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大久保的不良少年
阿惠她那儿真不错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是还在读小学，还是更大一点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有天母亲非常愤怒地这样说：
你外婆竟然说：「阿惠她那儿真不错啊，要买什么Noboru先生都能帮忙。」这是什么话！我们家是上班族，又有什么办法！
母亲显然完全无法赞同外祖母的说法。我也不太记得是否曾经亲耳听见外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只是有种感觉，如果是外祖母，还真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
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阿惠」是谁，更遑论谁是「Noboru先生」。那个人既然不是上班族，那会不会是哪家成功企业的老板？（就某方面来说，这是事实）或者说是知名艺人？（这也是事实）……还有，为什么母亲会对外祖母说的话那么生气？当时好像没人跟我具体说过「阿惠」或「Noboru先生」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不知为何仍将外祖母的这些话记了很久。或许是在其中感觉到了什么可疑之处吧？
外祖母口气亲密地说起「阿惠」，是因为对方是她的妹妹。外祖母的父亲名为山田兴松，母亲是鹤（カク），两人育有年纪相差不算大的三个女儿。长女是我的外祖母八重，次女花枝，三女智惠。或许是她们的父亲带着半分玩兴取了都是以「e」结尾的「Yae」、「Hanae」、「Chie」，再配上不同的字，并以「八」、「花」、「智」为首排列。姐妹三人的感情看起来很好，回想起来，童年时经常能从外祖母口中听到她两个妹妹的名字。附带一提，目前出版的书中皆将「Chie」写成「千惠」，但其实应该是「智惠」。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让「智」变成了「千」（或许是「Noboru先生」搞错了？），但若以外曾祖父的玩心来推测，「花」接下来选择「智」而非「千」会更加自然。
总之，外祖母的妹妹山田智惠是在一九二五年时，和外祖母一家同样住在东大久保的安藤铃吉的养子荣次郎结婚。安藤荣次郎是一名在横滨橡胶上班的普通上班族。两人在一九二六年生下一名男孩，由安藤铃吉命名为「升」。这就是「Noboru先生」，也就是安藤升的诞生。
年纪稍长的读者，应该很少人没听过「安藤升」这个名字。他是席卷战后黑市时代东京的安藤组组长，后来成为黑道电影演员，演出许多作品。换言之，安藤升是战后日本黑道史，或者说是都市暴力历史中的「传说」。在此必须先说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安藤升。就我而言，他应该算是我的表舅，但即使外祖母和「阿惠」一直保持来往，我感觉母亲却和这些亲戚维持着距离。再者，就安藤升而言，外祖母八重不过是众多（智惠有七名兄弟姐妹）舅舅阿姨之一。自从进入黑道后，除了双亲智惠和荣次郎，还有后面提到的舅舅以外，安藤升几乎没有和与暴力团等势力无关的普通人亲戚有所接触。
说到这里，也就很清楚母亲为何会因外祖母的发言气愤不已。然而母亲并非出于拥护「上班族」家庭的价值而对「黑道」心生愤慨，她是对完全分不清二者差异的外祖母感到愤怒。反过来说，外祖母确实可能不太在意二者的不同。对外祖母而言，不管是「黑道」还是「普通人」，拥有金钱、拥有权力的就是大人物，没有的就是小人物。
我在意的是双方价值观念上的差距。我想，母亲和外祖母是在不同的历史经验中，获得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今日的我们眼中，外祖母生活的文化背景是异质的；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与安藤升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共通之处。在本章，我希望能尝试从安藤升的人生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安藤升「以死为背景的暴力」
自过去以来，安藤升经常获得各种神话般的评价。也可以说，安藤升透过那大量的著作和电影演出，还有以横井英树袭击事件为首的暴力斗争，有意识地塑造出那样的神话。我认为他的神话无论是对于大众意识，还是作为媒体再现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安藤升所埋下的种子，受到许多大众媒体反复增强，尤其是在将战后黑道史视为合用素材的周刊杂志或仁侠题材的电影中。例如近年，石原慎太郎便利用这个大众神话，将安藤描绘成一个在他以强辩去捍卫的父权暴力主义中，活到了最后的人。
石原慎太郎在晚年最后所写的《黑帮生涯──安藤升传》中，透过与自身政治意识形态重合的手法，将安藤升偶像化。这本书的正文内容，是把过去描述安藤升人生的大量出版品剪剪贴贴，坦白说不值一读。但值得注意的是，石原慎太郎在题为〈漫长后记〉的书末，率直地表明身为这本书的作者，为什么会对安藤升感到兴趣。
对肉体派的我来说，以死为背景的暴力是无法逃避的人生主题。人生过程中要准备面对各式各样的战斗，但要克服这些困难，有时必须动用不讲理的力量。那是只有超越理性范畴的行为才能达成，人们将其视为毫无道理的行为，称之为暴行，然而只能靠这种行为才能完成的事情，充斥在这个世间。144
正因如此，石原慎太郎才会继续写下，「从安藤升这个男人以暴力为后盾、染上暴力色彩的生存方式里，不可能感受不到在人生中，对人类而言的暴力，是不管任何人都拥有的潜在爱好，是无法否定的极致人类特性的意义」145。换言之，安藤升所体现的是「以死为背景的暴力」。也就是说，石原慎太郎年轻时寄托于其弟石原裕次郎的暴力本质形象，在此也浮现在安藤升这个人物之中。
最鲜明深刻地表现出「裕次郎＝安藤升」所象征化的男性主义式暴力本质的，除了电影《疯狂的果实》（狂った果実，一九五六年）外应该再无其他。电影的最后一幕，饰演弟弟的津川雅彦乘着快艇驶向海中，于饰演哥哥的石原裕次郎和兄弟二人所争夺对象的北原三枝乘坐的游艇四周绕行、不断接近，在最后的瞬间一口气直冲向游艇，三枝被撕裂，游艇严重破损，而快艇则疾速驶向海的远方。场面非常震撼，只要看过便会印象深刻。这个时期的石原慎太郎作品以年轻人的暴力为描写对象，并锐利地将其所伴随着的「美国阴影」写入其中（加藤典洋语）。对于这一点，过去我曾在拙作中指出：
在电影《太阳的季节》前半段，出现夹杂流利英语和日语快速交谈，由英语会话学校归来、身穿泳装的女孩。她们都有英文昵称，行为也像「外国人」。在《疯狂的果实》里，由北原三枝饰演的女主角，被设定为美军军官的「专宠」，而裕次郎则从占领军手中夺得女子。从电影的设定看来，湘南确实是美军的土地，并且可看透当地大步行走的女性背后的「美国」。／因此，石原裕次郎能在其中获得特殊的地位，确实是因他本身外表的外国人特性──迥异于日本人的修长双腿与五官，以及洋派的举止，起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裕次郎透过暴力、性与肉体，如镜像般体现了湘南殖民地化的自己，和作为占领者「美国」分身的自己。146、147
就算把这段文字中的「石原裕次郎」置换成「安藤升」，某种程度上也能成立。换句话说，和石原慎太郎自从政后，所实行的意识形态上的单纯化不同，「暴力」在《太阳的季节》（太阳の季节，一九五六年）或是《疯狂的果实》中被放置的位置（location）是更加复杂且多层次的。无论是这里描述的石原裕次郎的暴力，还是安藤升以堪称过剩的自我戏剧化形式所体现的暴力，皆将战后笼罩日本的「美国阴影」，和将「美国」化为肉身的同时，迈向爆发的年轻人肉体相连结。这将石原裕次郎以及安藤升偶像化，并且应该无法再让他们的形象回归个人化。
此外，就历史脉络而言，这些暴力特质亦包含了类似于索黑尔（Georges Sorel）论述中革命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直接暴力。其中最美而危险的表现，恐怕是卡缪笔下《异乡人》（L’ étranger）主角莫梭突发性的暴力。实际上，莫梭那不合乎道理的暴力，亦类似于津川雅彦在前述《疯狂的果实》最后一幕中突然爆发的暴力（莫梭和暴力的友人雷蒙之间的关系，也与津川雅彦所饰演的弟弟和石原裕次郎所饰演的暴力性的哥哥之间的关系相近）。萨依德（Edward W. Said）将此视为殖民地主义同化的主体性，这以他而言实在过于马虎的单纯化148，不管是法国的帝国主义也好，美国的帝国主义也罢，此处确实显露出了将那些和帝国主义霸权在表面连结的同时，又撕裂开来的暴力特质。
名为东大久保之地──从不良少年到愚连队
安藤升是在旧淀区的东大久保这片土地上出生并成长。他在自传中多次强调，自己是生在东大久保西向天神的崖下之家，而他就在西向天神本祭前的前夜祭黄昏时出生。自己诞生在当地无人不期待着翌日祭典的时刻，这是安藤升的自我认知。事实上，安藤的老家每年在前夜祭这天都有「煮赤饭、炖煮物，备齐酒菜，招待前来参拜（天神）家族亲戚的习惯」。正当前夜祭时，母亲开始阵痛，安藤升在全家一片忙乱之中出生149。在他的人生中，东大久保天神下是意义重大的地方。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安藤升还在读小学时，一家人便搬到了横滨鹤见。他在自传中写道，在小学时代，「三年级时和六年级的老大打架，统领全校，依旧十分调皮，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时皆担任班长」，可说是文武双全，在学习上的表现也相当优秀150。后来升上神奈川县内秀才汇聚的升学学校县立川崎中学校。附带一提，当时的中学仍是旧制的五年制，仅有较富裕家庭的优秀学生，才会进入这所中学就读。
一九三〇年代，鹤见和川崎都是象征东京现代性的空间。以川崎为例，自一九一二年日本钢管设立川崎钢铁厂那时起，川崎便正式朝工业都市迈进，陆续盖起近代大型工厂，如一九一四年兴建的是后来的味之素，一九一七年则是浅野水泥设立工厂。进入一九二〇年代，京滨电气铁道开始将土地变更为住宅用地，一九二七年川崎站前的小美屋公寓落成，东京外围的农村地带成为完全不同面貌的现代都市。当时的川崎、鹤见众多工厂相邻而立，不仅是员工，还有许多中间管理者居住于此。安藤升就是在这样的都市景色中，于身为大企业员工的双亲膝下渡过小学时代，此时的他身上，还找不到什么和后来的「黑道」人生有关的联系。安藤升仍然只是一名头脑聪明也很会打架的少年。
因此，安藤升真正成为不良少年，是在就读中学以后。在他即将读完中学一年级时，父亲荣次郎要调职到奉天的分公司。当时已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数年，日本企业不断向中国大陆拓展。然而，或许因为川崎中学是菁英学校，安藤升的双亲将他交由东大久保的外祖母，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山田鹤照顾，选择让他继续通勤就读川崎中学。在出发前往奉天时，由于「母亲仍然有些不安」，安藤升不断地强调「就算妈妈你们不在，外婆也会写信告诉你们状况，所以我会好好听话，认真念书」151。
但根据安藤升的叙述，「当我回到东大久保老家，身边突然聚集起冒着青春痘的恶童」，他开始过着「逃课，跟一堆人窝在新宿的牛奶厅152或吃茶店里，装作不良少年模样」的日子153。然而「也因为当时的川崎中学是县立名校，在磨练身为不良少年技巧时，就顺水推舟地远离了学校」154。
从安藤升外祖母山田鹤的角度来看，一九三七、三八年左右时长女八重离婚，我的母亲和舅舅交由她照顾；当他们被自己的父亲带去首尔后不久，这次轮到三女智惠夫妇要搬去奉天，于是她又从一九三九年开始照料安藤升。这两件事一前一后，恐怕照顾过我母亲和舅舅的山田鹤，也没有想到帮忙照料安藤升这件事竟如此艰难。
不仅如此，她的丈夫山田兴松还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去世。当时安藤升升上中学三年级，这时候他的「不良」程度也令人感到愈来愈棘手。中学二年级的秋天，他因遭「诬告」窃盗而入狱。「外祖母用尽方法好让我在满洲的父母不会得知此事，幸好后来我也被释放，但回想起来，我踏上黑道的征兆就在那时破土而出」，安藤升如此回顾155。不过，在安藤升的自述中，山田兴松已在稍早之前「因脑溢血倒下，就这样过世了」。山田兴松的死亡日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户籍上的纪录，实际上也有可能如安藤升所述，早已在不久之前即去世。无论如何，山田兴松去世后「再也没人能管得住我」，安藤升如此表示156。
结果，在苦恼之后，山田鹤仍将实际状况告知了安藤升在奉天的双亲。他们将安藤升叫到奉天，让他进入当地的中学名校就读，可不过短短七个月，就因嫖娼被发现而退学。至此身边已没有其他对策，安藤升回到东京，被送到智惠的弟弟，住在中野区锅屋横丁的舅舅那里。舅舅安排他就读京王商业学校（现专修大学附属高中），但同样三个月便遭到退学。「我这一群十三个人同时退学的退学、停学的停学，被打下创校以来最恶劣学生的烙印」157。这实在让人感到无计可施，负责照顾他的舅舅应该也是焦头烂额。安藤升在下一间就读的智山中学里也引发了暴力事件，于是他被送进多摩少年院中。
离开少年院后，安藤升以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预科练）为志愿入伍。当时日美战争已濒临战败，穷途末路的日军必须尽可能将更多士兵，特别是像安藤升这样逞凶好斗的分子安排为攻击人员。安藤升以特攻为志愿，被分配到潜水对敌舰进行自爆攻击的「伏龙队」内。他似乎从预科练志愿时期，便抱持着「我会死去，然后洗刷至今为止的污名」的想法158。
2.愚连队的东京──名为黑道的人格（ēthos）
东京黑市与极道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
然而，战争在安藤升出击前便已结束，他失去了赴死的机会。战后复员，他暂时和家人一起在藤泽郊外生活，但因为怀念都市的气氛，不顾母亲反对又回到新宿。安藤升写道，在新宿，「我的双脚，不知何时停在了我出生的那栋屋子前」：
它已化为灰烬。／只留下庭园灯笼、假山石头的些许痕迹。后面天神大人的森林郁郁苍苍地覆盖过来，树梢在初秋的寒冷夜风中漫无目的地摇晃。我踩着飞行靴迈开步伐，用力踏上又黑又长的石阶往上爬。／祝贺出生、祝贺七五三、出征前发誓灭私奉公、祈愿武运长久的氏神社殿被烧毁，搭起了简陋的临时屋舍。向下望去，临时棚屋的昏暗灯光四散各处，直到远处的代代木一带都能看见。159
之后安藤升在新宿的黑市与过去同伴相会，愚连队逐渐在他们之间成形。此时新宿站周边已有数处尾津组、安田组、和田组所掌管的黑市。根据安藤升的说法，「新宿站西口到青梅街道属于安田组，是做庆典庙会摊贩的的屋，他们就在烧掉的地方开了叫做『幸运街』的市场，建立起势力。东口也是的屋的尾津组和野原组，他们各有各的市场。武藏野馆后面是有一百五、六十名组员的和田组。新宿二丁目附近是博劳会的河野一家，大概有五十个人吧。还有分家前田组啦，赌徒小金井一家……。此外还有极东组。……因为这些黑帮里还混进了愚连队、不良少年，再加上兴新的外国人团体，是黑道的战国时代」160。
安藤升这群人以新宿为据点扩展势力范围，触及银座、涩谷，然而此时势力得以扩大的关键在于美军人脉。当时横行于夜市的黑道以赌徒、的屋之流为大宗，各有其维持生计的传统「生意」，然而像安藤一伙这样的新兴势力便缺乏这类「生意」。反过来说，这也形成了什么都做的安那其（anarchy）状态，而透过盗卖美军物资则获利最多。偶然认识的第二代日裔移民亨利山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安藤升叙述如下：
（亨利山田）从PX161买来食品、酒、香烟或衣服等物品，再以两倍、三倍价格贩卖，销路十分旺盛。这是因为亨利在PX工作。……亨利找了五、六个第二代日侨GI（美国军人），三崎和野田负责购买，茂、藤原、西山他们负责兜售。……五、六个小弟向涩谷、新宿、银座的卖春妇管理人、酒吧、三轮车行收集购买商品用的军票美金，每天忙得团团转。162
盗卖生意似乎非常赚钱，「最初因为本金不多，大概就能赚个两、三百美金，但没过多久就翻倍似地一千、两千、四千地赚取。因为运货需要车子，于是买了全新的雪佛兰。以亨利的名义购买，便不需要支付进口关税和货物税，就连汽油，只要拿军票购买便仅需市价的十分之一。而且以占领军名义购入的车子，不会受到警察盘查」163。
但美军的刑事调查司令部（CID，Criminal Investigation Command）不久就注意到了安藤等人的盗卖，亨利遭逮捕归国，安藤等人被科以高额罚金，物资没收。然而，会因此放弃这般财源滚滚的收入就不是安藤升了。他们在银座三丁目开了一间名为「好莱坞」的舶来品店作为掩饰，继续盗卖美军物资，甚至还以赚得的资金向美军购买武器。安藤升表示，「先笼络了那些不良第二代的军属。一听说有『挂牌』的，连御殿场的美军基地那里都跑过，但唯独手枪统一只拿美军专用的四十五口径，同一型的话不管是弹匣还是子弹都能替换。……在那个时代，应该没有组织能这样子武装了吧」164，他如此描述。
如同上述，安藤组能在战后混乱中脱颖而出的助力源自于美军，安藤升还吸收了其他各式各样的「美国」，例如他很早便开始经营扑克赌博。让他有了从传统博弈转向扑克的发想，是由于「（从夏威夷出身的第二代日侨史丹利．有田）听到这些事的时候，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要是做扑克赌博应该会很有趣。战后日本不管什么都是美国万岁。洋装也好，音乐也罢，一切都要模仿美国。……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时代，我认为扑克绝对会受欢迎」165。
安藤升将赌场彻底地美国化，理由是「因为是扑克，有美国味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在道具上下足了工夫。扑克赌桌是特别订做的，以樱木制成并铺上青色罗纱，筹码也是特地从摩纳哥赌场送来。……房间里的灯具也都找了美国的东西。那是当时在日本几乎没有的氛围，所以很受欢迎。此外，还把有田在夏威夷的父亲找来日本，让他当发牌员，当然，他说的也是英文。前面提过，有田的父亲是名彻头彻尾的赌徒，动作非常有气氛，十足地美国」166。换句话说，安藤组是横行于战后黑市的黑帮里面，最为美国的一群人。这种黑道的美国主义，让安藤升在占领时期的混乱东京中，化为「帅气」的象征。
安藤升黑市美国主义的下一步，是和日本企业同样的商业化以及国际化。在占领时期的混乱中累积财富后，他们在涩谷设立了安藤组，也就是东兴业的事务所。那里「在气氛上比起黑帮的事务所，稍微更接近于办公室。……（社长室）地板铺满绿色厚地毯。背靠着玻璃窗，社长桌和书架是樱木做的。待客区的沙发组皮革是柔和的淡绿色，木头部分则是樱木。痛快地买了价格不错的。……公司章程上记载的营业项目是不动产和艺文。考虑到战后复兴，我确信接下来一定会迎来土地热潮」167。
至于在艺文演出方面，「表面的生意是歌谣秀，实则地下经营歌舞厅、夜总会的保镳工作」，然而这项表面生意策划了许多音乐活动，以威胁手段让受欢迎的歌手或演员登台演出。其中最受安藤升重视的活动，包括罗伊．詹姆斯（Roy James）、森繁久弥、榎本健一、脱线三重奏等一百三十八位当红明星演出的「歌唱明星樱花祭」（一九六五年），以及乘着一九五〇年代后半的乡村摇滚风潮、汇集平尾昌晃、小坂一也、山下敬二郎等令年轻人痴狂的巨星齐聚一堂的「乡村摇滚乐大会」（一九五八年）168。简言之，在战后大众文化占有核心地位的音乐文化美国主义，亦与安藤等人的感觉相当接近。
名为黑道的人格──丸山眞男的卓见
宫崎学在堪称黑道社会学总论的《黑道和日本──近代的无赖》一书开头，提醒读者应注意丸山眞男在其著作《现代政治思想和行动》中，曾提出有关「无法者」的理念型169。这段文字出现在他的著名论文〈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补注中。我在学生时代读过这篇论文的内容，但当时竟然跳过了那部分。在宫崎学的提醒下重新读过补注，不愧是丸山真男，其中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丸山真男在补注中指出，「『无法者』具有是特定社会中反叛者的同时也是寄生者的二重性格，一方面因其成长环境或文化不同，而各有不同特性的生活态度或行动模式，然而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超越不同特性的显著共通性」，凝缩出八点构成「无法者」的人格要素。
(1)欠缺持续从事一定职业的意愿与能力──即对市民生活的日常活动承受能力显著不足。
(2)比起专注于物（sache）更偏向于关心人际关系。
(3)上述两点的背后，是对非日常性冒险、破天荒「工作」的不断追求。
(4)并且相较于该「工作」的目的或意义，对其过程中所引发的纷争和波折本身更感到兴奋和兴趣。
(5)生活上公私不分。尤其欠缺公众的（或说是客观的〔sachlich〕）责任意识，取而代之（！）是私人的，或说是特定对象的义务感（仁义）异常发达。
(6)对藉由规律劳动获得定期收入毫无关心或者感到轻蔑。相反地，有藉由收取保护费、恐吓、不当抽成等超经济管道获取的不定期收入，或是毒品走私等不正常交易活动维持生计的习惯。
(7)对非常或极度恶劣局面的思考模式或道义，成为判断所有事物的日常性准则。
(8)性生活的放纵。170
丸山真男整理「无法者」的人格要点，并同时指出，虽然「无法者原则上不适合成为专家」（彻底的情境论〔Situationism〕！），但硬要说的话，他们是「拉斯威尔（Harold D. Lasswell）所谓的『暴力专家』」。丸山真男未曾在其主要论文中，更进一步探讨补注中提出的、值得多加注意的卓越见解，实在相当可惜。
后来苅部直告诉我，丸山真男的舅舅是《日本及日本人》的负责人井上龟六，住家与爱住町的丸山家颇近，他自幼便见到右翼的无法者们在那里频繁出入。事实上，丸山真男对于无法者鲜明的深入观察，绝非仅从书籍或资料中便可获得，而是具备曾经近距离接触无法者日常行为的经验，才可能获得的洞见。他应该比一般观念中认为的还要更加深入，并在实际经验上了解右翼、黑道的惯习以及心理171。
丸山真男的著作于一九六〇年代初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亦具有相当影响力，其论述与本章提到的「暴力专家」之间有何种关系，也受到学者讨论。最近亦有英子．丸子．施奈华（Eiko Maruko Sinawer）讨论近代日本政治和无法者关系的著作《日本暴力政治》出版。施奈华指出，幕末至一九六〇年代间，在整个近代日本之中，这些无法者的暴力行为和政治关系密切，「显示暴力并非是单一事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风貌根深柢固的元素」172、173。施奈华指出的这点相当正确，但并未将注意力放在丸山真男已在相当早期便对此有所察觉一事上。
施奈华亦将黑道视为「暴力专家」并讨论其政治机能，但她将该词汇和社会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提出的用语连结，未明确其与丸山真男提过的、政治学者拉斯威尔讨论的「暴力专家」之间的关系。并且，施奈华虽提及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思想和行动》，却认为他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几乎没有从正面关注暴力问题」。然而丸山真男实际上就在该书中，精彩地道破了黑道的本质。关于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实在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话虽如此，我同意施奈华对于整个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与暴力折迭重合、结为一体过程的认识。战后近代化论者大致上为了强调战前日本的近代性、民主主义的一面，而将暴力的面向搁置一旁。另一方面，与其处于对抗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皆将暴力问题和阶级斗争并陈而论。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后，不仅是社会史和民众史，包括殖民地统治研究和有关军事、监视的研究，亦开始关注历史与暴力的关系。自然而然，从黑道到军队这些「暴力专家」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正如前面曾指出的，明治的东京始于萨长军对江户的军事占领，以及和军事占领有关的暴力过程中，而非胜海舟所斡旋的和平权力移转。东京是遭到暴力征服的首都，同时也在接下来成为侵略亚洲各地、征服多个民族的帝都。我以三次的「占领」来捕捉这种多层的暴力性，以及仍然潜藏于其中的记忆和想象力的维度。在此巨大的展开图上，可以清楚掌握到近代性与暴力性的密不可分。我认为，丸山真男很可能早已悄然地察觉到近代与暴力的关系。
万年东一与安藤升──叙述愚连队的方法其之一
宫崎学指出，前述丸山真男的理念型，相当符合战争期间到战后的愚连队首领万年东一，我认为亦和安藤升吻合。这样的一致性恐怕并非偶然，万年东一以及安藤升在黑道中被称为「愚连队」，是和过去传统的「赌徒」、「的屋」完全不同的一群。
这是因为相对于赌徒以经营赌场、的屋以庆典庙会等活动的摊贩管理为「生意」基础，愚连队则是由没有任何上述传统基础的街头不良分子或学生所构成的「暴力专家」，由于没有任何传统约束的束缚，具有只要受到委托，就会以各种形式的暴力施展攻击的倾向。此外，安藤升相当敬爱万年东一，正如安藤组＝「东兴业」的「东」来自万年东一之名，他将后者当成自己人生的模仿对象。
让万年东一声名大噪的，是安部矶雄袭击事件。安部矶雄是战前日本代表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领导者，也和早期的生活协同组合运动、早期的女性主义以及非战论等关系匪浅，在一九三〇年代成为社会大众党的党魁。一九三八年，万年东一令其部下袭击安部矶雄。这场袭击与其说是出自万年东一的右翼思想，看起来更像是接受右翼团体委托、宣传性质强烈的作秀，就连特地选在议会会期中执行这点也是如此。
万年东一这场袭击事件，是施奈华讨论的暴力政治典型事例。袭击的目的与其说是杀死安部矶雄，更偏向于让他负伤并获得媒体大幅报导，藉此煽动议会对右翼暴力袭击的恐惧。当然，政府会被追究让这些暴徒横行街头的责任，万年东一遭到逮捕并接受审判，但最后只被判处缓刑。这全部都在计算之中。
万年东一出生于山形县小学教头174家中，之后父亲前往东京，成为法庭书记官。他们一家人住在京王线沿线，万年东一就读于神田三崎町的东洋商业学校（今东洋高等学校），之后进入东京高等工商学校（今芝浦工业大学），后来又进入明治大学。然而他从青春期开始，便时常和新宿附近的不良分子打架，这让他在那个圈子里也相当有名。在学校隶属于拳击社的他，在校外也和不良同伴们开设拳击馆，该处也是愚连队成形的温床。不过在一九三〇年代，对娱乐场所的色情活动管理愈加严格，愚连队聚集出没的麻将馆、酒吧或是咖啡厅被逼入困境。而在此时，由于父亲借钱开设的出租车公司因员工卷款逃跑而破产，万年东一开始向黑道之路的深处迈进。
在此先跳过昭和初期和万年东一有关的许多暴力事件。一九三九年前后，他以上海特务机关成员的身分前往上海，并接触了儿玉誉士夫。来年，一九四〇年秋天回到东京，以新宿和银座为据点继续愚连队的活动，不过在一九四三年时因征兵被派往中国大陆山西省，安藤升则在新宿目送他出征。两年后战争结束，万年东一才又返回东京。
战后，他再次率领愚连队，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时引发涩谷事件，和暴力团175落合一家、武田组，以及甚至与涩谷警察连手的在日华侨集团混战。此外亦于一九四七年的东宝争议176中协助施压工会，在罢工活动中闹事。前面第II部中曾讨论过，战前公司经营阶层向女工推广「排球」，作为对抗当时兴起的劳工运动的「糖果」，与之相对的「鞭子」则是把「黑道」送入抗争现场。这两种手段延续至战后，前者带来了「东洋魔女」的金牌佳绩，至于「鞭子」到了后来，则出现三井三池煤矿等抗争中，为击溃工会组织而动员黑道的事件。愚连队也是此类方便好用的「暴力专家」。
宫崎学在小说《万年东一》中，将万年东一战争期间到战后的事迹，加工渲染为异想天开的冒险故事。从左翼到右翼的众多历史人物都在书中登场，故事则在虚实交错中展开，亦有不少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场景。然而由此可见，宫崎学描述的重点放在万年东一如何被安藤升等后辈所想象，也就是作为偶像的万年东一之上。
在这个冒险故事中，宫崎学将儿玉誉士夫描绘成与万年东一完全相反的存在。儿玉誉士夫在战争中受海军航空本部委托，在上海设置「儿玉机关」，负责物资筹措以及宣抚工作。此时大量运用黑道或「暴力专家」的可能性很高，万年东一或许也是因此和他搭上关系。儿玉誉士夫虽在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却私下保存了战争期间所累积的军方地下资金，获释后便将这些资金提供给鸠山一郎的自由党，成为政坛保守派的幕后黑手。之后他也背地里活跃于数件冤案背后，一九六〇年代末，他以美国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秘密代理人的身分，暗中操作空中巴士的选定，因此引发首相田中角荣下台的洛克希德事件。
在宫崎学的小说中，万年东一被描写为无法忍受儿玉誉士夫，出于直觉地始终对其怀抱敌意的角色。儿玉誉士夫是从赤贫中向上爬，透过金钱的力量结合权力，在战争期间与日军，战后则与美国军方建立起秘密关系。万年东一非常厌恶这样的儿玉誉士夫，一有机会便要阻挠他的发展，将他弄个半死。这是积极附着于权力不放的掮客（fixer）和完全不在乎这些事情的愚连队的对立。
正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万年东一的性生活放纵，他欠缺「持续从事一定职业的意愿与能力」，并且「不断追求非日常性冒险、破天荒的工作」。然而他并不吝啬，会当场将所得尽数用掉，那是一瞬即全部的动物性感受。因此，他「相较于工作的目的或意义，对其过程中所引发的纷争和波折本身更感到兴奋和兴趣」。
对以万年东一为榜样，性生活也很放纵的安藤升而言，占据类似儿玉誉士夫位置的人，则是横井英树。他也是从赤贫向上攀升，在战争末期打通与海军的关系，成为军需产业的承包商而获得暴利；战后占领期间亦迎逢美军，进入不动产业界，搜购没落皇族的土地，再以此赚取巨大利润。趋承日军又攀附美军，即使面对旧皇族，也抓住对方弱点砍价收购，这类如此残酷无情的企业家，在体制崩溃期间十分嚣张。横井英树对最底层的熟悉度，让他不甚在乎自身的残忍。他运用这笔资金，在东急集团总帅五岛庆太的支持下，策划夺取老牌百货白木屋的经营权。
偏偏万年东一竟还曾一度受横井英树请求，协助争夺白木屋经营权，简单说来即是思考和行动缺乏一贯性。日后，横井英树虽因和五岛庆太性格不合，从争夺战中抽手，但在旧财经界人士与五岛庆太阵营正面冲突的白木屋事件中，双方都动员了黑道，股东大会成为黑道大打出手的现场。附带一提，安藤升在此次事件中则受到白木屋所动员而参加抗争。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只差一步之遥便可说是在暴力之下发展起来的。事件的结果是，白木屋经营权落入东急手中，老牌百货变成了东急百货公司，但未能被消费者所接受而歇业，现在这里已经成为「COREDO日本桥」。
安藤升后来因开枪射击横井英树而入狱。但正如万年东一曾经一度协助横井英树那般，安藤升＝万年东一，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一贯性，视状况不同，甚至也能和儿玉誉士夫或横井英树连手，而有时又会试图杀死那些人。因此他们是「愚连队」，他们就是随风摇摆的暴力性。
图8-1 横井英树袭击事件的报纸报导
（1958年6月12日《朝日新闻》）。
花形敬与安藤升──叙述愚连队的方法其之二
讨论安藤升时还有一位无法避开的人物，那便是他的小弟花形敬。花形敬在打架上异常强悍，无人能与之抗衡，且具有打乱周遭人士预期和设想的特质，是让其他小弟感到棘手的存在。另外，万年东一和安藤升皆非来自贫困阶级，前者的父亲是法庭书记官，后者的父亲是大企业白领，皆出身于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在这一点上，花形敬亦是如此。
花形敬出身于持有东京市谷田区船桥大片土地的旧家中，双亲则旅居西雅图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叶，他们回国后在经堂兴建的房子也是美式风格。花形敬是六人兄弟的老么，在这个充满「现代」（modern）气息的家中长大。美国出生的长兄在战后成为美国市民，二姐则和第二代日裔移民结婚移居洛杉矶。在这彼此会自然以英语交谈的国际化家庭中，花形敬即使在混黑道之后，仍维持着赠送母亲银汤匙作为生日礼物的习惯。虽然与普遍的黑道形象相去甚远，但若将他与万年东一和安藤升并列，则没有什么不同。附带一提，就像前面提过的，安藤升后来似乎也赠送了其母智惠许多礼物。
花形敬受到千岁中学、国士馆中学实质的退学处分，日后进入明治大学预科，在黑市时代的涩谷游荡，压倒众多打架对手。虽然他很早就在不良分子之间声名大噪，不过是在从国士馆以来便有来往的石井福造介绍之下，成为安藤升的小弟。
然而，相对于安藤升甚早便对经营抱持着强烈意图，花形敬对这类事务毫无兴致。安藤升用赚来的钱买下涩谷宇田川町的店面，开始经营酒吧，他又和圆山町旅馆老板娘相好，也在实质上插手该旅馆的经营。另一方面，花形敬对安藤升的事业不感兴趣，带着少数手下不断在街头斗殴。最后，在安藤升仍服刑中的一九六三年，花形敬在与暴力团的冲突中遭到刺杀。
一九七四年由中岛贞夫执导，拍摄了以花形敬为主角，同时也是东映任侠电影真人真事改编之先河的《安藤组外传 斩人小弟》（安藤组外伝 人斩り舎弟）。原作是安藤升，而他也以安藤组组长身分在电影中登场。片中名为「日向谦」的花形敬一角由菅原文太担纲演出，而和他发生命运冲突的石井福造（片中名为「野田进一」）则由梅宫辰夫饰演。导演中岛贞夫曾在七年前拍摄异色特攻队电影《呜呼，同期之樱》（あゝ同期の桜），又在一九七二年的《冬风纹次郎》（木枯し纹次郎）中描写道上兄弟的孤独。他应该也和深作欣二同样，对蕴含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暴力中的绝望相当地敏感。
图8-2 《安藤组外传 斩人小弟》
（中岛贞夫导演，东映，1974年）DVD。
然而，电影中安藤升及花形敬的描写方式过于日本化。由于是菅原文太出演，片中经常出现充满威吓的暴力。但花形敬身上所带有的、或可称为其弱点的困顿挣扎之感，以及与之形成表里的温柔，岌岌可危地共存着，大概是中岛贞夫导演和菅原文太才能表现出这种微妙的动摇。不仅如此，我认为相较于日本黑道分子，花形敬更接近美国黑帮电影（gangster）中的亡命之徒，比起日本的任侠片，安藤组更适合出现在黑色电影（film noir）中。
另一方面，本田靖春的非虚构作品《疵》，深入挖掘了中岛贞夫片中所隐含的花形敬的孤独。他以中学母校大自己两届的学长花形敬为线索，聚焦于兄长和花形敬的相似之处。本田靖春的父亲任职于日本军需公司的京城分公司，日本宣告投降时本田一家人在首尔，他们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遣返，和我的母亲一样搭乘火车抵达釜山，从那里乘坐兴安丸到达仙崎，暂居于九州岛。
之后一家人前往东京，在京王线沿线落脚，兄弟进入了花形敬就读的千岁中学。也是在此时期，本田靖春的兄长开始流连于新宿和田组黑市中的麻将馆，不久后便离家住进了和田组黑市二楼的天花板上。邀请他兄长赌麻将的朋友，在那之后踏进了黑道的世界，而他的兄长最后从大学毕业，「连逮捕纪录都没有，从事正当工作」，但那位友人和兄长的人生，不过只「差一扇纸门」，本田靖春如此写道177。
关于这一点，以前在某本杂志的本田靖春追悼特集上，我曾在和作家佐野眞一的对谈中如此叙述：
那个时代，就算不是花形敬，那一带到处都是不良少年。走上花形敬那样道路的人，和进入大报社或电视台、算是获得一份『正经工作』并建立起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其实只有些微距离，最多一．五公分。……即便这个距离原本纯属偶然，后来却在历史中出现了差距，或者说是巨大差异的意识开始蔓延开来。178
另一方面，本田靖春将注意力集中于花形敬所象征的安藤组，在战后黑道世界中的特殊性上。他在书中写道，「安藤组否定黑道世界的秩序，是亡命之徒中的亡命之徒。其中花形敬宛如局外人般的表现相当醒目，他甚至连身为安藤组一员的意识都很稀薄，就以『花形敬』之名闯荡于世」179。花形敬比安藤升更加实践了愚连队的人格。这与丸山真男就日本的「无法者」人格所凝缩出的理念型重迭的同时，又有些许不同。花形敬的行为几乎是难以控制的凶残，按照本田靖春书中所述，他「斗殴时不使用任何武器，别说手枪甚至是刀械，总是赤手空拳。就是这点吸引我的注意」180。
安藤升的性格中有以万年东一为模板，以自身作为「暴力」和「性」实践者所演出的一面，但花形敬本身就是更加直接的暴力。他的脸上有许多伤疤，其中也有自己切割的伤痕，也就是自残。换言之，若说对安藤升而言暴力属于倾奇者181，那么对花形敬而言，暴力可说是会朝向他人也会朝向自己的实际存在。安藤升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曾表示因为花形敬斗殴「很厉害，所以拿他没办法。虽然也会做点恶作剧程度的坏事，但行事不卑劣，正义感强烈。／他啊，字很纤细，跟体格一点也不搭。仔细又正确，像印刷出来的一样好看。大概也有神经纤细的部分吧。／神经粗犷和纤细交错，有时会无法维持平衡」182。安藤升大概是因为这般能够观察周遭的锐利眼光，才得以在黑市中率领着扩大规模的组织，之后又华丽地转行为电影演员。
从清水次郎长开始的反复与错位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回顾幕末维新时期，在江户──也就是东京周遭，赌徒势力在无宿人增加的基础上急速扩大。以东海道沿线地区的清水次郎长、甲州街道沿线地区的黑驹胜藏为首，这些老大恣意横行在连结江户的干道上，无论幕府还是萨长军皆计划要拉拢他们的支持。维新以后亦如是，正如秩父事件田代荣助之例，赌徒中的大势力是敢于对萨长政权发起武装叛乱的。简言之，过去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体制急速迈向崩坏的幕末维新时期，是赌徒蓬勃发展的繁盛时期。
另一方面，自中日战争正式展开的一九三〇年代后半到战败，经过占领到五〇年代为止的近代日本崩坏期，也是万年东一、安藤升以及花形敬大摇大摆走过街头闹市的黑道全盛期。在背后掌控以新宿为首，银座、新桥、涩谷等东京繁华地区的，是的屋、赌徒及愚连队，再加上战后在日朝鲜人及中国人等相互对抗的暴力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