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之后，在首都的外国人士之间很快就流传着唐生智因为抵抗日军攻击不力未能守住南京城而被处决的谣言。[1]事实上，与他的大多数参加了保卫中国首都之战的部下不同，他自己生存了下来。12月12日那天，他设法通过了挹江门，并渡过长江到达安全地带。然而，在城门附近有相当多的士兵却被第36师的士兵误认为擅自撤退而射杀。蒋介石不仅没有惩处唐生智，反而保护了他，没让他因在南京的作为而承担任何直接的后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未受良心上的折磨。就在日军夺取南京后不久，神情沮丧的唐生智在南京北面的徐州火车站遇见了李宗仁将军。他们共谈了二十分钟。“德公，”唐生智说道，“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李宗仁原先因唐生智的过度激情而曾嘲笑过他，现在也为他感到惋惜。“不必介意，”他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2]
此次谈话发生在徐州这个特定的城市里，这几乎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在当时也只有最富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预料到。几个月后，由于其战略位置紧要，徐州成为一场殊死大战的战场，见证了中国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获得的胜利。这场大战也被称为台儿庄大战，作为为数不多的一次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击败日本人的战例，它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并影响着21世纪。[3]
然而，在1937年12月时，蒋介石政权的前景确实显得非常黯淡。尽管蒋介石非常公开地向全国反复承诺，但他还是无法守住他的首都。南京坚固的城墙，过去经受过长达数月的围困，可这一次却不到一百小时就被攻破。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把抗日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可能性普遍持悲观态度。
“南京被攻占是中国遭受的最重大的失败，也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悲惨的军事溃败之一，”《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在试图保卫南京时，中国人竟然听任自己被包围，然后被按部就班地大批屠杀。……成千上万中国士兵的坟墓也可能就是所有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的坟墓。”[4]
私下里，各国外交官们也表达了强烈的信念，即蒋介石肯定会失败，剩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他是否会固执地选择继续去打一场他毫无胜算的战斗，抑或是他是否会选择乞和。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在一封给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内尔海军上将的信中写道：“除了继续在国内打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或者在谈判中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之外，现在留给中国人的牌已经打光了。”[5]
* * *
日本人也表现得好像蒋介石已经战败了。他们的假设似乎是蒋总司令在中国政治上也成了强弩之末，轻轻一推就足以使他的政权像纸牌屋那样轰然倒塌。12月1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公开声明中表示，蒋介石失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和现在的南京，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局面。他说：“国民政府已经变成了它原先的模样的影子。”如果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政权来取代蒋介石政府，日本将同它打交道，“只要这个政权被领导着朝正确的方向前进”。[6]近卫文麿在同一天还发表声明，他将召集日本的文职和军事领袖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既然中国在战场上已被彻底打败，那么应该对它施加什么样的和平条款。日本的要求突然间大幅度增加了，不仅包括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而且包括在内蒙古和华北地区建立新的亲日政权。同一天，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确实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在提出这些结束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的同时，日本的实际政策也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7]
这些通过德国外交渠道转达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在中国政坛以及那些从事被许多人解释为“拖延战术”的中国人中间造成了“震动和惊愕”。[8]这促使日本政府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呼吁终止与中国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后期阶段，就有关针对中国应采取什么适当政策这一点，日本最高决策者中仍然存在分歧。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仍然对在中国打一场持久战争的前景深表关切，并希望谈判能继续进行下去。[9]
多田骏面对的是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包括外交大臣和陆军及海军大臣，最终他让了步。“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说，“必须避免内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斗争可能引起的任何政治动荡。”尽管他不同意，但他选择不再积极反对对华不让步的政策。1938年1月16日，日本公开声明，它将“从今以后停止”与蒋介石“打交道”。[10]这是一个不可收回的声明。这是一个真正没有退路的临界点。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
* * *
德国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件转达者，也把蒋介石看作一笔失败的赌注。1938年1月下旬，德国驻东京大使冯·德克森敦促德国外交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并呼吁放弃中国以支持日本。他警告说，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日本对德国所做出的即将被废弃的和平努力怀恨在心。冯·德克森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将“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做出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以此对我们发泄其深深的怨气”。[11]
冯·德克森的看法在柏林受到青睐。纳粹德国和天皇裕仁治下的日本正在进入同一条轨道，在未来三年内，这将导致轴心国的建立，并把柏林和东京牢牢地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共同去挑起一场最终将席卷大半个地球的战争。当拉贝于1938年回到德国故乡时，他经历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发现大多数人对他关于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描述充耳不闻。他甚至还遭遇了盖世太保的来访，盖世太保显然希望他对日本的暴行缄口不言，保持沉默。[12]
冯·德克森大使在其1938年1月的报告中也指出，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日益密切，所以应该放弃中国。他的这个论点颇有道理。俄国人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是象征性的。到1937年底，在中国已经有450名苏联飞行员。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日本人很可能已经享有完全的空中优势。[13]
蒋介石似乎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俄国人的动机。他们把飞机和飞行员派到中国来，使中国置身于战争之中，却使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即便如此，在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出信息，要求他直接参与战争。斯大林礼貌地拒绝了这个邀请，说如果他加入这场战争，“整个世界就会说苏联是一个侵略者，世界各地即刻就会增加对日本的同情”。[14]
几个月后，苏联副外交人员委员会见了法国大使，他的讲话中透露着非常罕见的直率，称中国的局势“非常辉煌”。他预计中国还将再打几年，此后，日本的实力将被大大削弱，以至于无力再对苏联发动任何大规模作战。很明显，中国正在被其利用。[15]
无论苏联出于何种动机，中国都正在接受斯大林的苏联的重大援助，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却袖手旁观，唯恐惹怒了日本。直到希特勒执行侵犯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苏联被德国军队逼到绝境而不能再提供大量海外援助时，它总共向中国提供了904架飞机、1516辆卡车、1140门大炮、9720挺机枪、50000支步枪、31600枚炸弹，等等。[16]
* * *
总而言之，中国并不像当时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同样，一些中国官员后来也辩称，南京之战并非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绝对的惨败。“我认为守南京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一些时间，使刚撤下来的部队得以休整和准备，”唐生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虑。”[17]他的回忆录是在战争和共产党革命之后，在他选择留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发表的。
同样，在南京任军官的谭道平也把这场战斗描述为是一次有限的成功，因为它把日本人引入了内陆，这正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军事思想家蒋百里提出的战略。由于所有日本军队都被攻占南京的任务所束缚，这就使得几十个从上海撤离的中国师能够摆脱他们的追击。[18]就日本人而言，谭道平在战后写道：“他们判断错误，他们迷恋于战争的可以迅疾结束，胜负的可以立刻决定，然而，事实却粉碎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兵力被消耗了，他们不能速战速决。”[19]
这可能是中国军官借助于事后的认识去相信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即使这一点属实，也是付出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惨重代价。和在上海一样，南京战场上的中国指挥官也认为他们可以在纯意志力的基础上作战。“现代战争不能只凭精神意志，血肉之躯，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中国军官郭岐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20]
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怨恨。很多人心中还积聚着几十年的愤怒，如第87师的旅长陈颐鼎那样，他所在的师战后只剩下几百名幸存者。“在这五天的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他后来在战斗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指挥官因失职受处分。”[21]
* * *
12月20日，拉贝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派出16名工人去清理打扫南京的首都饭店，这家饭店是供日本军官居住的。根据委员会所做出的坚决要求，这16人都被带回来了。他们每人甚至还都得到了五块钱的报酬。“看得出来，中国人对此的印象是好的。”拉贝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这个例子表明，日本人在南京采取不同政策是能取得不同效果的。[22]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比大多数欧洲人更了解中国，但日本人在中国所表现的自我毁灭式的残酷也令他目瞪口呆。“日本人对中国人心态的理解少得令人吃惊，”非常仰慕希特勒的赫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如果他们以人道和仁慈的方式行事，那么所有的抵抗都会消失，他们也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23]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不仅在南京是个失败者，而且在它于中国所发动的其他战斗中也都是一个失败者。
1938年2月7日，松井石根就有关他指挥下的士兵过分荒淫无耻的行为发表了他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声明。他说道：“绝对有必要……立即停止有关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财产的纪律和行为的不利报道。”接着他补充说，鉴于日本军队在成功地实现日本在东亚的使命之前正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前景，惩戒性的纪律是尤其必要的。[24]
近十一年后，松井石根坐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囚牢里，等待着因其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而将被执行的绞刑。他被允许与一个来自名为“净土”的教派的佛教禅师谈话，该教派得名于天上的乐园，这个乐园正等待着来自该教派的信徒。松井石根对他的师团指挥官们在南京的行为表示失望。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恨。他本人则已经托付给了他自己的命运，并希望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有可能会在日本的前军人中产生一些急需的反思。
“我只能说，”他告诉那位禅师道，“我对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我的死将在尽可能多的那些当时在场的军人中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深刻反省。无论如何，该结束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只能说我此刻只是想死，然后在净土上获得重生。”[25]
[1] 费吴生，第85页。
[2] 李宗仁，第328-329页。
[3] Mackinnon，Stephen. “The 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in Mark Peattie et al.（eds.）.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92-194.
[4]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5] Johnson，Nelson.Letter to Admiral Harry Yarnell，December 7，1937. HarryYarnell paper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 Crowley，James B.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359.
[7]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1，284-285页。
[8]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p.278-279.
[9]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3，286页。
[10]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第286页。
[11]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91.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209-215.
[13]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94.
[14]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5.
[15]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94.
[16] Haslam，Jonath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41. 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93-94.
[17] 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收于《抗日战争研究》，1996，卷2，第110页。
[18]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南京：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1946，第47页。
[19]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第117页。
[20] 郭岐：《陷都血泪录》，收于NDS，卷3，第133页。
[21] 陈颐鼎：《第八十七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第156-157页。
[2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83.
[23] Ottosson，Ingemar. Handel under protest.Sverige och Japan p? v?g mot andra v?rldskriget 1931-1939（Trade Under Protest：Sweden and Japan on the Road to the SecondWorld War，1931-1939）. Lund：Sekel Bokf?rlag，2010，p.271，note 315.
[24] 《纽约时报》，1938年2月8日。
[25] Victoria，Brian. “Zen Masters on the Battlefield （Part II），”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11，Issue 27，No.4，July，2014.
附录
战斗序列
中日双方军队师一级指挥官的名字在括号中列出，中方包括独立旅一级而日方包括支队一级。
中国军力
第2军团（徐源泉）
第41师（丁治磐）
第121旅
第123旅
第48师（徐继武）
第142旅
第144旅
第66军（叶肇）
第159师（谭邃）
第475旅
第477旅
第160师（叶肇）
第478旅
第480旅
第71军（王敬久）
第87师（沈发藻）
第259旅
第261旅
第72军（孙元良）
第88师（孙元良）
第262旅
第264旅
第74军（俞济时）
第51师（王耀武）
第151旅
第153旅
第58师（冯圣法）
第172旅
第174旅
第78军（宋希濂）
第36师（宋希濂）
第106旅
第108旅
第83军（邓龙光）
第154师（巫剑雄）
第156师（李江）
第468旅
江防军（刘兴）
第112师（霍守义）
第334旅
第336旅
第103师（何知重）
教导总队（桂永清）
第1旅
第2旅
第3旅
第23集团军（部署在广德和泗安）（刘湘）
第21军（唐式遵）
第145师（饶国华）
第433旅
第435旅
第146师（刘兆黎）
第436旅
第438旅
第13独立旅（田钟毅）
第14独立旅（周绍轩）
第23军（潘文华）
第144师（郭勋祺）
第430旅
第432旅
第147师（杨国祯）
第439旅
第441旅
第148师（陈万仞）
第442旅
第444旅
日本军力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从1937年12月2日起，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藤田进）
第5旅团
第6联队
第68联队
第29旅团
第18联队
第34联队
第9师团（吉住良辅）
第6旅团
第7联队
第35联队
第18旅团
第19联队
第36联队
第13师团
第26旅团
第103旅团（后改为山田支队）
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
第19旅团
第9联队
第20联队
第30旅团
第33联队
第38联队
天谷支队（天谷次郎）
第10旅团
重藤支队（重藤千秋）
第10军（柳川平助）
第6师团（谷寿夫）
第11旅团
第13联队
第47联队
第36旅团
第23联队
第45联队
第18师团（牛岛贞雄）
第23旅团
第55联队
第56联队
第35旅团
第114联队
第124联队
第114师团（末松茂治）
第127旅团
第66联队
第102联队
第128旅团
第115联队
第150联队
国崎支队（国崎登）
第9旅团
第41联队
参考文献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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