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代价
现在是1985年秋天，我第五次到索非亚。像以前一样，我仍然是从罗马尼亚坐火车来到这里。吉列尔莫又到保加利亚大酒店门口等我。“我们必须抓紧点儿，罗比。保加利亚科学院副院长、巴尔干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托多洛夫在等你。”
我回到索非亚是因为有令人不安的报道。当局正在逼迫90万人改名字，这个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10%。受到影响的人都是土耳其人，这是长达500年的土耳其奴役保加利亚的恶果。每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都应改叫“米哈依”，等等。
事情通常发生在半夜。军队的半履带式车辆的轰鸣声和探照灯刺目的光芒划破了一个处在沉睡之中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村庄的宁静。接着，民兵冲进每一户人家，把一张复印的表格扔在这家男人的面前，而他则必须在上面写下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新的、保加利亚语的名字。那些拒绝或是犹豫不动的人，则只能看着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被民兵强奸。根据国际赦免组织和西方外交官员的说法，民兵毒打了数千人，处死了数百人。另有数千人被投进监狱或被迫在国内流离失所。
我只记得尼古拉·托多洛夫是一个脸色发灰的人，穿着一套灰色的衣服，站在寒冷而昏暗的房间里面；我只能穿着外套坐在窗户前，这样我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笔记本。托多洛夫用一种单调的语气说话，声音中没有激情。吉列尔莫为我做翻译：“国家必须保护民族的利益，而在巴尔干，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特定的种族群体。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则意味着，每一个少数群体，都必须被完全地同化到多数群体中来。”
吉列尔莫接着带领我去见了另外一名保加利亚官员，此人非常直率：“要不是土耳其人在14世纪的入侵，到现在我们的人口应是8000万（而不是900万）。他们同化了我们；现在我们得同化他们。土耳其人杀死600年后的列夫斯基这笔账必须得算清楚。”
“当巴耶齐特14世纪以雷霆万钧之势来到这里时，他可是丝毫也不心慈手软，数千保加利亚人被迫改掉自己的名字。[1]那个时候你们的西方媒体在哪里？我们的后背已经被抵在了墙上，再无退路可走。”他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2.5%的出生率，而信仰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出生率为零。
当我向吉列尔莫提及我要去美国使馆参加关于这个事情的通报会时，他看起来有些忧虑。“在那里他们可能告诉你一些什么呢？这样吧，伙计，”他说，同时皱起了眉头，“你向我保证，你不会自动地相信那些外交官告诉你的话。记住，你是一个记者。你应当敢于质疑。”
外交官们告诉我的是：“在保加利亚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现象。”但吉列尔莫后来并没有问我通报会的情况。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试图劝说我不要去使馆——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记得，1985年的那个傍晚的街道上非常寒冷。当吉列尔莫和我急匆匆地赶向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俄罗斯饭店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官方的、由柴卡牌黑色轿车组成的长长的车队，耽搁了我们和其他下班的人们的行程。人群中没有人向这些显贵挥手，甚至连好奇的神情都没有。人们只是一直低着头。黑色的轿车里面，小小的车窗帘子一直拉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膜如此之深，令人惊讶。
“我们需要有所改变，罗比。”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吉列尔莫快速地说道。
我感到很吃惊，于是仔细地打量着他。吉列尔莫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说话从来没有如此直接过。我感觉时机到了：“你从中国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吉列尔莫？”
“亲爱的，除了威尔弗雷德，我下面要告诉你的，我可从来没有告诉另外一个外国人啊！”
等我们到达饭店的时候，吉列尔莫已经讲完了他的故事。只是几个小时之后，等我到了保加利亚大酒店我住的房间内，我才有机会把他的故事写下来，而其时我已经有些微醺了。吉列尔莫的话——在黑魆魆的、寒冷的、两边都是栗子树的街道上，他说的事情让人感觉耳朵发烧——就像对我施了魔法一样。因此，我知道我记得非常准确。
“1961年底从中国回到保加利亚时，我被分到保加利亚电讯社对外广播分部当编辑。我当时37岁，罗比。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许多只能在党内流传的敏感材料。我期望着干上几年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也许是当保加利亚电讯社驻莫斯科的记者。”
“我那时有个朋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鲍里斯·特姆科夫。我在中国的时候，他在保加利亚驻英国使馆。特姆科夫在党内的人缘很好。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你可能都难以相信。”
“有这么一个党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伊凡·托多洛夫-贾鲁达亚。这个贾鲁达亚被指控亲中国。罗比，那时正是中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出现分歧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空气中都弥漫着这样的气息。保加利亚电讯社发布了一个稿件，说贾鲁达亚自杀了。我给了特姆科夫另外一个只在党内精英中传阅的稿件，里面有更多贾鲁达亚事件的细节。”
“应当是在1964年4月底。特姆科夫和我安排好了都带着妻子在记者俱乐部见面。你瞧，我们成了如此要好的朋友，因此想让我们的太太相互认识。”
“那是你的第一任太太吗？”我插话问。
“不，第二任。我和第一任太太在中国时就遇到了问题，回到保加利亚之后，我们很快就分手了。喔，中国，我在那里有太多的奇遇了。”
“鲍里斯和我比我们的太太们先到俱乐部。然后我想起我把一份新闻稿件放在办公室里了。我告诉鲍里斯让他等着，我去办公室取稿件。等我半个小时之后回来时，鲍里斯不见了。我太太向我走过来。她和鲍里斯的太太在一起——她们已经相互介绍自己了。‘你们看到鲍里斯了吗？’我问她们俩。‘没有，’鲍里斯的太太告诉我，‘他还没有来。’‘不，半个小时以前他就在这里了。’我说。我们喊叫了几声。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只好在那里等。接着，一个我认识的人走到我们的桌边告说，‘鲍里斯被捕了。’‘为什么？’我问。那个人只是重复了一遍，说鲍里斯被捕了。我们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甚至不知道他们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
“罗比，在审判一名党员之前，通常要开一个会，开除这人的党籍。1964年6月，我在记者俱乐部里，突然我认识的一个党内人士走到我跟前说，九十分钟以后，将举行一个关于鲍里斯的会议。他说：‘吉列尔莫，你必须到场。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你不领头告发他，那像什么话？’”
“那是我一生中最为糟糕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当时的感受。我该做些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给我考虑的时间。
“在会场上，从那天晚上他被捕之后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看起来很吓人，你很难相信。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开始对他进行控诉。他们说了那么多的事情，你是不会相信的——说他是亲中国的，等等。他们并不认识他。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跟他在餐厅说过半句话。我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我正期待着他们把我忘掉呢。突然有人说，‘吉列尔莫，你说点什么呢？’那真比噩梦还要糟糕。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的一切都像是被云雾包围着。我不能呼吸。空气是那么地凝重。要描述我当时的感受是不可能的。我能说什么呢？我告诉他们：‘也许你们说的话有一些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很了解鲍里斯·特姆科夫，但他从未向我说过这些话。我自己很清楚，特姆科夫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反党的话。我知道，他总是很爱戴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2]至于中国和苏联的问题，那非常不幸。但是，鲍里斯·特姆科夫从未对我说过任何反苏的言论。就算是他说过任何那样的话，他也不是对我说的。同志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吉列尔莫所知道的事情。’”
“我结束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当所有人走出会场之后，鲍里斯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他的手是那么地干瘦。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先是把他送到了白勒尼。现在他在珀多普，索非亚东部的一个镇。他在那里有份儿工作。”
“你是说他处于在国内被流放的状态？”
“是的。二十年了，他仍然没有获准回索非亚生活。我经常开车带他的太太去珀多普。他们给她施加压力，逼迫她跟他离婚，但她就是不离。她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还有我。他们把我冷藏起来，罗比。审判十年之后，怎么说呢，他们一直让我待在冰箱里，让我坐冷板凳，拼命写文章。我现在本该成为保加利亚电讯社的社长了。可是呢，我不得不离开保加利亚电讯社，去索非亚新闻社工作。接着，十年之后，有人告诉我：‘你知道，吉列尔莫，这样已经不错了，你已被宽恕了。’我完全从头开始，从最底层干起。我那时已经快五十岁了。我一直梦想当记者，罗比，一个真正的记者，到处走走，各地漫游，就像威尔弗雷德·伯彻特那样。”
“罗比，你看出来了吗？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中国。我1961年底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与苏联的分裂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在北京担任保加利亚电讯社记者，所以我已经处在被怀疑的状态。而且，由于我给了特姆科夫那份关于贾鲁达亚的稿件，他们就有了对付特姆科夫和我的东西。”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我要求吉列尔莫进行解释。他的解释含混不清，而我已经冻得浑身打哆嗦。吉列尔莫一直抓着我的胳膊，在那家俄罗斯饭店外面兜圈子。
进入饭店之后，在一张昏暗的、描述俄罗斯士兵在克里米亚战斗情景的棕色油画下面喝着葡萄白兰地，吉列尔莫的两眼冒出了愤怒的火焰，“我痛恨日夫科夫。我痛恨特莱科夫。我一直相信社会民主，相信国际主义；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特权。”
“还有，罗比，”他说道，身子也隔着桌子倾斜过来，“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对待土耳其人的事情，那是他们最无耻的罪恶，最无耻的。”
那顿饭吃到后面的时候，吉列尔莫告诉了我那张虎皮的实情。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打死了那只老虎。所有人都同时开了枪。很难判断到底是谁的子弹打死了老虎。但是，由于吉列尔莫是外国友人，那些中国人就决定让吉列尔莫保留那张虎皮。“你瞧，罗比，你的吉列尔莫并不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英雄。”
[1] 巴耶齐特，土耳其的苏丹之一，1389-1403年在位，土耳其的名字是伊尔得雷姆，意为“霹雳”。
[2] 托多尔·日夫科夫，1954—1989年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