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渴望摘星的手
这里的山川形势需要你用心去想象，而不只是瞪着眼去看。我闭上眼睛，根据每一个民族或语言的诉求以及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去重新想象那粗糙的、烟熏的画面。印刷的文字很小，句子又长，有些混乱。
我的方向是往南走，从旧塞尔维亚进入马其顿。倾斜的屋顶上融雪留下的痕迹，与积雪未化的斜坡相映成趣，积雪的颜色不是白的，而是浅黑色的。我看到了冷杉林和高耸入云的杨树。不时地看见有些地方一点儿雪也没有。紫褐色、土黄色的格状毛绒绒的披肩，覆盖着一道又一道山坡，山坡平缓而下，其尽处则是柳树点缀的小河。当煤灰扑面袭来时，我就闭上眼睛。当不再是一种现实，而只是一种失去的理想时，这片土地难得的美就越发增大了：我明白了为什么赞美它的诗人说话都是那么痛苦，那么偏爱夸张。
在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Skopje），土耳其风格的宣礼塔远远高过银色的圆屋顶和凌乱铺开的集市摊位，这越发突出了峡谷的孤独和漫长，而且峡谷没有任何屏障可以阻挡来袭的风：风在这里指的是亚洲的混乱。
在斯科普里，土耳其人留下的痕迹还是相当明显的。戴着白色无檐便帽的男人在下十五子棋，喝着用很小的、沙漏样的容器泡出来的野蔷薇果茶。我脱掉了沾满泥巴的鞋子，在15世纪建成的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 Pasha）清真寺里重叠的地毯里暖和了一下双脚。我的眼睛则被壁纸复杂的阿拉伯花饰图案所吸引。图案的样式连绵不断，以线性的方式展开，但难以辨认。像沙漠的轮廓一样，伊斯兰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讲求数学般的精确，对最为神秘的东部基督徒来说，它是非常可怕的、格格不入的。
在这些征战中，东正教以令人同情的神奇捍卫着自身。在附近的圣迪米特里欧教堂，我看到放在玻璃罩里的圣像，玻璃罩折射的光线使得圣像的脸部看起来是有生命的，始终在动。他们的身体被掩藏在大块儿的廉价银板后面，上面描绘着病弱者寻求摆脱的种种疾苦。我闻到了噼啪作响的众多香炉散发出来的蜂蜡的香味。墙壁已被蜡烛烟完全熏黑，蜡烛烟则像是爱国者发出的气息那样温热。这是一个深受神秘的前世（prebirth）之阴暗启发的世界，一个土耳其人尚未离去的世界。
马其顿地图。
我穿过瓦尔达尔河（Vardar）上的石板桥，罗马时代就奠立的桥墩已经经受住了公元518、1535和1963年的大地震（1963年的那次地震使十万人无家可归）。风拉扯着与我擦肩而过的人们土黄色的脸，这使我觉得他们的脸被放大。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这要取决于我所听的民俗歌曲或是最近在看的书。在桥上，一个吉普赛男孩在一个纸盒里摆放了一些手表。手表下面压着一小堆面值为100第纳尔的纸币，怕它们被风吹走。即便是用这个吉普赛人的可怜的标准来衡量，通货膨胀已经使得这些纸币几乎失去了价值。
斯科普里，建于古罗马时期的瓦尔达尔河石桥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摆在我前面的是“新的”斯科普里，有些挑衅地从1963年地震废墟中耸立起来：水泥浇筑而成的巨大的三角形和圆球，像在普里什蒂纳一样，已经因为潮湿而有了裂缝或变脏。涂鸦到处都是，但不是用斯拉夫语，而是用自学的、没有特色的英文。
Hors hav hardons . . . bad end . . . no futur, mucky pup
马已勃起……下场悲惨……没有未来，污秽遍地
甘恩·托多洛夫斯基（Gane Todorovski）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对此有着很好的理解：
瓦尔达尔河沉默无语。它水涨水落，
裹挟着某种东西昼夜流淌已有几个世纪，
推动着污秽、幻觉、名望，
那些逝去的、未亡的、无根的
躯干、树墩、命运、帝国和辉煌，
裹挟着一切，摧毁一切，推动着一切，
一切都是那么狂躁、卑鄙，毫无顾忌。[1]
只有那座土耳其清真寺，就是那座被烟熏黑的教堂，以及罗马古桥上的石头似乎才有稳固的基础。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已知世界的出发点，也是斯巴达克斯发动奴隶起义的地方——是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反应炉。在这里，奥斯曼帝国衰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民族仇恨首先爆发，构成了20世纪欧洲和中东冲突的预演。诗人托多洛夫斯基告诉我说，马其顿就像是时间开始之初的混沌，从中“可以创造最微弱的光，也可以毁灭最微弱的光”。
“除了魔鬼本人，有谁还能造出这么一个温馨的藏骸所？”英国学者莫西雅·麦克德莫特（Mercia MacDermott）在《自由还是死亡：戈泽·戴尔彻甫的一生》中感叹说。戴尔彻甫（Gotse Delchev）是马其顿反抗土耳其人的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根据麦克德莫特的描述，戴尔彻甫是一个保加利亚人，因而马其顿就是西方的马其顿。希望认领马其顿血统与土地的要求数量很大。非洲、亚洲和欧洲构造板块在这里碰撞与重叠，既综合了地球上极其不同的地貌景观，也引发了最为遥远的岩浆漂移。例如，东阿富汗的奥弗雷迪部落人就炫耀说拥有得自于亚历山大士兵的马其顿血统，那些士兵曾经向东远征到印度。
我合上了眼睛，试图把南斯拉夫铁托政权在过去45年中造成的可见的环境影响抹去。在那一时刻，我看到了北部希腊的景观：爱琴海之光的光洁；像是模糊的镜面的湖泊，强化了最为宁静的沉思；秋天时节植物的叶子虽不如在北美那么艳丽，其灰色和棕红色的色调之变化，也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我也看到——当我忽略来自中亚怒号的大风时——某种东方式的对称和神奇，已被西方驯化为某种完全有益的东西：神话故事的背景。丽贝卡爵士说：“从童年时代开始，当我厌倦了我所在的地方，我希望它变成一个像亚泽或……百拓基或奥赫里德那样的小镇时，马其顿是一个我在睡眠和清醒之间始终能够看到的地方。”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约翰·里德。
20世纪开始于这样的小镇，有可能也结束于这样的小镇。我从背包里拿出约翰·里德的《东欧的战争》一书，他在1916年这样写道：
过去五十年中，马其顿问题是欧洲每一次重大战争的起因，而且，如果马其顿问题不能够解决，巴尔干以及巴尔干周边地区都不可能拥有和平。马其顿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种族混杂之地。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相互挨着却没有任何融合，从使徒保罗以来他们就这样生活着。
就里德的这个话题，用金罗斯勋爵的话说，马其顿就是整个奥斯曼帝国迷你版。它不偏不倚正好处在南巴尔干的中心：这个地区在20世纪初被称为欧洲的土耳其，土耳其人自己则称之为罗么里（Rumeli），这是拜占庭的希腊人用来称呼他们的用词，意思是“罗马人的土地”。
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土耳其”开始麻烦不断，其时正值希腊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纷纷通过浴血斗争摆脱奥斯曼帝国而赢得自治的权利。然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77年4月发动的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却为现代的大国冲突埋下了第一粒可以辨认的种子。
沙皇的军队，再加上罗马尼亚的军队以及集结在俄罗斯南部边境附近的保加利亚游击增援部队，一路所向披靡，占领了保加利亚中部的石浦卡关。1877年夏天在这里，面对着对方甚至超过4∶1的兵力优势，他们打败了土耳其军队。12月，俄罗斯军队占领了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到1878年3月份，俄罗斯军队到达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离伊斯坦布尔只有一天的机动行军路程），俄罗斯驻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宫廷的大使伊格纳蒂耶夫驱车赶到了色雷斯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城，向土耳其人口授了《圣斯特法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这是“巴尔干火药桶”的第一个导火索。[2]
保加利亚公国依据《圣斯特法诺条约》而诞生，它虽然仍在土耳其宗主国的领导之下，却是中世纪的保加利亚王国勇敢独立的再生。它不仅包括今天的保加利亚，还包括地理意义上的马其顿全部，也就是说，它将包括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人分布地区、西部的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土、萨洛尼卡周围的一大块希腊的土地，这为保加利亚提供了一个在爱琴海的出口。
说起来有些怪异，但俄罗斯助产的这个“大保加利亚”，与威尔逊设想的民族自决的标准相当吻合，但这比威尔逊开始思考欧洲的局势要早数十年。例如，被划给保加利亚的希腊属的马其顿那一大片土地，当时主要是由保加利亚人居住，尽管也包含相当一部分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在马其顿的其他地方，保加利亚人的民族主义要比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的程度高很多，尽管现在那里几乎所有人都对此坚决否认。约翰·里德观察这一问题的时间要比我近得多，他指出：“马其顿人口的绝大部分是保加利亚人。……当马其顿还是土耳其的一个省时，保加利亚人是第一个在那里建立民族学校的民族，而且，当保加利亚教会反对希腊宗主教的时候，土耳其人允许他们建立主教管辖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马其顿是保加利亚人占多数的马其顿。”里德接着解释说，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在马其顿建立学校（并安插游击队员）主要是作为应对逐渐兴起的保加利亚人的民族主义的手段。
尽管从民族的角度看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联合，在巴尔干创造了一个新的、极为强大的亲俄罗斯国家，而这是英国、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需要保护其附庸国——不能接受的。《圣斯特法诺条约》必须加以修订。受这一局势的刺激，德国总理俾斯麦于1878年6月召集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及列强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柏林会议。
俾斯麦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悲观论者，准确地知道巴尔干会把欧洲带向什么地方。他警告说，“整个巴尔干都值不上一个波美拉尼亚的火枪手健康的骨骼”。
德国总理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进行双重警告：首先是对英国的警告，意思是英国应当再进一步遏制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因为德国至少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无意卷入巴尔干；其次则是对德国的主要同盟奥匈帝国，意思是哈布斯堡王朝如果愚蠢到在像保加利亚这样乏味的地方与俄国人开战的话，是得不到德国的支持的。事实很快证明，俾斯麦关于保加利亚的观点是错误的。塞尔维亚的一场危机引发了世界大战，但这一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与保加利亚索要马其顿有关。
俾斯麦的天才及其巨大的错误，都与19世纪德语世界另外一个著名的政客克莱蒙斯·梅特涅公爵（Clemens Metternich）一致。两人都很奸诈，能够用过去留下的残垣断壁建造出一个风雨飘摇的现在，从而推迟未来的脚步。梅特涅1814年召集的维也纳会议，其目的是恢复前拿破仑时代的秩序，就是这一计谋的典型例子。俾斯麦1878年的柏林会议也是如此。
俾斯麦得到了英国与会代表本杰明·狄斯雷利的帮助。狄斯雷利向俄国人明确表示，建造一个大保加利亚就意味着与英国开战。俾斯麦主导的会议于是在大保加利亚出现之前就使它解体。保加利亚的北半部，即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的确如《圣斯特法诺条约》所承诺的那样，获得了自由。[3]但是，保加利亚的南半部，即巴尔干山脉与希腊边界的地区，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其自治由保加利亚东正教的总督负责实施。马其顿则被抛弃，归由土耳其统治，仿佛俄国军队之前从未横扫过保加利亚，《圣斯特法诺条约》也从未签订过。
然而，俄国人离开柏林的时候也不是满肚子怨言。作为损失马其顿的补偿，俾斯麦把从罗马尼亚人那里得到的比萨拉比亚和从土耳其人那里得到的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若干土地给了俄国人。另外，柏林会议还允许俄国的同盟塞尔维亚完全独立。为补偿对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新的刺激，俾斯麦安排邻近塞尔维亚的省份、其塞尔维亚人口也要求独立的波斯尼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转归哈布斯堡的统治，而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英国则从土耳其人手里得到了塞浦路斯。
俾斯麦的柏林会议不但没有摆平马其顿问题，反而搬弄出了这个问题：最终在1914年变得不可收拾的“东方问题”，大致是对“马其顿问题”的初期表述，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土耳其以前在欧洲所控制的版图，事实上，只有仇恨才有如此大的侵蚀性。
在马其顿内部，柏林会议当即点燃了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苏丹的军队不但不必按照《圣斯特法诺条约》的规定撤离该地区，反而可以恣意妄为。在奥赫里德，土耳其士兵奸污年轻的女孩之后，还用滚烫的油和烧红的烙铁折磨她们。他们偷盗耕牛，劫掠商店，还把无力缴纳过高税负的人们埋在猪圈的烂泥中。在斯科普里南部的斯卡森次，他们剜出了一个名叫皮拓尔·拉佐夫的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耳朵和鼻子，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了好几天，最后又割掉了他的头颅。
另外，俄罗斯军队开拔到新近解放的保加利亚北部地区，迫使那里愤怒的土耳其少数民族逃散。这些土耳其人和波斯尼亚的躲避哈布斯堡军队的穆斯林一道，也涌入了马其顿，并且与土耳其士兵一起，对信仰东正教的人群进行恐吓。
当地的东正教牧师在奥赫里德的主教纳塔内尔的领导下，立刻进行了反击。他们在马其顿建立了一个搜集手枪和刀具的网络，为巡回各地的游击组织提供装备，而游击队也于1878年10月组织了抗击土耳其占领军的起义。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马其顿游击队的运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马其顿后来不仅成为现代战争和政治冲突的发源地，还成为现代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发源地。
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马其顿1881年的第一次起义在百拓基监狱禁闭室中土耳其人的皮鞭和枪托的淫威之下失败了。但是，尽管土耳其人足够强大，能够粉碎公开的起义，但他们却无法阻止新的起义者和宣传者渗透到该地区。
就在同一年，塞尔维亚很不满意地意识到，三年前的《柏林条约》已经批准了奥匈帝国对于波斯尼亚的占领。作为回报，塞尔维亚得到了哈布斯堡宫廷的好处，即派兵和装备进入马其顿，从而防备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亲俄罗斯的保加利亚人。1885年，俄罗斯对于土耳其不断施加的压力导致了保加利亚的南半部和已经独立的北半部的统一。由于担心保加利亚也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大保加利亚的目标，土耳其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而获利。
1897年，这一局势瓦解了各种极为复杂的约束。克里特岛上的一次暴动在希腊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点燃了一次战争。为防止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军队联合，土耳其的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突然彻底转变了他在马其顿的政策。他不再为了遏制保加利亚人而继续支持塞尔维亚人，而是直接给予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国王以自由处理权，从而让保加利亚帮助塞尔维亚人遏制希腊人。
与此同时，在斯科普里西南部的石提浦镇，六个共谋者，包括21岁的中学教师戈泽·戴尔彻甫，在最初的游击队暴动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其顿革命组织”。为了表示这一土生土长的运动与另外一个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建立的地下团体的区别，“马其顿革命组织”很快就变成了“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IMRO在19世纪90年代很快蔓延开来，通过抢银行和绑架索要赎金来筹集金钱。
到1900年时，马其顿成了一个各派武装力量相持不下的权力真空。由于缺少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手段或是一种明确的国家观念，各种外在的势力就能够以一种雄伟的、多山的大地为背景，相互残杀。在马其顿，基督教民兵组织攻打穆斯林民兵组织，各组织之间也经常交火；像戈泽·戴尔彻甫那样留有络腮胡子、斜挂子弹带的恐怖分子，在咖啡馆或露天剧院安放炸弹；小团伙谋杀敌对的团伙，设立秘密法庭，处决被指控与“敌人”合作的公民，关押人质，如美国清教传教士艾伦·斯通。“山里有254股武装力量。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非正规军士兵、希腊的游击武装人员、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都在发动恐怖主义的战争。”利昂·夏基在《再见，萨洛尼卡：时代的画像》中这样写道。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马其顿是一个充满了残暴事件和难民营的地方，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此已经厌倦并感到悲观的地方；它代表的是一种永远无法解决、报纸记者给予太多关注的局势。
“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领导人戴尔彻甫。
戴尔彻甫（右）。
但是到1990年，除了留存在斯科普里和其他镇博物馆为数不多、镶嵌在布满灰尘的镜框里的黑白照片，这一切在西方早已成为过往云烟，无人记起。
马其顿为法语“混合色拉”（macedoine）一词提供了灵感，它凸显了巴尔干主要的疾病：与已经逝去的帝国荣耀相伴而生的、相互冲突的梦想。每一个国家都要求，其版图应当恢复到其帝国在遥远的中世纪扩张达到顶点时的状况，不能有任何差异。因为马其顿王国（Macedon）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所以希腊人就认为马其顿属于他们。因为保加利亚人公元10世纪时在萨缪尔国王的领导下、13世纪又在国王伊凡·安森的领导下，将其边疆一直向西扩充到亚得里亚海，所以保加利亚人就坚信马其顿属于他们。因为斯蒂凡·都珊国王在马其顿所向无敌，用丽贝卡爵士的话说，使斯科普里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而且在那里被加冕为复活节皇帝，塞尔维亚和拜占庭、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此塞尔维亚人坚信马其顿属于他们。在巴尔干，历史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被认为是沿着纪年的顺序前行。相反，历史转着圈儿跳跃，以圆圈的形式运动；在历史被以这样的方式认知的地方，神话就很容易滋生。希腊研究马其顿的著名学者伊万杰罗斯·科沃斯指出，这些“历史的遗产……为各民族提供了极大的维系力量，推动他们奋力向上，追求国家的缔造、民族的统一甚至是消亡已久的帝国的再生”。
“你们怎么划分过去？”诗人托多洛夫斯基问我。时间是斯科普里的早上九点，他同时递给我一杯李子白兰地和一杯土耳其——对不起，应是“马其顿”——咖啡。
“你为难我了，你要的答案在死人头脑里啊。”我回答他说。
就以戈泽·戴尔彻甫为例。他那厚厚的、酷似门把手的长髭、旺盛的黑亮的头发和深邃黝黑的眼睛，在保加利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博物馆和政府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他于1872年2月4日出生在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北部的一个镇上；居住在这里的保加利亚人称之为库库什。1913年7月3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镇上的人们在来犯的希腊军队到来之前就已逃离，相信等保加利亚军队把这些希腊人驱赶“到海里”之后不久他们就可以返回库库什。但是希腊人把库库什烧了个精光，于是镇上的保加利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从灰烬上建立起来的名为基尔吉斯的希腊小镇，现在则是快餐店的天下。1985年在雅典，一个红色面孔的保加利亚外交官告诉我，“不要跟我提及基尔吉斯”。那个时候，专家们都对保加利亚不屑一顾，把它看作是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国家。“你是美国人，对这些事情毫无所知。你要知道的是，根本没有基尔吉斯，只有库库什。终有一天，等北约和华约都没有了，库库什就会再度出现。”
戴尔彻甫在萨洛尼卡（现在完全是一个希腊城市）的一所高级中学接受了中学教育。之后，他就读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所军事学院。在他短暂一生的其余时间，他先是当了中学教师，后来在“马其顿”充当游击队员-恐怖分子，那个时候的马其顿，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北希腊的部分地区、保加利亚的西南部、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的东南部。1903年5月4日，他死于土耳其人疯狂的炮火之中。当时在他近旁的一个战友米哈依·察科夫说：“他的披风盖在他的左肩上，用一块发蓝的围巾裹着的白圆帽被拉了下来，他的枪斜着扔在他的左胳膊上。”交火发生在保加利亚的巴尼察村——现在则是希腊的卡里村。对保加利亚人来说，这改变不了什么：“这片土地铭记着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尚未出生就被谋杀的胎儿，尽管他们还没有名字。”麦克德莫特感慨说。麦克德莫特具有亲近保加利亚的情结，把戴尔彻甫当作圣徒并为他写了一部传记。
在他死亡之后，戈泽·戴尔彻甫到底是谁的故事变得更加复杂。1923年，希腊官方同意把戴尔彻甫的遗体从希腊转移到保加利亚。1947年，为了尽力安抚铁托（南斯拉夫与苏联交恶之前），斯大林给保加利亚共产党施压，让他们放弃戴尔彻甫的遗骨。今天，戴尔彻甫的墓地安放在斯科普里市建于18世纪的丝薇蒂斯帕斯教堂（Sveti Spas）院子里的一棵冷杉树下，墓地上堆放着石块，上面摆放了花圈。想当然地认为保加利亚人宽恕了斯大林或俄罗斯人的这一举动，就是根本不了解左右着巴尔干的那些强烈的情感。
“不要跟我谈什么马其顿，”在雅典的保加利亚外交官愤怒地说，“根本没有什么马其顿。那是西保加利亚。语言80%是保加利亚语。但是，你不会明白的；你根本无从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戈泽·戴尔彻甫是保加利亚人。他是在索非亚接受的教育。保加利亚为他的游击活动提供资金。他讲的是西保加利亚的一种方言。他怎么可能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外交官递给了我一本麦克德莫特写的传记——另外一个保加利亚官员也给过我一本——和一本厚厚的、带蓝色封套的书，该书用小字印刷，将近一千页，书名为《马其顿：文件与材料》，由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我打开书看到：
这是一本关于马其顿的文件的书，通览书中所探讨的重要问题就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发现，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群是保加利亚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众多的文件都能充分显示这一点。
“保加利亚人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善于篡改文件的人。你能指望鞑靼人干什么？”南斯拉夫-马其顿国家历史学家奥德·伊万诺夫斯基这样解释说，我在与诗人托多洛夫斯基喝完白兰地之后立刻就采访了这位历史学家。我突然觉得，因为世界媒体界已经忽略巴尔干太久（直到1992年，各电讯社甚至都不在马其顿派驻特约记者），这里的人们从未像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那样学习用暗号交谈，以便避免用他们的种族仇恨冒犯西方人的感情。在巴尔干，人们说话比在中东的人们更为诚实，因而也更为粗鲁。
伊万诺夫斯基接着说：“你知道，保加利亚人有专业化的团队来编造关于戈泽·戴尔彻甫的书。他们用现金贿赂外国作者，给予他们教授头衔，为的就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印在这些书的封面上。我知道保加利亚人正在从印度购买广告版面，目的是宣传马其顿和戈泽·戴尔彻甫。”
“戈泽·戴尔彻甫怎么可能是保加利亚人？他出生在马其顿。他讲马其顿语，不讲保加利亚语。他怎么可能是保加利亚人。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憧憬的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共同体，就是今日中欧正在出现的那样。……”
“沙文主义正在毒害人类的灵魂。我们马其顿人不仇恨任何人，也没有自命不凡。我们在黑暗中寻找朋友。”伊万诺夫斯基博士用力抓住我的小臂，并把南斯拉夫共和国出版的一本戴尔彻甫的传记递给我。“请一定帮助我们。”他恳求我说。
如果戴尔彻甫能够从坟墓里站起来，他会称呼自己什么呢：一个马其顿人还是一个保加利亚人？
专家们一致认为，他讲的斯拉夫语——以及这里目前的语言——更像是保加利亚语，而不那么像是塞尔维亚语。但考虑到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在塞尔维亚人的鼓动之下，南斯拉夫政府刻意为马其顿确立独特的民族与语言身份，目的是切断当地人群与紧邻着的保加利亚的人群之间任何情感的维系，因为保加利亚政府对莫斯科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戴尔彻甫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推动这样一种身份的确立。
只有一件事情双方意见是一致的：尽管有些事实无可抵赖，戴尔彻甫绝对不是恐怖分子。“他是一个使徒。”伊万诺夫斯基博士说。
戴尔彻甫死亡三个月之后，即1903年8月2日，马其顿陷入混乱。IMRO在圣以利亚节那天发动起义。在保加利亚东正教传统里，以利亚（Elijah）是掌管雷电和暴风雨的异教之神佩龙（Perum）的变体，基督教的斯拉夫人用公牛和人来祭祀他。在西马其顿海拔4000英尺的山区克鲁守沃镇（Krushovo），IMRO宣布成立“克鲁守沃共和国”。它仅仅维持了十天，2000名土耳其官兵就在炮火的掩护下，打败了克鲁守沃的1200名游击队员；有40名游击队员坚决不投降，他们在相互道别之后，把枪伸到自己的口中开枪自杀。据报道，土耳其人奸污了150名克鲁守沃的成年妇女和女孩。野狗和野猪吞噬了赤裸的尸体。
整个马其顿都是这样一幅惨象。两个月的起义使4694个平民和994个IMRO游击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估计，被土耳其人强奸的妇女和女孩的总数超过了3000名[4]。在马其顿西北部，五十名土耳其士兵强奸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又把她杀死。土耳其士兵还砍掉了另外一个女孩的手，仅仅是为了取走她的手镯。伦敦《每日新闻》在现场的记者A.G.黑尔斯在1903年10月21日的报纸上写道：“我将尽量冷静地、镇定地、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来讲这个故事。……读者也必须克服其恐惧，因为就其赤裸裸的骇人程度而言，这些恐怖行为是无法形之于文字的。”随后在整个英国和西方爆发了针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公众抗议活动。来自英国首相亚瑟·詹姆斯·鲍尔弗、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压力的最终结果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于1904年进驻马其顿。
绝非偶然的是，推翻土耳其苏丹统治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也是从马其顿的萨洛尼卡港开始的，在这里，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少校恩维尔（很快就成为恩维尔·帕夏）于1908年6月23日站在奥林匹亚皇宫酒店的阳台上，向参加多民族集会的群众招手示意，集会群众呼喊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正义”。
“土耳其之父”[5]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即未来的现代土耳其之父，也于1881年出生在萨洛尼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那一天，凯末尔也在阳台上，就站在恩维尔·帕夏的背后，但他很快就真切感受到了对于革命的怀疑。除了迫使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接受一部自由的宪法，恩维尔·帕夏所率领的“青年土耳其人”军官并没有严格周密的计划。像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同盟者一样，恩维尔·帕夏和他的青年土耳其人决心保护帝国——尽管是以一种更为宽松的、自由的方式，而且，在他们看来，帝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反动的苏丹统治。但是，如凯末尔所怀疑的那样，恩维尔·帕夏及其青年土耳其人低估了巴尔干被长久压抑的各民族的力量。这些信仰东正教的人们所要的不仅仅是在一个穆斯林主导的联盟之内的宪法的保障。凯末尔的传记作家金罗斯勋爵认为：“革命不仅远没有像青年土耳其人希望的那样阻止帝国的解体，反而加速了它在中东和巴尔干的崩溃。”
1908年10月，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宣布他的国家完全独立，其实很久以来保加利亚已在事实上独立，只是没有在法律上获得独立而已。就在同一周内，克里特岛（仍是土耳其的一部分）投票表决与希腊统一，奥地利哈布斯堡则兼并了土耳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其实从柏林会议结束以来，哈布斯堡就一直在操控这个地区。
马其顿的由保加利亚资助的游击队员，在驻扎在那里的土耳其年轻军官中间策动了一场革命，这次革命波及整个奥斯曼帝国；革命的蔓延又反过来鼓励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奥匈帝国对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所实施的暴政如此之凶猛，导致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人后来刺杀了哈布斯堡的大公，从而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刺激了土耳其本土的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1909年4月，军队开始暴动；由于得到了呼喊着“我们要伊斯兰教教法”的神学院学生和围头巾的教士的支持，军队要求恢复苏丹的绝对权力。“青年土耳其人”极端残暴地粉碎了这次暴动，迫使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被流放到萨洛尼卡。当苏丹得知自己即将被送往那个马其顿城市，也就是针对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时，他一下子昏厥过去，栽倒在一个太监的怀里。
青年土耳其政权越来越明显的专制本性，最终在1915年对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20世纪的第一次大屠杀。这一政府统一部署的种族灭绝之所以持续不断，是因为亚美尼亚人与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基督徒同胞不同，从人口上威胁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的历史核心地带安纳托利亚。年轻的、具有怀疑精神的凯末尔明智地预见到，这样的一个帝国——任何帝国——在这个新的时代是根本没有前途的。
“青年土耳其人”逐渐演变为比苏丹更凶残的、更歹毒的杀手，再加上其他大国不愿意进行干预，促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做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克制各自的不同意见，结成同盟。
从1909到1912年间，所有三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1912年，他们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人员和驮着炮火的战马在大雨的掩护下踏着脚踝深的烂泥前行。同盟军的主要目标是解放马其顿。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于1912年12月结束，以土耳其在欧洲的消亡而告终。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斯科普里，即斯蒂凡·都珊很久以前选定的首都；希腊军队则占领了萨洛尼卡。与此同时，尽管保加利亚军队操控着伊斯坦布尔的门户以外的土耳其的色雷斯，并且在爱琴海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保加利亚却发现自己事实上被排挤在它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地区之外——保加利亚一直试图通过外交官、游击队恐怖分子和语言影响力加以控制的地区，而保加利亚似乎经常握有兼并该地区的历史机遇。
约翰·里德描述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如何试图消除保加利亚人的影响：
一千名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公关人员开始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喊叫，声称其所属的区域的希腊本质或塞尔维亚本质。塞尔维亚人给了心情糟糕的马其顿人24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宣布放弃其国籍并宣告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拒绝则意味着被杀或驱逐。希腊和塞尔维亚殖民者大批涌入被占领的国家。……保加利亚的中小学老师被枪杀。……牧师得到的选择是死亡或改变信仰。……希腊报纸开始谈论一个主要由希腊人居住的马其顿——他们通过把那些人叫作“说保加利亚语的”希腊人来解释没有人讲希腊语这个事实。……希腊军队进入了没有人说希腊语的村子。“你们竟然说保加利亚语，什么意思？”希腊军官喊叫。
与此同时，在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都感到非常郁闷。1913年6月30日凌晨1点，没有经过任何预警或宣战，保加利亚军队就跨过了瓦尔达尔河的支流之一布莱格尼察河，向驻扎在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军队发起攻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打响。
战斗持续了数天。塞尔维亚人夺回有利地形，并很快得到了希腊人的增援。接着罗马尼亚人加入了塞尔维亚-希腊同盟，并从北部入侵保加利亚，但在战斗中死于霍乱的人明显多于因负伤而死的人。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和谈会议上，保加利亚输掉了一切：它失去了在爱琴海的出口，输掉了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夺取的色雷斯，马其顿也被输得寸土不剩。
这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约翰·里德1915年夏天访问索非亚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预先露出了某种征兆，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安曼[6]总有一天也会是这个样子。“索非亚人口的一半由马其顿的难民组成，在该市的外围，你很容易就能碰到一个难民营，多达一万六千名的难民住在帐篷里，费用则由政府负担，政府也对此不胜其烦。……每天媒体上都充斥着难民带来的离奇故事，以及他们所表达的对于塞尔维亚人的仇恨。”
1915年秋天，保加利亚作为轴心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同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的是为了赢回被塞尔维亚抢走的马其顿的领土，而塞尔维亚则与三国协约（the Triple Entente，俄国、英国和法国）结成同盟。在哈布斯堡军队从北部穿越塞尔维亚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则从东部侧翼卷击马其顿。塞尔维亚军队坚持不投降，而是发起了冬季撤退，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山区大雪皑皑的蛮荒之地，后面还跟着一个庞大的平民人群。由于没有车辆，甚至也没有骡马，塞尔维亚士兵得不到额外的补给，还得用担架抬伤病员。这是历史上最令人恐怖的冬季撤退之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一个世纪之前拿破仑的士兵从俄国的撤退，以及公元前401年色诺芬率领的希腊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向安纳托利亚的撤退。
法国和意大利船只在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海边等待着多达12万5千人的塞尔维亚军队，并把他们运送到了希腊的科孚岛，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休整和装备补充。从1916年直到1918年的休战期间，阵地战在马其顿遍地开花、纵横交错，厮杀的双方一方是法国人、希腊人、重新组织的塞尔维亚军队、从加利波利撤退下来的英国军队，另外一方则是哈布斯堡（奥匈）和保加利亚军队。对保加利亚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完全一样：把马其顿输得一干二净，完全被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抢走。
马其顿充满了历史的教训，但愿人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和铭记历史。正如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帝国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崩溃反映了在恩维尔·帕夏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溃败一样，阿拉伯世界在20世纪后半叶的悲剧也反映了保加利亚在前半叶的悲剧。
在发动并输掉了两次针对马其顿的战争之后，保加利亚的国王于1919年退位。在后面的二十年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儿子国王鲍里斯三世（Boris Ⅲ）执掌索非亚的政治体系，但这个体系由于政变企图和其他血腥的阴谋而变得支离破碎，而这一切都与保加利亚人视之为故国的丧失有关。由于1913年和1918年的失败，IMRO变得越来越激进化，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再加上其骷髅与交叉的股骨图形构成的徽章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已在外部世界中成为仇恨和虚无主义的同义词。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IMRO购买武器的资金。IMRO一次刺杀活动的标准费用是二十美元，因此，保加利亚的政客出行时总是要有成队成列的保镖护驾。美国《纽约时报》记者C.L.苏兹伯格见状忍不住说：“由于某种原因，保加利亚人是欧洲最优秀的谋杀者。”
来自索非亚贫民窟的马其顿难民人群的恐怖分子得到了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马其顿恐怖分子就把自己兜售给遍布欧洲的激进团体——特别是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而乌斯塔沙的主要资助者则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绰号“司机乌拉多”的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暗杀了南斯拉夫的国王卡拉乔治维奇——这一罪行却点燃了丽贝卡爵士了解该国的激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重演。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保加利亚为了重新获得马其顿，再次加入了德国主导的同盟，抗击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再一次，当说德语的军队从北部占领塞尔维亚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从东部入侵并占领马其顿。再一次，在英国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抵抗武装把保加利亚人驱赶到了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确定的、招人痛恨的边界。战后，共产主义政府使得历史停滞下来，直到这一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一切尚未得到任何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占领军与纳粹狼狈为奸。对人群强制推行的“保加利亚化”只是重复了1913年塞尔维亚和希腊占领军的野蛮行径而已。尽管国王鲍里斯的政权帮助拯救生活在保加利亚本土的犹太人，但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却与纳粹合作，把犹太人驱赶到死亡集中营去。这样的行为抹去了生活在马其顿的非塞尔维亚人和非希腊人对保加利亚的同情心。这就推动了一种新的民族统一主义。现在，在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对于马其顿的索要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本土的“马其顿主义”，对保加利亚和希腊提出了领土要求。
“马其顿三分之二仍处在外国占领之下，等待解放。”另外一个当地诗人安特·波波夫斯基解释说，我与他在那个喝了不少白兰地的上午相遇。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东西。他的脸像是一个攥紧的拳头。“欧洲的其他地方在1989年都得到了他们的民族权利，但是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却一无所获，他们仍处在被占领的状态。”
“我们的民族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享受到任何人权——这是被帝国主义所谓和平条约瓜分的结果”，历史学家伊万诺夫斯基博士解释说，他指的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签订的“令人极不满意”的条约。根据他的见解，应当从保加利亚割让更多的土地，北部希腊也应当转交给马其顿共和国。
人们不断地把地图摊在我面前，上面显示的是一块树叶状的区域，比今日的马其顿共和国大很多。在这个马其顿人的理想的国家深黑色的边界线里面，囊括了希腊陆地的三分之一；希腊的萨索斯岛，被称为“爱琴海马其顿”；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大部分，根据那里的皮林山脉而被称为“皮林马其顿”；一小片阿尔巴尼亚的“马其顿人的”土地；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这是该国唯一“被解放的”部分，依照流经斯科普里的瓦尔达尔河，被称为“瓦尔达尔”马其顿。
一种重新被发现的“马其顿”语正在被推广，所使用的教材收入了大量诗歌和历史的著作。伊斯坦布尔甚至可能也被声称是马其顿的一部分，以及关于山川形势的幻觉式的描述，在像鲍戈米尔·古泽尔的《沉默》之类的诗中，就像太阳风暴一样爆发了：
当黄昏慢慢染黑了飘飘洒洒的雪
鸟兽也逐渐沉默，在巨大的冷杉树中藏歇
虚空匿迹，唯余穹窿
一只黑豹出人意料地一跃
明天，等太阳露面，带着
它那愤怒的晕轮，俯视化冻的、污水流淌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