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库拉的城堡那边的土地：布科维纳有壁画的修道院
布拉姆·斯托克从未访问过罗马尼亚。但是他在大英博物馆做了很好的研究性工作。《德拉库拉》首次出版于1897年，他把“德拉库拉城堡”的位置放在一座山区高原上，“就在三个公国的边界地带：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布科维纳，都处在喀尔巴阡山的怀抱之内；是欧洲最为荒蛮也最少人知的部分之一”。
布科维纳（Bucovina）实际上是摩尔达维亚的北部，1774年被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人兼并。考虑到该地区有山毛榉树林，他们把新得到的地方叫作布科维纳，意为“山毛榉树覆盖的土地”。使事情进一步复杂的是，布科维纳本身就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于1940年夏天被斯大林连同比萨拉比亚一起火速兼并，只是1941年（也像比萨拉比亚一样）又被安东内斯库的军队收回。安东内斯库的军队接着就把布科维纳北部的犹太人驱赶到了跨德涅斯特河地区，这些犹太人最后被罗马尼亚军队全部残杀。苏联军队于1943年重新收回了布科维纳北部。然而，布科维纳的南部则一直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托克把德拉库拉伯爵的城堡就放在布科维纳南部与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东北角都交界的一个地方。乔纳森·哈克是斯托克在《德拉库拉》中虚构的人物之一，他乘坐一辆四轮的马车游历，从特兰西瓦尼亚这一侧的山口登上了德拉库拉城堡。但是马车及车上的其他乘客则继续前行，走过了城堡之后，沿着山口的另外一侧进入了布科维纳南部。这个地方，从神秘的德拉库拉城堡后窗绵延铺展开去，在斯托克出版《德拉库拉》近百年之后，仍然是“是欧洲最为荒蛮也最少人知的部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份现在读来仍像当年一样真实的观察报告中，萨谢弗雷尔·西特维尔写道：“我所游历过的地方，不论是在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也不论是在瑞典还是在西爱尔兰的爱尔兰语地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让人产生如此虚无缥缈的遥远之感。……这片土地属于碧绿的草地和冷杉林。它离报纸和运木列车的距离之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离开雅西之后，遵照亚德里安·普拉修科的建议，我直接奔向罗马尼亚最北边——也就是布科维纳南部——的森林，而正是由于斯托克、西特维尔以及其他去世很久的作家所注意到的地理位置的偏远，这些地方才躲过了二战后政府所造成的最为恶劣的社会的和环境的残暴行为。
15世纪瓦拉几亚的统治者瓦拉德·德拉库拉。后来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就以他为原型。
像在罗马尼亚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我看到的是草垛和马车，马车上坐着的农民穿着无袖的羊皮背心、白色家纺亚麻布衣裤和黑色的羊毛帽子。在这个国家别的地方，这类东西和丑陋的工厂、简陋的居民楼并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工业化贫困的画面。然而，在布科维纳，它们就成为意味隽永的细节，构成了一幅世纪初的欧洲平和美丽的生活画面。
在大片的山毛榉之间，和缓的山坡上点缀着松树、桦树和冷杉树。杨树和椴树排列在道路两旁，旁边的农田里则种满了苹果树。在经过几个连阴天之后，不再看到排放污染物的工厂，而尽情享受着蓝天的恩赐，我感觉仿佛我的罗马尼亚行程的黑白段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则是艳丽多彩的一段。
由于依偎在喀尔巴阡山和苏联的边境之间，布科维纳南部基本上被齐奥塞斯库忘记。集体化在这里几乎没有发生，大部分农业用地依然归私人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一种爱整洁的传统（当地人说，这一传统得自于奥地利人，而奥地利人的统治到1918年才结束），就是几乎该地风土的每一个方面都在骄傲地宣示其所有权的原因。
没有看到水泥墙，映入我眼帘的是新近油漆过的尖木桩围栏。农民们用红色的小绒球来装饰马的长长的鬃毛。手工雕刻出来的门楣和金属的斜条格子装饰着农庄住宅。还能看到制作非常讲究的稻草人，路边木屋顶下面简朴的木制十字架，如斯塔基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漫游记》所说的那样，这一切“无不流露着农民特有的宗教中醇厚的谦逊”。
在游历布科维纳的几天里，我只见到了一两辆拖拉机；这里的农民使用锄头和长柄大镰刀。在我已经看到的和后来见到的罗马尼亚的地区当中，布科维纳的农村——种植着玉米和土豆的农田构成了不同的图案——地区，看来是最为富裕的，最少欠发达的痕迹。
约翰·里德游历这里时，乘坐的是一个犹太农夫借给他的一架马拉的四轮车：“在这里，泥土堆成了壮观的波浪。……峡谷的两侧像是翩然而下的鸟儿留下的轨迹，杂陈其间的山梁和远看更加柔美的矮树林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奇观。西边的最远处，喀尔巴阡山朦胧蔚蓝而多皱褶的轮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之外。被树木遮掩的村庄簇拥在土地气势磅礴的褶皱之处——村庄的房子都是用黏土建造起来的，黏土的模塑方式参差不齐，但都极为美丽，而且墙面都被刷成了毫无瑕疵的白色……屋顶的苫盖也极为讲究。”
堪称奇迹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变化。布科维纳的森林似乎存在于一种天堂般的异常时段之内。在这里，我凭借双脚和一个沿途搭乘者幸运的食指旅行。沿途搭乘并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是一种勇敢者才敢尝试的旅游方式。说到这一点，齐奥塞斯库的疯狂恰好对我有利。汽车的缺乏、坐火车旅游的恐怖以及城市间公交系统的崩溃，却催生出了一个非正式的、合伙用车的系统。在罗马尼亚农村，每个人，包括儿童和老年妇女，都会沿途搭乘。因为我已打定主意大部分时间徒步行走，所以，当看到一辆车甚至在我并没有伸手的情况下就停了下来时，我竟然感觉有点懊恼。这里的做法是付给司机乘坐出租车费用的10%。当司机们发现我是美国人时，他们通常都拒绝我付的钱。革命之后仅有几个月，对住在偏僻地方的罗马尼亚人来说，遇到一个西方人仍然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这样随意地游走了几天之后，我决定去探访普拉修科曾向我提到的几个修道院，并与修女们交谈。这就需要去雇一个翻译。我通过布科维纳的主要城市苏西瓦的旅游办公室找到了一名。翻译的名字叫莫西亚，与我在圣乔治的朋友同名。为避免混淆，我从现在起称呼他“米哈依”，因为他后来告诉我：“我爸爸和妈妈想叫我米哈依而不是莫西亚。但是，这个名字容易引起怀疑，因为米哈依（迈克）国王在瑞士。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是米哈依。”
苏西瓦是一个现代小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人炮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它却是布科维纳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格调的小镇之一。尽管如此，苏西瓦显然不像别的罗马尼亚小镇或城市那样令人有压抑之感。公园很多，建筑质量（用罗马尼亚的标准来衡量）也很高，居民看起来也不那么沮丧。“苏西瓦离布加勒斯特较远，离雅西较近，而且奥匈帝国的人一直是一种良好的影响。”米哈依解释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哈依把我领到了苏西瓦当地的一家酒吧，酒吧的装饰毫无品味，地上和墙上都装饰着机器编织的地毯。在这个怪异的、缺乏人情味的氛围中，米哈依履行了一个与我所遇到的其他罗马尼亚人一样的仪式：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
米哈依于1959年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小镇特古穆雷斯，那里在历史上一直是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交战的战场。米哈依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母亲是匈牙利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米哈依的父亲开始工作，到一家犹太人的纸浆工厂当会计。战争期间，特古穆雷斯像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一样，被纳粹德国的同盟匈牙利占领。拥有工厂的犹太人被带到了集中营，并且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结束后，由于乔治乌-德治领导的政府正在巩固其权力，他们接管了工厂的运营，但让米哈依的父亲继续担任会计。
“新的经理们来自非常低的社会阶层，”米哈依说，“他们简直就是恶棍，是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他们对工厂根本不在乎，除了考虑能从那里偷点儿什么。他们把工厂搞垮了，还把最好的纸浆拿到黑市上去卖。我父亲因为保留着账本儿，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但是，当然，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们西方人体会不到被农民管制是什么滋味。”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但我父亲对此从来没有习惯过。他是一个胆怯的人，把好多事憋在心里。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他冲着经理喊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干什么。我不喜欢你和你的党。人家倾注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这么好的一个工厂，就叫你给毁坏了。’”
警察半夜到了米哈依的家去逮捕他的父亲。这件事情发生在1964年，此时是乔治乌-德治掌权的最后一年。米哈依那时只有四岁半。他当时已经睡着，并不记得他父亲被捕的事情。他对于童年早期的记忆是从三天之后开始的，因为警察到他家里对他父亲的物品进行清点，并开列一个清单。
“我父亲喜欢阅读。我记得人们从他的书房里搬走了他所有的书籍和纸张。他们还拿走了他的手表，他的戒指。我们家有一块波斯地毯，藏在一个枕套里。警察还带来了我们的一个邻居，他曾到我们家做客并留宿，因此知道地毯藏在那里。他告诉了警察，警察就把它拿走了。
“我父亲在监狱里待了一年，366天，因为那年是闰年。我父亲坐在牢房里，什么也不做。监狱看守不允许他看书。”
米哈依的父亲被捕以后，他的母亲就去和她的匈牙利家人一起生活，家人给她施加压力，希望米哈依的母亲与他的父亲离婚。
“因为我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我的外祖母就一直想终止我母亲的婚姻。现在就是她做这件事的机会。我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去问一个朋友，一个罗马尼亚律师。她的朋友告诉她，‘没有问题。开始与你丈夫离婚的程序吧，就像你的亲人要求你的那样。这个程序得一年才能结束。在结束之前，你丈夫就出狱了，然后你就可以撂下这一切。’我母亲就是这么做的。
“我父亲出狱后，我母亲和我就去和他一起生活。但是我的父母都找不到工作。我父亲的老朋友都害怕和他讲话。那肯定让他伤透了心。我父亲几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就去世了，死时以为齐奥塞斯库是个好人，能够最终改变这个体制，因为齐奥塞斯库曾批评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发生于1969年）。
“1971年夏天是一个转折点。齐奥塞斯库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和朝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本地的电影院正在放映《虎豹小霸王》。齐奥塞斯库是在一个星期天或是星期一回到了布加勒斯特，我记不清楚了。星期三，《虎豹小霸王》就不放映了，被一个苏联的纪录片所取代。我们当时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你们美国人又等了十年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想想看吧，其他人到亚洲去，回来就有了贸易和电子器件的想法。齐奥塞斯库去了一趟，拿回来的是东方的个人崇拜。”
直到他十几岁的时候，米哈依才对他父亲的悲剧有了痛心彻骨的体验。“我正和几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突然有个醉酒的男人就开始侮辱我，说我有一个当罪犯的父亲。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恨我的父母。现在我恨的是自己曾经恨过他们。”
米哈依从他母亲的家人那里不仅学会了匈牙利语，还学会了德语。在苏西瓦的一个语文学院，他又学会了英语和法语。然而，这还不足以让他在当地的旅游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那里的员工除了罗马尼亚语，不再说任何其他的语言。那个旅游办公室由埃米尔·博布负责，埃米尔·博布是苏西瓦人，是齐奥塞斯库的近身顾问（革命之后被判终身监禁）之一。米哈依不得不在一家机械工具工厂做英语译员，翻译技术性的小册子。
“你看，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代，懂得外语的人反而处于不利的境地。他人怀疑。旅游办公室里领导们最不想见的人就是能够与外国人交流的人。毕竟，谁知道他会向他们说什么呢？另外，我又是一个政治犯的儿子，这让我变得双倍的可疑。”
1989年12月17日，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开始向蒂米什瓦拉的学生示威者开枪时，米哈依告诉他的妻子说：“一切都结束了，相信我；一旦罗马尼亚人看到了自己孩子的鲜血，他们就会变得疯狂起来。”
米哈依的生活开始发生接二连三的变化。他的履历表上的负面因素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本。外国人开始来到苏西瓦——数量也不多，只是若干法国记者和瑞士红十字会的官员。但是，谁能够和他们沟通呢？尴尬至极的官员派人来请米哈依。外国人用硬通货给米哈依支付报酬，而根据革命几周之后通过的新的法律，罗马尼亚人现在也可以合法地拥有硬通货并将其存放在储蓄账户里面。旅游办公室的负责人被开除。米哈依成为副主任。但很快他就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当私人导游上。到苏西瓦的外国人的流量仍然很小，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直接找米哈依，付给他每天50美元的报酬。
齐奥塞斯库反对生育控制的社会战争，造成了一大批孤儿，当这个事实逐渐为人知晓时，其他的外国人开始联系米哈依，请求他帮忙收养这些孤儿。米哈依准备了必要的文字材料，换取对方用硬通货支付的费用。
米哈依也有自己的想法。我遇到他时，他正在尝试建立扶轮国际（RotaryInternational）的苏西瓦分支机构，“去告诉这里的人们，仅仅挣钱还不够；你挣的一部分必须捐献给慈善机构”。
米哈依的睡眠很少。“我没有办法。我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为这一时刻而做的艰难的准备。”他接着说：“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森林、那些修道院吗？苏西瓦周围是罗马尼亚最为美丽的农村。这是一个游客的天堂，但这里没有从事旅游业的基础设施。我就要去建造一个出来。”
他眼前的目标是攒够足够的外币，去购买一辆西方产的小型面包车，这样就可以带团而不是单个的游客。“一旦我有了小型面包车，我就可以拥有一个真正的公司，那样的话，一个外国的企业就可以参股，甚至可以买下全部产权，当然，我还是要当本地公司的经理。”
米哈依也想带他的家人去美国。
“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想移民。在苏西瓦这里有很多的机会赚钱，我为什么去美国做一个贫穷的罗马尼亚移民？但我需要去接触一下阿拉莫教区，去触摸一下林肯纪念堂，去确认一下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我想让我的儿子去看一看美国，去感受一下一个梦想成真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认为我不够诚实吗？我比你了解更多的美国历史。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更加欣赏美国。”
米哈依有着中等的个头和体格。像许多罗马尼亚人一样，他有着黑色的头发和深色的眼睛。他的衣服是破旧的。是他眼睛的表情和他说话的方式使得他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想赚你钱的家伙。他主动和你搭讪，一副信心十足的神情，丝毫也没有难为情的意思，且要向你兜售某种东西：具体到他身上，则是他的翻译和导游服务。由于醉心于雄心勃勃的、讲求实际的算计，他的眼睛里冒着火，就像是那些在纽约的俄罗斯出租车司机一样。
尽管米哈依对摩尔达维亚的历史了如指掌，但从情感的角度看，他却往往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我试图用指控安东内斯库的方式来刺激他。他对此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甚至齐奥塞斯库也没怎么让他感兴趣。值得一做、并且能够改进现在的事情很多，为什么还要在过去上浪费情感？米哈依在自己的祖国找到了期望中的乐土。他是我在罗马尼亚遇到的唯一的一批没有在仇恨上浪费能量的罗马尼亚人之一。
米哈依向我解释，斯蒂凡大公（Stephen the Great，“伟大的斯蒂凡”）是如何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内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说拉丁语的公国的。为了向不识字的农民臣民讲授基督教和摩尔达维亚历史，斯蒂凡和他的贵族们在森林深处建造修道院，从而远离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的骚扰。他们不仅用传统的绘画来装饰内部，也这样装饰其外部。第二天早晨，我和米哈依坐他的车去看这些“有壁画的修道院”，这个名字是修道院建成之后人们慢慢叫起来的。
开车55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休莫修道院（Humor’s Spell）。休莫修道院是最小的“有壁画的修道院”，周围是用木材而不是用石头建造的城堡。它修建于1532—1536年，由斯蒂凡大公的私生子皮特鲁·拉瑞斯的贵族们完成。
休莫修道院。
休莫修道院的壁画。
我一下子就被休莫给迷住了。它对煎熬与救赎的呈现是如此具有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仿佛煎熬与救赎是一种遥远的记忆，米哈依和我刚才穿过的数英里的美丽的森林，正好可以充当过往的时间通道。罗马尼亚其他地方所见到的满是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一下子就远去了，与这个由辉煌的铜器、油漆过的木头，以及纯粹的矿物与植物染料所构筑的国度，隔着数光年的距离。
尽管气候潮湿，也隔着近500年的时间，休莫教堂外墙的绘画仍然被保护得很好。伞形的屋顶伸出墙壁很远，使得墙壁免受雨淋，很像农民的房屋那种保护性的亲密。主教堂周围用松木做的环状物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是保护这些绘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对于纯粹染料的运用：用茜草根制成的红色，用钴和天青石制成的蓝色，用硫磺制成的黄色，等等。如1937年访问过休莫之后的西特维尔所写的那样，“布科维纳的这些外墙的壁画，是以中世纪特有的细心和专注完成的，而这种细心和专注通常是在绘制小型绘画时才派上用场的”。
休莫的主色调是茜草根制成的红色，硫黄和钴蓝只是起陪衬的作用。整个外墙的底部都是人世间的先知，中部是东正教的神父，上部则是战斗的圣徒，特别是圣乔治和圣迈克。没有留下姓名的中世纪的艺术家把《圣经》放置在了一种摩尔达维亚特有的背景中。例如，引诱亚伯拉罕的恶魔的穿着就像是土耳其的妖冶女人。外墙后面的末日审判场景，所刻画的堕落的天使都是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人，而吹响上帝的号角的人则是一个摩尔达维亚的牧羊人。
从休莫顺路向前走几英里远，路边有一个可爱的峡谷，米哈依和我看到了一个犹太人的公墓，墓地和弯曲的墓碑由住在附近茅舍里的一家吉普赛人看守，并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公墓不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墓碑上的日期显示，逝者得享高寿，并且没有机会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他们住在附近的布科维纳北部的同胞却被驱赶到了跨德涅斯特河地区。
“我很难相信罗马尼亚人竟然会伤害犹太人，”米哈依说道，“也许，那些是虐待我父亲的政府的人，他们才干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纯朴的人民或我们的士兵。”
其时，我的心情极为宁静，无心思索这个问题。
我们达到了隐藏在摩尔多瓦河河谷中的沃罗涅茨修道院（Voronets），沿河两边山毛榉树高耸入云，遮天蔽日。沃罗涅茨修道院建造于1488年，由斯蒂凡大公本人创建，是最老的有壁画的修道院。外墙的设计与休莫以及其他修道院类似，但沃罗涅茨这里的主色调是蓝色，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蓝，以至于最终被称为“沃罗涅茨蓝”。修道院外墙正面绘制的“末日审判”比休莫的画面更令人惊叹。地狱是一个鲜血滚滚的隧道，布满了即将被淹没的鬼怪。在“正义的天平”上，若干由天使代表的善迹，其重量超出了由数量多出很多的猴子和大蛇所代表的恶迹。
教堂里面，通向圣像围屏的石质入口相当低矮。我只能侧头才能过去。“这恰好是斯蒂凡大公带着王冠从下面走过要求的高度。”米哈依没有低头，并向我解释说。唉，斯蒂凡大公只有五英尺四英寸高。“并不是因为身高而伟大。”米哈依说道，他引用的是一个16世纪的记录者的话。
沃罗涅茨和休莫修道院都没有住人，这与后面我们参观的修道院不一样。
摩尔达维察修道院（Moldovitsa）修建于1532年，与休莫修道院同年建造。该修道院是皮特鲁·拉瑞斯国王（Petru Rares）本人而不是他的贵族修建的，因此要比休莫修道院大，环绕着长长的、比森林里的树还要高的石头壁垒。这里的主色调是硫黄，当太阳光照射时，它发出的光与金叶一样耀眼。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国旗的颜色是红、蓝、黄了吗？”米哈依问道。“因为它们是我们伟大的修道院的主色调：红色代表休莫，蓝色代表沃罗涅茨，黄色代表摩尔达维察。”
被露水打湿了松树和冷杉所发出的气味，接近蜜蜡虚无缥缈的气息。我们拜会了女修道院长塔图里奇·乔治塔·本尼迪克塔。她在摩尔达维察修道院已经生活了23年，有一双特别的橙绿色的眼睛。本尼迪克塔院长对我们说，有一群本地上学的孩子正在参观修道院。“在暴君统治的时候，这是从来不被允许的事情。修女们很快就会回到休莫和沃罗涅茨去生活的。上帝已经回到了罗马尼亚，这些修道院为什么还应当空着？你瞧，罗马尼亚是由圣母特别保护的，这就是55年的冷酷统治没有能够毁灭我们的原因。”
本尼迪克塔告诉我说，听到蒂米什瓦拉示威游行的第一个消息后，她就和女教友来到修道院祈祷，一直到黎明时分。她们每天晚上都这样做，直到“恶魔逃离了布加勒斯特”。在本尼迪克塔院长眼里，恶魔被处决的时间“与我们的主诞生的时间正好是同一天”这个事实，就是上帝选择罗马尼亚作为迎接千禧之年圣地的证据。本尼迪克塔院长并没有否认“我们的人民以往的罪过”。她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即将在罗马尼亚建立的“地球上的上帝之邦”，人们将以与他们追求恶迹时同样的激情来追求善迹。
“人们必须洗涤他们的灵魂。信仰必须再生。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复活节期间，人们挤满了教堂和院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半夜时，我们开始摇铃。每个人都会点上蜡烛。点燃的蜡烛有好几千根。人们喊叫着。半夜来临之前，没有人离开。就像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复活节。在这之前，我只是相信他已经复活。现在，他已经复活，这是一个事实。”
苏彻维察修道院（Sucevitsa）是我和米哈依参观的最后一个有绘画的修道院。该修道院一直等到1584年才建成，要比其他修道院晚很多年，是在与土耳其的一次休战期间完成的。这一相对的稳定给了建造者——摩尔达维亚的两位贵族，怡瑞米亚和西蒙昂·莫维拉——很大的勇气。该修道院的塔和壁垒有三层，比其他这些修道院都要大很多。“毫无疑问，第一次见到苏彻维察修道院，”西特维尔写道，“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拜占庭人在其精神冒险的巅峰时代，掌握了一种把他们憧憬的天国的境界呈现出来的能力。……”
苏彻维察修道院。
苏彻维察修道院内的壁画。
由于被山毛榉、冷杉林包围着，苏彻维察修道院的外墙的主色调是深绿色，根据米哈依的说法，这代表着“布科维纳森林的深绿色”。与其他修道院一样，这里的外墙上同样有末日审判、美德之阶梯、耶稣家族树形图、圣徒、神父和先知的画面。区别在于，这里的画面更为壮观。
修女的住处设在壁垒里面。[1]修道院长阿德里安娜·卡乔克柳邀请米哈依和我留下来吃午饭。我们坐在一张长长的木桌旁边，房间很大，很冷，墙壁是石头垒成的。一个修女摆上了萨拉米香肠、山羊奶酪、蔬菜和空心粉汤、泡菜、李子白兰地和玫瑰红酒。这是我在罗马尼亚即将享用的最好的一顿饭：桌子上的一切都是产自于修道院的土地上。为了暖和一下，我喝了好几玻璃杯白兰地，然后才去品尝玫瑰红酒。
修道院长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她已上了年纪，鼻子上长着一个很大的疣，嘴很大。她于1948年就来到了修道院，整个二战后时期，她几乎都躲避在苏彻维察修道院厚厚的墙壁里面。“这里总是有客人来。人们来这里会住上一两天，只是静坐沉思，好让自己获得心的力量，从而应对外面的世界。”
她对12月革命的解释与本尼迪克塔的一致：“上帝通过青年人和无辜者的手做了一切，重演了两千年前希律屠杀巴勒斯坦的孩子们那一幕。现在，国家的法律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上帝之治。”
修道院长继续从桌子的那头说话，她的声音反弹在空空的石头墙上：
“革命是上帝送给罗马尼亚人民的一个礼物。现在，罗马尼亚人民必须做出回报，其方式是敞开他们的心扉，接纳所有的信仰，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受过煎熬的人们的信仰。”
“罗马尼亚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安德鲁是上帝的12个使徒之一，他就曾来康斯坦萨传道。五百年前，摩尔达维亚的这些修道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一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再一次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
似乎是受了白兰地和玫瑰红酒的刺激，米哈依接着说：“我们已经出人头地了。我们必将再次出人头地。”
一个修女送来了土耳其咖啡和糕糖。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会有天气的问题了，”修道院长说，“在暴君统治的时代，我们不被允许把圣像和遗骨从珍藏室拿出来。现在，当天气过于干燥时，我们就把圣像和遗骨拿出来祈雨。而且雨果真就会来。
“而且鹳也回来了。很多年了，都没有见到鹳的影子，但今年春天它们出现了。”
后来，米哈依解释说，革命之后不久，苏西瓦的官员关闭了一家合成纤维厂，该地区的空气污染大多与这家工厂有关。也许那才是鹳鸟回归的原因。
还有一个修道院要参观，但这不是一个有绘画——它的外墙上没有壁画——的修道院；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修道院。
蒲特娜修道院。
蒲特娜修道院壁画。
蒲特娜修道院。
第二天，米哈依开车向北走了两个小时，走上了一条与三英里外的、隐藏在冷杉林中的前苏联边境平行的路。他顺着这条路把车一直开到了蒲特娜修道院的雉堞式装饰墙下。这座修道院是斯蒂凡大公于1466年修建的，其建造时间早于其他任何修道院。1504年6月2日，他被安葬在主教堂内。
斯蒂凡大公沿着德涅斯特河确立了摩尔达维亚的北部和东部边界，现在是深入前苏联边界50英里的地方。沿着德涅斯特河，斯蒂凡建造了一系列的堡垒来保护其拉丁财产不受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侵扰。米哈依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些堡垒的名字：“阿尔巴、提基纳、奥黑、索洛卡和昊廷。”因为蒲特娜修道院藏在森林深处，远离敌人的阵线，斯蒂凡下命令把自己埋葬在这里，这样他的墓穴就可以得到保护。从1940年以来，除了安东内斯库曾经占领过布科维纳那段时间之外，斯蒂凡的墓穴实际上处在沿着苏联边境的核心位置上。
我们进入了教堂：摩尔达维亚的伟人祠。在第一室内，在大理石坟墓内，安葬着皮特鲁·拉瑞斯和独眼的波格丹国王[2]、皮特鲁·拉瑞斯的妻子玛利亚、斯蒂凡大公的女儿名字也是玛利亚。
米哈依拿着一个手电筒带领我进入了设在圣坛前的最后一室。左侧是斯蒂凡的第二个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的坟墓，两个孩子都因病夭折。右侧就是用简朴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斯蒂凡大公的坟墓。覆盖在卡拉拉大理石上面的是一面罗马尼亚的红、蓝、黄三色旗，旗子上面摆放着鲜花。坟墓上方高挂着一盏没有点燃的枝形吊灯，灯上装饰着七个鸵鸟蛋壳，这些蛋壳都是在斯蒂凡活着时孵化出来的。
冷清而裸露的石头背景衬托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效果。在入口正上方是一幅斯蒂凡的油画肖像，画面昏暗，斯蒂凡毫无笑意。“在罗马尼亚，没有一个艺术家，”米哈依指出，“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与摩尔达维亚的其他地方都统一在罗马尼亚的旗帜之下，从而斯蒂凡和其他人的坟墓再度深藏在摩尔达维亚的领土之内，免受斯拉夫人的侵扰，在这一切完成之前，没有艺术家胆敢去画斯蒂凡微笑的画面。”米哈依的语调仍然没有变化：冰冷干巴，完全是就事论事的口吻，仿佛是要说：“这就是罗马尼亚人民的感觉，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1] 传统上，这些修道院都是女性居住的。
[2] 波格丹在一次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