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达维亚：习惯于仇恨
我的下一次火车行程将带我向北去，路途与罗马尼亚-苏联边境平行：从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加拉茨到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省会雅西。
我在火车的一个二等车厢里坐下之后，地板上已形成了一些接近棕色的水洼，水滴来自于被雨水打湿了的衣服和用绳子捆在一起的塑料和硬纸板做成的行李箱。雨水也顺着破碎的窗户的裂缝淌了进来。这是一节双层的车厢，每一层的空间仅够站立，金属座位上没有垫子。火车启动时，冷风和雨水灌进了车厢。咳嗽声和抽鼻子的声音响成一片。像在非洲和亚洲一样，人们用手指擤鼻涕。孩子们一直在哭叫着。
土卢塞斯第、甫窝泰斯第、特古布兆。摩尔达维亚的每一个镇都与前面的镇一模一样，都笼罩在褐煤的烟雾和其他污染物之中，而且污染之后也没有任何发展。尽管我在车上非常不舒服，但是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色，几乎让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离开这列火车。外面就仿佛是有人在拿着一张随风起伏的、黄绿相间的东方式的地毯，并在上面胡乱倾倒柏油一样。
伊斯兰教堂的圆顶，没有汽车，接连不断的农民驱赶的马车（布拉姆·斯托克在《德拉库拉》中提到过这种马车）停在那里等待着火车通过，一座又一座长长的、和缓的小山连绵不断，使得大地呈现出某种水平延展性，要是换在别的情况下，这一切会创造出一幅让浪漫的旅行者流连忘返的关于欧洲与亚洲大草原相接的画面。但是，这一切却存在于一层尘土之上或之下，以及飘着垃圾的洪水之中，一条铺成的路也看不到。数英里之内，我的眼睛一直能够看到一条架在空中的污水管道。这条锈迹斑斑的管道直径大约有三英尺，穿过一簇簇的房子、操场、农田、工厂大院，在每个镇都有分支管道汇入。我在摩尔达维亚南部看到的最为难忘的景象是，一个牧羊人赶着他的羊群在这条架高了的污水管道下面穿过一条小河，在有些地方，这条污水管道是用污黑的破布条捆绑在一起的。
罗马尼亚北部的中心雅西全景。
这列火车穿过了一系列隧道。因为头顶上的灯座里没有灯泡，一些人在过隧道的时候就点燃蜡烛，这使得他们明晃晃的黑眼睛戏剧性地更加突出。这些眼睛都具有某种严肃的、近乎于虔诚的悲观，似乎是通过某种遗传过程，折射着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人所目睹的恐惧。
我现在得换乘火车了。
1929年，爱尔兰旅游者沃尔特·斯塔基发现，在罗马尼亚，火车站台是“火车轨道之间狭窄的空间”的“委婉说法”。我就在一场猛烈的大雨中站在这样的一个站台上等待火车。一系列的水泥板把火车轨道与另外一条间隔开来，而每块水泥板都不超过两码宽。两辆火车——一辆是货车，另外一辆是客车——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开过来，火车所产生的对流风差点让我失去平衡，并被货车上突出来的几根金属棒击中。人群中的其他人都知道侧身站着，肩并肩靠在一起，恰好站在水泥板的中间位置。他们的面部极为平静，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这是他们一生中都在做的一件事。
我乘坐的这辆火车比第一辆更加拥挤。人群把我挤到了角落里，我只能站在两个座位之间狭窄的空间里。为了抑制想小便的念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根架高了的污水管道上。头十五分钟，这个办法还相当管用。又过了十五分钟之后，我想小便的冲动就变得非常难以忍受。
“厕所！”我对着人群喊了一声。
一个年轻的男人抬了抬眉毛，似乎要对我表示宽慰，并且指了指车厢的另一头。人们挤得前胸搭后背，行李绊着脚踝或膝盖。仅仅凭借一声嘟哝，这个看起来凶巴巴的人群就想办法为我让出了一条路。我不断地小声用当地语言说“谢谢你”。当我到达厕所的时候却发现，一家吉普赛人已经带着行李驻扎在里面。这家的女人们先从里面挤了出来。这家的男人们则清楚地表明，他们要继续待在里面，为的是看护他们的粗麻布袋子。我没有任何异议，只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
雅西主教堂。
厕所间的窗户玻璃已经完全不见了，雨水落在了厕所里面。在厕所座位的墙上，有人曾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打倒全体党官。”
离开加拉茨九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雅西，饥肠辘辘，寒冷打颤，浑身是尘土，而且还感觉有些屈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下来，对我的思考有什么益处呢？我心里嘀咕着。但我已经找到了答案。我开始思念莫西亚和那个穿着肥大的吊带裤子的男人了。
雅西在地图上经常被写成“Iasi”，罗马尼亚人则把它念成“雅什”。西特维尔注意到，“雅西是整个罗马尼亚在历史上最经常出现的小镇”。
从中世纪以来，雅西是摩尔达维亚最为重要的小镇，该区域与乌克兰大草原纵向相接，连一个可以用作屏障的山丘也没有，就像是一行赤裸裸的囚犯面对着刺骨的寒风。在18和19世纪，雅西遭受了俄罗斯人的六次入侵。在19世纪50年代，当布加勒斯特还是一个小镇时，雅西已经成为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一个温床。1859年，就是在这里，亚历山德鲁·易昂·库扎首次宣布了现代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成立。在70和80年代，罗马尼亚最伟大的诗人米哈依·艾米内斯库就生活在雅西，并针对“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子的外国人”写下了《讽刺诗（III）》：
这个毒泡沫，这个牛粪堆，这一窝臭气熏天、污秽不堪的畜生，他们果真有权世世代代当我们民族的主人？
尼古拉·伊奥加是罗马尼亚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后来被认为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的程度不够而被天使长军团士兵折磨致死。就在艾米内斯库创作诗歌的时候，伊奥加也生活在雅西。路派斯库稍后一些时间，即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这里长大成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人占领布加勒斯特之后，玛丽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曾在这里避难。1916到1918年间，雅西充当了自由罗马尼亚的首都。在战争之后，A.L.库扎（与在1859年宣布独立的库扎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教授在雅西的大学任教。库扎教授后来吹嘘说，他在希特勒出生那一年（1889年）发表了第一篇反犹主义的演讲。库扎教授的追随者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天使长迈克军团的创立者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里亚努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库扎大学（以宣布罗马尼亚独立的库扎的名字而命名）组织反犹主义的示威。
在这仇恨的背后，大多隐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和易受攻击、防守无力之感。直到1918年，雅西距离沿着普鲁特河的俄罗斯边界只有十英里。在普鲁特河的对岸则是摩尔达维亚的东部，但由于瓦拉几亚的一个封建家族比萨拉布人首先在这里定居，又被称为比萨拉比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谈中，罗马尼亚不仅收回了比萨拉比亚，而且还从已经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那里收回了摩尔达维亚的北部的一部分。但是，在它与苏联的边界——现在是以德涅斯特河而不是以普鲁特河为界——之间额外拥有五十英里的领土这个事实，并不足以浇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雅西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的怒火，而罗马尼亚政党政治的民主化、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兴起和卡罗尔二世在20世纪30年代的暴政，更是起到了抱薪救火的作用。
1940年6月，斯大林重新夺回了比萨拉比亚；随后五十年中，边界又重新回到了普鲁特河，正好就在雅西的地平线上。1989年12月革命之后，雅西人终于在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对这一切发表看法的自由。
特瑞安酒店像是一个巨大的帝国风格的结婚蛋糕，矗立在雅西中心广场的边上。大厅和附设的饭店的场面是一种被腐蚀了的富丽堂皇：红色和棕色地毯上大块的深色污点；金属的香槟酒桶上布满了痰迹和成堆的烟灰；男人和女人蜷缩在大衣里面，脸上油乎乎的，露着被香烟熏黄的指甲；一个吉普赛小男孩挨桌乞讨；女服务员坐在墙角，不搭理顾客，她们穿着的白袜子遮不住多毛的腿。
一个漂染金发的女人在接待柜台值班，她戴着人造的珠宝，胸非常硕大，化妆的水平也非常糟糕。我感到不舒服，同时也因为寒冷，我用法语问是否有单人间。
“你？”她轻蔑地说，“对你来说太贵了。”她告诉我去旁边的由内瑞亚酒店，那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供流浪汉投宿的酒店。
我问她这儿的单人间多少钱时，她说是63美元。
“哦，我付得起这个价。”说着便把我的美国运通卡递给了她。她把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一副很茫然的样子。
雅西的特瑞安酒店。
“Voluta。”她要求说，同时用拇指摩擦着食指，她用的这个词在罗马尼亚语中指西方货币。我给她看了看一沓美元。她微笑了，并递给我一把房间钥匙。酒店里没有行李员。
房间里布置着白色的帝国风格的家具，奢华的红色家居用品，墙上贴着紫色的壁纸，整个房间传递出一种妓院才有的闹哄哄的、放荡的气氛。没有肥皂，没有厕纸，而且（我还发现）有时候水龙头里还没有水。我给接待柜台打了电话，被告知说厕纸很快就会送上来。但是肥皂却非常紧缺。我要求房间服务。我被告知说酒店的红酒、啤酒和矿泉水断货。只有白葡萄酒有供应——但是温热的，因为没有冰。猪肉是唯一有存货的肉类，但却是冰冻的，难以切割。
罗马尼亚是一个极为奇特的混合物：罗马尼亚人看起来像意大利人，但却带着俄国农民的表情；其建筑的基调让人想起法国和中欧；其服务和物质条件却与非洲相似。
刚当傍晚时，雨停了，阳光穿破乌云照射出来。我就到外面散步。
战后的建筑分布在整个城市各个视觉的关键位置上，对人造成了视觉上的刺激，假如我能够从视觉中移除这些建筑物的话，雅西仍不失其绿树成荫的、里程碑式的城市风光：对维也纳的忠实的、尽管有些土气的模仿，并且具有大学城的氛围。镀金的、新巴洛克主义的国家剧院（建造于19世纪晚期，是罗马尼亚最美的宏伟建筑之一）前面的花园的地位，从这里安放的古代的诗人、音乐家和教育家的雕像上就可以得到说明，当然也包括民族主义诗人艾米内斯库的一座雕像。但是，雕像矗立于其中的迷宫的树篱，却很久没有得到修剪，使得花园呈现出一种被人遗弃的神情，这就像是一个忘记了刮胡子的男人给人的感觉一样。与花园相邻的是用砖和水泥建造起来的、方正的共产党总部，现已停止使用。
附近的雅西大教堂建于1833年，是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它矗立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平台上，俯视着低矮的市区中由大烟囱构成的景观。但是教堂甚至都没有能够主宰所在的平台。从侧面硬挤过来的——这是针对所有宗教与传统的蓄谋已久的、用水泥做武器的闪电袭击——是一个庞大的居民区：目前还在建设的、必将成为怪物的贫民窟，与大教堂离得太近，若干垂悬的大梁几乎蹭到了教堂。
在大教堂内安放着受人尊敬的圣弗莱迪（St Fridy）的遗骨，盛在敞口的黄金棺材里面。我看到一大群罗马尼亚人排队去触摸并亲吻其骨骼。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排队等候的那些人脸上的热诚与惊恐。这些人不仅在重复地划着十字，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跪在地上，其中一些人还大汗淋漓。他们真的是被汗水湿透了全身，尽管大教堂内部的空气感觉比外面还冷。几个朝拜者在给圣者写纸条——而且不止一个。每一个祈求者似乎都在以他或她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气写着，一个，一个，又一个。只有在中东什叶派的圣地，我才体验过如此投入的、令人窒息的、散发着爆炸性能量的宗教气氛。这让我感到恐怖。
“罗马尼亚太偏远，无法得到西方的帮助。俄罗斯帝国的崩溃越是混乱，越是血腥，对我们就越好。我们要变成一个民主的体制，与比萨拉比亚的兄弟们重新在一起，这是唯一的途径。”
皮特鲁·贝简是《时代》的编辑，《时代》是一份周报，1989年12月革命之后几周内诞生，由雅西的库扎大学的学生出版。《时代》的刊头上印着这一宗教宣言：“他真的已经复活”。贝简送给我的那一期载有关于1918年比萨拉比亚并入罗马尼亚，以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人在比萨拉比亚持续实施“文化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几篇文章。上面还有一篇关于东正教圣徒的文章，还有一个专栏登载艾米内斯库的诗歌。
贝简告诉我说，在罗马尼亚需要有“二次革命”，目的是彻底清除“胁迫、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有痕迹。他们用咖啡、鸡蛋和肉来收买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成功的。贝简宣称，易昂·安东内斯库将军，即亲纳粹的领袖、二战时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是一个爱国者，总是以符合罗马尼亚的最佳利益的方式行动。
贝简的办公室堆满了旧打字机。他穿着一件紫色的衬衣，戴着一条很薄的、看起来像是用人造革做的领带。他的短而未洗的头发，他的做作而严肃的表情，使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者。他的绿眼睛像是一个被关在矿井里面的囚犯的眼睛，在密切地关注着头顶上的小小的太阳光的光圈，但却不知道如何够得着它。
我离开了《时代》的办公室，转而去寻找《学生观点》的办公室，这是反对齐奥塞斯库的革命之后雅西的大学生创办的另外一份周报。我费了一番周折也没有找到《学生观点》，于是向我在街上遇到的一个学生求助，他告诉我说他是在柴尔诺乌达的多瑙河运河项目的技术员。在一次关于革命的谈话的过程中，这个学生断言“齐奥塞斯库没有死，他只是躲了起来”。看样子，齐奥塞斯库在公众场合经常使用替身，因而被处决的只是这个替身。“你要是仔细看看电视录像片中那张脸，你就会知道，那不是齐奥塞斯库的脸。”我回答说，人死后面孔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也不会那么大。”他反驳说。我回忆起《德拉库拉》中的一个片段，布拉姆·斯托克在其中指出，“世界上人类已知的每一种迷信，不知怎么都会聚集到喀尔巴阡山这个马蹄形的地方，仿佛它是某种充满想象力的旋涡的中心”。
已临近半夜，天下起了雨。《学生观点》的一个大房间里挤满了学生，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摆放着几台打字机，与我在《时代》周报见到的那些一样。但是，没有人在打字。他们都在没完没了地说着话，用的是一种轻声的、似乎在密谋的语调。他们都在抽廉价的、没带过滤嘴的卷烟。但是，这些学生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校园知识分子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人是一个吃过很多苦的群体，他们的鞋子上有破洞，衣服真正是别人穿剩下的、不要的衣服。他们的手沾满了污垢，头发是枯萎的，皮肤坑坑洼洼，颜色蜡黄，这一切都是强制性的贫穷生活的结果。他们的眼睛就像是黑暗的夜里独自在小巷中行走的人的眼睛；这些学生的恐惧是真实可感的。
“去年12月，街上死了学生，但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安然无恙。那些接受外国学生贿赂，并因此给他们及格分数的腐败教授，仍然在雅西的大学任教，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保护他们”。克里斯汀·芒玖解释说。
芒玖长着一张友善的脸。他很爱微笑，黑色的头发呈波浪状，穿着西方人制作的粗蓝布夹克。与《学生观点》办公室中的其他学生不同，芒玖很可能被误认为是在美国大学上学的学生。他告诉我说：“在罗马尼亚的今天，缺少一种政治文化，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出来，这种文化该是个什么样子。……齐奥塞斯库死了，但伊利埃斯库却几乎接近疯狂，而且会变得更糟。皮特鲁·罗曼（时任首相）、希尔维优·布鲁坎（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执政党的知识分子）都是独断专行的人，正在品尝享受权力的美味。”
芒玖感到恐惧和羞辱。他感到恐惧的原因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仍然在掌握权力”。他感到羞辱的原因是，去年12月的革命本该发生在雅西而不是蒂米什瓦拉。
12月14日，就在蒂米什瓦拉的首次示威发生前两天，这里的大学生在特瑞安酒店前面的主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抗议活动。但是国家安全部门知道了真相，占领了广场，而且不允许有轨电车、出租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附近停靠。“我们太不经折腾了，”芒玖痛苦地说道，“要是我们也能像蒂米什瓦拉的学生那样就好了。蒂米什瓦拉现在成了罗马尼亚的革命城市。它离西方近。雅西有一个伟大的、自豪的民族主义的传统，这没错，但我们离俄罗斯、离东方太近了。我们所受到的影响都是东方的，这不好。”
几天之后，我又和芒玖在《学生观点》的办公室见了一次面。这次他带来了他的姐姐艾莉娜，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但她打算为了成为一名作家而放弃自己的医学生涯。她的第一本小说即将出版。
芒玖告诉了我有关他家的一些情况。他姐姐偶尔插话纠正小的细节问题。
“我的两个祖母，还有我的母亲，都出生在普鲁特河对面的比萨拉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祖父是俄罗斯人的囚犯，那时候罗马尼亚与德国是同盟。纳粹对我们不坏，其实一点儿也不坏。相信我，我们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得远比在齐氏家族的统治下要好。
“我祖父从俄国的一个战俘营里逃跑了两次。第一次他被抓住，并被送了回去。第二次，他走了很多个晚上才被抓住，就在普鲁特河附近。就在俄罗斯人准备处决他时，发生了某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罗马尼亚同胞救了他的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和我祖母坚持每天晚上都收听‘自由欧洲电台’，一直听了十年。他们期望美国人能够把罗马尼亚从俄罗斯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坚信美国人能够做点事情。你们美国人真的让他们痛心地失望了。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罗马尼亚军队被迫从比萨拉比亚撤离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只有48小时的时间离开她的房子、她的父母、她的兄弟以及她所拥有的一切。后来她得知，俄罗斯人处决了她的父亲和她的兄弟。她为此谴责美国人，谴责他们没有帮助罗马尼亚抗击俄罗斯人。
“即便是现在，当我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亲戚聚在一起时，他们会不时地谈到比萨拉比亚，谈那里发生的变化，谈俄罗斯人对他们以前在村子里的邻居们做了些什么。
“在学校里，他们教育我们说，国王卡罗尔二世和安东内斯库由于和纳粹结成同盟而丧失了领土。但我们从父母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知道，安东内斯库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英雄。俄罗斯人和当时的政府才是罪魁祸首。”
我问他有关犹太人的事情。
“犹太人是没有爱国情怀的。罗马尼亚与纳粹结盟，但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帮助俄罗斯人。你知道，战争期间，犹太人控制着雅西这里所有的东西。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仍然是非常有势力的。”
“但是在战争开始时有一次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犹太人怎么可能在这之后仍然保持其势力呢？”我问。
“他们从集体迫害中存活下来。在本地经济中他们仍然是很有势力的。”
“你有多大年纪？”我问。
“22岁。”
“你相信你祖父母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吗？”
他停顿了片刻；接着，他说，“我相信他们所有的事实，这个没错。但是，我猜测他们的解释并不总是正确的”。
“例如，”他的姐姐艾莉娜插话说，“犹太人帮助俄罗斯人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和犹太人，都被困在巨大的历史力量造成的陷阱里面。在罗马尼亚，每个人都借助于欺诈性的盟友来保护自己。”
由于处在欧洲极其偏远的地方，罗马尼亚鲜为人知的地理位置使得在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事件，不论多么可怕，在西方的人们眼里，都呈现出一种遥远的、插曲的性质。在罗马尼亚发生的大屠杀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沃尔德克伯爵夫人和其他记者于1941年1月离开了雅典娜宫酒店，但在这里，历史仍没有停止其邪恶的步伐，尽管这里不再有西方的观察者对此进行书写。
1941年1月，在利用他所控制的军队及坦克粉碎了布加勒斯特的天使长迈克军团发动的暴动之后，领袖安东内斯库要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收复七个月之前，即1940年6月斯大林在卡罗尔二世的眼皮子底下单方面兼并的比萨拉比亚。这只有通过与纳粹结盟才能做到。安东内斯库向希特勒清楚地表明，如果解放比萨拉比亚是交易的一部分的话，罗马尼亚将热情地参加入侵苏联的活动。纳粹对苏联的入侵于1941年6月22日开始。6月25日，当罗马尼亚军队跨过普鲁特河解放比萨拉比亚的时候，一些罗马尼亚士兵临阵脱逃，跑到当地人的房屋——也许包括一些犹太人的房屋——里躲了起来。在雅西有一种很不靠谱的谣言说，其实所有临阵脱逃的士兵都被犹太家庭保护起来。另外，据说这些士兵也根本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趁夜色降落在郊外的苏联伞兵。这个谣言尽管在每一个具体细节上都是错误的，却引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罗马尼亚军队杀害了雅西及附近村庄中4000名犹太人。军队又迫使雅西地区的另外8000名犹太人搬离住所。士兵们把他们塞进上了锁的牛车内，由于普遍混乱，也缺少明确的命令，这些车辗转摩尔达维亚的农村各地，直到所有这8000人都因口渴和窒息而死。
在战争年代的其余时间，留在雅西的犹太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有更多的死亡迁移和集体迫害。但之后再也没有这类事件发生——这里说的是普鲁特河的这一侧的情况。
从他的军队跨过普鲁特河那一时刻开始，安东内斯库就开始痴迷于获得领土。即便是当他的军队到达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与普鲁特河平行，再往东去50英里，构成了比萨拉比亚与乌克兰的东部边界）时，他仍不满足。他命令军队继续向东前进，跨过德涅斯特河进入乌克兰本土，并在那里宣布成立一个“跨德涅斯特河共和国”。因为纳粹德国想要毁灭犹太人，而罗马尼亚又是纳粹的一个同盟，于是安东内斯库就认为，生活在罗马尼亚军队行军道路上的犹太人就是一支潜在的第五纵队。安东内斯库听到的有关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帮助俄罗斯人，犹太儿童向罗马尼亚军队扔手榴弹的故事和谣言，都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犹太人用鲜花迎接红军。”安东内斯库说。
1941年和1942年，在安东内斯库的监督下，185000名犹太人被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北部尖角地带（刚刚从俄罗斯人手中解放出来）驱逐到跨德涅斯特河地区，而罗马尼亚军队的先遣部队正在那里建造欧洲唯一的非德国人控制的种族灭绝营。从1941年末到1942年中期，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遥远的战争舞台上，罗马尼亚军队杀死了这群人，剥光了他们的衣服，在零下的气温中向他们开枪。有些时候，当士兵们的子弹不足时，他们只向成人开枪，然后把儿童活埋。
甚至对于负责灭绝欧洲所有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来说，这也有些过分。1942年早期，艾希曼恳求安东内斯库暂时停止杀戮行为，以便等纳粹完成对乌克兰的征服之后，由专门的党卫军屠杀支队来接手，可以干得更利索一些，并且艾希曼认为那也就是需要再等几个月的事情。但是，罗马尼亚人已经处在杀人的狂热之中。对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最北端的犹太人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安东内斯库没有理睬艾希曼的请求。
然而，到1942年夏末，跨德涅斯特河地区的罗马尼亚人管理的种族灭绝营开始关停。不论安东内斯库有什么错误，他对已露端倪的政治风向始终保持着相当敏锐的嗅觉。他很早就懂得了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必要性。后来，在1944年，他就预见到了自己的垮台。1942年9月，当对斯大林格勒的围攻——这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还在进行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希特勒前功尽弃而最终失败的可能性了。安东内斯库意识到，要搭建与西方的桥梁，就需要着手对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1943年，当苏联军队先后夺回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德涅斯特河与比萨拉比亚等所有领土时，安东内斯库已经开始在国际犹太人组织中有了名声，说他虽然是亲纳粹的领导人，但肯于为了解救犹太人、甚至帮助把犹太人偷运到巴勒斯坦而进行合作。
然而，政治的考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的乖张。在出版于1961年的《欧洲犹太人的灭顶之灾》中对罗马尼亚的大屠杀进行了详细记录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性格竟然能像在罗马尼亚那样在决定犹太人的命运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除了在德国自身，再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了。
可悲的是，罗马尼亚的历史一直是处于漫长而持续的喧嚣状态——总是为了推迟眼前的灾难，而做出一个接着一个的孤注一掷的交易。安东内斯库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模式，与他及其同胞对待纳粹和俄罗斯人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如希尔伯格所说，罗马尼亚士兵很快就在纳粹军事等级体系中赢得了勇敢、然而实际上是残暴之师的名声。但是，在1944年，当稳操胜券的苏联军队跨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本土时，罗马尼亚军队不仅调转枪口攻打纳粹，而且打起来热情高涨。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攻打他们以前的德国和匈牙利同盟时所展示出来的好斗精神，很快就给盟军军官留下了印象，罗马尼亚人现在则不择手段地试图要回特兰西瓦尼亚这片领土：就像他们先前试图要回比萨拉比亚一样。
爆炸性的、短暂的激情爆发，也是罗马尼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加上做出权宜性的、相互矛盾的交易的能力，再加上安东内斯库间歇性发作的梅毒高烧，都有助于理解罗马尼亚在大屠杀中的行为记录。根据希尔伯格的分析，罗马尼亚人纯粹是对此已感到厌倦。对比萨拉比亚的入侵开始于一阵突发的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的怒火。由于被深入苏联的行军所带来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安东内斯库的军队逐渐失去了理智。尽管从技术上讲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计划，罗马尼亚军队在跨德涅斯特河地区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情感轨迹，却更像是集体迫害：在相对短暂的时间段之内，有很多野蛮行为，特别是针对儿童的野蛮行为。巧合的是，或是作为权宜之计，就在战争开始转向，而对罗马尼亚和纳粹不利的同一时刻，安东内斯库和他的军队开始对杀人产生了疲惫之感。这让他对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情整个产生了厌倦。他对于他们的仇恨已经被完全耗尽。“我将因为这些可怕的屠杀而声名狼藉。”他在1942年中期曾嘟囔说。
但是这位领袖倒是不必为自己的身后之名而担忧。尽管安东内斯库1944年被赶下台，1946年又被当政者当作战争罪犯处决，但在1990年，他却被认为是20世纪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人，其地位远远高出任何王室的成员。
1990年，国王卡罗尔一世和玛丽王后几乎已被忘记，尽管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力挽狂澜，使该国避免与德国皇帝统治下的德国结盟，从而为玛丽王后战后的纵横捭阖拉开了序幕，并最终促成了罗马尼亚在1918年收复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
被废黜的国王迈克，现在仍然因数十年的政府的虚假宣传而遭受诽谤，而这些虚假的宣传既对作为下层阶级的农民，也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1]作为一个年轻的傀儡国王，迈克曾密谋反对安东内斯库和纳粹，而在那个时候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帮助，而且很危险。仅仅只有24岁的时候，他就巧妙运作，使安东内斯库于1944年被推翻，并且在这之后，他又领导了反对执政者的斗争。尽管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得到的支持微不足道，迈克仍然背着苏联人殚精竭虑地进行谋划，直到他们最终于1947年底强迫他离开。从此之后，迈克在瑞士过着不失尊严的流放生活，靠当试飞员和技术顾问养活家人。迈克是第一个把罗马尼亚语当作母语来讲，而不带英语或是德语口音的霍恩佐伦人。
安东内斯库只得到了罗马尼亚人的称赞——作为一个总是以罗马尼亚人的最佳利益为行动原则的“爱国者”和作为一个当政者的“牺牲品”，那些当政者不公正地指控他犯有战争罪，但每个人却同时都认为，在特兰西瓦尼亚屠杀犹太人的要么是俄罗斯人，要么是纳粹。在罗马尼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共识：罗马尼亚人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
不论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如何，皮特鲁·贝简、克里斯汀和艾莉娜·芒玖，以及其他我在雅西的库扎大学与之交谈过的学生，都没有流露出仍然难以释怀的对于犹太人的敌意。他们的愤怒被引向了阿拉伯人。这我需要进行一番解释：
齐奥塞斯库在位的时间越长，他的统治风格就越像卡罗尔二世。卡罗尔用自己的行为鼓励对卖淫的特许经营。齐奥塞斯库支持类似的活动，但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出于政治的原因，齐奥塞斯库允许大量的阿拉伯学生就读于设在雅西、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的大学。这些阿拉伯人很快就有了逃课、在别处释放其能量的名声。我访谈的罗马尼亚学生——以及我过去几年中就这个敏感话题访谈的西方官员——坚信，相当多的阿拉伯交流学生在从事黑市活动，特别是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经由罗马尼亚向西方倒卖毒品，而国家安全部门对此是直接默许的。倒卖毒品使得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更不必提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手头有了数量可观的硬通货。用一个罗马尼亚教授的话说，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雅西的特瑞安、由内瑞亚酒店，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酒店和克鲁日的纳珀卡酒店的大厅简直就变成了“妓院”，在那些地方，“罗马尼亚的妓女为了引起阿拉伯男孩子们的注意，相互竞争，丢人现眼。”而那些男孩子口袋里装满了美元。
“我们痛恨那些阿拉伯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且不管我们的政权如何——是一种欧洲的文明。这些阿拉伯人来自于一种低级的文明，丝毫也不尊重我们的文明。他们好行贿，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妇女。他们还贿赂我们的教授。大学里每个人都知道，阿拉伯学生是最差的学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学生都很穷。他们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了富人了。”芒玖义愤填膺地说。
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些阿拉伯人“就像是强加给我们的封建领主。当他们需要为他们的宗教节日加工一只绵羊或山羊时，他们就到一个村子里去花钱让农民为他们做。这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你应当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那些阿拉伯人的做派，仿佛那些农民就属于他们的一样。”
我指出，罗马尼亚人不应当根据那些被派来留学的阿拉伯学生来判断阿拉伯文化，因为阿拉伯国家总是把最好的学生送到西方国家，而把最差的、最不认真的学生送到东欧来。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阿拉伯人压迫我们。”一个学生吼叫着回答我。
库扎大学副教授、民俗专家亚德里安·普拉修科用了多瑙河的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罗马尼亚眼下正在发生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英雄砍掉了一条邪恶的龙的头，但是，从龙的脖子里汩汩而出的血，却把瘟疫传遍了整个乡村地区。“把去年12月在蒂米什瓦拉发动革命的那些学生当作那个年轻的英雄，”普拉修科建议我说，“而把你在周围所看到和听到的任何其他事情——人民对于历史的无知、麻木和不宽容，以及酒后暴力——看作是那条龙流出来的血。
“尤其是在摩尔达维亚，”普拉修科接着说，“罗马尼亚人被挤进了三个帝国的铁钳之内：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或苏联。这里的人民已经习惯于仇恨了。”
尽管是一名知识分子，普拉修科来自于摩尔达维亚的一个小村子里的农民家庭。我们在特瑞安酒店喝了一瓶摩尔达维亚白酒。“这是摩尔达维亚最好的酒之一，”他说，“和别的酒不一样，它里面没有掺化学添加剂。”
我对他讲了埃利亚斯·卡内蒂的群体符号理论。“克罗地亚人有他们的天主教教堂。塞尔维亚人有他们的中世纪的修道院和科索沃的黑岩盆地，犹太人则有《出埃及记》，等等。你认为罗马尼亚人的群体符号是什么？”我问。
普拉修科沉默了片刻。他把整一杯酒倒进了食道。“我喜欢这类问题。”他说。他的双眼中流露出会意的神情。
“喀尔巴阡山山脉和森林是抵挡黑海大草原（俄罗斯南部草原和乌克兰草原）的第一道自然屏障。中世纪时，拉丁语系的罗马尼亚人保护他们的教堂不受入侵者骚扰的办法，就是干脆把教堂转移到森林深处；看看我们的修道院选址位置就明白了。我们的教堂，像所有的东正教的教堂一样，在土耳其压迫时代，就成了我们文化的炉膛。但是，从心理上说，教堂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它成为人们关于家和家庭生活的最佳符号，但却始终遭受着被劫掠和饥饿的威胁。家，家人围桌而坐，桌子虽然简陋，但上面有食物，这就是罗马尼亚的群体符号。因此，你就必须保护你的家的神圣性，不让它被毁灭。
“我们这个民族的仇恨，若是要进行分析的话，可能最终会被归结为对于饥肠辘辘的恐惧。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年代，一个罗马尼亚最自豪的事情就是为家人的桌子摆上食物。
“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就像是土耳其人的统治。在他们的内心，我们仍然生活在森林里，不同的是现在打开了门闩，先是向这边看看，再向那边看看，心中充满了狐疑。”
[1] 然而，1992年，由于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有很多人蜂拥向迈克表达问候，态度的变化终于明朗起来。这种对前国王的积极的重新评价很可能成为一种契机，也许会最终使他永久性地回归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