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身体的温暖
“从布加勒斯特坐上一辆肮脏的小火车，你就向南慢慢地爬行，走过炎热的平原，穿过破败的小村庄，村庄的房屋用泥土和草建成，就像是中非的低等部落的住所。……你在每个小站都要停下来，仿佛罗马尼亚政府对每一个要去保加利亚的人都充满鄙视和漠然，在朱尔朱（Giurgiu），暴君一般的海关小官员的检查也毫无必要地严苛。……”
“但是，过了黄色的多瑙河，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好脾气的、笨手笨脚的士兵装模作样地检查着你的行李，微笑着表示他们的欢迎。……再次看到山民和自由民那纯朴、平淡和诚实的脸，感觉真的很好。”
这是约翰·里德在1916年的描述。在世纪末的感受和世纪初的感受是一致的。80年代，我有好几次坐火车从罗马尼亚跨过多瑙河去保加利亚。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晚上那几次。在罗马尼亚这一段路上，车上没有暖气，也没有食物可以买。在朱尔朱的边检也让人感觉不愉快。但在多瑙河的保加利亚这一边的卢斯（Ruse），火车上的暖气始终是开着的，也有食物可以买。友好的海关官员更感兴趣的是练习英文而不是检查我的行李。夜晚的其他时间则是“寒冷的高海拔之夜”。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自己身处一条岩石峡谷之中，峡谷两边生着山毛榉、冷杉、松树和颜色极深的低矮的灌木丛，火车飞速地前进着，旁边的一条山涧一直在咆哮，绵延数英里不绝。
1981年11月，我第一次看到索非亚，天正在下雪。洁白的雪。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后，褐煤的烟尘才把它污染成棕色。但是，褐煤那有些发甜的、死寂的气息，让我想到了老式的蒸汽机和在秋天烧树叶子的情景。褐煤的烟雾慢慢地穿过有轨电车线路和杨树、刺槐、七叶树的枝条，在黄色的卵石铺成的街道上弥漫开来，街道上寂静得令人感到压抑，甚至是上学的孩子的声音也被压低得像是在窃窃私语，这一切唤起了我五十年代中期初次去布鲁克林的东方大道拜访我的祖父母的记忆，那是一个装点着吃点心的小餐巾、华丽的家居装饰、果酱和腌菜缸的世界。在不远处，隔着一大块卵石铺成的空地，赫然耸立着保加利亚大酒店，酒店的遮檐和名字镶嵌并雕刻在陡峭的三角形屋顶上的主梁上：这是一家由已经去世的报纸记者的灵魂盘踞的酒店。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全景，城市背靠威图莎山脉。
约翰·里德1915年在这里住过，C.L.苏兹伯格和罗伯特·圣·约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也住过。1949年，著名的奥地利驻外记者、据说是克格勃特工的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fred Burchett）就在酒店里举行婚礼。在酒店的29号房间，担任《时代》杂志驻伦敦记者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詹姆斯·戴维·鲍彻（J. D.Bourchier，曾负责报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20年因肺炎去世。鲍彻在保加利亚知名度很高，也受人爱戴——他曾支持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索求——以至于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之后，成群的人们聚集在酒店的外面。他的遗体被隆重地摆放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教堂长达数天的时间。他被安葬数年之后，当地人仍然以一种特别的、会让许多遭受过艰难困苦的记者都会感到内心温暖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当地一种香烟的品牌被冠以他的名字。
鲍彻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手提箱，他是一个耳聋的单身汉，因此，保加利亚大酒店是他所曾拥有的最接近于家的地方。他把它称作“感觉最亲切的宿舍。”鲍彻、里德、苏兹伯格和所有其他记者都喜爱这个大酒店的原因是，它与现已变成博物馆的王宫隔街相对：王宫是一栋薄荷绿色的、小小的、玩具一样的建筑物，有着标准的巴洛克式的屋顶——与维也纳和布加勒斯特那些富丽堂皇的、有石头做底座的彰显王室风范的建筑经典相比，这座王宫的装饰之简朴令人动容。
像鲍彻一样，我初次（1981年）选择保加利亚大酒店，只是因为它处在中心位置，而且便宜，单间每晚只要19美元。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独立作家，再贵一点儿的酒店我负担不起。然而，到1981年时，酒店的荣耀早已是过往的云烟。它只是充当东欧集团旅游团的一个几乎没有暖气的招待所，或是零星的来自土耳其、印度或其他地方的邋遢商人的落脚点。餐厅是深棕色，装饰着红色的墙裙。客房没有暖气，因而很多人都被冻得流鼻涕。客人们蜷缩在外套里面。女服务员们穿着蓝色的罩衣，但由于没有穿长袜，白色短袜的袜筒尽管很高，却仍遮挡不住她们毛茸茸的腿。第二天的早餐包括没有过滤的干梅稠汁、鲜酸奶、山羊奶酪、萨拉米香肠、苹果和黄瓜，都是凉的，但味道都很好。可以从俄式茶饮中倒茶喝，但没有咖啡。我并不介意。从酒店的窗户里看到的公园和以前的王宫的景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有发生变化。鲍彻的传记作者格罗根夫人说，鲍彻“在对巴尔干政治着迷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巴尔干景色的魅力”。就保加利亚而言，我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情感过程。
我始终觉得，在第二年，即198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有数量众多的西方记者来到索非亚，调查保加利亚国家安全警察组织策划1981年5月13日圣彼得广场暗杀教皇保罗二世的事件，记者们不住在保加利亚大酒店，实在是错失了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大多数记者喜欢住在没有历史的、日本人设计的威图莎奥坦尼酒店（Vitosha Otani），该酒店位于一个单调的郊区，记者们选择它是因为穆罕默德·阿里·阿甲（Mehmet Ali Agca，国家安全部门雇佣的土耳其暗杀者）在去罗马执行暗杀任务之前就住在那里。
与原来的王宫和保加利亚大酒店形成三角之势的是白色的、新古典主义的格尔奥基·季米特洛夫陵墓。陵墓由踢着正步、戴着羽毛帽子并穿着极为夸张的华丽服装的士兵看护着。季米特洛夫是1933年国会纵火案审判的英雄，在由纳粹暴徒控制的柏林巡回法庭上为自己以及其他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大无畏的辩护。后来，季米特洛夫到了莫斯科主持共产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国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受斯大林派遣，回保加利亚迎接一个新生的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根据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格尔奥基·马可夫（Georgi Markov）的说法，季米特洛夫是“那个引进黑色豪华轿车的人，那个在自己和普通群众之间设置重重隔阂的人……那个允许自己的国家被那个派遣他回来颐指气使的人无情剥削和摧残的人”。自1949年去世之后，他就躺在玻璃棺里，已有四十多年。他的遗体保存在甲醛之中，留着短髭的脸和双手发出瘆人的光亮，他的陵墓也是对列宁在红场上的陵墓的精确模仿。保加利亚是个小国，但我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拥有远大目标的国家，因此，它需要有一个宏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
由于对这一外观进行质疑——质疑季米特洛夫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olor Zhivkov）为什么需要众多的巨大庄园，每一个都要比费迪南德和鲍里斯国王曾经居住过的、屋顶漏水的、玩具似的王宫奢华很多，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马可夫落得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
1978年9月7日，处在流亡状态并为英国的BBC的保加利亚语广播工作的马可夫，在走过伦敦的滑铁卢桥时突然感到腿上一阵剧痛。他转过身来，突然发现背后有一个拿着雨伞的人，那人嘟囔着说了声，“对不起”。第二天早晨，马可夫就病倒了。三天之后，他就慢慢地、痛苦地死去。在那把伞的尖头上有一个小毒丸，里面装了蓖麻蛋白——一种致命的毒药，这与巴黎发生的对另外一位保加利亚背叛者的刺杀中使用的是同样的武器。
但是，在1981年底那个下雪的早晨初次到达索非亚时，我几乎对保加利亚一无所知，对马可夫也几乎什么都不了解，只是听说了那些和他离奇的死亡相关的事实：如果缺少关于他的国家的其他所有知识，这些处在真空状态的事实，是会欺骗人的，并产生有害的作用。
到达索非亚的第一天晚上，在保加利亚大酒店那没有灯光、也没有铺地毯的楼梯间（电梯经常停止运行），因为要想通过官方的索非亚新闻局安排采访事宜而忙碌了一整天（在前一天离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上，我几乎没有睡着）之后，我听到背后传来了紧追不舍的脚步声。
二战后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936年。
“请原谅，你是从美国来的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先生吗？”
我对自己笑了笑。数十年来，在这个偏远的小国，外国记者极其罕见，因此，当一名外国记者果真来到时，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事件，因而这名记者就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我回应说，其实我已非常疲惫，并没有多少戒备之心。
“哦，我是索非亚通讯社的，有人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我叫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安杰洛夫。我想请你去我们的记者俱乐部参加晚宴。”
我刚刚吃完饭，只想睡觉。“不，谢谢你。明天晚上怎么样？”
“为什么？”他这是在责备我了。“为什么？”他现在就在我身后几英寸远的地方，跟着我一起上台阶。“你觉得，我会给你洗脑吗？你在这里待了一天，你就已经形成了对于我们国家的看法了吗？的的确确，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一名国际主义者。我想带你去参加晚宴，目的是想好好听一听你对我们国家的看法。而你却不接受邀请。你害怕了吗？害怕另外一种视角，对吗？”
我转过身来。此时，我们已经来到走廊里面，站在一个孤零零的、昏暗的灯泡下面。他是一个气喘吁吁的、快六十岁的男人，灰白的鬓角很长，眉毛也已经发灰，皮肤黝黑。他的肩膀有些向前倾斜。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破旧不堪的文件箱。他戴着一个贝雷帽，穿着一件已经走形的外套，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我记得他当时嘴唇和眼睛周围都在出汗。他虽然快六十岁，但有着一个年轻人的渴望和不肯罢休的神情。
“你就来吧，我只是请你参加晚宴。你知道1981年是我们立国1300周年吗？我们成为一个民族已经有1300年了，源远流长，共同的身份认同。美国的历史有多长？啊，你们才是小孩子呐！你不了解的东西很多。请给一个老头子一点面子吧；别让我灰头土脸。”
接着他摘下了贝雷帽（我才发现他是秃头的），并在殷勤地鞠躬的同时把帽子放在胸前。
我怎么还好意思拒绝？
吉列尔莫抓着我的一只胳膊，嘴巴靠近我的耳朵，一直说个不停，同时领着我穿过黢黑的街道，来到了阿拉宾和格拉夫·伊格纳蒂耶夫[1]两条街道的夹角，也正好是两条有轨电车线路交叉的地方。我还记得，看到叮当作响、即将到站的电车的灯光时，我使劲把他拽到了一边。他一直沉浸在他的演讲之中，胳膊和我的胳膊绕在一起，正好站在轨道中央。“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亲爱的。我们生产的酒是最好的，比法国人的还好。我们的妇女是最为美丽的——看看她们高贵的色雷斯人的特征，就像雕塑一样。世界文明有三个主要的源头：法国、中国和保加利亚。罗比[2]，”仿佛我已经成了他的儿子，“你看看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多布罗加，被罗马尼亚拿走了；色雷斯，被土耳其人拿走了；爱琴海地区，被希腊人拿走了；最为糟糕的是，马其顿被那些塞尔维亚人拿走了。”他说“塞尔维亚人”这个词的时候充满了纯粹的蔑视之情。“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吉列尔莫领着我在记者俱乐部外面寒冷的、两侧堆满了积雪的街上转起了圈子：他还没有说完话。
1981年，记者俱乐部有一种狂欢宴饮的气氛。空气中飘荡着鸡汤、李子和葡萄白兰地、香烟的烟雾和臭汗的味道。堆积成山的香肠、山羊奶酪、红酒和啤酒空瓶子摆放在污迹斑斑的桌布上。男人们把胳膊放在女人们油腻的后背上。喊叫声、笑声不绝于耳，几乎每一把盖着红色绒布的椅子上都已有人。一面巨大的、占据了整面墙的镜子反射着朦胧的、卷烟造成的充斥着整个房间的烟雾。我感受到激情和亲密，这种状况似乎与太久的封闭有关，因而在西方是难以见到的。在西方婚外情主要是中产阶级空虚无聊的产物，但在这里，婚外情满足了更深层次的需求。由于政治和公共生活极受约束，因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实激情之井，即便是最为理想的婚姻也不可能耗尽其能量。也许，因为你永远无法逃脱寒冷，即便是在室内也很困难，所以，在夜晚有一个温暖的身体还不够：白天你也需要一个温暖的身体。
一个身材魁梧、脸色红润、铁灰色头发、穿着小礼服的侍者拥抱了吉列尔莫。“这是卢普超，”吉列尔莫告诉我，“他会看手相。”
“他看起来像勃列日涅夫。”我回答说。
吉列尔莫把我说的话翻译给了卢普超，他脸上露出笑容，并对我的恭维表示感谢。
卢普超把我们领到了一张桌子旁边。“李子白兰地对肝脏不好。”吉列尔莫建议说。于是他为我们两人点了葡萄白兰地。一个矮胖的老女人走过来，把她的脸颊贴到吉列尔莫的脸颊上，“罗比，难道我没有告诉你我们的女人有多么漂亮吗？”吉列尔莫把他之前告诉我的话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她把吉列尔莫揽入自己的怀里。吉列尔莫冲我笑了笑。他的眼睛始终很有表现力，似乎在根据自己的思想不断调整自己的语气。他的眼睛现在则在说：为什么不给这个老女人一点儿快感？
卢普超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
“他想给你看手相。”吉列尔莫说。我伸出手掌，卢普超用他的手指慢慢地在上面移动。
“卢普超说，你将在不久的将来遇到你的真爱。”（真巧了，15个月之后，我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我已经第三次结婚了，”吉列尔莫说，“女人们爱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犯傻，因此，要是我们足够傻的话，她们什么事都会宽恕我们的。”
“看看你的周围，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而且一直是这样，包括晚上，当你们在美国睡着的时候，我们还在工作，追赶，一直在追赶。保加利亚的机器人科学在巴尔干是第一位的。”他说，语气像是在透露一个国家机密。
卢普超又回来了，拿了一些汤、色拉、葡萄白兰地，还有一瓶摩林科地区产的干红，摩林科是靠近希腊的一个边境地区。
“我已经吃过饭了。”我告诉吉列尔莫。
“嘿，来吧，伙计。”他说，示意让我动手拿桌子上的东西吃喝。
接下来，我记得我猛烈地反驳了吉列尔莫对于里根的一系列抨击中的第一个，尽力为我们的总统进行辩护。“好了，罗比，不要告诉我你是那些牛仔中的一个，也不要告诉我你是那些落基山脉中的革命者之一。”
“牛仔！当牛仔要好过当俄国人的奴隶吧！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开始有些醉意了，吉列尔莫把我的行为——我开始喊叫，和他争论，并与他一起喝酒——看作是一种恭维。我认为，这是我们长久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友谊开始的一个契机，也是我真正开始理解有关保加利亚的事情的一个契机。
“你们叫我们奴隶。还有，你们在西方还用一个愚蠢的词——卫星国——来称呼我们，仿佛我们保加利亚人是在太空中运行一样。你们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在苏丹的枷锁下生活又是什么滋味。俄罗斯人把我们解放出来，但我们也是有自尊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就和俄罗斯人干上了。结果呢，我们现在是弱小的，被敌人包围着。于是，我们就利用俄国人当保护伞，”说着吉列尔莫把拇指放在了其他手指的后面，“以便我们与土耳其人、希腊人以及其他的人周旋。亲爱的，在我们和土耳其人、希腊人以及塞尔维亚人周旋的过程中，俄罗斯人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自由呢？俄罗斯人给我们便宜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我们在给俄罗斯人放血。但是，你们西方人不知道世界这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你们的牛仔能从地图上找到保加利亚吗？你们关心的只是美俄两国之间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只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已。我们是最有智慧的农民，我们比你们更明白如何生存下来。”
这些争论对我产生了影响，因为我刚从罗马尼亚来到这里，而在1981年时，由于齐奥塞斯库所谓的“独立的外交政策”，罗马尼亚是东欧集团中在美国名声最好的国家，而保加利亚则是最差的国家。但是，在我看来，尽管保加利亚人也比较贫穷，在经济上却比罗马尼亚人富裕得多，而且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这样一种随意的、酒后的讨论，在仍然处在齐奥塞斯库影子下的多瑙河对岸是不可思议的，而美国的决策者们却在给予它以最惠国的贸易地位。
“我是最亲美的保加利亚人，”吉列尔莫接着说。“我是1942年毕业的索非亚美国学院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你知道我是BTA（保加利亚电讯社，共产党的官方新闻机构）1957年派驻北京的第一个记者吗？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层意思——我们的记者和你们的记者是不同的。我可以算是保加利亚在北京的官方代表。我害怕中国的领导人。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到那个工作的？亲爱的，就因为我是在美国学院接受的教育。”
“纳粹关闭了那个学院了吗？”我问。
“没有，”吉列尔莫看起来有些尴尬。“因为战争，1942年之后，学校难以为继了，但仍然没有正式关闭。它是在1946年被关闭的……”
“它是被战后政府关闭的。”我接过了吉列尔莫的话茬。吉列尔莫抬了抬眉毛，耸了耸肩，这是以一种东方的方式在说：是的，你还能怎么办？
“吉列尔莫，那可不是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名字，对吗？”我问。
他对我微笑一下，算是认可。“嘿，我父亲在本世纪初去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想通过做纺织品买卖赚钱。他在那里最好的朋友是一个西班牙人，吉列尔莫。我就取了他的名字。你知道我父亲参加巴尔干战争的事情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藏在森林里，为的是我不必去参军——保加利亚和法西斯结成了同盟，你知道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44年9月份俄罗斯人来时的情景：我安全了，我可以呼吸了。”
“你现在还可以呼吸吗？”
吉列尔莫顽皮地一笑，并向天花板转动着眼珠子。“唉，又来了，你这家伙。罗比，那些革命者对你所做的一切是一个悲剧。你是个聪明人，但看看那些人把你的心灵扭曲到什么样子了。”
一个白头发的、看起来很老也很疲惫的男人走过来和吉列尔莫拥抱在一起。两人相拥在一起有数秒之久。
“罗比，我给你介绍一下20世纪最伟大的驻外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彻特。”
我们两个人相互握手。
“眼前这个人，”吉列尔莫大声说，同时看着伯彻特，并紧紧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浑身洋溢着自豪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是最伟大的记者，写了40本书。是杜鲁门——这个罪犯——扔下原子弹之后第一个去广岛报道的人！是唯一在北部对朝鲜战争进行报道的西方人！你知道，他是第一个深入到‘胡志明小路’的人。你看我戴的这顶贝雷帽。这是威尔弗雷德七十年代去西班牙报道法西斯主义崩溃时为我买的。”
吉列尔莫只是略有夸张。伯彻特几乎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每一次战争和革命，并且对所有的战争和革命都有著作出版。他能讲几种亚洲语言，并且与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等人都关系密切，只有很少的西方记者能够接近这些人物。他191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农村，他自己家庭的贫困、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以及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行为，使得他变成一个激进的人。1953年，他作为朝鲜的一个半官方的发言人出现在朝鲜战争和谈会议上。有好几年，一直有传闻和间接的证据，说他是一个接受报酬的克格勃特工，尽管这些证据很难完全证实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证伪。5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注销了他的护照，于是，他只能使用北越共产主义政府为他提供的一个通行证而周游世界。
如果伯彻特是从克格勃那里领取报酬的话，他得到的钱可能并不多，因为他和他的家人经常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他靠到处漂泊当特约记者和写书勉强维持生计，但尽管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却很少有人购买他的著作。他经常囊中羞涩，能说多种语言，博闻强记，结交朋友的能力很强。每一个遇到伯彻特的人，包括亨利·基辛格，都很喜欢他。1972年巴黎的和谈会上，基辛格让伯彻特充当与北越打交道的中间人。
伯彻特很兴奋地跟我谈起他最近在做的事情。“我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这几年写下的笔记都能派上用场。”他告诉我说，他和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妻子及家人在1980年搬到了保加利亚，大约就是里根在美国当选的时候，在他看来，里根的当选将预示着一场新的冷战和对“人民的民主”的新一轮攻击。1983年，即与我相遇两年之后，伯彻特在索非亚去世。
“不要当一个人云亦云的家伙，罗比，”吉列尔莫喊道，“就像那些把我们称作卫星国的坏家伙一样！深入下去，深入到历史中去，自己去弄明白我们（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
伯彻特和吉列尔莫还抱在一起。
我们三个人一起涌到了街上。酒精、热烈的讨论、在异国他乡结识新的朋友带来的新鲜感，让我再度兴奋起来。和伯彻特告别是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在寒气逼人的雪中，吉列尔莫塞给他一份书单，让他把这些书送给我阅读。
“还有，罗比，”吉列尔莫小声对我说，“我给你提供了信息，你也会为我提供信息，对吗？”
“比如说？”
“最近，有一份美国杂志，《当代历史》，专门谈论中国。你能给我弄一本吗？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我需要对事情的动态有足够的了解。”
“你可以在索非亚的美国图书馆找到啊。”
“罗比，”他摊开了双手，“就光是走到那里也不容易。我该怎么告诉你呢，街上有人会看到我的。”
“这就是说，这里现在还是不自由的。”
“你为什么总是非得用你们的标准来评判我们不可？你不知道，战争年代这里是个什么样子。”吉列尔莫的眼睛似乎没有了必胜的神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开始想知道他的情况。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英语说得很完美，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保加利亚驻中国的首席记者，他陪同我这么一个贫穷的自由职业者转悠，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怎么估算，他到现在都应当是一个大使级的人物，而不应当是索非亚通讯社的一个打杂的。我承诺第二天早上再跟他见面之后，我们就在雪地上告别。
尽管是来到索非亚的第一个晚上，我还是决定到处走一走，然后再回酒店。我意识到，这个城市虽小，却充斥着强有力的意象。在泛光灯的映照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教堂那层层叠叠的镀金铅制的绿色圆屋顶让人想起中世纪拜占庭时代的情景，而且由于教堂靠近有着巨大柱廊和拱门的共产党机关总部，还靠近季米特洛夫陵墓，里面的尸体让我不由得感到阵阵的恐惧。在这里，中世纪和现代的阴谋，私语和沉默似乎混合在一起，飘荡在空气之中。
“保加利亚：面积很小，很容易被人了解，但却得天独厚，其禀赋不亚于一个微型的洲。……这是一个巴掌大的天堂，却被恶魔占据着。”《自由的使徒》（TheApostle ot Freeceom）的作者莫西亚·麦克德莫特这样写道，《自由的使徒》是为19世纪率领保加利亚游击队抗击土耳其人的领导者瓦西尔·列夫斯基（Vasil Levsky）所写的传记。
保加利亚人和晚到欧洲的马扎尔人、土耳其人一样，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鞑靼人）的一个部落。大约在公元681年，大约25万保加利亚人在阿斯帕鲁赫可汗（Khan Asparuh）的率领下，穿过多瑙河进入了后来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地方。保加利亚人和比他们早150年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通婚。“和任何杂交物种通常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内维尔·福布斯（Nevil Forbes）写道，这个新的人种展示出了相当可观的“活力、凝聚力和冲劲儿。”
在中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是欧洲最为强大的和先进的王国之一，是一个微型的拜占庭，经常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在九到十世纪，远在塞尔维亚兴起之前，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一世和西米昂（Simeon）就打造出了一个西起阿尔巴尼亚东到黑海、北起喀尔巴阡山南到爱琴海的温暖水域的帝国。865年，保加利亚人成为所有斯拉夫以及斯拉夫化的民族中第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民族。僧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及其追随者就是从保加利亚把西里尔字母表传播到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的，从而使保加利亚而成为斯拉夫语言和文化的诞生地。直到今天，保加利亚人还把他们的母语看作是斯拉夫语中的拉丁语。
语言上的自豪成为一种对于民族性的认知，而按照巴尔干的标准来衡量，这是相当开明的一种做法。因为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就像每一个人那样讲保加利亚语，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认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亲纳粹的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政权和反对他的保加利亚游击队，共谋如何保护犹太人，使他们避免被驱逐的命运。结果，保加利亚和丹麦一道，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各国中大屠杀的记录是最干净的——至少在它自己的边界之内是这样的。[3]吉列尔莫经常向我保证说，“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出生的犹太人）是以色列政治中“最有影响力的派别”，总是保护保加利亚的利益。他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出生在保加利亚、从小就讲保加利亚语的人，竟然会不把自己当作保加利亚人。他声称认识一个祖籍是保加利亚的以色列人，尽管此人从未听到过保加利亚语，但他一回到保加利亚就能懂得保加利亚语。“我们的语言流淌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吉列尔莫断言说。
11世纪早期，拜占庭皇帝巴希尔二世在斯特鲁姆尼察打败了国王萨缪尔，之后，他下令弄瞎了14000名俘虏的眼睛——这是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令人恐怖的时刻——于是保加利亚又重新回到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之下。[4]但在12和13世纪，在国王卡洛扬和阿森二世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领土，又达到了更高的文化和经济高度。
与其他达到顶峰然后逐渐衰落到历史深渊的帝国不同，处在其鼎盛时期的保加利亚的倒塌的原因却是一系列的外来入侵，外来入侵的最终结局是长达500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占领时期。因为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用作进一步的欧洲扩张的主要基地，所以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统治比在别的地方来得更为血腥、更为专横。城市中心的全部人口被驱离；被征服的农民被迫从事强制性的劳役；相对先进的封建制度被更为原始的制度所代替。与塞尔维亚一起，保加利亚是第一批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巴尔干国家，但却是最后一个获得解放。“从1393年到1877年，说保加利亚没有历史，应该是符合实情的。”福布斯说道，他接着说：
所有巴尔干人中，保加利亚人遭受了最为严重的镇压和摧残。希腊人凭借其神出鬼没、才智和金钱，很快就让土耳其人自食其果；罗马尼亚人多少受到了多瑙河以及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的庇护；塞尔维亚人没有那么暴露在土耳其人的怒火最为强烈的地方，他们的国家大部分地方使土耳其人不容易到达，也给他们提供了某种保护。保加利亚人别无依靠，只能遭受灭顶之灾。
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只是一个国家的幽灵，民众愤懑已久，但国家早已支离破碎。“土耳其人的奴隶制，仍然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困扰。”吉列尔莫告诉我说。
值得指出的是，保加利亚日历上最为庄严的日子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官方的共产主义的日子，而是一个纪念36岁的游击队领导人列夫斯基1873年被土耳其人处死的日子。2月19日黎明时分，成群结队的人们拿着鲜花从索非亚的大街小巷涌向土耳其人绞死列夫斯基的广场。到天大亮时，纪念碑周围就堆满了山一样高的鲜花。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最为伟大的、正义的青年英雄，他在人们心目中几乎达到了神话英雄的程度。他的头发被认为化作了“古老的山”思达拉普拉尼娜，指的是贯穿整个保加利亚的一道长长的山屏，在不含情感因素的情况下，它被称为巴尔干，而在土耳其语中，“巴尔干”就是“山”的意思。这条山脉使得整个巴尔干半岛有了名字。
列夫斯基的被处决，在一定程度上说点燃了1876年4月爆发的全国性的游击队起义，土耳其人对此进行了野蛮镇压。这开启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游击战争和反对暴动的军事活动的第一章，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人烧毁了数百个保加利亚村庄，而伤亡者大多数是平民。大约是19世纪这个时候，保加利亚人对于行将就木的苏丹的抗击，牵动着西方的（和东方的）自由主义者的良心，就如后来的越南一样。奥斯卡·王尔德、维克多·雨果和伊凡·屠格涅夫等作家竭力支持保加利亚游击队的抗争。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意大利统一英雄朱塞匹·加里波第也表示了支持。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中那充满激情的关于自由的诗句，尤其适合于保加利亚在那些岁月中的斗争，而诗人其时正在对其史诗般的长诗进行修改。保加利亚是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时尚的事业”。西方早就忘记了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却从未忘却。
1396年，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在尼科波利斯激战。
保加利亚的民族英雄列夫斯基，1873 年被土耳其俘获后处死。
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这个迟来的然而却生死攸关的关头，俄罗斯人及时赶到。在1877年和1878年，一支俄罗斯军队横扫保加利亚，把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奴役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保加利亚人的、对抗土耳其的缓冲国。尽管1878年的柏林条约迫使新独立的保加利亚重新把色雷斯和马其顿割让给了土耳其，这引发了又一轮的游击战争的爆发，但是，保加利亚人对于俄罗斯人的感激之情从未完全消失。俄罗斯人带来的解放，是保加利亚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刻之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教堂的建设开始于1882年，其目的是纪念在那场战争中阵亡的20万俄罗斯士兵。保加利亚人有时候把俄罗斯称作“伊凡爷爷”，但他们对俄罗斯的爱戴之情包含了极其细微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很难穿透冷战时期西方的评论家用陈词滥调构筑起来的墙壁而为外界所感知。如吉列尔莫所提到的那样，对沙皇俄国的感激之情并没有妨碍保加利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攻打俄国。
以马其顿的回归为核心的民族统一主义，导致了保加利亚在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并导致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的灾难性结盟。马其顿、爱琴海出海口处和其他地区的丧失，使得20世纪前半叶的保加利亚成为一个痛苦的、非理性的国家。保加利亚人仇恨所有的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其顿的恐怖主义使得索非亚的政治始终处在剧烈冲突和不稳定的状态。从政治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变频仍的叙利亚非常接近。因此，当1944年一支俄罗斯军队第二次踏上保加利亚的土地上时，保加利亚已经是一个精神上破碎的民族，怀有极端的（即便是用巴尔干标准衡量）苟且偷生的感觉，而这正好给了苏联人可乘之机。
就军事占领和领土损失而言，苏联的主宰让保加利亚付出的代价很少。因为与苏联并不接壤，苏联人没有提出领土的要求——这与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情况不同，二战之后，随着苏联的边界向西推进，这些国家都被迫放弃领土。由于处在离中欧东西方冲突阵线最远的位置，保加利亚也是华沙条约国中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国家。因此，当保加利亚本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莫斯科培养的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于1947年12月巩固了其控制能力时，苏联军队就撤离了保加利亚，而且，除了每年的军事演习，再也没有返回。保加利亚人对于把他们看作是苏联人的“附庸”的说法非常恼怒，并且指出，匈牙利（在70和80年代在西方享有很好的声誉）接纳了6万名苏联士兵，但保加利亚境内却没有任何苏联士兵驻扎。
除了不派驻军队、不提出领土的索求、留下了积极的历史记忆之外，俄罗斯人还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很强的心理混合物：保护保加利亚，抵御土耳其侵犯的承诺；数不清的、凭借自己的强势而不是弱势与所痛恨的殖民统治者打交道的机会。一个保加利亚外交官曾经这样告诉我：“是北极熊在保护着我们免受恶狗的骚扰。”
1982年9月，在我第一次去索非亚之后，《读者文摘》发表了一篇名为《谋杀教皇》的文章，作者克莱尔·斯特灵（Claire Sterling）是一位密切关注国际恐怖主义的作家。斯特灵的主要观点是，1981年那个向教皇保罗二世开枪打伤他的土耳其枪手穆罕默德·阿里·阿甲，并不像人们一开始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行动的疯子。根据斯特灵的说法，阿甲当时是受保加利亚“国家安全警察”的指使。此文发表后几个星期，意大利警方逮捕了巴尔干航空公司（保加利亚国家航空公司）驻罗马分部的负责人谢尔盖·伊万诺夫·安东诺夫，指控他在教皇谋杀案中犯有共谋罪。
开始被披露出来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扰乱土耳其——北约的东方堡垒——脆弱的议会体系的一种努力，苏联的克格勃鼓励保加利亚人向每一个土耳其分裂主义的或极端主义的团体走私武器，不论这些团体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允许土耳其黑社会头目贝基尔·切伦克（Bekir Celenk）把索非亚当作他的活动基地，而切伦克控制着整个欧洲的土耳其社群的犯罪网络。保加利亚人通过自己的国营货运公司把枪支带进土耳其，把海洛因和其他毒品带出来。阿甲是一个雇佣杀手，既为新纳粹主义的土耳其“灰狼”，也为“土耳其人民解放军”服务，因而土耳其黑社会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警察都对他相当熟悉。
1978年，波兰克拉科夫的枢机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al）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个波兰人成为教皇，助燃了1980年波兰的反政府的团结工会的运动。因此，一个波兰教皇的存在削弱了克里姆林宫在东欧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卫星国家的稳定性。还有什么人比保加利亚人更合适来处理消灭教皇的协议呢？保加利亚的国家安全警察——比其他任何东欧的秘密组织都有优势——接受过克格勃的控制，而且，由于拥有土耳其的走私网络，能够接近鲜为人知的“左翼”暗杀者网络，并且这些人几乎不可能被追踪到莫斯科的头上。
“从一开始，（我们）就确信，克格勃躲在这一阴谋的背后。”梵蒂冈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新闻周刊》说。[5]
根据斯特灵和意大利司法权威的解释，阿甲于1980年入住索非亚的威图莎奥坦尼酒店，在那里他得到了一本假护照，然后被介绍给土耳其黑社会头目贝基尔·切伦克，后者给了他170万美元让他暗杀教皇。阿甲在奢华的威图莎奥坦尼酒店住了两个月的时间：酒店受到了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
接着，在土耳其中部的一个棚户区长大的阿甲，花费5万美元在欧洲体验了一次豪华之旅，在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之间尽情游历。之后，他到达罗马，安东诺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人为他安排了住处，在他向教皇开枪那天开车把他送到了圣彼得广场。阿甲开枪之后立即就被控制，被当场逮捕。据报道，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了5个电话号码，两个是驻罗马的保加利亚使馆的，一个是保加利亚领事馆的，另外一个是巴尔干航空公司的，最后一个未编入电话号码簿，是保加利亚使馆秘书托多尔·艾瓦佐夫的住宅电话。
1982年底，我又回到了索非亚，仍旧是从罗马尼亚坐火车到达。我随身带了一本埃里克·安布勒的杰作《季米特里奥斯的面具》（The Mask of Dimitrios），该书讲的是一个黑社会类型的、名叫季米特里奥斯的人的故事。季米特里奥斯在途经保加利亚去欧洲的路上，卷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混杂着毒品走私和政治暗杀的阴谋网络。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间是1939年。在该书的结尾，他写道：“必须存在特定的条件，才能创造出季米特里奥斯所代表的这种特定的罪犯……只要无序和无政府伪装成秩序和启蒙，那样的条件就必然会出现。”
俄罗斯人给了我们与土耳其人打交道的巨大的自由空间。……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自由呢？吉列尔莫一年前就曾这样跟我说过。我现在突然想到，如果这些说法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对保加利亚人来说，控制像阿甲这样的土耳其罪犯这个念头本身，肯定就会具有莫大的诱惑力。那才是保加利亚人的终极报复：操控阿甲的行动和命运，就像他们的行动和命运曾经被阿甲的奥斯曼土耳其祖先们操控一样。因而，这一通忙活的目标，刺杀一个天主教的教皇倒是第二位的。巴尔干是一个视域狭隘的地方，因为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遭受的煎熬最为痛苦，所以，他们观看世界的眼光就更为狭隘。
吉列尔莫在保加利亚大酒店门口等着我。我提前发电报给他说我要来这里。
“哎，罗比，我们必须现在就走。你来的时间正好。以后再放行李吧。你想得到新闻吗，伙计！保加利亚电讯社的负责人正在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声讨西方的无耻挑衅。威尔弗雷德就‘新的冷战’说什么来着？”吉列尔莫一副兴奋异常的样子。
时间是1982年12月1日上午11点。位于格拉夫·伊格纳蒂耶夫路的记者俱乐部里已经充满香烟烟雾和李子白兰地酒气。站在房间后面的是一个皮肤灰黄、有些谢顶的男人，因为要不时地抽上一口烟，他的讲话时断时续。保加利亚电讯社社长博扬·特莱科夫，是强硬的共产主义政府中最接近官方发言人这一角色的人物。自从国际媒体开始猜测谋杀教皇一事中有“保加利亚人的密谋”以来，这是保加利亚高级官员首次公开发表言论。除了几个西方的外交官，我是房间内唯一的外国人。吉列尔莫在为我做翻译。
“你这一次得到独家新闻了，亲爱的！现在，你会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特莱科夫说，斯特灵的文章和意大利警方逮捕安东诺夫，都是“受西方情报机构影响和操控的、意欲破坏和缓局面，在波兰煽动反对保加利亚的情绪之阴谋的一部分，而全然不顾波兰的局势正在走向正常这一实际情况”。特莱科夫所说的“正常”指的是一年以前摧毁团结工会，并将其领导人莱赫·瓦文萨逮捕入狱。尽管特莱科夫的露面被宣传为“新闻发布会”，却没有人提问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在场的保加利亚新闻记者忙着去撰写新闻报道。特莱科夫讲演完毕之后，大家都待在原地未动，继续喝着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