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站在“神靖丸一号”的舰桥上观看着登陆。前天松井大将亲自向他布置了任务，从那时起，他就对整个计划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在长江南岸的上海西面登陆，从那里进入腹地去拦截从上海撤退的中国军队。这种战术在1932年的战斗中已经使用过，但不是在离上游如此之远的地方，也没有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部队。他担心伤亡人数将超过50%，甚至在登陆的最初阶段就会伤亡惨重。
他注视着登陆行动全面展开，此时部队缺乏两栖作战训练的弊端也初现端倪。一直到午后，登陆的速度都要比预期的速度慢许多，而且，令他非常遗憾的是，甚至还比在他右翼的重藤支队要慢。佐佐木决定登上一艘正在连续运送士兵去战场的登陆艇。当登陆艇到达岸边时，他仍然看不见敌人的任何踪迹。这艘船在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处停了下来。
有个士兵说道：“长官，你不该弄湿你的靴子。”然后，他就背起佐佐木走过了泥泞的岸边。“是呀，”旅团长心想，“很明显，在别人眼里我已经老了！”一踏上实地，他终于有机会了解他所处的境地，并听取了自登陆开始以来所发生的战况的汇报。由于伤亡人数不多，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佐佐木到一和他的属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眼睁睁望着被火光映红的整个地平线，那是被撤退的中国军队付之一炬而熊熊燃烧的村庄。登陆行动通宵达旦都在持续着，到第二天早晨，全旅团一半士兵都已经上岸。不过，马匹和战车都还留在船上，但佐佐木认为不能再等，于是决定同手下士兵步行出发，甚至连火炮也暂时不顾了。到处都是正在燃烧的房子。行军中的士兵们看见那些返回家园的农民拼命地试图扑灭大火，但大多白费劲。佐佐木和他的部下经过了许多战壕和防空洞，这些地方仍然散发出人的气味，不久前还都是人们的藏身之处，尽管佐佐木没有遇见日本的敌人，但他知道他们就躲在黑暗处的某个地方，伺机杀他。
当佐佐木到一率领他的部下进入内陆地区时，松井石根乘坐着“大井”号轻型巡洋舰视察了登陆区。“基本上重藤支队的登陆进展顺利，”松井在日记中写道，“第16师团的部队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因此，他们的登陆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不是松井第一次表达他对麾下各部队技能上的差异的看法了。在杭州湾登陆时，作为先锋的国崎支队比第10军其余部队在登陆上都要更加敏捷。原因很清楚：作为在华北的第5师团的一部分，这个支队原先就在两栖作战的战术方面接受过全面的训练。[82]
日本军队两栖作战的经验可以追溯到1894～1895年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以及十年后又与俄国的交战，当时，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登陆非常圆满，战无敌手。[8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继续了他们之前的成功经验，从海上向华东地区的德国占领区发起攻势，迅速制服了那块小小的殖民地上的驻军。这些战绩几乎无人关注，因为，在全球冲突中最引人注目的两栖作战行动是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的登陆以及同时发生的屠杀。[8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日本领导人日益加紧为一个可信的未来作战方案做准备，这是一场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挑起战争的原因是双方都渴望获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资源，为此双方都将被迫寻求在西太平洋的支配地位。这就要求必须对分散在广袤无垠的西太平洋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地实施控制，反过来这就必须使两栖作战能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需优先考虑的战略——即使这样一个战略优先将会与其他该优先考虑的重点，比如准备同苏联打一场地面战争等，产生冲突。[85]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了德国，但日本的战争规划人员明白，加里波利战役中英法联军的溃败为未来的两栖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日军如果要与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作战的话。日军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继续在无对手的海滩登陆，而是应该做好准备，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86]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军方已经为两栖作战制定了可行的规则，即由陆军担负起执行军事行动的主要责任，而海军则充当辅助角色，主要为摧毁岸上敌军阵地提供炮火支援。但在初期还是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原设计用于穿透船体的海军舰炮在轰击野战防御工事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即便如此，总体而言，日本的两栖作战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首屈一指的。[87]
20世纪30年代后五年里，日军发动的两栖作战达到了高潮。他们从在华战役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建立一支专门的两栖作战部队花费甚巨，尤其与潜在的获益相比，代价太高。一方面，大多数在中国海岸沿线的登陆都没遇到强劲的抵抗，这表明日本将绝不会遭遇到像加里波利那样的残酷战斗，其不免会令人有几分惊奇。另一方面，原先被指定去执行特殊的两栖作战任务的师团，尤其是在上海的第11师团，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这促使他们得出结论，他们需要更多基本的步兵训练，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战斗，在登陆上则不必花很多时间去学习。[88]
* * *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中国和日本正投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去互相厮杀，尽管日本飞机正在对中国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施系统的空袭，尽管日军对中国的平民实施了难以言表的暴行，但两国之间却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在东京仍设有全面正常运作的大使馆，大使由65岁的职业外交官许世英担任。[89]
这是一个离奇的安排，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正式宣战，而且时常会有无法预见的后果。1937年初秋时节，当日军正在华北和上海周边两条战线上深入中国内地作战时，许世英大使会见了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提议两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90]这项提议立即在南京遭到拒绝。许世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老先生”，根本不了解现实，在上海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答复记者时如此说道。[91]
到1937年11月时，许世英已不再身处重大事件的中心，外国观察家也不再指望从这两个交战国的首都能发现任何在东亚恢复和平的希望的迹象。相反，他们关注着在比利时的事态的进展。由于长江下游大规模战斗正如火如荼，有十九个国家聚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希冀找到一种结束敌对行动的方法。这十九个与会国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日本。日本曾两次受邀参加会议，11月12日日本对第二次邀请的回复到达了布鲁塞尔，答复内容是“不参加”。
日本认为，除了直接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正在发生的冲突。日本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在《九国公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于1922签订的这项公约旨在保证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诸如目前这种会议形式的集团组织的干预，只能刺激两国的民族感情，使得达成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更为困难。”日本在给出席于比利时首都所召开之会议的代表们的信函中提出了反对理由。[92]
一个月前，国际联盟呼吁召开九国会议，后来加上所有对东亚感兴趣的国家，最终成为十九国会议。日本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而且缺席了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日本担心中国会和以前一样寻求将日本置于同西方国家敌对的处境。1895年，日本在赢得了对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之后，战利品却被剥夺了。当时，俄国、法国和德国也阻止了日本去占有与朝鲜毗邻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辽东半岛。[93]
中国对待该会议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冷不热。不同的是，日本担心的是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而中国担心的则是会议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有人提议会谈应从没有多大作用的国联转到影响力更小且无正式组织的九国会场上去，该提议“就像落下了一枚炸弹，令所有人不知所措”，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如此写道，当时他被挑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94]会场一片质疑声。“这里似乎没人知道从布鲁塞尔会议中能够希望获得什么，”经验丰富的英国官员托马斯·琼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说‘和平’。但和平从何而来？”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可能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因为面对赤裸裸的侵略时，西方国家的无能可能会更加凸显出来。在日本第二次宣布抵制布鲁塞尔会谈的同一天，美国驻东京的大使约瑟夫·格鲁也在日记中发泄了他的无奈。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次会议将使局势复杂化，令西方列强的分歧和无能暴露无遗，同时，它也鼓励了日本统治集团内的激进分子。“为什么，”他问道，“政客们不能三思而后行呢？”[95]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参加了布鲁塞尔会议并假装以为会议能够取得实效。11月13日，就在日本第二次拒绝了邀请后不久，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发出呼吁。“既然日本政府的最新回复是冲着你们的脸狠狠地关上了和解与调停的大门，”他说，“难道你们不能决定禁止给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和信贷并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吗？”[96]
事实上，顾维钧知道西方对中国提供援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充其量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尽管之前的国际谈判曾使得日本在战场上暂停进攻——1932年，就在国际联盟大会开幕前十个小时，日本停止了在上海地区的军事行动——但那已经是近六年前的事了。[97]自那时以来，时代已经变了。世界上的无赖国家已经变得更加胆大妄为，而民主国家却变得更加胆小怕事。
因此，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期望获得西方大国的让步并不能决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安排。相反，代表们接到南京的命令，要向前看，并为会议后的形势做好准备。他们得到的指令是“积极寻找方法，让欧洲和美国同意并鼓励苏联对日本动用武装部队”。[98]
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曾长期依靠德国，将其视为合作伙伴，现在却越来越感觉到被德国所出卖，不光是德国，还有其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伙伴意大利。[99]因此，中国越来越期待苏联——日本在亚洲东北地区的主要对手——作为主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反过来，苏联的态度也比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西方民主国家坚定，与中国一道，苏联是唯一一个呼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集体安全的参会国。[100]
[1] 玉井胜德（1907～1960年）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他以笔名火野苇平写作。有关他所在的部队参与嘉善一役的叙述，大体上是根据他在1937年据说是写给他父亲的一封私信。整封信收录于在火野苇平《火野苇平的信》，收于NDS，第61卷，第729-737页。玉井还在他的Mugi to heitai一书中描述了嘉善之战，此书于1938年出版并于次年译成英文，书名为《小麦和士兵》（New York NY：Farrar and Rinehart，1939）。有关嘉善之战的部分在第130-138页上。尽管此书对于战争的描述是不留情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残杀中国俘虏的那部分——被删除了。有关玉井写作时严格的战时审查制度的细节，根据他本人在前线的经历，包括这一特别的段落，参见Rosenfeld，David M. Unhappy Soldier：Hino Ashihei and Japanese World War II Literature.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2，pp.49-51。
[2]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2.
[3]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42-43.
[4]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2日。
[5] 这些资料转引自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发表于1937年11月4日。由于此信作者于8月21日离开南京，信中对南京城里的描述应该是战争初期的情况。
[6]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Kuling”（牯岭）是根据英文单词“cooling”玩笑而来的西方称呼，指江西省庐山上的一个地名。
[7]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收于NDS，卷2，第39页。
[8]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39页。
[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p.30-31.
[10] 武汉在很多资料来源中也被称为汉口。事实上，汉口是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的原先三个城市之一。如此，武汉常被称为“武汉三镇”。为避免混淆，本书全文都使用“武汉”这个地名。
[1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40页。
[12]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7.
[13]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14]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15]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22.
[16]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39页。
[17] Ciano，Galleazo. Ciano’s Diary 1937-1938. London：Methuen，1952，p.34.
[18]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台北：捷幼出版社，2007，第84-85页；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19]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7页，注 4。
[20] Liu，Bea Exner. Remembering China 1935-1945：A Memoir. Moorhead，MN：NewRivers Press，1996，p.41.
[2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22]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
[23]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89-90页。
[24] 有关第36联队离开苏州河岸的记载是根据山本武写的《山本武日记》，收于NDS，卷32，第326-328页。
[25]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卷8，第126-127页。同样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0。
[26] 国崎支队，以其指挥官国崎登少将得名，由第5师团第41联队强化而成，配备山炮连、装甲连和运输连，参见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391。
[27] 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0.
[28] NDS，卷56，第70页。
[29]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第38页。
[30] 《大阪每日新闻》，1937年11月30日。
[31]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卷60，第276页。
[32] 117井本熊雄：《日支事变作战日记》，收于NDS，卷60，第49-50页。
[33]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5.
[34]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67.
[35]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68.
[36]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月15日；Shina jihen rikugun sakusen，I，Showa jusan nen ichi gatsu made（Official Military History，vol.86，Army Operations during the China Incident，part I：The Period until January 1938）. Tokyo：Asagumo shimbunsha，1975，p.404。
[37] Brook，Timothy.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67-68.
[38] 石井清太郎：《生命的战绩》，收于NDS，卷60，第277-278页。
[39]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7.
[40] Letter to friends，dated December 14，1937.From RG 11：box 229 Folder 3875：“College Files：University of Nanking：Correspondence：Wilson，Robert 1937” at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41] 《泰晤士报》，1937年11月4日。
[42] 《纽约时报》，1937年8月21日。
[43] 《泰晤士报》，1937年10月4日。
[44] Minnie Vautrin，Terror in Minnie Vautrin’s Nanjing：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1937-38，Urbana and Chicago，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p.40.《泰晤士报》，1937年11月30日。
[45]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4.
[46] Eigner，Julius.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king，” in National Geographic，February 1938，p.198.
[47] Rabe，John，The Good Man of Nanking：The Diaries of John Rabe，New York NY：Vintage Books，1998，p.6.
[48]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2-93页。在一架三菱轰炸机的残骸中，中国士兵发现了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个人物品，包括他妻子的一张照片和一封他妻子写给他的信。
[49] 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48-49页。
[50] 陈纳德《一个战士的道路》（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NY：C.P.Putnam’s Sons，1949，第49页。
[51]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3-94页。
[52]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3]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4]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95页。
[55] 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56]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7] 罗伯特·威尔逊：《致朋友函》，12月14日。
[58] 《泰晤士报》，1937年10月1日。
[59] Grew，Joseph. Ten Years in Japan.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1944，p.231.
[60] 即使是在关于这场战争的中文文献中，嘉善之战也几乎无人关注。
[61] Honda Katsuichi. 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 Armonk NY：M.E.Sharpe，1999，pp.311-312.
[62] 147《熊本师团战史》，收于NDS，卷56，第388-389页。
[63]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卷8，第125页。
[64] 《纽约时报》，1937年11月15日。
[65] Hattori Satoshi with Edward J.Drea. “Japanese Operations from July to December 1937，” in Peattie，Mark et al.（eds.）. 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76.
[66] Yamamoto Mashiro. Nanking：Anatomy of an Atrocity. Westport CT：Praeger，2000，p.50.
[67] 陈诚：《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第1卷，第17页。
[68] 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0-151页。
[69] 宋希濂：《鹰犬大将》，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第174页。
[70] Fox，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388，note 145.
[71] Die Schlacht bei Shanghai. Berlin：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1939，p.40.
[72] 尽管这几次会议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这些会议的时间却不太明确，究竟开了几次也未确定。刘斐说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11月13日或14日召开的。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8页。在下文中均略称为NBZ。而根据李宗仁所述，仅召开过一次会议，日期是在11月11日。Li Tsung-jen （Li Zongren） et al.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李宗仁回忆录》）.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79，pp.326-328.刘斐的日期可能更正确，因为与程思远提出的那次重要会议的日期11月17日相符合。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1页。
[73]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第8页。
[74]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第8-9页。
[75]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第9页。
[76] 这种情况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在淞沪战役快结束时，大量的中国军队正从市区撤出，而上峰做出的决定是命令一个营的士兵去守卫公共租界边一座废弃的仓库大楼，如同上演一出20世纪的“阿拉莫”之战，以此来确保能吸引大量外国媒体的关注。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p.187 ff。
[77]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台北：时英出版社，2002，第243页。
[78]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于NBZ，第10页；程思远：《政海秘辛》，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第151页。
[79]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台北：吴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第103页。
[80] 李宗仁，第328页。
[81] 有关第30旅团登陆的叙述是根据佐佐木的记载，第305-307页。
[82]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收于NDS，卷8，第127页。另参见Harmsen，Peter. 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and Oxford：Casemate，2013，p.222。第5师团在日本是两栖作战学说发展上的先锋，早在1918年就实施了其第一次登陆实践。参见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7-68。
[83] Evans，David C. and Peattie，Mark R. Kaigun：Strategy，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p.441.
[84]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2-53.两本详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的著作，几乎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面世，分别是Burdick，Charles B. The Japanese Siege of Tsingtau：World War I in Asia. Hamden CT：Archon Book，1976；Hoyt，Edwin P. The Fall of Tsingtao. London：Arthur Barker，1975。
[85]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5-56.
[86]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5-66.
[87]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8.
[88] Millett，Allan R. “Assault from the Sea：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 in Murray，Williamson and Millett，Allan R.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68-69.当然，在二十多年两栖作战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技能和经验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被彻底抹杀掉，在与日本海军的两栖部队，即这支海军特殊登陆部队的合作中，日本军队仍然在1941年和1942年整个西太平洋的登陆行动中成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89]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战争爆发后仍然保留了驻华使馆，尽管其大使川越茂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上海。
[90] 《中国向日本提出互不侵犯条约》，《纽约时报》，1937年9月2日。
[91] 《宋严词责备使节》，《纽约时报》，1937年9月3日。
[92] Brussels Conference：Convened in Virtue of Article 7 of the Washington Treaty of 1922.Acts of the Conference：November 3rd to November 24th 1937. Brussels：A.Lesigne，undated，p.40.
[93] Lee，Bradford A.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39：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62.
[94] Craft，Stephen G. K. V. 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Lexington 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4，p.122.
[95]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41.
[96] Quoted in Borg，Dorot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426；Brussels Conference，p.42.
[97] Hata Ikuhiku（秦郁彦）.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1937” in Morley，James William. 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277-278.
[98] Garver，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