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占领与历史的透视
城市的历史即是占领与征服的历史。民族B征服民族A所形成的城市，扩张领土，随后这座城市又再次被民族C征服。通常新的征服者会彻底抹除城市过去的记忆。例如十六世纪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人占领阿兹特克帝国首都时，他们将这座「都市」破坏殆尽，在断垣残壁上兴建以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西班牙帝国殖民都市。
大江健三郎曾在这座位于墨西哥的城市里，听到来自东德的流亡者指着市区中央的某座教堂说：「那是用随着西班牙征服者到来的『牧师大人』所运来的、未完成的金字塔石块所建成，散发着自然的怨念。」137原本民族的庄严建筑，被拆解碎裂成征服者都市的材料。那时还在冷战时期，或许这位流亡者的脑海中，存有德国城市遭到盟军轰炸化为灰烬，之后被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苦闷回忆。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城市中，被征服者的痕迹仍以各种形式留存下来。尤其是东京，虽然曾经历过三次的占领，包括一五九〇年德川占领、一八六八年萨长占领、一九四五年美军占领，但过去败者们的记忆和东京起伏的地形结合形成地层，也成为这座都市最大的魅力。
在此，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败者未必是弱者。例如东京第二次被占领时，幕府阵营的彰义队虽然遭到歼灭，但无论是清水次郎长还是都市中的贫民、女工，即便他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但那顽强的性格和轨迹，依然透过天田愚庵、樱田文吾、松原岩五郎、横山源之助以及细井和喜藏等人被叙述出来。
站在这份强韧不折的延长线上，让我们得以将目光望向第三次的占领，也就是美军对东京的占领上。在这次占领中，赤坂、六本木以及青山等地的日军设施被接收为美军设施，军都东京变成驻日美军的据点，而这些美军设施所在的地区，最后成为美国文化的发信地。接下来，东京奥运在一九六四年举行，位于都心的美军设施因此归还日本，成为奥运城市东京的中枢。
然而，在以宏观层次验证第三次占领如何有效改变了东京战后风景，以及战后的东京如何将占领者美国深入地内在化之外，意识到在占领者的注视下，人们如何表现出强韧的败者之姿，这一点也相当重要。而这也可以说是从宏观角度切入时难以捕捉，只会在各别的个人史或事件之中显露的部分。
在这里，我想引入历史的透视法。本书在第I部中回到绳文与弥生时代，论及列岛文化因渡来人而发展的过程，以及渡来人和原住民结合而成的克里奥性质秩序，被源赖朝至德川家康的武家政权所征服的过程，这些是所谓历史的远景。在这样的远景中，无法看到各别的个人特征。在德川的占领中也是如此，虽然能了解到家康、天海、某些武士和商人，但被征服的当地人的人生，或是聚集在江户的杂业民人生，却是不得而知。
到了第II部讨论的第二次占领时，终于多少能够了解到如彰义队的阵亡者，如清水次郎长这样的道上兄弟人生。然而若是谈到这个时代的女工和贫民，匿名性便大幅度提升。由于横山源之助到细井和喜藏等人的采访，出自其口的发言总算得以留下只字词组，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贫困者的生活样貌和情感变化。若以历史的透视法而言，这属于中景。
第三次的占领则是我们自己的当代史，就透视而言属于近景。个别的人生或事件轮廓清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稍稍改变视角，所见景色便完全不同，因而存在着无限且多重的历史。因此在这个近景的历史之中，由谁从何种角度叙述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情景，或曰叙事者的位置（positionality）和被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关键。
换言之，关于当代的叙述有一半必然是地方性的，它根源于当事者的发言，也就是口述历史。大部分亲身经历过第三次占领的人至今仍然健在，但微妙之处在于，如今已离世者也不在少数。不过，后者的情况，藉由户籍誊本或档案数据，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并复原家人或是熟识者的人生。
因此，在这第III部中，我决定试着讲述我的家人以及亲族的第三次东京占领史。这也是某种家庭史的尝试，具体会提到我的母亲以及外祖父母、表舅和外曾祖父等人的故事。
在纽约出生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二〇〇二年去世，享寿七十二。她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生于纽约，上面还有一名大她两岁的兄长，同样也是在纽约出生。户籍上记载着「因保留出生国亚米利加合众国籍故丧失国籍」，回国后提出文件通过而「恢复（日本）国籍」。为什么他们会在纽约出生？理由是他们的双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一九二五年三月结婚后，在一九二六到二七年时怀着要到某处创业的念头，出发前往美国。
我的外祖父听说是山口县德山酿酒厂的三少爷，而外祖母则是在淀桥区东大久保长大。他们实际计划在美国做些什么已不得而知，不过因为外祖父老家是酒厂，或许是想做酒类交易有关的生意。但若真是如此，这个创业计划便不可能顺利，因为美国在一九二〇年实施禁酒令，禁止酿造、贩卖和运输酒精饮料，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废止。除此之外，美国在一九二四年通过的移民法案138，增强了对日本人的迫害，外祖父却在该法案通过后不久，尝试在这片土地上创业，想来是个相当不服输的人。然而时机太差，他们撞上始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礼拜四的大萧条，失去了一切。
虽然是小时候的记忆，但印象中我曾看过年轻的外祖母在大船的甲板上，抱着还是婴儿的母亲的照片。照片里外祖母戴着大大的帽子，摩登女郎风格的打扮让人印象深刻，因此才留在了记忆里。不过，外祖母的遗物早在很久以前就遗失，这张照片也弄丢了。
外祖母在我年轻时便已过世，外祖父则如后面提到的只见过一次，如今我对他们在美国经历过什么，怎么回到日本国内的一概不知。当时美国的华裔移民约七万五千人，日裔移民约十四万人，菲律宾裔移民约五万六千人，换句话说，日本人在当时亚洲移民的数量上是绝对多数。再加上日本人之中，似乎有不少是以企业家的身分活动，因此对美国白人社会而言，日本人是最大的威胁。
当时大部分亚洲移民集中在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和纽约这四座城市。大恐慌对这些都市移民造成了直接冲击。例如纽约华裔移民很多是开洗衣店的，在大恐慌后，他们的收入几乎只剩一半。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充斥着失业人士，亚洲移民成为宣泄愤恨不满的出口，遭受到各种暴力和歧视发言的对待。
此事让这些移民被迫面临是要返回母国，还是留下来当美国人的抉择。我的外祖父母因为抵达美国的时间仅数年，又失去所有财产，早早下定决心回国。但也有很多比他们更早就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决定留在这个国家。然而等待着这些人的，却是更加严苛的未来，他们最后在日美战争开打后被送往拘留营，失去了大半的财产。
外祖父母的离婚与首尔的女校时期
外祖父母回到日本后，在母亲四岁时离婚。彼时是一九三四年，不过户籍上的纪录却是一九三八年协议离婚，两者相差四年。双亲离婚后，母亲首先和兄长一起被送往山口县德山的父亲老家，但在那里似乎没有得到妥善照顾，过得很不好。后来母亲曾经提到，她尿床时会被带到洗浴间用水管冲水，手脚上长冻疮也没人处理，皮肤裂开，是附近的伯伯看不下去才带她去看医生，但依旧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疤。童年在德山渡过的那段日子，对母亲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时光。
大约一年后，母亲五、六岁时，兄妹二人被送到外祖母在东京东大久保的娘家。已经升上小学的母亲，进入位于现在歌舞伎町后方的大久保小学读书。当时外祖母的工作包住宿，每个月仅有一次休假，外祖母会在休假日的中午回到家里，到了晚上和母亲、母亲的哥哥三人把被窝并排在一起入睡。然而半夜醒来时外祖母已经离开，母亲经常在被子里哭泣。
在母亲读小学二年级的夏天，这次由外祖父照顾兄妹二人，带着他们前往首尔。外祖父在首尔的日本街经营洋酒生意，从日本进货桶装酒，分装成小瓶销售至酒吧等处。他的店开在首尔中心地区的樱井町（现在的仁岘洞），该地区当时也被称为明治町，和现在的主要商圈明洞东侧隔着一个街区，位于东西走向的黄金町大通南侧。
此时外祖父再婚，根据母亲的回忆，这位继母非常温柔，战后却因人工流产失败去世，之后外祖父又与其他女性再婚。从户籍誊本上来看，外祖父在和外祖母分手后又有过四段婚姻，和母亲口中那位「非常温柔的继母」是死别，之后的再婚对象则是不到一年便离婚，和接下来的女性则是约两年离婚，然后又与另一名女性结婚。从常理上看，让人不禁觉得外祖父本身也有不小的问题。实际上，我和外祖父后来也只见过一面。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母亲瞒着外祖母，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到中华料理店，和希望能看看孙子的外祖父见面。不知为何脑海中的这段记忆至今仍然有些模糊。
图7-1 「京城市街 南大门通」
出处：《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铁道旅行便览》（朝鲜总督府，1924年）（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无论如何，直到战争末期，母亲都是从外祖父经营的店里前往首尔的小学，以及京城公立第三高等女校念书（这所高等女校在战后成为昌德女子高等学校）。当时约有十七万名日本人住在首尔，全朝鲜半岛则约有七十七万名（北韩二十七万人，南韩五十万人）。他们的本籍多为中国和九州岛地方，外祖父的本籍也在山口县139，他也是当时从日本列岛渡海前往朝鲜半岛的典型日本人之一。随后，在母亲就读高等女校三年级的夏天，战争结束了。
思考日本人少女在朝鲜殖民地的通学问题时，我会想到比母亲年长三岁的森崎和江，她在京城更南，靠近釜山的大邱出生成长。森崎和江在自传性作品《庆州是母亲的呼唤》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在朝鲜殖民地，日本人和朝鲜人就读的学校，直到中等教育为止都是分开的，因此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孩子应该也少有机会接触。
森崎和江少女时期的性格似乎相当活泼，从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便开始不断向外扩展上下学的路线，看来是想尽量绕远路，好和朋友一路玩耍着回家。她在班级里也很关心其他不同的孩子，书里写着有名来自内地、肤色白皙而内向的转学生无法融入班级，于是她一有机会便出声招呼对方140。我的母亲也是转学生，而且个性还相当地认真不懂变通，在我的想象里，要是班上有像森崎和江这样的同学，她一定会被出声搭话吧。
虽然在母亲生前，我和她有时间好好地聊过，却意外地没能听到母亲对首尔生活的回忆。只是当母亲去世后，我从出于必要而找来的亲戚户籍资料中，发现了她在首尔时的确切住址。从前参加国际会议前往首尔时，我曾漫步寻找他们兄妹过去生活的地方。街头面貌已经完全不同，旧建筑也不复存在，但街道布局却令人惊讶地维持着殖民地时期的规划。
逃离首尔，遣返日本本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日本帝国瓦解，殖民地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直到该年五月左右，外祖母仍在银座经营着一家小旅馆，母亲和兄长也与外祖母有书信往来，知道她住在哪里。也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下旬，母亲的兄长决定离家去找住在东京的外祖母。某天晚上，他对妹妹说「妳也一起走吧」，力劝睡在隔壁被窝中的母亲同行。决心出发前往东京的前一晚，两人约好天亮后别让外祖父发现偷偷出门，在京城站的隔壁一站会合。母亲离家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什么也没带。
深夜约定后的隔天清晨，在天亮前尚无人迹的寂静中，十五岁的母亲望着位于左手方向，也就是首尔南方略有高度的南山西北侧、占地辽阔的官币大社朝鲜神宫那长又陡峭的阶梯，在通往比京城站更南一站的龙山站的路上匆匆前行。她按照和兄长的约定，抛下继母和继兄弟悄悄从父亲的店中出走。母亲后来曾说：「继母很温柔，我要是能一直留在那个家里或许也不错。」但这场离家出走是出于兄长「想见亲生母亲」的强烈意志，但也因为这份纯真，他才在后来体验到了绝望。
母亲要靠双脚走到龙山站，有一条路线是首先向南前进，沿着东西向的本町通朝西走，经过中央邮局和朝鲜银行所在的圆环走到南大门通，再沿着铁轨南下。这种走法得绕过南山西北，而在本町通南侧一带聚集着宪兵队司令部、警务总监部、旧朝鲜总督府遗址、总督官邸和陆军宿舍等设施。更靠近山侧那边，则是由一九二〇年代朝鲜神宫兴建前，便搬到京城的日本人所建造的京城神社，接下来若是越过朝鲜神宫再朝南去，前方就是军方在战争时于龙山兴建的京城护国神社。也就是说，占领者的「民」、「官」、「军」三方神明，彼此紧邻成列，镇座在南山的山麓上141。
图7-2 1920年代末的京城
出处：青井哲人《植民地神社と帝国日本》（吉川弘文馆，2005年）。
而龙山站前，位于南山和铁路之间的大片设施，则是京城最大的日本陆军军营。这块军营营地，原本是日俄战争时所设置的日军设施，在并吞韩国后成为辽阔的军用地。战后，这片面积广大的军用地被美军接收，驻韩美军司令部便设置于此，是东亚最大的基地之一。基地前方是后来成为韩国热门电视连续剧舞台的商圈梨泰院，若以战后的东京来比喻，那里感觉上就像是结合了六本木和横田。
从樱井町到京城站距离大约两公里，相较于龙山站要近上很多，然而兄长害怕被家人发现并带回，因此要走到距离三倍之远的龙山站，搭乘开往釜山的列车。小小年纪的两人分别离开家门到隔壁车站碰头，在早晨从龙山站搭乘往釜山的遣返列车。战败以来两个月，列车挤满了要返回日本的人们，显得十分混乱，有没带证件就要买车票的，也有中途上车的，乘客各式各样，因此离家出走的母亲和舅舅，也成功地搭上列车。根据母亲的记忆，车站和列车上都满是背着大件行李的遣返乘客，他们就蹲在堆满了那些行李的货车里。
列车速度缓慢，需要三天才会抵达釜山。母亲说途中外祖父似乎曾向警方报案请求协寻，二人只好缩成一团躲在货车的角落。由于他们都还未成年，引起了列车长的注意，幸好偶然搭乘同班列车的年轻女性伸出援手，才总算成功到达釜山。但是，从釜山出发的渡轮不知何时才会开船，他们在釜山港附近的寺院内露宿了十天左右。这样充满危险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激发出了同伴意识，露宿在外的遣返日人捡石头架起灶，拿黑市买来的米煮饭，用盐味饭团充饥。多年后，母亲满是感激地说：「当时能活下来，真的是多亏了大家。」
从许多证言中，可以知道当时釜山港四周满是遣返日人的详细情景。例如，《朝日新闻》读者投稿专区〈声〉中，名为〈告诉下一代的战争〉专栏里，便刊登过下面这则关于当时离开朝鲜半岛，返回日本国内的回忆：
战败后，一批又一批的撤离民众向遣返港聚集而来。在这片混乱里，父亲为了让病床上的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搭上船而四处奔走。获准乘船时是昭和二〇年十月。让十二岁的弟弟和十岁的妹妹背上背包，牵着母亲的手向港口出发。钟以及钢笔被美国士兵没收，手边留下来的只有手绘地图和一千元。搭上超载的兴安丸，让母亲坐在船底安全的地方，我独自挤进甲板上的人墙里。黄昏的码头上挤满了人，看不到前来送行的父亲的身影。／再见了，釜山──甲板上响起歌声。大人们的脸上布满泪水，女人挥着双手，哭得不能自已。锣声响起。兴安丸静静地离开釜山港，航向浮着水雷的黑暗大海。（《朝日新闻》大阪日报，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则投稿中提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正好是母亲他们搭上遣返船的时期。母亲一定也看到了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情景。
母亲他们在餐风露宿十天之后，搭上了从釜山到日本的渡轮。推测渡轮抵达的停靠港应该是山口县长门市的仙崎港，或是福冈县的博德港。当时仙崎是从釜山出发的遣返者抵达的主要港口，约有四十一万四千名遣返日人在此上岸。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人从博德港上岸，包括从满洲遣返回日者，多达一百三十九万人。此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间，有二十七艘载着来自朝鲜的遣返日人船只进入博德港。不过，考虑到母亲在上岸后似乎只搭乘过火车，再加上当时有从仙崎开往日本各地的遣返列车，推测他们二人应该是搭乘诸如兴安丸的遣返船从釜山出发，抵达仙崎港后，再从那里搭遣返列车，才终于到达东京。
前面引用的《朝日新闻》投稿专区〈声〉的〈告诉下一代的战争〉专栏系列文中，便出现了从仙崎港上岸，搭乘遣返列车的回忆：
港口挤满了遣返者。每个人脸上表情都像是松了一口气，怀里抱着行李，就这么坐在地上。／这时出现了穿着白衣的人员，胸前抱着像是打气筒的喷雾器，毫不客气地将纯白的DDT粉末从头上洒落。大家都像是只有眼珠子滴溜溜睁圆的怪物，我看着这模样笑了出来。／为了搭乘遣返列车，大家排起长长的队伍。载满煤炭，没有顶盖的车辆停了下来，大人们把行李丢到煤炭上爬了上去。下一班靠站的列车是运送牛马的货车。车厢里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但因为有屋顶，不必担心被甩下去，只是如果坐在牛马之中，就会有粪尿淅淅沥沥地从头顶浇下来。（《朝日新闻》大阪日报，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在日本上岸后，母亲搭上的是没有车顶的货运列车。从首尔外祖父开的店里离家出走，直到抵达东京，大约需要三个礼拜的时间。即便到了东京，当时的东京也已是一片大火后的废墟。他们循着外祖母的住址来到了银座，向派出所询问如何前往该地，但警官的回答却是「那一带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凈，没有留下任何房子」。即使如此，二人还是不肯放弃到处探询，好不容易找到外祖母住址所在地，结果发现外祖母的「旅馆」逃过祝融之灾。美军对东京的空袭相当彻底，轰炸目标区域几乎烧毁殆尽，只有很少数的建筑物逃过一劫，外祖母的旅馆正好位在没有被烧毁的区域。
化为废墟的东京与木挽町的「旅馆」
话说从战争中期到战后期间，「旅馆」和「料亭」之间的区别相当模糊。个人看法是，具备某些讲究或传统的属于「料亭」，新兴的「类料亭」大概算是「旅馆」一类。因此，我推测外祖母的「旅馆」与其说是提供住宿的饭店，大概更接近于提供酒和餐点的「料理屋」。
外祖母的「旅馆」位于在旧京桥区木挽町二丁目，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区银座二丁目，至今该地前方不远处仍有一条南北向的「木挽町仲通」，就位在昭和通以东。那里是歌舞伎座所在的东银座再稍稍往北一些的地方，今天它也算是「银座」的一部分，不过原本在昭和通和旧筑地川之间南北延伸的地带，原本名为「木挽町」。
小时候我曾听说，在靠近旅馆的地方有一座名为三吉桥的三叉桥，是当地的地标。现在首都高速公路地下化，将市区分隔开来，不过当时这里有筑地川流经，这条河宛如三叉路般，河水自三吉桥处呈直角向东流去，向北的支流名为枫川。如今此处仍有一座三叉桥，抬眼便能看到中央区役所。现在，若是在这附近漫步，在稍稍离开银座中心区的范围里，可以发现许多让人忍不住想进去探索品尝的餐厅以及小餐馆。即使位于银座周边，这里也有着相当的时尚感。
图7-3 京桥图书馆屋顶所见银座街景（1957年）中央区立京桥图书馆藏。
然而，在我要讨论的战败后不久这段时期，当时木挽町除了二丁目到四丁目的一部分，还有六丁目的一部分外，几乎都因美军空袭而焚毁。在一片焦土上，只有外祖母「旅馆」所在的街区奇迹般地躲过大火，留了下来。于是母亲和舅舅住进了「旅馆」，舅舅就读东大经济学系，母亲则是大妻高等女学校。
这几年我在大妻女子大学的热心协助下，拿到了母亲的成绩单，其上所载的性格描述是「对待事物谨慎确实。朋友虽然不多，但人际关系良好，具备理解能力。行事有责任心」，让我深切感受到人的性格果然是不会变的。而母亲的兄长，也就是我的舅舅念东大时，正逢学校从旧制的帝国大学转型为新制大学。当时总长（校长）是南原繁，主张以文化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为核心重建大学。战争期间遭到驱逐的左派教授们，应该也回到了经济学院中。
在如此背景下，舅舅向外祖母表示希望能够继续就读研究所，但外祖母完全无法接受，认为不肯去工作的人才会说出想留在大学这种话，利用经营旅馆所培养出的财经界人脉，让舅舅靠关系进入专卖公社工作。虽然我多少能够理解外祖母对于「大学」的轻蔑性偏见，但更好奇舅舅当时想在东大经济学院攻读哪种专业，可惜没有任何相关纪录留下，根本无从想象。
无论如何，性格软弱的舅舅大概也很难反抗强势的外祖母。但在遵从外祖母安排进入公社工作半年后，他还是在厌恶之下辞去工作，去了静冈的高中教书，并在我出生前一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这位舅舅，我的母亲说他是个非常纯粹、温柔，但软弱的人。从他们兄妹自首尔离家出走的始末中，也多少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据母亲所言，舅舅曾经喃喃自语，说要是自己的「父母是其他人就好了」。外祖父性格自我、任性而为，外祖母也秉持着极为实际的价值观，恐怕舅舅对谁都没有抱持期待──而即使这世上没有轮回转世，外祖母会将在舅舅自杀一年后出生的我，看成是他的转世投胎，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
两种文化间的缝隙
依稀记得在我小时候，当母亲不在而外祖母出于某些原因在家时，她就会想瞒着母亲，带我出门吃像是天妇罗或鳗鱼等好吃的东西。因为顾忌着一板一眼的母亲，印象里大多时候我都会找个理由拒绝。外祖父母该说是性格强硬还是什么，那种创业家的人生风格，和踏实且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母亲的生活方式，有着截然不同之处。
这种不同或许也能用性格差异来解释。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加清晰地感觉到，那是由于在明治大正期间影响外祖父母的文化，和母亲在经历昭和艰困时期的同时所吸收的文化，二者的差异所造成。
提到外祖母年轻时受到影响的文化，我脑中浮现的是永井荷风的《梅雨前后》，这篇小说的舞台应该是银座一、二丁目一带。话虽如此，我不认为外祖母像小说主角君江那样放纵性欲，应该也没当过咖啡厅女侍。外祖母有着和母亲不同意义上的踏实性格，运用当时的环境为自己打造出立足之地。然而，我觉得外祖母过着的生活，是如永井荷风在这篇小说中所细致描述的，震灾后东京的都会消费文化。永井荷风实在将昭和初期银座的小巷描写得相当出色：
在松屋吴服店往京桥过去二、三栋房子的地方，宽四间142的正面中央是宽大的弧形出入口，围绕着砂浆涂成的浮雕，相依偎着的裸女捧起DONJUAN几个西洋字母，一到晚上，这些字母便会亮起红色灯光。这里就是君江通勤的咖啡店。但放眼望去，这片几乎都是像这样的咖啡店，一不留意便容易分不清哪间是哪间地走过头，更糟的是还有可能进错门，因此已在这里工作一年左右的君江，如今仍然是先找到前面的眼镜店和五金行，再从中间的小巷走进去。小巷分明窄得只容一个人走过，还并排放着大型垃圾桶，就算在最冷的一月也有绿头苍蝇环绕，大白天里也能看见跟鼬一样的老鼠出没，要是有人经过，那长长的尾巴就会溅起水坑里的水。君江压着袖子踮脚走了十步，终于能分辨出走在后街上的行人面孔。悄声通过涌出廉价油扑人恶臭的门，就是处处都能看见一只只灶马徘徊的厨房。厨房似乎是后来才加盖的，和朝着银座通的正门不同，就像震灾那时的小屋那样，不管屋顶还是墙壁都是用一片铁皮浪板围起便了事。143
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已离开人世，因此也无从确认。但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在昭和初期，大概是在都心某个较为高级的料亭旅馆之类的地方工作，并且也住在那里。不过，她为了和丈夫在美国携手创业而前往纽约，却遭逢经济大恐慌失去一切，于母亲尚在襁褓中时回到日本，不久便与外祖父离婚，因此这时的外祖母应该接近身无分文。无计可施下只能先回东大久保的娘家，将母亲和她的兄长托付给外曾祖父母，自己则去某个提供住宿的地方工作。
但到了一九四〇年代，她在银座二丁目开了间小旅馆，成为那里的经营者。然而无论如何勤勉地工作，都不可能只耗费十年时间就赚取那么多的钱。能够推测的是，外祖母包住宿的工作地点聚集了财政界等领域的有力人士，外祖母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赞助者或强力人脉。外祖母应该相当重视这种关系连结。
这样想来，在一九三〇年代至四〇年代间，我的外祖父母虽然离了婚，但仍活在同样的时代潮流中。外祖父实际上是趁着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之时，销售洋酒给身在首尔的日本军人和企业家。另一方面，外祖母则是以说不定在迈向战争的军事体制中捞过油水的军部、财经界人士为对象经营人脉，甚至足以开一间虽然不大，但位于银座的「旅馆」。我的外祖父以及外祖母，他们很可能都是日本对外侵略和战争经济的受惠者。
就在外祖父母人生的缝隙中，母亲和她的兄长往返于首尔、东京，还有山口之间。就我而言，母亲应该是由于小时候的艰辛经历，获得了坚定的意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而我则是在对此抱持着强烈信任感的环境中成长。因此，我并不属于影响外祖父母的那个文化范畴中。我的父母在战后郊外文化中抚养我长大，但要说起来，就像第10章中提到的，我始终对于该文化抱有反弹。
137：大江健三郎《同时代ゲーム》（东京：新潮文库，一九八四年），页一一。
138：译注：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又名Johnson-Reed Act。该法案按国家别限制每年接纳的移民数量，并且完全排除亚洲人移民美国，对日本移民影响巨大。日本称为《排日移民法》。
139：译注：属于中国地方。
140：森崎和江《庆州は母の呼び声》（东京：ちくま文库，一九九一年），页六四──六五、页七九─八三。
141：青井哲人《植民地神社と帝国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二○○五年），页二八─四二、页二三四─二五一。
142：译注：间为日本尺贯法计算土地和建筑长度的单位，四间约为7.3公尺。
143：永井荷风《つゆのあとさき》（东京：岩波文库，一九八七年），页一八─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