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至13日
早晨6点40分，藤田实彦少佐就被吵醒了。这天是12月12日，星期日，沉重的轮子压在砾石上发出的噪声使他无法继续入睡。坦克内的床很不舒适，他从上面起来，把头伸出炮塔顶部往外窥探。他看到大炮被牵引着朝南京城城墙方向行进。最后的总攻正在形成中。藤田不想在敌人的首都被攻克的时候自己却被甩在后面，他迈着匆忙的脚步，一边从沿路停着的坦克车队旁边走过，一边敲击坦克的侧面来催促他的部队。到早晨7点时，这支坦克部队已经上路了。[1]
整支坦克车队高速向前行驶，但不久就受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当密集的炮火停止后，车队继续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又不得不再次停下，这次是因为中国步兵从路边的一个村庄开的火。日军很快就排除了这个障碍，之后证实这是最后一个障碍。坦克车队又往前行驶了几分钟，这时藤田看到了许多房子，在房子后面，一道长长的城墙围绕着南京城展开。往右边，他可以看到高高升起的地面，那就是雨花台高地。
藤田环顾四周，他们的行动太快了，把步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的路上。现在雨花台高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中国守军在离开他们的阵地，急匆匆地跑下山坡向城墙转移。藤田指挥坦克车上的机枪向奔跑着的中国士兵扫射。多挺机枪的交织火力一下子就把逃离的人群扫倒了一大片，中弹的士兵一个个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一部分日军步兵赶了上来，立刻参与了屠杀。他们大声地笑着，享受着杀戮的乐趣。
藤田的装甲车队护送了一组工兵去南京城城墙，然后沿着护城河向东开，一直开到一扇很大的城门前，城门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门洞，全都紧紧地关闭着。在主城门的顶部，有一条用蓝色油漆刷上的令人恐惧的口号。这是用中文写的，但藤田认识足够多的传统文字，所以他明白是什么意思：“誓复国仇”。高高耸立着的城墙本身足有三层楼高，但已经在遭受日军炮兵的炮火轰击。炮弹似乎在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把大块大块的城砖从城墙上剥离下来。藤田立刻明白了他身处何处：中华门。
既然雨花台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中，那么这道城门就成了主要的奖品。城门口的城墙有70英尺高，并有一条100英尺宽的护城河加以保护。护城河上所有桥梁都已经被摧毁了。[2]围绕着城门的地带是重点防守区，在城墙上大约每隔50码就有一挺机枪把守。城墙内的城门用大量沙袋构成的障碍物进行了加固。[3]配备了迫击炮和轻武器的中国步兵可以从城墙顶上向日本人射击，而在城墙外，其他守城士兵在一些尽管实施了“焦土”政策但仍然留下来的建筑物中修建了不少独立的阵地。[4]
日军第6师团的任务是攻占城门以及防守严密的城墙西南角。从东到西，第6师团分别部署了第13、第47和第23联队。该师团四个联队中剩下的最后一个联队是第45联队，这个联队将绕过城墙的西段，尽可能地向北移动，目标定在长江边的下关码头。[5]第6师团的士兵已经大致地了解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在12月11日至12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他们想尽办法，几乎完全贴近了城墙进行侦察，所以他们能够做好充分准备以在黎明时分发动攻击。[6]
进攻按计划开始了。野战炮兵发射的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城门上，但并没有在城墙上造成严重破坏。一辆日本坦克也开了过来，准备对准城门直接轰击，但不管怎样，还是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效果。接下来轮到工兵出场了。一小队配备了长梯的“敢死队”尽可能地贴近城墙往上爬，因此没有暴露自己，然后在剩下最后几米的时候向上冲刺。但当他们刚刚在空中一露出身子，似乎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阵中国军队的机枪子弹，把他们一个不剩全都打死了。[7]
中午，三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头顶上，接着在城门外一栋中国军队据守着的楼房附近扔下了炸弹。大火伴着浓烟瞬间吞没了楼房。一大群被困在楼房里面的中国士兵利用这个浓烟弥漫挡住视线的机会，想跑回城墙内。日本兵立刻察觉到这个动向，在火线上的每一个日本士兵都开了火。这群奔跑着的中国军人像割草似的全被撂倒了，彼此倒在一堆。有一个幸运的士兵几乎已经到达城墙边，但最后也中弹倒下了。“全部消灭。”在旁观看的坦克指挥官藤田心里念叨着。[8]
* * *
12月12日的早晨，伊藤善光所率领的第1大队幸存的一小群日本士兵仍然坚守在光华门里面一个很窄的环形防线内。他们第9师团的战友们正在城墙外面看着他们作战，却帮不上忙。上午10点左右，日军对中国阵地发动了炮击和空袭，这给了第1大队一个机会爬上砖石碎块堆成的斜坡向城墙上端发起猛攻。在一场血腥的白刃战之后，日本人最终又被赶回到底下他们原先那个狭窄的阵地上去了。[9]
在这场血淋淋但未取得成效的战斗中，第1大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于是联队指挥官决定将其缩编为一个中队规模的单位。他把这个单位命名为竹川部队，并将其附属于第2大队。第2大队大队长立即命令属下第7中队冲进光华门内去增援竹川部队，主要是给被困的士兵补充弹药和食物。第7中队的第一次冲锋被中国军队的交叉火力打退了，但第二次努力成功了，在光华门内的日军士兵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原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认为他们只剩下死路一条。[10]
在这天的剩余时间内，山本武的炮兵阵地继续向中国阵地射击，希望能给竹川中队带去些安慰，并且尽可能给城墙造成更大的破坏，从而有可能向南京城的守卫部队发动第二次进攻。与前几天不同的是，中国军队也在实施炮火反击，一发接一发的炮弹落在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我几乎不敢相信我今天还活着。感谢上帝，”在躲了一整天中国军队的炮火之后，山本武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然后又很快补充说，“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战了。”[11]
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密集炮火标志着他们坚守光华门的最后一次共同努力。在城墙的中国守军这边，12月12日的总体局势处于一种极大的混乱之中。第87师的陈颐鼎旅长曾经被警告如果光华门被日本人攻破就要提头来见，此刻他能听见雨花台边缘传来的激烈枪声，也能看见紫金山上燃起的无数大火的烟雾，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此时的他被困在战争的迷雾之中。[12]
陈颐鼎的部队终于成功地与后方接通了一条电话线，但下午三四点时又被切断了，也许是被飞落的弹片打断的。天黑之后，陈颐鼎派了一名军官到他的左翼去和那里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系。那位军官返回后的报告令人无法放心。一支来自中国广东的部队正在放弃其阵地向北转移，目的是通过那边的一扇城门退出南京。那名军官试图向一个行进中的士兵询问他们的去向，但他们就当他不存在，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随着邻近部队的主动撤离，在光华门和中山门之间一段城墙上的中国军队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一个令人恐惧的可能性正在到来。日本人可以通过无人防守的城墙的东南角长驱直入，并赶在陈颐鼎的部队有机会撤离之前就包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防守变得更加不可能了，不断向陈颐鼎的阵地倾泻的炮火也强化了这个事实。
然而，撤退并不是陈颐鼎和第87师的其他指挥官能轻易做出的选择。毕竟，他们在战前就曾卫戍过南京，南京城已经成为大多数士兵的家。午夜后不久，陈颐鼎召集他的高级军官一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均认为，此刻部队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撤退。然而，陈颐鼎坚持每个人都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来确认他们的支持。这样的决定由一个人来做出的话未免具有太大的潜在危险。毕竟，陈颐鼎已经受到过威胁，他自己的首级可能也难以保全。
不久之后，这支中国军队开始撤离他们的阵地。日本人没有立即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在12月12～13日的夜间所注意到的只是中国军队的炮火变得越来越远了。凌晨4点，炮声完全停止了。仅仅在那时，日军的侦察才查明敌军几乎已经完全撤离。仓促间，竹川中队爬上斜坡到达城门的顶端，发现那里几乎已经被遗弃了。剩下的几个中国军人很快就被压垮并被杀死了。最后，在一场看似无休止的拉锯战中牺牲了如此多生命的这道城门，此时此刻竟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被日本人占据了。[13]
城墙外日军第9师团的士兵们爬上了前几天炮击所造成的斜坡。到达城墙顶部后，他们把手伸向空中，大声喊叫“banzai！”（万岁），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的家人在日本家乡也有可能听到他们的呼喊。日本士兵相互握手，彼此拥抱，眼泪哗哗地在脸上流淌。他们想起了过去几个月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从上海一直到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毕竟这是值得的，幸存者们相互告慰着，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牺牲了自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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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当地有句古老的谚语：“紫金山焚则金陵灭。”12月12日，紫金山的山坡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全都陷于一片火海之中。[15]教导总队第1旅旅长周振强带领他的部下在这场绝望的战斗中坚守在山上树木覆盖的顶峰，但他们即将被装备更好的日本军队击溃，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不得不在此之前就放弃。[16]
又是同现在已经熟悉的模式一样，周振强尽管多次尝试与教导总队总指挥部联系，但还是无法从他的上级处获得有关总体形势的信息。最终他派人跑步前去询问，几小时后得到了回报，说总队的指挥官下午晚些时候已经离开了。其他的汇报表明城里守军已经全面瓦解。主力军第88师也陷于混乱之中。已经有人看到广东部队一个整师，即放弃了光华门附近一段城墙的那支部队，从太平门出了城，显然决心要撤回家乡去了。[17]
由于所有迹象都表明城内指挥系统已经瓦解，周振强决定开始有序地从紫金山撤离，只留下一支小部队掩护撤退。他们通过中山门进入城内，非常有纪律地列队穿过南京的街道，周振强的士兵们得到的印象是城里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迹象。[18]说着刺耳方言的国军士兵到处都是，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已经不再听从任何特定的指挥了。唐生智的权力已经大大地减弱了。[19]
抢劫变得很常见，这是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执法人员来实施在战争初期对犯罪分子施加的严厉惩罚了。“我们遇到一些士兵在商店里抢苏打水、果汁和其他食品，以及其他可携带的物品，还有他们发现能方便使用的物品。”一位西方目击者说道。[20]同时，在过去一周里强制执行的“焦土”战术，现在也被应用到了城内。曾被外国游客誉为南京最杰出建筑物的交通部大楼，已在大火中被焚毁，火焰在几英里外都能看见。[21]
国军辎重部队的一个营长郭歧同他的部下都被困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不知道该怎么办或去哪里。12月12日，他派一名营副去指挥部所在地一所军校的校园，希望能得到下一步的行动指示。那名军官随即回来说，军校里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显然已经撤离了一段时间了。只剩下散落的还在焖烧的余烬，那是参谋人员在离开之前烧毁的机密地图和文件。[22]
虽然中国军队中的纪律正在崩溃，但有些地方却还存在着一种几乎超越现实的责任感。一名从南京战场撤退的军官与他的部队偶然发现一群普通工人还在为修建中的防御工事浇水泥。不必麻烦了，这位军官告诉工人道，战斗已经结束了。“哦，不行的，”其中一人回答，“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会耽误工期的。”[23]南京城周围的护城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的死鱼，它们都是被四处乱飞的炮弹弹片杀死的，翻着肚皮浮在河面上，给这个疯狂的世界增加了更多噩梦般的感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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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13航空队的年轻中尉奥宫正武在南京战役最后阶段中始终十分忙碌。12月10日，他率领他的六架九五式舰载双翼机出动去支援第9师团，他们轰炸了光华门周围的中国阵地。12月11日，他参加了对驻扎在南京城内明故宫机场的中国炮兵阵地的袭击。12月12日，他的行为几乎提前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要比珍珠港事件早了几乎四年。[25]
当天上午，他驾机在中山门袭击了中国阵地，然后飞往南京东面常州的一个机场降落。在那里，这个疲劳的飞行员又接受了新的指令。情报显示，满载着中方士兵的中国轮船，正从南京向长江上游行驶。日军步兵只能在陆地上看着这些战利品从他们手指缝里漏掉，于是陆军想让空军来为他们做这件事。停在常州机场上的所有可用飞机——九五式舰载战斗机和九六式舰载攻击机混合在一起，共二十四架飞机——已经为这次任务集结起来了。
奥宫正武的飞机起飞后很快在通常的三角队形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视野特别清晰。飞行员们根据对轮船速度合理的假设，直接冲这些船只在长江里应该在的位置而去。下午1点30分，在距南京28海里（约52公里）的长江上游处，飞行员们看见了四艘轮船。他们对他们的军事情报非常信任，认为没有理由再去进行进一步的识别。
一开始，九六式舰载攻击机从相当高的高度轰炸了这些船只。其中一枚炸弹击中了领头的那艘船，那是一艘某种类型的战舰。炸弹炸毁了舰上的前炮，并炸断了前桅。然后，第一波六架九五式战斗机在船队上方往下俯冲，从前面实施攻击。它们一架接着一架俯冲下来，总共投下了约20枚炸弹。有些炸弹在离领头那艘船很近的地方爆炸，损坏了船体并伤害了甲板上的船员。船上现在有人去操纵甲板上一挺点30口径机枪了，这个枪手光着膀子朝日本飞机猛烈扫射，但都没有击中。有几架九五式战斗机也用机枪向那艘船扫射。
连续轰炸和扫射了二十分钟后，造成的结果是彻底的破坏。领头的那艘舰艇此刻陷在江中央，船体被子弹打得百孔千疮，火焰四起，并向右倾斜。另外两艘船搁浅在长江右岸，还有一艘搁浅在左岸。日本飞行员们非常满意地看到自己的任务胜利完成，于是停止了轰炸并开始返回他们的临时基地。在常州着陆后，迎接所有飞行员的不但不是荣誉和赞扬，反而是严厉的斥责。为什么他们不把所有的船只都击沉到江底去？他们被命令立即返回并把那些船全部击沉。
他们没有找到那些船，但他们碰巧发现了靠近南京的另外四艘船。奥宫正武立即向这几艘船俯冲，掷下了一枚60公斤重的炸弹，击中了其中一艘船。当他拉起飞机时，一瞬间他看见了船体侧面的英国国旗。他意识到他犯下了一个大错，他开始了对中立国轮船的袭击。其他飞行员也明白那些国旗标志的重要性，就没有再投掷炸弹。那艘被炸的船事实上是英国的“万通”号轮船。[26]
这次轰炸第一次表明日军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没过多久，日本飞行员又了解到，那一天早些时候他们在南京上游攻击的船只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的。其中三艘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而另外一艘——就是遭受了最惨重伤害的那艘——是美国海军的“班乃岛”号，一艘仅装备了轻武器的平底炮艇。
这艘炮艇是十年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改建成的，专门用于长江巡逻，其任务是保护在中国最长河流上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班乃岛”号加入了将美国公民从战区撤离的行动，11月和12月，它都是在执行其本身的使命，就在遭到攻击的那一天，有54名船员的“班乃岛”号正在运送4名美国大使馆人员和10名美国及其他国家记者去安全地带。
从空中往下看，这次攻击似乎是不偏不倚、干净利落的，但对于在底下的人而言则是一场肮脏、血腥的大混乱。“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鸡肉正餐。紧接着就听到日本轰炸机飞来了。它们的声音不新奇，”“班乃岛”号的副艇长亚瑟·F.安德斯上尉后来回忆道，“这一次日本人的重型轰炸机不是在我们头上飞过再去轰炸陆地上的中国人。”[27]第一波爆炸的力量就让“班乃岛”号炮艇艇长詹姆斯·J.休斯少校的腿断了。
随后的爆炸以及伴随着的机枪扫射迅速造成了大量伤亡。一阵机枪子弹打穿了海军士官的食堂，其中两颗子弹击中了意大利报纸《新闻报》的记者桑德罗·桑德里的腹部。“我被打中了！我要死了！”这位42岁的记者大声尖叫道。有几个船员也受了伤，包括军需保管上士查尔斯·L.恩斯明格。“班乃岛”号的医生将机舱改变成一个医务室，不停地治疗络绎不绝的受伤人员。最后，他的手上总共有45个伤员。[28]
在医务室外面，手臂受了伤的安德斯上尉接替指挥，他向仍然能够履行自己职责的“班乃岛”号上的船员们发出了一系列指令。不久，一块弹片撕破了他的脖子，流出了不少血，顿时使他无法说话，他就改用书写文字来下命令。下午2点，他意识到“班乃岛”号受损严重，已经不能再靠岸。他不得不草草书写下任何一个船长都害怕下的命令：“弃船。”
水手们和乘客们乘坐两条小船来到一个长满芦苇的沼泽地里的小岛上，因为担心日本飞机又来扫射，他们就一直躲在那里。从那个位置，他们观察到一艘满载士兵的日本汽艇靠近了“班乃岛”号。在向船上发射了更多的机枪子弹后，日军士兵登上船，但只停留了五分钟就又离开了。当时船头上美国国旗仍然在飘扬着。
几分钟后，大约3点54分，“班乃岛”号向右舷翻转，沉没在十多米深的水里。船上的幸存者们又冻又怕，只能蹚着齐膝盖深的烂泥，抬着那些因受伤太严重而无法行走的人，一起费力地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尽管受伤人数众多，但没有一个人在攻击中立刻死亡。可惜那个奇迹没有持续下去。夜间，恩斯明格和桑德里两人都因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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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门，互相残杀持续到了12月12日下午，但这对整场战斗没有多大影响。日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他们的失利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第6师团的指挥官巧妙地把第13联队和第47联队之间的结合处就部署在城门口。所有士兵都清楚，这样部署的目的就是特意要鼓励这两支部队展开竞争，看谁能首先占领城门。[29]
然而，事实是要想取得成功不能仅仅依靠冲动。单凭意志力是不能在南京城城门这道防线上砸出一个大洞的。在和平时期，南京的城门是进入繁华首都的入口要道，但在战争时期，它们就完全变成了相反之物，变成了防守严密到几乎不可穿透的堡垒。如果有任何日本军官希望速战速决，很快赢得胜利，他们注定会失望。正午刚过，城门前的结果就已经很清楚了：双方僵持不下。[30]
第47步兵联队进攻的那段城墙在城门的东边，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也看不出部队有任何重大进展。日军士兵被来自城墙上的中国守军的火力压制住了，他们只能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象征性的胜利而沾沾自喜。有一小群士兵终于设法到达了城墙边上，并靠着城墙放了一架梯子，但梯子不够长，够不到城墙顶部，还差大约10英尺。
有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的最后一段，双手紧紧抓住突出的砖块，然后再抓住几乎是垂直的城墙表面上的缝隙。日军前线上的全体士兵都屏住呼吸在看着他。他艰难地爬上了顶部，一只手展开了一面日本国旗，但立即招来了中国守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他不得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很快他就消失了。日本士兵对他都很关心，不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现他在城墙上找到了一个凹坑，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战斗中他就一直待在那里。[31]
有些日本士兵已经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危险，因为他们相信战争即将结束，但也有人置谨慎于脑后。星野光昭上尉指挥着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中队，他要对几十个年轻人的生命负责。他感觉到他对手下一名23岁的士兵负有一个特殊责任。这个士兵是他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的父母曾要求星野光昭亲自确保他安全地返回家中。[32]
星野光昭答应说他会尽他所能，到目前为止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在整个南京战役中，每次当这个年轻人自愿参加自杀性任务时，他都故意忽视他。年轻人再次自告奋勇。他想成为一个六人小组的成员，这个精心挑选的小组的任务是去大胆地尝试攀登城墙。最终，星野光昭同意了这个心情迫切的年轻人的不断要求。“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星野光昭想着，提醒自己此刻他们是站在敌人的首都城墙前面，“即使他死了，他的老父亲也会感到自豪，并能原谅我。”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非常值得一试。这个热切的年轻人领着整个小组爬到了城墙顶部——并且活了下来。
这一天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城门的西边。第23联队就部署在那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攻打靠近西南角的那一段城墙。很明显，如果不是先用火炮靠近轰击从而在城墙的实心墙体上轰出缺口的话，城墙是爬不上去的。该师团大部分炮火支援——三十六门小口径山炮、四门100毫米榴弹炮和四门150毫米榴弹炮——都被调来轰击这部分城墙。炮兵观察哨也被派到第23联队的前方指挥所，以便与步兵协调，并观察炮击的效果。[33]
到下午三四点时，炮击在城墙上炸出了一个像山沟似的大洞，大到足以让日军从中发起进攻。第23联队将其第2和第3大队置于前线，第1大队留作预备。首先，工兵必须去完成最艰苦的任务。当进攻一开始，联队的全部火力都被用来封锁城墙，迫使中国守军隐蔽起来，然后工兵们冲进70英尺宽的护城河。一旦他们在河里形成了一条延伸到远处的人链，他们就举起梯子作为一座临时便桥，让第3大队的一个中队踩着梯子冲过河去，然后向城墙上的缺口发动进攻。[34]
炮火转换到近距离支援步兵，在城墙上的洞口周围设置了一道火力障碍，以阻止中国守军在攻击进入决定性阶段时进行干扰，同时日军士兵们爬上了几十英尺高的由炮火造成的砖石瓦砾斜坡。下午5点不到，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城墙的西南段。中国守军发动了好几次反击，想把日军赶回去，但都无济于事。日军的这一行动锁住了南京城的命运。一旦没有了城墙保护，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拯救这座古老的城市及其人民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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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曾因击落日本轰炸机而获得一笔奖金的中国军官沈咸，意识到了至今最清晰的迹象，那就是战斗即将结束了。他命令高射炮降低炮筒，直接瞄准地面上的敌人而不再是空中的敌机。这支一开始有47名官兵的炮兵部队，也开始遭受严重损失。在那个星期天早上，一枚飞来的手榴弹在附近爆炸了，造成一辆牵引车被炸毁，一名驾驶兵阵亡。在接下来的100个小时里，当沈咸和他的部下艰难地在这座垂死挣扎的首都里夺路逃离地狱的途中，将会有更多的死亡等着他们。
由于失败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跑到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寻求安全保障，但即使在那里危险也仍然时常存在。当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安全区内做一台手术时，几块弹片就差一点打中了他。[36]约翰·拉贝的家里每平方英尺都挤满了各个家庭，其中许多家庭还带来了自己的铺盖，就在露天席地过夜。有些人在他家的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下寻求保护，认为这个位置特别“防弹”，因为随着东京和柏林之间不断发展的友谊，日本飞行员在对一块明显处于某种德国保护之下的地区实施侵害之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的。[37]
在预期日本军队可能控制南京城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南京居民已经做好了准备。当务之急是要保存个人的性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一个裁缝原本同意暂时保管一些中国国民党的宣传材料，但此时因害怕而不敢了。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被获准使用学院里的垃圾焚化炉来快速摆脱这些危险的文件。学院里的教职人员还匆匆忙忙地把为中国士兵准备的衣服埋进地里。尽管这些衣服对平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随着冬季来临，温度会骤降，但军服的颜色必然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38]
在已经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日军的野蛮暴行引起了对受伤士兵可能的命运的强烈关注，这些伤兵很可能在敌人的魔爪中丧生。在南京还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优先考虑的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受伤士兵运过长江去。12月12日，医生们发现有一艘汽艇停泊在河岸上，船上的发动机显然出了故障。他们设法修复了这艘汽艇，在整个白天里，他们帮助把几百名伤员渡过了江。[39]
尽管如此，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受伤的士兵都留在了长江的南京一侧，对他们来说，医疗设施极其缺乏。在12月的头几天，国际红十字会收到一笔5万美元的款项用来设立军事医院。第一家这类医院是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内建立的。[40]从一开始医院的条件就非常糟糕，特别是因为许多医生和护士宁愿选择逃离，也不愿在日本人手下碰运气。[41]一个德国来访者参观了设在外交部的医院后说，这是“中国（军队）的耻辱”，医院条件差得无法形容，伤兵们在那里躺上两三天都无人照顾。[42]
12月12日一整天，南京市民耳朵里都充斥着连续不断的、令人心绪不宁的沉重轰炸声，同时还伴随着头顶上轰炸机的轰鸣声。[43]那天晚上，南京城南面的整个地平线都被火光映红了。[44]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战斗的声音，并在日落后还仍然继续着。但半夜过后，枪炮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每隔几分钟，炮弹发出的沉闷的重击声仍然可以听到，但不清楚这声音来自何方。在大多数时候，一种怪异的沉默主宰着一切。仿佛这座巨大的城市在遭受最后攻击之前屏住了呼吸一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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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上午11时，就在四十小时前刚刚发出严厉命令要为每一寸中国土地战斗到底的唐生智派人来见拉贝和安全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们带来了一项停战三天的新提议。从该提议的措辞上可以看出好像不是出于唐生智的手笔，而且提议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投降”一词。
拉贝认为“事情非常明显”，尽管唐生智夸下海口，实际上还是渴望安排一次停火，但他不想自己承担责任，希望将这个责任转交给国际委员会。“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身后，因为他预料到并且也害怕来自最高统帅和在武汉的外交部的严厉指责，”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非常不喜欢这样！”[46]
不过，也存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唐生智可能是故意争取时间，因为他刚刚被告知，他守卫南京的时间可能需要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尽管前一天蒋介石表示，他将能够理解和原谅放弃首都的决定，但是在12月12日，他再次改变了主意。在给唐生智的一封电报中，他对南京卫戍部队能够显著地延长坚守南京的时间表示乐观。
“当不惜任何牺牲，”蒋总司令写道，“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47]蒋介石没有直接解释他从前一天所持态度的突然变化，但他有所暗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他写道，“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
现在依然不清楚蒋介石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大变化，但他此番言论发表的时间表明，他再次将希望寄托在来自苏联的重要援助上。就在这同一天，谣言在武汉突然流传开来，说立法院院长孙科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协议。前外交部部长张群会见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并指出孙科确实于那个月初已经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了，但陶德曼的和平努力打断了他的旅程。张群没有试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更广泛的阶层中，主要是在年轻一代中，人们的感情越来越倾向于苏联”，苏联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后的希望”。[48]
无论蒋介石是否因苏联突然大幅度增加援助的希望而振奋起来，唐生智不可能分享他的信念。不过，他也不可能公开地不同意他主子的看法，所以只能诉诸拖延战术，希望在三天停战结束之前，蒋介石可能再次改变主意。要求停战是一个冒险的赌博，很可能会以唐生智的职业生涯甚至是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表明继续打仗的意愿。
这就是唐生智在他秘密接触拉贝接洽停战事宜的同时，还对他的部队中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采取强硬路线的原因所在。当他一听说原主力部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正率领2000名官兵从光华门撤往码头时，唐生智迅速做出反应。他派出第36师师长宋希濂去阻止孙元良的部队。当两支部队相遇时，很可能会导致自相残杀的冲突。幸好，第88师同意返回城门继续战斗。[49]
不管唐生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当天下午3点它就被废止了，因为唐生智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一封新电报，这一次是命令他全面撤退。停战已经没有必要了。唐生智派出一名军官去找拉贝，取消先前的提议。当然，他不能透露全军的撤离计划，而是找了一个借口，他解释道：不幸的是，由于日本人已经来到了南京城城门前，现在再来谈停火已经太迟。这一次提议的三天停火比在12月9日提出的那次更加短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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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军队开始撤出南京的谣言在许多部队中引发了恐慌。成千上万的士兵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加入士兵和平民的人流，沿着城里主要街道缓慢地移动。人群似乎断定乘船离开南京是最好的赌注，到下午晚些时候，拥挤的人群从城里延伸几英里一直到下关码头。[51]
前往下关必须要经过挹江门。这道城门是一处相对现代的建筑物。在最近几十年里，这道城门一直作为坐船来到南京的客人的主要入口。12月12日，这个主要的入口只打开了一半。如此大规模的人群都拥挤着试图通过这狭窄的瓶颈，无疑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在城门口，那些不幸没有正好挤在城门前方的人承受了在他们身后几英里的人施加的压力。在密集的人群中，一旦被绊倒在地实际上就是被处以死刑。没有人在栽倒之后还能再次活着站起来，他们肯定会被不断涌来的惊恐万分的平民和士兵的潮流踩死。
在这毫无秩序的大撤退中，纪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军官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士兵们开始互相打斗。首先是推撞，然后是互殴。卡车直接驶入人群，强行从中通过。坦克发出像史前野兽一般的吼声，从愤怒的群众中压过，沿路撞倒了许多人。有些士兵由于人群拥挤不动而气得发狂，开始随意对人群开枪射击。
有些消息来源还表明，第36师在挹江门附近的致命混乱中起了作用。“第36师的岗哨把机枪架在城墙前的掩体上并大喊‘不要挤！你们再挤我们就要开枪了！’但是人们还是继续在拥挤。”一个中国参谋军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52]根据李宗仁将军的回忆，他也是那个时候离开南京的，军队最终确实开了火。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道：“这场内部屠杀造成了大量伤亡。”[53]
中国辎重部队营长郭歧率领一队摩托车穿行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的人群中。他坐在第一辆摩托车旁边的车斗里。突然，摩托车手一头栽倒在车把上，一声不吭。一颗流弹击中了他。郭歧快速地靠过来抓住车把。在迫使摩托车停下来后，他很快把那个死去的士兵的尸体推到路边，然后继续前进。[54]
为了减轻挹江门的压力，有些部队被命令通过城墙东北角的太平门离开南京。当他们到达那里后，发现城门几乎完全被封住了。城门入口周围用沙袋堆起了厚厚的挡墙，只留下一个狭窄的缺口，大小每次只够让一个人通过。为了通过那里，巨大的人群中人们相互争斗着。即使是处于最好的秩序和有纪律的状态下，这么多人都要通过这道城门也需花费整个晚上和第二天大半天。而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至少要一个星期或更久。[55]
在那个一直到深夜还在城里不断发展的极度混乱中，来自广东省的年轻军官李益三完全迷失了方向。他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人会说和他一样的语言。手无寸铁又几乎毫无战场经验的他，竭尽全力试图逃离一心要杀死他的敌人。虽然手上没有地图，但他仍然拼命地尝试找到一条出路。12月12日和13日之间那个夜晚的南京，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56]
李益三在其中担任宣传官员的第156师这支部队已经开始在混乱中从南京撤离，只留下了几名军官和士兵在后面尽可能地自己照顾自己。李益三听到一些士兵在谈论要混进安全区隐藏在平民中，但他自己还是宁愿找到一条出城的路线。在跟随大批人群沿着城里主要大道走了一段路之后，他突然如释重负一般听到了自己华南母语那熟悉流畅的音调。他加入了那群士兵，同他们一起脱离了较大的人流，朝东向着未知的未来走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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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关附近的码头上，12月12日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混乱场面。大火沿着江边熊熊燃烧，有些是日本人的炮弹或炸弹造成的，其他的则是撤退中的中国士兵所执行的总体“焦土”战术的一部分。到岸边接送难民的小船一瞬间就挤满了人。当船只被推开时，船上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有些乘客紧贴在船帮上一把没抓住就掉入冰冷的水中。只差几秒钟没赶上船的士兵会用枪对准那些船只，随意地射杀乘客或在船身上打出很多洞以至于船都沉入了水中，以此来发泄他们失望的愤怒。[58]
一些在船上找不到容身之处的绝望的人开始把他们能够找到的可以漂浮在水面的任何材料——一扇门、一截木头或任何可能不会下沉的东西——绑在一起做成筏子。这些临时做成的筏子很少能持续较长时间。有些一到水里就立刻翻了。还有些虽然能够在长江上漂一段距离，但不久就被江上的浪吞噬了。江面上只见一个个人头在水中起起伏伏，一个个挣扎着的身体缓慢地被水流裹挟着漂向下游。从那些绝望和垂死的人群中发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哭号声，折磨着站在岸上的人。
一条脆弱的小木船驶入河里，但几乎立刻就开始下沉了。在那些在劫难逃的乘客中，有一个人特别吸引了那些还在岸上的人的注意。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衣着华丽还化着妆，更突出了她的美丽。她的一只手抓住一块木头，另一只手捏着她那奢侈的手袋，她愿意用她的一切来交换一个活命的机会。“请救救我，”她哭喊着，目光没有专门对准某一个人，“你可以拿走我的首饰和1万美元。我会嫁给你的。”然而很快她便消失在水面下了。
对大多数士兵来说，要找到一个渡过长江的方法是极其困难的。对于装甲兵团的军官刘树芄来说，这就更加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因为他还要负责一队装甲车辆。他们如何去找到足够大的船来把这些沉重的货物运过长江呢？天黑之后，他的一些下属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接管了一艘经过码头的小火轮。小火轮拖着几艘驳船，听从他们的指挥一起靠近了码头。[59]
起初，刘树芄和他的部下试图将装甲车驶上驳船，但装甲车太重了，导致驳船摇摇晃晃，非常危险。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装甲车必须留下，但至少他们可以尝试挽救一些属于该团的较轻的卡车。结果证明这些卡车也太重了。最后，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车辆都遗弃在码头上，然后讨论转向了该如何处置这些车辆。有些人提出破坏汽车，而另外有些人则主张在车上设下饵雷，即把手榴弹安置在马达下面，只要一发动马达，手榴弹便可爆炸。他们最终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
当士兵们丢下车辆正要乘坐驳船离开时，其中四个人，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来到刘树芄面前，告诉他说他们想留下来。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四人决计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刘树芄回应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口后方。”“不行，”他们坚持道，同时指着城墙的方向，“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他们认为，至少应该尝试与敌人打一仗，否则不应该谈论撤退。“我们的战车上还有武器，”另一个坦克兵说道，“与其破坏掉，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
“我不能命令你做什么，”刘树芄说道，他不是他们的直接上级，“你们的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一下。”刘树芄想要说服他们撤离，但两个司机看起来有些不耐烦了。“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好吧，”刘树芄答应说，“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他还命令拨给他们足够十天的食物。这几名士兵抓住他们的步枪，从驳船上跳下来，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刘树芄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他们的名字将列入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失踪，很可能阵亡了的人员的长长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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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农民自古以来就使用农历。几千年来，他们的生活是由月相来决定的，以至于了解地球最亲密伴侣的行为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12月12日和1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这种知识突然对日本第6师团第13联队的士兵变得非常有用。根据农历，这天晚上是农历十一月初十和十一之间的夜晚。他们准确地知道月亮将会变成什么样。月亮会在午夜之前非常明亮，但不久之后就会躲藏起来。从亮如白昼突然变成漆黑一团——这样的夜晚将非常适合发动进攻。[60]
一群日军士兵被挑选出来实施突袭，成员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的装备精简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几件：步枪、刺刀和头盔。任何在夜间会发出金属声响的器具都不能携带，以免被中国守军发现即将发生的攻击。然后，他们偷偷地向城墙移动，随身带着用三副竹梯绑在一起的长梯，长度足以够到城墙顶部。他们一格一格爬上梯子，仍然确保不会发出一点儿声响，不让警觉的中国哨兵发现他们的阴谋。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被发现。否则，只要往城墙下扔几枚手榴弹就足以立刻阻止这次进攻。
终于他们未被发现就到达了顶部，然后立即成扇形散开。在城墙高处站岗的中国士兵看到了迅速扑近的黑影并开了火，但已经太迟了，他们挡不住日军的攻击。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大多数日本士兵因为挨得太近，无法使用步枪，就只能立即使用刺刀。不知所措的守军被驱退了，这支成功的突击队伍设置了一道防线，然后等待墙外的增援。
他们不必等待很长时间。沿着第6师团整个前线的大规模进攻在12月13日黎明时分开始了。日军集中炮火轰击城墙上很窄的一段，从下到上逐步展开。炮弹一点一点地将碎石堆成了一个斜坡，士兵们可以利用这个斜坡来爬上城墙。日军飞机也被召来实施一次短暂的空袭，在飞机削弱了剩下的抵抗力之后，一群士兵冲上斜坡。在其他日本兵提供的火力保护下，他们爬完了最后一段距离到达城墙顶部，然后放下一副绳梯。几分钟之内，其他40个日本士兵加入了他们。到上午10点30分，城墙上飘扬起了旭日旗。[61]
当日本侵略者到达城墙顶部时，一个可怕的景象在等待着他们。远处是几天来炮火轰击的结果。许多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则还在燃烧。然后，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其中漂着的尸体有些没了脑袋，要不就是五脏六腑流得到处都是。遍地都是无法辨认的人肉碎屑。[62]
随着蒋介石放弃城市的命令逐级下达，不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守卫在南京周围城墙上的部队全都开始加快了他们的一切行动速度。沿着前线，日军以小组方式向前推进，有时也有单独行动。在中山门附近，第9师团第7联队一个名叫平本渥的士兵，利用在炮击期间坍塌的一个地方，在12月13日凌晨爬上了城墙。他从他的由家乡两个邻里居民捐赠的背包里掏出了一面日本国旗，与另外两个士兵一起到达了距离城门800英尺的城墙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