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那年初做出的把战争引向上海的决策原本就是蒋介石的主意，这就毫不奇怪了。这项计策的目的就是要把日军吸引到其整体技术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的地区去打仗。比起开阔的中国北方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丰富的河道地形会使日军坦克更加难以通行，并且还能提供更多保护，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把战争导向上海也有利于中国人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抗战。他们知道，西方人的社区将见证他们抵抗日本侵略的意志，从而为中国赢得世界各地的同情。
也许，更重要的是，迫使日本在上海地区开辟新的战线是符合诱敌深入并令其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耗尽实力的战略的。[50]蒋介石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始至终地实施了这项战略。“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敢于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而不计后果，”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他的突出特性是像一头牛头犬那样的不屈不挠，有时候这容易使他变得不切实际的固执。”[51]也许这一次，他确实是太固执了。上海保卫战已经被证实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最悲观的中国指挥官最初的预料。近100万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参与了战斗，中国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52]
“凡尔登”是中国和外国观察者在提到上海的交战时都会联想到的，将上海的交战同那场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战役相比，是因为后者已经成了牺牲大量生命却增加不了多少领土面积的无意义战役的象征。争夺上海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在上海城的北部和西部的乡村展开的，那年秋季有好几个星期，双方似乎处于胶着状态，消耗着各自的实力——直到日军在中国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动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打击。[53]
仅在一周前的11月4日，日军第10军在上海南边的杭州湾实施了一次突然登陆。这个军事行动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气得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一旦登陆后，日军就进展神速，即将切断还在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的退路。尽管这个行动本身就令人恐慌，但蒋介石感觉到日本人的计划甚至比这更加雄心勃勃。他研究了地图，注意到日本人将如何扫荡太湖以南的地区。这将使他们非常危险地接近首都。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甚虑敌军由嘉兴出宜兴）威胁我南京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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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攻下南京——这个念头同一天确实占据了蒋介石的主要对手的脑海。上海战场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正在日前由他的部队占领的一栋废弃校舍里同一群外国记者见面。“对于未来的发展，你们最好问问蒋介石大元帅。”他如此说道，从他个头不大的身躯里能够发出洪亮的嗓音，这能力使得听众们十分惊奇。“据报道，蒋介石预计战争要打五年——不错，很可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去南京。这一切都取决于蒋介石。”[55]
松井石根和蒋介石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着一种斯巴达风格。59岁的松井留着小平头，一身简单的军装未佩戴任何勋章，看上去就像一个清心寡欲的武僧。[56]接待记者的那个房间更加强化了这种简朴的印象，因为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几件家具——几把椅子、一张铺了桌布的桌子和三个插了菊花的花瓶——之外，一无所有。尽管有着严厉的军人风度，但松井也能流露感情。即使同外国人在一起，有时他也会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眼里充满泪花。[57]
在那次特别的记者会上，松井石根一心要取悦来访者，他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我尽我所能不以过于强硬的姿态来吓唬他们，”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都显得很高兴，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每个人将来都能给国外的舆论施加良好的影响力。”[58]其实，松井石根给众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像他所相信的那么有利。他的言论“日本人不是侵略者，他们的到来是为了救济中国人”——鉴于已经丧失的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这句话简直荒谬透顶——足以使法国报纸《费加罗报》将其用作醒目的通栏标题。[59]美联社强调了松井石根通过暗示可能会对住在公共租界内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而发出的含蓄威胁。美联社还援引他的话，说租界里外国当局的态度——自战争爆发以来一般都是抗日的——已经“使得合作很难继续”。[60]
然而，管理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在日本控制之下的上海，对于松井石根和那天在场的其他日军战地指挥官来说已经是个次要问题了。在攻下了中国最大的和商业上最重要的城市之后，占据他们大脑的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突然变得近在咫尺的南京成了考虑对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11月11日，松井石根的总部发布了一份公告，称在上海获得的胜利将会被“着力跟进”。一个外国记者提醒他的读者，松井早些时候说过向中国的首都继续挺近的决定将“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目的”。[61]
在对南京的图谋上，日本人含糊其辞，这正反映了其幕后集团围绕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当时日本人的共识是，如果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这四个主要东部城市沦陷了，中国政府将不复存在。前三个城市现在已经被占领，中国人手里只剩下南京了。[62]在发生于1932年的原先在上海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中，甚至连最具野心的日军指挥官也从未梦想过要把战火烧到南京附近去。[63]这一次，日军战地指挥官将解除几乎所有的约束。
松井石根的参谋人员认为，从上海撤出的中国部队一到城西就会立刻停下来寻求继续抵抗，大致沿嘉定到黄渡镇一线展开。11月11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松井石根的第10军第6师团迅速运动，当天就攻占了青浦城，然后继续向北朝苏州河开进，几乎与该地区的日军共同完成了一道钳形攻势。预感到中国军队即将完全溃败，松井石根于11月11日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上海地区的所有部队向西移动，大致沿上海通往南京的铁路，将从太仓至昆山这一段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各部队将从第二天开始调动。[64]
看来，尽管松井石根公开表示了对去南京是否有必要的疑问，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是不容置疑的。早在8月间，当日本统帅部将已经退休的他重新召回出任上海派遣军指挥官时，他就曾表示南京是最终目标。[65]在高级军官中，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七八年前他就考察过全中国，甚至还与蒋介石见过面。蒋介石决定与共产党合作曾使他极度失望。现在，他正在致力于寻求一项在中国的永久解决方案，他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被授权全面指挥新成立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包括他原先的部队上海派遣军以及在杭州湾的第10军的那些部队。[66]
不过，松井石根的观点并未被众人看好。这件事情的核心问题是究竟应该把什么视为对日本帝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军部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派别认为苏联是最重要的挑战，而中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转而帮助日本面对在东亚的俄国熊。这种谨慎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作为一个熟知军事历史学且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石原曾警告在中国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并陷入泥潭的危险。“其结果将会等同在西班牙压垮拿破仑一样的那种灾难——缓慢地陷入那种最深的沼泽。”石原明确地警告说。[67]
这不是日本军官中的对华鹰派所想听到的，他们策划了解除石原职务的阴谋，并把他逐出东京的决策中心。结果是，他只好满足于通过具有类似信念的高级官员来施加影响，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68]多田骏的实权远远超过了他正式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常常被浪费掉了，因为他被迫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找出在如何打好中国这场战争这个问题上大相径庭的两种意见之间的平衡点。[69]
然而，总的来说，到1937年11月时，石原等人的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并且在做出是否向南京进军的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不祥预言完全被置之不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会派一兵一卒到中国去。”他曾如此说过，仅仅就在对中国发动战争一个月之前。[70]“所有的努力，”之前他在有关国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都应该首先用来战胜苏联。”[71]事实证明，日本实际上正在以其未曾想象过的更直接的方式去对抗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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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边4000英里外的莫斯科，有关中国的战争似乎是一桩遥远的事情，但对于正在苏联首都一所军校接受高级培训的政委安德烈·格拉西莫维奇·雷托夫（Andrei Gerasimovich Rytov）来说，突然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前一天，即11月10日，他被召到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Pyotr Alexandrovich Smirnov）的办公室，斯米尔诺夫实际上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同时也是全军政治教育的主导人物。[72]
斯米尔诺夫抽出了内含雷托夫个人档案的文件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然后突然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想以何种方式在前线作战？”雷托夫渴望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所以即刻回答：“我随时待命！”斯米尔诺夫把雷托夫的档案放在一边，定睛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你必须跨出国门，远离我们的边界，”他说道，“你同国内的联系将被中断，因此不会有任何具体行事的指令。你必须在现场做出一切决定。仔细通盘考虑一下，然后把最终答案告诉我。”
大半个晚上的时间雷托夫都用在琢磨他的上司会给他分配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上，第二天他再次遵命来到了斯米尔诺夫的办公室，急切地等候具体命令。斯米尔诺夫依旧从容不迫，从抽屉中取出一份文件。“实话告诉你，”他最后开口说道，“这个任务跟中国有关。”他解释说苏联决定派雷托夫到中国去担任一支空军部队的政委。这将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让我来告诉你，这一切都属于高度机密，”斯米尔诺夫继续说道，“蒋介石要求我们提供飞行员，而不是政委。听明白了吗？你将被看作飞行指挥官。我希望你同样要明白这一点。”
苏联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小心谨慎。与蒋介石结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趋同。一方面，中国一直在寻找海外援助的新来源，原因是德国——直到现在仍然是其主要外国支持者——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它正逐步向日本靠拢。另一方面，苏联看到了支持中国的战争对己有利，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日本全力以赴而不至于去威胁其东部边界。
这种权宜“婚姻”在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表现得很清楚。中国人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甚至在协议签署之前，就马上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清单，希望对方派出350架飞机以及飞行员。那天结束时，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援助，同意派出200架飞机，以换取中国交付军工生产所必需的矿产，比如钨。[73]
中苏友谊得到了出自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来源——英国政治家温斯顿·S.丘吉尔的支持。苏联驻英国的使者描述了丘吉尔在一次会见时如何“大大赞扬我们在远东的战术：保持中立又同时给中国武器援助”。他认为，这样做最好，因为太过公开地支持中国将会引发对一个扩张主义的苏联的担忧，在许多强国间这是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幽灵，从而会使形势更有利于日本，并且会使建立一个针对德国、日本和其他政权的“伟大联盟”变得更加复杂化。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丘吉尔也把这样一个联盟视作“拯救人类的唯一手段”。[74]
间接援助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俄国人仍然会处于危险之中，雷托夫深知这一点。同一天晚些时候，他被告知他将被派往中国，他遇到了即将担负相同使命的另一名成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此人是个战斗机飞行员，最近刚从西班牙内战战场成功返回，而且两次因在西班牙的战功而被授予列宁勋章。苏联空军副司令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给他们两人介绍了情况。“日本军队在技术上远优于中国，”斯穆什克维奇说道，他也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将，“中国空军特别令人担忧。匆忙赶去援助中国的苏联飞行员目前都在南京。他们都在英勇地战斗。”
* * *
在地面上作战的人几乎丝毫不了解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11月11日向西撤出上海的潮流般的中国士兵中，陈颐鼎少将肯定没想到外援将很快到手。这位31岁的少将是第261旅旅长，隶属于第87师这支精锐部队，他和手下士兵参加了自8月开始爆发的整个淞沪战役。战斗一直打得很苦，所造成的损耗接二连三地把全师推向毁灭的边缘。官兵伤亡人数总计达到16000名，他们曾得到过四波次的增援，每个波次都有2000名到3000名士兵。到11月为止，全旅官兵所剩无几，只有少数人像陈旅长一样，从战斗开始至今侥幸没有成为又一个牺牲品。[75]
如此高的减员率反映了中国人在上海地区所使用的战术。在战役刚开始时，去对付一小群在城市繁华区陷入困境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享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中国指挥官投入了大量兵力去攻击工事得到强化的日军阵地，依赖的是勇气和锐气，来应对日本人物质上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日本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本土抽调了增援部队后，中国还继续派遣士兵到已经成了绞肉机般的上海去，这几乎是自杀性的自暴自弃。
大量将士的死伤，甚至包括了高级军官，表明了中国新式军队的最佳军事单位中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在很多情况中，前线军官都是些铁血汉子，常常身先士卒，与士兵分享他们所面临的艰苦和危险。陈颐鼎本人也曾多次投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之中。尽管军衔很高，他依然亲临前线，还经常亲自操控轻重机枪，向往往只有几米开外的敌人不停射击，有两次他同敌人的位置挨得如此近，甚至可以直接向敌人投掷手榴弹。[76]
像第87师这样的部队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军官们坚强勇敢，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这支部队是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中德国军官已经成了主体。大多数在华德国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从战壕中带回了一个特别的教训：要让你的战士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竭尽所能，军官们就必须同他们生死与共。
德国人对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前五年一直努力打造的现代化军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一方面。德国人还提供了武器装备。陈颐鼎和他的战友们在上海战场浴血奋战时配备的正是德式M35型头盔和M24型柄式手榴弹，这使得很难将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士兵区别开来。第87师的士兵比起其他任何现代中国军人都有着更高的训练水平和更好的装备。作为它的兄弟部队，同样精锐的第36师和第88师也是如此。
因此，对第87师的期望是它会血拼到最后，而且它也不负众望，顽强地战斗着。10月底，第87师从上海中心城区转移到城西苏州河边的阵地。苏州河确实是条宽阔的河流，如果日军试图向南突进把中国守军包围在一个巨大的口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尽管日军一再空袭和展开大规模炮击，第87师的将士们还是接二连三地打退了日军过河的攻击。最终，11月9日，撤退的命令下达了，陈颐鼎和他的部下加入了撤出上海的被打散的士兵洪流。[77]
原先中国军队的撤退都表现出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特点，并且往往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进行的。经常是整团整团的兵力悄悄地转移到新的阵地，甚至都没有引起敌人的丝毫注意，直到几个小时后敌人才会发现。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行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在上海地区以往的任何战术撤退。在长江下游战区的全部中国军队，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同一时间内一起行动。
许多部队在遭遇敌人并与之交战时不得不脱离战斗以进行撤退行动，在一些情况中，他们只能在最后一刻到来时才能逃脱。即使是高级军官的人身安全也暴露于危险之中。驻上海的中国右翼部队副总司令黄琪翔就是在他的指挥所即将被敌人的进攻部队占领之前才撤离的。他离开后仅十五分钟，日本兵就蜂拥而至。另一个将军为了逃避敌人追捕不得不游过一条小河，差点被淹死。浸泡在几乎结冰的河水里，被冻得半死不活，后来总算被带到一个农民家中，得到帮助恢复了体力之后，他又继续向西跋涉。[78]
这样大规模的撤退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不可能不被敌人发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撤退任务的执行方式使得整个行动变得更加糟糕。放弃阵地的命令在高层做出决策之后立即开始向下传达，但部队接到命令的方式却是五花八门。电话线早已被炸毁，而当士兵被派出去传递命令时，却因整个交通线崩溃而受阻。许多部队只是在注意到大家都在向西转移的时候才知道已经开始撤退了。一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往往惊恐万分，仓皇逃离。[79]
没有任何详尽的计划来指导撤退行动如何进行，没有为每支部队指定具体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时间表，其结果便是大家为了活命而疯狂挣扎。三个月来曾经肩并肩作战的士兵为了逃命而成了竞争对手。在桥梁上，在其他狭窄道口，精疲力竭的士兵用尽最后的力气与他们在战火中的兄弟争抢着，唯恐落后。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中的校官们和将军们试图以军衔来压服人以便获得道路上的优先通行权，但在一片混乱状态中，没有人会在乎他们。
这支庞大的军队被其自身的沉重负担所拖累了，道路上每一里地都挤满了人，无法朝任何方向移动。对于日本飞机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目标，结果是同样血淋淋的景象一再上演。机翼上涂着红色旭日标记的飞机出现在地平线上，向下俯冲，对着无助的猎物扫射。陈颐鼎后来写道：“缺乏组织和道路堵塞造成了许许多多不该发生的伤亡。”[80]
比起被日军飞机机枪的十字瞄准线对准来说，中国士兵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厄运，那就是被日本步兵活捉。没有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普通士兵，会去无望地期待得到宽恕。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争。落入敌人手中的中国军人如果被枪杀或斩首还算是幸运的。很多传言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样把俘虏们绑在一起，有时候是几十个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燃，将他们活活烧死。许多中国步兵试图逃脱这种命运，他们扔掉了武器，脱掉了军装，把自己装扮成平民。成捆成捆废弃的武器装备散落在道路两侧。
* * *
就像中国军队在11月11日那天全军败退一样，它的日本对手也在那一天调兵展开进攻。就在陈颐鼎目睹着自己的部队在上海西面土崩瓦解的那几个小时内，由五艘货船组成的一支护航船队在“神靖丸一号”（Shinsei Maru No.1）带领下正沿着中国的东部海岸高速行进。这是该船队在海上行驶的第三天了，运送的是身经百战的日本第30步兵旅团的官兵。他们被一艘英国驱逐舰跟踪着——这证明西方列强对搜集有关日本迅速在中国深入作战的情报的兴趣浓厚。[81]
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自从这些士兵退出了在中国北方的战斗，然后坐在散发着马粪臭气的火车车厢内穿过寒冷的平坦地带后，他们心目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有些人猜测，他们将前往山东半岛，在这场正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那里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爆发点。其他人希望能驻扎在“满洲国”。还有些乐观的士兵想象着返回家园受到英雄般的迎接。在这些快乐的想法的刺激下，他们变得像赴野外旅行的孩子一样，又说又笑。
可当他们一登上货船的甲板，船只便掉头向南而不是向东驶去，这下子每个人都明白了，他们是不可能返回日本的。他们看到眼前的海水逐渐从大海的蓝色变为浑浊的泥黄色，有些人猜测他们进入了长江。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旅团长、51岁的佐佐木到一，原本是可以提前告诉他们的，但即使是他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在他踏上“神靖丸一号”的甲板上时，他才被允许打开几个装着地图的密封袋子，地图上标示着他们的目的地：上海地区。佐佐木略微有些担心，因为他的部队从未接受过两栖作战训练。他们将很快经受考验，因为佐佐木和他的旅团构成了第16师团的一半兵力，给他们的命令是协同作战，一劳永逸地结束淞沪战役。
这项努力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由于东京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人员变动，曾经警告会有陷入中国泥潭的风险的石原被赶下了台。接替他的是少将下村定，随着此人的就职，一项新的要打赢中国战争的作战方案赢得了突出地位。同他的前任一样，下村定认为真正威胁日本长远利益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他就如何应付当前局势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想要增派更多部队去上海，而不是少量部队。他想要彻底消灭所有中国人的抵抗，一劳永逸地结束战斗，这样日本军队便可以重返北方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82]
这就是第16师团被调往南方参战的原因所在。他们将在上海西北的长江岸边登陆，然后向内陆突进，把大批在城市内外作战的中国士兵隔离开来。配合第16师团参与此次战斗的是重藤支队，这支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联队，已经在秋季较早的时候从台湾岛用船运到上海地区，并在之前几周里就已经多次参战了。[83]
第16师团所计划的登陆行动，是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的一次复杂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10军在上海以南的杭州湾沿岸的登陆。第10军登陆后进展迅速，特别是其中的第6步兵师团，其锋芒深入推进到乡村，轻松得意地看着中国军队的抵抗在他们面前烟消云散。一旦第16师团在北边登陆，一个巨大的钳型攻势就能够展开了，大批中国军队将被一网打尽。
看起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是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但也许又不是。他的名声毁誉参半。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神射手，打野鸭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所以他宁愿去打空中的飞鸟。与此同时，也有些人把他描述为“虐待狂”。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曾出使法国去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有人说他“喝多了法国文明”——不是伏尔泰和卢梭时代的法国，而是法国大革命中赤裸裸的杀手罗伯斯庇尔的法国。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当他指挥部队在人口稠密地区去打一场征服战时，他将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84]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有些部队直接接到了命令，不容许去试图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所有守法的百姓都已经退进城内，”11月11日第3师团第6联队发布了明确的命令，“每一个在城外抓到的人都应视为抗日分子而予以消灭。……为便于在扫荡行动中烧光房屋，须自行准备引火物。”[85]
[1] 有关三架诺斯罗普伽玛飞机在11月11日的战斗任务的描述主要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一份战果报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卷3，第2125-2126页。我非常感谢航空专家理查德·P.哈莱恩（Richard Hallion）为我提供了有关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装备、性能和战术的极有价值的信息。
[2] 有关彭德明的背景的细节转引自双流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双流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906-907页。
[3] 如前面提到的这份中国的战后报道所描述的那样，三架中国飞机的一次出击就能够接近一艘受到充分保护的日本航空母舰，这件事似乎看来有点牵强附会。然而，当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道，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国的俯冲轰炸机攻击了一艘停泊在长江口的日本航空母舰，参见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p.58。
[4] 在之前的袭击水面目标的战斗中，诺斯罗普伽玛飞机的战绩惨淡。1937年8月14日这个型号的飞机参与了对停泊在上海港内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的攻击，在攻击中没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倒是三枚偏离目标的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旁观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参阅理查德·P.哈莱恩所著的《来自空中的打击：战场空袭史，1910—1945》（Strike From the Sky：The History of Battlefield Air Attack，1910-1945），Tuscaloosa，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0，p.122。
[5] 日本军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已知的日本文献记载没有提到过这次攻击。鉴于缺少相关记载，所造成的损失很可能是有限的。
[6] 台北市的日文称呼。
[7] 有关11月11日对南京大校场轰炸的叙述是根据发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的一份日本的战后报告，参见其中第57卷，第882-885页。后文引用略为NDS。
[8] 有关日本海军航空兵早期驾驶九六式攻击机的经历，请参阅理查德·M.巴歇尔（Richard M.Bueschel）所著的Mitsubishi/Nakajima G3m1/2/396 Rikko L3y1/2 in Japanese Naval Air Service，Canterbury，Kent：Osprey Publishing，1972。
[9]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Claim Capture of Nanhsiang，”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37.
[1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19-20。
[11]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13.
[12]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3]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5.
[1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
[1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7.
[16]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p.4-6.
[17] 给丽贝卡·格里斯特（Rebecca Griest）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Nanking：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0，p.67。
[18]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1.
[1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3.
[20]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xix.
[21] 1937年8月10日给丽贝卡·格里斯特的信，转引自胡华玲所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第62页。
[2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2.
[2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7.
[24] Teitler，Geir et al.（eds.）. 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eiden：Brill，1999，p.130.
[2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Turnbull，Stephen. Chinese Walled Cities 221 BC-AD 1644. 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9，pp.30-33.
[26]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Ritual，and Response in Nanjing.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5.
[27] Musgrove，Charles.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Architecture，Ritual，and Response in Nanjing. Honolulu 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p.33.
[28]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217.
[29]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197，214.
[30]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9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捷幼出版社，2007，第84页。
[31]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89.
[32]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89.此处清楚地描述了在遭到战争全面破坏之前的南京。尽管艾格纳的文章刊登在1938年2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他的手稿则是在1937年11月完成的。
[33]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98.
[34]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35]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204，211.
[36]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198-199.
[37]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p.202，209.
[38]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第44页。
[39] Platt，Stephen R.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NY：Vintage Books，2012，p.350.
[40]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xvii.
[41] 事实上，“日本”倭寇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包括蒙古人、朝鲜人甚至中国人。参阅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ast Lansing Mi：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42] 近年来对日本在19世纪末竭力加入西方国家体系的评价，请参阅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
[43] Okagai，Tomoko T. The Logic of Conformity：Japan’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3，pp.70-72.
[44]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5]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12日。
[46] 《北华捷报》，1937年11月17日。
[47]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2日。
[48]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p.197，243.事实上，“大元帅”这个头衔最早是孙中山所用的。我非常感激历史学家理查德·B.弗兰克，他给我指出了这一点。
[49]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4.
[50] 有关蒋介石在上海开辟新的战线的可能动机，历史学家没能达成共识。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31，116-117，247-249，278 （n.74）。
[51] Utley，Freda. China at War. London：Faber and Faber，1939，p.242.
[52] 荣维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收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2010，第2页。
[53] 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219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