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都市江户的基础建设
一五九〇年，受丰臣秀吉之命转封的德川家康，率领军队将近万人来到江户。当时关东已有小田原城下町，还有传统上的武家之都鎌仓，但家康认为相较于这些都市，江户更具有值得期待的发展潜力。
然而，当时的江户缺乏能够维持这么多人生活的基础设施，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是确保饮用水。江户近海，即使凿井也无法获得淡水，要保障家臣的饮水并非易事。起初以千鸟渊和牛渊的水供应饮用，后来又引入小石川的涌泉水，但仍然不足。最后还是由于铺设了更加完善的水道，也就是从当时还是农村地区的西郊井之头池延伸而来的「神田上水」，才让江户的饮水问题告一段落。
除饮用水外，另一个同样迫切的问题是盐。盐的不足，会导致德川军战斗力低下，因此家康开凿了自江户城和田仓门一带至日本桥川一石桥的道三堀，并向前开凿连接隅田川和中川的小名木川，以及由此连接江户川的新川，确保了从行德35到江户城的盐运输路线。行德则直接连结利根川水系，易于获得煮盐所需的柴火。在整个近世，行德地区作为供应江户盐消费所需的盐田逐渐发展。简言之，占领不仅是军事力量上的问题，还须伴随着能够保障稳定供给士兵生活物资的产业基盘政策。
一六一五年大阪夏之阵，丰臣家覆灭，再也无人能在军事上动摇德川体制。家康虽于翌年去世，但江户却在后家康时代进入了真正的都市建设时代。从军事转向土木建造的趋势显而易见，其中具代表性的，是在御茶水附近开凿仙台堀的神田川改道工程。当时神田川河口位于日比谷入江，从水道桥流经神保町、竹桥、大手町、日比谷，穿越今日东京都心的正中央（大手町前的河道几乎与现在的日本桥川重迭），并且泛滥频繁。是故在第二代将军秀忠在任时，幕府命令仙台藩的伊达家众人挖掘御茶水旁的神田山（本乡台地），改神田川河道自水道桥朝浅草桥方向流去，汇入隅田川。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开凿工程，挖出的大量砂土被用来填埋日比谷入江。透过填海造陆，今日的霞关、日比谷、有乐町以及丸之内逐渐相连，形成面积颇广的市区。而在这块海埔新生地填造之前，现在的日比谷公园和皇居前广场都位于海面下。走出东京车站丸之内口，放眼望去应该是一片大海，越过海面，还能望见对岸江户城所在地的曲町台地海岸。其他像是新桥站前的SL广场，或者是残留着战后黑市气氛的「NEW新桥大楼」一带，当时也都仍在海中。从新桥到丸之内，江户核心的市区地带，是从深入陆地的日比谷入江填海工程中而生。
在这些新开发的区域中，靠近江户城的大手町一带成为武士宅邸，神田一带则成为町人居住区。土木建设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填海工程进行的同时，也修建了数条生活及经济所必需的水道。透过管理原为棘手问题的河川，以及水畔区域的运用，江户这座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川与堀纵横淌流的「水都」，水路和市街于各处交会，形成河岸。大量的物品经由水路流通，诞生出极具商业实力的城市。
图2-1-a 日比谷入江新生地（新桥～丸之内）
图2-1-b 仙台堀（水道桥～万世桥）
a、b皆出自内藤昌《江戸と江戸城》（鹿岛出版会，1966年）。
「战乱时代」结束与死亡管理
大阪夏之阵丰臣家灭亡，不仅是武家政权的转移，也意味着起自中世起的漫长战乱时代告终。若从一四六七年应仁之乱开始算起，战乱实际上持续了一百五十年，在此期间日本列岛都处于战火之中。随着生产力上升，日本列岛的人口也在十五世纪后半开始增加，但由于纷争不曾停歇，许多人在战争中阵亡，或因传染病、饥荒而死去。这种情况直到十七世纪初才终于进入尾声，大规模死亡的时代至此结束，紧接着「建设」的时代拉开了序幕。换句话说，一五九〇年开始的「德川占领」，意味着从「战争」时代到「建设」时代的巨大转变。而建设也不仅是筑城搭桥、开凿运河或是填海造陆，还包括兴建寺院和建构江户的宗教秩序，也就是对「死亡」的管理。
虽然大规模死亡的时代已划上句点，但江户不像今日的东京，死亡仍未远离这座城市的日常。众多婴孩诞生，其中大部分由于疾病或其他因素而死亡，当时仍是多产多死的社会。即便程度较战国时代和缓，但因灾害、传染病或饥荒而产生的大规模死亡，仍频繁地发生在江户时代。仅江户一地，以火灾为例，一六五七年的明历大火便造成十万人殒命。至于地震，据说在一八五五年安政大地震中，若是将町人再加上武家和神社寺院，则共有两万住宅倒塌，一万多人罹难。
然而整个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死亡，仍是出自于传染病。疫病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间反复出现。一七一六年江户流行的疫病带走八万条生命，一七七三年麻疹大流行造成十九万人丧生，和现在不同，当时罹患麻疹的致死率相当高。接着是一八五三年美国培理（Matthew Perry）舰队抵达日本，日本开国后，曾肆虐于欧美的霍乱被带了进来。一八五八年霍乱大流行爆发，据闻高达二十四万人死于疫情；麻疹则在此四年后的一八六二年再次掀起大流行，造成约二十七万人死亡。换句话说，总计有五十万人以上死于一八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霍乱和麻疹接连的大流行之中。传染病的大流行，应该也可说是幕府在幕末时期失去威信的背景因素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不过相较于现代，即使战乱之世终结进入「建设」时代，当时人们和「死」的距离依旧没有多远。而人们如何处理死亡，也与江户这座城市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寺院。一九七〇年代的东京约有三千座佛寺，不过，在江户幕府成立后约百年的十八世纪初期，佛寺数量便已有一千八百座，堪称惊人。佛寺遍布于江户这座城市，若按宗派划分，净土宗寺院为三百七十八座，日莲宗三百六十七座，一向宗二百九十七座，曹洞宗二百〇七座，真言宗一百九十三座，临济宗一百五十四座，天台宗则是一百七十三座36，清楚显示出主要宗派的佛寺随处可见。这些佛寺不仅是僧侣修行之地，也是庶民的教育场所。换言之，寺院既是宗教机构，也是文化机构。
幕府透过这些佛寺管理死者。对于生者，幕府藉由《武家诸法度》37和奉行所38等制度来管理，但也确立了死者的管理规范。而为了掌控佛寺，则制定了寺院法度，因此每个宗派皆形成以本山或本寺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组织，末端的佛寺必须附属在本山或本寺之下。无论是谁都必须有归依的宗门和檀那寺，每逢出生、婚姻，以及死亡，都需要檀那寺发行证明。幕府透过檀家制度，掌握了民众的出生到死亡。
江户的寺院地形学（topography）
为什么江户佛寺数量如此之多？理由之一是参勤交代制度。按照规定，全国各地的大名都必须离开自己的领地，带着上自家臣下至仆从的大批下属，在江户生活一段时间。由于停留时间较长，不免有家臣因病或其他因素去世，当时遗体也无法以干冰冷藏运送，因此便埋葬在江户的佛寺中。
于是逐渐出现大名、旗本以及御家人各自的墓地和佛寺，而这些佛寺就像是其领国寺院的驻外据点。由于全国诸大名各自兴建领国寺院的分寺，江户便成了一千八百座佛寺的聚集之地。也就是说，跟随大名参勤交代的家臣下属除了生活以外，他们的死亡也走向了领国与江户的二元化。
佛寺的分布也值得注意。早在太田道灌的时代，在他所兴建的江户城内和不远处已有相当数量的佛寺。从一番町到千鸟渊、富士见橹之间就有十六座佛寺。当时该地被称「局泽」，附近都是低地或谷地，而佛寺就建于其中。换句话说，墓地以及佛寺不在台地上，而是在谷地里。而后家康带着大批家臣抵达江户，展开了大规模的江户城扩建工程，局泽及其周边的寺院也被迫迁移，大部分移至神田或御茶水一带。
在遭到家康占领之前，江户就是水上贸易路线连结内陆物产的枢纽，颇为热闹，可能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在这块土地上死亡。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后，千鸟渊地区的工程挖出中世人骨也曾经成为话题。若按铃木理生所述，「千鸟渊川的河谷有一处叫做树木谷，那里曾是『被处决者和病死尸体的弃尸地』，因『骸骨充溢』曾被称为地狱谷。随着世道安定，才改称为树木谷」39。在近世以前，那一带是江户居民死后的公共墓地。当时虽有送葬仪式，但没有坟墓，只是挖个洞掩埋尸骨而已。这座「地狱谷」大约位于现在的千代田区二番町周边，如今已是办公室和高级公寓林立的市区。
在家康对江户的占领下，十六座佛寺不得不搬离局泽，但他们恐怕只迁走了地面上的建筑物，埋在地下的遗体仍留在原处。每逢江户城扩建或是开发新的武家居住区，江户的佛寺便被移动到城市外围，随着城市向外扩张，佛寺也经历了多次搬迁。对于佛寺位置经常受城市扩张工程影响的理由，铃木理生提出假设：他认为，当时的寺院并非只是埋葬死者的场所，当诸大名受幕府之命建设江户时，寺院可能也被当成家臣或工人的住宿处，或放置建材等物品的仓库。例如，当仙台藩奉命前往协助江户城的建设工程时，从自藩带来的苦力，应该就睡在与仙台藩有关系的佛寺中40。若苦力在工程中意外死亡，丧葬事宜大概也是交给该寺僧侣。因此可以推测，各藩的关系寺院具有从提供生活空间到供养亡者的功能。
由此可见，近世的寺院与身为檀家的武家关系紧密，较少仰赖当地的地缘秩序，而这与神社形成了巨大差异。对当时的寺院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与檀家大名的关系，至于位在江户何处则没有那么关键。或许，这也是寺院之所以经常因城郭扩建工程、武家居住区的开发而搬迁的背景因素。
图2-2 江户佛教寺院分布
出处：松井圭介〈寺社分布と机能からみた江戸の宗教空间〉，《地学雑志》（123〔4〕，2014年）。
如上所述，江户的都市建设与佛教寺院所在位置，和参勤交代所呈现的、将军家与大名的权力关系有着密切关联，但神社则未见这样的关联性。神社的成立有赖町众41等地缘团体的支持，若神田明神迁出神田，其命脉亦随之断绝。不管家康如何下令，神田明神也不可能搬去浅草。据说神田明神最初创建于今日大手町一带，因该地区再开发为武家住宅区而移至骏河台，后来又搬到外神田。相较于佛寺，神田明神的迁移距离可以说相当的短。能够推测，这是为了避免失去和土地的联系。
至于寺院，每每向外围区域迁移时，或许也在寻求更大的寺领土地。实际上，历史悠久的佛寺，搬迁后占地面积都较先前更加辽阔。神社则因受到地缘团体的支持，倾向于留在原地，因此相较于寺院，其境内面积较为有限。无论是神田明神还是汤岛天神，皆是如此。
如同前述，江户的寺院位置深受当时都市计划影响，随着江户的都市扩张，佛寺也逐渐向外延展，而明历大火为此过程带来决定性影响。这场发生在一六五七年的大规模火灾，造成大约三到十万人死亡，天守阁也在大火中烧毁，罹难人数堪比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正如震灾后的帝都复兴，江户在明历大火之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和改造。
因此，位于神田或是御茶水的佛寺，也不得不朝外围迁移。例如西本愿寺便从日本桥迁往筑地，即今日的筑地本愿寺，而东本愿寺则从神田搬迁至浅草。在神田还有幡随院、日轮寺、清河寺等数座有名的佛寺，也全部搬到了浅草地区。至今浅草一带仍有许多佛寺坐落其中，明历大火正是让该地区逐渐寺町化的重大契机。
上野和浅草的寺町化与东叡山宽永寺的庄严化
明历大火后，为了重建江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过去迁移到神田、御茶水地区的佛寺，又搬到了下谷、上野、谷中和浅草，寺院逐渐集中于这一带，形成了大片的重要宗教区域，而上野的宽永寺又是其中最主要的核心。
众所周知，宽永寺是以同为天台宗的比叡山延历寺为蓝本。正如延历寺坐落于鬼门方位以镇守京都，宽永寺也同样位在江户的鬼门。在江户的宗教和文化秩序上，有两座寺院和两座神社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前者是上野的宽永寺（天台宗）和位于芝的增上寺（净土宗），后者则是神田明神和日枝神社。当时人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会从鬼门（东北方位，也称表鬼门）进入，因而在此兴建宽永寺作为抵御，并将增上寺置于里鬼门（西南方位）以求守护（虽然增上寺的实际位置和里鬼门有一些偏差）。而和这两座寺院相对应的神社，就是神田明神和日枝神社。
在表鬼门方位上，以贯穿神田明神和宽永寺的线为基轴延伸，观念上认为这条线将延伸至日光东照宫。而构思出江户城─神田明神─上野宽永寺─日光东照宫这条基轴的，是在建构江户宗教秩序上，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天台宗高僧天海。正如「东叡山宽永寺」之名所示，天海将上野比拟为比叡山，创造出与京都相应，在宗教上守护江户的重要宗教空间。宽永寺也在此过程中，成为将军家的菩提寺42，发展为堂塔伽蓝和子院林立的巨剎。
图2-3 江户时期上野宽永寺的壮丽寺院群与盛况
一立斋广重《东都名所 上野东叡山全図》，收录于《広重东都名所》（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江户时代，占地广达三十万五千坪、约有今日十倍之大的宽永寺，迎来天皇家的皇子担任第三代山主，又频繁接待前来扫墓的将军行列，地位之高屈指可数，因而极富盛名。当将军前往宽永寺时，诸大名也必须出席寺内举行的各种仪式，他们就在各自捐献的佛寺中做好准备。换句话说，整座宽永寺是用来上演德川象征性秩序的大型活动会场，而个别的寺院则是大名的待机室。从寺院的角度来看，只要能成为十万石以上大大名的待机室，在经济上便能安稳无忧。
海人时代的终焉
若说上野宽永寺位于江户文化秩序的顶点，那么维系着该秩序底层的，就是秽多和非人等「制外民」。而率领这些底层群众的，是前文所提及的，由源赖朝从尼崎带来此地的矢野氏。为了打压江户氏的势力，矢野氏以鎌仓幕府为后盾获得江户前岛的控制权，但后来迁移至浅草，成为皮革业者以及艺能民等的头领。他们为何会走上这样的道路？
起初，中世的日本仍非农本主义体系，海上交通的据点分布于各地，形成交易网络。网野善彦曾指出，在十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期的官方文件上，可以找到指称海民的各种称呼，如「海人」（北陆地域）、「网人」（琵琶湖，大阪湾，濑户内海）、「海夫」（九州岛）。这些人与「百姓」不同，他们从事水运、渔业、制盐或是其他水上的杂务，也有人从事被称为「出举」的放贷业务。过去存在着参与这些商业活动的「海人」43。
「海人」经常被读作「ama」，往往被理解为潜入海中采捕贝类者，不过这里的「海人」则完全不同，是指从事海运、运输产品到各地，上岸则开采矿物或进行矿物加工、在河谷地饲养牛马，藉此赚取利润的人。尼崎的「尼」，原本大概也是由指称这些海上商业民的「海人＝ama」而来。
然而，网野善彦表示，到了庄园制度确立的十三世纪后半，「海人」、「网人」、「海夫」的称呼就消失在官方文件里，由「百姓」取而代之。不过「百姓」一词在当时并不是用来指农民，无论工匠、艺能民，还是从事杂业的人们，都被囊括在「百姓」之中。「百姓＝农民」的等式要在近世才逐渐成立，这也是由于以种植稻米为主业，以米缴纳年贡已成为一种国家标准。
发展成农本主义社会后，统治农民的各种制度逐渐齐备。在这样的过程中，从事杂业、无法为新制度架构所涵盖的人们，便成为「制外民」。到中世为止，这些人在身分上并不比商人或农民低下。可以想见的是，进入近世，在身分秩序的发展确立下，他们因无法被纳入制度范畴，难以被统治而遭到排除。在如此变化中，过去统帅杂业或水运业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权益，最后担任起统驭沦为制外民的秽多和非人的角色。
从摄津国池田被召唤至东国以控制江户前岛的矢野氏，推测应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才会将据点转移至浅草，成为皮革业者及艺能民等被差别民的头领。进入江户时代后，矢野弹左卫门向幕府提出叙述其起源以及历代沿革的书状，使幕府承认自身统管被差别民之权利。
书状列出其特权涵盖之职种，包括秽多和长吏支配、猿引，灯芯细工、太鼓、皮细工、马夫、刑吏。其后所附的〈赖朝御证文〉所举曾赋予统管权的职种更是众多，包含：长吏、座头、舞舞、猿乐、阴阳师、壁涂、土锅师、铸物师、辻目暗、非人、猿曳、弦差、石切、土器师、放下师、笠缝、渡守、山守、青屋、坪立、笔结、墨师、关守、狮子舞、蓑作、傀儡师、倾城屋、钵扣、钟打。里面囊括了表演艺术类、工匠类，以及运输业等各种不同功能的职务，相当多样。
盐见鲜一郎的《浅草弹左卫门数据集》中有以下一段：「为了担任下级刑吏，就必须住在刑场附近。德川以前，之所以会将居处安于日本桥尼店44，也是因为法场就在本町四丁目。……位于日本桥本町的刑场，在家康入府同时便移往浅草鸟越和本材木町两地，初代弹左卫门也不得不在此时移往鸟越……随着町屋发展，鸟越的刑场约于五十年后关闭，并向北迁移。正保二年（一六四五年）移至今户桥南侧，不久后又从那里搬到了小冢原，宽文七年（一六六七年）时获得回向院的土地作为墓场。本材木町的刑场也在同时期的庆安四年（一六五一年）迁往铃森，并一直持续到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45
被转移到浅草鸟越的矢野氏在此兴建宅邸，统领秽多和非人等「制外民」，建立被差别民的统治体系。德川幕府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狡猾地对以往流动的海民，或者说是涵盖范围更广的杂业者阶层施行统治。而海民所形成的网络经历了长久的时间，直到中世，之后再也不见踪迹。
35：译注：今千叶县市川市南部。
36：铃木理生《江戸の町は骨だらけ》（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四年），页八四─八五。
37：译注：江户幕府管理诸大名的基本法，最初颁布于元和元年（一六一五年），后亦根据需要做出修订。
38：译注：奉行是平安时代即存在的武家职称，受命掌管行政或司法事务，其办公场所即为奉行所。到了江户时代，则多指管辖市政的町奉行所。
39：铃木理生《江戸の町は骨だらけ》（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四年），页六八。
40：铃木理生《江戸の町は骨だらけ》（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四年），页七五─七七。
41：译注：富裕的工商业者所组成的团体。
42：译注：指日本人历代先祖墓地所在和举行法事的佛寺。延宝八年（一六八○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纲葬于宽永寺，自此成为德川家的菩提寺。
43：网野善彦《日本社会再考》（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一七年），页二九。
44：译注：今日的日本桥室町一丁目附近。
45：塩见鲜一郎《资料 浅草弾左卫门》（东京：批评社，一九八八年），页一○七─一○八。
第II部 萨长的占领与败者们──中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