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5日至23日
11月15日，日本第10军的一小群军官深夜聚集在杭州湾北侧一栋废弃的大楼里商讨并决定中国的命运。坐落在金山市的这栋大楼已经被第10军征用作为野战指挥部。大楼紧挨着一条河，参会者都乘船抵达，“像在威尼斯一样”，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第10军的司令官柳川平助主持了会议。他只是本月初才开始参战的，所以特别渴望将战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人也是如此。[1]
这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议。军衔低至少佐的军官都能参与重大决策，在其他国家里如此重要的决策权只能是政治权力的最高层才能拥有。会议的议程是：是否坚持一周前东京下达的第600号命令，停止苏州至嘉兴一线东侧的进军，[2]抑或是无视明确的指令，继续前进，夺取南京。日军虽未能在上海附近彻底歼灭中国军队，但大家一致认为，他们的对手几经挫败，已经斗志松懈，现在正是发动一系列决定性打击从而赢得迅速胜利的最佳时机。唯一的问题是，对此他们应该发动何种程度的攻势。
寺田正雄大佐，第10军的一位高级参谋，首先发言。他说：“中国军队正朝他们的首都撤退。”他指出，嘉兴线是由那些对战场实际情况不太了解的人在东京武断地决定的。寺田被公认为是一个狂热的军官，一个身穿卡其布军装的武士，对任何妨碍果断的进攻行动的言行都缺乏耐心，他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出人意料：“我们应当越过这条线，跟踪追击，直捣南京。”[3]
池谷半二郎少佐最近刚调到行动迅速的第6师团当参谋，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样也是要把握好军事事务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平衡。池谷刚刚从前线回来，亲眼看见了中国军队的败绩。“从战术角度看，我完全不同意寺田的观点，即越过这条战线，”他说，“但是，在是否要进攻南京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而且还要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加以考虑。”
“并不是说战地指挥官不能促成一个既成事实来给东京的上司施加压力，”池谷说，“重要的是，行事必须十分谨慎。”他的建议是在嘉兴东边保留第10军的大部分兵力，只派出一些小部队越线追击敌人。“如果东京命令我们撤回那些小部队，那么怎么办呢？”一名参谋军官问道。“我们当然会服从命令，将部队撤回到战线的这一边。”池谷如此回答道。
池谷的意见被忽视了，寺田的强硬立场占了上风。在场的大多数军官都一致认为，当前战况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部署在上海地区的日军要向西进攻，不是小部队的小打小闹，而是动用他们所能调动的大部队。如果立即实施决定性的大规模进攻，军官们估计，在二十天之内南京就可以落到日本人手中。参谋们立即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制定了一个“从嘉兴到南京”追击敌人的总体纲要。大势已定，这些在政治上原本无足轻重的军人，就这样做出了一个其后果极大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甚至影响了整个亚洲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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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其实是不可能知道高级军官们所制定的阴谋诡计的。对于第10军的普通士兵来说，决定他们行军速度的不是远离前线躲在后方的指挥官们的决策，而是天气，但天气非常恶劣。雨从11月中旬就开始下了，强度犹如热带雨季，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星期。
在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们的回忆中，雨是一个贯穿其中的共同要素。多年以后，有关他们在什么时候去过什么村什么镇的详细记忆早已随时光褪去，但老兵们仍然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途中的经历：他们冒着瓢泼大雨，艰苦跋涉，经过洪水淹没的稻田和暴涨的河流，浑身湿透，寒冷刺骨。[4]
第10军第114师团的中队长西泽牟吉中尉很快就被迫习惯了灌入衣领的雨水。扣子扣得再紧也挡不住的雨水，顺着背脊直往下流，直到全身完全湿透。最后，到了休息时间时，他和战友们就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倒下就睡，甚至都不愿劳神去寻找个藏身处躲避连续不断的滂沱大雨。他们都逐渐习惯了雨水，雨水成了他们人生的自然部分。[5]
许多战斗也都在瓢泼大雨中进行，这给流血事件添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在战役初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队中国骑兵试图半夜去偷袭一座日本军营。但在最后一刻被日本哨兵发现了，突袭的隐秘成分消失殆尽。中国的骑兵一个个倒在日本人无情的机关枪枪口下。日本人的军营周围留下了18匹死马和众多尸体，鲜血很快就被下个不停的倾盆大雨冲淡了。[6]
大多数中国道路的路况恶劣，这就意味着大雨总会伴随着泥浆。这与俄罗斯的泥潭颇为相似，四年之后在击退德国入侵苏联的战斗中，俄罗斯的沼泽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一匹匹战马都陷到齐肚深的泥潭里，一门门大炮几乎都无可挽回地困在黏糊糊的泥浆中。“在长江以南的战场上，到处都是大雨和烂泥，无论你是猎人还是猎物，你都会从头到脚沾满了烂泥。”第26步兵旅团的石井清太郎如此写道。[7]
烂泥吸住了沉重的靴子，步兵们步履艰难，被迫像梦游似地缓慢前行，即使面对威胁生命的危险时也是如此。在向西前进的途中，日军第16师团的一队人马目睹了三个中国散兵在几百米开外的雨中走着。日军士兵开火了，但中国人还是迈着同样缓慢的步子继续走着。只是在日本人的子弹打倒了三人中的一个之后，另外两个才加快了步伐，试图逃过这一劫。一位亲眼见到这个情况的日本军官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为什么不早点逃跑呢？是泥泞的道路使他们放慢了脚步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难道他们直到最后关头才知道整整一个中队的日本士兵都在端着步枪瞄准他们吗？[8]
雨下得没完没了，大多数日本士兵都不停地诅咒着，每当他们的上司强迫他们上路又开始漫长的一天行军时，他们个个口出怨言。[9]尽管如此，找到一个有房顶的屋子进去睡觉也会带来危险。一天晚上，一群士兵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了一个村庄，发现有个小茅屋就进去了。他们找到了几件衣服，于是兴高采烈地裹在自己身上过夜。谁知第二天早上他们突然发现衣服里爬满了虱子。这时再想做什么来补救都已经太晚了，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们都将与虱子为伍。[10]
尽管一路上有许多的艰辛和不适，日本士兵后来还是会想起有一种乐观情绪激励着他们向西进军。“在我们向南京行军的前一半路程中，冰冷的雨水鞭笞着我们，”其中一位士兵多年之后写道，“但是，我们一边追击敌人，一边愉快地想到，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可以像英雄般的凯旋。……尽管行军使得我们身体疲惫不堪，但我们还是洋溢着一种快乐心情。就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够顺利完成长达100英里的长途行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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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并没有阻碍一架日本飞机于11月17日晚单独降落在上海机场。这架飞机当天上午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由于战争的限制而被迫选择了一条迂回航线，短短的这段距离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和平年代所需的时间长得多。机上有一小群军官，为首的是河边虎四郎大佐，他新近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他的使命是：就是否允许日本华中方面军便宜行事做出决断。[12]
前线军官迫切希望利用攻陷上海周边防御工事后所形成的好势头，这一点在东京是众所周知的。河边虎四郎的任务就是去探索有无允许部队穿越苏州至嘉兴一线向西追击逃敌的可能性。[13]他绝对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进一步冒险，这是明确无误的。
在日本军官中，河边是对华问题上势力急速削弱的鸽派成员之一。早在1937年夏天，他就收到一封来自一位访问过中国大陆的日本平民的告诫信，信中警告说，日本军官正试图策划一个涉华“事变”，以便引发公开冲突。这将给日本一个借口来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河边曾试图提醒他的上司，但几乎毫无效果。来自中国的报告使得他们偏信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报告认为一切有关战争贩子的言谈都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一派胡言。[14]
一旦战争确实爆发后，河边试图控制损失，他提出部署在中国的军队在行动上应受到严格的限制。河边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最典型的是知名的强硬派武藤章，他被调到中国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次长。[15]在河边访问上海期间，武藤是排队等候与他会谈的军官之一。这次会面就是他们摊牌的时刻。
“我来此地实地考察战况，以便做出最后决定，应该在什么位置给我们的军事行动设置一条限制线。”河边说道，在飞机着陆后不久，他就与战地指挥官们一起就座会谈，其中包括声音刺耳、坚持己见的武藤章。武藤随即回答道：“目前这条战线是从苏州延伸到嘉兴，但我们应该考虑跨越这条战线。”“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战场上的总体目标。”
武藤继续说道，应该允许第10军向太湖南边的湖州进军，切断南京和战略城市杭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在北面，应允许上海派遣军攻占同样重要的城市江阴，因为——尽管有点乐观——他认为攻陷江阴甚至可能导致蒋介石的下台。最终，还要攻占南京，在武藤看来，占领南京将结束这场战争。[16]
河边耐心地听着。随后几天里，当其他前线军官们向他发表类似的言论，公然宣称他们是多么渴望一路打到南京时，河边还得一次又一次地保持同样的耐心。事实上，他很可能是在错误的时候来到了错误的地方。在东京他原本可以更直接地影响决策，现在却远离东京来视察中国战区，而这里的战地指挥官们却忙着要越过底线，欲将战争引入一条不归之路。
柳川和他指挥的第10军就是这种激进好斗派的典型代表。然而，即使当日本军队中和政治领袖中的鹰派即将赢得对华政策之争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来自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面的挑战。德国，这个在东亚怀有相当矛盾的同情心的强国，积极参与了旨在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忙碌的幕后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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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在华各方势力纷纷出面，加紧斡旋，但作为中间人在远东两个大国之间调停以实现和平，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并不是日本的首选。虽然这位60岁的德国外交官在20世纪20年代时曾被派驻日本三年，但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在德国驻华外交机构担任要职，并且在这个职位上尽职尽力。非常清楚也无须辩驳，他是中国人的一个朋友。
10月在南京对德国使团成员的一次演讲中，陶德曼“表达了对在华的其他德国侨民的同情，他们同中国人一样正在经历考验和磨难”。他告诉那些听众，“中国人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勇气深深打动了国内的德国人”。这在中国媒体上已有报道，由此也为日本人所熟知。[17]
尽管如此，当陶德曼11月初会见蒋介石以解释日本人启动和平谈判的条件时，他一直小心翼翼，采取一种完全客观和中立的立场。在这些条件中，首要的是在华北的广泛让步，包括所有中国军队撤到北京以南一线，并在与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建立一个亲日政权。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陶德曼和他在北京的上司却仍然继续着他们的绝密努力。[18]
德国并没有因出于对和平的固有热爱而试图去结束中日战争。相反，它的立场正好反映出它的尴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亚洲老盟友中国与自己的亚洲新伙伴日本交战。“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朋友，”德国议会议长及纳粹党的主要领袖之一赫尔曼·戈林对一个中国来访者说道，“中日战争已经置德国于左右为难之境。这就是德国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充当调解人的原因所在。”[19]
德国可能寻求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的迹象是在8月下旬出现的。柏林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在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一场两国之间的战争使得德国处于两难境地，而德国想与这两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能在和平斡旋中发挥作用。[20]
德国同时也担心，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可能会伤及其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并且可能会削弱日本挑战苏联的能力，从而使得莫斯科能够在欧洲战场上投入更多的资源。[21]总之，持续的战争肯定会使德国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德克森大使指出，主动的调停会“使德国摆脱保持中立的困境”。[22]
日本的战地指挥官们对德国试图调解的努力感到恼火。这一态度在11月19日这天暴露出来了，当天意大利驻华大使朱利亚诺·科拉在上海派遣军总部拜访了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这次来访为日军将领提供了一次有利的与德军将领对比的机会。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局势持有一种更“明确”更“公正的”态度。[23]
主动提出与中国开展谈判的是日本体制中的鸽派，这点倒是毫不意外。石原莞尔就一直积极地试图说服德国在中日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以结束双方的敌对。在石原被免职后，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继续着这种努力。[24]日本领导层中赞成这种做法的人都一致认为，与中国的直接谈判最好在如布鲁塞尔这样的多边背景下进行，其间中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的同情。
他们偏好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中国可能会从布鲁塞尔谈判中获得某种外交优势的前景恰恰就是中国对日本于11月初由陶德曼转达的和平试探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原因。“中国现在成了布鲁塞尔会议上大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在拒绝日本的条件时如此告诉德国大使。此处涉及某些边缘政策。蒋介石从未期待过在布鲁塞尔谈判中的收获会像他所透露的那么多。尽管如此，他毫不妥协的态度似乎使中国的舆论都站在他那一边。在有关陶德曼使命的消息被泄露后，德国外交官遭到了中国媒体的严厉批评，中国媒体憎恨与“日本鬼子”的任何交易。[25]
与此同时，也许是心有余悸，担心布鲁塞尔谈判不会产生任何切实收益，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明白必须对德国的调解敞开大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利用德国做调解人，可以引起中国、日本和德国之间邦交关系的修复，以及可能的反苏集团的扩大。迫于压力，莫斯科不得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26]
这是一个复杂的外交游戏，到11月中旬时，有迹象表明谈判趋于破裂。不到两个星期后，现实清楚地表明布鲁塞尔会谈的成果甚至要比预期的少得多。中国的态度有了显著变化，做出让步的新意愿应运而生。11月16日，宣传部长陈公博[27]利用访问意大利的机会，请求这个法西斯国家的外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去试探日本对和平的态度。现在中国政府似乎已做好让步的准备，而且是之前不可想象的让步。“他让我明白，”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满洲国’的国家地位将可能获得承认。”[28]这就好比华盛顿允许加利福尼亚州脱离联邦一样。中国越来越焦虑，而前线的进展将很快地把焦虑变成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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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早上7点，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向所有参战部队发出指令。“敌人的指挥系统处于混乱状态，整支军队笼罩在失败的沮丧情绪之下，”他写道，“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中国军队的主力已向苏州—嘉兴一线的西面撤退，而且撤退将很快成为全面溃败。他的结论很清楚：“我们绝不能错过乘胜追击直捣南京的机会。”[29]
该命令中的其他部分还包括了给第10军各部队的详尽指令。第6、第18和第114师团将沿太湖南岸西行，途经湖州市，然后右转朝南京方向行进。国崎支队的士兵受过特殊训练，他们的水路行动能和陆路一样迅速，该支队接受的任务最具挑战性。他们不仅没有右转，反而是继续进军到芜湖市附近的长江，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渡江去拦截从南京撤退的中国军队。
这次军事行动将不同于日军近年来所实施的任何行动。柳川平助认为，这次行动将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所取得的胜利将比过去的战绩更加辉煌，如三十多年前打败沙俄之役一样。柳川确信这次战役将速战速决。“这一天快到了，”他在给指挥官们的后续信件中写道，“南京的城墙上将高高飘扬起旭日旗。”[30]
柳川平助的命令一经发出并传到东京后，立即掀起了一阵恐慌。对于他的上司或者至少那些主张在中国采取谨慎路线的人士而言，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片面意图，完全修改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的全部目标：即使在此最后阶段，该目标也仍然仅限于在上海地区击败中国军队。攻占南京，与其说是战争策略，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决策。多田骏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担忧，唯恐日本在中国陷于战争之中不能自拔。此外，他还担心进一步的进攻性军事行动也会使陶德曼的和平努力处于危险之中。[31]
同在东京的许多其他军官一样，多田受到多种复杂的、难以归类的动机的驱使。他完全赞同一部分军官的看法，认为避免陷入中国战争泥潭的办法是给予中国军队迅速果断的打击。这也使他成为派一支强大部队于11月初在杭州湾登陆这项计划背后的推动力。即便如此，他最初甚至还反对将战线扩大到苏州—嘉兴一线，而且只有在无论如何都不跨越这条线的条件下，他才会做出让步。[32]
多田的第一反应是责令第10军停止进攻。而石原莞尔的继任者，更加强硬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则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战地指挥官做重要决定时应给予一定的回旋余地。多田仍然不顾一切地坚持对前线指挥官加以约束，11月20日下午6点，陆军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报以斥责的方式明确指出第10军的进军违反了第600号命令，该命令规定了苏州—嘉兴这条线。[33]
两天后来自华中方面军的答复抵达，其内容几乎就是公然违抗上级命令。为了使战争早日结束，战地指挥官们认为必须攻占南京。否则，就是给敌人一次重振战斗意志的机会。此外，战地指挥官们还写道，推迟决战与日本人民的意愿不符，会“危及公众舆论的统一”。[34]这些指挥官的做法显然是贸然闯入了政治领域。
他们强调只需两个月就可以攻占南京，这个时间表比第10军参谋人员所预计的二十天要稍微保守一些。他们认为，第10军在短暂停留以便巩固后方之后，就应被允许继续前进，而且上海派遣军在为期十天的休整之后，也应被准许加入进攻行动。[35]
在他们试图说服东京的同时，战地指挥官们仍然还确保自己的部队在继续进军，几乎毫不拖延。来自上峰的停止进军的命令在逐级传送时，其权威性已逐渐削弱了。华中方面军在回复东京的同一日，还命令第10军继续谨慎进军：“虽然已经禁止军队追击到南京，但你们仍然可以向湖州先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对于这道命令，第10军选择了合乎自己意愿的解释，并以以下形式传达给各级军官：“每个师团选择四到五个大队的部队，迅速追击敌人。”其余的部队则向湖州进发，并“随时”准备加入追击队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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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就在柳川平助命令他的部队如果有必要就追击敌人直捣南京的同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负责危机到来时的防御。谣传唐生智将这次晋升视为其人生命运的实现。有个算命先生曾经告诉他，他是一位古代常胜将军的化身。此外，那位算命先生还预言，一旦日本控制了上海，它的军队就不会再前进了。[37]
也有人说，唐生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最终日军必定兵临南京城下，而且他将不得不面对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宗教的力量再一次使他得到了解脱。他意识到首都终将失守，成千上万的士兵可能会丧生，但他相信佛教徒所持的一种信念，只要人们行事出于纯洁的动机，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则是次要的。[38]
生于1890年的唐生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典型的那一代手握重权的指挥官。他们都经历过新旧中国的两个时代。当他们还是小孩和青少年时，他们一直生活在几百年都没有多大变化的社会里。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学习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为适应实际生活而做准备。就像他们可追溯到近百代的祖先一样，统治他们的是身居遥远京城的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们迎来了新的国家，并且接受了现代军事教育——以唐生智为例，他上了华北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放弃他们的传统思维方式。[39]
这些传统思维方式常常包括对所有外国人的极端不信任。在他担任卫戍司令长官之前，唐生智一直负责卫戍部队的军事训练。就任后，蒋介石建议他应该让德国首席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列席幕僚会议。唐生智犹豫了。“法肯豪森一直在日本担任武官，”他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正相互支持。这样做不恰当，是吧？”蒋介石回答说，法肯豪森是一位老资格军官，尽管柏林的政客们结成了新的联盟，但他还是不会忘记对老朋友的忠诚的。“没关系，”蒋介石说道，“我们可以信任他。”唐生智被迫松口，但他对那位德国军官从未有过完全的信任。[40]
唐生智本人也很少能使别人对他产生完全的信任。主要问题在于他是来自中国南部的湖南省，而他所指挥的核心部队却卫戍南京多年，对待首都忠心耿耿。此外，即将调来南京的其他部队也都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由于唐生智与这些部队之前都没有人脉关系，他们是否会尊重他的命令还不得而知。[41]
唐生智的体质羸弱不堪。在他被任命后不久，蒋介石命令他的一位高级将领白崇禧陪同唐生智一起视察城墙。尽管唐生智穿着厚厚的外套，视察中大部分时间也都留在军车里，他却明显地被冻得够呛。当他们来到需要攀爬的几段城墙时，他总是留在车内，让他的参谋长出去代他视察。有过此次经历之后，白崇禧对一位军官同僚说道：“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42]
事实上，尽管唐生智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为南京战斗到死，他本人对自己长期坚守首都的能力也缺乏足够的信心。那年早秋时节，有位名叫刘湘的中国西南方的军阀访问了南京。唐生智告诉了刘湘自己有关一场防御战能坚持多久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唐生智说道，顶多只能坚持到国军的主力撤离战场、重新聚集并休整补充的那一刻。当刘湘即将离开时，他对唐生智说：“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人之中，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告诉我真相的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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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就是在上海沦陷之后的数周内，中国连连失利，兵败如山倒。尽管如此，中国军队仍然做到了让日本的每一次胜利都付出惨重的代价。11月19日，日军第16师团与重藤支队齐头并进，从长江南岸登陆区急行军，然后联手攻占了常熟城。这样就为日军在号称“吴福线”的防线上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这条吴福线起于长江边的福山镇，经过古老的商业中心苏州城，一直延伸至太湖边上的吴江镇。[44]
虽然日军取得了快速进展，但是他们也对中国的防御力量感到震惊。当日军接近常熟城时，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一种由水泥碉堡构成的相互交织的系统，对此他们不得不逐一攻破，而进攻常常要付出沉重代价。守在堡垒内的中国将士视死如归，决心抵抗到底。战场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日本人以为他们最终摧毁了一个中国工事并准备继续前进时，他们会非常遗憾地发现，有些防守士兵仍然还活着并从他们的两翼向他们开火。[45]
日军在常熟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军队所装备火炮的惊人威力，这些火炮原本被普遍认为比日军火炮低劣。在攻占这座城市前的最后几个夜晚，日本士兵在他们的临时阵地上被连续不断的中国大炮的爆炸声震得彻夜难眠。这些炮弹往往还打得非常准，令人魂飞魄散。当听到又一枚炮弹呼啸着划破夜空时，日军步兵们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这将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响炮弹声了。”中国人在宣传中将吴福防线喻为新的“兴登堡防线”，后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的一条几乎坚不可摧的防线，许多人曾经对此宣传嗤之以鼻，但是它却蕴含了几分真实。[46]
同样也是在11月19日，更为偏南的古城苏州也沦陷了。攻陷苏州城的是日军第9师团，两天前这支部队占领了昆山市，然后沿铁路西进。[47]根据《纽约时报》所载，攻城部队一枪未放。一支由15个日军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内，悬挂起日本国旗，而中国守军则仓皇出逃。[48]一个日军发言人在上海反复强调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苏州，他说：“我们把在这种情况下攻占这座伟大的城市（苏州）看作现代战争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悲喜剧色彩的战绩。”[49]
“苏州附近的敌军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士气，”松井石根大将在日记中写道，“一些士兵弃械投降，其他人则趁乱西逃。……我们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令人担心的抵抗。到目前为止，上海派遣军已经实现了其所有目标。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50]
事实上，所有这些不过只是宣传而已，也许松井石根本人也受骗了。苏州并没有那么轻易地落入前进中的日军之手。即使就在第9师团的士兵们能够从远处看见城里著名的古塔之前，他们也还是不得不先攻下城外纵横交错的中国守军所筑的碉堡群，而一旦穿过古老的城墙入城之后，他们还被迫逐个逐个地消灭此起彼伏的零星抵抗。根据日本的消息来源，有1000多名中国士兵在这些肃清残敌的行动中被杀。[51]
确实，在第一个日本步兵涉足苏州城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苏州就已经饱受战火的洗礼了。日本飞机每天都轰炸这座城市，这反映出苏州作为吴福线上主要枢纽的重要性。在整个前线的大撤退中，苏州的中国守军决定于11月14日撤离这座城市。高级将领顾祝同如此描述了这场随之而来的骚乱：“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52]
尽管大火熊熊，等待着日本兵的是苏州城中丰富的战利品。根据一位西方记者的描述，在第9师团攫取的战利品中，有100门大炮和其他不同类型的装备。[53]历史上苏州城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即使在数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到处都有着取之不尽的战利品。许多日军士兵去了一趟卷烟厂之后，口袋里便塞满了香烟；其他士兵则扛着装满硬币的圆桶，他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54]
24岁的山本武，新近被晋升为上等兵，也带着他的小队在苏州城搜寻战利品。在最后一批中国守军被杀戮之后，苏州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他们进入了一座被遗弃的大型豪华别墅，里面的床榻柔软舒适，一些出身农家的士兵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奢华生活。其中有个士兵在翻抽屉时，惊喜地发现了不少隐藏起来的色情照片。“现在我们有话题可聊啦。”他如此说道。
山本打开一个衣柜，里面装满了昂贵的皮草和彩色刺绣的中式衣服。他还发现了一本相册，里面有在日本拍摄的快照：第二大城市京都和神圣的富士山。每个场景前都站着相同的一群人：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国男子，他那穿着中式旗袍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行为端庄，乖巧整洁。山本想道，这户人家一定是有钱人。如果没有战争，他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的朋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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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晚6点，苏州和常熟沦陷后第二天，在南京所剩不多的报纸中的一家刊发了一份号外，考虑到战时对出版物的限制，这是极不寻常的。号外登载了一篇重大新闻，中国政府已决定离开首都南京，迁至数百英里外长江上游的重庆。没过多久，南京广播公司证实了这一消息。[56]
政府发布了一个声明来解释这个举措。迁都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绝不意味着抗战决心的削弱。中华民族已准备好与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人，宁死不当亡国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的愿望，声明中如此说道。[57]
此时，政府即将搬迁成为公开的秘密已有好几天了。在大约一星期之前，交通部的走廊和办公室就已经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其他各个部也同样在匆匆忙忙地打包收拾准备离开。[58]尽管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这次搬迁行动还是来得很突然，超出了大家的预期。“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一个名叫丁绍兰的官员回忆说，“精神很紧张。”[59]
蒋介石政府甚至还考虑过将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遗体从紫金山中山陵迁走。他们不知日本人会怎么对待这个现代中国影响力巨大的标志。最终，出于实际考虑，他们做出决定还是将遗体留在南京。遗体被安置在一个地下墓穴中，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好几层砖块和大理石，因此要想入内只能使用炸药。尽管如此，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会有一队卫兵留下来守卫陵墓。[60]
早在8月，蒋介石就曾权衡过从南京迁都的利弊，在那时，重庆就被提出作为一个可能的选择对象，尽管在历史上重庆一直可以说是一处穷乡僻壤，而且显然也不是中国东部世界性大都会文化的一部分。然而，重庆足够遥远，这使得日本陆军鞭长莫及，但又非过分遥远，以至于完全丧失治理中国的可能性。[61]
政府机构搬迁至重庆并不是一次性就全部到位的。如外交部就先搬迁到位于长江之滨的临近城市武汉，那里居住着相当多的外国人士。大量的外交官也先后停留在武汉。11月23日，美国大使乘坐美国“吕宋”号战舰离开南京，英国驻华大使乘坐“蜜蜂”号炮舰也在同一天离开。在原先数百名英美籍人士中，有30名美国人和19名英国人继续留在南京。那天晚上，唐生智会见了留下来的外国使团成员，并保证“即使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也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62]
同样，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也在考虑，一旦南京城被战争吞噬，如何去保护城里的平民。他们有一个模式可供借鉴，那就是最近淞沪战役中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特殊非军事区。那个名为饶家驹安全区的非军事区是以其创始人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的名字命名的。[63]11月19日，为南京非战斗人员建立中立区的国际委员会成立了，11月22日，约翰·拉贝出任委员会主席。[64]
委员会成员明白，安全区的成立必须得到日本军方的同意。就在拉贝被选为主席的当天，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日本大使，表明了请“日本当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能尊重安全区的平民性质”的希望。同时，电报也承诺得到了中方的保证，不让军事人员或武器装备进入安全区。[65]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清楚，整个政府的搬迁实际上发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信号，即危险迫在眉睫，这时候保持士气尤为重要。首先，他自己就留在南京。其次，他确保自己在公众视线内。迁都重庆的决定公开后第三天，他和夫人宋美龄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围绕南京城行驶，以此来鼓舞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那辆车所到之地都吸引了大群充满好奇心的围观者。[66]
正在进行着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安排哪些部队应留守南京以及哪些部队应向西撤退。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决定谁将生存，谁将牺牲。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南京装甲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被召唤到总参谋长何应钦的指挥部，何应钦说明了蒋介石保卫首都的计划，以及中国的这支弱小的装甲部队应如何配合这些计划作战。
他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这里他指的是中国最近从德意志帝国购进的Sd.Kfz.221装甲车。杜聿明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他说，“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15辆，它们也不适于在南京周围河湖密布的地带作战。”
杜聿明建议配备英国制造的维克斯·卡登·罗伊德坦克来代替德国坦克，中国也拥有这种坦克的两栖型。“这些坦克都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的作战。”他还建议，一旦希望渺茫，这些坦克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不”，何应钦说道，他认为杜聿明并没有理解。坦克是否可以水陆两用其实无关紧要。“你不要想撤退到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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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不应该对1937年秋他们所处的境况感到惊讶，他们当中最敏锐的人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1917年，被誉为“民国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68]的年轻军官蒋百里，就曾以令人难解的先见之明撰文指出，日本侵略扩张的帝国主战略迟早会导致一场在中国大陆上旷日持久的战争。[69]
随后的几年中，蒋百里制定了他认为应对该挑战所需的战略。“我们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他在1922年写道，“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之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70]
这一思路使蒋百里成为“持久战”这一理念的睿智的首创者之一。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的独特的战争策略，本质上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感谢我们的祖先，”蒋百里说，“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场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已。”[71]
中国的地形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大机动性部队宜于北方平原地，”蒋百里在他的论著《机动兵团之组织》中写道，“不能使用于南方地及水田地。”[72]面对具有技术优势的敌人，中国只有一个选择：把敌人从可以发挥他们装甲优势驰骋战场的北方引诱到长江周边区域，使他们困在泥潭之中。
蒋百里有充足机会将他的思想传递给下一代。在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背景下，知识上的影响主要都是通过学校这一渠道，对下一代思想上的影响力没有人能超越倍受尊敬的教授。[73]这种文化使蒋百里受益匪浅。他在北京附近著名的保定军校任校长多年，在这个职位上他能够用自己的思想理念来深深地影响中国武装部队的未来领袖。其中一人便是唐生智。
反过来，唐生智也能够把蒋百里的理论付诸实践。1935年秋，他曾全面深入地参与了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的计划和执行。共有两万多兵力参加了那次在长江以南南京和上海之间展开的军事演习。这种前所未有的参演部队的规模，使得中国军队能够真实地模拟实际战场条件，其主要宗旨就是对“诱敌深入”战略的一次检验。[74]
演习结束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唐生智评论说演习地点选择得非常好。这样的地形地貌对于坦克部队指挥官而言不亚于一场噩梦。江河密布，山坡陡峭，道路狭窄崎岖，几乎没有哪座桥梁能支撑坦克的重量。用来间隔成千上万小块水田的田埂，几乎都不到两三英尺宽。对于在阵地间快速移动的步兵来说，这个宽度足够了，但对于履带车辆而言，它们就无计可施了。这种地形似乎是任何机械化军队的葬身之地。
1937年秋季对日战争的发展态势似乎初步证明了蒋百里的观点是正确的。蒋介石细心地避免了调派他的最精锐部队到华北的北京地区，而是选择在上海周边地区打响了一场大战，这里的地形确实证实了蒋百里所描述的日军装甲车碰到的不利条件。[75]
日军逐步引入了一些创新战术，甚至使他们在上海西面和北面半干半湿的稻田里也照样能够使用自己的装甲部队。但在通常情况下，日军坦克仍被迫沿垫高的道路移动，这就使得它们非常危险地暴露无遗，成了隐藏在它们前进道路两边的中国步兵的活靶子。9月和10月的几个星期内，上海地区确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泥潭，在逐渐消耗日本军队，直至弹尽粮绝。[76]
日军11月初的成功登陆——首先在杭州湾，然后在长江南岸——戏剧性地、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局势。僵局已被打破，尽管当地的地形仍然造成重重困难，但日本军队还是能够重新进军了。之后战局的变化将证明蒋百里十年前的观点是否仍具指导意义，抑或日本人的坦克在长江以南的水乡也能纵横驰骋。后者似乎日益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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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裕仁的士兵并没有像蒋百里和其他指挥官可能希望的那样被困在长江以南。尽管如此，他们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与其说靠的是现代机械化的武器装备，还不如说靠的是古老传统的严明纪律。11月23日，当日军第20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到达长江战场的第一天，残酷无情的战争现实就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深陷其中。他所在的部队是沿长江边登陆的第16师团的一部分，登陆数小时之后，他听到了响亮、愤怒的日语斥责声。声音出自一栋被人遗弃的中国农舍里。
“你害怕上前线吗？你害怕打仗吗？”随着责骂声传来的是打耳光的“啪啪”声，接着是啜泣声，“你还是日本人吗？你能把自己看作是个日本兵吗？你这个胆小鬼！”一个小队长正在惩罚一个年轻士兵，只是因为这个年轻士兵想请假去野战医院治个小病。在日本军队中，只有战场上受的伤——而且是重伤——才被视作前往野战医院的门票。[77]
日本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南京战役中的残暴名声是相符的，但要驱使其士兵上战场，常常需要严厉的纪律，外加野蛮的强制暴力。事实上，远远不是所有日军参战部队都具有相同的作战素质。在上海地区的两个日本师团，第13和第101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军人临时组成的战时部队。这两支队伍中充斥着丈夫们和父亲们，他们都不愿意去冒无谓的风险、做无谓的牺牲。[78]
有一次，第101师团的大炮几乎将一个村庄夷为平地，眼看着中国守军在撤退，部队却没有上前追杀。[79]另外有一次，同一师团的一个大队长试图召集他的部属乘夜去偷袭中国军队的防线，结果却发现自己几乎独自身处无人地带，跟随他的只有两三个忠诚的士兵。在他设法返回的路途中，敌人的火力杀死了他。作战部队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由能干且勇敢的军官率领的部队才能在战争中凸显出来，缺少优秀军官的同类部队只能甘拜下风。[80]
即使是精锐部队，在上海外围的烂泥里战斗数月之后，其士气也会逐渐低落，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尽可能避免参战的倾向。当上海之战终于结束，大量中国军队潮水般向西撤退时，第9师团从接到追击敌人的命令到仅仅开始准备将部队从阵地上召集起来就花了整整十四个小时。[81]
大量的兵力消耗是这种士气不振的主要原因。华中战场犹如一个绞肉机，士兵的生命被以惊人的速度挥霍着。天谷支队[82]第12联队在上海附近登陆时兵力多达4000人，但十天之内，仅剩900人。[83]这场战役比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来日军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加血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