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山嘴刺破了的空气，将发出尖叫
多么像霹雳一样的祈祷，多么像煎熬，多么像醉吼
在斯科普里的希腊领事馆附近的墙上，我看到涂写着这样一句话：“索伦是我们的！”
“索伦”是马其顿语中用来指称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的词。这样的民族统一主义情绪的表露，将会在希腊引爆波涛汹涌的敌意——这种敌意的波涛可能非常巨大，即便是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新马其顿国正式宣布放弃对希腊的所有领土要求，希腊人仍然会觉得远远不够，因为希腊人害怕这些斯拉夫人嘴上念念不忘的“马其顿”这个词本身，就是未来针对希腊的民族统一主义的一个符号。当希腊要求马其顿改变其国名才能够获得希腊的承认时，全世界都笑了。然而，希腊论争的核心观点在学者柯弗斯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好过希腊政府通过媒体所做的一切。柯弗斯认为，马其顿主义是铁托为了打击保加利亚而发明出来的一个文化支柱，而保加利亚则一直对该地区怀有觊觎之心。根据柯弗斯的观点，前南斯拉夫的这一地区事实上是南塞尔维亚。也许这是对的；但不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些斯拉夫人现在把自己看作是马其顿人而非塞尔维亚人，因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必须学着接受这个事实。
罗马尼亚1951年用西里尔字母写的祝祷词。
这一团乱麻的最后结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又回到了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同样的结盟格局：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对阵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7]
“我出生在土耳其奴役时期的石提浦。我父亲是戈泽·戴尔彻甫的追随者。我是一个真正的马其顿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只麻雀，不是保加利亚人，不是塞尔维亚的一只鹰隼。”
米哈伊尔都主教以一种全能者（“全能的基督”）的方式伸出了他的手，他严厉的画像装饰着许多东正教教徒的穹顶。几缕烫过的白发披散在他的脖子周围。他开口对我讲话的时候，似乎有怒气喷薄而出。
“没错，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亚历山大的血液。我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了巴尔干政治这个十字架上。……你喝的是马其顿咖啡，不是土耳其咖啡，也不是希腊咖啡。……
“马其顿而非塞尔维亚才是文艺复兴的诞生地。和奥赫里德相比，葛兰察妮霞算什么？乔托怎么能跟我们的艺术家相提并论？你告诉我，乔托怎么能拿来比？”
米哈伊尔都主教接着告诉我他的教堂的事情。“你必须有点耐心，年轻人，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我只能把他的话加以压缩。9世纪的两个把基督教带给斯拉夫人的使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都出生在萨洛尼卡。这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当然这取决于你的视角。米哈伊尔都主教对于他们是什么没有疑问。另外，他们的两个追随者圣克里曼特和圣内厄姆在马其顿西南的奥赫里德教书，非常有可能的是，西里尔字母表——他们在把希腊语《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时发明的——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完善，并首次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奥赫里德也是10世纪末马其顿人在萨缪尔国王（Samuel）领导下建立东正教牧首辖区的地方。当14世纪塞尔维亚的首领斯蒂凡·都珊征服了马其顿时，他准许了这个牧首辖区的独立地位。“但在1767年，土耳其人废除了我们的这个牧首辖区，因为我们在组织反对苏丹的起义。只有到1967年，一个独立的马其顿东正教教会才重新建立起来。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不承认我们的教会？马其顿是斯拉夫基督教诞生的地方。我们是比他们更好的基督徒。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友好？”
米哈伊尔都主教很不愿意放我走。他非要告诉我萨缪尔国王的事情不可。萨缪尔是“一个马其顿的有领地的君王”，在公元976年离开了自己在奥赫里德的大本营，建立了西起亚得里亚海、东到伊斯坦布尔的帝国。
“但是，萨缪尔也以保加利亚的名义进行统治，”我反驳说。迈克·普塞路斯曾担任好几个拜占庭皇帝的顾问，他的《编年记事》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参考资料，他称萨缪尔为“保加利亚人。”另外，拜占庭皇帝巴瑟尔二世（BasilⅡ）由于在1014年彻底打败了萨缪尔，在历史上被称作“保加利亚的屠夫”。
“不，不，年轻人，”米哈伊尔都主教吼了起来。他的双眼朝苍天看了看。“你不明白真相。材料太多了，太过庞大了，你需要学习好多年才能明白我们的问题。”
在我离开他在斯科普里的办公室之前，他给了我很多书，其中包括布兰哲·科尼斯基的一本诗集。诗人把马其顿对于身份和爱的追寻描述为“挥舞着一双渴望摘星之手”。
兹拉特克·布雷杰是斯科普里最大的报纸《晚报》的总编辑，是二战前该市总计为3795人的犹太人群体幸存下来的27个犹太人之一。他坐在斯科普里一家饭店的镜子前面，我傍晚和他碰面，之前开了一整天的会，喝了很多咖啡和烈酒。他说话的时候，我打量着他在镜子中的倒影。他的声音像是被屏蔽的证人的声音，有些虚幻。他是我在斯科普里遇到唯一没有给我历史书或诗集的人。
马其顿的湖畔之城奥赫里德。
奥赫里德的克莱门特教堂著名的壁画。
“这里是巴尔干最反复无常的地区。我们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新国家，周围宿敌林立。在本世纪初，好几个民族都可能走向战争，实际上也的确这样发生了。数十年来，南斯拉夫联盟保护着我们。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马其顿又成了一个权力的真空地带。
“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静待的科索沃’：马其顿人口的23%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他们的生育率要比我们高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传统领土上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试图解开难以解开的纠结，把这个同那个区分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可能是马其顿的，那个可能是保加利亚的。……在这里，男人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老年人那样端坐在那里，谈论民族主义和仇恨，而妇女们则在那里做所有的事情。”
仇恨越是模糊和不可测量，涉及的民族群体越小，故事似乎就变得越长而且越复杂。我情不自禁地想，从现在开始数100年，黎巴嫩会给学习历史的学生提供些什么呢？
[1] 《斯科普里的古桥畔》，甘恩·托多洛夫斯基作。
[2] 圣斯特法诺，是马尔马拉海边的一个镇，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西郊，现名为耶西尔柯伊。
[3] 但其东北部靠近黑海的一个区域，叫作多布罗加的地方，仍被划给罗马尼亚。
[4] 这些数据是根据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当时的资料计算出来的，并由在现场的英国救济基金会核实过。
[5] Ataturk在土耳其语中即“土耳其之父”的意思。
[6] 三个城市分别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的首都。——译者注
[7] 不论是由谁掌权，罗马尼亚因为与塞尔维亚共享水资源和西部重要的边界，都承担不起招惹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首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