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0日至11日
12月10日星期五，近中午时分，一辆单独从句容方向开来的轿车来到南京城边。车内坐的是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武藤章，他戴着标志性的圆形宽边眼镜。随行的还有一名高级军官和一名精通中文的翻译。当他们到达离中山门不远的日军前线时，便就地停了下来。然后，他们等候着。他们的任务是与被围困的中国守军代表会面并接受中方对前一天发出的投降要求做出的答复。几分钟过去了，对方仍没有任何动静。一个小时后，这三个日本人断定他们这一趟是白跑了，于是就掉转车头往来时的道路开了回去。[1]
试图说服中国投降的流言已经在日本士兵中传开了。从最高级将领到最底层的士兵，大多数日军官兵都在梦想着占领敌人首都这最后的决定性一仗将带来的荣耀，也有些人手指交叉在默默地祈祷能轻松地结束这场漫长的战役。自从进入长江下游以来，日军经历了日本现代军事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几个星期，只有三十多年前日俄战争的杀戮能与其相提并论。南京的城墙巍峨坚实难以撼动，这也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流血牺牲。
直到最后一刻，日军指挥官们还一直希望他们最终能说服中国人放下武器而不必打仗。12月10日拂晓时分，日军甚至命令在城墙上空升起一个很大的气球。气球漂浮在成千上万中国守军能隐隐约约看到的高度，气球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白色条幅，上面写着几个简单的汉字：“放弃无益的抵抗，打开城门投降！”[2]当然，这是白费功夫。随着天色越来越亮，中国军队的炮击也更加密集，这表明他们绝无拱手认输的打算。最终，到了日本人定下的截止期限时，日军也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复，这就可以确定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对厚厚的城墙发起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了。
即将成功的征服者试图劝说南京居民投降以免遭受代价巨大的攻城战，这并不是第一次。1659年，郑成功也曾尝试用同样的方式占领这座城市。他曾力劝守城清军将领开门投降，也曾把招降书抄下后绑在箭上，然后射进城墙内给城里百姓看——这和约三百年后日本人用轰炸机投放传单的方法几乎如出一辙。其结果也是一模一样——完全被藐视。[3]
“今天一直到中午，仍然没有接到支那军的答复，”松井石根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于是我对两军下达命令，从下午开始攻打南京。”他补充道，他预期中国人的防守只能维持一周。“现阶段敌军所做的抵抗几乎是象征性的。肯定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4]
日军的进攻将沿着整个前线展开，矛头指向中国军队在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以及紫金山山顶的阵地。[5]尽管如此，仍然还存在最后一个选择。前一天拉贝和其他外国人士共同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了停战三天的建议，这项提议也许会被双方接受。但是，就在同一天下午3点左右，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日本给予中国答复投降要求的最后期限过去三小时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给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发电报，附上了蒋介石给予那个平行的为避免战争所做出的最后努力的回应。蒋介石声明道，南京的国际委员会错误地相信了唐生智是支持三天停火的。蒋总司令还补充说，他本人对此的态度是：“该提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6]
唐生智从蒋介石不惜一战的回应里领会了其中的暗示。四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7点整，唐生智给他的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军要抗战到底。他警告任何人未经允许擅离岗位都将面临严厉惩罚。任何没有阻止他人撤离的人也将同样受到处罚。除此之外，他还派宋希濂和他的第36师——类似他手下的禁卫军——在长江码头巡逻，防止士兵过江逃跑。“我们必须以全力捍卫南京，”他写道，“我们不能放弃一寸土地。”[7]
* * *
12月10日凌晨，光华门附近地区仍然还在双方的争夺之下。日军第9步兵师团周围都是中国士兵，他们面临的情况是要么他们去包围对方，要么就是被对方包围。该师团的第36联队恰好固守在城门前，此时基本上被切断了与师团其他部队的联系，甚至在该联队和位于后方七瓮桥的第18步兵旅团指挥部之间连一根电话线都没有。这块地方到处都是被打散的中国士兵，都在设法找回自己的部队。日本步兵似乎全都暴露在看不见的敌人的枪口之下，随时有可能被从各个角度飞来的子弹击中。[8]
这种情况终于在早上8点发生了变化。这时第18步兵旅团副旅长在七瓮桥跳进了一辆装甲车中，他率领一支补给车队穿过部分在日军控制之下的乡村。这支车队运来了500发炮弹以及机枪弹药，一路无险，顺利到达，为几乎耗尽弹药补给且十分危险的第36联队及时提供了补充。不久之后，通信兵也成功地为第36联队接通了电话线，通信联系就此也顺畅了起来。[9]
对山本武和他的炮兵战友来说，有了新的补给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用山炮对着光华门打了一早上。几个小时几乎不间断的炮击使得他们中好几个炮兵都暂时失去了听觉，因此下达的命令都是写在小纸条上传递给他们的。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到下午4点，光华门城门的外门终于被轰出了一个大洞。日军炮兵们可以看到内门前面由沙包堆成的牢固阵地。那道内门也必须被炸毁，但至少第一道障碍已经被清除了。炮手们个个兴高采烈。[10]
中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唐生智非常清楚光华门已逐渐成为南京保卫战的关键阵地。他已经把防守光华门的重任交给了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第87步兵师的剩余部队。尽管第87师在几个月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但仍然保留了精锐师的特殊光环。唐生智还派了第156师幸存的将士——他们和《纽约时报》记者几天前在南京城外圆锥形山顶上看到的被屠杀的士兵同属一支部队。最后，唐生智还命令装甲车向城墙的那部分地带靠近，而炮兵也开到光华门边以便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11]
中国军队的大炮一直打到了傍晚，目标是日军炮兵观察岗哨和设在防空学校内一栋房子里的联队指挥所。一发炮弹正巧击中房顶，房顶塌了下来。在令人窒息的浓烟和灰尘中，日本军官们一时间个个动弹不得。“混蛋，你们还不放弃？”其中一个人气愤地骂道。然而，当烟雾散去时，他们全都看见了令他们惊喜万分的同一个景象：城墙上升起了日本的旭日旗！军官们全都站了起来，顾不及把军服上的尘土掸掉，就爆发出一阵狂喊：“万岁！”[12]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中国守军集中炮火轰击日军联队指挥所时，一个机会来到了靠近光华门的第1大队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眼前。因总是炫耀他几个月前在上海受伤后装的玻璃假眼珠而闻名全联队的伊藤，命令他的第1中队爬上城门两边碎砖石堆积起来的斜坡，这是前几个小时持续炮击造成的。
就在第1中队的士兵们设法进入城门之后，伊藤善光很快又命令第4中队紧随其后。等到中国军队发现他们防御工事上的这个危险缺口时，已经为时太晚。日军两个中队已经在城门处站稳了脚跟，而且他们还向城内推进了100码，并将几栋房子据为阵地。他们由此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虽然还很脆弱，但总还是一个立足点。[13]
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向部下下达了一个不容误解的命令：“第1大队必须守住光华门，即使是意味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14]一道类似的命令也传给了中国的军官们，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光华门：“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每一方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仅有的两种结果：胜利或者死亡。一场恶战的大幕已经拉开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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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光华门西南几英里处，和第87师一样也接受过德国训练的中国第88步兵师，此刻正深陷于激战之中。他们负责防守雨花台附近城门之前一串崎岖不平的山头。他们必须守住，否则南京就将失守。师长孙元良将军使用的语言几乎像巴顿将军一样简洁有力，他解释了他们手头的作战任务：“敌人不是打不死的！”[16]
为有效利用本身的资源，第88师派出其下的第527团和另外两个炮兵连去扼守雨花台，而把第528团留作预备队。[17]官兵们都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和第87师一样，第88师在战前同属精锐主力，但在几个月代价极其沉重的战斗中，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优秀官兵，首先是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然后是在撤回南京的途中。现在全师共有6000～7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他们都是用来补充老兵牺牲后不足的空额的。疲惫已经开始在他们身上蔓延开来了。[18]
虽然如此，与其对手相比，第88师的确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优势，那就是地形。雨花台易守难攻，对进攻者而言无异于是最可怕的噩梦。几年前战争还未爆发时，当时的军事规划根据的就是这样的设想，即侵略者会从南面进攻，雨花台将成为最重要的战场。所以，这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修建得异常坚固和密集，由反坦克战壕、混凝土加固的碉堡和成排的铁丝网等各种形式所组成。[19]更让日军头痛的是，雨花台经常被用于军事演习。在大多数情况下，第88师只需要跳入战壕，就可以占用这些工事了。[20]
当日军第6师团于12月10日到达雨花台时，其军官很快就很清楚，中国军队已经决心要把此地转变为主要的抵抗战场。这里的机枪掩体布置得非常具有战术眼光，使得日军步兵被钳制住，动弹不得，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第6师团不惜任何代价，架起了他们自己的大炮以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一个炮兵中队长被打死了，当时他正在摇起炮筒想毁灭中国守军一个大大加固了的阵地。[21]
尽管从炮兵那里得到了火力支援，日军也只能断断续续地穿过山地向前进攻，并连续遭受惨重的损失。他们屡屡被铁丝网挡住去路，要想拆除铁丝网，士兵们就势必暴露在中国守军准确的火力之下。中国守军也确实是常常战斗到了最后一个士兵。一名日本军官观察到有一个中国守军的碉堡被日军从外面封锁住，结果里面的士兵失去了任何逃生的机会。[22]
在第6师团第23联队中，有一个中队的士兵的经历是很典型的。他们被压制在一条反坦克战壕里，几乎不能动弹。因为只要稍微动一下，50码外一个碉堡内高度警惕的中国机枪手就会射出一串仔细瞄准的子弹。尽管如此，日军的炮击还是逐渐削弱了中国阵地，中国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撤退了。到最后，连机枪手也出来了。
当日本士兵站起身来时，发现了远处正在逃跑的机枪手。渴望报仇的他们全都对着机枪手肆意地扫射。机枪手消失在低矮的山脊背面，好像被击中了，然后他又起身继续逃跑。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日本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击中了他。只是在那天晚些时候，当他们继续前进时，他们才发现了那个机枪手，虽然他已经死了，但双手还紧攥着机枪。[23]
第6师团遇到了他们所熟悉的问题，那就是进攻得太快，绕过了一些仍然很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第47联队的进军路上有一座1600英尺高的山，位于雨花台以南，据守在上面的中国士兵还未被完全清除掉，他们不断地向正在前进的日军后翼开火。日军于12月10日傍晚占领了这座山头，尽管中国士兵不断反攻，但整个通宵这座山头都一直在日军手中。[24]
在中国方面，第88师的第527团也加入了这场特别激烈的战斗，但与敌军不同的是，他们缺乏有效的炮兵支援。中国的军官们非常不情愿置贵重的战争物资于危险之中——这种不情愿却几乎从未被用在对人员的关心上——所以他们把大炮转移到一座小山后头。在山后这些大炮不会遭到敌人直接火力的攻击，但也意味着它们无法准确地瞄准敌军。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装备一旦损失后是无法得到替换的，而人员在战场上损失后是可以得到补充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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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穀是一位决意留在南京的中国医生，12月10日早上，当他在福昌饭店的房间醒来时，发现大部分酒店员工都乘着夜色逃走了。酒店里停了水，马桶也用不了。他正要离开房间，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外面的街道。他向窗外望去，看到了不断扩散的黑烟，日本人发射的那发炮弹就落在酒店附近。几秒钟内，就有三到四发炮弹接连落在酒店周围。其中一发炸开了酒店楼顶的储水箱，使得水箱里的水顺着墙壁飞泻下来。[26]
蒋公穀很快找到了住在隔壁房间的同事，然后一起下到一楼。他们发现派给他们使用的小轿车已经被大火烧着了，所以只能步行离开。不一会儿，他们就被潮涌般的一大群人裹在中间，只能朝众人走的同一个方向前进。所幸的是他们在人群中看到了酒店的一个服务生——事实上，他也是连夜逃跑的员工之一。此人在美国大使馆也谋了一份差事，就设法把蒋公穀和他的同事一起带进了美国大使馆，一直等到街上的混乱平息些以后才出来。
当天晚些时候，蒋公穀回酒店取走了行李。他后来获悉他当时离开是正确的。没过一会儿，日军的炮弹就击中了酒店的正门，炸死了40个人。[27]这足以表明12月初的南京是多么混乱和无序，直到第二天，还有9具尸体躺在大街上，没人收走。“所幸的是，”一位西方记者说道，“他们肯定都死于一瞬间，因为伤口实在是太可怕的。”[28]
此时战斗正围着南京进行着，枪炮声不断。南面城墙外就能听见机枪开火的声音。[29]“东面的战斗似乎在扩大，”拉贝写道，“你能听见重型火炮和空袭的声音。”[30]光华门差点失守的谣言被传开了，还有报道称中国士兵的战斗意志正在衰退。日本无线电台的报道很乐观，预测南京城将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沦陷。“每个人都认为南京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拉贝在日记中写道。[31]
12月7日早晨把蒋介石送上飞机后，蒋介石卫士队队长俞洁民最初留在南京。三天过去了，他没有接到任何新的命令。他用电话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请求指示，但没人接他的电话，于是他就主动带着一小队身着军装的卫士驾车去了下关码头。他们找到了原本为紧急情况准备的两艘兵舰，随后他们登舰横渡长江到了对岸。他们获得了安全——成为少数及时逃离南京的幸运士兵中的一部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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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随着逼中国人投降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的消息流传开来，日军第16师团已经行进到南京东面几英里的地方，这时赤尾纯藏上尉相信，他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毫不怀疑他部下中的多数人也有相同想法。
这个年轻的中队长脑海中不时回想起这天早上不断看到的死亡景象，当时他和他的部下正在行军穿过黑暗的中国乡村。[33]脚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武器装备碰撞发出的金属的叮当声，压低嗓音的交谈声，突然间全都被就在他前面发生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断了。残肢断臂到处飞落。尖声喊叫的士兵四散地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徒然地想要移动他们被炸掉的四肢，就像被弄翻了身的甲壳虫一样。在行军队伍前面的一个小队径直走进了一个雷区，而地雷又引爆了士兵们携带的弹药。“这就是地狱。”赤尾纯藏心中想道。
当天破晓时分，就在全中队在紫金山附近停下来休息时，赤尾发现一个挂着要求投降的标语的气球升了起来，他心里默默地希望中国人会接受投降。他相信这也是他手下大部分士兵的想法。但是，当沉寂了一上午的日军炮兵再次沿着整条前线开火时，他们的这个希望破碎了。再没有比炮声更能彻底地表明中国人已经拒绝了投降。
赤尾纯藏正经历着年轻军官的典型困境。一方面，他要完成使命，而完成使命就必然会牺牲生命。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另一方面，他非常关心手下的士兵。他还记得他部队的士兵在东京和家人告别时的景象。当时，他多希望能向他们的家人保证会平安地将他们的儿子和丈夫活着带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的！”
对于第16师团来说，从正东方向逼近南京，取汤水这条路是前往南京的最直接的道路，可以一直通向中山门。但这条路要经过紫金山脚下，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要受制于控制了紫金山顶峰的人，不论此人是谁。“如果不能控制住紫金山，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向南京进攻都是徒劳的。我们根本就到不了南京。”第30旅团的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如此说道。[34]
第16师团第33联队接受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要直接穿过紫金山，沿途消灭遇到的零星的抵抗力量。在他们的南面，第9和第20联队将从汤水沿道路两边向西挺进。再往北面，第38联队奉命绕过玄武湖，然后转向朝下关码头方向前进。在战场上被大量使用的炮兵也许是日本对中国的主要优势，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一直非常关注炮兵。在视察前线的时候，他总是会详细地询问大炮的位置以及在战术上如何利用大炮来对付撤退之敌，这表明了他认为大炮是战场获胜的关键因素。[35]
随着这个总体计划的实施，这一天里出现了一长串混乱的各自为战的小规模战斗。对于参战的士兵来说，如第20联队的二等兵东史郎，就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的一切经历就是不断地行动，似乎全然杂乱无章，手忙脚乱地去对付在他们身边神出鬼没的敌人。有一次，他们击溃了一小队七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被困在一片洼地里的小树林中。日军用刺刀刺死了其中六个，最后一个士兵则被一位日本军官用他的军刀砍下了头。被砍下的头在地上滚了好几米，像个足球一样。有一个日军士兵临走之前还好玩似地踢了几下。[36]
战场上也不完全是空无一人。虽然大多数居民都已逃离，但还是有人留了下来。在经过一个小山村时，东史郎的中队没有发现一个士兵，只是看到一群被吓坏了的村民。日军动手偷走了村民们仅有的一点食物。东史郎独自一人走开了，他闯进了一个屋子去寻找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在把家具都翻了个遍后，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有饰纹的箱子。打开箱盖，他大吃一惊地看见了一个婴儿，大概才生下没几天，没有多少意识，但显然急需营养。东史郎在想：这个妈妈去哪了？为什么要把婴儿放在箱子里？也许这个婴儿的兄弟或者父亲已经被征召入伍，拉到前线去了？他脑子里只知道一件事。所有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这是战争。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着。[37]
森日出夫中尉是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一个中队长，12月10日一整天他都同部队一起在小心翼翼地穿过紫金山南面的丘陵地带。在每个村子里，在每个山坡后，在每个山谷内，都有中国士兵在等候着他们。这就意味着他和日军士兵们每走一步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的却是除了那些直接参战的士兵之外，没有人会去在意或者知道其名的地方。他后来写道：“就我们中队而言，如果要我用几个字来描述南京战役，那就是一场没有荣耀的疲劳战。”[38]
随着天色越来越晚，第20联队找了个地方过夜。他们进入了一片看上去像是专给达官贵人居住的地区。有些中队选择了按现代西式风格设计的别墅。森日出夫的中队最终住进了一栋日式住宅过夜，房间里有铺了榻榻米或稻草垫子的床，就像士兵们熟悉的自己的家那样。他沉思道：“当你想到中国政府内也有像这样的亲日分子，你情不自禁地会怀疑，这场战争打得是不是有点矛盾。”[39]
那些级别更低的普通士兵，虽已经躺下来准备在12月10日晚睡上几个小时，但他们脑子里还在想着战争，还在猜测着即将发生的伤亡：
“我不知道明天谁会死掉？”
“哪个倒霉蛋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肯定不会是我。我们差不多已经就在南京了。”[40]
* * *
12月10日晚，最后的生死对决围绕着光华门展开了。此处是整个城墙最为关键之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把他们能够抽出的所有部队都派去填补防御工事上出现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日军第36步兵联队成功地在城门附近占据了一个脆弱的立足点后造成的。考虑到城门一旦失守，很多人的脑袋就要滚落在地，毫无疑问，当第87师第261旅陈颐鼎旅长投入战斗后，在他们这样的指挥官身上承载的压力是巨大的。
陈颐鼎带着两个加强营从东北方向接近城门，与此同时，同样来自第87师的第259旅的一个团从西南方朝城门靠近，试图对城门附近的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日军装备精良且挖好了工事，但他们人数甚少。由于缺少上级的指示，陈颐鼎很无奈，他后来写道，他们“只会安全地待在城里听着前线来的汇报”。尽管如此，他的士兵在其他匆忙集结的部队的配合下，向日军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使日军遭受了严重损失。[41]
这让有着玻璃眼珠的大队长伊藤善光感到压力更大了，他的上司原本就给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城门的压力。[42]他被迫采取迅速行动。他的大队里的第1和第4中队已经据守在城门周围，但他们需要增援。当夜幕在城墙上空降下后，伊藤亲自率领一直留作预备队的第3中队大胆地快速冲向城门。中国守军料到日军会试图加强其在城门旁已经夺得的立足点，当他们看到伊藤善光带着他的中队向前冲锋时，中国守军就从城墙上用轻武器密集地向日军开火。[43]
尽管他们遭遇到的是钢铁风暴，但伊藤善光的部队还是冲到了城门边，并且匆忙地在碎石坡上建立起了临时阵地。这个阵地相当暴露，因为中国守军控制了城墙上面的制高点，这使得他们几乎可以任意射击。中国士兵还向日军阵地投掷手榴弹，造成日军重大伤亡。其中一枚手榴弹的弹片穿透了伊藤善光的头骨，令他当场毙命，他的部下只能无奈地围在旁边。[44]
这支日军部队在失去了指挥官之后，仍然顶着压力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中国军队将一辆装甲车开到了城门前，直接对着日军阵地开火。日军仍坚守不动，所表现出的顽抗精神同样也使得他们几年后在太平洋群岛战争中闻名于世。松井石根在日记中颇有点自豪地写道：“即使受到敌军连续不断的反攻，第9师团仍然坚守着城门。”[45]
到午夜时分，第156师中由南方士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执行了一项毒辣的计划来彻底消灭残存的日军士兵。他们并不打算简单地射杀日本兵，而是想要让他们葬身火海。他们带着木材和汽油罐爬上了日军阵地上方的城墙。凌晨1点，他们朝下面的日本兵扔下浸满汽油后点燃了的木材，日本兵被困在熊熊燃烧的木柴里，遭受到可怕的伤害。或许这是为了复仇，毕竟《纽约时报》记者几天前亲眼看见在南京城外的山顶上中国士兵被活活烧死，其中就有156师的士兵。[46]
争夺光华门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11日星期六，战斗也越发激烈，逐步演变成不论是日军进攻方还是中国防守方都无法自拔的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举动受到已在城门外修筑了阵地的日军的牵制，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火。这使得中国军队无法撤离伤员，通信兵也无法铺设通往后方的电话线。
日军失去了一位大队长，但光华门争夺战对于中国军官来说其代价至少也与之相当。陈颐鼎提到他的参谋长、两位营长和三十多名下级军官和士兵都牺牲在这场反击战中。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他非常愤怒地获知有一支拥有十二门博福斯山炮的友军炮兵部队就排列在离光华门几米远的地方，但他们却拒绝向日本人开炮。这些山炮本可以完全改变战局。但炮兵们却解释说，问题在于只要他们一发射炮弹，他们的阵地就会暴露。自从淞沪战役以来，注重武器装备胜过注重人这一问题一直就困扰着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努力，并且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抗日战争最终结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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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2月中旬的时候，南京周边的乡村完全变成了一个奇特的似乎脱离了现实的地方。日军行军经过之地，看上去似乎都是空旷的山野，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空无一人。只是在视线中几乎看不到人而已，因为大部分人都逃难去了。也有少数人留在自己的家园，躲藏在地窖和谷仓里，徒劳地希望战争会与他们擦肩而过。与此同时，因为跟不上自己的队伍，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留了下来，他们也对日军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12月10日黄昏时分，有一群日本士兵正站在他们认为已是前线之外的安全范围内。他们都集中在一栋农舍后面，正在想办法烧一堆火，然后就可以在火上煮米饭。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枪响，接着就有一个士兵短促地哼了一声便一头栽进了火堆里，扬起的火星在寒冷的空中飞舞。一颗子弹穿过农舍的墙然后射中了这个士兵的喉咙。鲜红的血从他的伤口喷涌而出。虽然在他周围的士兵立即给他包扎了伤口，但他还是死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是经常发生的。[48]
日军还没有真正“征服”南京以东和以南的地区，只不过是经过了而已，因此肃清残敌成了日军的当务之急。12月初，在紫金山附近的日军第16步兵师团和其他部队都抽出了许多士兵去执行这个任务，范围包括离南京城很远的地区。“中国的散兵游勇可能就分散躲藏在这个地区，必须要放火用烟把他们熏出来。凡是对日军没有用处的小房子都必须要烧掉！”这道命令下达给了第16师团的士兵们，他们被要求分散到麒麟门附近的乡村去执行任务。不久以后，各家各户的房子都被点燃了，火越烧越大，火光照亮了整条地平线。
齐藤中二郎的小队正在这个人间地狱搜索，突然，他发现一个正在燃烧着的茅棚里有动静。“有人在那里！”他喊道。一个身影冲出棚屋，逃往远处。三个步兵朝着那个逃跑人的方向举起了步枪，但迟疑了一下。一个年纪大些的二等兵保持镇定，举起步枪，一枪就击中了那人的右腿，那人摔倒了。几个年轻的日本兵跑到受伤的人跟前给他包扎伤口。他们谈论着要把他带回联队指挥部去。不用这么麻烦，那个击中他的年长日本兵说道，带回去太麻烦了。他的命令很简单：“杀了他！”
茅棚里不止一个人。当日本士兵忙着对付那个受伤的中国人时，另外一个严重烧伤的人跑了出来。他跑了大概有30码，受惊的日本士兵才举起枪射击，但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另外一个在旁看着的军官对这么不准的枪法失去了耐心，“真见鬼，”他骂道，然后把枪抬到了下巴位置，仔细地瞄准，用一颗子弹打倒了那个人，“你们应该这样开枪才行。”[49]
没有直接参加光华门南边战斗的第9步兵师团的士兵们也在清除分散在乡村的中国军队的残余士兵。12月11日中午，该师团一个小分队的士兵接到命令，要仔细搜查一栋看上去很可疑的农村房子。这栋房子之前也被搜过，但里面好像还有些动静。日本士兵小心翼翼地进入房内，一间一间地搜查，结果在地窖里发现了八个中国士兵。这八个士兵没有试图抵抗，很快就举手投降了。日军把他们绑着带了出来。
用了一些一知半解的中文词语，再借助些手势，日军推断这些中国士兵到过几天前他们的一位战友被杀的地方。日本兵讨论了该如何处理这些俘虏，很快他们就做出了决定。他们冷酷地把这些中国俘虏拖到他们战友的坟前。他们认为，这些中国军人就该死在这个地方。有些年纪大一些的士兵犹豫了，不想参与杀戮，因此就由年轻士兵去动手。不久，八具无头尸体就躺在这个孤独的日本人的坟前。[50]
晚上，日军分队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说着话。他告诉士兵们他曾经是一个害羞怕事的孩子，甚至都不敢去打死一只苍蝇。在那个时候，想到要他去杀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即使是在战争中，都会使他毛骨悚然。“结果是我可以就这样杀人了，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他说道，“我一点儿都没有觉得难受。实际上，我感觉还挺好的。每次杀人之后，米饭吃起来也更香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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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早上，日本第6步兵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在远处看见南京城的城墙了。[52]为了驱除雨花台高地上的顽强的守军，他们已经战斗了近两天。中国守军是第88师，他们仍然顽强地想要证明自己不愧为精锐部队的名号。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保住在雨花台的一小块立足点，第88师投入了至今仍作为预备队的第528团以及一个营的工兵。虽然他们都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部队基层都是新兵，加上军官中的骨干力量几乎都已经阵亡了，队伍的战斗力变得越来越弱，对他们的指望只能这么多。面对日军残酷无情的攻击，他们的防守很快便开始瓦解了。[53]
由于在光华门遇到了顽强的防守，12月11日，日军决定把进攻目标转向中华门。日本飞机也被召来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在城门周围第88师的士兵们被迫逐渐退入城内。撤退发生得很快，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点混乱，使得日本兵也能紧随其后。等中国守军回过神来时，已经有300个日本士兵进入了城内。只是在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都用上之后，中国守军才把他们又赶出了城门。[54]
与此同时，部署在中华门东边的第88师的左翼还留在城墙外。他们与日本第9师团的部分士兵交战，但受到了巨大压力，被迫撤退。在这天结束时，中国的第88师缩短了战线，并且在城墙前重新做了部署。原本在夜晚发动反击的计划也搁置了。这是因为根据判断，该师的士兵实在太过劳累已经没有力气再进行反攻，即使反攻也不会有任何胜算。[55]
藤田实彦，这位胡子拉碴的坦克指挥官，也是在这一段前线进行生死搏杀的日本兵之一。但身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中，他却仍然保持了他的幽默感。他碰到一个鼻子被打穿了的军官，这位军官对他说：“很幸运，子弹没有打到骨头，所以我还好好的。”藤田开玩笑地回答道：“我们应该在你鼻子上穿个环，这样就可以把你牵去当牛干活了。”很多其他士兵伤得更严重。藤田看到了一辆被烧得只剩下车架的汽车，有人告诉他，车是《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的。[56]
总而言之，对于日本第10军来讲，这是成功的一天。在更往南的地方，国崎支队顺利地在慈湖村横渡长江并开始向浦口进军。[57]该支队受过的专门的两栖训练使其非常适合完成此项任务，但是这支部队有限的规模——实际上也就是个加强了的步兵联队——让前线司令部有些担忧，有人怀疑他们不能独立完成任务。朝香宫鸠彦王建议先把第13师团的一部分运过长江，之后再向北去切断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从而彻底断绝已逃离南京的中国军队很显然的一条撤退路线。但非常可能的是，他还另有一个隐秘的动机。他是刚刚得到任命的上海派遣军的首脑，因此第10军的国崎支队无论获得什么胜利都和他毫无关系。但是，作为第13师团的直接指挥官，第13师团士兵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直接反映在他身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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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日军的炮弹连续不停地落在南京的城墙内外。[59]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路过一栋刚被日军炮弹击中的房子。差不多有20人遇害，有七八个人被炮弹掀到了街上。“一对可怜的老夫妇看着他们被炸死的33岁的儿子躺在地上，脸上被炸出个大窟窿，伤心得几乎要疯了。”灾难才发生几分钟，这可怕的场景周围就聚满了大群围观者。[60]
看见有几发炮弹就落在安全区的南边，安全区的管理者非常担心。于是他们沿安全区周边都悬挂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旗帜来增加一点安全感，但炮弹都是从几英里外打过来的，这样做显然起不了任何作用。“看起来就像是7月4日美国国庆节！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在这里看到过这么多的美国国旗！”不知疲惫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幽默地说道。“听起来也像是！”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回应道。[61]
安全区的领导人也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既然南京城里的法庭都搬迁走了，那么那些违法的人该如何处置呢？那天，他们真碰到了一个盗窃的现行犯。“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二十四小时拘役，后来因为没有拘留所，就直接放他走了。”拉贝在日记中如此写道。[62]难民继续大量流入，总共有850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落脚。魏特琳和她的同事一开始相信，最初所估计的要在校园里接收2700名妇女和儿童这个人数太多了，但她们很快就不这么认为了。[63]
在长江两岸，成百上千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排着队等着渡过长江到浦口，然后从浦口坐火车去内地，从而远离危险。有些人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什么吃的都得不到。渡轮在长江上来来回回地行驶着，尽可能地多救人，但还是快不了。截至12月10日晚，仍然还有1500名受伤的平民被困在长江南岸。[64]
在受命留守南京的装甲部队中有一个指挥官名叫何嘉兆。在保卫南京的最后几日里，他的士兵们就像是支流动预备队，不停地在一个又一个出麻烦的地方之间赶来赶去。12月11日，他奉命去第156师师部同该师指挥官商讨如何用他的装甲部队给该师提供最好的支援。途中，他遇到了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已经是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还指挥着一个摩托车排。老同学告诉他道，“我马上要向武汉撤退”，然后又说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都在往武汉撤。接着，他突然递给何嘉兆20元钱。“我给你20元钱，准备将来用。”说罢，他就飞快地骑着摩托车走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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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中尉森日出夫在中国人的别墅里睡了一晚榻榻米，12月11日又被指派到中山门前面执行更多的肃清残敌的任务。这个地区有很多树林和散落各处的别墅，很明显在战前这里是高级官员所住的地方。现在官员们都消失了，而中国军队开了进来，誓死要让日本人在进攻道路上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
每一栋房子里都隐藏着令人不安的惊恐。如果日军杀死了一楼所有的中国士兵，很可能在二楼还藏着另外一些人。此地危机四伏，危险来自任何方向，任何距离——来自几百码外狙击手的步枪，或来自躲在附近树后一个步兵扔出的手榴弹。森日出夫身边的一个士兵头部中弹死了。森日想道，不知这个士兵是不是还想说几句遗言。他可能真还有遗言要说，但死亡来得如此之快，他再没有机会说出来了。[66]
日本人面对的是一支意志非常坚定的军队，其骨干力量都是教导总队的年轻士兵，他们之前已经在紫金山附近驻扎了好几年，占尽了地理优势。他们也是主力部队的一部分，这并不仅仅体现在装备和训练上，而且他们也深受蒋介石标榜的民族主义的教化。李西开是该总队第3团的团长，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日军前进的主要道路上，即使如此，他的团也一直在继续战斗。我们“对地形非常熟悉，而总队之主阵地工事建筑也较坚固，加之我总队官兵有爱国主义的士气，斗志高昂”，他如此写道。[67]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逐渐控制了紫金山地区。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一早就视察了一个炮兵观察哨。他很高兴地获悉他的部队已经占领了紫金山的两座山峰，而且即将夺取最后一个，也就是主峰。当天晚些时候，中岛回到后方给朝香宫鸠彦王汇报战况。他第一次认识朝香宫鸠彦王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在巴黎的日本使馆任职。朝香宫鸠彦王听到他的汇报后很高兴，赏了中岛糖果，中岛又拿回去和他的部下一起分享。[68]
虽然得到了糖果的赏赐，中岛的右翼还是出现了一个潜在问题。第16师团和沿着长江南岸行进的第13师团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中国军队极有可能从这个防守稀松的缺口逃走。第13师团占据了重要的长江港口城市镇江，正准备横渡长江。华中方面军命令第13师团分出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的兵力组成一个支队。这个支队——以支队长山田栴二的名字命名为山田支队——将留在长江南岸，直接向西夺取两个长江要塞：乌龙山和幕府山。[69]
采取了这个措施之后，第16师团就不用再担心缺口的问题了，可以集中精力攻打城墙。当太阳在这个星期六慢慢接近地平线时，上尉赤尾纯藏正在为进攻做准备，他深信这将是最后一次攻击了。他接到命令要占领中山门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头，在此山头上可以俯视南京城的这个入口。“攻打南京很可能是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仗，我希望在敌人的防线被攻破时，你们中队能冲在最前面。”他的联队长曾对他这样说道，试图把这个自杀式任务说得很有吸引力。[70]
执行这个任务无疑就是自杀。山头上已经修建了好几个机枪阵地，这些阵地都还用泥土、砖块和瓦片进行了加固，并与复杂的战壕系统相互连接。阵地前遍布密集的铁丝网，用于阻拦进攻的士兵，这样机枪就能将他们扫射致死。而且，这个地区还极有可能布满了地雷。此外，赤尾纯藏从最近的经历中也知道，中国士兵都是很警觉的。当他匍匐前进时，稍稍抬头想要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就招来了一阵弹雨，其中一颗子弹擦过了他戴的钢盔。
下午晚些时候，联队的炮兵用四门山炮朝中国守军的阵地开火，并且持续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到下午5点，当冬季的天空开始变暗时，赤尾纯藏断定此时该发起攻击了。他预计战斗会是短兵相接，于是命令自己的手下只带上步枪和一把小的挖战壕工具。然后，当整个中队都卧倒在地等待出动时，他先派出一小组士兵在山炮和他们战友的步枪和机枪的掩护下到前面去炸开铁丝网。
一连串爆炸声响起来了，尽管在山炮不断的轰击声中炸药爆炸声勉强才能听见，但也表明前面的士兵已经获得了成功。中队里的其他士兵纷纷从掩体里出来，有的挥舞着军刀，有的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窝蜂似的向前冲去。当他们冲到离中方阵地700英尺远的地方时，大炮按原先的约定停止了轰击。密集的炮火以及在炮火之后接踵而来的日军端着刺刀的冲锋使得守军惊魂不定。他们拼命地爬出壕沟，逃往后方。赤尾和他的士兵紧追在后，左右猛砍。
赤尾纯藏率部乘势向前占领了这座山头，达到了目的。当他到达山顶时，山顶已经被守军遗弃了。他把胜利的消息传给了指挥部，说他的任务圆满完成了。然而，他收到的回复却让他很是困惑：要他带着中队撤离这个山头，退回自己的前线。显然，联队指挥部认为这个位置太过暴露。赤尾觉得撤回去就浪费了一个宝贵的优势，于是干脆就忽视了这道命令。
赤尾的中队还没来得及挖掘好掩体，中国军队就往山顶发起了反击。日军士兵们卧倒在地，一边还击一边还在疯狂地挖地。他们一点点地围绕山顶建起了一道初步的环形防线。天黑后枪声依然不断。日军士兵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虽然又吵又危险，但那些不用站岗的人都开始在浅浅的战壕里睡了起来。他们总是打一会儿瞌睡，就又惊醒，知道一切可以放心后又再次入睡。最后，他们击退了中国军队所有夺回山头的反攻，终于可以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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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是蒋介石离开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把这一天用来设法厘清思路，以便更好地了解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意味着什么。他以“本周反省录”的形式把自己的思考付诸文字，每周末都会在日记中写下长长的一篇。在前几日令他和中国陷入重重困难之中的背景下，他仍然能出乎意料地保持冷静，并有先见之明。[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