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京与都市下层
江户占领军所面临的风险
倒幕成功，江户落入手中，萨长军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统治江户这个巨大城市。实际上，占领后的江户治安变得极度混乱，造成混乱的主因是幕府覆灭后，武士居住区的人口流失。到幕末为止，江户总人口约有一百二十万人，其中武士和奉公人约五十万人，町人约六十万人，僧侣、被差别民则有十几万人。江户是一个巨大的消费都市。
幕府消失，参勤交代的义务亦随之消灭，超过半数的武士、奉公人都回到原本的国中，这让江户人口一下减少至六十七万人。占江户市街七成的武士居住区大半成为空屋，治安因此恶化、罪犯横行。此外，身为主要消费者的武士消失，也让商人和工匠的经济基础受到重大打击。
为因应此局面，当时的东京府知事大木乔任在一八六九年提出「桑茶政策」，在原本是大名宅邸的空地上栽种桑茶，但由于种植情况不佳，不得不在五、六年后中止。除此之外，有些武士宅邸被占领军接收，成为新政府要人的住宅，这些占地面积宽广的宅邸被低价收购，出售给伊藤博文或山县有朋等人。其他剩下的武士宅邸则分割土地出售。如此一来，过去禁止町人居住的地区也逐渐转为住宅用地，东京山手高级住宅区的起源也可归因于此。
为了改善东京治安，当时也加强了军事和警察组织，然而这座城市却仍旧危机四伏。有许多人对新政府心怀不满。
首先，在一八六九年版籍奉还79以后，士族80因家禄基础动摇而变得穷困，许多旧士族的不满和怨恨日益增长，部分甚至变得激进。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率领讨幕军歼灭上野彰义队的大村益次郎在京都被刺客袭击，伤重不治身亡；成为新政府参议的广泽真臣，也在曲町私宅遭到暗杀。
也有人因试图帮助陷入困境的旧士族而惨遭新政府杀害，典型的例子是云井龙雄。云井龙雄是米泽藩士之子，因其杰出而在大政奉还后成为新政府的贡士（各藩推举的议政官）。然而，他在后来的戊辰战争中致力于促成奥羽越列藩同盟，战败后被处以谨慎81。尽管如此，云井龙雄仍获明治维新政府任命为集议院议员，但由于不改对政府的批评态度遭到免职。旧幕臣因景仰其人而聚集，为了让他们脱离贫困，云井龙雄请求政府给予他们归顺的机会，却反被指控意图颠覆政府，遭到杀害。
简而言之，明治初期萨长阵营重要人物被暗杀，旧幕臣也在不公正的手段下丧命，实际上是相当残酷血腥的时代。
而在维新后的东京，萨长军本身也成了危险因素。萨长军在戊辰战争时动员了社会各阶层，但大多数都未能在战乱平息后得到充分报偿，众多参战者的不满因此累积。这些不满有时会引发叛乱，最终导致了后来的佐贺之乱和西南之乱。
除此之外，江户的商人和工匠也因幕府覆灭后顾客阶层消失，经济基础从根本遭到破坏，而对萨长军抱着负面看法。换言之，当时东京的萨长政权四周，环绕着苦于维持生活的旧士族、不满自身待遇的己方士兵、因幕府覆灭利益受损而对萨长军反感的町人，四面楚歌，在各方面皆面临严重的危机。
不仅如此，东京的流民数量也在体制变换的混乱之中增长。根据横山百合子的研究，一八六九年八月，东京府为了掌握这些流民的实际情况，令浅草弹左卫门进行调查。据其报告内容，东京府地区内乞讨者的人数为四千三百余人，其中确认为非人或是乞胸，也就是像猿若、江户万岁等属于卖艺乞讨赏钱身分者不到三成，其余七成则是擅自乞讨的野非人，数量约有三千余人。
第二次的报告在第一次报告提出不过十一天后呈上，弹左卫门表示「若是从外围各町到品川、千住、四谷和板桥四宿以及本所海滨，全面逮捕散布在这些地区的乞讨者和无宿非人，推估共约有一万余人」，该报告中非野人的数量则是五千人82。换句话说，从幕末持续上升的流动性终于波及到江户．东京，无宿人、赌徒和流民等，无法以过去身分组织管控的流浪贫困阶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户籍的发明与弹左卫门势力的终结
随着萨长军占领江户、江户幕府垮台、新政府成立，各类无宿人、杂业民、贫困者涌入东京。一开始，政府处理这些人的方式与江户幕府并无太大差异。和从前一样，他们被送往千叶县下总台地进行拓殖、开垦土地，或在东京府内的桑茶园工作。但由于其所具备的流动性，逃脱行政控制的越境性骚动无法平息。为了掌握现有身分制度所无法控管的流动性人口，最终诞生了户籍制度。
江户时代，幕府用于掌握一般百姓的数据源是人别帐，因为由佛教寺院负责管理，故而按照各人所属宗派分别。对于武士居住的武家地、町人生活的町人地、寺院神社之下的寺社地也分别设置不同法令，并按此区分设立町奉行及寺社奉行，在人口管理上也依照类别纵向分割。至于差别民的统辖秩序则不同于町人，全体皆由弹左卫门统管。
对于构成江户社会秩序基础的重层身分秩序，横山百合子曾扼要地总结其架构，指出江户的社会是「由身分层层堆栈构成，并且依据所属身分集团，按照角色和特权来统治的社会。此外，身分集团不仅出自于士农工商贱民的基本身分，亦会因应如艺能者、宗教人士等不同职责细分出许多身分集团，身分也会随着集团的实际情况而产生和变化」83。
然而幕末以来，该秩序原则崩坏，德川幕藩体制为管理人民所确立的机制不再有效。此时新政府导入户籍制度，用以记录谁住在哪里，及其家族成员情况，一八六八年实施的京都府户籍办法是为过渡型态，翌年六九年则在东京实施「东京府户籍编制法」和「户籍书法」，却皆以失败收场。建立别帐，并新增类别如其他地区外来者名录、奉公人名录、弃儿名录等，反而不断衍生出难以掌握的状况。问题症结在于纵向分割的管理方式，即使增加再多类别也无法解决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一八七一年颁布了统一的《户籍法》，废除身分区别，无论属性，一律登记为人民。此时也出现了「番地」，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和户籍所在地相连结，成为「四丁目十三番地」的某某。同时新政府颁布了贱民废止令，并废除士农工商阶级制度。因此，明治政府废除身分阶级制度，与其说是出于博爱精神或平等主义，不如说是基于国家统治上统一掌握和管理流动人口的需求。
显而易见，此即空间和人口结构化上的典范转移。过去江户是随职务类别形成「町」，例如这是木造建筑工人的「大工町」，是泥水匠的「左官町」，各町规模也因此大小不一。新政府将其废除或合并，以每区约一万人口的规模进行统整，将东京重新划分成五十个区，从名主84中选出适合者担任各区之区长。废除过去因地主或家主不在其所有地，而代为管理、征收地租和店租的「家守」，直接由当地地主负担行政职责。
无论是户籍还是区长，目标都是走向国家对人民的一元化管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像浅草弹左卫门这样的中间管理者。弹左卫门在江户幕府时期被授与统管秽多及非人的极大权限，但此统管权成立的前提，也就是依职务类别管理百姓的制度，此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新政府在一八七一年导入全国统一《户籍法》之时，也发布了贱民废止令。
此时弹左卫门收到新政府召唤，皮革和灯芯等专卖权皆被没收。失去特权的弹左卫门，则从过去辖下秽多和非人从事的皮革及灯芯制造中，注意到皮革加工的发展潜力，从美国招聘皮革技师、引入最新技术，目标是发展特定产业以求生存。一八九〇年代，维新时期的基本制度转换以及因应对策逐渐尘埃落定，而这也是以赌徒为代表的法外之徒时代终结之时。八九年明治宪法公布，翌年九〇年帝国议会成立。在明治国家体制日渐确立之下，浅草弹左卫门和车善七这些被差别民的世界，成为在近代都市角落苟延残喘的旧秩序残渣。
都市下层社群的转型
幕末分散在都市外围地区的贫民，在近代则成为「都市下层」阶层。中川清《日本都市下层》书中综观明治东京「贫民窟」所在地的变化，揭示了都市与贫困的关联之变化。
例如，根据中川清计算各时期深川区、本所区、浅草区、下谷区以及其他各区的「贫民窟」数量，在明治一〇年代，东京共计有十一座贫民窟，本所区、浅草区、下谷区各一座，其他区共计八座，简言之，当时贫民窟的位置相当分散。到了明治二〇年代，深川区有两座、本所区一座、浅草区七座、下谷区七座，其他各区共计五座，贫民窟朝浅草及上野周围集中。而进入明治四〇年代，深川区为四座、本所区八座、浅草区三座、下谷区两座，其他各区为零，相较于浅草及上野，贫民窟更加集中于本所和深川85。贫民窟地理分布的变化背后所蕴含的，是都市中「贫困」意义的变化。
图5-1 明治时期东京都区部「贫民窟」数量变化
根据中川清《日本都市下层》（劲草书房，1985年）绘制。
这些贫民窟中的人们，在明治前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中川清指出，「明治中后期的都市下层难以组建家庭，他们仰赖以廉价旅店木赁宿和贫民窟为中心、浑然而成的『下层社会』共同性，才能勉强留在都市中」，具体而言，「数个家庭住在长屋的一个房间内，独居者以外的家庭杂居于木赁宿中，并不稀奇」86。也就是说，他们贫困到甚至难以家庭为单位维持生计，必须数家聚集在一起才能够继续生存。
图5-2 明治二○年代初期东京都区部「贫民窟」分布
根据中川清《日本都市下层》（劲草书房，1985年）绘制。
中川清在书中描述，「贫民彼此之间是『同类相爱』、『患难相助，喜乐与共』的关系」。实际景象则是「两、三个家庭挤在仅仅四迭六迭的空间里，有年老妇女、血气旺盛的年轻人、三十出头的女性，大多来自外地，此大抵为贫民窟中一现象」87。这时候的烧饭、育儿、洗衣、排泄，与其说是以家庭，不如是以贫民窟集体居住的空间为单位来进行。都市的共同性与其说是在于「家」，不如说是在于「窟」中更为恰当。
日俄战争以后，都市下层结构逐渐朝核心家庭发展。相较于其他阶层，当时都市下层的经济地位较低，是工厂或短期临时工最主要的人力来源。从这时期开始，近代产业发达，本所及深川等地区的纺纱业逐渐兴盛，吸收了众多都市下层作为劳动力。然而直到明治中期，都市下层仍然被认为是与一般社会截然不同的「异质」存在，相关记叙也采取「实地调查」和「探访」的形式。于是在一八九〇年代，新闻业将注意力放在「贫民窟」上，撰写出一则又一则的探访报导。
2.描述贫民的视线
探访贫民窟的败者新闻业
带领明治初期新闻业的人物是陆羯南，德富苏峰和福泽谕吉。他们多是旧幕府一派，是戊辰战争的败者，因而发言论批判政府，提高报纸的销售量，建立起评论家的地位。他们旗下记者潜入明治东京之中数量上升的贫民窟取材，写下采访报导。首开先河的是樱田文吾的《贫天地饥寒窟探险记》，一八九〇年到九一年间在陆羯南创办的报纸《日本》上连载，成为热门话题。较樱田文吾的连载约晚两年，松原岩五郎的《最黑暗的东京》也在德富苏峰所办日报《国民新闻》上开始连载，同样获得佳绩。一八九九年，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出版，该书日后成为都市下层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经典之作。
樱田文吾在各方面都是这股潮流的引导者。纪田顺一郎也在《东京下层社会》中表示，「关于下层社会报导这个前所未见的类别，若无樱田文吾在《日本》上的活跃，《国民新闻》也不会任用松原岩五郎，更别说横山源之助将因此受这类主题所刺激。是故，为了公平起见，该类别开创者的荣誉应属于樱田文吾」88。也就是说，受雇于陆羯南日本新闻社的樱田文吾，首先在报纸上连载「贫民窟」报导并引发话题，激起了德富苏峰的竞争意识，让松原岩五郎为自家报纸撰写探访记。横山源之助则受到樱田和松原两人影响，写下《日本之下层社会》。因此这三部作品有着直接的关联。
樱田文吾于一八六三年出生在仙台藩武士之家，「幼年丧父，两位兄长也分别在戊辰战争和五棱郭之战战败后病逝，姐姐则遭到诱拐，母亲因此悲伤过度而亡」89。他在勤学苦读后就读英吉利法律学校（今日的中央大学）。很明显地，樱田文吾的人生，和前章提到过的天田愚庵十分相似。
樱田文吾和天田愚庵一样卷入了戊辰战争，失去两位兄长。他进入津轻藩士之子陆羯南所经营的日本新闻社，可能也是在陆羯南的建议下，于《日本》上连载「贫民窟」的报导文章。或许，类似天田愚庵在《东海游侠传》中的寄托，樱田文吾也在「贫民窟」的探访之中发掘到了什么。戊辰战争是鲜血淋漓的日本近代之起点。进入明治时代，败者们彷佛是透过书写，持续注视着近代的根本。
纪田顺一郎指出，樱田文吾「并未止步于乔装打扮去体验一个世界的方法论上，可以说他建立了彻底站在贫民那边、犀利地揭发一般社会，尤其是针对富裕阶级的视角。在贯彻仰视（low-angle）角度一事上，樱田文吾远远超越了其他报导者」90。而这个仰视的角度，即是败者的视角。在《东海游侠传》中，天田愚庵也以仰视描述身为赌徒的清水次郎长。我想，应该是戊辰战争的经验，让他们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这些败者投向正在建立的近代日本的注视，应该就存在于他们的仰视深处。
接下来，在樱田文吾的几年之后，松原岩五郎开始了《最黑暗的东京》的连载。松原岩五郎是鸟取宿场町酿酒厂的四男，一八六六年出生，不久即与父母死别，成为松原家的养子，却在十三岁时离家，一边从事着最底层的劳动工作，来到了东京。经历苦学，一八九二年时在幸田露伴的推荐下，成为德富苏峰所创办的《国民新闻》记者。德富苏峰打算透过《国民新闻》报导贫困问题，揭露藩阀政治黑暗面，认为一定可以藉此获得巨大回响。为了尽快与樱田文吾在对手报纸《日本》上的连载对抗，他让具有底层劳动者经验、在写作上已有一定成绩的松原岩五郎负责新系列，而该系列则成为名留青史的贫民窟报导文学。
受到二位先驱影响，为都市下层世界留下细致精确纪录的，则是横山源之助。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生于富山县鱼津的渔民之家，由于是私生子，出生后随即被送养，成为泥水匠的养子。小学毕业后，成为住在酱油店中的佣仆，一边自学。一八八五年时成为富山中学的第一届学生，却突然在次年和两名朋友逃到东京。他以律师为目标，和樱田文吾同样就读神田的英吉利法律学校，却始终无法通过司法考试，换过好几次住处，有时借住在市谷的托钵寺，或投宿在市区边缘的木赁宿。
恰好就在此时，横山源之助认识了二叶亭四迷和松原岩五郎，加深对社会和劳动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松原岩五郎已写下一系列的贫民窟报导，对正在流浪的横山源之助而言，他就像是「流浪小队长」。成为律师的梦想破灭，在心生绝望四处游荡的期间，横山源之助受到二叶亭四迷和松原岩五郎的强烈影响，也希望能够透过书写贫民的报导，为解决贫民和劳动问题出一分力。一八九四年，横山源之助成为岛田三郎率领的《每日新闻》记者，他不仅写下「贫民窟」的报导，还有一则又一则的社会调查新闻。
乔装打扮的樱田文吾与贫民窟里的人们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者在贫民窟报导上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樱田文吾在前往「贫民窟」时，会先行乔装打扮。他是如此描述自己踏入「贫天地」时的模样：
戴着像被品川满潮冲刷上来的帽子，穿上会被人怀疑是用二三百文向收废品老爷爷换来的单衣，旧到变成鼠色的白绵兵儿带上，扎着彷佛被山十酱油熬煮过的手巾，拖着没了齿的矮木屐，大摇大摆地出发。91
换句话说，他戴着已经变形的帽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灰色腰带上塞着像被酱油煮过的擦手巾，脚下踩的是齿被磨平的木屐。他以这般有些过火的乔装，踏入了下谷万年町，这是当时和芝新网町、四谷鲛桥并列的三大贫民窟之一。
此时早已过了晚上八点。向前走去，可以看到远处「木赁御泊宿万年屋」的文字，当他终于走到那里时，一名三十四、五岁的女性只穿着下着正在吃饭。樱田文吾表示想住一晚却遭到拒绝，后来在第二间「下总屋」中渡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宿，他将附近走过一遍后前往浅草。第二天投宿在浅草马道的木赁宿「中西屋」。隔日从清早就开始下雨，直到中午也没停，因为没有伞，他在此又住了一晚。
第四天往本所的方向走去，随意找了间木赁宿，他对里面的阿婆说自己刚从乡下出来，因为要去千叶找朋友才来到此地，希望能在这里住一晚，口气十分诚恳，老板同意后，他立刻付了房钱。不久，那位「老板起身说要去点找乐子，套着件半缠拿着黑色的钱袋就往雨里冲去」。然而今天没人来，老板不过五分钟就回来了92。
樱田文吾直觉地认为那位老板是赌徒。当时本所和浅草有些木赁宿被赌徒当成大本营，晚上能去找「乐子」，也就是聚赌。第二天早上，旅宿的阿婆拿着一张纸牌大小的纸，问他上面写着什么。纸上写着「昼藏夜现」等字，他向阿婆解说文字的意思，阿婆似乎也明白了。后来有人告诉他，那是一种源自于中国的赌博，叫做「七八」。自己推测得果然没错，樱田文吾如此写着93。
这些内容让人能立刻看出一件事：樱田文吾虽精心乔装，却不受贫民窟欢迎。他的打扮大概有什么让这些木赁宿的主人感到不对劲，或拒绝他入住，或勉强才接受他的投宿。即使没有告知自己的来历，他在本所投宿的那间木赁宿阿婆还询问他汉字的意思，大概也是察觉到这人不像是贫民窟的普通居民。贫民窟的人们并没有迟钝到会被这种急就章的乔装给欺骗。
樱田文吾接下来又前往洲崎、木场、芝，途中遇到二次霍乱死者的葬礼。这一年（一八九〇年）日本霍乱大流行，三万五千多人因此死亡。最后他踏入新网的「贫天地」，同样在木赁宿住了一晚。这次他被安排在十四迭大的大房间中，里面住着十多名客人，在他隔壁的是一名「八十多岁的乞食翁」。这位老人家在三十多年前是抬驾笼的轿夫，樱田文吾记下了他说的话，内容如下：
人人皆曰如今世界实已便利至极。曰身居此处，唐、天竺、西洋诸国之物皆可购得，有车代步，炼瓦栖身，真是诸事万般皆便利无比。如此果真便利！然此不过是腰缠万贯老爷们的便利，吾等贫窭之辈自不用提，中等之下者又何便利之有？从前松岛町七、八百文至二朱便可租赁之家，如今五十钱亦租不得；过去仅需八十，此烟袋中便可有山八二撮又半，如今那烟草付一钱先扣二厘为税，剩下八厘可得之量甚至不及过去之半。万般诸事皆如此，何谓便利至极之有！94
老翁这番话在感叹，说什么现在世间已经十分便捷，无需前往他方就能买到来自中国、印度、西洋的物品，有人力车代步，有砖造房屋可住，但这些都是富裕阶层才能享受到的事。对中等之下者而言，生活里只有苦楚，哪有什么便利。从贫民窟角落的老人口中，对近代文明做出了尖锐的批判。住在贫民窟的人们不仅拥有能辨别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还有这样犀利的批判观点。
樱田文吾花了大约一周时间探索浅草、本所、四谷等地的贫民窟，写下「在米价高腾、生活困难、金融停滞、工业窒塞交加之下，他们遭到了排斥。这些人大多皆非天性怠惰」95，指出是社会出了问题，而非住在贫民窟中的人们生来游手好闲。正因樱田文吾本身具有败者的凝视，他才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认识。这便是我在此想先确认的一点。
民族志观点与社会调查观点
松原岩五郎旁观樱田文吾的连载，同时提笔写下《最黑暗的东京》，不过他是藉由亲身进入贫民窟工作来实践探查，写出了近代日本第一部都市贫民窟的社会学民族志。松原在报导引言中连珠炮般地抛出一连串疑问，如「东京最黑暗的角落在哪里？木赁宿到底有多么拥挤？残饭屋是卖什么的？贫民俱乐部是由谁组织的？饥饿教会了你们什么？饥寒窟的经济是何种状态？你又为何落入贫困？」并接着写道：「若想知道所有问题的解答，就来最黑暗的东京一探究竟。那是贫天地的预审法官，是饥寒窟的代言人，是观察贫民的显微镜，也是看见最下层的望远镜。」96看到这里，读者应该会被松原的文字吸引，深陷其中。
在这篇报导中，松原岩五郎从下谷到浅草，之后又再次前往下谷，在根津宫下町、小石川柳町、传通院里、牛込赤城下、市谷长延寺谷町等「各个小贫民窟中徘徊」，最后终于才抵达三大贫民窟之一的四谷鲛桥。他在那里拜访了「清水屋弥兵卫大哥」，表示希望能在此工作并请求协助，继而被介绍到附近的残饭屋。于是，松原就此当上了残饭屋的「下人」。
每天在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半，晚上同样是八点的时候，将直径一尺多如筒状的大筛、挑水桶，还有盆、酱油桶堆在人力板车上，和搭档二人一起从士官学校的后门进去，把三餐的残羹剩饭收拾好带回去。但说起来，本来就没拿过比筷子还重的东西的人，一下子要加入重劳动工作的行列，那种辛劳实在很不容易。力气只要勉强使劲也使得出来，但由于不熟悉工作要领，总是出些小孩子才会犯的错，常常惹得老板不高兴。97
图5-3 「贫民在残饭屋买饭」
出处：《最黑暗的东京》（现代思潮社，1980年）。
没拿过比筷子还重的东西明显是夸饰，但不熟悉环境而在工作时不断失误，惹得残饭屋老板不快，应该就是事实了。
这间残饭屋以「一筛（约十五贯98）五十钱」，收购「学生到教官有千余人」的士官学校剩菜剩饭，再以「一贯约五、六钱左右」的价格，卖给拿着「筛、面桶（用桧、杉木薄片圈制成的一人份食器）、多层饭盒、饭桶、小桶子，或是深底大碗、提盒」等容器的「贫穷男女老幼」99。松原描述在习惯这份工作后，「贫民多么地为剩饭感到欢喜，就连搬运剩饭的我也十分受到欢迎。为了回报他们的欢迎，我总是使尽手段搜索庖厨，尽可能地运出更多剩饭好分给他们」。而当士官学校「庖厨」中几乎没有剩饭时称「饥荒」，若是多到板车也几乎堆不下时则是「丰收」，以此告知各位「贫穷男女老幼」100。
这段文字传达出松原岩五郎投入这份工作的热忱身影。就这样，松原深入东京最大的贫民窟，生动地描绘出在此处生活者的日常，称得上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学民族志。在一八九〇年代，已经出现足以催生出这类著作的观点。
受到樱田文吾以及松原岩五郎报导工作的启发，开始调查贫民窟的则是横山源之助。他比前面两名先行者更加深入东京贫民窟内，多次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完成《日本之下层社会》，清晰地勾勒出明治时期贫民窟的全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同于成为残饭屋的下人、以鲜活笔调描述亲身工作经历的松原岩五郎，横山源之助的记叙方式相当地冷静且是俯瞰式的。
例如他对本所和深川二区的描述，是「风俗习惯自旧幕府时代起便有别于其他十三区，少有封建时代特征武士之住所，纯粹由町人构成，尤其是工匠以及力夫和短期临时工这类一般劳动者，而非商人之流。正如地形上以隅田川为界区分，其人情风俗也与一般有所不同」101，明确地列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何在，有什么特质。但也由于文字风格十分冷静，稍嫌欠缺文学上的趣味性。
比如对浅草的描写，则是「虽说也有相当数量的贫民住在下谷区、小石川区以及四谷区，但与浅草区相较皆不值一提。此区有松叶町、阿部川町、木赁宿聚集的浅草町、新平民部落所在的龟冈町」等。接下来这段文字中又列出许多町的名称，「若是拐入大部分贫民住得起的地方，如松叶町、神吉町的小巷中寻找可栖身之所，便能看到今日连在万年町中都消声匿迹的乞丐之家成列，朝外的巷道虽有店铺，但大多也只是收破烂的。走入其他地方如阿部川町、清岛町的小巷内，处处可见穿着和生活与鲛桥、万年町不相上下的居民」，从俯瞰的角度展现该地区的贫困程度102。这些描述里少了松原岩五郎文字中的那份生动。
败者的视线与底层（subaltern）之声
本章将探讨幕末到明治期间，看向东京贫民窟的视线增加一事。樱田文吾、松原岩五郎以及横山源之助的探查途径各有不同，其中开创先河的樱田文吾背后蕴含着戊辰战争的「败者凝视」，这点相当重要。他们三位之所以能够进行「贫民窟」的报导，是因为受雇于陆羯南、德富苏峰和岛田三郎所创办的明治时期新闻报社，则是另一个不能遗忘的重点。前面曾提过，陆羯南和德富苏峰的立场与萨长军阀政权对立，而岛田三郎也是前幕臣之子，在维新后和大隈重信关系亲近，后来成为田中正造的盟友。而在关系上，这些人物之于樱田三人，正如同山冈铁舟之于天田愚庵。
并且，整体而言，松原岩五郎的《最黑暗的东京》类似于记者亨利．梅修（Henry Mayhew）的调查，后者在《伦敦小巷生活志》（The illustrated Mayhew’s London）中留下了关于伦敦贫民，甚至带着文学性质的民族志。另一方面，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则近于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在十九世纪末对英国贫民窟所做的正式社会调查。同样在这个时代，当上述调查工作推进之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出版了关于劳工阶级的社会学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然而在明治的东京，透过这些记者的观看，贫民窟是否可谓被真实地呈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本书进行至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理论解构，意即试图拆解结构主义知识范畴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掠夺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脉络的贾雅特里．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在演讲录《从属者可以发言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的提问。史碧华克质问「从属者发声」的可能性，这是联系前面所讨论的各种「败者叙事」和「贫困者的世界」的核心问题。
史碧华克在本文中借用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理论，将「无法发言」分为作品「拒绝表述」以及「无法表述」。马舍雷仅藉此区别讨论文学作品，不过史碧华克认为其「可适用于帝国霸权中的社会文本」。
比如前者在发言上的拒绝，于殖民地的情境下，可能会是「将殖民地风俗习惯法典化的帝国主义法律实践」产生出的「集体意识形态拒绝」。另一方面，后者的「无法表述」则是关乎从属者发言可能性的问题。例如有关「农民叛乱」的各种叙述占据「叙事」场域时，此时作为叙事主要对象的农民，是「一个如今已不可能搜寻的意识的指标」。在此农民有无被描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103。
而在近代「国际劳动分工范围之外侧」，只要我们局限于自身与他者的二元架构中，就会存在「不可能捕捉到其意识的人们」。他们是「仅能维持最低限度温饱的自耕农，没有组织的农业工作者、部落民，集结在街头或乡村的零时契约劳工（zero workers）群」104。面对这些人群，在他们的记叙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记述自身的方法。
无需多言，「不可能捕捉到其意识的人们」也包含了东京贫民窟的居民。幕末以来，这种「底层」的规模，在日本近代资本原始累积过程中大幅膨胀。他们聚集在贫民窟中，而这一系列在贫民窟中进行田野调查的报导，则引发了近代东京的「底层可以发言吗？」之问。
问题在于「败者是如何书写底层？」和「从属者发言了吗？」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本章而言，樱田文吾、松原岩五郎和横山源之助的贫民窟调查采访，确实尽可能地站在贫民窟人们的身旁。前一章中天田愚庵的《东海游侠传》叙事也贴近了赌徒的世界。但这仍然难以打消其中呈现的是否只是樱田、松原和横山自身之声的疑虑。
即便如此，樱田文吾从曾是驾笼轿夫「八十多岁乞食翁」那里听到的发言，仍十分强而有力。松原岩五郎和横山源之助在采访中，应该也曾听过类似的发言。除了天田愚庵，赌徒们也曾对许多听众发言。然而记者的书写是否让这些发言成为「底层之声」？对此，仍有必要维持些许保留态度。
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答案。让我们回到史碧华克。她主张，傅柯和德勒兹非本质主义的透澈言论，因其言论发生的场合而包藏了「一个本质主义的议程」；另一方面，印度的从属研究（subaltern studies）看来本质主义的语言，由于在「帝国主义的知识领域、社会、学科的书写暴力」中发言，因而展开了激进的去本质主义。
若借用以上论述，或许正因樱田文吾、松原岩五郎和横山源之助的叙事背后，包含着戊辰败者的凝视，才可能在那个时代中具备新闻报导性的同时，也兼具了批判性。但除了横山，樱田和松原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完成贫民窟的报导后，樱田成为日清和日俄战争的随军记者继续报纸连载，战后在京都建立京华社和京都通信社，最后走向从政的道路。松原也以日清战争的随军记者身分活跃，未再回到贫民窟。我们在前面曾论及戊辰败者的记忆，于日清和日俄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如何被重塑，而败者们围绕在「贫民窟」上的目光，也同样在帝国主义下产生变化，由「贫民自身的发言」中分裂了出去。
79：译注：明治维新改革之一。全国各藩将其所有土地（版）和人民（籍）归还朝廷，藉此新政府得以实现中央集权。
80：译注：明治维新后，旧武士阶级被称为士族，该身分在二战后废止。
81：译注：江户时代对武士以上阶级实施的刑罚之一，惩处期间内将限制其外出和行动的范围。
82：横山《江戸东京の明治维新》，页八三─八四。
83：横山《江戸东京の明治维新》，页五一。
84：译注：江户各町的代表，在幕府官役管理下处理町行政。
85：中川清《日本の都市下层》（东京：劲草书房，一九八五年），页二六─二八。
86：中川清《日本の都市下层》（东京：劲草书房，一九八五年），页二九。
87：中川清《日本の都市下层》（东京：劲草书房，一九八五年），页二九、页三一。
88：纪田顺一郎《东京の下层社会》（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年），页五七─五八。
89：纪田顺一郎《东京の下层社会》（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年），页四二。
90：纪田顺一郎《东京の下层社会》（东京：ちくま学芸文库，二○○○年），页五八。
91：桜田文吾《贫天地饥寒窟探检记》（东京：日本新闻社，一八九三年），页二。
92：桜田文吾《贫天地饥寒窟探检记》（东京：日本新闻社，一八九三年），页九。
93：桜田文吾《贫天地饥寒窟探检记》（东京：日本新闻社，一八九三年），页一○─一二。
94：桜田文吾《贫天地饥寒窟探检记》（东京：日本新闻社，一八九三年），页一七。
95：桜田文吾《贫天地饥寒窟探检记》（东京：日本新闻社，一八九三年），页二六。
96：松原岩五郎《最暗黒の东京》（东京：现代思潮社，一九八○〔一八九三〕年），页六。
97：松原岩五郎《最暗黒の东京》（东京：现代思潮社，一九八○〔一八九三〕年），页三九─四○。
98：译注：贯为日本过去的重量单位，一贯为1000匁，约3.756公斤。
99：松原岩五郎《最暗黒の东京》（东京：现代思潮社，一九八○〔一八九三〕年），页四一。
100：松原岩五郎《最暗黒の东京》（东京：现代思潮社，一九八○〔一八九三〕年），页四六。
101：横山源之助《日本の下层社会》（东京：岩波文库，一九四九〔一八九九〕年），页二三。
102：横山源之助《日本の下层社会》（东京：岩波文库，一九四九〔一八九九〕年），页二四─二五。
103：ガヤトリ．C．スピヴァク（Gayatri C. Spivak）着，上村忠男訳《サバルタンは语ることができるか》（东京：みすず书房，一九九八年），页四七─四九。
104：ガヤトリ．C．スピヴァク（Gayatri C. Spivak）着，上村忠男訳《サバルタンは语ることができるか》（东京：みすず书房，一九九八年），页五四─五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