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占领中反复出现的模式
截至目前为止，本书假设东京这座都市至少经历过三次占领，并从被占领者视角切入，企图重新检视这座巨大都市的历史。正如前文所述，最初的大规模占领是一五九〇年德川军。至于谁是这次占领的败者，可能不只有一种解读。最直接的答案，是遭到丰臣秀吉灭亡的小田原城北条家。
然而德川的占领，也可以解读为自源赖朝十二世纪末开创鎌仓幕府以来，历时已久的占领之终局。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遭到占领的是具有克里奥性质的当地势力，掌控此地区的秩父平氏。从赖朝到家康的武家政权耗费了数百年岁月，才征服并且削弱这股在地势力。秩父平氏在家康占领前的战国时代左右便堪称瓦解，德川幕府则在其已成过去记忆的前提下，祀奉一族中反叛朝廷的平将门，将之神格化。
第二次占领则是萨长军，被占领的是德川江户。不过德川庆喜并未与萨长军对抗到底，而是归还江户城，本人也一直活到了大正时期。因此这次占领中的败者，是在德川庆喜投降后仍继续抵抗，并败给了会津藩等东北诸藩的旧幕府残党。彰义队、白虎队，还有新选组都在这个败者系谱上，他们曾试图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多数丧命其中。相对地，未能对抗到最后，反倒与敌人连手的庆喜，只能算是不完全的败者。
第三次的占领，当然，就是一九四五年的美军占领。当时的情况就如同庆喜交还江户城，裕仁天皇无条件投降，与占领者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携手合作，即便身为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他没有被东京审判起诉，也没有退位。然而，光是在日美战争中，就有无数的士兵和平民丧生：因学徒动员踏上战场的年轻人、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去的人、冲绳岛战役中的死者、东京大空袭的罹难者──数字相当庞大。
然而，这场战争的败者，不仅仅是因此丧失生命的人们。无数幸存的日本人、自外地遣返的引扬者、因大火流离失所的人们，这些人才是败者。他们多数失去了无可取代的家人、朋友，或是怀抱着屈辱感的同时，在战后与美军合作继续存活。这个败者的历史，正是战后日本及战后东京的历史。
这三次的占领既有共通点，也有差异处。首先在共通点上，无论是哪一次占领，都是以占领为界，从大规模死亡的战争时代，转换为复兴和建设的时代。例如德川的占领，是发生在应仁之乱（一四六七年）到大阪夏之阵（一六一五年）约持续一百五十年的大战乱时代，在几乎是乱世的最后占领了江户。一八六八年萨长军占领江户时亦是如此。自一八五三年黑船事件以来，江户末期发生多次地震和流行病，倒幕运动如火如荼，惨烈厮杀不断，还有如「有什么不好呀」的民众骚动现象46，是长年的习以为常遭到颠覆的动荡时期。萨长军队占领江户，也发生在这个动乱时代的最后阶段。
接下来，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军占领之前，则是持续约十五年的恐怖活动与战争、反复空袭，大规模死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死去的人数，恐怕要比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国时代还要更多。该时代因美军占领而划上句点，转换为战后复兴的时代，不久后又迎来高度成长时代。
经由上述三次「战后」打造而成的都市，便是东京。换言之，在这三次占领中，每次占领发生时，东京的历史皆由战乱转向建设时代。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共通点。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战后」中，同样都没有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德川庆喜没有接纳小栗上野介和榎本武扬等人彻底对抗的意见，而选择胜海舟等人主张的和谈路线，自己则安稳地生活直到大正年间；昭和天皇也未曾负起战败的责任。可以说日本以江户无血开城，以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为起点的二个战后史，都是由极度的无责任所开启。
对这种无责任做出批判的，是福泽谕吉的〈强忍说〉（瘠我慢の说）。这篇评论严厉批判与占领军达成协议的胜海舟，还有因函馆战争战败下狱、却在获释后担任明治政府要职的榎本武扬。虽然福泽谕吉在文中直言批判的，是胜海舟和榎本武扬，但应该也带有暗中追问自己过去主君德川庆喜的责任之意。〈强忍说〉的批判里，也蕴含着追究对福泽谕吉而言，属于未来的日美战争中裕仁天皇的责任之立场。
而环绕着这三次占领的全球地缘政治，也展现出跨越地区的连续性。首先是在德川家康「占领」江户的同时，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半岛（一五九二─九八年）。此时正值欧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带领下，向新大陆以及世界各地前进，将地球经济连结成一体的大航海时代。而在十六世纪的全球化中，东亚边境地区掌握大权的武士政权，也如同许多大航海家那般，在铁炮战军事技术的背景下企图征服中国。但这个尝试由于太欠缺深思熟虑，途中即告失败。
灭亡丰臣的德川，则自十六世纪扩张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抽身，优先安定国内秩序。走向禁教，是在基督教所领导的全球化之中自我隔离，又藉由锁国政策来防堵银，也就是资金向国外流出。以参勤交代政策彻底实行纵向规范，以江户为中心，将日本列岛重组为自成一体的社会。
这种由扩张转向对内的变化，并非日本列岛独有。在欧洲，同样也发生了从越境的十六世纪到封锁的十七世纪的转换。以德国为主要战场的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四八年）最后以签订《西发里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作结，欧洲近代主权国家逐渐成形。于是相较于十六世纪的侵略性帝国扩张，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则朝向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结合发展。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文化皆在十七世纪以后走向成熟巅峰，只要接触当时的绘画以及音乐便能一目了然。江户时代的日本也出现了极度洗练的浮世绘和歌舞伎，文化上的成熟是欧亚大陆全体现象。
然而十八世纪下半时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新帝国主义爆发性地自欧洲向世界扩张。这股全球性的力量远远凌驾于当时的中国文明。在日本，大部分人在一八四〇年代察觉到局势的严重性，关键是鸦片战争。清国因战败而缔结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踏出了半殖民地化的第一步。目睹比日本还要巨大的清国如此轻易地就被打败，日本国内危机意识高涨，涌向幕末的动乱。
戊辰战争中的「贼军」
幕末动乱最后的一八六八年（庆应四年）一月三日，德川幕府和萨摩藩陷入交战，即鸟羽伏见之战。幕府军共一万五千人，萨长军为五千人，就数量而言幕府军具备优势。翌日，萨长军以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为征夷大将军，高举锦旗出兵，然而这面锦旗是岩仓具视和玉松操所捏造的可疑替代品。
野口良平在《幕末的思考》中写道：「新政府高层第一次意识到魔术效果，应该是当他们在鸟羽伏见之战中扬起象征『官军』的锦旗时。在战场高举几乎只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锦旗，这个想法来自岩仓具视和玉松操，他们是『神武建国』的提案者。」47野口在书中指出，「新政府的成立确实伴随着双重谎言──或说是秘密。第一是新政府不过是因屈服于外在压力，才从攘夷转向建国，二是锦旗是在仓促中制作，它的出现除了碰巧外别无其他」48。
「双重谎言」具有实际的功效。原本德川幕府便奉家康为东照大权现神，藉此占据凌驾于江户以及京都的权威中心位置，此外又奉反叛京都朝廷的平将门为神，将东国的神话英雄编入德川的权威秩序中。然而，幕末时出现黑船，发生大地震再加上传染病爆发，日本列岛陷入混乱动荡，神话秩序也发生动摇。萨长军趁隙而入，捏造「锦旗」，展开将幕府阵营贴上「贼军」标签，宣扬自身为「官军」的政治宣传，就这样建立起有别于德川的象征秩序。
从后来透过天皇肖像「御真影」进行的战略来看，锦旗不过是最初阶段的产物，但这个简单的招数却让幕府军产生动摇，指挥陷入混乱。德川庆喜在一月六日逃往江户，幕府军因此失去战意，萨长军乘势而起，情势出现逆转。受朝廷之令追讨庆喜的萨长军，散播己方才是「官军」，而幕府是「贼军」的故事。不久后，由近藤勇率领的新选组和板垣退助率领的萨长军在甲州胜沼交战，大败的近藤勇在流山向萨长军投降，在板桥遭到处决。
图3-1 戊辰战争时新政府使用的锦旗复制图
「戊辰所用锦旗及军旗真図」，收录于《公文附属の図》（国立公文书馆藏）。由绘师浮田可成绘制。
于此同时，江户城内对于应该战到最后或是议和，意见分成两派。德川庆喜在一月六日从大阪逃回江户，会议在十二日时于江户城内举行。小栗上野介和榎本武扬在这场会议中主张彻底抗战，但庆喜屏斥主战派意见，采用胜海舟的谈和提议，同时主战派核心小栗上野介也遭到免职。接受胜海舟献策的庆喜，决定在二月二日归还江户城。
当日德川庆喜隐居上野宽永寺，以向东征军表示恭顺。三月十四日，胜海舟和西乡隆盛进行会谈，决定了江户无血开城投降。为了保护隐居中的庆喜而集结的彰义队，首任总指挥是涩泽荣一的堂兄涩泽成一郎。
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前往水户。因此涩泽成一郎提议彰义队也退出上野，移动到东照宫所在的日光，但副指挥天野八郎则主张留在上野，彰义队因而分裂。最后涩泽成一郎退出彰义队，实权落入天野八郎手中。
换言之，德川庆喜在鸟羽伏见战开战后约一个月，便已决定奉还江户城，然而戊辰战争并未就此终结，一直持续到来年五月。首先是一八六八年四月，大鸟圭介等人率领的幕府军队占领宇都宫城。当月下旬，庄内藩击退了萨长军，此时萨长的兵力尚未大幅超越旧幕派。五月，东北和北越的三十一藩结成联盟，成立了奥羽越列藩同盟，目标则是东日本独立。由于西日本已经落入萨长军手中，因此意图让东日本脱离西日本独立。这类似于苏格兰要从英格兰独立。
途中，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后面会再提及的上野战争，并仅以一日便分出胜负。六月至七月，萨长军和旧幕府军在北关东和东北各地交战，八月二十一日会津战争爆发，在会津城外发生白虎队的悲剧，自该日起东北各藩陆续投降。残存到最后的榎本武扬等人，率领「开阳丸」和其他旧幕府军舰进入函馆，占领五棱郭，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企图让北海道脱离日本独立成为新共和国，其概念或许近似于北美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建立近代西式国家的必要性，在当时不仅是萨长，也是幕府、东北诸藩以及榎本武扬等人的共同前提。各势力的冲突不在于目标，而是由谁以何种方式达成。
然而，一八六九年五月，土方岁三在战斗中阵亡，榎本武扬投降，戊辰战争就此告终，但萨长对敌对各藩的处置并不相同。仙台藩从六十二万石削减至二十八万石，米泽藩从十八万石削减至十四万石，庄内藩从十七万石削减至十二万石。虽然这些措施比较温和，但会津藩却从二十三万石削减至三万石，并且遭转封至下北半岛。下北自然环境恶劣，许多人被饿死或冻死。曾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对长州怀有强烈的敌意，而会津战争又是整个戊辰战争的高潮，因此会津藩成为戊辰战争中的败者象征，萨长对会津的处置也分外严苛。
彰义队士的尸骸与记忆
白虎队集体自杀的会津战争，是整场戊辰战争中的高潮，而彰义队全数阵亡的上野战争，则拉开了战争蔓延至东北地区全境的序幕。当德川庆喜离开上野前往水户时，涩泽成一郎和天野八郎为彰义队接下来应何去何从起了冲突，选择在上野抗战到底的激进派拥立轮王寺宫能久亲王（后来的北白川宫能久）。后者是孝明天皇的义弟，明治天皇的叔叔，却是反对萨长派的急先锋。也就是说，天皇家实际上也分裂为萨长派和德川派，而他自愿留在彰义队闭门死守的上野宽永寺。
不过当上野战争开始，彰义队遭击溃，能久亲王便自宽永寺逃脱，搭乘榎本武扬率领的幕府海军船只逃向东北，在那里成为奥羽越列藩同盟盟主。戊辰战争结束后，他被下令软禁京都，但来年一八六九年便解除处分，七〇年赴德意志留学，并于七六年时在当地和德意志贵族遗孀贝莎．泰陶（Bertha von Tettau）订婚。虽然明治政府未予以承认，能久亲王却自己在德意志的报纸上发表了婚约。明治政府深感困扰，由岩仓具视出面说服解除婚约，命其回国并再次软禁于京都。
无论是德川庆喜还是北白川宫，一旦情势失利便迅速抽身，之后仍能拥有高社会地位，继续活动。另一方面，有许多人坚守忠义，奋战到最后牺牲性命，会津的白虎队以及彰义队多数惨死、自杀。而贯穿这场动乱的是某种政治宣传，何方为「官军」何方为「贼军」的叙事，与实际的战斗一同展开。
这种政治宣传战的特征在上野战争时尤为突出。关于上野战争的概况，森真由美在《彰义队遗闻》中如此描述：
其数约有二千，亦有一说为三千的彰义队，在上野宽永寺三十六万坪各塔头布阵，防守以黑门、清水门、坂本门、穴稻荷门、谷中门为首的八门。不仅如此，彰义队亦有分队驻守在宽永寺北方的谷中天王寺，以及沿山的日暮里诹方神社，并且在团子坂和根津也发生了冲突。上野、谷中、根津、千駄木，我们的市街全都成了战场。49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萨长军包围上野山，战斗于上午七点开始，彰义队在傍晚五点左右溃败。队士惨死的尸体就这么留在上野的谷中、千駄木和根津各处。同时上野山上数十座塔头，也就是寺院，大部分皆因萨长军的攻击化为废墟，残存的寺院多数也遭萨长军烧毁，以防彰义队残党藏匿其中。
彰义队并非幕府的正式军队，不过是血气方刚的农家子弟和浪人凑合而成的团体，所以缺乏确实的指挥命令系统，在实战经验丰富的萨长军前不堪一击。萨长军在战后的处理方式亦相当残酷，不允许埋葬死亡队士，甚至连上野宽永寺的僧人都禁止踏入山中，遗体被弃置于当场任其腐败，遭乌鸦、野狗啃食，情状相当凄惨。看不下去的南千住圆通寺僧人在山王台挖穴火葬，后来获得新政府的许可，在圆通寺中造墓供养。而在战争后九个月，终于得以入山的宽永寺僧人，也默默地为他们建起小小的坟墓。
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出现在附近地区，据说「有很多彰义队士就倒在这一带（谷中），但当时他们是『贼军』，附近的人也无法轻易出面救助。等骚动完全平息后，当地人心生怜悯，便把这些武士从日暮里红叶坂运下来，葬在今天的（日暮里站）月台那边，盖了石冢。」50日俄战争时期，曾有女性为了祈求出征的儿子平安归来，每日前来这座无人祭拜的无缘墓前参拜。上野战争的无名战士之墓，变成了承接庶民祈愿小祠般的存在。
图3-2 英斋《春永本能寺合战》
将庆应4年的上野战争比拟为战国的本能寺之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
明治政府在此事上的修辞运用相当狡猾。为了宣扬自身才是官军，而将彰义队塑造为「贼军」，透过设定敌人的形象，树立身为胜者的正当性。例如，后来出现了希望设立石碑以记载彰义队事迹的运动，但明治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曾许可此事，一般也认为，一八七四年所撰碑文中还有「具不稳迹象」一词。
四十年后，石碑终于获得承认，但碑文的开头和结尾却遭到删除。开头有段文字，若译为现代白话文则是「跟随彰义队在战争中死亡者，因当时与新政府军对抗，至今仍连简单的葬礼都未获准举行。被抛弃的灵魂彷徨徘徊，无法彻底安息」，却被删去。其他如「西军」或「敌兵」等词，被修改为「官军」或「官兵」51。就像这样，明治政府不仅审查报纸和书籍，连碑文也要审查，他们反复操控言论内容，好让萨长军才是「官军」，彰义队等幕府支持者是「贼军」的认识成为定论。
记忆风景的变化
然而，若是连公共记忆都遭到操作，在幕末动乱作为败者而倒下的人们，他们的灵魂又将去往何方？比如翻开田中悟的《会津神话》，可以发现会津战争中丧生的会津藩士，尸体遭到与上野彰义队队士类似的对待。白虎队队士尸骸「没有被马上埋葬，弃置于现场展示惨状」。人们若伸出援手会受到严罚，只能任其腐烂，坐视尸首遭狐、狸、黑鸢及乌鸦取食52。
换句话说，不管是在上野还是会津，恐怕在其他战场也是如此，明治政府彻底放置被划为「贼军」的敌兵尸体，以向人们展示其凄惨。这是前近代权力用来引发畏惧、平定叛乱的手段。
不过，到了明治中期，残存者之间兴起了各种回复旧幕臣或会津战争战败者名誉的运动。例如遭到庆喜革职的小栗上野介，他回到自己的领地上野国不再出面，却受新政府军逮捕，没有特别理由便遭到杀害。关于小栗等明治维新败者的记忆，迈可．沃特（Michael Wert）在《明治维新的败者》（Meiji Restoration Losers）中如此描述：「即便是在旧德川的人们和新政府之间紧张缓和的时期，关于维新的主流叙事也未能获得败者方面的共鸣。……但旧幕臣及其支持者无法轻易接纳这种准则，而是透过日记、传记、辩护性的历史论述，以及纪念活动（commemoration），来表达对自己『遗产』的骄傲。」53
沃特又指出，「他们了解德川时代的缺点，并在此之上去挑战只有新政府成就了日本发展的观点，创造出属于自身的叙事。透过举例证明德川幕府在建立近代日本上发挥的功能，他们试图从具有影响力的全新叙事中救赎德川『遗产』，以及他们自己」54。简言之，这是环绕在「何谓明治维新」记忆而起的斗争。明治政府所认定的明治维新历史，自然是出自于胜者观点，因此对于旧幕臣的描述十分负面。无法接受这种对待的败者们，尝试由自身角度出发，写下他们眼中的历史。
沃特认为，在这样的历史重写之中，小栗上野介是象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藉由叙述另一种历史，举行江户的纪念庆典活动，德川众家臣维护着自身的文化遗产，以防其为政府所支持的历史论述所湮灭。在这个议题里，小栗上野介不仅是殉教者，就与德川幕府创始者家康的渊源而言，他也是一名三河武士，在双重意义上皆符合需求，因此小栗上野介成便逐渐成为团结德川相关人士的理想英雄角色」55。小栗上野介的名誉回复运动在一八九〇年以后正式展开。到八〇年代为止，要重新讲述彰义队、白虎队这些幕末败者事迹依旧困难，不过进入九〇年代后，明治国家走向稳定，接着进入与清交战的时期，萨长军和旧幕府的战争也不再是政治问题。
期间逐渐兴盛的名誉回复运动，最初是透过出版品展开。当时出版业发展蓬勃，在这样的媒体产业基础背景之下，旧幕臣成立了支持德川纪念活动的团体。沃特列举众多例子，如「旧幕臣创立了德川纪念活动的支持团体。旧交会是其中最早创建的，还有由曾上过箱馆战场老兵组成的碧血会、策画江户开府三百年祭的八朔会，以及接下来的同方会和江户会，各自经营与纪念活动相关的出版事业」。
引领此潮流的旧幕臣如榎本武扬、栗本锄云和胜海舟，他们试图回复小栗上野介的名誉，发起这些过去无法公开的活动。如此一来，小栗上野介逐渐「出现在许多亲德川派的书籍，还有如《国民之友》、《史学会杂志》，甚至是《旧幕府》等杂志中」56。不仅如此，新闻媒体也开始传播他的功绩。福地源一郎即为其中代表，他强调萨长政权缺乏正统性的同时，也质问杀害小栗上野介的手段，主张做出如此行为的政府不具正当性，并将小栗上野介定义为背负德川政权命运的殉教者。
而在另一个名誉回复运动中，小栗上野介的故事藉由口头传承的传统，在地方上流传开来。例如在群马县的高崎，败者们开始重新叙述小栗上野介的事迹，试图唤醒和维系与其相关的集体记忆。在此，沃特聚焦于小栗上野介所在的「权田附近村庄出身的一名地方知识分子，冢越芳太郎」所撰写的多部作品上。一八六〇年代中叶出生的冢越芳太郎，上京后进入德富苏峰率领的民友社，为《国民之友》执笔详细的小栗上野介传记。这部小栗上野介传记是从地方观点出发，其内容也证明了后来涩泽荣一所实践的近代资本主义，几乎皆已包含在幕末小栗上野介的未来构想之中57。
不过，相较于知识分子对小栗上野介「近代化的先驱者」的评价，更深入当地人心的，是他的埋藏金传说58。此外，铜像或是纪念馆这些具体场所，也让小栗上野介的痕迹再次显现，以群马为中心，掀起一波发掘过去曾被抹消的历史的浪潮。沃特指出，「小栗遗产之所以形成风潮，是一九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间，地方与国家的集体记忆结构相互作用所引起。在这段时间里，透过创造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物质性标志，小栗上野介的历史记忆获得了重要性」59。
沃特表示，当记忆被彻底压抑时，仅仰赖出版品或地方叙事不足以使其再生。若就皮耶．诺哈（Pierre Nora）关于「记忆所系之处」（lieu de memoire）的论述而言，「记忆风景」对于记忆的继承不可或缺，意即「历史人物的遗产，可以通过具有明确纪念或彰显意图的物体，如纪念碑、坟墓和塑像，或者通过本身四处可见，却寄宿着更加暧昧且微不足道记忆的物体或惯例活动来讲述」60。
自一八九〇年代以后，有关小栗上野介和会津藩的记忆风景浮上水面。当时日本已经历了唯恐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强力推动中央集权的阶段，正试图跻身帝国主义强国之列。此时抬头的并非攘夷民族主义，而是作为帝国的民族主义。这是一八九〇年代，朝向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迈进的日本，维新败者的记忆正逐渐整合在这个帝国的想象之中。
正因如此，不管会津也好小栗上野介也好，名誉都须获准回复，论述亦转向「实际上幕府方面的人们也为日本帝国的近代化付出努力」。沃特认为，「德富苏峰这些年轻世代已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批判萨长藩阀政府上，而是转为支持日本自一八九〇年代以来的帝国主义扩张。至此时期，西乡隆盛、坂本龙马和吉田松阴这些人物，因在名誉回复以及『遗产』运用上具有更大的魅力而复活」61。小栗上野介的评价也在同样的时代潮流下大幅上升，最后，在一九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当大日本帝国前进亚洲，试图扩张领土时，小栗上野介则由于在幕末对抗欧美列强，果断实施设立横须贺造船所等军事制度改革，而被誉为海军创始者之一。
会津的名誉回复运动也在一八九〇年代兴起，其中对天皇最为忠诚的，其实是会津的叙事。随着时代发展，比起洗刷污名，重心更集中在他们的勤王性质上。将维新败者描述为勤王志士，而非视其为内战败方的叙事逐渐增加。藉由这样的形式，败者的形象成为民族主义的力量。
从战场到博览会场──近代的上野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彰义队了。他们是否也和小栗上野介、会津相同，从维新败者摇身一变，成为建设近代日本的英灵？答案是──似乎并非如此。对占领了江户的萨长军来说，问题是在战后该如处理化为废墟的上野。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改写战争的记忆。上野是江户的圣地，彰义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死守上野宽永寺，被「官军」萨长军击败的。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如何处理上野这片土地的结论终于达成，明治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将在此地成立公园。
将上野划为公园的提案来自于博杜安博士62，灵感主要来自于当时在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在此前一年，汤岛圣堂大成殿才举行了为期二十日的博览会，这场博览会同时也是为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做准备，因此向全国广征展出品，收集了各式各样的物产。
该计划由大久保利通主导，并且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上野成为劝业博览会的举办场地。拙作《博览会的政治学》（博覧会の政治学）63曾经提到，这场博览会的会场上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文物。上野深远的历史记忆、彰义队士们的怨念，都在上野从江户圣地被转换为近代文明展示空间的过程中，变得无法再以肉眼捕捉。
上野的内国劝业博览会分别在一八七七年（第一回）、八一年（第二回）、九〇年（第三回）举办，并连带地陆续在上野建立起博物馆、动物园、赛马场、火车站和艺术学院这些象征文明开化的设施，依序是：一八八二年国立博物馆开馆，同年上野动物园开放，八四年时不忍池畔成立赛马场；次年，也就是八五年时火车站启用，八九年时东京美术学校创校。如此这般，上野的空间性在一八八〇年代发生巨大变化，从宗教圣地变成了现代文明的展示场所。
上野的新空间性在一八九〇年代确立，并以此为基础，自一九〇〇年代起化身为帝国首都的活动空间，在这里接连举办东京劝业博览会、东京大正博览会以及和平纪念东京博览会等博览会，并且吸引了大批参观者。明治大正年间是博览会的时代，而它的核心就是上野。上野成为帝都东京华丽灿烂的庆典空间。当然，这块地下方仍埋着数百具彰义队志士遗骸，败者的魂魄在博览会背面徘徊，然而彰义队之魂却因近代那实在太过强烈的光芒，长期遭受压制，动弹不得。
因此，关于上野的败者记忆始终是被遗忘的，上野的记忆风景亦未重建，这种状态具体展现在黑门不在今日的上野公园上。黑门是宽永寺正面入口处的大门总门，上野战争中彰义队与萨长军在此激烈交战。战后，遭遇祝融的黑门虽移至公园内，一九〇七年时又被迁移到埋葬彰义队士的荒川区南千住圆通寺中。仍残存着鲜明弹痕的黑门，至今仍立于圆通寺内，却少有人前往──众所皆知上野公园里有座西乡隆盛像，却大多未闻彰义队之墓正静静地立于其后方。
除此之外，上野公园仍残留着许多过去宽永寺的痕迹。例如有着反映江户前期自然观雕刻的上野东照宫，清水观音堂和德川家诸将军的墓等，但都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在上野，明治时期对败者记忆所施加的强力压制，至今仍然有效。这是否意味着，早已被地方都市视为观光资源，并加以活用的维新败者记忆，在东京依旧非属必要？
图3-3 上野公园内的彰义队之墓
46：译注：应庆三年（一八六七年）突然流行的骚乱现象，多见于江户以西的东海道、中山道宿场或村庄。民众会聚集在街上喝酒饮食，在漫天神札中狂欢喧闹，闯入富家索要物品。舞蹈唱和中夹杂「有什么不好呀」（ええじゃないか）的囃子词和政治情势描述，因此被视为是要求改善社会的民众运动。
47：野口良平《幕末的思考》（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七年），页九七。
48：野口良平《幕末的思考》（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七年），页一三三。
49：森まゆみ《彰义队遗闻》（东京：集英社文库，二○一八年），页一六。
50：森まゆみ《彰义队遗闻》（东京：集英社文库，二○一八年），页一六─一七。
51：円満字二郎《汉文石碑を読み歩く》〈上野戦争碑记〉http://bon-emma.my.coocan.jp/sekihi/ueno_sensou.html
52：田中悟《会津という神话》（东京：ミネルヴァ书房，二○一○年），页一○七─一○八。
53：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一。
54：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六三。
55：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六三。
56：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七六─七七。
57：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八八─九○。
58：译注：相传德川幕府在大政奉还时秘密埋藏了大量黄金，小栗上野介在幕末担任掌管财政的勘定奉行，其领地上野国大约为今日的群马县，因此成为传闻中热门的藏宝地点。
59：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一五六。
60：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七。
61：Michael Wert, Meiji Restoration Los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マイケル．ワート着，野口良平訳《明治维新の败者たち》（东京：みすず书房，二○一九年），页一○六。
62：译注：Anthonius Franciscus Bauduin（1822-1885），荷兰军医，是幕末至明治初期为近代化而聘雇的外籍人士之一。曾于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执教，也是将眼底镜引入日本的第一人。
63：编注：本书繁体中文版由群学出版于二○一○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