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至14日
中国人修筑的碉堡有着浑圆的顶部，前面并列着机枪射击孔，在玉井胜德眼里，这种碉堡活像巨大的章鱼。这是一个致命的怪物，宽有三十几英尺，里面很可能躲藏着一些中国士兵，配备了捷克制造的ZB26式机枪。这位30岁的下士接受的命令是率领他的分队去攻占该碉堡，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碉堡周围不易靠近，日军第18师团不得不在布满防御工事的乡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所有中国军队的工事都设置得很巧妙，相互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令日军无藏身之处。这些碉堡只能一个一个地拔除。[1]
自11月4日玉井的师团与第10军其他部队一起在杭州湾登陆以来，刚过一个多星期，这些日军部队就在野外开始了单调的、看似无休无止的行军，只是偶尔也会遭遇到短暂且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他们两天前占领了枫泾镇，随后继续西进，准备绕过太湖的南边[2]，但行军队伍在嘉善城前方看似宁静的农田中突然停止了步伐，因为那里每个平缓的山丘都可能是被加以巧妙伪装的机枪阵地——往往情况也确实如此。
当玉井接到攻占碉堡的命令时，他和战友们在仓促间挖掘的战壕里已经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了，只要他们胆敢把头抬得过高，就会招致中国守军的枪林弹雨。日军带来了山炮，这种火炮只需少数人就可拆卸并搬运，但威力不大，不足以穿透那些中国防御工事的厚重土墙。日本飞机出现过一次，但中国的碉堡与乡间起伏的田野融合成一片，不易被飞机从空中发现。打碉堡就只能由步兵来干。
玉井明白执行这项任务最终无异于一种通常的自杀使命，但与此同时，他和战友们都有着一种难以言明且不合常理的感觉，似乎他们都能够刀枪不入。在去中国之前，他原以为，当他碰到这样的情况时会胆战心惊，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此时此刻，当他身临其境，成为各种现代战争致命武器的活靶子时，他反而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平静，仿佛置身事外，像从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观察自己。
在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玉井和四五个士兵穿行在田野间，尽量低着头，依靠尚未收割的稻秆和任何可提供保护的低洼地来掩护自己。中国军人发射的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其中一颗子弹擦伤了玉井的右耳，留下一阵强烈的灼痛感。当玉井挨近碉堡时，他纵身一跃，跳过了最后一段距离，士兵们紧随其后。他们都设法避开了碉堡里面中国机枪手射向他们的密集火力。
玉井让士兵贴在碉堡入口的两侧，然后他爬上碉堡的顶部，一小组士兵紧随其后。他注意到从碉堡内部突出的三个通风孔，于是掏出了一颗手榴弹。他匍匐着，拽出保险销，撞击手榴弹的引信火帽，然后扔进了一个通风孔里。7秒钟后，他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卧倒在他身旁的士兵们也急忙把成束的手榴弹扔了进去。
他们听到了碉堡里面的呼喊声和尖叫声，就从碉堡一侧滑了下来，聚集在入口周围。玉井用刺刀手柄敲了敲门，反复高喊着他唯一会说的中国字：“来！来！”（“出来！出来！”）。片刻的紧张过后，门从里面打开了，守军一个接一个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上举着步枪和手枪表示投降。玉井看着他们感到很是震惊——他们如此年轻，长相又如此像日本人。
手榴弹爆炸使得他们中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其中一个被严重灼伤，另一个的脸皮被撕裂，像一条条的带子挂在脸上。第三个士兵的下巴被炸飞了一半。突然间，一个士兵从里面黑暗处冲了出来，跳越着穿过聚集在门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像头羚羊一样往周边的田野里冲去。一阵步枪齐射瞬间就结束了他那发疯似的逃命企图，他很快便栽倒在地上。
在所有的中国士兵鱼贯走出碉堡之后，玉井与一小群士兵进入了碉堡。由于眼睛还没能适应黑暗，他们只得摸索着前进。这时，从较远的角落里传来哭泣声，玉井辨认出有两个人影。他把他们拉到入口的光亮处，发现其中一个士兵只是位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他像个孩子般地哭着，一边用手指着喉咙，表示害怕被杀。尽管缺乏相同的语言，这个孩子还是设法让他们明白，他是不愿意打仗的，他希望能回家到父母身边去。
玉井把这最后两个俘虏推到门外，让他们加入已经被捆绑起来的其他俘虏中去。突然，有几个日军士兵提起了最近几天阵亡的战友，便立刻激起了一股愤怒的情绪，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这些无助的俘虏。其中一个士兵，愤怒至极，失去理智，立刻用刺刀刺向一名中国士兵。其他人也蜂拥而上，几秒钟内八名俘虏就都倒在地上，痛苦地颤动着，终因多处刀伤而身亡。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谁也没反应过来，其间，玉井被他的连长叫了过去。他们被召入一间农舍去汇报情况。当玉井回到扣押俘虏的地方时，俘虏们都已经被杀害了，尸体被推到一条沟里，其中过半的积水已经被鲜血染成一片令人作呕的猩红。漂浮在水中的是中国俘虏们垂死挣扎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个人物品，有他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照片，表情呆板，眼中无神。
其中一个俘虏，比其他人岁数大些，已经被刺伤，但还未断气。他凝视着玉井，仿佛在哀求杀死他，将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玉井举枪仔细地瞄准，子弹射中他的胸部，干净利落，几秒钟内他就咽气了。玉井看到另一名士兵俯卧在地面上，轻微地颤动着，便朝他的背部也开了一枪，他慢慢地滑进了沟里。从那些死者的面孔中，他也看到了刚才想要回家的那个小男孩的脸。
* * *
也是在11月12日，南京城阴雨连绵。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写信的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正在举行一次茶话会。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场合，战争的阴影也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在场的客人中有南方卫理公会医院苏州分院的埃德蒙·L.莱斯医生，苏州比南京更靠近前线。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为避开正在推进的日军，这所医院即将搬迁到中国的首都去。“只要日本人手里还有武器”，她忧心忡忡地写道，她心爱的南京就将会变成一片“焦土”。[3]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知南京市民，提醒他们因上海已经沦陷所将面临的困难前景。社论强调大家要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并继续提醒其读者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4]
1937年末的南京是个被打上了战争印记的城市，但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从7月开始的同日本的冲突并未带来多大变化。电影院一直开放，城里的购物商场也一如既往地熙熙攘攘，市区主要交通要道中山路还是车辆如潮。警察训练有素，到处秩序井然。电话一直能正常使用，只有在遭到空袭电源被掐断时才会中断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一直保持着应有的顺畅。一大批人聚集在电报局外面，心情迫切地要给亲人发送消息。驻上海的美国广播电台每小时都会播出最新消息。[5]
实际上，外部的平静是相当表面的，即使是在早期阶段。一位外国目击者写道：“毫无疑问，市民们都非常恐慌，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官员们已经在为不测事件做各项准备工作，战争不会总是停留在安全线外。在地质研究所里，除了那栋大楼之外，一切物品设备都被送到避暑胜地庐山牯岭去了。[6]目光敏锐的记者们还注意到，南京市区政府办公室配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那些老资格的都已经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有人悄悄地议论说，他们甚至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7]
1937年秋天，当地的收成好于往年平均水平，食品并不匮乏。到11月时，由于战争破坏了流通渠道，物价涨了起来。在商业区，四分之三的商店已先后用木板封上了，那些还开门营业的商店也只提供有限的产品，且价格比年初高得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旅馆已暂时关门了，电影和其他形式的娱乐也都已经歇业了。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的描述，那些茶馆店里漂亮的戏子们发现自己的技能派上了新用场——为蜂拥而来的士兵们表演。[8]只有一个行业比和平时期更加兴旺：打短工，或者叫得难听些，就是苦力。一时间，对能够有力气挖防空洞或往码头搬运行李的男人的需求量大增，而且开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两倍以上。[9]
11月中旬时，尽管前线还仍然在大约200英里开外，但无休止的空袭和对正在逼近的敌人的恐惧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与外界接触的逐渐减少，更是加重了大家的焦虑。与上海的铁路联系也在11月中旬被切断了。虽然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火车还在继续运营，但运行时间全无规律，同时也只保留了一条唯一的飞机航线，将南京同其西南方向近300英里外的大城市武汉连接起来。[10]全城只剩下五家国家控制的报纸还在发行，但内容要比战前少得多，杂志仅限于两到三个几乎完全与抗战相关的专题。[11]收音机是备受珍爱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外籍人士当中，尽管香港和马尼拉电台播送的有关中国战争的消息少得令人沮丧。[12]
随着对战争的日益关注，一种新近产生的共同使命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广告。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强烈的爱国热情突然间爆发了出来，几乎每栋大楼上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13]居民们被征召去修建各种防御工事，有些人还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以便能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出力。极少数不合作的人因被看作“卖国贼”而受到严厉的惩处，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参加的。[14]“日本人真应该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使中国人团结得日益紧密，”魏特琳评论道，“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勇气、信心和决心。”[15]
人们在爱国热情高涨的同时也没有放松警惕。城里到处都有军人和警察站岗，检查身份，不断搜寻间谍和汉奸。政府当局严禁在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讨论军事问题。“城里对所谓的叛国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个替日本人刺探情报的中国间谍在给他主子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城里居民的反日情绪十分强烈。”[16]
可以说，当真实情况被披露之后，人民群众的士气比社会精英还要高。11月中旬，沮丧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中国领导集团。驻南京的意大利大使朱利亚诺·科拉（Giuliano Cora）叙述了与前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相遇。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意大利外交官首次感受到了宋子文的低落情绪。[17]
政治领袖们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中国内陆的安全之地，从中反映出政府部门中的士气急剧下降。11月16日晚，负责全面作战指导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铁道部大楼举行了一次会议。蒋介石主持了会议讨论，然后将发言权交给了时年69岁、一脸大胡子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名义上是国家主席，实际上有名无实，他在发言中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南京参加会议。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躲避日本飞行员的窥视，当天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海军“永绥”号军舰将护送他离开南京沿长江西上。
“主席，”蒋介石说道，“你应该走，没别的办法。”他说着看似宽宏大量的话，但自己的行为举止呈现的却是另一面。他的脸色变成深红，发出了一连串的叹息声，似乎陷入痛苦之中，显露出被最亲密的助手抛弃的真实情感。紧张的沉默笼罩着整张会议桌，只是当蒋介石的秘书张群指出“不是每个人都要离开时”，气氛才稍微得到一点缓解。几个小时后，挤满了官员及其眷属和财物的“永绥”号炮舰朝长江上游驶去。林森还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此次行动必须高度保密。[18]
领导精英的离开必须加以严格保密，以免引起大规模的恐慌，这是与政治体制最高层的指示相吻合的。事实上，大批高级官员的出走早在8月就开始了。人们私下的议论是对的。8月初，很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军政部有口头命令，令公务人员把家眷送走。于是大家纷纷搬家了。”就在同一天，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也传达了这条口头流传的命令。四天后，他把自己的家眷送上了船，运往西南几百英里外的湖南老家。[19]
保密是徒劳的。1937年秋天，嫁给了一个中国男人的美籍教师比伊·埃克斯纳·刘（Bea Exner Liu）正住在南京，像大多数人一样，她非常清楚等待着这座城市的即将是什么厄运。“有情报称，日本人已经决定进军南京，”她的丈夫告诉她，“还没有撤离的政府官员家属必须马上离开。你可以去我家同我的家人一起住。”[20]
战前南京的人口多达百万，此时急剧下降，只剩下了一半。留下来的主要是穷人，要不就是那些资产不能轻易挪动的人，如店主。[21]每天，城里的主干道上都挤满了源源不断的人流，推着装满床、鸟笼和其他财产的手推车，搬迁到他们希望是比较安全的乡下去。[22]
有些人留下来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蒋公榖医生的一个朋友催促他尽快离开南京到更安全的武汉去。“我是负着重大责任的人，”他回答说，“断不能自由自在地出走。倘我现在跟你到汉口，这叫作逃。逃的人生命是有了，再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生死成败，早已置之度外，请你不要代我着急。”[23]
* * *
“我们立即出发！”11月12日上午10点，整装待发的命令传遍了日本帝国陆军第36联队。这道立即西进、对敌人穷追猛打的命令在该联队驻守的上海苏州河南岸的阵地上引起了一阵慌乱。士兵们对此感到惊讶，但并不欢迎。第36联队是第9师团的下属，自9月下旬以来一直在作战。士兵们刚刚参加了淞沪战役击败了中国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期待着返回日本，不行的话至少可以休息几天。现在，又要准备出发作战了，每个人都心情沮丧，愁眉苦脸。[24]
24岁的资深二等兵山本武还有着另外一种使他焦虑不安的原因。他的上司刚提拔他当分队长，手下有10个士兵。对他来说，战场上的重担突然间翻了倍。他再也不能过普通士兵的生活了，再也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简单地接受下达给他的命令了。他的新职责意味着他必须想问题要想在前面。他的上司们会密切关注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手下也会盯着他。他必须要树立一个好榜样，不允许有任何过错。
下午2点，第36联队出发了。从早上就弥漫开来的沮丧心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就在士兵们长长的队列出发后不久，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接着道路变成了黏糊糊的烂泥塘，在越来越响的雨水敲打声中传出了含糊的咒骂声。这使他们很不情愿地想起了刚刚在上海附近结束的阵地战，那里的条件类似于二十年前欧洲的西线战场，整个战地景象都是灰褐色的泥浆。
无论是山本，还是其他日本步兵，都不能理解日本的宏伟的战略蓝图。自从来到上海之后，他只看到一份报纸，没有听过任何无线电广播。对日本家乡发生的事情他顶多有个模糊的概念，对于国际形势就几乎一无所知了。不过，他心想，如果蒋介石在失去上海之后还不打算投降的话，那就别无选择，只能去攻打首都南京了。
“从黎明到白天，所有师团的任务都转为追击敌人。”上海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他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记录下了山本的部队所在的第9师团和在其右侧的第11师团所取得的进展，虽然进展缓慢，但中国的防御还是在他们面前逐步瓦解了。另外两个师团，第3师团和第101师团紧随其后。[25]
再往北，靠近长江江岸，第13师团也在准备西进。原本驻扎在台湾岛的、有着一个联队规模的重藤支队白天在上海港登上了船，现在正沿着长江上行，准备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登陆行动还将涉及第16师团的官兵，目前这支部队还在船上，运输船载着他们正从华北原先的战场赶来。
在南边，第10军成功地在杭州湾登陆之后，又迅速地穿过防御薄弱的乡村。其中的第6师团在得到国崎支队的增援后，[26]已经渗透到从杭州湾到长江这段路程的三分之二处，几乎与上海以西的日军衔接起来。第10军的另外两个师团，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也从登陆地点挺进内陆，但不久就转向西面了。他们继续向内地进军，以此给出第一个信号：日本军队并不一定把目标限定在铲除上海市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部队。[27]
一场以生命为高昂代价争夺每一寸土地的消耗战突然间变成了一场运动战。许多士兵在被困于狭窄的散兵坑或与伙伴们挤在逼仄的狭长掩体里达数周之后，现在不得不去习惯这种新型的战斗形式。一个日本士兵后来回忆道：“在整整五十天里，我只挪动了两英里。现在突然间，我们正在经历着快速进军。”尽管如此，最大的障碍还是缺少状况良好的道路。第3师团和第11师团最终走的是大致相同的路线，拖慢了彼此的进度。[28]
毫无疑问，日军正在开进敌方领地。当地农民已经经历过大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同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对上海西部的不断轰炸也激起了他们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29]日本士兵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景象，每次进入一个新的城镇都会发现墙壁上贴满了有各种抗日口号的标语。恼羞成怒的士兵会撕下来，然后，匆匆地刷上自己的口号：“打倒蒋介石！”[30]
除了疏远陌生的感觉之外，实际上，他们是进入了一个一无所知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充分认识到他们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范围究竟有多大。无意中，第13师团的士兵们也开始了解到了中国领土的广袤。像其余部队一样，他们向西进军，然后碰到一条无法横渡的宽阔河流。他们只能沿河北上，发现这条河最后流入长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心灵启示。长江丝毫不像他们日本家乡的河流，它是那么浩瀚，如大海一样一望无际。他们感觉到他们所侵略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洲。[31]
野战部队急需有关他们试图占领地区的更准确的情报。“由于缺乏军事地图，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武藤章写道，“我们对道路和河流毫不知情。通常地图上没标示有路的地方，实际上很可能有一条相当好的道路。完全相反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军官们要求提供更精确的空中侦察，并且认为应该将部署在“满洲国”——中国的一块已经被绥靖的地区——的侦察机派往需求量大得多的上海和南京地区。[32]
上海西面的城镇接二连三地很快就沦陷了，到处都重复着相同的模式：快速攻陷之后，紧接着的是全面摧毁。在某些地区，历史上最凶险的一幕又在重演。学过历史的学生们都知道，拥有约3万居民的嘉定县城因在1645年拒绝屈服于中国的新统治者，即来自帝国东北边境外的清军而闻名。征服者当时实施了一次为时漫长的围攻，一旦攻破城市，他们就屠杀了所有的守城官兵。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塔见证了这场大屠杀，而在1937年时，仍然屹立于此的这座塔再一次见证了血腥的杀戮。[33]
这次的征服者是来自日本的第101步兵师团。他们是预备役军人，年龄要比第3师团或第11师团士兵的平均年龄大几岁。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农民或会计师，其中许多人还初为人父。11月13日，当炮弹将城市的三分之一夷为平地之后，他们占领了嘉定，然后立刻就动手杀掉每一个进入视线内的人，不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在战斗中以及随后的几个星期内，他们要为城里及周边乡村8000多居民的死亡负责。[34]
“一座死亡之城”，战后不久一位日本访客这样描述嘉定道，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沉默世界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战争已经洗净了城内全部人类的痕迹，逃过劫难的极少数幸存者被逼成了影子般的幽灵。“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位日本访客说，“只是偶尔从倒塌的茅舍中爬出来的踉踉跄跄的老人，然后又返回到其中。”[35]
11月14日，第11师团的士兵们到达了太仓，这是一座有古老城墙环绕的城市，能经受长达月余的围攻。日本军队冒着头上的直接火力，越过了环绕城市70英尺宽的护城河，来到了高达20英尺的城墙跟前。在技术欠发达的时代，任何入侵者都会在这样的障碍面前止步不前。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手头拥有飞机和大炮，只要在城墙上轰出一个洞后，步兵便可冲进城内，迅速占领这座城市。[36]
这里也是一样，军事行动停止之后，破坏仍然在继续着。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半座城市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食盐和粮食商店也被洗劫一空。似乎日本人不仅想抹去中国人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还企图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位中国官员战后访问这座城市时写道：“有史以来，我们的人民从没有遭受过如此极度的灾难。”[37]
在整个前线，随性任意残杀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几乎一个俘虏都没留下。第13师团第26旅团的士兵石井太郎在沿着长江行军的过程中，目睹了一场集体处决。几具无首尸体已经漂浮在水面上，但是还剩下3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军官亲自负责这场杀戮。他穿着一身简单的军服，不过两把系在他腰带上的贵重军刀表明，他显然出身豪门。
这位军官走到一个俘虏跟前，抽出一把军刀，夸张地在空中挥舞着，并用一个戏剧化的姿势，将军刀悬于俘虏的头顶。也许过于紧张，刀锋略微有些颤抖。然而那个俘虏却平静如水，跪在地上等待着无法逃避的死亡。日本军官落下了军刀，却不能砍得干净利索。虽然他在俘虏的头颅上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却未能致命。
那个俘虏向前扑倒，双脚痛苦地乱蹬着，同时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叫，令围观者不寒而栗。军官似乎对他造成的痛苦格外兴奋，对躺在他面前的俘虏疯狂地挥刀砍杀，直到尖叫声停止。石井惊恐地转身就走了。混乱的思绪在他脑海中萦绕。为什么要处死中国人？难道他们不肯投降吗？他担心万一他被活捉，他自己的命运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他摸着随身带着的一颗手榴弹，紧紧地抓住不放。这颗手榴弹将用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刻来临时，他会用这颗手榴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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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蔓延到长江口三个月后，南京上空的空袭已经成了常规性的侵犯了，但居民们绝对没有完全适应来自空中的恐怖。明妮·魏特琳立刻学会了如何区别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的声音。“当日本飞机飞到头上时，你的心跳都停止了。”她在8月底的日记中如此写道。[39]如果天空乌云密布，那就是老天给的一件礼物，因为这意味着那一天将不会有空袭。“当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天在下雨时，我们就会欢欣鼓舞，说老天太完美了，”33岁的美国医生罗伯特·欧利·威尔逊在给他朋友写的信中说，“阳光明媚，云高风轻，对我们来说才是危险的日子。”[40]
可以肯定，8月15日第一次空袭来临时，那些外籍人士还能有几分冷静地去对待。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被打断后，客人们还能够踱步走到阳台，一边啜饮着鸡尾酒，一边把空袭当戏看。[41]但自得意满的神情很快让位于谨慎小心的态度。五天后，即8月20日，大使馆的大楼在一次黄昏时分的空袭中被炸弹爆炸震得摇摇晃晃，而美国公民的住宅则被大量弹片击中，留下了千疮百孔。自那以后，再没有谁还敢上阳台观看空袭了。[42]
8月27日晚，大约有30枚炸弹被投掷在紫金山上，落到了中山陵公园内外，中山陵是纪念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之国父孙中山的圣地。[43]这很可能是为了打击城里居民的士气，后来，用明亮的蓝白两色瓷砖建造的中山陵被用毛竹编织物覆盖了起来，一位外国评论家打趣地说：“有点像一个竹编篮子。”当然它不能起到防弹的保护作用，但可以成为一种伪装，有助于将这座纪念馆融入周围的环境中。[44]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南京的面貌完全被战争改变了。人们“在院子和花园中，在公共广场和街道上”都准备了防空掩体。[45]外国人不仅在其建筑物的顶部而且在车顶上都画了自己国家的国旗，从而避免被战斗机的机枪扫射。[46]每次袭击都带来了相同的程序。提前二十至三十分钟，警报器就会刺耳地响起来。一听到这个信号，行人就要去寻求庇护，汽车司机必须立即停车。当短促的警报声响起时，街道就会被清空。从此时起，人们就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静静地等候日本飞机的到来。[47]
部分接受了美国人训练的中国空军最初对日本轰炸机形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当这些飞机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却没有护航时。驻扎在南京附近奉命保卫首都的第四和第五空军大队在早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有6架日本轰炸机在第一次空袭南京时被击落。[48]
在空中赢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克莱尔·陈纳德，他是一个已经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曾任中国空军的教官，此时负责南京的空防任务。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将他在美国老家制定的飞行战术传授给学生，但还从未在实战中获得他所期望的那种程度的成功。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他的战术模式很简单：同一时间用三架战斗机去集中对付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一架从敌机上方进攻，另一架从下方，第三架留作预备，以在必要时提供致命一击。陈纳德告诉中国飞行员不要在意飞机机身，而要瞄准引擎，因为一些没打中引擎的航炮很可能会击中悬挂在机翼根部的油箱。这个战术非常成功，日本人在三天之内就失去了54架飞机。陈纳德很清楚地以此来证明他的观点，即光有轰炸机是不能赢得战争的，而且应当开发多种型号的飞机，包括为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49]
夜间空袭是个大问题，但陈纳德和其他指挥官一起找到了解决办法。受过德国训练的炮兵军官和中国防空部队总指挥官黄镇球将军要求确保在南京地区集中设置几十个斯佩里探照灯，按网格状分布，这样会起到双重作用。既可以使日本轰炸机机组人员无法看清目标，也可以映射出他们飞机的影子，在空中盘旋的中国战斗机就能清楚地定位并击落敌机。[50]
当地报纸报道了几名最有杀伤力的中国王牌飞行员，使他们迅速成为名人。这在战争充满了挫折的当时是个极受欢迎的好消息，但好景不长。不久，日军指挥官决定用战斗机给轰炸机护航，命运的天平又偏向了日本。中国空军的精英，驾驶着最好的飞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们，在那个秋天里的几个星期内都相继牺牲了。[51]
所有的空袭都来势凶猛，但最猛烈的空袭发生在9月底。“南京城今天遭受了三次骇人的空袭，平民的鲜血汇流成河。”9月25日的广播电台报道说。[52]那一天共有96架次的日本飞机来袭。地面目击者看到十几架中国飞机越过长江上空向北逃逸，原以为这些飞机无非就是逃离，但没想到有些飞机又折返与敌机作战。[53]当一架日本轰炸机被中国战机击落时，街头上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安全，欢呼雀跃，大声喝彩。[54]
9月25日空袭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在平民中散播恐怖气氛。“敌军连日反复猛炸南京，毫无损于军事设备，”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人民生命财产多受伤害，市场凄惨。”[55]大约有20枚炸弹落在南京最大的中央医院所在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医务人员不得不撤离。两枚1000磅重的炸弹在医院附近爆炸，留下两个巨大的弹坑。如果炸弹落下的地点再靠近一点，就会造成医院里100名病患中大部分人的死亡，包括前些日子被击落的一架日本飞机的飞行员。[56]
炸弹爆炸时，有两个拍摄纪录片的摄影记者在医院顶楼，希望获得最好的拍摄角度。一位医生确信他们已遇难，就冲上楼去，却发现他们两人还在忙着拍摄。没过多久，蒋介石夫人——委员长那艳丽惹眼的妻子——出现在医院里，并允许摄影师拍下她同病人说话的场景。她很快就意识到照片的宣传价值，于是敦促摄影师赶回上海冲洗胶卷，并避开常规的审查程序，将照片传播出去。[57]
9月下旬的空袭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日本发出口头抗议。9月30日东京做出回复，声明尽管空袭并不针对非战斗人员，然而，“要实现日军的军事目标，即轰炸位于南京市内和周边的军用机场及其设施，伤及百姓是不可避免的”。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媒体对来自国外有关空袭的批评却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也许表明，在是否需要对中国开战这个问题上，日本的高级指挥官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58]
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还采取措施向那些可能对在中国开战或至少对战争的形式持反对意见的日本社会群体呼吁。“根据中立观察家的直接观察，我们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表明，日本对不设防的城市、乡镇、医院、宗教和教育机构进行了多次轰炸，”他写信给一个日本朋友道，“大部分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都落在离中国的军事设施数英里外的地区，并且……大量的非战斗人员死于非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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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善战斗中，玉井胜德目睹了中国俘虏走出碉堡后被处决的整个过程，这场战斗是1937年11月在长江三角洲南部地区最艰难的战斗之一。如同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城镇一样，嘉善有着几百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尽管本身规模中等，但形成了一个拥有大约200万人口的同名县城的中心。
尽管如此，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而言，这座城市的真正意义都不在于它的人口数量，而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跨越了连接上海和浙江省省会杭州这两座城市的一条重要铁路。若不占领此地，日军将无法西进。1937年秋，日军以其在整场战役中标志性的彻头彻尾的凶残占领了嘉善。[60]
在日本步兵进入嘉善之前，日本空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三天的狂轰滥炸。当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逃到周边乡村去了，剩下的不超过100人。他们大多都是年老多病，自己行动不便，也没有关心他们的亲朋好友可帮助他们逃离。日军用刺刀将他们几乎全都刺死了，就埋在离北门外不远的一个大坟坑里。[61]
嘉善是日军第10军攻占的。同北边已经厌倦战斗的上海派遣军不一样，第10军参战还不满一星期，其官兵渴望着与中国军队决一死战。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像第10军第6师团这支日本精锐的部队那样好战。在他们急切地向前推进时，速度之快经常都超过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一位第6师团高级军官率领车队在寻找新的军需物资时，碰到了几个试图逃到友军部队去的中国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根本无心再去对付已经被打败的敌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俘虏。[62]
这位军官是不可能找到他所寻找的军需物资的。尽管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获得全胜，但登陆也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勤问题。登陆区域的土层不适合卸载重型装备，因此在他们开始作战行动一个多星期之后，第10军的士兵们还深受其后果的困扰。例如，第10军第114步兵师团的全部野战火炮不得不转运到上海，为的是去利用上海的现代化港口设施。[63]
由于是在侵犯一个没有多少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领土，第10军只能求助于当地人的交通方式——不走陆路而走水路。《纽约时报》报道称，数以百计的中国帆船和舢板拥有者，挥舞着自制的日本国旗，向侵略者出租或出售自己打造的船只。“原以为这个由溪流和湖泊交织成的迷宫将是日军进兵时的巨大障碍，”报纸记者写道，“但这反而大大加速了日军向内地渗透的步伐。”[64]
最能体现第10军武士道精神的是它的司令官柳川平助。他于1879年出生于长崎附近，原是一名退役军官，当日本在华挑起的战争迅速扩大，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时，他被重新召回去服现役。他参加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8年曾在北京陆军大学任教。尽管他在中国有段生活经历，但面对中国人，他毫不心慈手软。他希望一路挺进南京，而且一到那里，就准备使用芥子气和燃烧弹来对付这座城市，直到它投降。[65]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柳川头脑中浮现出的一些想法始终占着上风，这些想法与当时席卷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趋势毫无二致。他赞成日本实行极权的军国主义统治，并支持以神道为中心的国教——这是一种日本特有的半神秘的宗教信仰。他的盲目信仰反映出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的倾向，原本他可以在他的生涯中去接受一种现代思想的。在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占领南京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时，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种信念，他说道，“根据我的第六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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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场上的日本指挥官和在东京的军事决策者们争辩着攻占南京是否有价值时，他们的中国对手们也在讨论保卫南京是否值得。大多数军事行家认为从一开始就败局已定。上海沦陷后不久，蒋介石把他的高级指挥官之一陈诚召到南京会谈。蒋介石询问道：“南京如何守法？”陈诚则用另一个问题回答道：“是否叫我守？”“不。”蒋介石回答道。陈诚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67]
11月中旬，白崇禧——中国最受尊敬的将领之一——主张公开宣告南京为一座不设防城市。他认为保卫南京不仅没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所有可调动的部队原先都部署在上海，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打败了，需要休整。如果他们在南京进行抵抗，将不会有增援部队前来，因为无兵可调。他倾向于一个更灵活的防御计划，而不是顽强地固守阵地。[68]
他的看法得到了蒋介石的秘书长张群的支持，张群也认为最终应放弃南京，尽管在他看来政治考量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军队只是简单地从城里撤出并允许日本人进入，那么假如日本人要同中国人谈判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优势。日本人就不能够以通过武力在战场赢得胜利的战胜者的身份坐下来谈判了。[69]
同样，蒋介石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也反对固守南京。他认为，固守南京如果不是直接“发疯”的举动，那么，“从军事角度看也是毫无意义的”。[70]如果蒋介石选择强迫他的军队背靠长江进行决战，“一场灾难很可能将无法避免”。据法肯豪森将军所述，主要是因为他的建议，蒋介石才决定使用不太彻底的方案来保卫南京。[71]
这个方案是11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的三次决定性的会议上敲定的。[72]在第一次会议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强烈要求避免在南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军队的实力已经被削弱了，日军能够借助长江及其他河流上的船只迅速进逼南京。事实上，南京处于长江的一个弯道内，这就意味着在水面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可从三面对其实施轰炸。南边通往芜湖市的陆路交通一被切断，首都就会被完全包围。[73]
当然，刘斐也提出因为南京是首都，为维持整个国家的士气，不能不经一战就放弃。刘斐认为，用12个团就可以执行这项任务，最多使用18个团，太多则不切实际。会上几乎人人都赞成刘斐那头脑清晰的分析。然而，蒋介石却迟疑不决。从军事上说，他并没有对刘斐的悲观看法进行辩驳，但他更赞同的观点是，南京作为西方公认的首都，至少应该要保卫一段时间。这次会议未得出结论。[74]
在第二次会议上，气氛变了，似乎大家都坚定了信心要守住南京。唐生智，这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内似乎忠诚不足又缺乏特别卓越战绩的高级将官，接过了蒋介石先前有关首都是国际公认的言论，补充说南京作为国父孙中山的长眠之地，绝不能轻易放弃。唐说，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再加考虑，但仍未做决断。“我们再研究罢。”他告诉在场的人说。[75]
蒋介石的指挥官们都对大势所趋有所了解。出于宣传目的，总司令热衷于在南京进行戏剧性的最后一战，以此团结全国民众，并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继续抗日的决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蒋介石不仅仅是个军官，也一直是个政客。[76]他的指挥官们明白为南京而战的意义所在，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项很可能是自杀式的任务。
“他们全都到过上海，非常清楚前线的形势，”高级将领孙元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知道在上海时部队的损耗非常严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恢复部队的战斗力。”[77]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会被挑选出来的是大家眼中最不可能的一位将领，由他率领中国军民去打一场至今最英勇也最徒劳的抵抗日军的战斗。
第二次会议后隔了一天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蒋介石首先讲话，问了一个大家都预料到了的问题：“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唐生智说话了。“委员长，”他对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说道，“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即答应了。“很好，”他说，“就由孟潇负责。”[78]
自从成年后，唐生智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名军人，但他并没有真正被看作一个杰出的军人。20世纪20年代，中国这个偌大的国家一直是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他始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积极参与其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努力。后来他们又不止一次闹翻，前后有两次，每次唐生智都被迫出国，第一次到日本，第二次到被英国统治的香港。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他与蒋介石和解，从那时起唐生智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最重要的新职务是负责组织模拟日军攻击南京的军事演习。[79]
然而，他也时常生病，关键是，自从那年夏天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他从来没有参与指挥部队抗击日军的实战。他出生于南方的湖南省，是个典型的地方军人，很难在精锐部队中获得尊重，后者都是全心全意忠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像这样的重任在任何人的眼里他都不是首选。“你真了不起啊。”会后，李宗仁将军因唐生智自告奋勇保卫南京而竖起大拇指对他如此说道。也许李宗仁是略带讥讽，要不然的话，他就绝对是赞同唐生智的少数人之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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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30步兵旅团的士兵们此时仍然乘坐在“神靖丸一号”和其他船只上，这些船将他们从华北运来要在海上航行四天。11月13日上午，他们抵达长江岸边，对未来的前景不甚了解。但有一件事儿他们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们对几分钟之后的登陆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没有接受过广泛的两栖作战训练，而且他们对上岸后即将面对的敌人的规模也一无所知。[81]
旨在减轻陆上隐藏的敌人的威胁，日本海军炮手做了精彩的表演，给人印象深刻，也确实为士兵们打消了一些顾虑。几艘在航程的最后一段护卫运输舰的巡洋舰往登陆区域半圆形的一个地带发射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炮弹。飞机在空中盘旋，向任何移动的物体扫射。登陆艇恰似黑色的蝗虫般向前推进。沿着整条海岸线的村庄都在熊熊燃烧，天空笼罩在一片黑色硝烟之中。耳边传来轻武器的密集开火声，第一批登陆的部队已经与敌人交上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