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顾都市戏剧论（dramaturgy）
作为涩谷后街的神泉．圆山町
作为新宿后街的东大久保
作为马赛克都市的新宿
终章 何谓作为败者的东京──后殖民思考
1.朝向败者的意志──山口昌男与鹤见俊辅
「判官赑屃」与对败者的想象力
近代日本与败者的精神史──山口昌男的败者论
鹤见俊辅对身为「败者」的强烈意志
2.败者的战后──加藤典洋．中村秀之．长谷正人
战后日本与败者想象力──加藤典洋的败者论
后占领时期电影中的败者
山田太一电视剧中的败者
3.近代与败者的思考──西维尔布奇与瓦许特尔
败者的反复模式──沃夫冈．西维尔布奇的败者论
大征服时代与败者的想象力
4.何谓东京的败者想象力
作为「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的都市
东京产生后殖民主义的可能性？
后记
──献给去世的母亲，以及我的外祖母。
序章 何谓东京──胜者与败者之间
大流行中的东京出走？
看到本书书名，应该会有不少人感到意外。东京应该是「胜者」吧？怎么会是「败者」呢？本书意图由「败者」定位出发，重新回顾「东京」，背后有着十分明确的理由。不过在解释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东京正在发生的变化。
二〇二〇年春新冠疫情爆发，东京也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引人注意的是都心1的空置率上升。二〇二〇年三月之前，都心各区的空置率几乎都在百分之二以下，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没有闲置的商办。然而空置率自该年四月起上升，至二〇二一年二月，港区的空置率为百分之六．八八，涩谷区为百分之五．五五。进入二〇二二年后，新冠疫情虽然已有趋缓的征兆，但都心空置率仍高于以往。由此亦可看出，由于港区及涩谷区有较多IT新创企业，为因应疫情早已实行远距工作，而不再需要办公室空间，因此开始缩小甚至撤出。即使新冠疫情结束，该趋势大概也不会中止。
都心的商业用地价格也开始下滑。二〇二一年一月，银座中心区域地价下跌百分之十二，浅草也约下跌百分之十二，新宿则是百分之十，东京二十三区商业地价整体较前一年下跌百分之一。地价高得惊人的都心办公商业区，以及受益于海外观光客的都心商圈，至今也出现滑落的迹象。由于疫情时期的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市场，过剩的资金投入股票或土地投资，是故地价的变化，原本就不如办公室空置率来得清晰易懂。然而，地价若在实际需求减少的状况下仍持续上升，那不过只是如同字面的泡沫而已。
图0-1 东京都心办公室空置率变化（2018～2022年）
三鬼商事统计。
与空置率上升相关的，不如说是人口流失的趋向。二〇二〇年七月以来，东京二十三区的迁出人口超过迁入人口。二〇年七月至翌年三月，约有一万两千人左右迁出，数量上仍然不多，称不上明显趋势，但至今为止的都心集中化现象正在发生变化。从二十三区迁出的人口主要移往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以及长野县等地，与其说是大批向地方迁移，更像是过去支付高昂租金、住在都心狭小公寓大楼的人们，在相同租金条件下，变得倾向搬往能租到更大房屋、更靠近海边或山区的近郊。若经济上还有些许余裕，也可能搬离都心公寓，到度假地区远距工作。
除了这些长期变化，过去银座、新宿以及池袋商圈服务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新冠期间由于疫情扩散，营业时间缩短，排班以及打工人员也可能因为被迫休假或失业，返回老家或搬迁至租金更加低廉的地区。
关于远距工作模式在新冠大流行趋于平稳后是否仍应继续，也引起了各方讨论。虽然也有人认为，远距工作只是暂时性现象，不过改行在线会议或是远距工作，这种大幅度的转变也很难轻易回到原状。二〇二二年，日本全国企业约有三成实行远距工作，东京都超过了五成，其中信息通信传播业更有八成的企业采用，应已形成难以扭转的趋势。
乘着这股潮流，也开始出现有意将都心的核心部门转移到地方的企业。都心租金十分高昂，若迁移至地方，在租金方面对企业相当有益，也能缩短职员的通勤时间，让公司变得离家更近。如此一来不仅能节省下交通津贴，还能提升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再加上位置接近自然，对有成长中孩童的家庭来说也能获得更良好的环境。企业离开东京都心，便可能带来诸如此类种种好处。
这些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后出现在东京的变化，让人窥见扭转东京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东京自八〇年代以后的发展，简言之就是急遽朝向东京单极集中化2前进，都心地区的千代田区、港区以及涩谷区不断地进行大规模都更。而其背景则是新自由主义下的管制放宽，以及流动性因此提高的全球资本走向。
也就是说，随着一九八〇年左右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出现，由福利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制度性变化在全世界发生。各种阻碍被撤除，时代朝着以市场原则为第一优先的全球化时代迈进，与此不分表里的，则是冷战体制走向崩坏、资本流动性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这波全球化助长了日本国内东京单极集中化趋势，因为若是纯粹地优先考虑效率和资本增值，将一切集中于一点最为有效。
然而，各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的「反动」在二十一世纪初陆续浮现。首先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同时遭到多起恐怖袭击，也就是九一一事件。这是边缘自知无法正面对抗「美国」这个推动全球化的强大中心，而透过「恐怖主义」所做出的反击。其次是二〇〇八年雷曼兄弟声请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这是资本流动性极大化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走向内部崩坏的瞬间。接下来，二〇一六年英国脱欧（Brexit）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震惊世界，这两个「事件」则是政治狡猾地利用了对新自由主义引发贫富差距扩大的愤怒，以及对未来的恐惧而获胜的结果。这些事件的共通点，就是它们皆为对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动。
就此意义而言，二〇二〇年起爆发，由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所引起的全球大流行也是如此。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自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的扩张，资本的跨境流动随之高速化，货品与人员的全球性移动也愈加频繁。世界上的人们拿着廉价机票搭上飞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交流、接触和沟通。新冠肺炎虽然是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但若非能携带病毒的人们跨国差旅的频率呈现爆炸性增长，也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和速度引发全球大流行。当然，反过来说，只要所有国家封锁国境，所有人都在家中闭门不出，就能够结束大流行，可封锁状态若一直持续下去，将会导致社会本身死亡。终止全球化本身如今已是绝无可能。
换言之，全球化不仅是资本、情报、货物的加速流动，也是人员移动、交流和接触的爆发性成长。而在「人」的全球化上，阻碍「扩大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危机，则以传染病大流行的面貌出现。因此，现今我们所面临的新冠疫情，也绝不是出自非历史性偶然所触发的事件。它与美国同时遭到多起恐怖袭击、雷曼兄弟倒闭、英国脱欧或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相同，也是对全球化下世界的转变，所带来的过度高速化和过剩接触的「反动」。而办公室和人群离开东京都心的现象，虽然规模尚且不大，但若将其视为疫情带来的结果，则应该与一九八〇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引发的变化大有关联。
身为「胜者」的东京
至今为止，由于日本的近代化，人口从农村流向都市，农村因人口不断下降而走向凋零。尤其是在战后，人口随着经济成长而集中在东京圈、大阪圈、中京圈，以及福冈北九州岛等都会区，大都市和地方的差距逐渐扩大。因此大都市的膨胀和农村人口密度过低的问题，绝非最近才出现。不过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后，日本总人口到达最高峰后不久便开始下滑，仅有东京人口持续增长，以大阪为首的其他都市则开始减少。九〇年代以后所呈现的，并非是整体都会区的人口集中，而是显著的东京圈单极集中化现象。这意味着东京将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据点，而走向极大化。
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关西圈的形势强劲，制造业盛行的中京圈也相当有力，北九州岛生产活动亦甚为活跃。然而到九〇年代以后，仅有东京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现象。反过来说，所有其他地区都成为东京集中的牺牲品。就这样到了二〇一〇年代，东京圈──即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在内的大都会区，形成了人口约三千六百万人，规模庞大的巨型都市（megacity）。雅加达、北京、上海或是曼谷等，亚洲都市的人口数量大致皆多于欧美都市，但其中又以东京居冠。当然，东京圈人口也遥遥领先欧美大都市，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东京更加巨大的都会区。东京就是膨胀到了如此程度。
图0-2 东京圈、名古屋圈、大阪圈的人口变化
根据总务省统计局网页绘制。东京圈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名古屋圈为爱知县、岐阜县和三重县，大阪圈为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和奈良县。
约达三千六百万的东京圈人口，大概占日本总人口三成。也就是说，十位日本人里就有三位住在东京。欧洲主要首都也都是大城市，但集中在巴黎首都圈的人口约占法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伦敦则约是英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三，至于纽约，不过只占全美人口的百分之七。美国大都市数量较多，纽约占比当然显得较低，然而不管是洛杉矶还是旧金山，芝加哥还是波士顿，都市规模都比东京要小得多。而在德国，首都柏林人口约仅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的确，只有韩国与日本类似，首尔的人口占比约高达全国百分之五十，只不过首尔首都圈的人口规模为二千五百万人，在数量上比东京圈要少一千万人以上。
比人口还要更加极端地集中的是企业。二〇一六年时，雇用员工一百人以上的场所单位有百分之四十六．九集中在东京圈。换句话说，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约有半数字于东京圈，因此若想寻求适合的工作，无论如何也必须前往东京，而这也是人口不断向东京集中的原因。即使将范围限定在东京都，也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场所单位集中于此，大阪府则是百分之九．二，数量上大阪仅约为东京的四分之一。爱知县虽然是丰田汽车（TOYOTA）总部所在地，也仅占全国的百分之五．九3。换言之，企业明显集中于东京，大阪或名古屋亦难以与之抗衡。此外，这种差距在信息与通信传播产业上更加明显，若以雇用员工数来比较，则全国信息与通信传播产业有百分之六十二．六集中在东京圈。
至于人均所得方面，东京也与其他地方有相当的差异。二〇二〇年东京都的年人均所得约为五百四十一万日圆，青森县约为二百五十二万日圆，鹿儿岛县约为二百三十八万日圆，鸟取县则约为二百三十七万日圆。无论是哪一个县，其年均所得皆未达东京都的一半。中央与地方的所得差距有如鸿沟。而这种差距和人口集中的结果即是，若将东京圈内各地预算相加，总合约有三百九十二兆八千五百五十五亿日圆左右，约相当于日本全国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八。全日本有约有一半的钱都在东京4。
「集中于东京」的临界点究竟何在？
就上述内容而言，东京是无庸置疑的「胜者」。东京是近代化的「胜者」，是高度成长的「胜者」，并且也是全球化的「胜者」。但「胜者」东京正因身为「胜者」，曾经历过数次陷入危机的瞬间。
其中最为严峻的是二战到战后期间。当时的城市因遭受轰炸而成为危险区域，其中又以东京的危险性最高。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约有十万人死于美军的大规模空袭。当然，大部分居民都疏散到地方，东京人口急剧减少。虽然日本在不久后战败，但至少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都市计划专家皆未企图让人口重新向东京集中。战败后不久的日本，希望打造出多极分散的国土，为了避免东京人口过度成长，曾费心构思诸如公共绿地、生活圈等各式各样的尝试5。
然而日本自一九五〇年代末起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又在一九六四年迎来东京奥运，于此背景下实施了大规模的首都改造，日本全国陷入这波欲将东京高速化、高层化，打造为世界性大都市的潮流之中。国土分散的愿景，也在此影响下于五〇年代末消失无踪。
不过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多极分散的国土构想曾被再次提出，并由大平正芳政府推动。大平政权提倡田园都市国家的构想，认为既已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富裕，接下来便必须走向文化上的成熟，而文化成熟的国家则会由集中走向分散。但因大平正芳在第二次大平内阁正式上路后不久突然去世，该构想未曾实行。之后中曾根康弘政权推行「民活路线6」，学习撒切尔和里根，大胆地实行新自由主义。作为该新自由主义经济成长路线核心的东京，也因此一往无前地，迈向都心的更新建设和湾岸开发之中7。
实际上本应身为「胜者」的东京还曾经面临过一次危机，即众所周知的关东大震灾。虽然在此不会详谈震灾在东京所引发的莫大灾情，但一度看似毁灭的东京，在帝都复兴后走向二战的战争时期。战时体制为总动员体制，国家力量因此变得十分强大，同时东京作为军事都市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不久后，美军在战争期间的空袭轰炸愈加激烈，东京则如前所述，再次面临危机。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粗略地说，东京的集中化在帝都复兴、高度成长以及八〇年代后的全球化等经济扩张时期中出现进展，而在关东大震灾、战争末期、战后混乱期或「成长」路线受到阻碍及后退的后高度成长时代，则陷入危机。而若由此巨幅全景图中，重新检视如今发生在东京的新冠疫情，可以看到几个必须注意的地方。
话虽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在二〇二〇年以来新冠确诊人数变化上，至少在疫苗接种率上升之前，即使同属于关东圈，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这一都三县，及其周边的栃木县、茨城县、群马县和山梨县状况也完全不同。诚然，东京的人口规模不同于其他行政区划，难以就确诊人数做出比较。然而若以每十万人确诊数进行统计，从平均数字来看，神奈川、千叶以及埼玉的确诊率接近；相较之下，东京感染率则高达约此三县的两倍。群马、栃木、茨城和山梨县的确诊率，则大概是东京的四分之一。这显示出东京人口是何等密集，人与人接触的机会之多。
图0-3 疫情扩大初期段阶，东京都、神奈川县、山梨县每十万人确诊数统计表（2020年3月～21年3月31日）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网页绘制。
即使将比较范围扩大到全国，这点也依旧成立。若比较东京都、大阪府、爱知县、福冈县、宫城县和广岛县的每十万人确诊数，经计算后东京的确诊率远高于大阪，爱知及福冈的确诊率不到东京的一半，而宫城和广岛则又更低。像这样比较主要都市的确诊率，可以看出东京的感染风险比其他府县高出许多。人口和各种以经济为中心的活动，就是如此地集中在东京。
各种经济活动与新冠确诊的表里关系，直接反映出人口集中于东京和风险的表里关系。二〇二〇年起延烧数年的新冠疫情告诉我们，高度成长也好全球化也罢，过度集中的结果，即是会让风险以等比级数增加。
此外，东京单极集中化也让东京内部产生差距。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东京各地区的阶层化仍然有限，然而自八〇年代末起，东京内不同区域的所得差距逐渐扩大。港区、涩谷区、千代田区、中央区、文京区等主要位在东京西半部，高级的高层公寓大楼建筑较多的地区平均所得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以二十三区东北部为中心的足立区、葛饰区、板桥区、荒川区及江户川区的所得则呈现下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东京二十三区内，也出现了阶层化的现象8。
直到某时期为止，日本全国都会区皆有着同样的发展，但东京圈却从八〇年代左右起拉开了与其他都会区的差距，并且即使是东京之内，在港区、涩谷区、千代田区等区和全球化紧密结合的情况下，犹如都心经济能力向上攀升的反面，外围地区则彷佛被抛在了原地。这正是日本于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时所发生的状况。
而在二〇〇〇年代之后，尽管日本总人口呈现负成长，东京圈人口仍持续增加。即便日本经济停滞、企业衰退，东京人口依旧继续成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毕业于东京圈之外大学的高学历女性，呈现出移往东京的倾向。在人口学上，东京是个巨大的黑洞，且是生育率明显低下的城市，而年轻女性却愈来愈倾向于朝东京集中。根据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分析，大阪、名古屋及九州岛等地的女性，具有大学毕业后不留在当地，而选择就职于东京的企业的倾向，而此现象在育龄女性身上尤为显著9。
相对地，男性则倾向于留在母校所在地区，前往东京的并没有那么多。至于优秀的女性则聚集在东京，这个现象从一九九〇年代后半起更加明显。可以想见，东京的企业愿意雇用兼具干劲和能力的大学毕业女性，而这些女性当然也会希望在成为全球化据点的东京，挑战自己的可能性。结果就是地方人口的下滑愈加难以阻挡。
因此在二〇二〇年后，虽然只是些许，但东京单极化的趋势因新冠疫情出现变化，这件事仍有相当大的意义。意即都心办公大楼出现空置单位，人们开始一点一点地离开都心移动到地方。即使这种变化就此维持不再扩大，新冠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化和东京单极集中化在其临界点上，产生出与朝着中心集中的方向不同的动态。这表示东京不只是向集中化、巨大化、全球化发展的存在，也是在外围或裂痕缝隙蕴含着其他契机的存在，并能够以此观点重新审视东京的可能性。
东京并非只是近代化、经济成长、全球化的「胜者」，在东京内外蕴藏着许多不同的「败者」契机。透过定睛注视这些契机，我想，应该能够更深入挖掘新冠疫情所隐隐透露出的变化征兆。
至少被占领过三次的都市．东京
那么，若不再仅将东京看作身为「胜者」并吸引人们聚集的城市，而是连带着东京本身内在无数的龟裂及断层，也就是潜藏着「败者」凝视的都市再次审视，则能看到这座都市中存在着数重历史的层迭。而在分辨这些层迭时，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东京是座至少被占领过三次的城市。
最初是一五九〇年德川家康的占领。家康带着约八千名的军队从府中进驻江户，因领地在丰臣秀吉命令下转移至关东，便从遥远的三河10前来。而在家康进驻关东后的半个世纪，经过秀忠、家光三代，大幅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基础秩序。一五九〇年至一六四〇年左右是都市改造时期，因此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后，大部分人对德川之前的江户记忆已然消散。
接着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第二次占领是一八六八年萨长联合军进驻江户。这次萨长军队是由东海道、甲州以及上州三个方向进入江户驻扎。其后，东京这座将军所在的「水道与寺院神社之城」在明治大正时期起改头换面，转为天皇所在的「铁路与军事之城」，这个转换透过关东大震灾后的帝都复兴走向完成。上野、新桥、日比谷或银座等地，确实很早便实施从江户到东京的改造，但德川时期所建立的江户秩序，并未因统治者交替而全数消失，直到关东大地震前，仍深深留在这座城市的生活风景中。不过，震灾之后的帝都复兴，却让东京从尚存江户面貌的都市，转变为大东亚的帝都。
而第三次的占领，即是一九四五年美军占领东京。虽然亦有占领军从厚木机场进入，但规模更大的部队自相模湾由湘南海岸登陆，从横滨方向北上。而在这第三次占领后的东京大转换，如今仍在持续中。美军的占领本身虽然在一九二五年即划上句点，但六〇年代的高度成长期，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前后所实施的大规模改造，皆位于第三次东京占领的延长线上。透过这次的占领和东京改造，无论是江户以来的基层秩序，或是明治大正时期形成的秩序，都完全走向了边缘化。
然而，曾遭到多次占领的经历，并非东京所独有。无论在世界何处，如同国家首都规模的大城市，大都曾被外来势力多次占领──不断地遭到占领这件事，几乎称得上是城市的部分本质。
对此，接下来必须先提到一些理论性的说明。通常让城市存在有两个优点：一是交易。如同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交换场所即市场为城市的原型，在村落共同体的外部形成。村庄不会仅因规模扩大成为城市。村庄生产的物品和信息、货币在村落共同体外部形成的都市进行交换。
除了这类作为水平性外部的城市，还存在另一种维度的垂直性外部城市，而其决定性关键并非交换或交易，而是占领及征服。不同的村落共同体之间形成许多交易场所，当它们逐渐发展为城市后开始累积财富，之后城市之间因财富而引发争端，A城市在征服B城市后，接下来又征服C城，然后是D城。如此便逐渐形成城市之上的城市，王都或帝都，在垂直的统治网络中，成为具备殖民机能的军事据点城市。
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就无法和占领或征服脱钩。而大部分占领都市的异民族或帝国，都会彻底破坏与过去统治该都市的被征服者之相关记忆和事物。企图消除过去记忆，并在断垣残壁之上建立新城市。这是历史上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
换言之，城市的征服者经常会彻底毁坏城市中历史悠久的神殿或王宫，再修建新的建筑物，藉由替换城市的空间结构，以抹去人们的记忆，制造出全新的世界认识。例如，征服了墨西哥原住民文明的西班牙殖民者，将过去帝国首都的遗迹破坏殆尽，在只剩断垣残壁的大地上兴建基督教会。而在北美，从波士顿、纽约到西雅图及旧金山，过去的原住民聚落被逼入沙漠地区，殖民者则削去水岸山丘、填平海湾，大胆实行近代都市计划。其程度之彻底，使得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已无法得见过去的记忆。
至于东京，则和中东、近东或是南北美洲大陆城市的占领及征服不同，实际上留下了大量被占领方的记忆痕迹。相较于欧美诸国近代的都市计划，在近代东京只能以极度不完全的方式抹灭过去的痕迹。其一是由于东京高低起伏，复杂的地形发挥防波堤的功能，保护了过往陈迹。再加上日本不像西班牙的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征服那样，背后其实涵盖了宗教及民族冲突，即使明治时期曾发生废佛毁释运动，基本上也很少在占领及征服上出现与过去长期持续、毫无转圜余地的对立。
结果就是东京至今曾遭遇的三次占领，皆非从头兴建新城市，而是在过去的城市上添加变化，放入新的元素，重重累积新的历史地层。若是漫步于东京历史悠久的地区，应该还能在所到之处发现这些历史堆积的层迭。而这正是东京这座都市有意思的地方。我曾在拙作《翻转东京》（东京里返し）中尝试过这样的城市漫游，而本书则要将沿着历史的时间轴，从即使被征服、占领也未能完全抹去的败者角度，一层一层地重新检审视堆积在这座都市底下的地层。要言之，若《翻转东京》是一次在空间中解读时间的尝试，本书则是希望能够解析漫长时间中一重又一重的空间堆栈。
引入历史透视法的视角
在序章最后，将说明本书方法上的切入角度。本书在方法的地平在线，一方面采用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观点，另一方面则采用家族史（family history）观点，在二者之间切换叙事视角。全球史观点简单来说是「鸟瞰」，或可说是人工卫星、Google Earth的观看方式，但这种观看里也具备时光机功能的时间轴。换句话说，本书不仅能在「眺望地球全貌」到「接近地表上空向下俯瞰」之间自由调整远近焦距，还能穿梭在不同的历史层之中，往来于一万年前的过去和人类开始彻底改变地球环境的近代之间，从空中尽可能地，将这些不同历史层之间发生的事件细节收入眼底。
若以全球史观点眺望东京乃至日本列岛，此处最重大的变化，是该列岛从浮在欧亚大陆东侧海面的边缘群岛，转变为位于欧亚大陆、美洲大陆以及太平洋中央的群岛。从弥生时代到十九世纪中叶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日本列岛位于中国大陆东侧边缘，反复经历由朝鲜半岛传递而来的中国巨大文明压力。从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身为移民的「渡来人」将文明移植到此东侧边陲的时代起，到佛教传入、遣唐使和律令国家及其崩坏、蒙古侵攻，以及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使节团）为止，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成为东方边缘国家日本的历史基调。即使在战国时代，织丰政权曾受到位于欧亚大陆更西侧的欧洲影响，引入军事技术，并试图反过来进攻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日本处于欧亚东缘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列岛东侧辽阔的太平洋以东，欧亚大陆西侧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以西边陲，另一个文明，巨大化的美国现身。简言之，因为地球是圆的，东方之东即西方之西。由于出现在日本遥远东方的美国文明，日本列岛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从欧亚大陆的东缘，转为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中央。即便如此，日本仍非「核心」而是「边缘」之地的事实仍未改变。不过十九世纪所发生变化之重大，将影响日本列岛未来的命运，长达千年以上。
且若要说起和东京划上等号的江户，它的位置在大陆东缘列岛之东，也就是以延绵列岛中央的山岳为背景，东侧是辽阔的关东平原，而它便位在流经广大平原的河川汇流入海的河口区。由于汇聚河川众多，季节性的泛滥难以控制，要在此地建设大城市并不容易。不过在十六世纪末，由于在漫长战国时代里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转向民生利用，打下德川家康建设巨大城市江户的基础。若从海路思索日本列岛和欧亚大陆的关系，从中国或朝鲜半岛看来，江户的位置比九州岛、大阪或京都更加遥远。然而当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浮上台面，东京便是面向太平洋的首都，人们的意识也背向亚洲，逐渐不再有所顾忌地称太平洋侧为「表日本」，而日本海侧为「里日本」。
相对于全球史的观点，另一种本书采用的家族史观点，简单来说则是「注视」，是在街头拍摄快照的视线。但街拍的观看中亦具备时光机功能的时间轴。全球史观点的时间轴是以「时代」为单位区分，但「时代」的长度因史观立场相异而有所不同。相对地，家族史观点的时间轴则以「世代」为单位区分，如祖父母世代、父母世代、子女世代、孙世代，「世代」是非连续的，各世代间隔大致上固定在二十五至三十年间。此外，家族史＝世代史，因经历该世代的个人，也就是观看的主体位置不同而多样化，或许该说有多少人生就有多少历史──完全不可能整合为单一叙事（narrative），无数多样且相互矛盾、冲突、分裂的历史在此浮现。
就此意义而言，历史是形形色色数不清的个人的生命史（life history）之集合。正如过去涂尔干所言，历史作为社会事实，具有无法分解为个别生命史的社会性＝集合的维度，其积分总和则为全球史。然而个别的生命史绝不会因这种集合的维度而消弭，因为无数散布在历史深处的微小声音，它们的多样性骚动从未平息。因此，诉说历史是一项经常穿梭于集合性和个别性、全球史观点和家族史观点间，并予以相互链接的作业。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也可以说是往返于微观与宏观之间，但同时也是在一个个充满个性的各别人生，和壮阔的全球史之间的往返。
这个往返所还原的，必然不仅是属于「胜者」的历史，应该还包含着无数来自「败者」的历史。就空间而言，这样的历史，也是让许多静静潜藏在东京隐密地层中，蛰伏于覆盖在都市表面的、同时代风景之角落、山谷、小路，暗渠或断崖下的败者人生得以浮现的历史。若以古代为例，首例应是以率兵反叛平安京朝廷的平将门为首的秩父平氏，此外还有将这座城市纳入网络的熊野水军、列岛的海人、御师11或行脚商人，以及巡礼者所诉说的历史。正如「江户」过去意为沿海港口，这座城市最初并未关上大门，而是远达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网络上的节点。随着这个节点逐渐发展为日本列岛上对抗京都的另一个首都，过程中各种败者的记忆，也逐渐被交织在都市的历史想象力之中。
在近代，败者遭到身分、阶级、性别，以及意识形态的结构化。换言之，各种不同的「歧视」嵌入社会系统，这或可称之为败者的社会结构化。话虽如此，第一次大转换的决定性瞬间仍然是战争。直到一八八〇年代，戊辰战争胜者与败者的差距依然如同鸿沟，身为败者的德川首府江户最终失去原本名称，被覆盖上新名字「东京」。罗马和巴黎也曾经历过多次统治者战败，但这两座城市的名称未曾改变；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则随统治者变换而更名。江户因戊辰战争战败而成为东京，此后「东京」便专心致志于成为东亚的胜者，也就是帝国的首都。东京的败者，也包括了这些帝国的败者。
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败者的东京史，由各家族史层级从地表出发，视其为众多生活史的集合。我在本书后半提到了数名亲族的事情，不过，实际上只要取得户籍誊本，结合国立国会图书馆或报社所整理的数字数据库、网络上的各种检索系统，以及保存下家中过去痕迹的珍贵相册或古早笔记，任何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日本列岛的人，都可能做到这件事。
过去，山口昌男以其博学多闻的丰富知识，和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量藏书，写下近代日本的「败者的精神史」，这是只有极少数拥有跨境知性之人才可能写成。然而今日数字化技术的本质中，便包含着集体记忆爆炸与网络化，简言之，现在的日本也已逐渐具备足够条件，即使不像柳田国男、鹤见俊辅、山口昌男那般特别，也可能书写关于各家族史的「败者的精神史」。各位读者如果试着去挖掘这类记忆，应该也能在家族中发现一或二位人生经历让人不禁惊呼出声的亲戚。这种历史再发现，不仅只是对个别家族过去的发现，更是在列岛长达一万年的人类史「远景」中，为无数家族史性质的「近景」找出位置。经过这样的再定位，将会催生出从大写的单一叙事历史，转换为无数小写的记忆网络历史，从国族历史转向群众（multitude）档案馆的历史叙事典范转移。
1：译注：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以及新宿和涩谷区。前三区毗邻皇居（即从前的江户城），为历史悠久的商业和政经中心。
2：译注：指日本的人口和社会资源，以及政经文化等活动都过度朝东京集中的现象。
3：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各国の主要都市への集中の现状〉二○一九年，国土交通省。
4：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都道府県别预金．现金．贷出金（国内银行）〉二○二○年三月。
5：吉见俊哉《东京复兴ならず》（东京：中公新书，二○二一年），页八五─一○五。
6：译注：一九八○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放宽限制，推动电信电话公社 、专卖公社以及国铁民营化，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大型建设和经营，促进地方发展的政策路线。民活为「民间活力」的简称，指民间企业的资本和经营能力。
7：吉见俊哉《东京复兴ならず》（东京：中公新书，二○二一年），页二一二─二二四。
8：桥本健二《东京23区×格差と阶级》（东京：中公新书ラクレ，二○二一年），卷首插图4。
9：冈田豊〈地域别人口动向の特征──90年代后半以降，出产适齢期の女性が东京圏に集中〉《みずほ総研论集》二○○七年II号（东京：みずほ総研，二○○七年），页九─一七。
10：译注：今爱知县。
11：译注：隶属于特定神社的中下级神职人员，在外向信众宣扬信仰，招揽信众前往所属神社参拜，提供前来祈祷或参拜信众住宿等服务。
第I部 江户是片群岛海──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