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的烦恼之角
黑暗而冰冷的一等车厢里的座椅破烂不堪。在布加勒斯特的火车北站没有任何可以充饥之物。上了火车后，走了几节车厢，看到了一个卖零食的吧台，在油乎乎的单子和金属架子搭成的柜台上摆着已不新鲜的蛋糕，还有不冷不热的、肝脏色的咖啡。我想起了奥莉薇雅·曼宁笔下的不名一文的俄罗斯贵族雅基莫夫——《巴尔干三部曲》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他乘坐的一辆1940年从北站开往特兰西瓦尼亚的火车，他在车上“用力咀嚼着干硬的、大豆面蛋糕，呷着灰色的咖啡”，而另外一个乘客则告诉他，“没有人有东西吃”。
罗马尼亚地图。
特兰西瓦尼亚在布加勒斯特的西北方向。我打算以后去那里。我现在的方向是向东，朝向黑海方向，之后我打算向北去，在整个罗马尼亚走一个逆时针的弧形，最后再回到布加勒斯特。车厢散发出水泥粉、小便、陈奶酪、香肠、烟草、李子白兰地、身体的酸臭以及很久未洗的衣服的味道。奇怪的是，这一切混合而成的味道却让人觉得温暖舒适，不像每一种味道所暗示的那样可怕；这种夹杂了众多味道的气息有时浓烈有时则不那么浓烈，但伴随了我在罗马尼亚的整个行程。在曼宁的故事中，这一味道让雅基莫夫想起了“变质的啤酒”。
两个小时之内，从窗户里往外看的都是这样的景观：平缓的、无边的灰尘中夹杂着方格状的、绿色的农田。储存粮食的筒仓和居民楼像是监狱一般孤零零地、散乱地分布着：用廉价的材料仓促地建造起来的贫民窟，从里面走出来土色的人们，或戴着方头巾，或戴着棕色的皮帽子和耳罩。这是罗马尼亚的心脏地带瓦拉几亚省，它西起基尤峡谷——该国的矿产中心，经由布加勒斯特，东到多瑙河，和缓地在罗马尼亚的南部铺展开来。
多瑙河是欧洲的任何其他河流的两倍多长，全程长1776英里，流经7个国家，从德国的黑森林发源，最终注入黑海。[1]这使得它成为一种具有统摄性的象征：是一条希望之河，一条灵感之河，也是一条充满陈词滥调的河。多瑙河的“洪水抚平了任何的不和谐，使各国和平共处，其精神就是泛欧洲的精神”，性格怪异的爱尔兰作家沃尔特·斯塔基这样写道。斯塔基曾于1929年与吉普赛人一起游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写下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漫游记》一书，此刻它就在我的背包里。
但是，我要去的是已被人忘记的多瑙河的河口，很少有游历者——连斯塔基也没有——来过这里，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内。在其流域的大部分地段，多瑙河像一首田园诗一般流经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高山牧场，然后经过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之后形成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西南边界、与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在离黑海不远的地方，多瑙河改变了流向。它不再是一条国际性的河，而是变成了一条具有纯粹的罗马尼亚性格的河。它转向正北，在罗马尼亚境内流淌100英里之后再转向东方，然后分成众多水系，最后注入黑海。
我乘坐的火车在柴尔诺乌达站（ Cernovoda,“黑色的水”）抵达多瑙河口，车站的名字颇不吉利，令人想到切尔诺贝利。这里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震带，但齐奥塞斯库却决定在这里建造罗马尼亚的第一座核电站。核电厂只是一个已经极为庞大的多瑙河水电站和运输枢纽的附属建筑物——这是自1949年以来的罗马尼亚主要的工业领域的“英雄项目”，用项目宣传册上的话说，标志着“社会主义的人-机联盟”。
据传闻，斯大林在一次与罗马尼亚铁路工人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见面的过程中决定，乔治乌-德治应当统治罗马尼亚。[2]在让乔治乌-德治于1947年着手工作之前，据说斯大林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你应当让群众忙活起来。给他们一个大的项目。让他们修建运河或别的什么东西。”于是，直到1965年去世之前都在统治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就宣布了建设“多瑙河-黑海运河”的计划。如果运河建成的话，货船就不必再绕行柴尔诺乌达以远的250英里后才到达黑海，因为运河将把柴尔诺乌达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港连接起来，这样货船只需向东运行40英里即可。
事实上，这是一个鲁莽的方案。从未有迹象表明，中欧往来的河上贸易能够使罗马尼亚从运河使用费中赚取足够的钱。小说家皮特鲁·杜米丘宣称，自1949年到1953年，仅在建设运河的第一部分的过程中，就有超过十万的劳工因事故、过度曝晒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大部分劳工都是囚犯，包括与犹太知识分子安娜·包克尔等政治在押者。乔治乌-德治残暴地粉碎了安娜·包克尔领导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他依赖的是曾经做过补鞋匠的、来自瓦拉几亚的齐奥塞斯库。
1953年，乔治乌-德治清除了罗马尼亚所有反对派的（包括党内和党外的）痕迹之后，尚未完成的运河工程突然停止。之后二十年中，在罗马尼亚经历了最为劣质的自由化的过程中，这项工程被官方忘记。1973年，作为全面倒退到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齐奥塞斯库发动了一场围绕自己的个人崇拜运动，与此同时，他宣布不仅运河的工作要重新开工，还要在康斯坦萨附近建造一个新的港口，并在周边地区建设一座核电站。
1960年格奥尔基·乔治乌- 德治（左）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右）。
8年后的1981年冬天，我参观了运河以及修建核电站的场所，因为民兵和国家安全部门不喜欢外国人来观察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穿着我最脏的衣服，腋下夹着一个纸袋子，里面放了一瓶李子白兰地。我仍然记得霜打了的农田，在结冰的多瑙河中的平台上立着的起重机构成的矩阵，人工挖出来的用作运河通道和核电站地基的大坑。运送渣土的卡车绵延好几英里。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泥浆、森林与河流全部汇入一种绝望的悲凉之中。我还记得，在一条结冰的布满泥浆的街道上，数百个戴着便帽、穿着工装服的劳工在沉默地等待着，他们在飞扬的小雪中排成一队，领取他们所分到的面包、稀薄的汤和十克黄油。穿着可以裹住膝盖的大衣的民兵们，手持自动步枪监视着这些劳工。这是80年代的多瑙河的一部分的景况，令人想起30年代斯大林统治之下的俄国的情景。根据一些西方的外交官的说法，当时在齐奥塞斯库控制下的“罗马尼亚的古拉格”的“奴工”可能高达70万人。
现在是1990年初春。建筑工地在革命之后被部分地废弃，柴尔诺乌达看起来不再那么凄凉。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没有完工的。我当时就在想，齐奥塞斯库或乔治乌-德治是否真正在乎这项法老规模的工程什么时候会完工。也许，运河也像大型的钢铁、生铁和石化联合企业，在其完成之时就已过时，这些工程追求的目标与斯大林的建议完全吻合：让群众忙碌起来，给他们找点事情去做，并同时将他们局限在勉强维持生活的层面，人的精神因此就会停止存在。艾莉娜·齐奥塞斯库对此并不避讳。她曾多次把她的数百万臣民称为“虫子”，需要用繁重的劳役和食物配给来加以控制。
我乘坐的东去的列车穿过了多瑙河，然后就向北转，顺着多瑙河的方向行驶。在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这一地区被叫作多布罗加；这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流放地和葬身之地。这里的地势不再是平坦的，而变成了崎岖不平的灰色泥沙构成的莽原。石灰岩的陡岸俯视着大片的洼地，在其干燥、烧焦的皮肤上，现代的村庄和工厂就像是高烧后留下的条痕。靠近一些看，这些村庄原来不过是若干簇拥在一起的用木头和废铁达成的棚屋而已，周围则是生锈了的铁栅栏和蜿蜒曲折的水泥屏障，每一个棚屋都像是按比例缩减的柏林墙。棚屋之间的花园则更像是垃圾堆。工厂的状况则实在是难以描述。
残忍、丑陋的东西充斥着这个世界，在罗马尼亚，工厂似乎属于更深层次的地狱：用铁刺网、水泥门圈占起来的地块，里面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煤炭、垃圾、锈迹斑斑的拖拉机残骸，上面又被刷上了一层泥巴，偶尔有好奇的牛或羊在上面随便啃食一番。工厂立在中间，像是一具没有皮肤的尸体：一大堆胆汁绿色的、肠子一样的管道，与管道接在一起的是生锈的步桥，步桥架设在平板玻璃和水泥筑成的墙之上或是顺着墙而设，上面则是石棉的屋顶，一个废铁做成的烟囱，不断地把纯黑的烟喷吐到空气之中。
装满了油桶的货车进入了这些工厂的门，套在货车上的是马和牛：“这些牛有着大象一样的颜色，像非洲内陆的牛一样笨拙、粗野。”萨谢弗雷尔·西特维尔写道。他1937年出版的《罗马尼亚游记》就带在我身边。罗马尼亚的山川形势让西特维尔想到“来自亚洲的核心地带的鞑靼人统治的地方。”事实上，多布罗加仍然是鞑靼人统治下的一个场景，只是与西特维尔的时代不同的是，它已不再美丽。
我在火车上待了五个小时。尽管车上的座位是冰冷、破旧的，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但这仍然是我在罗马尼亚所拥有的最为舒服的旅程。最后一站是图尔恰，这是多瑙河三角洲的门户。在这里，多瑙河分为几条支流和数百条小溪，并在图尔恰和黑海之间形成了一个1200平方英里的、隆起的沼泽地带——最长处达50英里。
理论上说，图尔恰应当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小镇，港口上渔船密集，世纪初建造的平房，点缀着土耳其风格的清真寺尖塔和银色的教堂圆屋顶。我所见到的却是一排高高的公寓楼，挡住了从世纪初建造的平房、清真寺和教堂到河面的任何景观。这些公寓楼的水泥前脸被喷成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棕红色。在每一层的窗户外面都放着花盆，但却丝毫没有透露出任何欢乐的气息。我仔细看了看，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些花盆尽管表面上是为种花（罗马尼亚极其喜爱的鲜艳的郁金香和玫瑰）准备的，却被种上了蔬菜，比较扎眼的是洋葱和大蒜：这些东西是公寓里的居民在当地的商店里买不到的。
多瑙河三角洲，作者考察的图尔恰、圣乔治。
我走进了公寓楼的走廊。楼梯的台阶是用裸露的水泥砌的，房门是用胶合板制作的。建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低廉的、粗陋的。用水泥制作的、未完成的纪念性的矛和拱门占据了公寓楼之间的人行道，这里不像美国的贫民窟那样遭到肆意的破坏，显然也不那么危险。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贫民窟是房东使用不当和租户忽略而造成的遗憾的错误的话，我在图尔恰看到的有关建筑物的一切，却绝不是认识错误和偶然的产物。
我沿着一条与河面方向相反的侧道漫步，看到了一个写着“艺术家联合会”的标牌。我感到好奇，就拉开了薄金属板制成的门，拾级而上，并敲了敲房门。门嘎吱一声开了，门缝里立着一个在旧的套装上穿了一件罩衣系着领带的男子。他有些紧张，用眼神问我，“你是谁？”我问他是否会法语。他点了点头。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来罗马尼亚旅游的美国作家。门开得大了一些。
他叫斯蒂凡·斯特布，是一个51岁的艺术家，曾在美国办过两次艺术展览，一次是1974年在孟菲斯，另一次是1977年在匹兹堡。他为我煮了一杯茶，然后自豪地拿出藏着的美国人制作的展览目录和评论剪报，这些材料精美的图表和柔软的纸张，与在这里所见到的毛糙的艺术作品以及书籍和报纸所使用的再生纸是如此地不同。1977年之后，斯特布就不再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他慢慢地成为被困在图尔恰这个狭小的房间内的囚犯，终日面对被煤烟熏黑的窗户。他每天都要阅读那些评论剪报，为的是提醒自己：在外面存在着一个世界，而且他曾两次去过那里。
“80年代早期，想要得到画布、颜料和其他材料就不那么容易了，后来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冬季根本没有任何供暖设施。”
革命之后，材料稍稍容易弄到了，斯特布就又开始了绘画。他使用深色、鲜艳的颜色，以一种纯朴的、农民的风格来绘制宗教圣像：所有的圣像讲述的都是同样的故事：政府如何试图毁坏罗马尼亚人的家庭，却最终没有成功。最近几周，他已经绘制了数十张——大约是每天一张。我买了一张。它描述的是一个罗马尼亚党旗盖着的木制十字架，一对农民夫妇被钉在了上面。但在相邻的复活的画面上，这对夫妻欢欣鼓舞地站着，手里拿着他们的农场和畜群的图片。
多瑙河三角洲的湿地。
“在80年代，宗教使我得以存活下来，因而这次革命之后，我想画的全是宗教。”
他在自己的画室里为我提供了一张折叠床。我可以随便在这里待多长时间都可以，他说。他告诉我说，我是他自1977年以来第一个交谈的西方人。我相信他的话。如果事后不向国家安全部门禀告谈话内容，齐奥塞斯库就不允许罗马尼亚人与外国人讲话。事前不申请批准就让外国人踏进家门，是可以判刑入狱的罪过。
如何告别也让我颇费思量。因为是刚过复活节不久，于是我就用罗马尼亚语向他告别：
“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的确已经复活了。”他立刻回答说。
看来我不经意间的一个造访决定，并在他那里逗留了片刻，竟然终结了这位艺术家生活中一个黑暗的时期。
瞥见河里往来的船只，我突然有些跃跃欲试的冲动。我庆幸自己做出了只带一个背包游历六周的决定，而且背包大约一半的空间已被旧书和洗漱用品占去，这也就意味着，我只能带一套换洗的衣服。我当时盘算，我看起来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因为我要与之打交道的罗马尼亚人的衣服比我的还要寒酸。而且，我已经尝到甜头了：想走立刻就走，想停在哪里就停在哪里，不需要担心行李被遗漏，也不需要担心出租车、房间预订。现在，我就决定准备跳上河中众多装满乘客的船只中的一只。我选定了一艘去圣乔治的船，原因有两个：
在所有三角洲上的村庄里，圣乔治是最外边的，就在黑海边上，离图尔恰41英里远，就在多瑙河的一个航道的边上。
即便是《简易东欧指南》（The Rough Guide to Eastern Europe）的勇敢无畏的作者们也未曾去过那里。他们不可以登船，因为圣乔治没有旅馆，而直到最近，待在罗马尼亚人家里还是不合法的。
在一艘船启航几分钟之前跳上去，使我有了一种闯入未知世界的刺激。因为去年12月革命之后的这几个月很冷，下雪也多，我很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顺河而下走得如此远的西方人，因此，我就不得不找一户人家投宿。谁知道我到时候会敲哪一家人的门？
我花了66列伊——按照黑市汇率算就是66美分，这是雅典娜宫酒店管理方的优惠——买了票。我其实可以不必再花26美分买“一等舱”的，因为这里与船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挤满了人，只是稍微不那么肮脏而已。
多瑙河三角洲的湿地成为欧洲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如鹈鹕、鸬鹚等。
这艘船基本上就是一艘超载的驳船，船的框架已经生锈，底板已经腐烂，油漆开始剥落，散发着汽油的味道，关于这类船，你会不时地在报纸内页里面的仅占一个段落的报道中看到，说船只在某个远离任何国家的地方倾覆，船上的人无一生还。在启程前，船上的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了人，通向唯一的厕所的通道，就像是高峰期火车上的通道一样；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船上没有水、啤酒或是红酒可以喝；只有罗马尼亚的李子白兰地（有时候是用李子干酿造的）。
这种运输工具之所以还在运营，是因为国家没有为购买新船提供资金。因为国家限制能源供应，因此去圣乔治的船只就相对较少，中间停靠的间隔也比较长；因此，每一只船都极为拥挤。这也是这个国家火车如此糟糕，市内公交系统彻底崩溃的原因。齐奥塞斯库说，这些严格节制的措施是必要的，因为罗马尼亚亏欠外国银行的债，但他坚持提前还债，目的是为了使罗马尼亚“完全独立”（就像阿尔巴尼亚曾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当别人的胳膊肘顶着你的两肋，呛人的酒气刺激着你的鼻孔时，你是很难相信这类大话的。我认为，债务只是削减燃油和基础设施开支的一个托词，这些都像运河以及公寓群的建设一样，都是消磨人民意志的措施的一部分。
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甚至白兰地也跟着遭殃。在所有东欧国家，政府都强迫农民把他们收获的部分农作物按比例交给国家。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像罗马尼亚那样严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制度像罗马尼亚那样腐败，因此，农民只好想方设法用最为腐烂的李子或李子干来填充比例的缺口。在罗马尼亚也有好的白兰地可以喝，但那都是自家酿制的。装酒的瓶子经常被塞上布条或报纸，因为瓶塞也供不应求。
爬上甲板很费力气，但还是值得一试的。尽管有风，又潮湿又寒冷，但在外面还是不那么难受。与此极为相似的条件让我心生畏惧，不敢再乘坐内河船从苏丹逆流而上游览尼罗河，也不敢从扎伊尔乘船顺河而下游览扎伊尔（刚果）河，而两地的风光相差也不多。
在最后一艘停靠的船以外，则是一望无边的棕色和绿色的交汇。棕色指的是多瑙河两条入海通道之一的颜色，而这一艰难形成的绿色则是指大片的、移动的淤泥，它们为垂柳、杨树、芦苇和藤蔓类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根据《东欧简易指南》，这里是“欧洲一片最年轻的、最难将息的风土”。在这里汇集着来自蒙古的鹰隼，来自中国的野鸭和鸬鹚，来自塞尔维亚的鹤与猎鹬，此外，还包括印度的鸟儿。流淌到这里的时候，西特维尔写道：“多瑙河就摆脱了人的文明，进入了虚无，接近了鞑靼人的大草原。”另外一个在20世纪早期来罗马尼亚游历的英国作家、《吉普赛露营地与王宫》一书的作者E.O.霍庇，认为多瑙河三角洲包含着“康拉德式的绵延”。
周围的乘客也强化了我的这种感受：我已经离开了欧洲。船上有留着富有弹性的长胡须、戴着黑色的圆筒帽的俄罗斯利波瓦人，他们狂热的祖先因为反对有世俗倾向的沙皇彼得大帝，在17和18世纪时作为宗教难民来到三角洲。我还看到了金发的乌克兰人，他们信仰东正教的祖先为了逃避乌克兰天主教的迫害，于200年前来到这里。船上还有身上凌乱地裹着花里胡哨的织物、佩戴着手镯的吉普赛人，根据一种理论，拔都汗的鞑靼人部落在13世纪时把他们当作铜匠带到了罗马尼亚。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口可能增加了一倍，从200万增加到400万，尽管该国总人口并没有变化，仍然为2300万。尽管齐奥塞斯库宣布堕胎和生育控制措施是非法的——以便罗马尼亚的人口能够超过他们痛恨的匈牙利人——但是，他所创造的贫穷与半饥饿的统治方式，不仅增加了婴儿的死亡率，而且迫使妇女去接受非法的堕胎手术，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一个需要喂养的人。但是吉普赛人仍然坚持生孩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一样。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贫穷之中，在法律之外。
我在船上看到的吉普赛人似乎符合人们关于吉普赛人的最差的成见：醉醺醺的、令人不安的、不停捣腾的双手似乎时刻准备要偷东西。O.E.霍庇写道，吉普赛人“最喜爱的职业”就是欺诈。“要是不让他从事这个职业，他就破产了。”我所见到的吉普赛人没有一个有欺诈行为。沃尔特·斯塔基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漫游记》中全书都在描述在这两个地方游历的吉普赛行吟诗人。但是，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我游历的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我都没有碰到塔斯基所描述的“带有其特有的颓废以及过多修饰的颤音的音乐”。很早以前，齐奥塞斯库要求，所有在公众场合演奏的吉普赛民俗音乐都应当填上马克思主义的歌词，结果很少有人演奏这类音乐，于是这个传统就逐渐丧失。船上的收音机播放着嘈杂的、最为恶俗的西方的流行音乐。但是，使我感觉恐惧的是酗酒现象。
不仅是吉普赛人，几乎这条船上所有的男人（而且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女人）都已经喝醉，而且越来越厉害，让人特别不舒服。酒吧的李子白兰地卖光之后，人们就从麻布袋子里掏出瓶子。一些瓶子里装的是家酿的白兰地；另外一些则是医用酒精。由于一路上不断停靠下客，船上的人群逐渐变小，我意识到喝酒最多的人仍然在船上，而且集中到船舱里，但甲板上恶劣的天气迫使我也不得不回到那里去。
船舱里的空气就像是一道无形的门，直接撞在了我的脸上。由于窗户关得很严实，空气中新鲜的氧气已被耗尽，取而代之的是二氧化碳、酒气、汗味和最为邪恶的卷烟冒出的烟雾。空酒瓶子堆满了整个桌子。吉普赛人、乌克兰人还有其他人都在扯着嗓子喊叫，喊叫声中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穿着的毛衣和运动衣，由于每天都穿，从来也不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花纹。他们的脚上穿着的除了一些很难描述的鞋类之外，能认得出来的是廉价的拖鞋和尖头的银色塑料鞋子。我感觉很饿，而且也站累了，于是就在这些人中间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
我几乎不会用罗马尼亚语进行交谈，但我懂法语和德语。对我来说，很不幸的是，我对面那个人也懂得一些德语。
他在桌子的另外一头俯下身来，碰倒了一个空瓶子，用醉酒的人特有的飘忽的眼神看过来，嘴里嚷着，吐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啊，啊，我懂德语。啊，啊，啊，啊，……”
我试着假装自己不懂德语，但他还是断断续续地讲出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他出生在三角洲的一个村子里，来自一个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通婚的家庭。20世纪60年代，当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在图尔恰西北45英里的加拉茨（这是多瑙河与发源自摩尔达维亚的普鲁特河的交汇处）建造罗马尼亚最大的钢铁厂时，他被征调到那里工作，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除了偶尔能去看望一下住在三角洲的家人。尽管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但是他在加拉茨，他仍然和其他劳工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他讲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也学会了一些德语。
当我终于开口讲话，并告诉他我是美国人之后，他依旧大声地说：“齐奥塞斯库，不好，伊利埃斯库，很好。”
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多遍，似乎我听不见他说话一样。接着他又说，“学生们，也不好。”
“为什么？”我问。
“法西斯主义。”他说，喷了我一脸吐沫星子。
“哦。”我没有要跟他争论的意思。
在桌子上的瓶子的下面，是一张亲政府的报纸，其中有一个标题是关于前国王迈克（用罗马尼亚语说是“米哈依”，卡罗尔二世的儿子）的。“迈克怎么样呢？”我问。
“不好，不好。他是一个霍恩佐伦人，一个霍恩佐伦人：是外国人，外国人。”他把我的问题翻译给其他人，那些人就开始发出关于迈克的尖叫，尽管我听不懂，却听起来非常可怕。他向我解释说，1947年，迈克离开了罗马尼亚，乘坐的私人火车上装的是这个国家所有的钱与艺术珍品。当然，这很可能说的是他的父亲卡罗尔二世和路派斯库在1940年做的事情。但当我试图向他解释的时候，他用很大的嗓门冲着我喊：“不，不。”[3]我闭上了眼睛，假装睡了过去。人们继续喝着酒。
齐奥塞斯库的诸多遗产中的一个则是下层阶级，仿佛是直接从奥威尔的《1984》中脱胎而来：这是一些在城市化过程中备受折磨的农民，用一句当地的谚语说，他们“非马非驴”，他们被从自己的祖先生活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村庄连根拔起——远离了他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传统——并被搬迁到工厂的宿舍里，在这里，除了烈酒和体制宣传品，什么都奇缺。因为卡罗尔二世于1953年死亡，迈克就成为最直接的威胁：自然地，当政者很早就开始把卡罗尔的罪过安在迈克的头上。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之下，这些忍饥挨饿、被迫劳累接近死亡程度的人现在可以做任何事情。1990年6月挥舞着棍棒和斧头屠杀占据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学生的那些基尤峡谷的矿工，就是来自这一社会阶层。在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在纳粹种族灭绝营担任卫兵的乌克兰人，也来自这一阶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斯大林集体化制度所牺牲的农民，之所以成为党卫军的工具，仅仅是因为德国人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这些人及其家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拿这些矿工来说，伊利埃斯库又一次证明，哪怕是你给这些人稍微多一点儿食物和自信心，他们就可以变成心狠手辣的禁卫军。
在黑暗中，我朝着圣乔治方向走去。没有路灯，只能隐约看到泥沙堆积的平台上用篱笆条和废铁搭成的棚屋，还能听到浪涛拍岸的声音。一个孤零零的巴洛克风格的屋顶，是唯一的能提醒我不是身在非洲的符号。这里移动的淤泥平台和荒凉，让我想起曾经游历过的乌干达和苏丹南部的尼罗河上游地区。
我从码头上的人群中注意到了一个留着整齐的胡须、带着贝雷帽、手拿拐杖的一个老年男人。我近乎本能地脱口而出，用法语说明了我的情况。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听懂了我的话并保证为我找到一个落脚之处。接着，一个高个子的、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的女人大踏步地冲着他走过去。她看起来不是圣乔治本地的人：她有着光可鉴人的金发，妆也画得很有品味，不仅看起来非常有魅力，而且她穿的衣服也是西方人制作的。很快，老年男人和年轻女人就开始争执起来。我感到很尴尬。当她气呼呼地离开后，我问那个男人她是谁。
“我妻子。”他说。
他63岁，他告诉我说。但他看起来更老。他曾经当过律师，但不知由于什么——具体原因从来没有搞清楚——在齐奥塞斯库20世纪60年代统治的初期，他陷入了与体制有关的麻烦。在监狱里过了一阵儿之后，他被迫到一个铅厂工作。“我的生活完全被毁掉了；现在，我只是住在这里，画画。前不久我娶了那个女人，可两周前她抛弃了我。”
“在这里等等吧，”他说，“我会给你找一个你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你会觉得那人很有趣。”
我独自在黑暗中等了大约有十分钟，突然一个年轻男子抓住了我的背包并用很好的英文说：“来吧，我是莫西亚，是这里的医生。来跟我和我太太一起住吧。我们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太多了。恐怕你晚上都无法入睡。”
莫西亚领着我进了一处独层的、瓦顶的水泥住所。在里面，一个女人蹲在地板上，正在边读边听1972年发行的尼尔·杨的盒带。
她跳了起来和我握手。“这是我太太易昂娜，也是个医生。我们都是布加勒斯特人，来圣乔治一年了，在为国家做事。抱歉，这音乐早就过时了，不过这已是我们最好的了。”
音乐很好，我告诉他说。矿泉水、煮鸡蛋、熏小鲸鱼肉和新鲜水果也都很好，但最能帮助我恢复活力的是看到莫西亚和他妻子脸上正常的表情。尽管莫西亚是黑头发，留着小胡子，而易昂娜是金发，但对那一时刻的我来说，他们俩就像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他们清澈、坦诚的眼睛里丝毫也没有船上的那些人那种迷迷瞪瞪的无知，没有妓女和骗子的那种哗众取宠的狡黠，也没有我所遇见到的许多其他人的沮丧。在罗马尼亚游走，就像是居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书页里。
“欢迎来到非洲，”莫西亚不自然地笑了笑，“在这里，我们两个都是医生，但我们没有盘尼西林，没有自来水，没有啤酒，除了渔民捕捉到而我们又能够从走私者和海盗手里买得起的，别的什么也没有。圣乔治大约有1500人，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被诊断出有癌症的是40个。谁知道从何而得的呢？切尔诺贝利就在黑海那边，中间也没有山峰隔开。这里的河与海到处都是浮油。海豚都死掉了，春天时，从亚洲飞来的鸟也越来越少。要我来划分的话，全镇一半以上的人都得算是酒精依赖者。三角洲应当是旅游胜地。可实际上呢，它却成了社会和环境灾难区域。去年12月，这里没有政治异常波动。有一天，齐奥塞斯库的画像被拿了下来，就这么多。”
“这里的社会生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我不知道我和易昂娜有那么大的耐心。革命之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整天都把收音机开着。我们牵挂着这个国家，也想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但这个国家的状况在急剧恶化。易昂娜和我又回头考虑我们自身，只要被允许的话，也考虑移民离开这里。”
我吃完了饭。莫西亚和易昂娜要带我去镇长家。照路需要一个手电筒。我们路过一个小小的东正教教堂。“几年以前，一艘运水泥的船被冲到了岸上，于是乌克兰人就建造了这个教堂，”易昂娜解释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圣乔治比罗马尼亚的其他镇都幸运。大海给我们带来礼物。而且，因为我们这里与世隔绝，政府也几乎不注意我们。”
镇长不在家。但他的太太准备了晚饭，而且，由于莫西亚对我做了郑重其事的介绍，我觉得只能在餐桌前坐了下来。刚才已用鸡蛋和幼鲸肉填满了肚子，现在我又不得不吃下一盘烤猪肉和蒜拌鱼子色拉。只有家酿的白兰地才能把这么多东西冲到肚子里去。
一个男人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是个中年人，圆而胖，前额和脖子上青筋暴露。他穿着肥大的吊带裤子。他满脸通红、满嘴酒气。一边大声地吃着东西，一边以一种近乎于歌剧的方式开始给我训话，说话时还像墨索里尼那样不时地突出下巴。莫西亚现场翻译。
“这全是罗斯福的错。我说的是这儿的一切，”他挥了挥手，“他在雅尔塔出卖了罗马尼亚。否则的话，罗马尼亚就像现在的法国。”
“他说的对，”莫西亚补充说，突然变得有些愤怒，“因为罗斯福，那个该死的瘸子，我们受了45年的煎熬。”
“在雅尔塔的时候，罗斯福已经到了死神的门口；他回去之后没有几个星期就去世了，”我开始解释说，“他和斯大林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在东欧进行自由选举。红军留在这些国家，选举无法实施，那不是他的错。你们可以谴责斯大林，谴责希特勒首先发动那场战争，但不要谴责罗斯福。”
“罗斯福就是个背叛者。”穿吊带裤子的人说，他已经把吐沫星子喷到了我的脸上。
“现在我们又一次在被出卖，”莫西亚说，“这个布什，我们不相信他。只有里根对我们是好的。”
一提到“里根”的名字，木桌子周围的每一个人——镇长的太太、穿吊带裤子的那人、莫西亚、易昂娜——都停止了吃饭，以类似于祝祷的方式点头表示了赞赏。你是无法和这些人争论的，他们经历了太多，而且只能从他们有限的、昏暗的视角来对这个世界进行想象。
“‘邪恶的帝国。’我记得曾在‘美国之音’广播里听过里根的演讲，”莫西亚说，其他人点了点头，继续看着我，“他是你们的总统里面唯一说实话的人。可是现在不是，唉，不过是另外一个罗斯福而已。你们瞧着吧，罗马尼亚将被再一次出卖。我们总是这样。”
“从普鲁特河与多瑙河看到的世界，显然不如从波托马克河看到的世界那么美好，”穿吊带裤子的男人以一种指控我的腔调对我说，“我们因普鲁特河而受尽了折磨，它不是我们真正的东部边界。一定要把俄罗斯彻底干掉，”说着，他冲着我们之间的空气用手掌做了一个斜向猛劈。“比萨拉比亚是我们的，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为什么布什那么喜欢戈尔巴乔夫呢？因为你们的布什想帮助俄罗斯反对罗马尼亚。”
多瑙河最后注入黑海，形成巨大的三角洲冲积扇。
“这人是镇长吗？”我小声问莫西亚。
“不是，”莫西亚小声回答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晚宴之后，莫西亚领我去河边散步，走向我所乘坐的内河船往返的多瑙河航道汇入黑海的地方。这天晚上乌云满天，不见星斗，因而我也看不清大地上的任何景观。但是，靠近河滩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青蛙的低沉的叫声，似乎有数百万只之多；另外，还有无数的看不到其踪影的鸟儿在尖叫。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一个黑暗的气泡之中，这些声音也都出自于真正的人声，而这些人声似乎在奋力冲破一层外在的厚膜，却总是徒劳地被反弹回来。
“你必须理解，”莫西亚以一种歉意的口吻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人骑在头上打。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乐观起来？你告诉我说，现在欧洲的局势要比1945年的时候更有希望，在内心，我相信你的话。可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的本能则告诉我说，我不应当相信你。”
“考虑到去年12月份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还能像那样说话呢？”
“看看你的周围吧。你看到了什么呢？齐奥塞斯库的确被处决了——我对此感到高兴，但是，他所造成的危害，依然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且，那些坏蛋仍然在掌握着权力。”
我们到了河边。浪涛拍岸的声音遮住了青蛙和鸟儿的声音。莫西亚指向多瑙河河水与黑海海水交汇的地方。但我看到的只是黑暗。
“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候，经常有人在夜里向着大海游去，那边有船抛锚在那里等着，然后试着划船去土耳其。大部分人的结局都是被淹死。只有极少的人成功了。”
我游泳的能力很强，但游向那个冰冷黑暗的虚空，让我感到不寒而栗。“你没有办法不绝望。”我说。
“没有人会比我们更绝望。”莫西亚回答说。
等我们打着手电筒回到房子的时候，再让我那么沮丧和悲观，却又是不可能的。踏上罗马尼亚土地的这漫长的第一天，我的内心充满了一个旅游者对所见所闻的敬畏感。如果几个月之前，齐奥塞斯库仍然还在台上的时候，我竟然能够来到圣乔治，遇到莫西亚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其他东欧国家交朋友。现在，我终于能够在罗马尼亚有朋友了。这肯定是好的预兆吗？
莫西亚提到，两位研究污染对鸟类影响的鸟类学家，比我早几个星期来到圣乔治。我敢肯定的是，未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之内，许多游客会从西方来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5年之后，噩梦终于过去了。我正在经历的是噩梦之后的早晨。但是，像《创世纪》里上帝的第一天一样，那个雾蒙蒙的、惊魂未定的早晨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1] 这7个国家是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2]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胜利之后，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被占领。
[3] 迈克也被指控盗窃罗马尼亚的财富。但是，根据此人告诉我的其他细节看，显然是他把卡罗尔二世的事迹与迈克的事迹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