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西瓦尼亚的声音
在平原地区，体制才真正露出獠牙，向民众下口。像在中世纪一样，群山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从布科维纳翻越喀尔巴阡山往西去，我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迹象。这里常见的风景是林地和天然的石头，而不是水泥和废铁。我走过了几段下坡的路，甚至还坐上马车走了一会儿，然后意识到可能步行会走得更快。只是偶尔会有一辆轿车出现在路上。我知道自己正在一个令人极为兴奋的历史时刻领略罗马尼亚乡村的景色：在革命刚刚结束，而现代化的进程尚未开始之前，这一特定的时刻使得我能够在这里自由地行走。
特尔古穆雷斯是我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停留的第一个小镇。我是上午到达的，太阳刚刚驱散周围群山飘来的云雾，露出陡峭的屋顶、教堂的尖塔、铅灰色的穹顶的轮廓，也能让人看清环绕着一大片绿色空间的雕塑。这个空间被称为玫瑰广场，边上排列着巴洛克的和哥特式的建筑物的正面。与雅西不同，这里有天主教的教堂；街上不仅有人在说罗马尼亚语，还有人在说匈牙利语——这让人想起中欧而不是巴尔干。仔细观察这个广场，我有了一种亲近和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一种明显的、基本上未被中断的文化发展过程，其主要象征就是建筑的垂直性。这里有一种咖啡馆文化，虽然这里在很多年里没有咖啡。虽然我所处的位置正是其后门，但我已回到了中欧。
在西方，特兰西瓦尼亚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嚎叫的狼、夜半的雷暴、面目狰狞的农民等意象，也会让人想起德拉库拉伯爵浑厚的、温文尔雅的腔调，贝拉·卢古西对此有所描述。然而，刻画德拉库拉所依据的历史人物“穿刺者瓦拉德”，事实上却把城堡建造在瓦拉几亚平原上。与此同时，斯托克讲述的故事与布科维纳和摩尔达维亚的情况更为吻合，而离特兰西瓦尼亚较远。
我并不是故意掉书袋子。瓦拉几亚、布科维纳和摩尔达维亚都属于东部：这属于东正教、农民的迷信和神秘的狂喜的世界。但就其实质而言，特兰西瓦尼亚虽然同属一个世界，却对东方除了嘲弄别无其他情感：它属于西方。
用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充满激情的观点来看，特兰西瓦尼亚的西方身份是“打开其历史的钥匙”，也是了解其“人类动物属性的钥匙”。卢卡奇解释说：
特兰西瓦尼亚有其巅峰的中世纪、大教堂、西多会、一段短暂的文艺复兴、特有的巴洛克、特有的启蒙运动——所有那些造就欧洲的历史时代……但这些时代却并没有出现在俄罗斯、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奥尔泰尼亚、瓦拉几亚、比萨拉比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色雷斯、希腊和乌克兰。
像卢卡奇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时，土耳其人征服了巴尔干的全部和匈牙利的一半，但他们没有征服特兰西瓦尼亚。当帕提农神庙下面的平原——更不必提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了——还在东方式的、奥斯曼风格的睡眠中迷糊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正在鼓吹启蒙运动，要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能享有自由与平等。这给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于他把他在美洲的公谊会（贵格会）殖民地命名为“特兰西瓦尼亚”。
然而，宗教的自由只是相对的。广大的本地农民——即东正教的罗马尼亚人——并没有享有这一启蒙运动的好处。他们处在中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底端，终日辛勤劳作，而匈牙利人、萨克森王室的德意志人，不论是信仰新教还是天主教，享有所有的权利（德拉库拉伯爵有一个罗马尼亚语的名字，是因为他是摩尔达维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精英集团从不允许形成一个罗马尼亚的贵族阶层）。因此，罗马尼亚人对特兰西瓦尼亚作为西方和中欧在东方的一个灯塔这样的历史角色不感兴趣，正如南非黑人对于南非白人社群作为设在非洲大陆的西方进步与效率的灯塔这一角色并不感兴趣一样。
特兰西瓦尼亚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传统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反而使得这一冲突更加恶化。对罗马尼亚人来说，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语为Ardeal，意为“土地尽头的森林”）是他们的拉丁种族的诞生地，因为古代罗马的殖民地达西亚就位于今天的特兰西瓦尼亚。对匈牙利人来说，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语为Erdely）是他们战胜土耳其人最为著名的胜利的场所，也是他们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主起义的场所，这场起义导致了1867年奥匈二元君主国的创立。为保卫中欧而抗击奥斯曼人的甲努·匈雅迪，把文艺复兴引入匈牙利、也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的马提亚·科维努斯，非欧几何的独立发明人之一甲努·鲍耶，以及作曲家贝拉·巴尔托克，都是特兰西瓦尼亚人。
1930年克鲁日鸟瞰图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特里阿农[1]条约中（Treaty of Trianon），特兰西瓦尼亚连同比萨拉比亚及布科维纳北部一起被交给了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语的城市名字与匈牙利语的城市名字并行使用：科洛斯瓦尔现在被称作克鲁日，马洛什瓦沙尔海伊则被称作特古穆雷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罗马尼亚人在这些城市里建造了使匈牙利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相形见绌的东正教大教堂。坐落在广场尽头的特古穆雷斯东正教大教堂就有这样一幅壁画：穿着罗马尼亚农民衣服的耶稣，正在遭受穿着匈牙利贵族和士兵服装的男人的鞭打。除了蜜蜡蜡烛和制作糟糕的明信片之外，大教堂里还在销售一些书籍，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特兰西瓦尼亚被匈牙利人占领期间，罗马尼亚东正教遭受迫害的事情。
像罗马尼亚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受一个与希特勒结盟的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的统治。它对东正教当地人群（尤其是犹太人）所施加的残暴行为，几乎接近了罗马尼亚人在别的地方所展示出来的野蛮性。因为罗马尼亚人在希特勒开始要输掉战争之后调转枪口，所以他们能够要回特兰西瓦尼亚。战争结束之后，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的政府，又让它回到了中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只是这一次处在顶端的是东正教的罗马尼亚人。
齐奥塞斯库全面禁止公开使用匈牙利语，也禁止使用城镇的匈牙利语的名称。他停办了匈牙利报纸。他关闭了数百所匈牙利中小学，并使科洛斯瓦尔-克鲁日大学的匈牙利院系彻底罗马尼亚化，这所建于19世纪的大学已被匈牙利人发展为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齐奥塞斯库不仅禁止用科洛斯瓦尔来代替克鲁日，而且还依据古代达西亚在附近的殖民把克鲁日改成“克鲁日-纳波卡”，这其实是一种牵强的历史联系，但对他隐蔽的法西斯主义的、标榜血与土地的民族主义很有吸引力。为了改变人口比例，齐奥塞斯库禁止罗马尼亚妇女堕胎和使用生育控制措施，还禁止匈牙利人在孩子接受洗礼时为他们起匈牙利名字。最终，他将数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农村和工厂的劳动者迁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并动用强制性的手段把匈牙利人从他们的地盘上赶走，重新安置到罗马尼亚的其他地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华沙条约的两个同盟国——之间的边界，数十年来一直是欧洲最为刻薄的边境通道，明显要比柏林墙更令人恐怖。游客会在半夜被羁留上几个小时，不管你携带的是什么护照，而疑心颇重的罗马尼亚警察则会搜查每一个行李箱，除了其他具有颠覆性的物品，主要找寻匈牙利语出版物。1983年，我不得不贿赂一个罗马尼亚边境卫兵，为的是不让他没收我的打字机。
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群领袖陶柯思。
在罗马尼亚的210万匈牙利人构成了非俄罗斯的最大少数民族群体，是以色列占领期间西岸阿拉伯人数量的两倍。但是，尽管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年代，作为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遭受的镇压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遭受的镇压一样严重甚至更为糟糕，但是，直到1989年12月革命，美国媒体机构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知识还仅限于德拉库拉这个形象而已。
随着事件的发展，齐奥塞斯库对于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镇压，为1989年12月的革命之火提供了火种。
蒂米什瓦拉（在匈牙利语中则是蒂米什瓦）的卡尔文教改革教堂本堂牧师匈牙利人拉什佐罗·陶柯思（Laszlo Tokes），曾公开布道反对政府及其种族歧视政策。蒂米什瓦拉并不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辖区之内，而是属于巴纳特，这是罗马尼亚西部的一个边境地区，这里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从来没有像特兰西瓦尼亚那样严重。因此，当齐奥塞斯库政府动议对陶柯思进行国内流放的时候，不仅匈牙利人，也有罗马尼亚人，都加入了蒂米什瓦拉的街头示威活动，进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并导致十天之后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重负，再加上齐奥塞斯库大规模群众运动政策的社会效应，很快就粉碎了蒂米什瓦拉起义在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所催生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种族的善意。“请不要谈论陶柯思，好吧？”我在特古穆雷斯遇到的一个英语教师这样说，“即便是像我这样一个开明的人，也有自己的局限。那个人不过是一个匈牙利族的沙文主义者而已。你是否读过他写的这句话，‘对处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匈牙利人来说，罗马尼亚语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语言’。罗马尼亚语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压迫性的语言？”
“矛盾的是，我们一起受过煎熬，”易昂·帕斯库反思说，他是特古穆雷斯医学院的神经学家和院长，“但是，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
特兰西瓦尼亚的氛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之物：这里的人们比摩尔达维亚或瓦拉几亚的人西化的程度更高，但是，粗俗的偏见感染了路边咖啡馆里最为高明的交谈。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的特兰西瓦尼亚就像是30年代的维也纳或柏林。我于4月底到达了特古穆雷斯，几个星期之前，从周围偏僻的村子里赶来的几个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团伙，挥舞着刀棒在玫瑰广场打起了群架，结果5人死亡，250人受伤。
尽管在特古穆雷斯，坦克无情地在玫瑰广场上巡逻，但在50英里之外的克鲁日，在我到达的那天下午，自由广场上站满了罗马尼亚的学生。他们用罗马尼亚国旗盖住了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雕像的底座。学生们唱着用鼓点控制节奏的歌《醒来吧，罗马尼亚》，这首歌是安德烈·穆雷萨姆于1848年举行的抗击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统治者的起义时创作的。学生的要求是：举行第二次革命，使罗马尼亚能够摆脱“救国阵线”。
对我来说，在整个巴尔干，没有一个城市像克鲁日那样令人陶醉：陡峭的、三角形的屋顶，窄窄的大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两边黄色的巴洛克式的房屋正面，临近傍晚时，若天气温暖的话，周围乡村散发出的泥土气息。中欧这个土气的、偏远的前哨，有着印度夏日的特征。当克鲁日还被称作科洛斯瓦尔的时候，醉心于爱情和精彩对话的具有浪漫情怀的匈牙利人，在主广场旁边的咖啡馆里热烈地争论着，一直到夜深也不肯停息。对我来说，他们的灵魂仍然在这里，神灵活现，就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中的一杯上好的咖啡或是缱绻情深的一吻。
克鲁日最著名的东正教堂Theotokos大教堂以及著名律师阿瓦拉姆·简库（Avram Iancu）雕像。
克鲁日国家戏剧院和歌剧院。
英国著名巴尔干学者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认为，莫扎特的《唐·乔万尼》是先在克鲁日演奏的然后才去的布达佩斯，而且李斯特曾在这里举办过演奏会。我在主广场上的洲际酒店住下，在前共产主义时代，这个酒店被称为纽约酒店，这是一座黄白相间的巴洛克建筑，有着银色的圆屋顶。酒店的咖啡屋有镀金的柯林斯柱子，1935年7月，弗莫尔曾与他的匈牙利朋友来这里喝酒聊天。在其关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游记《森林与河流之间》里，弗莫尔回忆说，他曾经听到“细小而欢快的《蝙蝠》中的华尔兹乐曲，从酒店的餐厅飘入咖啡馆”。1990年，没有华尔兹乐曲——也没有吉普赛曲子——从餐厅传来；有的只是震耳欲聋的尖利的咆哮，在那些乱糟糟的、醉醺醺的坐在桌子边上的人听来，这就象征着西方的自由和富足。与弗莫尔当年的情景不同，没有人穿小礼服，呷鸡尾酒。参加宴会的人穿着大衣，喝着李子白兰地和啤酒，酒中掺了水，据谣传还掺了洗涤剂，空酒瓶子堆满了脏兮兮的、散发着臭味的桌布。吉普赛人纠缠着大厅中的西方人，向他们兜售西方的香烟、粉红色的气球和妓女。
克鲁日的圣迈克教堂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著名的天主教堂。
齐氏政府者把罗马尼亚农民迁移到这里，把原来的匈牙利人迁移到别处，通过这种方式实施社会和文化的破坏；尽管如此，克鲁日和科洛斯瓦尔的精神仍然幸存下来。1929年，斯塔基把克鲁日看作是“喜爱沉思的旅游者最为理想的城市。这里可以是欧洲东部的牛津，有它自己的学生，也有它自己的传统建筑”。尽管一度非常优秀的大学已经不再具有斯塔基到访时的风貌，它仍然是这所城市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存在，我自己在这里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到访的第一天参加的晚宴上，我遇到了该大学的英语教师奈杰尔·汤森，他在1990年时是罗马尼亚唯一与英国对外文化协会有关系的讲演者。英国对外文化协会赞助全世界的英语图书馆和讲演者。尽管是一个严格的文化机构，但英国对外文化协会使用英国在许多国家的使馆的设施，这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含混不清的形象：许多接待国家的人们认为英国对外文化协会赞助的讲演者是英国间谍。小说家奥莉薇雅·曼宁嫁给了一个英国对外文化协会的讲演者R.D.史密斯，他曾于19401941年在布加勒斯特工作过。当时的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以及其他为设在罗马尼亚的英国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笨手笨脚的书呆子都是间谍，这一荒谬然而又十分险恶的观念，为曼宁的《巴尔干三部曲》的情节提供了基础。
齐奥塞斯库也认为英国对外文化协会的讲演者是间谍。在他统治期间，为该机构工作的条件变得非常严格，以至于该机构工作人员的数量在80年代只能逐渐减少。最终，生活在克鲁日的讲演者奈杰尔，成为唯一的与《巴尔干三部曲》中人物有着实质性联系的人。
奈杰尔在各方面都满足了我的期望。就像《巴尔干三部曲》中虚构的人物盖伊·普林格尔一样，奈杰尔有着高大魁梧的体格，戴着金属镜框的眼镜，非常关心他的罗马尼亚学生的生活及其问题。他既要操心这个学生是否能够得到去英国读书的奖学金，又要担心那个学生是否能够走出抑郁的困扰。奈杰尔每天都读一本英国文学的书；他讲罗马尼亚语、葡萄牙语、德语和其他语言。他、他脾气火爆的塞尔维亚族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克鲁日郊区的一座典型的罗马尼亚单元楼里面，忍受着罗马尼亚人都要面对的艰难困苦。例如，鸡蛋和啤酒在当地商店的重新出现，会让他以及他的邻居都感到兴奋。生活对奈杰尔来说并不容易，但是，他对罗马尼亚人及其国家的真实状况有着质朴自然的认识，而这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外国外交官员难以望其项背的。
如果没有奈杰尔的话，我不可能遇到我在克鲁日认识的那些人——这些人尽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却使我得以直接面对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状况：在特兰西瓦尼亚发生的西方的启蒙运动，仍然主要是一件匈牙利人的事情，对当地的罗马尼亚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桑德拉·丹丘把已故希腊作者尼考斯·卡赞扎吉斯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了罗马尼亚文。在克鲁日的第一天早上，我就去她家里要咖啡喝。
“你读过《希腊人佐巴》这本书了吗？”她问道。“那么，你就会明白，魔鬼本人就在修道院之内。例如，在阿尔巴茱莉亚，忏悔室就被人监听了。……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我不记得有哪个统治者是诚实的。在罗马尼亚，魔鬼总是胜利的一方。现在，匈牙利人正在制造一切麻烦。千真万确，他们真的就是沙文主义者。他们谈论他们的匈牙利文化的方式，让你觉得那就是圣徒的遗骨。”
我问她1989年12月22日，也就是齐奥塞斯库逃离布加勒斯特那天，克鲁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想记住那一天，因为在我的内心，它和绝望连在一起。即便是齐奥塞斯库已经死了，我们仍然没有从我们自身解脱出来。”
“你能够只是描述一下那天你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吗？”
“12月21日晚，我睡不着。我就开始祈祷。那一天，广场上已经有示威活动，军队杀了很多人。第二天早上，即12月22日早上六点半，我起床领着女儿出去散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着我们去那样做。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行为。背信弃义者到处都是，非常危险。士兵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街头巡逻。但是，我敢于用我的双眼打量他们，表达我的仇恨。我想为我的同胞遭受的悲剧报仇。我将永远也不原谅那些人，永远也不。他们不值得任何同情。
“我和女儿不是唯一到街上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还有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来到了勇敢者迈克的雕像前。朵伊娜·柯妮亚也在那里，正在向人群发表演讲。[2]有感于勇敢者迈克精神的消亡，我们都发誓每天早上同一时间来他的雕像前，直到齐奥塞斯库垮台。然后，我们又都去了东正教大教堂。
“我们在两排坦克中间行走着。也许他们会杀了我们，我对女儿说。我至今还记得，接着，一个年轻的牧师从教堂里面走了出来。他很严肃，也非常有理智。我感觉他的声音响彻云霄：‘我们在天上的父……’”
“后来，整个人群来到了自由广场。在那里，有人从窗户里喊道：‘暴君逃离了布加勒斯特。’那一时刻，我对每一个乞丐，街上的每一个魂灵都充满了爱。……”
“处决齐奥塞斯库就像是清洗灵魂，就像是放血，是我们这个民族首次的精神操练。……如此血腥，又如此纯洁，我们的心灵在基督和齐奥塞斯库之间摇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好处；这还远远不够。当时的感觉是我想吃他的肉。是的，那天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
“那个从教堂里出来的年轻牧师是谁啊？”我问。
“他的名字是易昂·贝藻神父。不论你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在教堂里。”
我在教堂的正厅里面发现了贝藻神父，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面包。他穿着东正教牧师都穿的黑色长袍，戴着黑色的圆筒状的帽子。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冲我微微一笑，接着出于我没有弄明白的原因，把他手里的面包塞到我的手里，示意我跟他走：“来，你是我的客人，咱们一起吃午饭。”
贝藻神父一直对我微笑着。他黑色的帽子下面露出深色的头发，长着红色的络腮胡子。他看起来跟我年纪差不多，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的表情有些懦弱，像是一个一两天没有吃饭的人。贝藻神父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可是当他把面包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非常大，手上的力道很大，筋脉突出。我立刻想起了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大卫的手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的比例不相称。我隐约想起在某个地方读过相关资料，说米开朗基罗有意识地夸大了他的具有英雄气质的创造对象的双手，作为其生殖能力和受到神的偏爱的符号。
贝藻神父的家里有很多尖叫声。贝藻神父和他妻子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东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但条件是他们不能在修道院服务）“小易昂已经六岁了”，贝藻神父告诉我说，“杜米丘去年十月才出生。”“在十二年中，我们一直不能生孩子。接着来了小易昂。当去年十月杜米丘来到时，我们把这件事当成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个信号，预示着有好事即将发生。到我的书房去吧，那里安静些。”
贝藻神父的书房到处都是书。除了宗教书籍和罗马尼亚作者的书以外，我还看到了莎士比亚、加缪、柏拉图、奥尼尔、波德莱尔和乔伊斯的书。
“一个牧师也读加缪——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的书？”我询问道。
我接着得知，当贝藻神父想尖叫的时候，他就轻轻地发出嘶嘶的声音，并把他那巨大的双手伸向天空：“相比于自费迪南德国王和玛丽王后以后统治我们的那些人当中的任何人，加缪都是一个更相信上帝的人。没有上帝和约伯，就没有存在主义！约伯对他的危难所进行的分析——那不是存在主义！来，我们吃面包，喝李子白兰地。”说着，神父从我手中接过了那个面包，并在桌子上把它撕成碎片。“你瞧，这个李子白兰地瓶子上贴的是匈牙利语的标签。这是个好事情。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必须学会去爱对方。”
“人们告诉我说，去年12月这里发生革命时，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我并不重要，”贝藻神父回答说，“我们所有人凭借我们的默契而通力合作。我们都负有责任，不仅对这里发生的罪恶负责，还要对古巴、埃塞俄比亚的政权犯下的罪恶负责。应当对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饥荒负责的，是我们。……”
“几十年来，我们的国王，迈克·霍恩佐伦，与我们的那些的统治者不同，他根本不是异教徒，也不是窃贼，可他却不被允许踏上罗马尼亚的土地。但是，像亚西尔·阿拉法特，竟然被允许到这里来！告诉我，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可能？”贝藻神父张开了他的双臂，前额堆满了皱纹，就像是圣像中已经殉难的人物。
“喝酒，喝酒，”他敦促我说，“这是罗马尼亚教堂制作的、装在匈牙利瓶子里的李子白兰地。你看，”他接着说，“牧师的职责就是说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说明哪一方是光明，哪一方是黑暗。”
他妻子为我们把午饭端到了他的书房里：红酒、烤猪肉和鸡蛋。“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基督教的祷告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但我不是基督徒。”
“那你信仰什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说的对吧？”
“我是犹太人。”
“那么你必须自己祷告。我妻子必须拿走这些猪肉，并另外为我们准备东西。”
“别，别，”我变得有些尴尬。“猪肉是可以的。我没有宗教信仰。我的意思是，请……”
他的表情有些不悦。
“请告诉我，”我在开始吃猪肉并喝酒的时候说道，并试图改变话题，“1989年12月22日，当人群朝大教堂走过来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政府的总部就在广场那边，与教堂对着。当我看到人群夹在坦克之间，从政府总部那个方向朝着教堂走来时，我喊了起来。我喊了起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作用，我知道。罗马尼亚人民离开了异教徒的地盘，又重新跪倒在上帝的居所。我也跪下了，然后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现在怎么样了呢？”
“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人们仍然缺少信仰。他们怀疑朵伊娜·柯妮亚和拉什佐罗·陶柯思——不相信陶柯思，因为他是一个匈牙利人。陶柯思是一个英雄，但没有人肯为他说一句好话。真实的想法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面。但是，我们仍然害怕说出来。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我们变成了一个精神上被毁容的民族。”
贝藻神父送我出门时给了我一瓶家酿的李子白兰地。他邀请我离开克鲁日之前每天都到他家吃午饭和晚饭。我和他见面才不过两个小时，而且是不请自到，没有预约。
走回洲际大酒店的时候，有些醉醺醺的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罗马尼亚真是那些洋溢着激情的地方之一，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最好的人，也可以遇到最坏的人，也许布科维纳的修女们的说法是对的：只有在发生了很多恶的地方，才能慢慢出现拯救者。
“我认为，你该和乔治谈一谈了，”奈杰尔说道，脸上浮出调皮的微笑，“我有一种预感，你们俩肯定很投缘。”
我和乔治以及奈杰尔一起在大学附近的一家饭店吃了午饭。乔治个子很高，体格健壮。他黑色的头发理得很短，已有部分变得灰白，留着黑色的小胡子。他有某种超凡的魅力，也有某种狡黠。当我拿出笔记本的时候，乔治说：“我希望你不使用我的真名。”因此，“乔治”并不是这个家伙的真实的名字。后来，当我拿出钱包给侍者付账的时候，乔治评论说，“我看得出来，你是在黑市上换的钱——我是根据钞票折叠的方式看出来的”。
侍者们都认识乔治。他们的服务很迅速，也很有礼貌，并保证给我们换桌布，拿出擦得干净的杯子：这在罗马尼亚是比较少见的事情。
但是，即便是侍者们不认识乔治，我觉得这里的服务可能一样会很不错。乔治是那种令人羡慕的走进一个熙熙攘攘的饭店就会很快得到关照的人。乔治后来摇着手指向我吹嘘说：“这是一个到处都在排队的国家。但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非得排队不可，从来没有。”
乔治刚刚四十出头。他的脸上总是一副忧虑的表情。他生活的信条是，一旦你停止忧虑，并且不再担忧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在罗马尼亚，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存策略。
要想解释清楚乔治留给我的印象——他散发出的情调——如何，莫过于把他比作《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个人物：维克多·卡马洛夫斯基，在电影版中由罗德·斯泰格尔扮演。在《日瓦戈医生》的开头，卡马洛夫斯基是俄罗斯贵族阶层的一个颇有名望的成员，与沙皇同流合污，并在勾引一个朋友的女儿，这个女人年龄不到他的一半，但他却让她怀了孕。卡马洛夫斯基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电影的末尾，时间设定在1917年革命之后。此时他是在为布尔什维克工作，脸上同样挂着忧虑的表情。“布尔什维克相信你。”尤里·日瓦戈（奥马尔·沙里夫饰演）幼稚地感叹说。卡马洛夫斯基讥讽地笑了，仿佛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一样：“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他们觉得我有用。”
乔治以前是罗马尼亚执政党成员。他现在属于“罗马尼亚壁炉”。这是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的组织，根据报道与传闻，它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天使长迈克军团，除了是一个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的庇护所之外，它还在伊利埃斯库的救国阵线的面具下操纵着罗马尼亚的命脉。乔治还是克鲁日的两份报纸的编辑：一份报纸支持救国阵线；另外一份则是一份学生的报纸，反对救国阵线。
然而，乔治也有过闪失。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靠奖学金在伦敦生活，偷偷地做过一些事情：向阿拉伯人卖旧车，安排一个罗马尼亚的外交官从罗马尼亚的使馆的地下室向当地的收藏者卖摩尔达维亚酒。一次短期回到罗马尼亚的时候，乔治被告知他的护照已作废。“我在伦敦一家银行有700多英镑的存款；对于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那可是一大笔钱啊。那些混蛋却再也不让我出国了。”说着边用舌头发出“啧啧”的声音，同时还抬起了自己的眉毛，这是东方式的表示蔑视的方法。
在克鲁日有传言说，乔治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上校。我不相信乔治有那么邪恶，他应当不过是一个想办法赚些钱的幸存者，完全被玩世不恭和悲观绝望的情绪左右着，既蔑视体制，也蔑视那些幼稚到敢于公开对抗体制的人。乔治属于从不会发动革命，但又总是能够弄明白如何从新的秩序——不论新的秩序是个什么样子——中获利的那一类人。
乔治既会说英文，也会说德语和其他语言，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斯坦贝克专家。“作家当中，唯有斯坦贝克真正明白共产党执政到底对农民干了些什么。在五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斯坦贝克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去准备撰写的故事。《愤怒的葡萄》，哈，”乔治带着极为厌恶的笑声说道，“与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乔治正在守护着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他自己，他美丽的、红头发的妻子奥古斯塔以及他们的儿子。革命刚刚发生几个星期，除了参加“罗马尼亚壁炉”并参与救国阵线，他还私下开始教英语课。他用赚来的钱在黑市上买了一个碟形卫星天线，并安装在自家客厅的外面。一家人可以收听来自伦敦的“卫星新闻”、《爱情之舟》，与此同时，乔治则在盘算，哪一方将赢得统治罗马尼亚的权力，他和他的家人在克鲁日或国外什么地方能否过得好一些。
奥古斯塔一直在催促乔治离开罗马尼亚去美国，或者去任何地方，“只要我们一家人可以像人一样而不是像野蛮人一样活着就可以。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办理护照，一有机会，我们就离开这里吧。在这里，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乔治也不知道。他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我已经人到中年了。我不想完全从头开始。嗯，”他抬了抬眉毛，“我在美国能算是什么呢？一个脏兮兮的移民，每天都24小时地拼命工作，为的是让我妻子去逛购物中心，买一个微波炉。不，”他摇了摇手指，“我要等一等，观察一下局势。也许这里也有一些机会。”
奈杰尔是对的；乔治和我非常投缘。奈杰尔吃完饭之后就离开了，乔治和我则到了他住的单元房去见他的家人。后面的一两天，我们几乎是在不停地谈话。乔治提供的家酿的李子白兰地使我们的谈兴更加浓厚。我经常没有办法记笔记。但是，我能记得住他整段整段的独白：
“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你认为我傻吗？”他扬了扬下巴，亮出了他的掌心。“你以为我是怎样学的英语，德语？你以为我在70年代是怎样赚钱并获准去英国和美国，并在那里学习斯坦贝克的？通过当不同政见者吗？当然，我只能耍花招了。在罗马尼亚，能到国外去，能获得良好教育的人，是那些属于党的人。因此，你别无选择，眼下，除了加入救国阵线，你别无选择。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也和中欧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这是一个由连农民都不如的人组成的民族。唯一有资格的就是以前的共产主义者。”
“请相信我的话，再也没有谁比一个罗马尼亚的前共产主义者更仇恨共产主义了。你看，我们罗马尼亚人比南斯拉夫人多一个优势。南斯拉夫人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盲目支持的传统，竟然相信那个东西。而我们，”他用一种会意的、优越的神情扬了扬眉毛，“从来不相信任何东西。那就是个大大的圈套。这也就是我们可以获得信任，而南斯拉夫人把一切都彻底搞砸了的原因。”
“鲍勃，现在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你就拭目以待吧。我说的是那些在广场上的人，不管是在克鲁日，还是在布加勒斯特的广场上，就是那些想推翻伊利埃斯库和所有执政者的那些学生：如果他们成功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人们突然害怕他们就要成功——就必然会有大屠杀，血流成河。因为这个国家每一个没有去广场的人，都会感觉与伊利埃斯库在一起，要比与学生在一起更安全。”
乔治是1990年初对我说的这一番话。一个月之后，防暴警察驱逐了广场上的学生示威者。但是，学生很快又重新占领了广场。受此鼓舞，又有好几千名学生包围了附近的政府办公大楼。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对此进行干预，于是人们猜测，伊利埃斯库可能被迫辞职。然而，不到24小时，数千名来自瓦拉几亚基尤峡谷的矿工到达布加勒斯特。他们挥舞斧头和大棒上演了一次大屠杀。在当地医院，护士们拒绝看护受伤的学生。让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恐怖的是，很少有罗马尼亚人对受伤学生表达任何同情。
乔治接着说：“让我告诉你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伊利埃斯库将以压倒优势当选总统（他的确这样当选了总统）。接着，慢慢地，在后面的两年中，救国阵线将从内部发生分裂。在该组织分裂的过程中，新的比我们现在的政党更为成熟的反对党会慢慢出现。罗马尼亚将最终会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府。但这一切要等到90年代中期才有可能发生，因而，将组成新政府的政客目前仍处在外围。我是为阵线工作的，一旦阵线开始崩溃，我就不会再和它有任何关联了。”
“乔治，‘壁炉’怎么样了？”我问道，“‘壁炉’是新的天使长迈克军团吗？”
“你说的是‘罗马尼亚壁炉’吧？这很有趣。‘壁炉’是在革命之后形成的，因为当时罗马尼亚人突然意识到，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防范来自匈牙利人的威胁。但是，尽管我是‘壁炉’的一个成员，我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可能往哪里走。它可能会是一场雪崩。你要记住的是，天使长迈克军团形成的方式，与‘壁炉’的形成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是一场理想主义的、回到草根的民族运动，超越政治的，廉洁的。关于‘壁炉’，我还要等等看。”
乔治谈论齐奥塞斯库的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我只记住了要点：
“齐奥塞斯库是最坏的一种罗马尼亚人；他是一个瓦拉几亚农民，有点类似于土耳其人和吉普赛人的混合物。这一点对于理解他的心理活动至为重要。你以为他偿还外债是为了履行国家的责任吗？哪个心智健全的人会提前还清债务？他在想，‘一旦还完了钱，这个国家就是我的了，我想可以用它为所欲为了’。就像是一个农民还清了地主的债一样：一旦被抵押状态解除，房子就完全属于他了。他可以增加房间，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齐奥塞斯库的心理就是这样。”
1978年，齐奥塞斯库夫妇访问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夫妇在白金汉宫接见。
1989年12月21日早晨，克鲁日发生的大规模示威和冲突。
“齐奥塞斯库养驴子当宠物。你就想想吧。”乔治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然后开始扭动自己的手指。“是一群驴子在发号施令。你知道，1965年，乔治乌-德治死了之后，齐奥塞斯库成为新的领导人，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谁。他默默无闻，那就是说，直到那一时刻，他的工作是在国内安全的领域。他像斯大林一样，是个把官僚机构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偷，很奸诈，却没有智慧可言。在罗马尼亚，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纸比石头锋利。’只有用笔和纸，你才能大规模地折磨和谋杀人。”
“斯大林至少还接受过一些教育。为了成为东正教牧师，他在格鲁吉亚读过书。这就是所有斯大林的讲话都像东正教的祈祷书一样的原因，而且这还演变成为一种风格。但是齐奥塞斯库没有受过教育。他十五岁就辍学。他有语言障碍。他父亲揍他。故事是这样说的：一次，他因为盗窃被送进监狱，和一些共产主义者住在同一个牢房。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乔治抬了抬眉毛，耸了耸肩。“齐奥塞斯库在奥尔泰尼亚的斯考尼塞斯提长大，那里是瓦拉几亚最为落后的地方。那是个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没有区别的小镇之一，弱智得很，”他围着自己的头挥舞着手指，“就像你们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一样。”
“你们美国人很给他面子。尼克松1968年时邀请他去访问。的确，我得承认，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也许会比乔治乌-德治好一些。毕竟，齐奥塞斯库批评过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你看，我们都在暗自盘算。我们都在为自己打算盘，而齐奥塞斯库把我们都给玩弄了。那就像是一个流沙区。1974年我竟然回来，实在是太傻了。我本应当留在国外的。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美国，我现在都应当很富有。”
“可是，1976年的时候，卡特竟然邀请他访问美国，那是不可原谅的。那就像把我们的脸摁在粪便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都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记得，我当时在我们这里的报纸上看到，在访问的过程中，我不太清楚是在马里兰还是在宾夕法尼亚，他们以齐奥塞斯库的名字为一家超市命名。卡特的先遣人员很可能为了让他高兴，说了些什么，他竟然相信了，而且他想要我们也相信。你们美国人啊，要是你们想羞辱一个国家，你们总是能做得很到位。”乔治做了一个吐吐沫的动作，“你还在猜测，我为什么在70年代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们就什么事也没有做对过吗？”
“你们有一个好人，就一个。”
“是谁啊？”
“你们的大使，芬德伯克。”
我抬头看了看乔治，感到很惊讶。
戴维·B.芬德伯克是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任命的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其时里根刚刚当选总统不久。芬德伯克的任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这是里根最为有趣的、最具争议的任命。芬德伯克是参议员、北卡罗来纳共和党的杰西·赫尔姆斯一直在提携的人物，对赫尔姆斯关于堕胎、校园祈祷以及其他问题的极右观点，都极为推崇，且甚以为荣。芬德伯克简历上还有其他较少注意的内容。他会讲罗马尼亚语；他曾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在罗马尼亚学习过；而且他撰写的论文就是要论述，何以英法两国在30年代的绥靖政策部分地使得罗马尼亚只能听凭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摆布，进而使得罗马尼亚人几乎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好在战争开始时亲德，快要结束时亲苏。芬德伯克不是政治大佬，他当大使不是为换取竞选赞助。年轻而表情严肃的芬德伯克，长着黑色的头发，戴着黑框的眼镜，只是一名身负使命的学者，他只对一项工作感兴趣：担任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职位。
美国国务院讨厌芬德伯克，芬德伯克也敢如法炮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在70和80年代，罗马尼亚是东欧唯一的让华盛顿产生深刻的政策争执的国家，争执之激烈几乎到了小型战争的程度。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华沙条约国中唯有的美国给予最惠国贸易地位的两个国家。就匈牙利的情况而言，这没有引起什么争议；按照东欧标准来衡量，匈牙利有着自由主义的经济，也有着自由主义的人权记录。美国把罗马尼亚定为最惠国则是由于别的原因。依照美国国务院的看法，齐奥塞斯库实行“独行其是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完全遵循苏联的路线。例如，他承认以色列，又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芬德伯克把他在国务院的对手称作“穿细条子花纹西服的人”，他们认为，不论齐奥塞斯库“独行其是的”外交政策对于美国的价值是多么地微乎其微，取消罗马尼亚的最惠国待遇，其结果只能是消除华盛顿对齐奥塞斯库拥有的哪怕是极少的影响，从而导致罗马尼亚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对于这种论战的思路，芬德伯克的回答实质上等于说，“恶化？在罗马尼亚，还能再怎么恶化？”
华盛顿到处有传言说，芬德伯克是外行，根本不懂外交，而且他讲罗马尼亚语也没有那么好。“他把一个糟糕的局势弄得更加糟糕了；需要一个新的大使去把布加勒斯特的事情扳回到轨道上来。”一位智库的专家向我解释说。
但是，驻布加勒斯特使馆的外交服务官员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其中一个人则斩钉截铁地说，“芬德伯克确实能讲很好的罗马尼亚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这个位置到底该干什么”。另一位在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官员说，“我不在乎任何人说他什么；看了他如何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之后，我内心拥有的只是对于芬德伯克大使的最为崇高的敬佩。”
芬德伯克1984年高调辞职。他公开把齐奥塞斯库称作“阴谋家”（schmecher），这是罗马尼亚语中用来表示“欺骗高手”的一个俚语用词。芬德伯克的意思是，齐奥塞斯库用一种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独立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欺骗”了美国国务院。尽管芬德伯克的爆发在国务院引来的只是叹息和愤怒，乔治却对此评价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