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与善
1990年我又从罗马尼亚坐火车返回了索非亚。这次所见到的索非亚与以前所认识的索非亚简直不是同一个城市。季米特洛夫的遗体已被火化，与保加利亚大酒店隔街相对的新古典主义的陵墓，已被反共产主义的涂鸦弄得面目全非。人们现在不再窃窃私语，而是在街道上就公开放声大笑或发牢骚。圣像和其他宗教艺术在城市的公园都有销售。现在有很多人人都看的报纸，而不再是唯一的、没有人看的报纸《工人的任务》一统天下。拜占庭风格的和新拜占庭风格的教堂——不再是相互保持着恐惧的、雕塑般的距离——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有机组成成分，不再扭曲公众的生活，转而有助于公众生活的康复。即使在1989年日夫科夫下台之前，这些教堂就一直有一小部分祈求者光顾，主要是老年人。但是现在这些教堂都恢复了活力。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在排队购买蜜蜡蜡烛。我记得有一位美丽的、深色头发的女人，她身着紧身连衣裤，涂着得体的口红，跪在大理石地板上，沐浴在穿越了彩色玻璃的黄色光线之中，正在亲吻一个圣像。
吉列尔莫在大厅里找到了我。他穿着品味高雅的棕色套装，里面是一件细条纹的衬衣和一条相配的红色领带。他已经66岁，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年轻。
“亲爱的，很抱歉迟到了，但我最近几天实在是太忙了。罗比，我现在是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我的老伙计啊，现在的索非亚新闻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现在处在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罗比。要比巴尔干战争时期还要糟糕。至少那时候我们团结一心，对抗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人。但我们保加利亚人现在已经人心涣散。而议会的那些人所做的一切就是空谈、空谈、空谈。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行动？他们看不出来全国人都在等待新的法律吗？现在的保加利亚，我们拥有的民主太多了……”
1949年悼念季米特洛夫的人们。
我引领着吉列尔莫穿过广场，到了喜来登酒店的维布也纳咖啡馆。这个咖啡馆是我上次来时开张的，吉列尔莫很快就吃喝完了一份卡布奇诺咖啡、草莓酥饼，咖啡上的掼奶油的量很大。
吉列尔莫开始从他的公文包里往外拿他写的文章。你没有办法阻挡他，他坚持要一字一字地给我读他最近为合众国际社撰写的两个新闻故事，一个是关于燃料短缺，另外一个是关于权力斗争的。现在的权力斗争是把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和反对他们的民主力量联盟之间的争夺。
“罗比，我可以跟你说点事情吗？就是这些民主力量联盟的人——不要把他们看作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绝对不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党官子弟。结果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民主派。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一直在叫嚷和声讨日夫科夫的罪恶。那就是他们谈论的全部内容。罗比，你知道，我内心里一直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但我们必须停止把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上的做法。你知道谁能帮助我们吗？是国王，西米昂（Simeon）。[1]他生活在马德里，但也许他会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记者俱乐部。那里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那里聚集的人要比我记忆中的那群人要年轻得多：男人们穿着熨烫过的牛仔服，漂亮的女人们穿着本地制作的、质量上佳的服装，是对意大利最新时装的仿制品。桌边的谈话相当热烈，但那种亲密之感已经消失。现在决定着讨论的是政治而不是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怀旧之情和时光飞逝之感。用不了几年，我其实已经预料到了俱乐部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样式：人们会较少抽烟，这里的气氛与华盛顿特区的上等俱乐部的气氛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我也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的、纯粹是我的一厢情愿的视角。对保加利亚人来说，这样一种转化，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受欢迎的。
吉列尔莫提到，有45年党龄的他正在退党——现在改称社会主义党。理由是：该党刚刚确定的新领导人亚历山大·利洛夫（Aleksandar Lilov），是1964年那天出席鲍里斯·特姆科夫批判会的中央委员之一，而他甚至不认识特姆科夫。吉列尔莫告诉我，日夫科夫下台之后，特姆科夫被解除了国内流放的状态，26年以来首次可以自由地返回索非亚。在保加利亚电讯社，所有员工都要求并且成功地罢免了博扬·特莱科夫的社长职务。“最为美好的事情是，罗比，时隔45年之后，我原来的母校，美国学院将要重新开办了。”
尽管还只是10月份，却已是寒风刺骨、阴沉多云的天气。乌云使天空变得灰蒙蒙的，就像蜡烛的烟雾遮挡了圣像一样。我第二天早晨和吉列尔莫见面的咖啡馆，与索非亚市区除了喜来登酒店之外的所有室内空间一样，没有暖气。前一天晚上，我在保加利亚大酒店睡觉时，蜷缩在好几条毯子下面熬了一夜，在黑暗之中都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我仍然感觉到冷，不是西方那种令人感觉舒适的、短暂的冷，只要你到室外就会变得暖和起来的那种冷；而是东欧那种难以忍受的、持续不断的冷，而且，由于为了尽力保持暖和，连续数个小时收缩肌肉，身子蜷缩着，你的胃部和肋骨都会疼痛。这是保加利亚人即将要应对的一种寒冷，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海湾危机——这从去年8月份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就开始了——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所造成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在这里，像在巴尔干别的地方一样，你必须和别人一样受煎熬，你才能够理解他们。
“这是我们的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但也是最为艰难的时代，”吉列尔莫告诉我说，“国家安全档案不能开放，至少在我们大多数人还活着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人民的确想知道关于马可夫被谋杀的真相，关于教皇被刺杀的真相，但还不仅仅是这些。罗比，我们在这种体制下生活45年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或那个时候说过这句话或那句话。罗比，相信我，你必须相信我，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从来没有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但是，也许，等档案公开之后，上面会写着，在某某时候，你的朋友吉列尔莫说了某某话，并且被用来针对某某人。”说着，吉列尔莫抬起了眉毛，使劲挺起了外套下面的肩膀，其表情暗示着多种可能性，允许多个层面的解释。
“你想让邻居跟邻居相互争斗吗？没有人想打开那些档案。如果他们打开了，他们会发现什么呢？好吧，也许是关于马可夫被谋杀的某件事情，但也许是某件关于民主力量联盟中的这个或那个大人物，曾充当国家安全部门的告密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但是，罗比，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知道，”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吉列尔莫·安杰洛夫，始终属于社会民主派，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我从未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吉列尔莫看起来有些焦虑，害怕我可能怀疑他有什么事情。
风吹打在咖啡馆的窗户上，窗上的玻璃咔咔作响。我向外看了看灰蒙蒙的天，还有索非亚天尽头那波浪状的镀金圆屋顶。我知道，就算吉列尔莫曾做过什么的话，不论他做的是什么，我早就宽恕他了。
黄昏时分，夜色渐浓，我沿着扎伊莫夫将军林荫大道走着。小球状的路灯几分钟前才开始发出亮光。现在路灯又灭了：又一次灯火管制。由于燃料短缺，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没有电的。我推开了一扇咯吱作响的铁门，走进一个昏暗的走廊，两边灰墙上布满了涂鸦。我沿着台阶上了二楼，敲响了一家的门，这就是伯彻特的家。门开了。在一根蜡烛飘忽不定的暗影里，站着一个个子不高、满头灰发的女人，她表情生动，透着睿智。她举着一根蜡烛，把我领到了客厅，客厅的窗户对着街道对面公园里鬼影一般的七叶树。
“我是韦萨。这是我女儿安娜，我的外甥女儿瓦尼萨。”我跟那个漂亮的、深色头发的女人握了握手，向一个18个月大的、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的小孩子表示了赞赏。房间里面很冷。光线尽管昏暗，但是还能看清几块东方地毯、装满书的书架和一些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手工艺品。对于一个写过50本书的作者来说，威尔弗雷德·伯彻特的藏书并不算多。我想到了有些人那巨大的书房，而他们在著述上的成就连伯彻特的零头也赶不上。像里德、鲍彻一样，伯彻特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靠着一只行李箱就能过活，他收获的是朋友而不是物品。与他们不同的是，里德的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卖得很好，鲍彻在晚年的时候从《时代》杂志（伦敦）领一份工资和退休福利，而伯彻特则处境艰难：为了写一本书，为了给保加利亚的杂志撰写文章，他69岁时躲避到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
伯彻特死于1983年，即在我首次造访保加利亚两年之后。1949年，伯彻特第一次到保加利亚报道针对特洛乔伊·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的清洗诉讼，特洛乔伊·柯斯托夫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时抵抗英雄，就在那一年被以“铁托主义”的间谍之名处决，死后被平反，韦萨就是那时认识他的。“我那时在保加利亚电讯社工作，被安排去给威尔弗雷德·伯彻特当翻译。我们相爱了。我被驱逐出党，因为我嫁给了一个外国记者。很难让党内的人们相信，威尔弗雷德不像别的西方记者，他对我们没有敌意，反而同情我们。”
“你觉得你丈夫对东欧的革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会很感兴趣的。说威尔弗雷德是共产主义者，那是不对的。他不是一个间谍。他是一个走在其时代前面的锐意改革的人。他曾对我说：‘韦萨，我们必须承认，人民的那些民主是不会有效果的。’”
“告诉我，”安娜插话说，“吉列尔莫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她问。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说道。
“好，他也是这样听说的。”安娜说保加利亚的问题是，政府仍然想抓住权力不放，但反对派认为国家需要的是资本主义和流亡的国王西米昂的回归。
母亲严厉地看了女儿一眼。“王室成了一种新的时尚。”韦萨说道。在她看来，反对派应当对国家的不稳定负责，因为他们拒绝与执政的共产主义者合作。伯彻特的家庭与其他任何家庭也几乎没有区别：孩子反抗父母的政治观念。
我在准备离开的时候电灯又亮了。“我父亲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安娜告诉我。
“他那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出版了吗？”
“只有葡萄牙语的，是一个巴西的出版社出版的。”
在1990年最后一次访问保加利亚的时候，我背着背包从索非亚出发，准备到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转一转。与在罗马尼亚不同，搭乘便车是不可能的；由于燃料短缺，路上的轿车很少。我只好乘坐公交车。
在离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边境不远的克尔贾利镇，这里人口80%是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战后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的缔造者季米特洛夫的一座雕像占据着一个公园的核心位置。雕像中的季米特洛夫略显疲惫，弯着腰，衣服披在肩上，被刻画成一个有长者风范的人民的仆人。在季米特洛夫的背后，作为同一雕像单元的一部分，是一系列的、一块儿摞一块儿的黑色花岗岩巨石，其用意是表示伴随着季米特洛夫的辛勤劳动而出现的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些笨拙的巨石所传达出来的却是全然的、鄙夷的蔑视，仿佛在说：“我们可以把你压得粉碎，而你却没有任何办法。”
我明白了，伯彻特与季米特洛夫的区别在于：
伯彻特是一个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灵魂的人，但是他因为太过痴迷于寻找天堂，不论他是多么地无辜，其最终结果却是为地狱帮了忙。吉列尔莫也是这样，身上不论有什么恶的东西，那只是碰巧罢了。但在季米特洛夫（当然，斯大林也是这样）身上，不论他有什么善，那也只是碰巧罢了。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审判庭上对共产主义的辩护之所以是道德的，只是因为纳粹要恶劣得多。[2]但是，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特别是就保加利亚的被奴役而言，他对斯大林俯首帖耳，满足了斯大林的每一个愿望和心血来潮的想法。假如希特勒没有撕毁他和斯大林的互不侵犯协约的话，那么，斯大林（以及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助手）也会毫不犹豫地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欧洲，就像他与西方同盟所做的那样。
“我那时正在瓦纳上学。”我在访问克尔贾利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人开始对我说。[3]“1984年底，我回到克尔贾利过圣诞节。没有人跟我说话。整个火车站挤满了士兵和民兵，四人一组。到处都是士兵。该镇土耳其人居住的区域被完全隔离起来。我们猜想可能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保持沉默。我们感到恐惧。是关于土耳其人的问题。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相当可怕。但是，除了更改土耳其人的名字——现在又可以把名字更改回来——之外，保加利亚人做了什么恶呢？”
“那些凶杀和强奸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的确有凶杀和强奸发生。那确实很可怕。但是，土耳其人现在比我们保加利亚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你们外国人关心的都是土耳其人。那是你们来这里的唯一原因。现在，我们害怕土耳其占了我们的上风。他们人口比我们多，经济上比我们强势。”
她所说的是对的。土耳其人口有5500万，是保加利亚的六倍多。按照西方的标准，土耳其经济薄弱，失业率高，生产的产品质量差。但是，与保加利亚不同，土耳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数十年的时间。考虑到保加利亚消费者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已经适应的东西，以及他们所能够买得起的东西，土耳其的产品可能有很好的前景。在20世纪最后十年，土耳其商人蓄势待发，要在保加利亚大干一场；土耳其经济也蓄势待发，要吞并规模小而且薄弱的保加利亚经济。执政者试图以极其野蛮的方式阻止土耳其人的控制，但这种控制难以阻挡这个趋势。数十年来，执政者一直在操控和利用历史上的仇恨和困扰，策划了最为怪异的密谋和诡计，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命运，但却无意之中为这种命运的到来打开了方便之门。
1990年10月，我在一个生长着柳树、杨树、柏树、巴尔干冷杉和苹果树的山区游历。所到之处尽是淳朴温馨的琥珀色的美景。保加利亚独特的魅力在于，它的气候介于欧洲寒冷而阴暗的气候与希腊温暖的地中海气候之间。其植物群落也是两种气候带的特有植物群落的融合，其丰富达到了奢华的程度。
我来到了巴达克（Batak）：这个名字曾在全世界回响，就像后来越南的美来村（My Lai）一样。我很早以前就向吉列尔莫承诺过要到这里来。但是，直到1990年底，我第七次来保加利亚的时候，我才兑现了我的承诺。
巴达克坐落在云雾的怀抱之中，周围多松树、云杉、山毛榉和冷杉等树木，是一片红瓦屋顶的房子，地处罗多彼山脉的高山草原，属于离希腊不远的保加利亚南方。1876年，土耳其人决定对这里实施屠杀，以收儆戒之效。他们任由非正规部队的雇佣兵“歪头巾”胡作非为，这些人以凶狠残忍著称，是被改信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团伙，他们用火烧和刀砍的残忍方式杀死了5000名东正教基督徒，那几乎是巴达克的全部人口。屠杀大部分发生在圣尼德亚教堂内部，伦敦《每日新闻》的J.A.麦加恩是最早的观察者之一，他发现赤裸的、沾满血污的尸体堆积得有三英尺高。
在巴达克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份英文报纸的剪报。由于其撕扯的方式特别，无法得知报纸和文章作者的信息。报纸上表明的日期为1876年8月30日，抨击了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因为他声称，对于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残暴行为的报道“被极度夸大”了。该文作者以一种讽刺挖苦的语气说道，在狄斯雷利看来，“杀死数千人”算不上大的罪恶，但是，如果一个报纸的记者说了“3万人被杀，而事实上被杀的只有25000人，”或者如果记者说“一麻袋人头被人扔到费里波波利（普罗夫迪夫）街头，任其四处滚动，而事实上这些人头是被胡乱扔在布加斯的意大利领事馆前面”。那将是更大的罪恶。我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同时想起了在中东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上演的杀戮和侵犯人权的现象，而数十年来，报纸的社论版面却同样是充斥着这类互相推诿的争论。想想看，在近现代，这一切可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随着悄无声息的、源源不断的游客队伍走进了圣尼德亚教堂，教堂里的光线寒冷而肃杀，其屋顶已经下陷，白色的墙壁被烟雾熏黑，但114年前的血污却从未被冲洗干净。在教堂的地下室，在玻璃板下面，堆积着山一样高的骷髅和人骨，安装在地面的灯开着。人群还在不断地涌过来：所有年龄的、不同阶层的保加利亚人；戴着方围巾的农村妇女，衣着精致的城里人。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的保加利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是里拉修道院（Rila Monastery）。[4]从已故英国记者J.D.鲍彻的墓地所在的位置看去，修道院看起来就是人们关于理想世界的典范：温馨惬意而又绚烂繁复的颜色，其高处则是圆屋顶、斜屋顶和一座中世纪的高塔，与肃穆的、被树木覆盖的山川形势形成冲突而完美的反差。太阳光穿过深色的、高耸入云的松树，娜蒂亚领着我在山坡上行走。团团云雾在山峰之间飘荡，让我内心不断地有壮志凌云的感受。到处都可以听到山间激流的轰鸣声。
是娜蒂亚首先让我注意到鲍彻的。我在里拉修道院与她认识。她是一个研究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在修道院居住和从事研究，并担任导游。“我不信仰任何宗教，”她告诉我，“对我来说，基督和穆罕默德没有区别。我到这里来，是要寻求一种更高的道德权威——一种视野——寻找一种在保加利亚政府从来没有给予我们的东西。”
1880年的圣尼德亚教堂。1876年在这里土耳其人屠杀了几千名保加利亚东正教徒。
1922年的圣尼德亚教堂。
圣尼德亚教堂。
鲍彻的墓地是一块孤立的、巨大的花岗岩石板，周围是清理出来的一片空地，正好俯视着修道院的入口。“我每天都来这里，”娜蒂亚说，“这是这一带最美丽、最安静的地方。和费迪南德国王一起来这里参观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表示这里是他希望将来被安葬的地方。鲍彻去世（1920年）之后，新的国王鲍里斯满足了鲍彻的愿望。这里被称作鲍彻之谷。”墓上的鲜花是娜蒂亚放的。
看到我有兴趣，娜蒂亚领我到了她在修道院大院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本关于鲍彻生平的书。
她领着我走上了陡峭的木台阶，又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脚下的木地板不断发出响声。然后她转动着一把很大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面很冷，墙壁刷成了白色，我想，我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安度晚年、终老于斯的地方。
太阳光穿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射在一张木桌子上，上面放着一台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旧打字机。地上铺着一块有条纹的东方式地毯。一块色彩鲜艳的农家粗布罩住了娜蒂亚的床。房间里的两排书架上有几本带有插图的关于圣像学和东正教的书。娜蒂亚那只有两个月大的小猫蹲伏在太阳光束里面。
里拉修道院穹顶壁画。
这里是海拔5000英尺处的深秋。房间里的确很冷。娜蒂亚给我拿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草茶，把一本装帧漂亮、有着黑色书脊的书放在我的怀里。书的内封盖着一枚图章，上面的文字是“美国学院财产”。我看了一下到期日期。最后一名借书者是1941年1月10日把书借出来的。娜蒂亚解释说，执政者把大学关闭之后，该学院的许多书就被搬运到这个修道院，让僧侣们保护起来。
该书的书名是《J.D.鲍彻的一生》，作者为格罗根夫人，1932年出版于伦敦。“鲍彻（娜蒂亚念成了“鲍尔彻”）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朋友。他热爱我们的国家，把这里当成他的第二故乡。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知道他。”娜蒂亚微笑着，把那把大钥匙放在木桌子上。“我必须回到院子里去了，有游客来。只要你想看这本书，你就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她随手关上了门。我瞥了一眼窗外陡峭的山腰上的云杉和圣栎树，就开始读了起来。
詹姆斯·戴维·鲍彻于1850年出生在一个有着英格兰-诺曼-爱尔兰血统的家庭。他在伊顿上学，并在那里教书，但因为害羞并且意识到他可能耳聋，他感到非常苦恼。传记作家指出，耳聋使鲍彻因祸得福，避免以一个不成功的中学教师的身份度过平庸的一生。38岁的时候，他仍然孑然一身，知己也不多，于是怀抱当作家的念头去了大陆。一番机缘巧合，他于1888年到了布加勒斯特，为《时代》杂志写一篇关于一场危及国王卡罗尔一世统治的农民暴动的报道。鲍彻接着成为《时代》杂志驻巴尔干的特约记者。此时，他的整个性格似乎经历了某种转化。在这种新的、奇异的、没有人知道他从前是一名害羞的中学教师的环境中，他所从事的新的工作迫使他去接触重要的、有趣的人，他腼腆的性格被彻底改变：他养成了很强的社交能力和对众多民族群体处境的深刻理解能力。“他能把自己化为马其顿的克里特人或保加利亚人，或是希腊人或罗马尼亚农民。”格罗根夫人这样写道。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后来把他称作“希腊的朋友”，而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则把他称作“保加利亚的朋友”。1892年，《时代》杂志使鲍彻成为驻巴尔干的正式记者，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二十年之久，报道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段时间，鲍彻还为不同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关于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鲍彻在不同的和谈会上出面，作为英国的代表为把马其顿划归保加利亚而呼吁，他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的作用，但他的任务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任务，因为保加利亚和德国结成了同盟，输掉了战争。
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开窍比较晚的人，因此，当读到鲍彻回忆自己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首次穿越巴尔干的文字时，我感到心里暖暖的。“啊！青春的活力！”他这样写道。像我所做的那样，鲍彻也喜欢待在巴尔干的修道院。在雅典，鲍彻曾经担任记者团的负责人，但我确信，现在的这些记者没有人听说过他。这都是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了：马其顿游击队的斗争、两次巴尔干战争。然而，在这里，在这片森林里，一位原本可以从事别的工作的美丽聪慧的女人，却在努力使鲍彻的薪火得以传递下去。如果真的有与死者神交这样一种事情的话，那么，在合上鲍彻的生平故事的最后一页时，我感觉了某种与它极为接近的东西。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充分理解我对于这个小小的可爱的国家的情感，我确信那一定是鲍彻。
[1] 西米昂是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1943年去世）的儿子，2001—2005年曾担任保加利亚首相。
[2] 1933年2月，一把火烧毁了柏林的德国议会。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主义者被指控放火并被送上审判席。季米特洛夫慷慨激昂的辩护使得审判以混乱收场。
[3] 瓦纳是保加利亚在黑海边的一个城市。
[4] 里拉的约翰，是一名保加利亚的圣徒，是他创立了里拉修道院。参见《序曲》部分。
第四部分
希腊：西方新娘，东方新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