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瞥：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
火车向西开去，把我带离特兰西瓦尼亚低矮的山区，来到了一个平坦却有些单调的平原上。这里是巴纳特[1]（Banat）：是靠近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边境的边疆地带，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少数德意志人都在这里生活。[2]
罗马尼亚的历史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山脉决定的。血缘关系影响着山区的生活。喀尔巴阡山不仅把摩尔达维亚与特兰西瓦尼亚分割开来，也把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分割开来，把各个群体分割开来。在喀尔巴阡山里，这个村子是罗马尼亚人的，那个是匈牙利人的，还有一个则是德意志人的，等等。但是，在平原地带，在边疆地区，由于民族的边界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经常变化，各个群体自然就会相互混合。像在中欧一样，社会自然就会呈现出凝聚的性质。因而，这里的社会就缔造了更为坚实宏伟的大厦，抵挡得住战后政府具有破坏性的铁拳。
另外，因为巴纳特紧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里的居民可以看那些国家的电视，从而不受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社会生活控制而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为巴纳特的主要城市，蒂米什瓦拉被称为罗马尼亚的“前额”。来自雅西、克鲁日，甚至是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人数年来都把它视为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门户，因为它是离东方最远、离西方最近的城市。蒂米什瓦拉（Timisoara）是罗马尼亚特征最少的罗马尼亚城市。
当1989年12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整个罗马尼亚的人民显然都感到震惊。数个世纪的悲观怀疑已经让他们习惯于相信，局势只会恶化而绝不会好转。但有一件事却没有让他们感到震惊：革命发生在蒂米什瓦拉。“那只能发生在蒂米什瓦拉。”是我一再听到的一句重复性的评价（尽管雅西的学生希望革命能够在他们那里爆发）。然而，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由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事实，却并没有引起报道罗马尼亚革命的记者的注意，他们只是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暴动。
1989年12月蒂米什瓦拉爆发的抗议活动。
我所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单纯属于哪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至少能够认一个属于另外一个民族群体的人为亲戚。我采访的许多人的身世都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定义他们到底属于哪一个民族。我结交的一个为德文报纸《新巴纳特报》工作的记者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个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母亲则是“一个德意志的纳粹。”
“那他们怎么相处？”我问。
“他们在政治上总是谈不拢。”他说。
“谁知道我的血管里还流淌着别的什么族人的血液？”他补充说，并且指出，有罗马尼亚人的、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人的和犹太人的祖先，都是有可能的。“这里更多的是世界主义情怀，较少仇恨。所有仇恨都被引导到对于体制的不满上去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食物配给，都比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食物配给要好。在德国皇帝和希特勒统治下，有新鲜的面包，偶尔还有橘子。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下，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存在。”
我来蒂米什瓦拉之前没有与任何人联系——我笔记本里没有任何人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电话号码。然而，一个上午的时间，在酒店前台问了各种当地报纸的号码之后，我就采访到了好几个人。我进行采访的办公室都很干净，有秘书在工作，烟灰缸也都清理过，墙上挂的不是圣像而是现代艺术，或是摇滚明星的海报。更为重要的是，我采访的人没有一个是愤怒的，或是讲出什么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
在蒂米什瓦拉，我很快就觉得没有兴致了。尽管这里也和罗马尼亚其他地方一样贫穷——人们的穿着非常糟糕，建筑物的正面墙皮脱落，饭店的菜单上只有一两道菜品——但在蒂米什瓦拉，我不再觉得我是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世界的一个回声：就像是恐怖的、拜占庭圣像的内部，在里面生活的、备受煎熬的人早已怒不可遏，其心灵已被自己的愤怒，以及他们对于各种半真半假的言论和阴谋的轻信而扭曲。在蒂米什瓦拉，罗马尼亚显得不那么真实，倒更像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参观完蒂米什瓦拉之后，我就返回了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宫酒店的外交官沙龙通常在晚上开放。桌子必须提前预定，或者说需要贿赂才能得到，因为谁往领班手里塞的列伊多，谁就能够得到位置。和酒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外交官沙龙是一种完全的返祖现象：仿佛是回到了《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宫》和《巴尔干三部曲》所描述的时代。
天花板上有八个枝形水晶吊灯依次排列在一个穹形的黄绿色天窗周围。吊灯的光反射在擦得很亮的玻璃镜子上。巴洛克风格的柱子嵌着金叶，窗帘则镶着金边。一个吉普赛人用小提琴演奏着轻音乐。侍者们在供应鱼子酱和法国香槟，用黑市汇率来计算，价格倒也合理。前来报道1990年5月份的、53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从卡罗尔二世宣布王室独裁体制起）的记者，占据了大部分桌子。还有几对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年轻而认真的夫妻，他们来这里是想各自收养一个罗马尼亚孩子。根据报道，大约4万名被遗弃的儿童长期滞留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这是一些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庇护所，孩子们被禁闭在这里，结果就是因饥饿和疾病而死。想收养孩子的夫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寻找可以收养的孩子，而是如何越过腐败的官僚体制所设置的障碍，把孩子带出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说着话，交换着律师、当地代人疏通者的姓名以及最新的政治传闻。妓女则聚集在门口，缠住外国男性并要求他们邀请她们参加晚宴。
1940年的雅典娜宫酒店。
雅典娜宫酒店的大堂。
我忽略了有关选举的内容：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胜利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在离开罗马尼亚的倒数第二天，我漫步在布加勒斯特时意识到，尽管发生了种种最为狂躁的消弭过去的行为，当地历史的幽灵仍然和我撞了个满怀。
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最后五年就是一场无所顾忌的破坏狂欢会。布加勒斯特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蒂姆堡维察河以外，包括16座教堂和3座犹太教堂——都是建筑艺术的杰作——被强行用推土机推倒。在其废墟上矗立起了齐奥塞斯库斯大林主义的禁区“市民中心”。该建筑物是匆忙建成的，附近18和19世纪就已形成的居住区的居民只获得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自己的财产，然后他们的家园就被毁灭得无影无踪。
一条比香榭丽舍还宽的林荫大道，通向共和大厦。大道两旁是白色大理石的公寓大楼，大楼的正面是新古典主义的、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建筑风格。共和大厦则是一栋廉价的婚礼蛋糕状的大理石建筑，有64个大厅和1000多个房间。大厦比五角大楼还要大，耗费的大理石如此之多，以至于要买墓碑石只能到黑市上去。数英里之内，除了蹩脚的建筑遗留下的废墟，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农民终于如愿以偿。
然而，让人感到最为诡异的不是那些已经被摧毁的东西，而是那些经受住了推土机的愤怒，继续存在的东西。
在市民中心的一头，也就是破坏性拆除的边缘，是一座已经被废弃的建筑——布加勒斯特屠宰场。虽然已被用木板封起来，不再使用，但它仍然（几乎是奇迹般地）挺立在那里：这是由众多用红砖建造的、兵营风格的建筑物构成的建筑群落，布满了生锈的管道和废铁做成的大烟囱，在这里，天使长军团士兵于1941年1月制造了很可能是唯一的、最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行为。
在市民中心的另外一头，离破坏性拆迁线约100码远，则是伊利格甘尼教堂。在入口处悬挂着一块镶着框子的牌子概述了教堂300年历史，列举了与教堂相关的所有事情，但不包括1940年科德里亚努以及其他13名军团成员被处决以及后来被宣布为“民族圣徒”这个事实。1990年时，在圣坛旁边悬挂着罗马尼亚东正教宗主教泰奥柯蒂斯的画像，画像还用郁金香进行了装饰。反对齐奥塞斯库的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就被赶走，但最近他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职位。泰奥柯蒂斯是一个教会与齐奥塞斯库合作的象征，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选举那天，我和两位冰岛的记者在一起，他们是索瑞尔和安塔·古德蒙森，要去找齐奥塞斯库的墓地。在我们寻找的过程中，在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市民中心的地方，一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年男子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一名记者，对不？”他用德语问道，并粗鲁地打量着我，似乎我本人跟他认识一样。
“是的。”我回答说。这个人的眼睛很小，但有穿透力：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也瞪眼仔细打量着他。
他穿的雨衣已经有多处被撕裂，弄得很脏，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搞明白它原来的颜色是白色。雨衣下面是一件破烂的黑色或说不清楚颜色的毛衣，毛衣的下面是一件衬衣，领子已经几乎被完全撕扯下来。他的脖子上有一块很厉害的皮疹。
然而，使我惊讶的是他所发散出来的那种难闻的气味。他散发出的是一种尸体腐烂的气味，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和死亡的趋近。生活在洗澡难或换洗衣服难的条件下的老年人，通常就会散发出这种腐肉一般的恶臭。
他的小眼睛发出具有嘲讽意味的光亮。他知道自己气味难闻，而且他似乎喜欢我被这种气味弄得不舒服这个事实。
“你是一个犹太人，从美国来的。”他厉声说道。这不是一个提问，而是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
我目瞪口呆。
“我也是；我是犹太人。犹太人必须团结起来。是你的朋友？”他朝索瑞尔和安塔那个方向动了动身子。“他们是异类，没错。我认为他们是好人。我是说，他们喜欢犹太人。”
说到这里时，索瑞尔和安塔已经走到跟前。他们说德语，因此交流起来没有障碍。我们问他——其实主要是想碰碰运气——齐奥塞斯库的遗体是不是埋葬在根恰公墓的一个没有标记的墓穴里。
“也许是吧，”那个老年男人说。“你们想看墓地，我就带你去墓地好了。”
索瑞尔、安塔和我面面相觑。“为什么不呢？”我们决定跟他走。他挺有趣的，我对自己说。他的突然爆发的热情让我有些尴尬，所以我越发沉溺在作为一名记者的充满怀疑的思维模式之中。
我们扶他进了索瑞尔的车。他有一条腿跛得很厉害，但没有用拐杖。
他带我们到了“英雄”的公墓，那里埋葬着1989年12月被齐奥塞斯库的国家安全部队杀死的学生。“你们下去拍照片吧，我就留在车里。”他说。
选举日是1990年5月20日，是一个星期六，因此，英雄公墓里非常拥挤。这里的场面让人非常揪心。死者的父母们在土坟上堆满了鲜花。一个老年妇女控制不住地用拳头捶打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一名老年男子只是坐在他儿子墓穴旁边的一个水泥墩子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将成为一张非常有表现力的照片，我想。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给他拍一张照片。他没有表情地抬头看了看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苦难之中。我连续拍摄了几次。这么多年轻人的墓穴放在一个地方，让人感到十分恐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与自然之道极为相悖。
我走回了车子。“太可怕了。”我说。我们神秘的老向导只是点了点头。他的表情极为遥远。我猜想他对这些人几乎没有同情之心或激情。
“你今天投票了吗？”我问。
“投了。投的是伊利埃斯库，我赞成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
“伊利埃斯库周围有犹太人。皮特鲁·罗曼，是犹太人。希尔维优·布鲁坎，也是一个犹太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可不能靠运气过活。满意了吧？”他语速急促地说，因为他看到索瑞尔和安塔从公墓的后面朝着汽车走了过来。
“你们拍到好的照片了吗？”他在问我们所有的人。
“是的。”我说。
“哎，你有没有为我准备点硬通货？嗯，十美元咋样？”
我伸手去摸我的钱包。
“不，”他用手示意我停下来，“稍等等吧，也许你会送我一个礼物。我们是犹太人嘛，我们犹太人必须得互相帮助。”
等我们都上了车之后，他说，“现在，你们才要去看坟墓，”他仿佛在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或者说，只能算是预热，“一直往前走，”他对开车的索瑞尔说，“正前方有一个鲜花市场。我必须为我父母买一些花。”
我和安塔对视了一下。
考虑到他腿跛得厉害，安塔主动说为他买花。但他坚持要和安塔一起去，因为他总是从同一个男人那里买。穿过那条狭窄的街道就花了他好长时间。
回到车上后，他把鲜花放在腿上，指挥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废品场的边上，废品场临近一段废弃的铁轨，索瑞尔就把车停在那里。
“你肯定公墓就在这里吗？”我问。
“是的，”他说，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每个星期都来这里。”
他引领我们沿着铁轨走，他每一步迈起来都十分吃力，因此步履慢得让人心疼。他走路时感受到的身体上的痛苦，似乎被带别人到这里来的享受抵消。在远处，市民中心的轮廓露了出来。
“你总是走这条路吗？”我问。
“是的，总是这条路。通常是我一个人来。”
火车轨道在多处都被杂草淹没，似乎引领他的心灵回到了过去。他一边吃力地走着，一边告诉我们说，他出生在布科维纳北部，就在罗马尼亚人开始把生活在北布科维纳的犹太人驱赶到跨德涅斯特河地区死亡营之前不久，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在布加勒斯特，他和父母生活在原来的犹太人聚集区（被齐奥塞斯库拆除，为的是给市民中心让出地方）。赶巧了，就在1941年军团士兵实施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之前不久，他和父母搬离了犹太人聚集区，住在东正教堂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而当军团士兵把犹太人驱赶在一起，把他们送往巴尼撒森林和屠宰场的时候，漏掉了他父母所在的房子。
他的父母都活了很大的年纪。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拿起自己的贝雷帽，我看到他那已经起了皱纹的、皮包骨头的头上，有着稀疏的白头发。破旧的衣服几乎耷拉到了脚踝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典型的集中营的幸存者——尽管像他刚才跟我们说的那样，他从没有去过集中营。
“你们一家人真是非常幸运。你们恰好躲过了每一场灭顶之灾。”我说道。
他耸了耸肩，并做了一个鬼脸。“还真是那样。”他的脸上并没有其他的表情。
“在这里。”他指着一个犹太人公墓的门口，公墓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左边，看起来有秩序，很干净，在一片荒芜之地之中让人感觉好了不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顶脏兮兮的圆顶小帽，塞到了我的手里。“你会用到它的，但我没有多余的给你朋友。”
索瑞尔拽着自己的夹克，用它盖住了自己的头。老年男子看着索瑞尔，感到很满意的样子。
“在这里，”他说，“看。”
在公墓的门里面，左侧是一片石头森林。每一个墓碑都雕刻成从根部开始砍掉了所有枝条的树桩的样子，就像是被砍去了四肢的人体躯干。墓碑大小不一，每一个形状都很独特。其效果令人毛骨悚然。我看了碑文，这是在纪念在跨德涅斯特河地区被屠杀的布科维纳北部和比萨拉比亚的18.5万人。每一座墓碑代表着一个特定的镇或村。
我们在拍摄照片时，老年男子微笑了。
“来。”他说。
他把我们带到了两片坟墓前，每一片都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所有的坟墓都被刻成几乎完全相同的简朴的样子：它们式样的一致性和相互的紧密程度，暗示出一种令人感到极为恐怖的幻觉般的无限。一些坟墓上放着镶着框子的逝者的黑白照片。我看到了一个老年男子的照片，还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每一座坟墓上的死亡日期都是相同的：1941年1月21—23日。
“他们无法否认屠宰场的，”他说，并在点头的同时，咧了咧嘴，露出一种得意的、诡异的微笑，“不论他们对你说什么，嗯，这就是证据。”
接着他突然说道：“再见吧。我要自己去见我的父母了。”
我把圆顶小帽递给他。“不，你拿着吧。这是给你的。”
像他一样，这个圆顶小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一种黑暗的、循环的记忆。
保加利亚境内巴尔干山脉的里拉峰，是巴尔干地区的最高峰。
[1] 巴纳特最初是波斯语，指的是统治“巴纳特”的一个土耳其军事长官的名字。
[2] 因为生活在巴纳特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最初来自斯瓦比亚，所以他们没有被称作萨克森人，而是被称作巴纳特的德意志人。
第三部分
保加利亚：来自共产主义的拜占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