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宫酒店
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宫酒店（Athenee Palace Hotel）的夜班值班员是一个干净清秀的年轻人，有着灿烂的笑容和令人愉快的神情。他把我的钱按照五倍于法定的汇率兑换给了我，并在柜台上就把好几摞罗马尼亚列伊递给了我。他接着给我推荐了一个女人。当我说不时，他一脸困惑不解的样子，并说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可以很容易地搞到。
在柜台那边，是一排大理石柱子构成的一个柱廊，柱子上有镀金的柯林斯风格的大写字母，整个柱廊就像是大教堂的内部。在一根柱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漂亮而苗条的女人，她深色的皮肤有着瓷器的光泽，黑色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的一样短，橄榄核似的眼睛上带着与她的超短裙搭配的紫色假睫毛。
“你要买我拿的这瓶香槟吗？”她坐在沙发里喊道，同时举起了酒瓶。
“不，谢谢。”我回答说。
“到这边来。”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朝我这边走来。“带我到你的房间里去，我们一起把这瓶酒全部喝完。”
“不，谢谢。”
“你怎么竟然说不？我拿的香槟，就卖和标价一样的钱。”
后来，在酒店的迪斯科舞厅，另外一个女人又靠近我——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脸上有些斑点。她俯身到我的桌子上，丢下一个皱巴巴的小纸条。我打开看了看，上面写着：“我叫克劳迪娅·卡迪纳尔。我的电话号码是708254。”
我摇头表示“不”。她捡起纸条，又走向了另外一个男人。
我买了两瓶矿泉水，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我要进电梯的时候，拿香槟的深色头发的女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嗨，带我到你的房间去吧。”
1978年齐奥塞斯库访问美国，卡特总统迎访。
“请让开，我和我太太在一起，”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你看，我买了两瓶水，一瓶我喝，一瓶给她。”
“我才不相信呢，”她一副蛮有把握的神情，“我今晚上看见你登记入住来着。你是一个人。我想你可能是不喜欢女人。”
在其冰冷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外表下面，罗马尼亚还是在挣扎着活着，不可摧毁，也没有改变。
约翰·里德1915年也在雅典娜宫酒店住过，那时酒店才刚刚建成一年。他指出：“一万名为公众服务的女人上街游行，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所谓真正的布加勒斯特人的自豪感，说按照比例，该城市养活的妓女比世界上任何四个城市加起来都要多。”
“这些都是西方女人，”R.G.沃尔德克伯爵夫人在1941年写道，“但她们身上却透着一股女仆的味道。”
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宫酒店。
雅典娜宫酒店。
《纽约时报》记者C.L.苏兹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发现：“布加勒斯特沉溺在一种放荡堕落的气氛之中。……数量庞大的妓女的机会小得可怜，因为她们面临着公主以下的来自所有阶层的业余爱好者的热情竞争。”
“赃款是巨大的发酵物，”他接着说，“我遇到的第一个官员竟然就拉开他桌子上的一个抽屉，亮出好几袋子外国货币，并试图贿赂我。”并保证他给的黑市价要比“雅典娜宫酒店服务生给的兑换价”高出“百分之十至十五”。
罗马尼亚王后玛丽的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援引古老的贵族阶层一个成员的话说，在罗马尼亚语中不存在表示自我控制的词语：“对于罗马尼亚人的心灵来说，这个术语和观念都是不可翻译的，极为陌生的。”
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玛丽王后的表亲，曾对罗马尼亚不屑一顾：“罗马尼亚：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职业。”
卖淫、黑市交易、告发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在罗马尼亚都有如此深远的传统，以至于呈现出某种吸引人的自然与单纯。开始时你会感到震惊，但在罗马尼亚过上几个星期之后，你会向环境屈服。你本性中任性的一面会允许你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个国家和人民。你甚至会想，也许罗马尼亚人拥有某种独特的、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关于生活与存亡的智慧。于是，你就开始明白了。……
雅典娜宫酒店内部。
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作家和外国记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根据联合通讯社驻布加勒斯特负责人罗伯特·圣·约翰的看法，“任何时候，住在雅典娜宫酒店的记者很少少于50名”。雅典娜宫酒店在受战争影响的欧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酒店，只有在这里，纳粹和盟军的军官才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睡觉，美国和英国的记者才可以和穿制服的党卫军军官喝酒。但是，是罗马尼亚人本身提供了主要的魅力，而且他们在热情地接受新的法西斯主义秩序的同时，还用一种缓和其效果的方式使这一秩序彻底腐败变质。沃尔德克伯爵夫人说，纳粹士兵“被宏伟的房子里长着水灵灵眼睛的姑娘们迷得神魂颠倒，在他们有机会审问她们的雅利安祖母之前，已被姑娘们哄上了床”。
沃尔德克伯爵夫人是一个归化的美国人，出生在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这位自我感觉良好、不乏吸引力的记者，用笔名R.G.沃尔德克写了一部关于酒店内部性丑闻的回忆录，书中不乏闲言碎语，书名叫《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宫》。罗伯特·圣·约翰在描述布加勒斯特的道德堕落的著作《外国记者》一书中说，“德国人抢占雅典娜宫酒店的餐厅之后，出现的最为离奇的画面之一，就是看到沃尔德克伯爵夫人被纳粹高级军官邀至午宴或晚宴——其中一些军官是会被当作战争罪犯处决的。”
沃尔德克伯爵夫人的书已经绝版近五十年，提供了一部特别详细的罗马尼亚人生活方式的特写。英国对外文化协会的一位讲师的年轻妻子奥莉薇雅·曼宁（OliviaManning），在雅典娜宫酒店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她在《巴尔干三部曲》中对那些生活方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描述，该书的平装本成为畅销书，并被拍成电视连续短片。当然还有其他人的作品。罗马尼亚在1939—1941年之间堕落到纳粹主义的历史，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小说和记者回忆录的体裁，这些作品借用雅典娜宫酒店的大堂和房间的视角，为审视罗马尼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变到某种不同的法西斯主义的过程，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历史背景。在九十年代，由于历史过程再度启动，这些著作具有了更大的相关性，能够更好地解释那些在外人看来无法解释的事物。
雅典娜宫酒店与一个巨大的广场的宽度相等，同时构成了这个广场的一边；广场的另外一边则是一个巴黎歌剧院风格的音乐厅，音乐厅附近有绿草如茵的草坪，种植着剑兰。里德来参观的时候，酒店“有着耀眼的、新的法国式的正立面”，并且装饰有角楼和女像柱。1938年，在沃尔德克伯爵夫人和曼宁来之前，角楼和女像柱已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铬合金与白石构成的正立面。当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这里时，白色的正立面已经伤痕累累，布满了前一年12月革命留下的子弹孔。
酒店内部有更多的变化。在柯林斯式的柱子构成的柱廊那边，20世纪50年代以一种阴沉的蛇形楼梯和紫色的壁毯开启了序幕。罗马尼亚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在克格勃的帮助下，把雅典娜宫酒店变成了一个搜集情报的工厂。安全部监听电话，在饭店和酒吧桌子下面和所有房间安装了窃听器。酒店经理是安全部的上校，所有300名员工是安全部的雇员，包括最低等的清洁女工，她们会把客人房间的每一张纸片拍照。
作为得到房间租金和更多食物券的回报，酒店妓女会向上汇报她们从客人那里听到的一切。但是，在八十年代，甚至妓女们也感到了绝望。我上一次，即在1983年来雅典娜宫酒店时，大约是在半夜时分我听到了敲门声。我打开了门：一个女人站在黑暗的走廊里，松开了上衣的一根带子。她说她愿意拿咖啡来，但要付钱。
那时候咖啡在布加勒斯特比较罕见。其时是冬天，而且，尽管我支付了每晚75美元的房间费，房间里却没有暖气、热水，只有两个25瓦的灯泡。像在非洲一样，我带了一只手电筒并自带厕纸。当地的一个笑话说：“如果再稍多一点儿食物，就像是回到了战争年代。”
1988—1989年冬天的某个时候——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时间——吉普赛的卖花人从雅典娜宫酒店附近的街上消失。在这个城市的景观上，吉普赛人是个人情感生活上最后的一丝残留，让人想起冷战时代之前的某种存在、某种历史。
当1989年12月鲜血造成的裂缝最终使坚冰破裂之后，用奥莉薇雅·曼宁的话说，“就像栖息的热带鸟雀”，吉普赛女人是最先返回的一批人，她们兜售粉红色的玫瑰和堆得小山似的黄色与红色的郁金香，悼念被屠杀的革命者的人就在人行道上祭奠时焚烧这些花朵。蜂蜡散发出的幽香一时间充斥整个城市。由于公开的宗教被禁止了四十多年，整个罗马尼亚首都变成了一个露天的教堂。
齐奥塞斯库的墓地。
涂写的话语是：“安息吧，我们的逝者。”
这一场景说起来真的有些怪诞。在1989年的革命之年，没有一个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让西方感到困惑不解。那些用罗马尼亚电视这样陈旧的国产设备播放出来的粗糙的画面，显示的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世界，画面上穿着大衣、佩戴扇形钢盔的士兵让人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俄国人。整个氛围是冬天的样子，属于斯拉夫风格。然而，画面上的人却是深颜色的，几乎是南美人的样子；语言属于拉丁语系，在某些方面比现代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更接近古代罗马语；暴力以及围绕埋葬暴力的牺牲品所举行的宗教仪式，呈现出某种戏剧性和残忍性，这一切表明这个民族受制于一种冲动：在一个镜子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宣泄自己的激情。
想想看：就在大街上，赤裸的、严重腐烂的尸体旁边，点燃的蜂蜡蜡烛。一个统治者让人给他拍下了这样一幅照片：手持权杖，脚踏着一头野猪的尸体；他建造了一座法西斯主义建筑物构成的禁城，环绕着一个婚礼蛋糕状的、比五角大楼还大的建筑物；谄媚他的人高呼他是“喀尔巴阡山的天才”，他的臣民则称他是“吸血鬼”或“敌基督者”；他在圣诞节那天被处决的画面在当地电视台播放了数个星期；然后据传说，他的尸体消失或被藏匿起来。
在这里，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他的暴政的垮台。斯大林可能提供了暴政的基础，但其余的还是从当地的土壤中慢慢长出来的。
在布加勒斯特杂乱的根恰公墓，我被夹在两座大半被灌木掩盖的坟墓之间，盯着一个狭长的土堆上方的一个木制的十字架看。在十字架上，用白色的油漆写着这样几个字：（预备役）上校鲍培·丹，1920—1989。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就是这样被埋葬的，他统治罗马尼亚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该国军队把他和妻子艾莉娜处死为止。
五十英尺之外，挤在另外两座坟墓之间，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木制十字架，上面刻着：（预备役）上校恩纳斯库·瓦塞尔，1921—1989。艾莉娜·齐奥塞斯库就是这样被埋葬的。
按照官方的“指点”，几个欧洲记者和我找到了这两座坟墓。在公墓的平民区的众多大理石和石头墓碑中，标着两位预备役上校的木制十字架的确显得有些怪异和显眼。几天之后，在1990年5月，就在蓄意破坏公物者亵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公墓的同一天晚上，那两个木制十字架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被发现。但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并不是第一对在本世纪统治罗马尼亚而其安身之地却不明不白、未被标示出来的夫妻。
去里斯本吧。阿尔法玛是罗马人定居的第一个地点，沿着它曲折而多岔路的胡同穿行，直到你到达墙外圣文森特教堂。顺着教堂的过道走，但在到达圣坛之前，从你右手的门出来。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隐秘的通道，墙上装饰着用蓝色和白色的瓷砖拼成的画，描述的是拉封丹的寓言故事。现在，再往左边走，走过一个长廊，进入一个有大理石地下墓室的房间，这里是17世纪中期以来葡萄牙王室的墓穴。门口是两具棺材，放在廉价的毛毡垫子上，似乎随时都在等待搬运工到来。用罗马尼亚金、蓝、红三色旗帜裹着的是安放国王卡罗尔二世霍恩佐伦（Hohenzollen）遗体的棺材，他在1930—1940年间统治罗马尼亚。另外一具棺材用粗糙的单子裹着，还放了白色的十字架，里面安放的是卡罗尔犹太裔情妇艾莉娜（玛格达）·路派斯库（Elena Lupescu）的遗体，她也像艾莉娜·齐奥塞斯库一样，曾是躲在罗马尼亚王冠后面权倾一时的人物。
卡罗尔从小被母亲玛丽王后宠坏，跟随一位“坏脾气的、同性恋的”瑞士家庭教师学习，后来又被遣送到他父亲的普鲁士军队完成他的教育。这位未来的国王虽然拥有英国和德国的血统，却以最坏的方式回归了他本国的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已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王室的军队被围困在省会城市雅西（Jassy），当地人民谴责其外国出生的统治者是惨败的罪魁祸首，卡罗尔仍然抛弃了他所在的军队（此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并与当地的一位贵族珍妮“吉吉”·兰伯瑞诺私奔。因为罗马尼亚霍恩佐伦的君王不可以接纳当地配偶（以免任何一派罗马尼亚贵族获得政治优势），卡罗尔被迫放弃王位。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卡罗尔离开了吉吉，回到了罗马尼亚。1921年，他与希腊的海伦公主结婚。然而，两年之后，他又抛弃了海伦而选择了路派斯库，后者成为他的同居情人。卡罗尔没有听从众人的要求回到他的合法妻子与他的孩子的母亲身边，而是选择于1926年1月再次放弃王位。
1930年，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卡罗尔再次回到罗马尼亚接受王位，但条件是他离开路派斯库回到海伦的身边。卡罗尔没有信守诺言，因而路派斯库很快就到了王宫里面。
但是，即便是路派斯库对于卡罗尔来说也是不够的。根据流行的、荒诞的罗马尼亚传言，卡罗尔患有“阴茎异常勃起的痼疾”，迫使他在床上耗费很多时间，不时地进行性活动，1990年我在布加勒斯特还听到一个历史学家重复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他把吉吉·兰伯瑞诺扔在了……巴黎……现在他又在胜利大街找妓女，或者让人把歌女送到他的王宫里去。”《浪子》的作者皮特鲁·杜米丘这样写道。《浪子》是一本绝版很久的历史小说，描写了1941年法西斯主义控制之前，富裕的罗马尼亚人是如何出卖自己的祖国并相互出卖的行径。
据传闻，卡罗尔在床上的功夫十分令人惊叹，并被普遍认为是唯一的、曾经让20世纪30年代布加勒斯特的一个著名妓女“乌鸦”得到满足的男人。乌鸦长得又高又瘦，她穿得像个女巫，因为吸食可卡因，眼睛瞪得老大，黑色的头发剪得像上中学的男孩子那样短（像我在雅典娜宫大厅发现的那样，至今仍然很流行）。“这个黑乎乎的妓女必须被抬出卡罗尔的卧室，口吐白沫，几乎不省人事。”一名克鲁日大学的教授1990年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真相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在《浪子》中，杜米丘重新描绘了下面这一场景：
她（乌鸦）又出来了，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儿……相当长时间内，运气都不怎么样。但是，突然，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
“嗨，你—过来！”
她转过头来，看到了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散热器闪闪发光。车门打开，司机向她招手，示意她过去。原来是国王。她以前和他有过交易。她顺从地进了车，知道自己仍然运气不佳，因为国王大人小气得很。
卡罗尔对金钱和对性的需求都很难满足。布加勒斯特的每一个赌场和夜总会都得按月向他交纳被勒索的费用。卡罗尔在黑市上把列伊兑换成美元。竟有一次，他授意人们散布一个故事，说罗马尼亚市面上流通的百元美钞是假币。这使得这一面值的纸币价格狂跌，而他正好趁此机会买进。卡罗尔从各州签订的每一份合同上都要拿回扣，并在所有主要公司中都占有股份。当斯大林兼并比萨拉比亚的时候，卡罗尔要求从他自己的部长那里得到了100万美元作为他财产损失的补偿，尽管他的其他国民中有很多人损失了所有的一切，甚至都不被允许提出此类要求。得知保加利亚人即将对多布罗加南部宣布主权之后，卡罗尔把已故玛丽王后在那里的度夏之家——他母亲的心脏还装在一个纯金的盒子里埋葬在那里——卖给了该州。得到了25万美元的房款之后，他主持谈判，把该州的这一区域转交给了保加利亚。在1930—1940年间，据说他在国外的存款多达4000—5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938年，卡罗尔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宣布王室独裁。在资助法西斯主义的天使长迈克军团数年之后，这个反犹主义的组织以他与路派斯库通奸为由调转枪头，与他为敌。于是卡罗尔下令谋杀了军团的头领。这让希特勒很愤怒，而卡罗尔有一段时间并没有把希特勒放在眼里。但在纳粹征服了法国之后，卡罗尔也成立了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党，通过了一系列的反犹主义的法律，迫使罗马尼亚的80万犹太人过着近乎于暗无天日的生活。1941年夏天，当斯大林要求他割让比萨拉比亚的时候，卡罗尔恳求希特勒的帮助。作为回应，希特勒逼迫他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转让给匈牙利的亲纳粹的政权。
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1918年。
卡罗尔二世，1938年。
领土的丧失让全体罗马尼亚国人感觉像是遭到了重锤痛击。要求卡罗尔“退位”的怒吼从聚集在雅典娜宫酒店广场上的人群中传来。在和希特勒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时候，卡罗尔“过于聪明了，”曼宁在《巴尔干三部曲》中写道，“他想耍两面派，结果输了。”
在1940年底的一个深夜，卡罗尔和路派斯库乘坐一辆有九节车厢、装满这个国家的黄金与艺术品的火车离开了罗马尼亚。反犹主义军团听到了他们离开的风声，试图让火车停下来，但没有成功。一个饥饿的农民在游览完路派斯库的豪华别墅之后，情不自禁地想，“把她（路派斯库）装在笼子里游街，脱光衣服让所有人都看一看，会不会是一件挺美的事情？”半个世纪之后，另外一个饥饿的农民在游览艾莉娜·齐奥塞斯库的别墅之后，也说：“他们应当让她裸体游街，往她身上扔石头。”
卡罗尔二世与路派斯库。
卡罗尔二世的母亲王后玛丽、妻子海伦、儿子迈克，1927年。
纳粹主义和齐奥塞斯库同流而污，使罗马尼亚的政治文化的悲剧性错误被放大，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于是，艾莉娜·齐奥塞斯库就成了一个怪物。尽管她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但她仍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人物。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尽管路派斯库早就消失得了无踪影，却比较容易想象。
路派斯库于1895年出生于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北部的一个地区，与摩尔多瓦国相接壤）的省会城市雅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在欧洲最为糟糕的出生之地。在罗马尼亚，如果人们排除了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临近的巴纳特德意志少数民族社群，那么，犹太人就是这里的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自身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处在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和广大的农民之间，而且其比例要超过欧洲任何其他的国家。这使得犹太人成为罗马尼亚社会哪怕是最为开明的、自由的群体极端仇恨的对象。罗马尼亚最伟大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如米哈依·艾米内斯库、尼古拉·伊奥加，用沃尔德克伯爵夫人的话说，是“最早的、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因为摩尔达维亚是传统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中心，在地理上又是这个国家最易受攻击的地区，所以这里的反犹主义要比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更为激进。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法西斯主义的天使长迈克军团就在雅西诞生——反犹主义的焦点从宗教转向了种族，路派斯库的父母已经皈依基督教这个事实可能对她并没有多大帮助。一个犹太人可能会一千次地重申自己的皈依，但在罗马尼亚农民看来，犹太人始终是犹太人。
路派斯库最初嫁给了一名炮兵中尉，先是与丈夫所在部队的士兵发生关系，最终又抛弃了他。她个子高挑，有“火红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白里透红”的皮肤，“一摇一摆的”臀部，决心充分利用自己的固有资产。凭借狡黠的、煞费苦心考虑出来的计划，她在两个场合抛头露面，卡罗尔想不注意她都难。在玛丽王后的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看来，“很可能是路派斯库自信心十足的粗野迷住了卡罗尔”。傍上了卡罗尔之后，路派斯库开始在公开场合穿黑色的香奈儿连衣裙，沃尔德克伯爵夫人说，这“衬托出了她皮肤的白皙和头发的火红”。
卡罗尔国王的罗马尼亚是一个与犹太教普林节相反的故事。因为战前罗马尼亚的种族气氛比《旧约》中的波斯更为险恶，即便是路派斯库尝试过这样做，她也不能够像《圣经》中的以斯帖那样，动用她在王室卧房中的才华来拯救她的同胞。恰恰相反，因为国王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而选择了一个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感到受到了羞辱。
于是，当法西斯主义的军团头领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屠杀犹太人时，路派斯库和流亡的卡罗尔一起在从东到西穿越欧洲，其目的地则是莫斯科。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后，两人又到了巴西，在那里，卡罗尔与路派斯库结婚，并授予她王室贵妇人的头衔。之后他们又到了葡萄牙。1953年卡罗尔在葡萄牙死了之后，路派斯库和卡罗尔的前首相厄内斯托·额达瑞诺同居。她和额达瑞诺在葡萄牙的海边度假胜地埃斯托里尔过着奢侈的日子，靠的是她和国王劫掠来的、装满九节车厢的黄金与贵重物品。她到1977年才去世，是一个欲望得到了彻底满足的女人。
路派斯库从皮特鲁·杜米丘的小说中跃然纸上：贪婪、残忍、世故。《浪子》甚至专门写了一个人物，爱尔薇拉·沃沃瑞诺，本姓拉斯坎芮。此人有着“大大的绿眼睛”，一路睡到了王室卧室，却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国王。意识到自己将以一个籍籍无名的可怜虫的身份而死掉之时，爱尔薇拉猛地扑倒在地上，“捶打和撕咬着握紧的拳头，发出莫名其妙的、动物般的低吼”。不难想象，如果这是路派斯库的命运的话，她会那样做的。
出生在一个到处是敌人的世界，又被极其残忍的种族仇恨包围着，而且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保护措施，路派斯库只是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已：她把自己的肉体——这是她唯一可以出售的东西——拍卖给每一个可能出价的人，用一个来压榨另外一个，一路走到了国王那里。其实在巴尔干始终是这个样子：赤裸裸的存亡竞争，为道德选择留下的余地极为有限，形同于无。
路派斯库的故事就是罗马尼亚的故事。杜米丘是罗马尼亚最有才华的现代小说家，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作品中最为生动的人物都是路派斯库的变体。罗马尼亚也总是孤独的，始终被敌人包围着，而所有的敌人都想得到她的躯体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拉丁种族，说的是一种近似拉丁语的语言，被抛弃在一个凶险的斯拉夫人的海洋之中，而被拉丁世界的其余部分所遗忘。
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历史开始于公元101年。在那一年，图拉真皇帝率领的古罗马军团征服了欧洲东南的一个叫达西亚的地方。根据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的说法，在长达150年的时间内，古罗马士兵与当地女人通婚，产生了一个直到今天仍极为纯粹的拉丁种族。事实上，罗马人只是许多肆虐这片土地、并与当地人混杂的入侵者中的第一拨人而已。用匈牙利出生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科斯有些尖刻却很到位的判断来说：“官方的罗马尼亚宣传和官方的罗马尼亚史学著作声称，罗马尼亚人是图拉真的嫡系后裔，这就好比是罗纳德·里根说自己是波卡洪塔斯（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的后代一样。然而，罗马尼亚人身上的确有某种貌似拉丁人的东西；诡异的是，他们令人想起阿根廷人身上貌似欧洲人的特征。”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罗马尼亚人在相貌上比包围着他们的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更像其他拉丁人。他们的语言尽管颇多斯拉夫语、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元素，却是一种类似于拉丁语的语言。罗马尼亚人民在其政治上、个人事务上，甚至在其嘴部和双手的动作上，都呈现出一种性感的戏剧性，让人想起意大利人——这种行为举止的风格，一个旅游者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肯定是不会遇见的。
罗马尼亚历史和民族学专家、雅西库扎大学亚德里安·普拉修科指出：“一百五十年只是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一瞬。罗马人在不列颠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在罗马尼亚的时间。然而，他们在英国人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种族和语言痕迹呢？几乎一点儿也没有。但是仔细看看我们自己。这是我认为除了罗马人之外，我们的种族一定拥有某种我们仍然不知道的拉丁元素的原因。”
我们不能排除在罗马军团撤走之后混乱的几个世纪中有其他拉丁人涌入的可能性。在欧洲各国当中，罗马尼亚的地理形势最不值得羡慕。它具有历史意义的多瑙河心脏地带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处在喀尔巴阡山的东部和东南部，使得这些地带门户大开，极易遭受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从东部的入侵，以及土耳其从南部的入侵。甚至连波兰也没它如此容易遭受袭击。拜占庭人、西哥特人、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阿瓦尔人、格庇德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鞑靼人、土耳其人都曾入侵过这里。公元9世纪时刚刚皈依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占领这里，这个事件使得罗马尼亚人放弃了他们西方的、拉丁式的基督教崇拜，改习东方的、斯拉夫式仪式；这一事件切断了它与其他拉丁世界的重要的心理纽带。
从14世纪开始，土耳其人一直让罗马尼亚农民处在不断的恐惧和焦虑状态之中。当地的农民头领只是偶尔才足够强硬，敢于同土耳其入侵者讨价还价，土耳其人也给予他们某种程度的自治。1391年，老莫西亚（Mircea the Old）安排送给土耳其人一大笔贡金，换取他们来制止一场持续很久的暴动。65年之后，“穿刺者”瓦拉德（Vlad the Impaler或历史上所称的“吸血鬼”）和斯蒂凡大公不惜让很多人流血，与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和其他民族做了很多奸诈的交易，才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了薄弱的侯国，但在他们死后，这些侯国很快就消亡。
瓦拉德的残暴是巴尔干15世纪的象征。他处决人的方式就是用尖桩刺穿（他的绰号就来源于此）：用一根削尖了的木桩刺进受刑者的直肠，穿过整个腹腔。士兵接着把受刑者举起来，把木桩的另外一端插在地里，然后等待受刑者死去，这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瓦拉德用这种方法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也杀死了不少他的同胞。
1600年，“勇敢者”迈克短暂地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统一起来，这是该地首次归属本地人领导，但新的王国第二年随即崩溃。即便是在独立的时候，农民仍然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他们自己的首领收税和迫害的手段几乎和土耳其人一样严酷。17世纪30年代，土耳其人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管理交付给希腊的法纳尔人：这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富裕的法纳（“灯塔”）区的希腊人，这些人穿戴着毛皮衣服、丝绒斗篷、镶嵌着钻石的头巾，并且和土耳其人一样用敲骨吸髓的方法对待农民。与此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在喀尔巴阡山另外一侧属于中欧范围内的地方，辛苦劳动的罗马尼亚农民处在一种中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低端，遭受匈牙利人和德意志民族的压迫。
当地一个谚语说，“罗马尼亚农民就像是玉米粥，你尽管加热，他们不会爆炸”。但是，一旦他们果真爆发，就像在1437年和1514年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暴动、1784年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暴动一样，其结果则是相当恐怖的：尸体被用钳子撕裂，煮熟，强制喂食给其他受害者。如1989年反齐奥塞斯库的暴动所显示的那样，罗马尼亚历史的模式一直没有改变：长时间的卑躬屈膝，穿插着短暂却骇人听闻的疯狂爆发。
1821年土耳其军队在布加勒斯特屠杀希腊反抗力量。
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不是唯一骚扰当地农民的掠夺者。在18和19世纪，沙皇俄国入侵罗马尼亚六七次。1878年，在罗马尼亚军队帮助俄国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俾斯麦控制的柏林会议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坚持把比萨拉比亚割让给沙皇。[1]住在巴黎的专栏作家威廉·匹法甫写道：“在罗马尼亚，人们对背叛都非常熟悉，普遍认为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凭借法国的外交支持，瓦拉几亚与摩尔达维亚最终统一在亚历山德鲁·伊万·库扎上校一个人的领导之下，于1861年12月23日成立独立的罗马尼亚国。但是，库扎当局无能透顶，而且腐败行为极其猖獗。很快当地的贵族和农民都希望他下台。1866年，当罗马尼亚军官冲进他在雅西的房子要求他退位时，却发现他和塞尔维亚国王的儿媳妇躺在床上。曼宁在《巴尔干三部曲》中说：“罗马尼亚就像是一个继承了巨额财富的愚蠢的人。……它沉溺于粗俗的、无聊的活动中，大肆挥霍。”
罗马尼亚人以为在一位外国人的领导下可能会好一点，于是邀请凯撒·威廉一世的普鲁士表亲、霍恩佐伦·西格玛林根的卡尔王子担任他们的国王。卡尔从此以后就以他的罗马尼亚名字卡罗尔一世（卡罗尔二世的叔祖）而为人所知。
1866年春天，由于害怕在奥地利被人认出来（奥地利与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一样，也想瓜分新成立的罗马尼亚国），27岁的卡罗尔一世隐姓埋名赶往布加勒斯特。他乘坐二等车厢，戴着粉色的护目镜抵挡飞扬的尘土，背着一个装满现金的皮包。
这对于一个君主体制来说，是一个颇不吉利的开端，但在库扎留下的乱摊子上，卡罗尔一世还是打造出了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版图得到极大扩充的罗马尼亚，不过其结果仍不免是让卡罗尔二世挥霍得一干二净。
尽管约翰·里德看不起卡罗尔一世，认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渺小的来自德国的国王……住在狭小的王宫里”。但他却恰好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刻板的、醉心于工作的普鲁士人，偏爱斯巴达式的简朴陈设，不爱奢华；喜欢伏案工作，不爱肉体的享乐。尽管他非常依恋他的祖国普鲁士，但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决定却是拒绝与他的表亲凯撒一道参战——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最终使罗马尼亚与大不列颠和美国站在同一阵营，并在一战后和平方案中获得领土。
然而，并非他的所有决策都是明智的。他对农民的忽略导致了1907年全国性的暴力狂欢，其结果是仅仅建立了徒有其名的土地改革制度。他的另外一个错误则是娶了维德的伊丽莎白公主。这是一个想法极其古怪的诗人，其笔名卡门·西尔维娅名声更大，经常在王宫举办艺术沙龙，但不允许对活动进行任何批评。她发令要求每一个在王宫的人都穿民族服装。她毫无疑问为罗马尼亚（至少是一代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就是她没有生出王位的继承人。这使得卡罗尔一世不得不指定他的侄子霍恩佐伦-西格玛林根的费迪南德王子做他的继承人。
费迪南德缺少自信心，终其一生，他都在下定决心方面有困难。对罗马尼亚来说很幸运的是，他的婚姻选择非常好。他的妻子出生时就是爱丁堡的玛丽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因此，罗马尼亚的玛丽·温莎·霍恩佐伦简直就是一位直接从传奇小说中走出来的王后。
1893年，罗马尼亚的王储费迪南德和他的妻子玛丽。
玛丽美丽、可爱，不可救药地浪漫。由于是一名很有造诣的骑手，她指挥着一支属于她自己的罗马尼亚骑兵部队。她学会了流利地使用罗马尼亚语，并选择了当地一名优秀的帅气的贵族巴伯·斯特备做自己的情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她亲自到远在保加利亚的、深受霍乱困扰的军队，费力地对付着“马靴中的污秽……鼓励士兵，分发物资”。她的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这样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罗马尼亚王室从布加勒斯特撤退，并被驻扎在雅西的德国的士兵包围之时，王后与其他护士不同，在斑疹伤寒病区也拒绝戴橡胶手套，而是直接用双手抚按即将死亡的士兵的嘴唇。显然是她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而甘愿涉险靠近战场的勇气，为她赢得了“勇士王后”的称号。
玛丽慰问一个军队医院，1917年。
孩童时期的玛丽，1882年。
晚年时，玛丽王后经常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担忧，也担忧她的儿子卡罗尔二世所制造的政治乱局会把罗马尼亚带到什么地方。幸运的是，她死于1938年，没有亲眼看到她最为恐惧的事情变成现实。[2]
卡罗尔二世和路派斯库于1940年九月逃到国外之后，罗马尼亚人以为他们的国家总算把恶魔赶走了。事实上，由于先后受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影响，罗马尼亚历史上的恶魔即将出笼。
罗马尼亚人的生活方式始终是一种不幸的、危险的繁复，而这恰好是吸引作家和记者的地方。在其拉丁式的对情节剧的爱好之上，是一种拜占庭式的对于阴谋和神秘的偏好，这主要继承自东正教和数个世纪的拜占庭政治和文化影响。这一神秘的性格特征又被喀尔巴阡山的景观进一步强化，因为这座山冷杉茂密，遮云蔽日，狼和熊出没其间，由此诞生了诸多神灵和迷信的观念，也诞生了欧洲最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德拉库拉》（Dracula）一书的作者、都柏林出生的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把小说的背景放在这里，绝不是偶然的。
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里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成长起来的。1927年，28岁的科德里亚努从天使长迈克的圣像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因为罗马尼亚农民把天使长迈克看作是与穆斯林土耳其人斗争相关的战神。科德里亚努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受到了雅西的大学教授们反犹主义思想的影响，仔细聆听了这一声音，组建了天使长迈克军团（Archangel Michael），其中的军事派系后来以“铁卫团”之名著称。在科德里亚努看来，军团是一种“宗教体制”，目的是把所有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起来“致力于英勇的生存”：那些仍然活着的，那些尚未出生的，那些已经去世的。他以“帮”（nests）为单位组织军团，每一个“帮”都有13人。首次加入“帮”的人必须吮吸“帮”中其他每个成员在自己的胳膊上割开的伤口中流出来的血，并用自己的血写下誓言，保证不论什么时候接到命令，都敢去进行谋杀活动。每次进行杀戮活动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的一盎司鲜血流淌到共同的器皿中，然后所有的人都喝下一部分，这样就把整个帮的人员团结起来，同生共死。成员们还必须佩戴十字架，并在脖子周围戴上一小袋罗马尼亚的泥土。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与战后罗马尼亚的政府一样，随意性都很大，毫无规范可言。
国王卡罗尔一世与王储费迪南德，以及费迪南德的儿子卡罗尔（卡罗尔二世）。
科德里亚努身材魁梧高大，非常帅气，有着罗马雕塑一般的鲜明轮廓。他的追随者称他是“首领”。他喜欢穿纯白色的衣服，骑着一匹白马在喀尔巴阡山的村庄里穿行。在那里，他被当作农民的神灵——天使长迈克在地球上的特使——而被崇拜。科德里亚努结婚的时候，9万人出席婚礼，组成了婚礼游行队伍。
卡罗尔二世把科德里亚努当作是危险的对手，特别是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时希特勒当面告诉他说，他更喜欢科德里亚努担任“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之后。或许是受其过于自负的傲慢心理的驱使，卡罗尔也绝非是胆小怕事之人。他回应希特勒的方式是1938年11月下令绞死科德里亚努以及其他13名军团官兵，并散布谣言说科德里亚努“已把灵魂出卖给了犹太人”（这与科德里亚努以他与路派斯库私通而对他进行的指控一模一样）。
但是，罗马尼亚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首领”会把灵魂出卖给犹太人。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科德里亚努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一个受民众爱戴、永远活在他们心目中的领袖，是罗马尼亚人民的烈士和先知。”沃尔德克（Waldeck）伯爵夫人这样写道。许多农民声称，在传言科德里亚努被处决后的数周、甚至数月，他们仍然看到他骑着他的那匹白马在森林中穿行。后来，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宣布他是“民族的圣徒”。
科德里亚努的鬼魂让卡罗尔寝食难安、不胜其扰。1940年夏末，众多的示威者拥挤在雅典娜宫酒店巨大的广场上呐喊要求卡罗尔“退位”，他们坚信，比萨拉比亚被割让给苏联，多布罗加被割让给保加利亚，北特兰西瓦尼亚被割让给匈牙利，这一切都是上帝对于他们纵容一位与犹太人私通、并谋害他们的“首领”的国王的严厉惩罚。卡罗尔与路派斯库逃离之后，布加勒斯特到处都是带有科德里亚努照片的海报，上面还写着“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里亚努——依然在我们心中”：换言之，科德里亚努的灵魂还在。
1940年那场推翻卡罗尔国王的革命，使得他18个月大的儿子迈克成为有名无实的国王。真正的权力却落在了一个受纳粹支持的军人集团手中，为首的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红头发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骑兵军官伊昂·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梅毒引起的发烧不时地折磨着他，他的绰号“红狗”广为人知。作为实际上的国家首脑，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任命几位军团成员充实他的内阁，并下令所有的罗马尼亚人到教堂去“辱骂”前国王。
但是，天使长军团成员并未被安抚，1940年11月初在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场毁坏了上万所房屋的地震，似乎为他们的观点额外增加了力量。沃尔德克伯爵夫人在《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宫》中写道：“也许，没有这场地震，后来的长刀之夜可能就不会发生。对一个像罗马尼亚人这样极为虔诚而又极为迷信的民族来说，这场地震似乎通过神圣的惩罚其错误的方式，为他们的烈士报了仇。”
天使长迈克军团的领袖科德里亚努。
科德里亚努与安东内斯库，1935年。
1938年科德里亚努的葬礼。
军团成员的确开始了为他们的烈士复仇的行为。首先，他们杀死了卡罗尔旧政权中的64位官员和追随者；接着，用联合通讯社布加勒斯特记者罗伯特·圣·约翰的话说，他们横扫了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居住区，“杀戮、劫掠、放火，无恶不作”。其次，他们谋杀了罗马尼亚20世纪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尼古莱·伊奥加（NicholaeIorga）。他们一根一根地拔掉了他长长的白胡须，把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塞进了他的喉咙，一直把他折磨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尽管他是一个公开宣示的反犹主义者，但根据罗马尼亚人的，尤其是军团的标准，他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后，军团成员命令举行公开的葬礼，重新安葬两年前被卡罗尔杀害的科德里亚努和其他13位军团成员。[3]罗伯特·约翰这样描写参加葬礼的庞大的人群：“他们似乎是一个已经疯狂的民族。……这种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头，因为在那一天，我看到了当宗教的狂热失去控制的时候，它是如何地令人恐怖。……这是一群多达15万5千人的、施用私刑的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