对准山顶，然后注视着每发炮弹是怎样在密集的中国士兵人群中炸开的。趁着中国士兵突然陷入短暂的混乱和恐慌，赤尾和他的部下很快就登上了山顶，刀剑在手。
他们到达山顶时，发现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中国军人。其中一个拿着手枪对准那个带着半截军刀的日本军官，当这个军官意识到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脱口而出骂了一句：“混蛋！”这使得中国人在扣动扳机前迟疑了一刹那。这一刹那就注定了生与死的区别。另外一名日本军官，他手上握着的军刀是完好的，一个箭步向前挥刀砍死了这名中国军人。随后，赤尾和他的部下找到了那个被围困的日军分队。他们的身体被砍得不成人形，无法辨认了。有的眼睛被挖了出来，有的鼻子和耳朵被切掉了，还有的连手脚都找不到了。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 * *
既然无法实现体面的和平，那么中国就要准备奋战到底。这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12月9日在武汉国际俱乐部演讲时传递的信息。[89]这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呼应了中国领导层很多人都持有的情感，而且是基于中国比其任何邻国都更大、历史更悠久且更有能力承受更多损失这样一个根本性前提之上的。正如蒋介石在几年前讲过的那样：“凡事成功不在起头，而在最后五分钟。”[90]
日本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意蒋介石在进行一场“持久战”，他们还相信，促使蒋介石采取这种行动的不仅有其深厚的人生信念，也有对当下的战术考虑。他仍然希望外国势力最终会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涉，尽管所有的证据证明的都恰恰相反。[91]毕竟，蒋介石曾在离开南京前夕发给战区指挥官的一封简要电报中说保卫南京极其重要，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下个月里可以期待在国际事务中会有“重大变化”。[92]
问题是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高官们心目中的“重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到1937年底，他们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当德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摇摆不定时，美国和英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愿意介入东亚事务的倾向，而且毫无实质意义的布鲁塞尔会议也表明期待多边会议产生效果是不行的。这样就只剩下苏联作为主要的潜在外国支持者了。
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机构搬迁到武汉后，武汉市市长突然间也需要接触外交政策了。据他说，蒋介石已经收到了“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发来的一封电报，就苏联在不久的未来直接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汇报”。[93]这份电报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杨杰将军发来的电报，他是蒋介石在莫斯科的最高军事代表。杨杰已经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见面，并且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如果南京沦陷，苏联将会对日宣战。[94]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听说了杨将军的电报内容，并对他以外交辞令所表达的“杨杰的丰富想象力”感到震惊。杨杰自从来到莫斯科后，一直有点我行我素。在早先的一个场合里，他敦促蒋大使单边宣布一项根本不存在的苏联将介入中日战争并站在中国一边的意图。以这样的方式，杨杰解释道，我们就可以诱使日本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结果是苏联也会被硬拉入战争。蒋大使礼貌地拒绝了。[95]
现在，面对杨杰电报中所概述的所谓的伏罗希洛夫的承诺，蒋廷黻判断这是这位将军的又一个计谋。于是他立即给蒋介石单独发了封电报，提醒他不要过于相信杨杰所宣称的苏联的直接干预。大家普遍认为，甚至杨杰本人也承认，苏联担心在中国参战会导致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态势或者也许是全面冲突。[96]
尽管如此，如果蒋介石对苏联干预的前景仍然很乐观，这就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人发出的信号有关。1937年底，苏联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瓦西里·K.布柳赫尔（Vasilii K.Bluecher）公开表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跨过边界。[97]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俄国人已经跨过了他们的边界，或者至少部分士兵是如此。就像在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完全明白的那样，俄国飞行员正在参加中国的空战，但他们为中国首都而战的角色马上就要结束了。
* * *
在中国战区出现苏联飞机，特别是图波列夫SB轰炸机，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来得有点迟。已经逐渐习惯了在空中任意来回的日本飞行员，意外地发现他们在遭受危险的攻击。建在临近前线的临时机场不得不往后搬到远一些的地方。俄国人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军队的广泛认可，他们都很高兴能得到这份预料之外的帮助。[98]
然而，俄国人的帮助并没有改变整体局势。一位师长写道：“日本飞机仍占优势，且常向我轰炸及扫射。”[99]谣传蒋介石和其他领导人对俄国人起到的有限作用感到失望。“苏联飞机的到来也许是这种过分自信的来源，”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乔治·艾奇逊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些飞机并未满足众人的期望，中国在陆上和空中取得军事胜利的希望已化为泡影。”[100]
尽管如此，苏联飞行员继续为保卫南京而一直战斗到最后。12月9日，他们派出了一小队飞机飞往上海执行侦察任务。地面上的形势极度混乱，飞行员都不确定回去要报告什么。但是，他们不需要担心。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基地时，他们的基地已经被匆匆忙忙地放弃了，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摧毁那些受损严重而无法升空的飞机。[101]
由于地面没有地勤人员，飞行员只能自己给飞机加油并准备飞往南昌，那个在西南350英里外预先设定的基地。当他们正要起飞时，一架由一个姓舒科茨基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无法发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国机械师帮助修好了引擎的故障。这个帮助来得正是时候。刚修完飞机，日本轰炸机就出现在头顶上，日本步兵也出现在机场边缘。所有飞机都争相升空，再晚几分钟，如果不是几秒钟的话，就会被日本人抓住。
一个多小时后当飞行员在南昌着陆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意外惊喜。舒科茨基推开舱盖，跌跌撞撞地爬出了一个不知所措、有点头晕眼花的中国机械师。就在日本人朝南京机场上的飞机发动猛攻的时候，这位俄国飞行员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一把拽住了那个中国机械师并把他拉进机舱，随即沿跑道加速起飞。[102]
* * *
12月9日凌晨，天还很黑，日本陆军第36联队的先头部队，步兵加上轻型坦克，遭到了中国教导总队一个营的阻击，后者据守在南京城东南方向的红毛山上。随后两军的交火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守军伤亡过半后不得不撤离。日军穷追不舍。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破晓的一缕微光时，日军看到了高高耸立在他们面前的南京城城墙的轮廓，若隐若现，雄伟壮观。土褐色的坚固城墙看起来像是自然地貌而不是人造工程。尽管精疲力竭，但日本步兵们爆发出胜利的呼喊：“万岁！”[103]
日军士兵开始在黑暗中快速前进，直接朝城墙上巨大的城门进攻。就在此时，沿街的路灯毫无预兆地全都亮了，使他们全都暴露在一片不受欢迎的亮光之下。与此同时，轻武器射出的密集火力沿城墙上方向下倾泻。其中部分子弹是撤回到南京城内的教导总队的士兵射出的，他们现在有机会为不久前在城外的失败复仇了。
满身血污的攻城日军士兵拖着呻吟的伤员退回到暗处寻求夜色的保护。中队长山际喜一是最先看到城墙的日本兵之一，他花了片刻时间来确定一下方向。在他左边，他看到了一个建筑群的模糊轮廓，他判断这肯定属于中国军队的防空学校。他事先已对南京的地理烂熟于心，知道现在面对的是哪道城门。借着微弱的晨光，他辨别出了城门上方石匾上刻的汉字。他能看懂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在日语里也有。这几个字就是光华门——教化之门。他感受到一阵胜利的快感。他们已经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在他们行军打仗数星期中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战斗即将进入决定性阶段。[104]
几分钟内，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就来到了城门前并下令他的三个大队占领阵地，做好攻城准备。天越来越亮，中国守军的火力也越来越强，他们的大炮也瞄准了几英里后的日军部队。胁坂次郎来到防空学校勘察地形。站在防空学校东北角的一个指挥塔上，视野非常清晰。当时，城门是关上的。南京城周围的护城河大约宽500英尺，深约15英尺，而城墙本身是40英尺高。一条反坦克壕和五道拒马——可移动的缠了带刺铁丝网的木架——封住了通往城门的道路。从城门到护城河的道路两旁各设置了五道带刺铁丝网。要攻入城门将是极其困难的。[105]
联队里有两门山炮，在快速向南京进军期间一直被拖着走过了崎岖山路，此刻被推入了防空学校，开始直接对着城门开火。厚重的木门上被大炮轰出了大洞，但很快日本人就明白，城门已经从后面加固了，用的是结实的木梁和沙袋，而且堆得非常密实。一个日本士兵默默地说道，甚至“连一串蚂蚁都无法通过”。[106]单凭炮击是无法突破防御工事的。于是召来了工兵，派他们前往没有遮挡的、直接暴露在墙头上守军步兵火力下的地方，让他们设法清除障碍并炸毁城门。当其他日本兵向中国守军持续射击迫使他们低着头时，工兵们推开拒马来到城门跟前，然后把炸药放在城门脚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回荡在清晨的空气中，但当尘埃落定时，城门却几乎毫无损伤。[107]
尽管在攻城的日军眼里，中国守军看上去牢牢地坚守着城墙，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接近了承受极限。炮兵的炮击，加上一上午好几次日本飞机空袭，已经造成了城门周围100多人的伤亡。城里临近地区很快派来了援军，其中一支援军就是向鸿远中尉指挥的宪兵教导团的一个排。他们配备有6挺捷克轻机枪，并征用了几辆公交车，开往光华门。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遇到一名军官端着碗靠着墙根正在吃饭。当他看到援军时，非常高兴，赶快把碗往地上一扔就上前和向鸿远握手。向鸿远立刻带着整个排顺着古老的台阶登上了城墙。[108]
城墙上的位置也是很危险的。每次只要有人稍微探出身去，日本兵的步枪就开始射击。结果是，向鸿远和他的部下根本无法知道城墙外地面上的情况如何。早上第一次空袭过后，日本飞机没来再次发动攻击。很有可能是因为日军已经到达城墙边，日军飞行员想避免给自己一方造成伤亡。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在袭击南京城内的地区。有两个连长拿着手枪对着飞机拼命地开枪射击，但毫无用处。向鸿远很难听懂他们说话时浓重的口音，因为他们都来自中国东南方，但这不妨碍他了解到这天早上日本飞机炸死了他们连队里的大部分士兵。[109]
中国军人急需了解城墙外边发生的情况。一个机枪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用两面镜子和两把步枪通条绑在一起做了个很原始的潜望镜。这让向鸿远第一次详细了解到了战况。此时，日本人没有全面靠近城门。有九辆坦克正在护城河外边等着，排着队好像是在阅兵场上一样，构成了好靶子。只要有一队配备合适装备的中国士兵就可以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损失。向鸿远让他的部下轮流看那个潜望镜，这样每个人都能大概了解眼前的任务。[110]
日落前的几小时里双方在光华门周围陷入了紧张的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赢得决定性的一步。日本的工兵们又做了两次自杀式的努力，企图炸毁城门，但每一次都发现他们的炸药完全不足以在这牢固的防御工事上炸开一道口子。与此同时，中国守军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城外实施了一次突袭，成功地烧毁了一个面粉厂。这个面粉厂的厂房实际上比城墙还高，如果被日本人设法占领的话，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察点。中国步兵拿着油桶和木材跑向面粉厂，很容易就成了日本人射击的目标，因此有几个士兵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射杀了。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的战士跑到了面粉厂并设法将其夷为平地。[111]
12月9日，随着夺取城门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国军精锐第88师也投入了战斗。该师的第262旅——由第523团和第524团组成——奉命守卫光华门和中华门之间的城墙。第524团的一个营也被派到光华门去加强防守。随着日军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这个营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00人。其中一个连残存的17名士兵由一位排长带着从战场撤了下来，而连长和副连长都先后阵亡了。[112]
日军第36联队在城门的两侧分别部署了一个大队，第三个大队留作预备队。这个大队的士兵很快发现后方和其他地方一样危险。他们不断地遭到中国的零散部队的袭击，这些零散部队从乡村汇拢，希望能杀出一条去城门的路。有一支中国军队仍然还占着防空学校西南方的一座山头，他们正从校园里朝日本士兵开枪。[113]在乡村不断出现的中国零散部队给这支日军先锋联队造成了极大威胁，令其难以从阵地上保持与设在更加后面的七瓮桥的司令部的联系。有不少传令兵在途中被击毙。最终，所有的通信都只能通过无线电报来实现。[114]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向鸿远中尉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觉得他那一个排的宪兵教导团的士兵在城墙上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就在他的这个排被新来的排替换下之前，他决定集中火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命令6挺机枪的枪手每挺都要朝敌人打空3个弹匣。同时，他命令步兵对着护城河另一边的一排日军连续射击。向鸿远注意到日军有了动静，日军坦克的引擎在快速转动，好像是要朝后方开去。他命令士兵再次发动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样又加速了坦克的撤退。向鸿远感觉很好，在夜幕降临南京之前，他打了一个小胜仗。[115]
* * *
12月9日中午，一架日本轰炸机单独出现在南京上空，但飞机并未像往常那样携带炸弹，而是携带着传单。由松井石根署名的传单上指出中国抵抗力量在战场上是没有获胜希望的。[116]南京已经被包围，日本人完全有能力在中国人的家门口发动战争。这份传单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投降。“答复的最后期限是明天，也就是12月10日。”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117]中国人必须在中午之前将答复递交给中山门附近的日本军队。[118]
如果中国不愿接受，那么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攻，传单以严厉的语调发出警告，其目的更像是在威胁。“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於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传单如此写道，并且还警告如果中国人不放下武器将面临的严重后果，“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119]
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拉贝以及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带着停战三天的提议来找唐生智。拉贝在日记中写道：“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120]获得唐生智首肯后，这几个外国人赶紧拍发了两封内容几乎一致的电报，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东京，建议双方停火。停火期间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同时中国守军则从城内阵地撤出。两封电报都要求尽快得到回复，“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121]
问题是唐生智为何一边以如此气势断然拒绝松井的和平提议，而同时实质上又赞同另外一个极其相似的提议。他并不是要争取时间，因为一旦被迫离开城墙，中国军队将无法花三天时间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也许，在意识到南京的形势是多么危急之后，唐生智可能对战斗至最后一人有了新的想法，现在他在考虑如何在三天停火期内把军队全部撤出。
不管唐生智的确切动机究竟是什么，事实是南京周边的形势彻底改变了，或至少可能会完全改变。在12月9日这天傍晚之前，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已经做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努力。这两个努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保全面子，去避免一场看来即将失败的战斗。或许，大屠杀也可以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
[1] 《南京保卫战大事记》，收于NDS，卷2，第419页；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2；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第51页。
[2]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第51页。
[3]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卷2，第218页。
[4]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收于NBZ，第51页。
[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54.
[6] 这些谣言在11月底就开始传播开来，见《魏特琳日记》，第55页。
[7]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9页。
[8] 宋希濂称会议是在12月4日召开的，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第234页；谭道平声称会议是12月7日晚召开的，这明显是不对的，因为蒋介石在当天早上就已经离开。此段前文提到的12月4日表明谭道平是错误的，而且他也打算写下这件事确实是发生在12月4日，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第20页。
[9]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第234页；这个叙述更加支持了蒋介石选择在上海进行抵抗以获取更多外国支持的看法。
[10]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收于NBZ，第234页；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第20页。
[11]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收于NBZ，第20页。
[12] 东武夫：《东武夫阵中日记》，收于NDS，卷32，第390页。
[13] 东武夫：《东武夫阵中日记》，收于NDS，卷32，第390页。
[14]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卷60，第332页。
[15]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卷8，第417页。
[16]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24.
[1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
[18]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6页。
[19] 松井石根：《大亚细亚主义》，Kingu，五月增刊；《当前局势之问题：危机时期下的人民团结》，引自Weber，Torsten.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and Matsui Iwane，1933，” in Saler，Sven et al.（eds.）. Pan-Asianism：A Documentary History，Vol.2，1920-Present.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第146-147页。
[20] 《南京城攻占要领》，收于NDS，卷11，第25页；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p.425，427。
[21]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22] DGFP，Series D，Vol.I，pp.793-796.
[23] DGFP，Series D，Vol.I，p.799.
[24]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p.71；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5]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6]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27]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1.
[28] Boyle，John Hunter. China and Japan at War：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2-73.
[29]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75，and note 104，p.643.
[30] FRUS，1937，Vol.III，p.777.
[3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8-69.
[32]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33]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3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69.
[35] 梶谷健郎：《参加南京攻掠战》，收于NDS，卷10，第103页。
[36] 与今天相比日本曾经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一半多的日本人口仍然生活在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城镇，参见Henshall，Kennet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to 1945. Lanham MD：Scarecrow Press，2013，p.450。
[37] 广濑正元，《斗魂》，收于NDS，卷60，第182页。
[38] 广濑正元，《斗魂》，收于NDS，卷60，第182-183页。
[39] 佐佐木到一：《南京攻略记》，收于NDS，卷60，第336页。
[40]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日；松井并没有明确他是对哪个师团说的，但可能是第11师团。
[41] 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收于NDS，卷8，第420页。
[42] 邱维达：《淳化阻击战》，收于NBZ，第148-151页。
[43]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收于NDS，卷2，第178页；邱维达，第148页。
[44]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第141页。
[45]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页；邱维达，第148页。
[46]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第143页。
[47]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页。
[48] 《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
[49]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179页。
[50] 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收于NBZ，第218-219页。
[51]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第178-179页。
[52] 《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行动经过概要》，收于NDS，卷56，第172页；《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鲭江步兵第三十六连队史》，收于NDS，卷56，第128页。
[53]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收于NDS，卷60，第203-204页。
[54] 山本武，《南京·徐州·武汉三镇——回想中的进军》，第204页。
[55] 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收于NBZ，第143-144页。
[56] 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3页。
[57] 《第九师团战史》，第114页。
[58] 山本武：《山本武日记》，第345页。
[5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
[6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69-70.
[61]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68.
[6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40.
[6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2.
[6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0.
[65]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9日。
[66] 福斯特，欧内斯特·H.：《致妻子函》，收于章开沅编Eyewitnesses to Massacre. Armonk NY：M.E.Sharpe，2001，p.116。
[67]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38.
[68]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100。在英语中，一般翻成“Training Brigade”，即训战旅，但如果按此翻译的话会产生歧义，因为这个部队本身也包含了单独的旅。所以，作者就翻译成“Training Division”。
[69]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7页。
[70] 望月五三郎：《我的支那事变》，收于NDS，卷33，第179页。
[71] 望月五三郎：《我的支那事变》，收于NDS，卷33，第179页。
[72] 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73]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收于NDS，卷2，第376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第181-182页；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168页。
[74]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收于NDS，卷2，第376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第181-182页；周振强：《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收于NBZ，p.167。教导总队是按照德国国防军的训练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第376-377页；刘庸诚：《南京抗战纪要》，收于NBZ，第182页。
[75] 该叙述是基于Kydymow（Kydymov），D.A. “‘Himmelsk?nige’ verlierenihre Kronen”（“‘Kings of the Sky’ Lose Their Crowns”），in Am Himmel über China 1937-1940，pp.183-185。俄国飞行员的坚韧给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待作战的美国飞行员往往会在候警室打牌、看杂志或干脆聊天来打发时间。相比之下，俄国飞行员会将他们的飞机围成一个圈停在机场上，整天在驾驶舱内正襟危坐，等着下一次空袭的到来。这样使得他们能反应迅速，但也有弊端，因为他们的飞机同时起飞的话，常常会相互撞上。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62页。
[76]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卷61，第620页。
[77]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卷61，第620-621页；《熊本兵团战史》，第421页。
[78]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卷61，第620-621页。
[79]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卷33，第266-269页。
[80] 藤田实彦：《战车战绩》，收于NDS，卷33，第273页。
[81]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收于NDS，卷61，第621页。
[82]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收于NDS，卷57，第457，471页。
[83]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71页。
[84]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8页。
[85]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68-469页。
[86]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第472页。
[87]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7日。
[88] 这场战斗的叙述是基于赤尾纯藏所撰《火化的青烟》，收于NDS，卷33，第66-70页；赤尾纯藏：《泥与血之中》，收于NDS，卷61，第410-420页。
[89]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