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兰西瓦尼亚的故事：花衣吹笛人的孩子回到了哈默林
搭顺风车走了一个小时，我就离开了阿杰什库尔迪亚镇肮脏的寄宿处，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住进了西必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罗马尼亚帝国酒店，房间极为干净，陈设的家具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价格和阿杰库尔迪亚的相同。
这就像是来度假。卫生间里的瓷砖和金属喷头擦拭得亮铮铮的。一块肥皂放在新的包装纸里面。酒店内设的咖啡厅供应掼奶油的卡布奇诺咖啡。酒店——就是李斯特和约翰·斯特劳斯曾经在其中得到过资助的同一家酒店——的墙上装饰着镶嵌在大理石中的或镀金的镜子，酒店供应没有浮油的汤和干净的色拉。罗马尼亚侍者与清扫我房间的女清洁工一样，低声细语，干活麻利，也没有人悄悄地跟我谈汇率和妓女。
从窗户往外看去，就像斯塔基六十多年以前做的那样，“我惊讶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镇，好像不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因为既没有罗马尼亚也没有匈牙利的特征。狭窄的街道和有山墙的房屋，让我想到了纽伦堡……”我走进了邻近酒店的共和广场，看到了一大块由石板铺成的空地，周围则是巴洛克式的建筑物的正面，建筑物上挂着纹章一样的木质标志，有着用瓷瓦覆盖的、长满青苔的陡峭屋顶，屋顶上还装着天窗。我从高高的拱门遮蔽的小路望去，看到了“坚实的高塔”顶上无数的洋葱头形圆顶，帕特里克·利·弗莫尔在1935年就对它们惊叹不已。要是一些房屋的前面重新涂刷上一层油漆，再增加几家定价奇高的时装商店，这个镇完全可能被当作德国的若干小镇之一。我来到了昔日辉煌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东南边陲，然而我恰好又处在罗马尼亚的中部。我在罗马尼亚一路走来，不断遭遇着感觉上的矛盾和怪异，但是，在之前的行程中，这种矛盾和怪异之感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实，这样不可思议。事实上，这些建筑所讲述的故事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中世纪时，下萨克森地区的哈默林（Hamelin）的孩子们跟随花衣吹笛人进入地下，向东南方向走了1000英里，露出地面时，他们已出现在喀尔巴阡山的深处，属于黑海的分水岭之内。这则童话故事经过歌德、格林兄弟和罗伯特·勃朗宁的传播，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脱胎于德意志人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殖民经历。勃朗宁这样写道：
还有一件事儿，我一定不能不说
在特兰西瓦尼亚，有这样一个部落
都是些外来人，他们说，之所以
做事不同于俗，服装奇特
以至于引起邻人议论和猜测
实乃因循祖先之前辙，祖先们
从某个地下的牢狱中逃脱
他们也是受人摆布误入其中
很久以前，原本人丁兴旺
世代居住在布伦瑞克的哈默林
可这番苦难的原委，却没有人晓得
“布伦瑞克”（Brunswick）就是萨克森，德国中部的一个地区。尽管特兰西瓦尼亚最初的德国殖民者，很可能是来自靠近荷兰边境的佛莱芒人，但“萨克森”这个标签却一直被沿用至今。在童话故事里，花衣吹笛人是一个捕鼠人，他的笛声非常具有吸引力，把哈默林所有的老鼠都吸引到了维泽河边，它们自己跳河淹死了。镇上的人没有为捕鼠人的服务支付报酬，作为报复，捕鼠人演奏了一首曲子，迷住了镇上所有的儿童。然后他就引领孩子们进入地下，再也没有让他们与父母见面或回到家乡。
广为流传的吉普赛人偷小孩（且不必说吉普赛人演奏迷人音乐的名气）的观念表明，花衣吹笛人这个人物是以一个吉普赛人为原型的，是他把孩子们一路领到了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家。
真实的情况是，马扎尔人的国王葛扎二世征募人们到当时尚属中世纪的匈牙利的东侧去定居，以抵抗拜占庭帝国。在那里，萨克森人建造了七个坚固的城市，或叫作塞本伯根（Siebenburgen），都是地方性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克鲁日被叫作克鲁日、克鲁日-纳珀卡或科洛斯瓦尔之前，一直沿用其最初的萨克森定居者给它起的名字“克劳森堡”。布拉索夫最初的名字是克朗斯塔特；锡吉什瓦拉最初的名字是沙斯堡；等等。这些镇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赫尔曼施塔特，以一位萨克森男爵的名字而命名。只是到后来它才以其匈牙利名纳葛兹本而知名；再到后来，又以其罗马尼亚名字西必乌（以附近的一条河而命名）而知名。
尽管地图上标注的都是罗马尼亚语的名字，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所熟知的，仍然是这些镇最初低沉有力、德意志式的响亮地名。这些冷峻、勤劳的萨克森人对光顾此地的游客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德拉库拉》中的强纳生·哈克在去往德拉库拉伯爵的城堡的路上，向东穿越特兰西瓦尼亚的时候，很自然地，把他停留的地方不叫克鲁日，而是叫“克劳森堡”。
“我发现，略懂一点德语还是蛮有用途的；事实上，要是一点儿也不懂，我真不知道这一路如何走下来。”哈克在日记中匆匆写道。
萨克森人从不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他们在其要塞墙壁之后建立起了团结的、高效的社群。在萨克森人的眼中，与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的接触越少越好。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用来称呼特兰西瓦尼亚的名字“阿尔戴尔”和“艾德理”富有诗意，指的是那里的森林；但在萨克森人眼中，特兰西瓦尼亚一直都只是塞本伯根——七个要塞的意思。
新教的改革强化了萨克森人对于其德意志之根的意识。用历史学家卢卡科斯的观点来说，他们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为坚定的路德会信徒”。1918年奥匈帝国的崩溃和塞本伯根迅速被转交给罗马尼亚，进一步增加了萨克森人的民族孤独意识，也使得其社群成员特别容易受到20世纪30年代纳粹宣传的蛊惑。在希特勒统治时期，萨克森人的地位被提升，被认为是德侨（volksdeutshcer）——这是一个极难翻译的术语，饱含着血缘、领土和种族的含义，有点接近于“德意志广大成员”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军队横扫东欧的时候，大量的萨克森年轻人参加了武装的党卫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集中在欧根亲王师（SS PrinzEugen），对在南斯拉夫犯下的最惨无人道的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卢卡科斯把萨克森人称呼为“最为自豪的元首追随者。”直到1981年，在开车穿过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萨克森村子时，卢卡科斯发现，“一个穿着吊带花饰皮裤的小男孩，看到我的维也纳汽车牌照，敬了一个希特勒式的礼”。
由于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非罗马尼亚人的社群，数量高达数百万的萨克森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罗马尼亚政权的首要牺牲品。战争结束后，罗马尼亚人和苏联人合伙，把所有18—50岁之间的萨克森男人和18—45岁之间的萨克森女人都送到乌克兰东部和西伯利亚的顿涅茨煤田去工作。这些被迫离境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最终返回了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家。另外四分之一在获释之后直接去了西德。剩下的一半直接消失在苏联境内，很可能在五十年代早期就因疾病、终年寒冷或过度工作而死亡。
从六十年代开始，齐奥塞斯库就像对待匈牙利人那样对待萨克森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生活。他把萨克森人当作签证人质慢慢地卖给西德，赚取硬通货，就像他把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卖给以色列一样。根据齐奥塞斯库的情报部门头目、后来向西方叛变的扬·米哈依·帕切帕的说法，齐奥塞斯库曾经向他秘密透露说，“犹太人和德意志人，”连同石油，是罗马尼亚“最好的出口商品。”
到八十年代末期，只有20万萨克森人仍然留在特兰西瓦尼亚。1989年革命之后，护照和签证更容易得到时，这些萨克森人成群结队地去了德国。
1989年，我在德国的慕尼黑市采访了一位年长的、来自罗马尼亚的萨克森移民多萝西娅·帕斯迪奥。“我母亲在克朗斯塔特（布拉索夫）的家族，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帕斯迪奥夫人说，“但是，我们在塞本伯根的祖先，还应当再往前追溯。我母亲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我父亲跟随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克朗斯塔特附近参加军事行动时。……”
“我的少女时代非常完美。我们德意志人生活在自己的、备加保护的社交世界中。我们和罗马尼亚人或其他人几乎没有联系。他们和我们也几乎没有联系。事情有些滑稽，我们比邻而居，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想去了解他们的语言或对他们进行更多了解的欲望。我们的学校要比他们的好很多。在萨克森的学校中，上学考勤是强制性的，这要比哈布斯堡帝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早，毫无疑问，比罗马尼亚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早。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社群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群。事实上，来自德国的德意志人经常把孩子们送到塞本伯根的度假营地，因为我们这里有足够多的食物。”
“在克朗斯塔特，我们过着非常有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我父亲在唱诗班唱歌。我们上演自己编导的瓦格纳歌剧。我们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当中弥漫着一种群体心理，那对青年人参加武装党卫军是一种刺激。每当消息传来，我的同学之一有兄弟在战场上丧命，那个同学就会有几天不上学，返校时就会穿黑色的衣服。如果没有这类事情，战争是相当遥远的。希特勒统治的那些岁月，我们这里的生活是相当愉快的。”
“我一生的危机时刻，就是一切都从好转向坏的那一时刻，发生在1945年德国被打败的时候。”
枪上上了刺刀的苏联士兵闯进了帕斯迪奥女士的家，带走了她的父亲和年仅15岁的哥哥，并强行征用去做劳工。她的哥哥逃脱，父亲则于1946年死在顿涅茨煤田。直到1973年她的家人才被正式通知他的死讯。父亲音讯皆无的那些年是她一家人最为痛苦的岁月。罗马尼亚官方把她及其亲人从他们的家中赶走。他们被迫在一个单间屋子里生活了十四年。
“我没有战争的罪恶，”帕斯迪奥女士说，眼泪几乎要流出来，“我只是我，一个德意志人。可我却为此而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七百年以前，这里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野生的森林。我们应马扎尔人国王的召唤，从莱茵河来到了这里。我们在这里定居下来，使这个镇有了现在的样子。”一个老年萨克森男子对1923年造访西必乌的游客E.O.霍庇（E.O. Hoppe）说。
我走进了共和广场上的布鲁肯瑟尔博物馆，是18世纪时由“赫尔曼斯塔特”的总督建造的。在罗马尼亚游历了几周之后，走在博物馆的各个房间内，看到以紫褐色丝绸壁纸为背景的鲁本斯、凡·代克的真迹，镀金的镜子，比德迈家具以及法式窗户，我的两眼立刻放光。我情不自禁地想，对于那个萨克森老年男子与帕斯迪奥女士那样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罗马尼亚文明的成果——天真质朴的圣像、血红的木质十字架、以红润的东方风格涂画的蛋壳，怎么就那么容易让他们觉得厌恶、那么残暴野蛮呢？
在广场上，我还看到了一家古旧书店，也许和霍庇在1923年发现的是同一家呢。霍庇透露说：“那些书的装帧很诱人，让他在街头上踟蹰再三，流连忘返。”几周来逛罗马尼亚书店很是痛苦，书店里的金属书架多半是空荡荡的，剩余的地方摆放的则是东欧集团各国的著者所写的工艺类书籍，都是一些制作粗糙的平装书，因此，发现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喜悦之情。
尽管西必乌的17万居民中只有7千萨克森人，萨克森人带给这个镇的不仅是一种氛围，还给了它一种做事情的方法。我发现，酒店以及其他许多商店和吃饭的地方，都以一种（在罗马尼亚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效率在运转。萨克森人可能会否认与罗马尼亚人比邻而居曾给萨克森人带来任何好处，但是，很显然，这对罗马尼亚人帮助很大。
一天晚上，我在酒店里遇见了年轻而表情严肃的萨克森人比阿特丽斯·昂加尔，她是当地德文周刊报纸《赫尔曼斯塔特时报》的记者，该报像其他罗马尼亚报纸一样，也是在革命之后迅速创办起来的。然而，与其他记者不同，昂加尔和她在《赫尔曼斯塔特时报》的同事正在利用她们新近获得的自由，试图揭开他们自身所属社群过去的遮盖。“我们和罗马尼亚人都与纳粹合作过，”昂加尔声称，“我们都有应该感到羞愧的事情。但是，区别在于，在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的内疚，并愿意对其进行审视时，罗马尼亚人却否认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共和广场上和一个卖报的吉普赛人讨价还价。一个年轻人骑着一辆破旧不堪、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过来，为我搞定了这笔交易。他没有刮脸，脏兮兮的，身上穿着的白衬衣皱巴巴的，还有不少污迹。他亚麻色的头发和睿智的蓝色眼睛泄露了他的萨克森人身份。他的名字叫劳伦兹·卢克，他邀请我当天晚上去他家吃饭。
劳伦兹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一个房间里，大院坐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被拆掉了一半的街上。附近灰尘和垃圾很多，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北非。我们三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几条残缺不全的凳子上。劳伦兹把家酿的李子白兰地倒进几个玻璃杯里；接着拿了几块在街上捡来的木头，放进一个金属罐子里。他用白兰地的酒精点燃了一支火柴，生了一堆火，然后把几条猪肉和鱼片扔了进去。
“我在这个吉普赛人的国家拼死拼活地生活了十一年，就攒了这么点家当。我每月要交800列伊的房租、电费和水费（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作为一名技师，我每小时能挣10列伊。买完吃的以后，每个月到月底我们什么也攒不下了。”
劳伦兹给我看了一个塑料和卡纸板做成的箱子。里面已经装了他和他妻子的衣服：那就是这一对夫妻要带往德国的所有东西，几天之后，他们就将永远离开罗马尼亚。
“只有在纳粹的时代，这里才是美好的。纳粹士兵对萨克森人很友好，真的，和俄罗斯人以及罗马尼亚士兵不一样。我当兵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把萨克森人当猪一样对待。他们扛着枪，重活都由我们来干。你知道纳粹甚至还给过孩子们（萨克森的孩子们）巧克力吃吗？”
“可是现在这里呢，全是吉普赛人。”说着，他做了个鬼脸。他所说的吉普赛人，既包括吉普赛人也包括罗马尼亚人。“这里所有的示威活动和关于选举的一切谈论，这都是吉普赛人的买卖。12月之前，这里还是吉普赛式的共产主义；现在，这里则是吉普赛民主。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你改变不了吉普赛人。我是一个萨克森人，对这里的一切都不在乎。”
劳伦兹喝酒很快，并一再地往玻璃杯中续酒。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萨克森人——却讲话很少。劳伦兹拿出一个家庭影集的盒子，并从里面拿出一张他们结婚的照片给我。“这是送给你的，”他坚持说，“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这张粗糙的黑白照片拍摄于1986年，但看起来却像是50年或75年以前拍摄的样子。
劳伦兹陪我走回了酒店。大片的月光洒在了大卵石上，也洒在了哥特式和巴洛克的建筑上。朦胧的月色遮住了罗马尼亚人的贫穷。我和劳伦兹讲着德语，恍惚之间觉得身已不在罗马尼亚，而来到了德国或是匈牙利的某个地方。
“现在这里全是吉普赛人，”劳伦兹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可是，你知道吗，在德国，德国人把我也叫作吉普赛人，因为我是从这里去那儿的。我不在乎。我只想工作，实实在在挣钱，买车、洗衣机、录像机，没错……”
我在西必乌的最后一天，劳伦兹和我一起去取他的护照。在护照签发办公室，人们拥挤在一个小窗口的前面，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喊着人们的名字。等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个工作人员就喊到了劳伦兹的名字。劳伦兹从人群中挤了过去，递给工作人员一个收据，然后就拿到了两本护照（一本是他的，一本是他妻子的）。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很快捷，但也很平常。
从人群中挤出时，劳伦兹的两眼放着光。“你不知道，这一刻我等待了多久。”劳伦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检查护照的每一页，并用手指触摸着纸页。“现在我终于相信，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接着我们走到了西必乌的边上，搭乘了一辆去劳伦兹父母所住的村子的车。村子的官方名字是卢西，劳伦兹解释说，“但它的真实名字是卢森”。是萨克森人在中世纪的时候建立的。
卢森在西必乌的北边，处在一条少有行人的乡间路边，一路上郁郁葱葱，山色秀丽。一簇18和19世纪的红瓦屋顶的房子出现在道路的右侧，其核心建筑是山坡上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小教堂。劳伦兹让司机停下来。我的请求——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再也用不上的列伊——劳伦兹根本不听，坚持自己付费给司机。我们顺路而走的时候，甘菊和胡椒薄荷的香味与浓重的粪肥以及牲畜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劳伦兹和我发现他的母亲和父亲在土豆地里干活。他们抬头看了看我，用他们厚厚的、被晒黑的手在他们蓝色的眼睛上方做了个眼罩，羞涩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劳伦兹开始跟他们讲话，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他们使用的是萨克森方言，这种方言在最初的德意志殖民者来到特兰西瓦尼亚两百年之后，即14世纪就已形成，其中的德语词汇的发音，已经被改变得难以辨认，只有最为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听出来。劳伦兹从口袋里掏出护照，在他父母眼前晃了晃。他们都微笑了。他的母亲和父亲每人拿了一本护照，用手指彻底地检验着，每一页都看得很仔细。
我四处张望着。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平和美丽。劳伦兹的父母自己种了土豆、玉米、大蒜、洋葱、萝卜、芹菜以及其他蔬菜和水果。在一个苹果树遮阴的院子里，他们养着绵羊、猪、公鸡和兔子。我后来还知道，他们在地下室里存放着正在发酵的红酒和白兰地。
“几乎我们吃的和喝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商店里面什么也没有。”劳伦兹的母亲对我解释说。她有着铁灰色的头发和一张发红的、饱经风霜的脸。她的手像男人的手。她看起来像是60岁了，但谁又能说准呢？劳伦兹26岁，但看起来像40岁。他父亲自称58岁，但很容易被认为是75岁。
“我父亲喝酒太多，那使他看起来很老。”劳伦兹说道。
“他比你还能喝吗？”我惊讶地说。
“要多多了。我可喝不了那么多。不习惯喝酒的是你啊。”
他的父母听到这里都笑了起来。他们的确也太能喝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努力想和他们三人喝同样多的酒，一杯又一杯地喝白兰地，不时地用红酒冲淡一下。然而，他们并没有喝醉，喝完酒之后还到地里干活去了。
他们的房子有两个房间。厕所设在粮仓旁边的一间附属的建筑里面。墙上有若干张贴，用简单的德文写着圣诞贺词。
“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太久了；没有离开这里的理由，”劳伦兹的母亲说，“但对劳伦兹来说，在罗马尼亚没有未来。这不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
“但这个村子里的生活看起来这么美好。”我说。
“是的，”劳伦兹回答说，“我们在德国有些亲戚。他们给我父母寄马克过来，好用来贿赂那些政府官员。这就是他们从来不拿走我们的庄稼的原因。对待吉普赛人，你必须不停地贿赂。”
他的父母点头表示同意。劳伦兹的母亲低头说，她将在选举中投伊利埃斯库的票。
“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说，“救国阵线就是没有齐奥塞斯库的共产党。”
“是的，”劳伦兹的母亲说，“但是，有伊利埃斯库在，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什么。其他人上来，我们不知道。你不能相信这个国家。罗马尼亚人不喜欢萨克森人。我们工作。他们不工作。1945年，俄罗斯人来的时候，我们跑到森林里躲藏了几个星期。这些罗马尼亚人帮助俄罗斯人找到了我们。我的姐姐被抓住了，并被送到俄罗斯去干活。她就死在那里了。”
劳伦兹的母亲打开了一罐从德国寄来的斯帕姆午餐肉，算是喝李子白兰地和红酒时的下酒菜。下午喝了这么多酒，天气又热，尘土又多，我很可能躺在椅子里睡过去了。可是劳伦兹和他妈妈坚持让我去村里的教堂去看一看。
教堂建于18世纪。劳伦兹和我爬到巴洛克风格的钟楼顶部，钟楼是木质的，已被严重侵蚀，亟待修缮。在二战后的时代，修缮是被禁止的，而现在村子里只剩下几个萨克森人。劳伦兹说，钟楼里原本有一架钟，但土耳其人在和哈布斯堡人打完仗后就把它偷走了。教堂内部很宽敞，一尘不染——像任何德意志人的教堂一样，尽管木梁已呈现出腐朽的迹象。风从天花板上的洞中吹进来，非常神秘地使管风琴发出乐音，让我想到时间的流逝：让我想到了那个木笛回荡着巴赫的赞美诗曲调的时代。在圣坛边，我注意到了一块纪念牌，上面大约写了两打社群成员的名字，他们都曾参加过保卫奥匈帝国的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为什么没有一块牌子是纪念家在卢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萨克森人呢？”我问劳伦兹。
劳伦兹说他不知道，于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他的母亲。她只是耸了耸肩，其表情非常难以解读。她的脸上看起来充满了挫败感和矛盾之情。我本能地知道，这需要花好几天和她一起喝酒，才能真正弄明白她对这件事情的真正感觉。她嘟囔着对劳伦兹说了些什么，于是劳伦兹对我说：“希特勒时代对我们来讲是美好的，但那是一个错误。忘掉它更好一些。”
劳伦兹和他妈妈领着我看了看村子公墓里的墓碑。每一座坟墓上面都有花。有些坟墓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一些则是新的，包括劳伦兹的一个因非法秘密堕胎而死的表亲。我意识到，再过几年，强纳生·哈克曾经发现在特兰西瓦尼亚极为有用的“略知一二的德文”，就只能用来读萨克森公墓里墓碑上的文字了。一旦劳伦兹的父母这一代人离世，这个公墓就会像布科维纳的那个犹太人公墓一样：由吉普赛人来看守和维护，远在德国的萨克森移民联盟则为那些吉普赛人支付报酬。是的，有一天，这些吉普赛人还会接管劳伦兹父母的房子。我想知道，劳伦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那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把“吉普赛人”用作脏字的原因：出于痛苦的感受。
回到西必乌的路上，劳伦兹一直在重复说，他在德国想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赚钱。“不论那里有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会去做，只要能够赚马克而不是列伊就行。”他还笑出声来，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
罗马尼亚的损失，将成为德国的收益：这不过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又一个例证而已。萨克森人和犹太人一起，是罗马尼亚唯有的具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民族：在经济上，处在富有的贵族和被蹂躏的广大农民之间。但是，就在罗马尼亚开始摆脱战后政府的时候，就在它迫切需要萨克森人充当发动机引领罗马尼亚社会走向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时候，最后一批处在工作年龄的萨克森人却被弃之不顾，任其转而投奔德国去了。
不仅仅是罗马尼亚的萨克森人动身去了德国。这也是其他数百万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选择——他们纷纷从波兰西部的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伏尔加地区和苏联的中亚地区动身，到达德国。他们都像劳伦兹一样，愿意工作、工作、工作：去从事富有的德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中产阶级。
我想到了20世纪最初十年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事情，以及他们为所到之国的强大与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德国将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其强大的程度甚至超过东德的并入所显示的前景。苏联在巴尔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让位给德国。我意识到，德国的经济帝国主义为把自由企业制、民主以及西方其他的启蒙传统带到罗马尼亚提供了最为实际的、最为高效的手段。看来，罗马尼亚的唯一希望是德国。欧洲20世纪末的历史是由众多的劳伦兹创造的，因而不免充满了反讽。
[1] 欧根亲王师以萨瓦伊王室的欧根王子的名字命名，欧根王子是18世纪早期的哈布斯堡的一位军事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