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边缘化的纺纱女工
从属阶级的女工
在前一章最后提到的《从属者可以发言吗？》中，史碧华克讨论到两种关于寡妇要在丈夫火葬同时自焚殉夫的印度教旧习萨蒂（sati）的论述。这个殉夫的习俗为宗主国英国所禁止。英国人将之视为「白种男人把棕色女人从棕色男人手里拯救出来」之事例，文明的西方白人男性拯救了受到印度教徒男性压迫的印度女性。然而「印度本土主义者」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在其论述中，「女性们其实是自愿殉葬」105。
当然，史碧华克并未赞同任何一方。这两种论述彼此互补，并且相互正当化，谁也无法从中找到女性自身的声音。「即使追溯东印度公司纪录所包含的警察报告书中，被胡乱地拼写下来（……）那些殉葬寡妇的姓名，也无法再凑出一个『声音』」106。
那么，明治时期日本下层女性又是如何？阅读在纺纱工厂工作的女性的纪录，未必无法拼凑出她们的「声音」。诚然，那些纪录由于各种制度或意识形态而遭到扭曲，不过她们的发言留下了痕迹，而如何对待这些发言便成为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明治以来问世的三本社会调查史上的经典著作上，分别是：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一八九九年），农商务省商工局的工务课工厂调查组的《职工事情》（一九〇一年），以及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一九二五年）。
第一本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是最早的「女工」（虽应称为「女性劳动者」，在此按历史脉络使用「女工」）声音纪录。接下来的《职工事情》是官方调查报告书，留下了关于下层女性劳动者的详细纪录。最后一本《女工哀史》，作者细井和喜藏本身就是纺纱厂工人。不管是《贫天地饥寒窟探险记》的樱田文吾、《最黑暗的东京》的松原岩五郎，还是《日本之下层社会》的横山源之助，三人都是以记者身分对底层社会取材，作品皆属于观察者纪录。《职工事情》则是对于当时工人所身处的严苛环境，所做出的行政调查报告。相对于上述文本，《女工哀史》的编写者细井和喜藏本身就是工人，处于贫困之中，是出自于纤维产业下层劳动者之手的作品。
《日本之下层社会》中书写的女工
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共分五编，工厂劳动者的部分在第三、四编，其中第三编的内容包括〈桐生和足利地区的工女107〉，第四编则有〈纺纱工女的风俗和状况〉，以及「铁工厂」中的「男工和女工」描述。
当时桐生和足利地区的织布厂中大多都是女工。日本纤维产业兴起初期，群马县是织布产业的一大集中地。横山源之助指出，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时，足利管辖范围内的女工共一万四千名，桐生则是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名。因此桐生和足利地区有将近三万名女工，大部分都不是当地人。桐生和足利地区出身者「非常稀少」，其他则是「就如同大阪府下的纺织工人多来自其他地区，来自缺乏特产的地方，也就是越后、越中、能登、加贺出身者最多，来自其他地区如越前、武藏、相模、上总、下总，和甲斐等地的也不少」108。
在调查这些女工工作的织布厂的横山源之助笔下，她们「不管是苦是乐，愉快不愉快，或许是无法如实诉说，还是在回答上有所顾忌，无人肯开口谈论自己，也没有人回答我的追问」。也就是说，即使横山向默默工作的女工提出问题，她们也没有回答。不过女工们「齐声快乐地」唱歌，歌词是「讨厌啊真讨厌，别再织了，甲斐绢织屋的神明大人」。如果仔细听，接下来是「拿过饭盆往里看，混合饭中没有米呀泪水涌上来」。事实上，她们每天吃的是米麦各半的「混合饭」，并且「早饭和晚饭虽然有汤，中午无菜，而汤也是特别重咸的味噌汤，里面通常放的是青菜」109。
横山表示，女工只把赚得的金钱花费在饮食上，既不储蓄也不用于服装是理所当然，却经常因此受到批评。并且指出只要考虑到她们的处境，还有她们无止境索求金钱的双亲，便无法责备女工不储蓄而将钱用在吃喝上。
横山指出，在足利和桐生地区，雇用、管理女工的女性较男性更多。在这里「相较于男主人，女主人更有权威，时常在工厂巡视，行为规矩也大多由女主人监管，因此工女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她们和女主人之间的关系」110。在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性别和阶级关系不一定会重合。
其中「某间织屋的妻子」感慨女工「只要一没盯着手就会停下，要是看到辛劳工作者有东西可拿就会怨恨雇主，忘记自己有多派不上用场。让她们努力工作，却摆明着只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节日前二十天就开始算日子，心都不在工作上，稍不注意就会做出些不能用的东西也毫不在意」111。女主人对女工的懒惰感到无可奈何，发出感叹。
另一方面，女工则表示「除了节日以外根本不许外出，就算故乡有人来访也不让人见面，千拜托万拜托好不容易可以相见，也舍不得给点讲话的时间，还要在我们交谈时跑到旁边竖起耳朵听。织屋老板娘的疑心病就是这么重，就算有几十个同乡来这里，彼此间也禁止往来」，充斥着不满。
她们的不信任感根深柢固。收到故乡来信时，就算没有开口要求，女主人也会说要帮忙读信，要老板读过以消除疑虑。若在工作上有些许失误就会遭到威胁，嘴上说要在明年正月做袢缠、盂兰盆节时买袖口这些好话，却一次也没实现过。只看重那些表面上装着努力工作、很会拍马屁的人，而对那些认真工作的人，即使到了节日也不肯给点零用钱。虽然女工们不肯多说，却也吐露了平日累积的怨愤，横山如此记录112。
纺纱工厂与士族救济
那么，东京的纺纱工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创办东京第一间纺纱厂的是鹿岛万平。一八七二年，他在现今北区泷野川设立了鹿岛纺绩所。鹿岛万平是深川米店的次男，一八四九年开始经营棉织品批发，在日本因黑船事件开港后，从事与海外商人交易的棉织品出口批发事业。他在幕末加入三井组，和三野村利左卫门共同组织生丝荷为替组合113，此外也活跃于东京贸易商社以及该社的箱馆驻点，涉足钏路的鲱鱼粉制造、昆布采收等。明治维新后，就在泷野川创建了鹿岛纺绩所。
鹿岛万平在泷野川设置纺纱工厂的理由明确，千川上水和石神井川同时流经泷野川和王子一带。幕末时期，推动幕府近代化政策的小栗上野介，曾考虑将玉川上水分流的千川上水运用在工业上。他希望能利用位于台地的千川上水和台地下石神井川的高低差，引千川上水之水流至石神井川，推动水车制造大炮，运用水力作为动力切割炮身的炮膛。只是按照小栗上野介构想所建成的泷野川反射炉，却因幕府覆灭而未曾启用。从政府手中购得这块土地的鹿岛万平，便将小栗上野介计划用于锥台（打通炮身的机器）的水车动力转用于纺纱。
另一方面，明治初期在纺纱厂工作的女工，大部分出身没落士族，于是官方遂主持兴办纺纱工厂，作为士族救济措施。随着幕府垮台，士族被剥夺了身分特权，除非有商业头脑，否则就会因为没有收入来源而陷入贫困。戊辰战争结束后，投身倒幕运动的士族则被发给微薄赏金，被迫退伍，生活陷入困境。若不对士族施以救济，萨长政权的根基可能会遭到动摇。
然而，士族救济和殖产兴业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幕末时，萨摩藩从英国引进了走锭精纺机（spinning mule）等，建立日本第一座西式机器纺纱工厂鹿儿岛纺绩所。然而这间最多仅需约八十名工人的纺纱厂，却在士族生活陷入困境时雇用了一百五十至二百名工人，且以上升的利润救济士族，轻忽经营效率，最终陷入经营不善，被迫关厂。
不过，也有其他成功的纺纱厂。以明治政府无息汰售的纺纱机器，在一八八二年成立的三重纺绩所共有六十名女工，大多是津藩士族之女。由于当时工业地位卑贱，最初招募不到员工，在请发起人天春三六郎之妻于所中担任见习员工后，才有男女共十人志愿来当学徒，三重纺绩所也慢慢发展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富冈制丝厂。该厂起初同样几乎招募不到女工，在初任厂长，也就是涩泽荣一的表兄尾高惇忠让女儿在厂中担任女工后，才陆续招集到女工，这座模范工厂才逐渐发展。
正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明治初期纺纱工厂最初的女工来源主要是士族之女，阶级比一般认为的要高。当时农家之女正忙于农业，商人之女也是家业所期待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她们都有各自的职业跑道。相对地，士族子弟却在维新后失去了职涯路线，作为救济措施，官营工厂开始雇用士族子女。不过自明治一〇年代左右起，工厂员工逐渐由下层劳动者所取代。
鹿岛万平的鹿岛纺绩所，可说是正好在这个变化的过渡期间创立，是第一座以民间资本设立的纺纱工厂。鹿岛万平有些类似于涩泽荣一，他接二连三地发展新事业，所创立的工厂或公司则由其家人协助经营。例如设立于泷野川的纺纱厂，社长是鹿岛万平的次女贞子，工厂也在她的名下。而在工厂中工作的人称呼鹿岛万平为「隐居114、大头家、大老板」，长男万兵卫为「头家、老板」，称社长贞子为「阿贞女士、二老板娘」115。
当时的工厂员工回忆起贞子的工作情况：「她比女工们更早起，然后叫醒女工们，照料她们从吃饭到打理头发。工厂开工后，她也会挽起袖子勤快地监督。她曾和女工们一起工作，也曾在像是来了新女工的时候，手把手地教导她们。」可以说，贞子的工作模式相当类似于大商店的老板娘。桐生和足利地区纺纱厂的女主人也是如此，像这样由女性管理工厂的例子，应该并不少见。
那么，在鹿岛万平女儿贞子管理的纺绩所中，雇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女性呢？根据千本晓子的研究，起初工厂从川越招募了四、五名女工，然而「她们似乎因身为乡下人又粗鲁无礼被敬而远之，改为尽量招募东京人」。不过「东京女性不喜欢当多年契约的雇工所以无人应征，因此开出和东京市内女佣工作相同的待遇，也就是支付薪水，至于餐费和工作服则由雇主负担，以如此条件招募员工」，改善待遇，尽力从附近征求人手116。
鹿岛纺绩所在招聘上的竞争对手是女佣工作，「比起纺纱女工，面临婚姻的年轻女性更偏好去当女佣，因为后者不但能学习到各种家事，还能成为自身品行良好的证明，有利于结婚」。而农村女性则是「以嫁入农家为先」，因此以女佣工作为志，很多人会在找不到这类职缺时「先到纺纱厂工作，一旦找到女佣工作就立刻辞职」117。
这些状况符合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文化资本的讨论。农家子女为了提升自身文化资本，人人都在评估什么策略更有利。就此角度而言，女佣比女工更受到青睐，而最好的选择就是到大商家中当女佣。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获得更优秀的人手，当时的纺纱厂不得不改善女工的待遇。
纺纱大规模工业化与女工的边缘化
不过正如千本晓子所指出，随着工业化发展，农家除长男以外的男性开始前往都会区的工厂工作，地方农家的次男、三男等逐渐成为工厂的劳动者，如此一来，农家女性为了「嫁入农家」而选择当女佣的策略也失去了意义。农村女性设想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希望成为女佣的人数减少，当女工的人数增加，这种趋势逐渐增强。
在此时期，日本纤维产业的工厂规模持续扩大，过去相对分散于地方的工厂，也逐渐往大阪或东京集中。直到一八八〇年代，在小型制丝厂及纺纱厂仍分散于地方的时期，大部分工厂的位置不在东京或大阪近郊。以制丝业为例，其产业中心位于以长野县为首，包括山梨、岐阜以及群马等县的本州岛中部山区。此时日本制丝业在长野县设厂的比例占压倒性多数，其中大部分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小型工厂。但进入一八八〇年代后，局面开始出现变化，在工厂扩大规模的同时，特别是纺纱业，于大阪以及东京外围陆续兴建起大型规模的纺纱工厂。
实际上，这些工厂的规模扩张非常明显，若以判断纺纱工厂产能时所使用的精纺机（完成纱线制程的机器）锭数来看，大阪纺绩在一八八三年引进了一万〇五百锭的精纺机，平野纺绩在八九年引进的精纺机则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锭，九三年第二工厂引进的约有一万六千一百二十八锭，摄津纺绩在九一年引进一万九千二百锭，九四年第二工厂引进一万五千三百六十锭，九八年第三工厂引进一万五千锭精纺机。而设立在东京钟渊的东京绵商社（一八九三年改名钟渊纺绩），则在一八九〇年引进了二万八千九百二十锭的精纺机。
于是，东京沿着隅田川岸形成了一片工厂区，其中具代表性工厂就是钟渊纺绩。一八八七年（明治二〇年），东京绵商社在草创期共有员工三百五十一名，不过到了大正末年已发展到五千名左右。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隅田川沿岸又陆续兴建了皮革、编织物以及火柴等制造工厂，该地逐渐成为轻工业中心。
当工厂规模扩大，劳动力出现不足，各地的纺纱工厂开始争夺能够成为女工的人力。即便如此，最初仍是从东京、大阪附近地区征人，而当这个做法已无法满足工厂需求，中介便从全国各地的贫穷农村招募年轻女性。在此状况下，女工的劳动形态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成书时代稍晚的《职工事情》（第一卷）中记载此变化如下：
纺纱工厂雇用工人时，惯例让距离近者通勤，来自远方的外地者住在宿舍。应征进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都市及其周边工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外地，其他小都市或农村区工厂则有不少通勤者。雇用纺织工人时所生之种种弊害，主要并非发生在从附近父兄家通勤的工人，而是自外地雇用的工人身上。118
女工的待遇自一八九〇年代起恶化。她们被中介的甜言蜜语打动，到东京或大阪后发现劳动条件和之前说的不同，才察觉自己被骗。然而工厂主人不肯听她们申诉，中介也早已离去，没有可以仰仗的亲戚，也没有钱能离办厂，意志脆弱者只能含泪留下。也有意志坚强者趁夜翻墙逃走，但被发现并受到惩罚的也不在少数。
为了防止女工逃跑，公司也用上了各种手段。例如在入职后数个月，女工即使休假也不被允许外出，发薪前一天虽然可以出去，但外出时会有陪同人跟在一旁。而发薪后的数日间，则会有人在宿舍周围巡视看守。此外在中介中，也有利用工厂间争夺女工劳动力而获利的黑心业者，他们将女工介绍给甲工厂后没几天又向乙工厂介绍，不久又介绍给丙工厂，重复这类诈欺行为，赚取中介费。劳动环境苛刻，又有黑心中介业者蠢蠢欲动，生活在宿舍的女工几乎等同于身处监狱之中。
2.逃走与抗争，然后被驯化
集体脱逃的女工
然而女工并非只知顺从。有人反过来利用工厂拥有者对廉价劳动力的争抢，从工厂逃出后以假名受雇于其他工厂，也有人与中介业者合谋辗转于工厂之间，藉此获取介绍费。女工抵抗雇主种种专横的手段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是「逃走」。
例如，一八九三年二月，来自和歌山县的五名十几岁女工被安置在横滨警察署。她们参加东京钟渊纺绩的应征，成为钟渊工厂的女工，但工作后的劳动条件却和招募时所告知的完全不同。招募时说日薪是十六钱，但实际却是大人八钱，小孩四钱，扣除一天六钱的餐费后什么也不剩。由于劳动条件太差，女工们「想念家乡的双亲，每日以泪洗面，因为实在看不到希望，决心回乡」遂从东京出发，但到横滨时已花光手上的钱，走投无路之下前往警局（《读卖新闻》一八九三年二月三日）。
在这之后，从钟渊纺绩逃跑的女工层出不穷。一八九七年五月，三名出身爱知县十四岁到二十二岁的女工，「掉进纺纱公司派出的中介的陷阱，特地前往东京就职，因无法忍受与中介所言不同的工作，三人商量决定逃离」，却遭到警方逮捕后交还公司（《读卖新闻》一八九七年五月三十日）。警察并没有和拚命逃走的女工站在同一阵线。
而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奈良郡山纺绩会社的女工「无法再忍受公司虐待，二十一名女工在商议后决定辞职返回各自家乡」时，在同公司前员工山田某的斡旋下，有数人转职进入钟渊纺绩。然而，钟渊纺绩的日薪十二钱，却须扣除十一钱餐费。在「一天仅有一钱所得，实在难以忍受」的状况下，女工们「偷偷离开公司逃到了吴服桥一带，但因为不熟悉那里的环境，身无分文又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是好地低声哭泣」，令经过该地、住在深川的砌砖工人伸出援手，将她们带回家。然而到了深夜，他却「以过分的言词调戏」女工，遭到拒绝后，工人便将她们都赶了出去（《读卖新闻》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
图6-1 钟渊纺绩株式会社，东京总公司工厂
出处：副岛八十六编《开国五十年史 附录》（开国五十年史发行所，1908年）。
在次年的一九〇一年，两名淋着雨赤脚走在根岸街头的女性，因违反「跣足令」遭到逮捕。经过调查，发现「前天晚上五人因不堪虐待一同逃出」钟渊纺绩工厂（《读卖新闻》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一日）。
当然，被发现露骨地剥削或「虐待」自地方招募而来女工的不只有钟渊纺绩。例如一九〇一年八月，因企图跳下横滨黄金桥而被警方带走的女性，即是东京纺绩的女工，自陈「无法忍受（公司的）工作和朋友一起逃走，但因为没有路费走上绝路」（《读卖新闻》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五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警察带走了数名正在路上徘徊、来自宫城县十六岁至二十二岁的女工，她们是本所区押上东京瓦斯纺绩会社的女工，因「不堪过度密集的劳动」而从工厂逃出（《读卖新闻》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几个共通点。首先，女工们是四、五名同乡一起逃亡，单独逃走的例子并不多。其次，年龄大多集中在十几至二十岁左右。此外，在大部分事例中，她们并非是有地方可去才逃走，而是一心只想着要摆脱现状，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么都没带，就这样展开逃亡，因此几天后便落得身无分文，回不了家乡在街头游荡的境地。
关于女工性的描述
另一方面，从横山源之助的《日本之下层社会》到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作者都反复描述了女工的性问题。当时大多数女工都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她们以数百、数千为单位在纺纱工厂里工作，因此这些年轻女性的性欲也成为社会关心的议题。例如在《职工事情》中是如此描述女工的「风纪」：
关于纺纱女工「风纪」的数据并不少，但因实在过于下流，让人犹豫是否应化为文字。地方出身的女工风纪混乱，这应是社会普遍认同之事。不仅是纺纱工人如此，织布工人等的风纪也因地区不同相当败坏。出生在地方贫穷家庭中，未曾接受过什么教育、缺乏伦理感的女孩子，一旦来到父母无法管束的外地，在工厂宿舍或是工人寄宿屋中和数百人一起过着团体生活，几乎无法期待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或是抵挡外来诱惑。因此适当地监督，维持她们的风纪，是工厂经营者必须负起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工厂经营者中也有虽然注意管束风纪，却因无法张弛有度，失去她们的欢心导致下台的例子。风纪的管理，并非易事。119
这里描述的是离开双亲、从地方出来的年轻女性，在宿舍等场所过着团体生活时出现风纪乱象，工厂经营者虽然对此有所管束，但要是管得太过就会被讨厌。虽然出现在这段文字里的是年轻女工和工厂经营者，不过理所当然地，女工和工人、工厂外面的年轻男性，还有和工厂上司之间的性关系都在这个主题之内。《职工事情》中有记叙如下：
若问（女工们）不分昼夜不停工作所得的金钱用在哪里，首先是花在零食和表演参观上，其次就是男女关系。据说在风纪混乱的工厂里，甚至有工人为男女工穿针引线，藉此收取礼金。工厂附近还有表面上贩卖着点心或是煮鱼等，实际上是供男女密会的场所「待合」，在大阪称之为「盆屋」。也有男女在寄宿屋或出租的房间中相会，在宿舍内发生淫猥行为的例子听说非常少。120
《职工事情》里也记载了从女工听来的发言，她们说：「工厂里年轻男女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有些工女的所得稍稍高出男性，其中也有人被甜言蜜语所惑，把钱花在男人身上。这些甜蜜的男人大多都来自外地，就算宿舍在管理上已相当严格，这种事似乎还是难以遏止，目前就有三、四名工女怀孕。工女到了十八、九岁就很容易不检点，不过也有从十三、四岁这种袖子长度都还没放完的年纪开始就传出绯闻的。工厂里男女工之间有关系这种事并不少，不过一旦发生关系又会马上移情别恋。工女和干部之间有男女关系的不多，玩弄工女的主要还是附近的年轻人。」121
照这段文字所言，女工和上司之间少有男女关系，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则不得而知。不过，若是男工和女工发生关系致使女方怀孕，工厂为了留住劳动力，似乎会准备其他房舍供他们结婚生活。
如同上述，当时女工被认为风纪混乱，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然而，把几百名年轻女性关在宿舍里，有工厂外的年轻男性跑来搭讪勾搭也不奇怪，工厂里也有年轻男性，会发生男女关系亦是自然。由于女工数量远远超过男性工人，大概也会不时因男性工人发生争执。这些状况应该贯穿了明治到大正的纺纱工厂，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形成了女工们的惯习（habitus）。
从「逃走」到「抗争」
起初，女工在无法忍受过于严苛的劳动环境时会选择集体逃走，不过自一九一〇年代左右出现了变化，逐渐转向以劳工运动对抗雇主。她们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开始和公司协商。
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是大阪天满纺绩会社在一八八九年因女工罢工所展开的团体协商。该社女工从过去便商议要求提高工资，到了该年九月，约三百名女工在休息时间聚集食堂，「就今日提出调涨薪资之请求进行商议」，到该上班的时候也无人回到工厂。感到可疑的干部四处查看，发现女工们正在召开集会，五、六名女工突然间包围了那名干部，强烈要求提高薪资。
类似事例在进入一九一〇年代后频繁出现。例如一九一四至一五年间，日清纺绩内部出现纷争，受到女工信赖的管理人员不得不辞职下台，女工们心生不满，与那位管理者「分离的悲伤哀痛一口气爆发，二、三十名工女竟无意识地趁夜色打破玻璃窗等，做出女子不应有的暴行」（《读卖新闻》一九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而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读卖新闻》则报导了各地「纺纱女工要求公司将目前支付的粮食补助及临时津贴纳入本薪」的示威运动。
女工的抗争活动在一九二〇年代更加活跃，「以其纤纤素手支撑国家产业的劳工妇女人数年年上升，根据去年统计，目前加入工会组织者占三十万八千九百名劳工中的一万二千〇一十名，据称全国尚未加入工会的劳工妇女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尤其是纺纱、制丝、织物以及染色加工等产业，从业人员有八成为女性」，当然，女性的劳工运动也更加蓬勃，新闻报导「近年妇女意识觉醒，经营低迷，劳动抗争引人注目」（《读卖新闻》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
女工们已非默默遵从管理者的少女，也不是遇上困难就从职场消失的少女，她们已能集体对抗男性管理人员，提出质问并要求答复。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浅仓制丝的女工向雇主要求「提升相当的薪资、外出的自由以及每日公开薪资」。她们反对「资本家以保护为借口监禁女工」，因此要求「外出的自由」。至于「每日公开薪资」则是为了遏止「经营者决定发放的薪资每日不定，到了月末擅自以今日多少来计算并支付薪水」（出处同前）。
她们面对公司的蛮横，有时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如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读卖新闻》报导如下：「府下小名木川的富士纺将宿舍女工强行塞入三辆车中，送往川崎工厂，引发轩然大波的争议。在二十五日中午左右，公司催促部分被要求返乡的女工及早准备，纺织部女工以未给予任何津贴就让她们返乡是不当行为为由，大声要求支付津贴以及储备积金，集体破坏工厂围墙后，高声呼喝袭击辛岛厂长宅邸，恰好辛岛厂长不在家中，这队人马又转往袭击事务所，但被刚好在场的警察制止并驱散，一时之间相当混乱。」
富士纺绩的争议持续到翌年，女工们在如往常夏日「跳着盆踊的同时」计划着「二千名女工的大型示威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公司那边，局面焦灼。根据报导，「在有煽动分子的情况下，抗争仍然呈现混乱状态。由于亦有传闻显示，在本次十五日晚间全体女工二千人依惯例于工厂内广场盆踊，展现各地称颂乡土的民谣拍子、发挥地方特色趣味时，将以巧妙的方式举行示威活动，公司方面与川崎署共同展开高度警戒」（《读卖新闻》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方面无法预测女工们的行动，害怕她们团结一致。
在一九二〇年代，类似的劳资冲突也频繁发生在其他纺纱工厂中。一九二七年，大日本纺绩的南千住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厂内所有机器停止运转。四百五十名从业员召开集会，决议向经营者提出八项要求。对此，大日本纺绩不改强硬态度，表示「待遇改善问题关系到全国十六座工厂，因此不可能就单一工厂来解决，并且不承认工会，被解雇者无法复职」。此外，公司方面为了不让女工参与集会，而将「数十名女工关在仓库中」一事曝光，让抗争团发出对「蹂躏人权的抗议」。
纠纷升级，抗争团「在当日（七月三日）正午左右开始示威远足，从公司前方出发，过白须桥经钟纺前至荒川排水渠堤防，约有三千人参加」，也就是举行抗议游行。而在同年七月十五日，抗争团总部前面聚集了约四百名的男女工人，领导者接连不断地发表谴责公司的演说时，遭到唯恐失控的南千住署警部下令解散，之后演变成劳动者们「包围警官队并将之殴打，巡查疑似被丢进水沟的事件，支持的巡查从接到紧急通知的南、北千住署、坂本、上野以及象舄日本堤署等处紧急前往现场，直到晚上十点半，共有一百四十名劳工被带回各警署，其中有八名是女工」（《读卖新闻》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从「抗争」到「排球」
面对愈演愈烈的劳动争议，纺纱企业也开始改变对待工人的方式。首先做出改变的是武藤山治领导下的钟渊纺绩。武藤山治出生于一八六七年，是爱知县富裕农家的长男，庆应义塾毕业后赴美，一边在香烟工厂当学徒工、洗盘子、当园丁，一边努力苦读，回国不久即于八七年成为武藤家养子。在《日本公报》（The Japan Gazette）报社工作后，九三年进入三井银行。来年被提拔为三井旗下钟渊纺绩兵库工厂的负责人，一展身手。他提出了劳资协商路线，由资方率先改善劳动者待遇，设立健康休闲福利设施。这些改革提升了业绩，钟渊纺绩的企业规模也逐渐扩大。
音乐人兼散文作家寺尾纱穗写道，在武藤山治提出的劳资协商路线背后，蕴含着基督教式的思考122。确实，武藤山治在美国留学时从事过多种工作，过程中应该也曾接触美国工厂工人的生活，大概实际体会过基督教深入生活的程度。若从他的角度来看，或许会认为在当时劳工运动愈见激烈的日本，只有基督教的博爱足以与之对抗。武藤山治认为改善工人待遇才是最好的投资，成为实践温情主义的时代先驱。
虽然较晚于武藤山治走在时代尖端的经营，一九一〇年代，面对女工的集体主体性行动，各地的纺纱工厂致力于改善女工宿舍以及劳动条件，开始采取各种对策驯化年轻的女性劳动者，其中又着重在给予女工「安全的安抚」。例如在前述一九一四到一五年间的日清纺绩内部纷争中，新经营阶层对于工人会扩大骚动，「发生暴动感到担忧，在十九日时让全体工人放假，邀请浅草阪东胜美剧团至公司内的娱乐场演出，供二千五百名男女工观赏，以尽力笼络」（《读卖新闻》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日）。
就这样到了大正中期，在各地的纺纱工厂「女工等不仅皆过着如女校宿舍之类健康规律的和谐团体生活，在地方局长官的认可下，给予未自寻常小学校毕业者教育和娱乐时间。因此有目光长远的女工坚持了两年三年，连嫁妆都攒下了才离开，还有些年纪较长的，后来各自当上了监督并住在公司」这种例子逐渐增加（《读卖新闻》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而自一九三〇年代起，排球成为纺纱工厂女性员工休闲活动中特别受到重视的项目。企业对社内运动的关注在大正中期之后上升，尤其是纤维产业，纷纷在全国成立排球队，结果即是在三〇年代后半，纤维产业的职场中出现了许多强队。
实际上，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前半，在女子排球比赛中拥有压倒性强大实力的，是高等女子学校的校队。排球原是发源自美国的运动竞技，在这类比赛中具备优势的是既拥有设备，又有教练的校队。不必多言，只有出身富裕家庭，才能就读高等女子学校。然而从三〇年代后半开始，进入全国大赛的纺纱工厂女子队伍，却屡次打败了高等女子学校的强队。前者与后者的出身明显不同，因此这也是一种文化性的阶级斗争。
过去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由中产阶级子女组成的高等女子学校队伍，现在却遭到纺纱工厂队伍压制。在此状况下，即使无法加入工厂代表队，大多数在同一间工厂工作的女性员工也会为自家队伍疯狂加油，代表性的工厂强队则是愈来愈强。这个过程在战后依然持续，最后在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运中，大日本纺绩贝冢工厂代表队正如其「东洋魔女」之名赢得了金牌，称霸世界。
换言之，「东洋魔女」并非偶然产物，而是自一九三〇年代左右起，纺纱工厂女工和中产阶级子女的文化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同时也是排球之于雇主，是在管理女工上使她们不会投入工会运动的有效文化装置的结果。一九六四年让众多日本人陷入狂热的「东洋魔女」，应该也可以说是日本的纺纱女工最终抵达的目的地。然而，这也留下了一个疑问──夺得金牌后，她们大部分的发言皆被媒体热烈报导，但这些声音正是如同字面般的「胜者之声」。那么，属于她们过去的「败者之声」，在东京奥运后的日本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3.女工之声
是谁在讲述《女工哀史》？
在女工叙事的讨论最后，我想再回到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上。因为，若从性别的角度重新检视，书中关于女工的诸多不同声音反射着对立的回响。
另一方面，细井和喜藏在该书中竭尽心力，以社会学的方式全面性地描述女工之处境。仅就全书十九章的构成来看，第一章到第六章为当时女工劳动的整体概况，章名依序为〈提要〉、〈工厂组织和从业员阶级〉、〈女工招募之表里〉、〈雇佣契约制度〉、〈劳动条件〉、〈工厂的女工压榨〉。而自第七章起，则是将贴近女工人生毫无保留的记述依主题整理，章名依序为〈束缚她们的双重桎梏〉、〈劳动者的住居及食物〉、〈工厂设备暨作业状态〉、〈所谓的福利促进设施〉、〈病患、死者之惨状〉、〈通勤工〉、〈工厂管理、监督、习惯〉、〈纺织工的教育问题〉、〈娱乐的问题〉、〈女工心理〉、〈生理以及病理性诸现象〉、〈纺织工的思想〉。
例如，第十六章〈女工心理〉中便介绍了许多「女工特有的表情动作」，其中几个例子包括「她们神色非常阴沉」、「身体紧紧缩着。呈现出在做事情上拖泥带水、迟滞难行的特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生气时，眼神看上去比普通人还要让人厌恶数倍」、「会对没什么好笑的事嘎嘎笑得东倒西歪」等123。描述虽然鲜明生动，但这些文字都出自于男性工人细井和喜藏笔下，这也成为应该深究的要点。
一般会将「站在女工的立场上揭发『压迫性的工厂制度』」视为《女工哀史》的特征，并且认为「这和作者本身自十四岁起长达十五年的纺纱工厂下级工人经历，以及本书为基于当时体验写成之事，并非毫无关系」（《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因此《女工哀史》虽然是以站在女工立场的书写获得正面评价，但细井和喜藏本身却是男性工人，前面提到的〈女工心理〉描述，也套上了一层厚重的男性凝视。
然而这件事并非如此单纯。实际上，《女工哀史》并非由细井和喜藏独自写下。他和高井敏绪124具有事实婚姻关系，高井敏绪将自身的女工经验告诉细井和喜藏，协助后者写作。她出生于岐阜县的贫穷家庭，连小学也只上过三个月，十岁成为纺纱工人开始工作，收入在扣除生活费后几乎无没有剩余。一九二〇年参加罢工，注意到主张劳工团结、提升生活质量的传单，于是下定决心卖掉手边的东西凑出交通费，前往东京，进入东京的平纹细布龟户工厂。
该工厂是当时纺纱业的劳工运动据点之一。来年（一九二一年），高井敏绪因罢工活动与细井和喜藏相遇，开始同居生活。此时细井和喜藏已经开始着手撰写《女工哀史》，但因身体病弱失去工作，由高井敏绪照顾他的生活，对他讲述女性才能进入的宿舍中所发生之轶事，协助他的写作。
由于细井和喜藏过去也是工人，当然也了解那里的环境背景还有工厂的组织运作，但他无法进入女性生活的宿舍中，无法得知女工未经修饰的声音以及感觉。在这种状况下，高井敏绪可以说是发挥了关键性线人（informant）的功能。由于充满所获得的各种信息，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与横山源之助或农商务省的文本不同，成为满载着前二者中缺席当事者发言的作品，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出版后便引发巨大的回响浪潮。
然而细井和喜藏在完成《女工哀史》后不久便过世。若曾登记结婚，高井敏绪应该还能获得巨额版税，但由于两人只是事实上的夫妻，她连一钱都未曾得到。两人之间曾有过一子，但亦夭折。留在高井敏绪身上的只剩下「《女工哀史》作者之妻」的名气。
然而，这样的名声在一九三〇年代法西斯主义下的日本无法发挥正面作用，反而会被当成是危险思想分子，在求职上也相当坎坷。高井敏绪不久后再婚，但丈夫也在战败次年一九四六年过世，她独自抚养五名孩子，即便如此仍持续参与女性劳工运动，并于一九八三年长眠。
考虑到上述背景，重读《女工哀史》时，便能察觉到字里行间对于「是谁在讲述女工」的问题，留下不少非常敏感且强烈的讯息。事实上，书中多次对行政机关及工厂管理者实施的各项调查，明确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例如下面引用的这一段记述：
女工──「由于没有任何高尚的精神慰藉满足她们空虚的灵魂，她们便在丑陋卑劣的世俗爱情中，为自己无从排解的苦闷灵魂寻找避难所。故而当务之急是建立高尚的娱乐方式，以拯救其于肉体堕落深渊之中，以培养艺术兴趣为佳。」有名政客如此表示。然而他们口中的「高尚的精神慰藉」、「丑陋卑劣的爱情」，或是「堕落」，里头有几分伦理根据以及能作为比较的依据则令人怀疑。／如果爱情是丑陋的，那么不仅是女工的爱情，所有爱情都必然是丑陋的。事实上一切都是丑陋的。为什么在丑陋的人类社会里，只有她们必须维持纯净无垢？社会没有如此要求她们的权利。125
书中还有其他对叙述女工的主体提出反驳的记述，而这一点也是横山源之助、农商务省等进行的过往调查中所缺少的。
而其极致的展现，则是细井和喜藏据说在高井敏绪协助下采集的「女工小呗」，收集了当时女工在工作中唱的歌。阅读「女工小呗」，可以看见透过隐喻方式巧妙展现的女工心情，从属的女性藉此方式发出了声音。当然，这并非直接的发言，但透过高井敏绪这位中间人，这些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被编写进《女工哀史》中。
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也能在天田愚庵和清水次郎长的关系中，还有在调查东京贫民窟的樱田文吾和其于木赁宿遇到的「八十多岁乞食翁」之间，发现这种叙述结构。相同的结构在细井和喜藏和他的伴侣高井敏绪之间也同样成立。高井敏绪向细井和喜藏讲述自己身为女工所体验到的世界，细井将之编写入书中，留下了女工发言的痕迹。
这里的重点不仅在于当事者（线人／infotmant）和叙事者（ethnographer）这两种角色的紧密相连。确实，目前为止我们讨论到的赌徒等外于户籍、浪迹天涯的道上兄弟、东京的贫民，以及在殖产兴业下被聚集在东京的女工之声，他们的声音能以现在我们所阅读的形式留存下来，是因为有天田愚庵、樱田文吾、松原岩五郎，以及细井和喜藏这些叙事者的存在。然而天田愚庵和樱田文吾同样是戊辰战争败者，细井和喜藏则是一名死时一贫如洗的工人。
换言之，按本书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脉络，这是叙事者从「败者」的目光讲述明治维新、东京，以及近代产业的阴影。于是在这里，当事者和叙事者的关系本身，在近代日本以及东京的内侧层层相迭。叙述「作为败者的东京」的都市拓扑学（topology），其存在贯穿了整个明治大正时期。
女工在说话
在第II部的最后，我希望先申明以下观点：在这样叙事的多层性拓扑学中，无论是女工，或是贫民、赌徒，的确都发出了声音。关于女工的发声，就此提出出色证明的是法国日本史研究者，耗费心力完成《重探《女工哀史》》的桑德拉．夏尔（Sandra Schaal）。她批判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左右，女工研究的关注过度集中在厘清纤维女工出身地的农村贫困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焦点容易集中在女工身为「被迫陷入悲惨命运的弱者」面向，并未充分地从内在的角度，捕捉她们本自身的生活世界126。
一九八〇年代以来，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过去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的女工研究也逐渐受到解构，不过起初大多仍带有「聚焦在强化父权社会结构的手段，将女性劳动者，甚至是女性普遍视为被害者的观点再生产」倾向。但也是自八〇年代起，各种对「女工＝被害者」既有认知架构的重组开始发展。
例如有些人试图「指出女工不只是以受害者之身献身于悲惨命运，『不反抗』的被动存在」，又有其他人尝试表示「女工经历里并非只有痛苦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积极的部分」127。简言之，前者注重凸显出女工的「主体性」，后者讨论农村女性透过「女工」经验如何获得「近代性」。
相对于上述日本的研究发展，夏尔则从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尤其是以皮耶．诺哈「记忆所系之处」为首讨论中所发展的观点出发，强调将女工之声视为围绕着历史叙事的微观文化政治学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由于既存史料以及历史文本所记载的信息，大多出自权威人士或菁英的叙述，因此受特权阶级压迫者、庶民、贫民的『无声』弱者之观点往往遭到排除。因此，『无声』的弱者所展现的形象，经常被弱者自身力量无法控制的权威人士或菁英掌握，并受到他们的『观看』大幅影响」128。若就从前章开始的讨论而言，这正是史碧华克提出的从属者发言可能性的问题。
在此，夏尔则致力于「透过仔细聆听女工诉说自身经验的声音，再现出比过往外部叙述更加细致丰满，应该也会是更为正面的、她们自己的生活世界」129。夏尔的研究对象是女工在职场吟唱的「取丝歌」。前面曾提到，最早在《日本之下层社会》时，横山源之助已注意到女工的歌声，这些歌曲又被细井和喜藏和高井敏绪采集，收录在《女工哀史》的「女工小呗」中。正如夏尔所特别指出，近年来派翠西亚．鹤见（E. Patricia Tsurumi）以及玉井真理子（Mariko Tamanoi）130等人，在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北美日本研究潮流中展露头角的批判研究中，这些女工歌被视为抵抗的叙事而受到关注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