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1月下旬
长长的一列中国男子行进在南京的街道上。足足有好几百人，他们面临着即将被处死的命运。仿佛是为了嘲弄他们，他们还被迫扛着一面很大的日本国旗——象征着他们的死亡是以这个帝国的名义执行的。两三个日本兵押送着他们，把他们驱赶到一块空地上去。“在那里，他们一批批被残酷地枪杀了，”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ibald Steele）写道，他目睹了那个可怕的场景，“一个日本兵站在越来越多的尸体上，用步枪向每一具还在抽搐的尸体不断发射子弹。”[1]
南京城刚一沦陷，杀戮就开始了。打了胜仗的日本人成扇形展开进入城里的大街小巷寻找猎物。那些不幸被抓的中国人或者被当场打死，或者被拖到更大的杀戮场地，与其他俘虏一起去面对可怕的噩运。一开始，日本人到处搜捕当过兵的人，不管是真的当过兵的还是在他们眼里认为像是当过兵的；但很快，就在几个小时内，受害者的范围就扩大到所有类别的人，不论性别或年龄。日军占领南京还没满一天，南京城中心的街道上就已经到处都趴着平民的尸体，差不多每个街区都至少有一具。[2]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在暴力的狂欢中被杀害、折磨和侮辱，这场野蛮的狂欢整整持续了恐怖的六个星期。
在遭受失败的时候，南京似乎被怪异地抛弃了。家家房门紧闭还顶上了门闩。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被推翻在街上。以前在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黄包车也已经不见了踪影。[3]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留在城里，躲在室内。旗帜是城里换了新主人的最直接标志。12月14日早晨，全城的私人住宅、商业企业和公共建筑前面都升起了旭日旗。绝大多数都制作得很粗糙，只是在一块白色的布上再贴上一块红布而已。这是一种沉默的请求，希望得到宽容相待，但这种请求大多是徒劳的。[4]
很快，许多令人震惊的对恐怖暴力的描述开始流传开来了。当日本人进入一家理发店时，八个在店里的人中有七个被杀，唯一幸存的理发师被送到了医院，他被日军刺伤，脑袋几乎被割下，脖子后面一直到脊椎管所有的肌肉都被切断了。[5]一个受伤的战俘仅是抱怨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就被无情地痛打了一顿。然后他问自己是不是因为饥饿而遭到殴打时，他又被拖到一边，用刺刀刺死了。[6]一个女人的喉咙被割开了一半。有一个孕妇的肚子被刺了一刀，以至于她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杀死了。[7]一个男人看到他的妻子被刺刀刺穿了心脏，然后他的小孩子又被从窗户往外扔到好几层楼下面的街道上。[8]
最终，因这类单独的恐怖事件实在太多，已经无法把它们当作孤立的暴行而简单地忽视了。此外，大规模的杀戮也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多数是针对年轻健壮的男人，日本人似乎是在试图削弱南京并使其丧失未来的任何抵抗手段。“这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的问题是我们在头三天里遇到的最严重问题，”美国教师刘易斯·斯迈思悲痛地写道，“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所有人都枪杀了。”[9]
12月15日晚间，日本人从安全区围捕了1300名已经放下了武器的士兵。他们被捆在一起，100人左右一群。然后就都被带走了，他们中没有传出一声啜泣声。有一群被允许搭乘一艘日本炮艇离开南京的外国人偶然成了接下来的屠杀的见证人。在等候船只时，这些外国人沿着江边走了一段，无意中撞见了这个大规模屠杀的场面。日本人一个接一个地在这些士兵的脖子后面开枪把他们全部射杀了。“我们看到大约100个士兵就这样被处决了，这时一个负责的日本军官注意到我们，就马上命令我们立即离开。”一个外国人后来如此写道。[10]
但不是所有的屠杀都是事先冷酷地安排好的结果。有不少屠杀就发生在现场，没有任何预先计划。有这样一个例子，一群日本兵正押着两列战俘沿着一条路向长江走去。俘虏们都被绑在同一根绳子上，防范非常严格。每隔两三码就有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对着步履艰难地走着的中国人。突然，一个俘虏滑倒了，因为他们都是被绑在一起的，所以在他前面和在他身后的两个人都被他拖倒了。很快，整列队伍都摔倒在地，他们挣扎着站起来。日本警卫立刻失去了耐心，开始用刺刀刺入那些无助的俘虏的身体内，日本人连续不断地往不停扭动的俘虏身上刺杀，鲜血四溅，直到没有一个活口。[11]
日本人越来越频繁地把被他们杀害的受害人的尸体遗弃在现场。街道上的尸体逐渐堆积起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德国人在12月中旬乘汽车去下关，他的车几乎是行驶在尸体之上。[12]有些尸体被流浪狗吃掉了。反过来，这些狗又被饥饿的人吃掉了。[13]饮用水也变得不再安全。当安全区的工人开始清理池塘时，他们发现许多池塘里都塞满了尸体。有一口池塘里塞了30个死了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手被绑在背后。[14]
在其他情况下，日本人会把被他们用机枪或刺刀杀死的受害者的尸体收拢在一起，堆成一大堆再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烧掉。斯蒂尔在12月17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写道：“我在北门看到一堆可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里曾经有200个人，而现在则是一大堆还在冒着烟的肉体和骨头”。[15]在被日本人放火烧死的人中偶尔也有侥幸逃脱的。有一个幸存者就设法从其中一个火葬堆里逃了出来，然后返回到安全区，“他的脖子和脑袋被火烧得非常可怕，人们几乎不敢相信他是一个人。”[16]
* * *
就在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控制南京的短暂时期内，这个城市原先的守卫者疯狂地试图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逃离厄运。蒋介石的军队被击败了，那些败兵或者是单个地，或者是成群地，想方设法在敌人的战线上寻找漏洞，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死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逃脱。几个月来的战斗教会了他们如果被抓获就不要指望日本人会发善心。确实，过去的经历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落在日本人手中，死得快还算是走运。
曾经在南京城城墙上负责一支防空部队的军官沈咸，在12月14日黎明前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混乱中摸索着穿过散乱的火光映照下的街道，试图从战斗的声音中判明方向，决定下一步怎么走。首先，他和他的部下希望通过下关逃走，但发现码头地带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了。他们又按原路折回，来到了市中心。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成堆的尸体，这是大屠杀的第一批受害者。12月15日日出之前，经过近二十四小时漫无目的的东碰西撞，他们进入一个部分遭到遗弃的大学校园里去藏身。[17]
他们决定白天都待在校园里，因为校园外的街道上日本兵无处不在。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试图找到一条出城的路，但不断发现日本巡逻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黑暗中，沈咸的士兵又失散了几个。最终，他们设法偷偷地溜出了城，并在一个被遗弃的村庄里找到了一处临时的藏身之地。12月16日晚，他们发现了一条弃船，最终成功地横渡了长江。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南京城内他们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来寻找逃亡之路，其间，沈咸的全部人马从三十多人一直减少到了只剩下两个军官和一个士兵。在那些不见了的士兵中，有的是在路上走失的，更多的是被枪杀的。[18]
也有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逃离了南京。12月14日上午，来自第156师的年轻军官李益三仍然还难以忘怀他所遇到的要求他帮助早点结束痛苦的那个垂死的士兵。他与其他被打散的士兵一起，在乡村农地里穿行，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开大路，因为在大路上不时有日军装甲车辆飞驰而过，车上的机枪随时准备对邻近野地里发现的任何可疑动静开枪射击。李益三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燃烧着的村庄。在许多村庄里，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被打死后，没有被埋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正在腐烂。[19]
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墓东的村庄，大约在句容以南10英里。让他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部队在这里的军事活动很频繁。士兵们大多来自第66军，和李益三一样，都是中国南方人。整个村庄已经变成了很大一个容留撤退下来的散兵的收容中心。被打散的部队都被引导到这个地点，然后被送往中国的南部。主管收容工作的军官是第66军参谋处的一个高级参谋。“有些从南京突围出城的士兵会有办法逃往南方，但其他人不一定有，”这个军官说，“你是不能对他们坐视不管，见死不救的。”
像这样幸运的个别人成功逃脱的故事，可能有成百或数千个。在极少数例子中，也有成建制的师级规模的部队成功地偷偷越过了日军的封锁线进入安全地带。就这样的一些部队来说，比如第156师，他们都是事先细心地制订了计划，详细指明了离开南京后要走的路线。有些士兵和军官就按照这条路线，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躲避了日本的巡逻兵，最终来到了南京南面的宁国。[20]
这些都是单独的例子。绝大多数来自被打败的中国部队的士兵往往更容易被日军俘获。蒋介石的一些最精锐的部队几乎被彻底消灭了。第88师只有1000名士兵安全地渡过长江逃离南京，教导总队也只有1000名士兵逃脱了，第87师则只有300人活了下来。[21]即使对于第156师这样的部队而言，他们制订的逃生计划也只是对那些听说过这个计划的人有用。当失败迫在眉睫时，他们的计划传达得非常匆忙，听到风声的人全凭偶然的机会。许多人从未获悉，因此被困在已经成为死亡陷阱的南京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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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日本人出现在南京安全区的学校中，他们知道有大量难民躲在这些学校里。他们要求所有当过兵的人往前走出队列，保证他们将以干活换取安全。许多人就照着做了，他们以为长时间的躲藏终于结束了。他们被带到一间空房子里，在那里他们被剥光，然后每五个人捆在一起。外面已经烧起了一堆大火。随后日军用刺刀刺他们，还没等他们咽气，就把他们扔到火堆上去。只有几个人设法逃脱了，才把他们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告诉了别人。[22]
日本人知道，有许多中国士兵躲藏在南京城里，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衣服。堆积在大街上的大量军服和武器装备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接管南京几个小时后，日军就开始系统地搜查中国士兵。安全区也不能获得豁免权，因为日本军队怀疑中国士兵逃进了安全区。12月1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日军光顾了，尽管学院教工采取了一项政策，除了为非常老的居民保留的一间餐厅之外，不接受任何人来访。日军士兵带来了斧头，有些门只要稍微开得慢一些，就会被砸破。日军用六挺机枪对准校园，只要看到有人试图逃离校园就会随时开火。但是，日军士兵们没有任何发现。[23]
在其他情况下，当他们确实找到服兵役年龄的年轻人时，他们就把这些年轻人排成一行，在他们身上寻找各种标记特点，如是否留平头，头上是否有戴过钢盔的印记，或肩膀上是否有扛过步枪留下的水泡等。[24]通过检查一个人的手是否有经常使用挖战壕工具留下的印记来判断某人是否当过兵，这种方法只能导致许多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只是从事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留下了老茧的人被抓捕。“黄包车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常常被抓走。”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费吴生如此写道。[25]
日本人也想出了一些更狡猾的方法来鉴别当过兵的人。在一次搜查安全区内的一个营地时，他们没有多少运气能从大约6000个已经放弃了希望的男人和妇女中找出当过兵的人。就在离开之前，他们突然耍了一个花招。“立正！”有人用完美的中文叫了一句口令。那些年轻人中曾经当过兵的，经过几个月或几年的训练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立即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但也为时已晚。日本人把他们赶了出来。[26]
接下来所发生的，不论是对这群士兵还是对无数其他俘虏群，都是极其残忍的一个恐怖行为，可与几年后在东欧所发生的野蛮暴行相较。考虑到大屠杀的程度，日军很快就组织起大规模杀人并处置尸体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杀人。一排排俘虏被用机枪射杀，那些没死只是受伤的人接下来就会被单独用子弹打死或用刺刀刺死。绝大多数屠杀行为都发生在长江附近，在江边可以更容易处置受害者，因为只要把他们推入江中，就有望让江水把尸体冲走。
随着几个星期过去，日本人担心仍然有大量原先的士兵在逃，就越发加紧了搜捕。从12月下旬开始，日本当局开始实施一种新的制度，要求南京所有居民登记在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这样的登记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导致了几乎难以形容的混乱场面，因为日本人还决定在校园的邻近地区进行居民登记。[27]
首先是男人进行登记，然后是女人进行登记。通常由妇女去参加登记以便拯救丈夫和儿子，不然他们会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抓走。最终，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登记过程中，共有28名男子被带走。[28]每个已经登记过的人都从当局那里得到了一份文件。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在日本军队临时起意来侵犯他们时，这份文件丝毫都不能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在那个冬天的南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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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组织的大规模杀戮主要针对的是服兵役年龄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内，任何类别的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有50名来自安全区的警察据说因为他们允许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而被射杀。[30]城里的消防员也被日军带走了，不知命运如何。[31]还有6个扫大街的清洁工被杀害在他们所住的房子内。[32]就像失去了控制的流行病一样，获胜者的杀戮欲望似乎在不断膨胀，在不断寻找更多的新目标。
当日本人命令安全区委员会为下关的电厂提供工人帮助恢复正常发电时，委员会给他们提供了54个工人。但几天之内，其中43人被杀害。日本人声称他们的罪行是以前曾作为国营企业的工人一直在为蒋介石政权工作。事实上，他们一直是私营电力公司的雇员。[33]似乎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男性人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失踪的丈夫和儿子共有593人。[34]
虽然年轻人是日本人特别针对的目标，但日本人并没有根据年龄或性别做出特意的区别对待。美国传教士约翰·G.马吉记录了许多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事件，包括有两个家庭几乎被全家杀光的惨剧。日本人用刺刀刺杀、开枪射击并实施强奸，屠杀了这两家三代无辜的人，包括4岁和2岁的幼儿：“年长的被刺刀刺死，年轻的被用军刀劈开了头颅。”仅有的幸存者，一个严重受伤的8岁女孩和她那4岁的妹妹，在她们死去的母亲腐烂的尸体旁边度过了之后的两个星期。[35]
日军的暴行往往还伴随着各种侮辱，似乎是要彻底粉碎被征服民众的精神意志。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孩子。当她为她的父亲买了一口棺材时，一个日本兵劈开棺材盖子，把老人的尸体倾倒在大街上。[36]另一个喝醉了酒的士兵强奸了一个中国女人，然后又往她全身上下呕吐秽物。[37]还有一个六口之家蹲在地上准备喝一罐稀米汤。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往罐里撒尿，然后大声笑着走开了。[38]
这种对羞辱平民的嗜好意味着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与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执行的大屠杀并不完全相同，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屠杀是工厂化的，并且往往——如果不是总是的话——具有无人性的和不动感情的性质。而在南京的屠杀是对一个几乎是关系密切的人种的屠杀，每一个行凶作恶者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有时确实如此。在这层意义上，南京大屠杀更像是早期由德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实施的大屠杀，那时毒气室还没有被使用。
日本人还有一种做法，与几年后德国人在欧洲的暴行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倾向于给他们的杀戮行动取一个听起来无害的称呼，似乎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罪行，或者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暴行。日本人在公报中把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委婉地称为“扫荡”行动，就像德国人之后对付犹太人用“处理”和“处置”两个词一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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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当时的目击者知道日本人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预兆。传教士约翰·马吉将南京的局势比作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后者在当时仍然还记忆犹新。[40]即便如此，在罹难者的确切数字上还是没有一致意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近八十年。
《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后最初的对大屠杀的详细报道中声称，有3.3万名中国士兵死于南京，其中2万人被处决。[41]外国记者弗兰克·奥利弗（Frank Oliver）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在南京被占领的第一个月里，总共有2.4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42]
很快，更大的数字开始传播。1938年拉贝回到了德国，他举行了一次演讲，他引用了欧洲人士的估计，死亡人数在5万至6万之间。[43]1942年2月，蒋介石告诉听众，在一个星期之内有20万人被屠杀。[44]在1946年和1947年间，蒋介石政府负责审判一批日本战犯的南京法庭声明，在南京沦陷后有30多万人丧失了生命。[45]公开发表的最高估计数字是由一位中国军事专家提供的，这个数字是43万。[46]
中国媒体普遍接受的数字现在是30万——这也是许多同情中国现代政权的作者所引用的数字。[47]而在另一方面，一位日本-加拿大历史学家在对现有文献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称：“一个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学术上有效的受害人数范围”是从4万到20万。[48]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研讨主题，并且看来不可能在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彻底解决。这个题目“太大了”，传教士兼金陵大学教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在1946年7月被召唤作证时告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场杀戮总体分布太广泛，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49]
数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且不论在中国首都的确切死亡人数是多少，当时非常清楚而且今天仍然非常清楚的是，1937年末和1938年初在南京发生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灾难性事件。英国出生的诗人W.H.奥登呈现了在南京发生的特殊罪恶，他在十四行诗《在战争时期》的Here War Is Simple中将南京大屠杀同德国纳粹政权对其敌人造成的恐怖归于一类：
而地图真能指出一些地方，
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
南京。达豪集中营。[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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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星期四晚上，明尼·魏特琳看见一辆卡车经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车上有8～10个女孩。当她们看到这个西方女性的时候，就拼命大声喊叫“救命！救命！”[52]魏特琳无能为力，但她毫不怀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早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二，她就在日记中记下了所听说的女孩被强奸的传言。第二天晚上，许多妇女被从她们的家中带走了。[53]
约翰·马吉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奸妇女，而且是以我所知道的最无耻的方式进行的。”刘易斯·斯迈思列出的一份临时清单显示，强奸是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的常见事件：12月14日中午有四个女孩；同一天晚上10点又有四名妇女；12月15日晚有三名女性难民；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54]
这些数字涵盖了许多个别发生的恐怖事件。一个15岁的女孩被带到一处有200～300名日本兵居住的兵营并被裸体锁在一个房间里，每天都被强奸多次。[55]受害者的年龄从11岁一直到80多岁。[56]“强奸后被遗弃的妇女往往被醉醺醺的士兵用刺刀刺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道，“常常是母亲不得不看着她们的婴儿被砍头，然后自己又遭到强暴。”[57]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费吴生报道了一个妇女遭受强奸的案例：“一个日本禽兽一边强奸她，一边故意掐死了她的五个月大正在啼哭的婴儿。”[58]
这是一种古老的羞辱被征服之敌的方式，以此表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女人。在没有任何人能保卫她们的情况下，南京的妇女不得不考虑用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年轻漂亮的女性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并且用一层层煤灰把脸抹黑，以便减少吸引力。[59]也有人穿上男孩的衣服，或者老妇人的衣服。[60]日本人了解这些招数，要愚弄他们并不容易。
这是一种全体放荡堕落的狂欢，“在现代没有一处地方能与之相提并论”，美国记者斯诺写道，在日本军队中连级别最低的士兵也丝毫不受限制：“有些带头参与这些蹂躏行动的军官，把他们的营房变成了后宫，每天晚上在床上都要换一个新俘获的女性。露天交媾也时常可见。”[61]
在南京被占领的前十天里，一群群日军士兵每天都要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十到二十次。他们经常亮出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刀上仍然还染着鲜血。明妮·魏特琳因此很快忙得不可开交，她认定拯救生命要比拯救其他东西重要得多。[62]因此，在日本人占领之后的最初日子里，魏特琳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从校园的一端到另一端不停地奔走上，以此阻止大批四处抢劫的日军士兵从这里带走妇女。[63]
有个特别紧张的情形发生在12月17日晚，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被呼唤到校园前面去见一批刚刚来到的日本人。几天前，魏特琳接到了另一名日本军官给予的一张纸条，证明该地区是一个真正的难民营。但这些日军把这份文件撕成碎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魏特琳和她的同事被迫站着或跪着，周围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没有人知道即将发生什么。[64]
真相慢慢地显露出来了，原来魏特琳和她的同事被诱骗到前门，以便让其他日军士兵可以通过另一个侧门进入校园，然后抓走妇女，总共抓走了12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情景，”魏特琳写道，“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她们这些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口直到晚上11点，担心如果她们一动，躲在黑暗中的日本兵就会朝她们开枪。这是魏特琳唯一一次无法阻止强奸的发生，这件事永远困扰着她。[65]
相对而言，中国妇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比较容易逃脱厄运，最主要的是因为魏特琳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她们的外国人面孔使得日本人犹豫不决。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生过类似形式的保护。安全区委员会的德国成员施佩林（Eduard Sperling）说，当日本兵试图在安全区内强奸中国妇女时，他本人被呼唤提供帮助达80多次。[66]
日军士兵实施强奸时经常还伴随着其他形式的暴力，往往在本质上都令人作呕。有个妇女，已经有了六个月身孕，她抗拒被强奸，结果被日军在她脸上和身上用刺刀连刺十六下，其中一下刺穿了她的腹部，杀死了还未出生的孩子。[67]一个年轻女子被强奸了，当虐待结束后，日军士兵还用一个空啤酒瓶硬塞进她的阴道，之后又将她枪杀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也被以类似的方式用来作为侵害其他受害妇女的场所。[68]一伙正在四处寻觅年轻女子的日本兵命令一个中年女子帮助他们去找新的目标。当她不能或不愿帮助时，他们用步枪朝她的腹部开了一枪，子弹擦伤了她的肚皮，并带走了“三个巴掌那么大的一块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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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军队刚进入南京城时，他们很少去破坏南京城内的建筑物，美国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在12月底时写道。“自那以后，”他补充说道，“所有商店里的货物全被洗劫一空，大多数商店都被付之一炬。”[70]在占领南京的第一天，日本人立刻就分成小组分散进入城内的大街小巷。他们砸碎了商店的橱窗，把里面的货物据为己有。他们用箱子或盗来的人力车运走了他们劫获的物品。[71]
起初，大部分抢劫的主要原因是将之作为弥补日本军队后勤跟不上的一个权宜措施。前方作战士兵进展太快，远远脱离了他们的补给车队，部队严重缺乏食物，直到道路修复可以再次使用，以及长江也被开放用于运输之后，情况才改观。[72]尽管如此，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行为中也夹带着一种虐待狂的成分。日军士兵抢走了安全区内为难民细心准备的大米、小麦和煤炭等物资，甚至还抢走了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微薄财产——“他们最后的一枚硬币，他们最后的一些铺盖。”费吴生写道。[73]
南京的每一栋房屋都遭到洗劫，“被翻了个底朝天”。[74]每一件物品只要没有被钉在墙上就都被挪动了。然后，日军士兵又拆掉了门和窗框。保险柜被用步枪子弹或手榴弹炸开。日军士兵还经常当着主人的面掠夺他们的财产，用刺刀威胁着他们。[75]每个街区至少有一辆汽车被抛弃在路上，通常也都被推翻在地，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蓄电池，都被拆光了。[76]就像七年半之后在柏林的俄国人一样，普通日本兵对手表也特别感兴趣。[77]
由于发生了大量的抢劫掠夺，运输工具也变得供不应求。到12月底时，卡车也被用来抢劫。[78]当车辆不够使用时，日军士兵用手推车来代替，甚至连婴儿车也被派上用场。骡子和毛驴也被征用，最后是人。就像在从上海到南京的进军途中发生过的一样，中国人本身也被胁迫用来去帮助日军抢劫他们自己的家。[79]当时一个常见的景象就是一个日本兵驱赶着一群中国人走在街上，背上扛着刚刚盗来的东西。[80]
中国士兵在撤离南京时也实施了程度有限的抢劫，但同日本胜利者的抢劫规模没有任何可比性。中国人曾经非常小心地避免闯入外国人的住宅，但日本人就毫不理会这种区别。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使馆连同大使的住宅都遭到抢劫，他们几乎把一切东西都席卷一空，从床上用品、金钱、手表，到地毯和艺术品。[81]日本人还抢劫了美国学校，他们把墙也给砸破了，以便把钢琴搬走。[82]在有些情况下，日军士兵还得到了日本浪人的专业帮助，这些浪人很可能都是些来自上海的大型日本团体中的流氓无赖。[83]
日军全军上下都参与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抢劫，他们抢走了几乎所有贵重物品并送回到日本国内。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也肆无忌惮地把几件昂贵的家具打包后运回了日本家乡。“我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我们已经杀了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再带一些家具回家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也不会让任何人快乐。”[84]
日本人不仅把南京城洗劫一空，他们还开始到处纵火。成千上万处的大火造成了弥漫的烟雾，飘过城市的上空，遮住了原本是星光闪烁的冬季夜空。有些火灾是由于粗心大意，例如当日军士兵在篝火上烧烤一头偷来的母牛的肉时，无意中把一栋古老的建筑物也给烧毁了。[85]还有许多是出自愚蠢的破坏行为。南京乐器行里所有的乐器和乐谱都被堆积在大街上，然后被付之一炬。[86]
然而，南京城里各个地方燃起的大火实在太多了，已经无法刨根问底逐一找出每次大火的起因。通常，纵火都是在日军军官的监督之下实施的，那些纵火的士兵随身携带着专门用来放火的特制化学试剂条。[87]在南京被占领后的一周内，城市的夜空亮得如同白昼一样，睡在拉贝家花园里的难民的身上也映上了幽灵似的血红色色调。[88]人们开始怀疑，日本人是故意有系统地纵火焚烧南京城里的建筑物，一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抢劫，再则是妄图剥夺城里居民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自立的经济手段，后者是他们更加可恶的一面。[89]
抢劫在1938年1月中旬仍在进行，但已经不再仅仅由日本人实施，当地人也参与了进来。一旦局势略有改善，南京城的居民们会在白天回到他们自己家的附近，隔一段距离观察着，如果有中国抢劫者出现，就出面干预。如果抢劫者是日本人，他们就只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日本人的暴力习性在当时已经是臭名昭著了。[90]
大部分的战利品最终可能都运去了日本，但也有些回到了本地的流通市场。安全区内上海路沿线的街头摊档上出现了产地可疑、来路不明的东西。[91]“一开始安全区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现在它却成了分拣和销售赃物的避风港，”魏特琳写道，“社会上所有的邪恶元素似乎全部被释放出来了——就像一颗炸弹在海上爆炸搅起了沉在水下的渣滓和污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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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来到南京的日本士兵都是可怕的怪物。美国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叙述了他偶尔看到有日本士兵帮助中国平民，或抱起中国孩子同他们玩的情景。他写道：“不止一个日本士兵告诉我他不喜欢战争，并渴望回到自己家乡。”[93]欧内斯特·福斯特，另一个美国传教士，与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士兵进行过一番长谈，这个来自横滨的士兵原先是个商人，福斯特发现他说话“很得体”。[94]
日本军队其实完全是由普通人构成的，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了当时，以及几十年后一直悬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军队堕落到如此残忍的地步，以至于甚至在同样产生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古拉格集中营的这样一个世纪里都会使人类感到震惊？是什么促使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组织——其中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有着精致的文化品位——去实施肯定会被认为是毫无人性的行为，即使是在战场上经历过几个月的杀戮之后？
对此，有些解释集中在南京作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中国的中心这个特殊地位上，这个强大的中国最终将向东亚的主要强国日本发起挑战。“中国人相信日本仇恨南京——仇恨她所代表的一切，”《泰晤士报》在南京沦陷之前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南京这个建成了一半的首都就是这个新中国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认为南京是日本人眼里的魔咒。”[95]
在与拉贝的谈话中，菊池先生，一个“非常温和且迷人”的日本翻译，为在南京所发生的一切做了辩护，他利用了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的例子，“在比利时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他说道。[96]同样，德国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解释时引用了1918年的情况，当时他们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处于失利状况，于是他们的宣传机器开始发布公告，大意是说法国殖民部队已许诺打了胜仗后会给每个士兵奖励一个德国妇女。然而，德国人的这个例子是20世纪初期许多欧洲人所接受的种族主义者的陈词滥调的产物，完全不足凭信，何况并无证据表明日本人也得到过任何此类承诺。[97]
不管怎样，给强奸开的绿灯也不能用来解释对手无寸铁的战俘的大规模屠杀。在此处，日本人把投降视为特别可耻的行为这种奇特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似乎说得过去的解释。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道德准则之上的，即所有日军士兵和军官只能战死沙场，决不能向敌人屈膝投降。[98]由此引申开来，任何甘心当俘虏的敌人都只配得到蔑视，并可能由此遭受最糟糕的虐待。
在为日本步兵学校准备的一本小册子中有一段奇怪的文字，其中混杂着一种傲慢态度与一种可以免受惩罚的感觉：“即使我们处死中国士兵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普查登记不完整，而且也因为有相当多的士兵无家可归，要查证他们的存在是不容易做到的。”[99]这句话暗示着一个极其关键的解释。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在日本普通士兵头脑中可能突然意识到，即使他们实施了任何会使他们内心不安的行为，他们也都可以逃脱处罚。
12月14日似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就在日本人进入了南京城城门、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并可能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一刻，似乎发生了某种情况。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士兵意识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会面临什么后果。到了中午，大街小巷全都是一群群打算抢劫的日本兵。两天后，巨大规模的抢劫、杀戮和强奸的浪潮横扫整个城市，甚至连安全区也不能避免。“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狂轰滥炸和连续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恐怖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100]
与犹太人大屠杀不同，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完整程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为人知晓的，但在南京发生的可怕惨案从来就不是一个秘密。“在整个城市中，无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了，”1938年1月6日来到南京的美国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写道，“到处传播着平民被毫无理由地枪杀或刺死的传言。”[101]《纽约时报》1938年1月初的一篇长篇报道中揭示：“日军的暴行就是南京沦陷的标志。”[102]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一些异常可怕的情况正在南京发生着。“收到上海电报，”日本外务省亚洲事务局局长石井太郎于1月6日在日记上写道，“详细报道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抢劫，强奸，场景太可怕不忍一睹。唉，这还是帝国军队吗？”[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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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大屠杀的规模可以与纪律的败坏联系起来。从战场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艰难作战中释放出来的日本士兵，感到了一种无比兴奋的自由感。有些人就像行为不端的男孩子。拉贝描述了有一天晚上他走进花园查看，因为日军士兵反复到这里来寻找强奸对象。在花园墙头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头，但当德国人带着手电筒出现在花园里时，他们就匆忙地溜走了，就像从树上偷了水果的孩子被逮住了一样。[104]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人员玛丽·特威纳姆撞见了两名日军士兵，他们偷了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并试图用自行车把旗帜带走。旗帜一直是放在校园中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飞机从空中轰炸或扫射。这两个士兵看到特威纳姆走近，就藏在一栋相邻的楼房内，但还是被发现了，他们的脸像孩子一样羞得通红。[105]这件事可以说近乎一场闹剧，但事实是这类轻微的不当行为几乎与最残忍的犯罪行为离奇地交织在一起。就在几分钟的时间内，魏特琳又被叫去阻止两个日本士兵从厨房偷饼干，同时还有两个士兵正在强奸一个年轻女孩。[106]
在日本士兵中出现的破坏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使得那些已经习惯于日本武装部队的严酷纪律的人感到惊奇。有人看到日本士兵嘲笑他们自己军官发布的公告，或将下达的书面命令撕毁并扔到地上。有些外国人士认为，由于日军士兵没有随身携带可供辨识的个人编号，因此干了坏事的人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这就使得违纪行为更加恶化。[107]
这个问题部分也归结于日军军官团队的质量，及其管理一支由大批年轻人组成的军队的能力。这些年轻人中大半是初出茅庐，第一次摆脱社会的制约。然而，不是每个日军军官都能胜任他们的使命。魏特琳亲眼看见了一个日本军官几乎无法阻止一个士兵去强奸一个年轻女孩，尽管他有着军官的权威。[108]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些军官觉得待在一旁不动反而有种负罪感，就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比如在持续时间很长的轮奸过程中。[109]
也有少数军官确实试图给他们的士兵灌输纪律。一名日军大佐逮住了一名试图强奸中国女子的士兵，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110]后来，有人看到一名日本将军掌掴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用刺刀刺死了一个中国人，还威胁两个德国人。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讨好外国人而做的表演呢。[111]无论如何，日军采取的纪律措施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几乎丝毫都不尊重。”拉贝在他12月18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112]
在日本赢得胜利的关键时刻，由于缺乏来自高层的领导能力，这个问题越发严重。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自11月3日以来一直身患疟疾，从12月5日至15日期间，他的病情使他实际上无法控制前方的事件。[113]他的一个下属后来作证说，当他被告知“盗窃、杀人、殴打和强奸事件”时，他变得“相当愤怒”。[114]
即使松井石根可能对他的士兵的不端行为不满，但他仍有可能非故意地造成了原本不会发生的更为普遍的暴行。正是他坚持要在12月17日举行一场胜利阅兵式，就在他患病痊愈之后的第二天，对他来说也是最早的可行时间。这就引起了日本军官对安全的恐慌，他们尤其担心朝香宫鸠彦王，这位昭和天皇的近亲，有可能遭到暗杀。如此一来，这就很可能促使他们更加加紧搜捕和杀害可疑的原中国士兵。[115]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军队纪律正在崩溃。于是在1938年1月4日，陆军总司令部向松井石根发出一道语气非同寻常的直接指令，命令他严格控制军队：“我们真诚地要求加强军纪和公共道德。”[116]已被从东京最高统帅部解除职务的中国问题“鸽派”人物石原莞尔更是直言不讳。松井石根应对部队的行为负全部责任，石原莞尔如此告诉《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斯蒂尔道，并且还说，日本军人的士气从来没有低到现在这样的程度。[117]
到12月底的时候，有传言称，新的纪律更严明的日本军队将到达南京，从那时起，对平民的犯罪将受到严厉的惩罚。[118]随后，一个宪兵支队抵达了南京，可以看到情况有所好转。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发现在安全区外站岗的一些宪兵对正在其眼皮子底下实施的暴行视而不见，假如他们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的话。[119]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宪兵打交道的经历毫无疑问是好坏掺杂的。第一批派来保护学院的约25名宪兵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因为其中一些人自己就实施了强奸。[120]后来派来的人员的素质提高了，他们更加遵守纪律，有时甚至表现得比普通士兵更加友好，因此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遇到几个似乎非常好的人。”魏特琳在1月11日写道。[121]她几乎还同他们中的一个交上了朋友，这个宪兵给她看了他妻子和婴儿的照片，作为交换，他得到了一张这个美国老师的小照片，他还把照片寄回了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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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进入南京时，南京的气候对于当时的季节而言显得异常温和，几乎像10月一样。这对于成千上万在外面露宿的难民来说是难得的幸事。[123]但是，好景不长。在南京被占领后不到一个星期，气温骤然下降，雪也开始下起来了。[124]对于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旷野中的人来说，生活变得越加困难。这就是成百上千，最终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安全区避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