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萨洛尼卡
1990年10月，我离开里拉修道院，动身前往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从这里到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的港口只需要再走50英里。在萨洛尼卡，我坐在一家咖啡馆的桌子前，凝望着爱琴海温暖的水域。在我的两侧，沿着宽阔的、镰刀状的海湾，数英里之内都是暗褐色的水泥浇筑的公寓楼群，楼上的阳台已经生锈，悬挂着为快餐店和电子游戏厅招徕生意的塑料霓虹灯广告牌。正是黄昏时分，白塔上的蓝白希腊国旗迎风招展。白塔建于15世纪，从我的视野内看，白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唯一的剩余之物。对于与我对面而坐的女士来说，城市上空飘扬的这面国旗所象征的，不是蓝色海滩上大理石砾石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纯洁，而是东方严酷的、不折不扣的现实。
萨洛尼卡的白塔。
希腊人是一个自信的、肢体语言丰富的民族：希腊语音节中那令人愉快的吧嗒声、劈啪声和砰啪声，就是用来和下巴上扬、胳膊外展等动作相匹配的。希腊人每天都要在咖啡桌前消磨很多时间。“我们希腊人是最有才华的民族：花四小时喝一小杯咖啡，那真是一种艺术。”一个作家朋友半真半假地感叹说。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的肢体动作非常节省，不免令人诧异，而且她冷冰冰地指出，她只有45分钟的自由时间。她有着深色的头发和眼睛，用一种严厉的、令人发毛的眼神凝视着我。“请拿出你的笔记本。”她说。
萨洛尼卡——在希腊语中写作Thessaloniki——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姐妹的名字命名的。约翰·里德1915年春天来到这里时，简述了它的历史：
1918年萨洛尼卡的犹太拉比。
亚历山大就是命令他的舰队从这里出发的。萨洛尼卡是一个……拜占庭时代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大都市，是那个浪漫的拉丁王国最后的一座堡垒，十字军战士早已毁坏的沉船绝望地撞向他们得而复失的黎凡特岛屿。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人、诺曼人、伦巴第人、威尼斯人、腓尼基人、土耳其人相继成为她的统治者，使徒保罗不厌其烦地来访并写下了许多书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奥地利几乎赢得了她，塞尔维亚和希腊为了保住她不惜撕毁巴尔干盟约，而保加利亚为了赢得她，纵身跳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萨洛尼卡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而又被所有民族念念不忘的城市。
接着里德补充说：“但是萨洛尼卡市中心则是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人组成的巨大社群，他们是被费迪南和伊莎贝拉驱逐到这里来的。”
根据英国的巴尔干专家内维尔·福布斯1915年发表的观点，“萨洛尼卡市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社区，而在其农村各区，土耳其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希腊人的、保加利亚人的、塞尔维亚人的村庄杂然并处，难以区分”。J. D.鲍彻认为，这个城市未来的“理想方案”是“一个在超级大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共和国和自由港口”。数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把萨洛尼卡称作“以色列之母”。
坐在我对面的女士叫莉娜·莫霍，一名西班牙裔犹太人，是这座100万希腊人的城市中剩下的850名犹太人之一；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的社群的人数甚至更少。她来这里是要讲述关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城市的故事：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也有一个宽阔的镰刀型的港口，数个世纪之中它一直由希腊人控制，但现在却完全由阿拉伯人控制，因此，莉娜的讲述，就像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多民族的地中海城市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悲伤。事实从莉娜的口中奔涌而出。
首批犹太人于公元前140年来到了萨洛尼卡。公元53年，圣保罗——即塔瑟斯的索尔拉比（Saul ot Tarsus）——在“生命之树”犹太会堂接连三个安息日都在布道。1376年，来自匈牙利和德国的犹太人也到达这里。萨洛尼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之后，西班牙2万名犹太人获准于1492年在这里定居，这一事件极大地转变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人口特征。1493年，西西里的犹太人来到这里。从1495年到1497年，宗教审判从西班牙传到葡萄牙之后，葡萄牙的犹太人也来到了这里。“1913年，”莉娜说，“萨洛尼卡的总人口是157000人：犹太人是80000人，土耳其人35000人，这其中包括10000到15000名在奥斯曼统治的过程中被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30000到35000名希腊人，7000到12000名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莉娜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个书单——包括作者和出版商的名称、出版日期，为的是支持她所提供的数据，并相当于在说：你看看其他桌上那些做动作的每一个人吧。你从那里可以了解其风格，我给你提供的是实质内容。不信的话，你可以核对我所讲的任何事实！
莉娜提到的一本书是《再见，萨洛尼卡：时代的画像》，作者是利昂·夏基（Leon Sciaky），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奥斯曼时代即将谢幕时在一个昏昏欲睡的城市长大的故事，城市里布满了花园、（清真寺的）光塔、粉白的墙壁、绿色的百叶窗、红瓦屋顶。我后来在萨洛尼卡的英国对外文化协会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夏基把那个时候的萨洛尼卡称作是“绝无异议的（马其顿）犹太人的首都”。在那个有15个人的班上，只有1个学生是希腊人。作者把这看作是这个城市“可靠的横截面”。这是一本充满历史可能性的回忆录：“这个世纪即将谢幕。西方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试图用她的奇观来诱惑东方。”
在世纪之交的希腊的马其顿，土耳其苏丹的反动暴政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恐惧和动荡不安逐渐增多：在一个有着巨大的民族多样性的地区，犹太人努力地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偏狭的——也许是由于被压抑得太久——民族主义，不论是来自占据着萨洛尼卡周围地区的保加利亚人，还是来自占据着所有南边地带的希腊人，都代表着一种更具威胁性的暴政，其威胁性远远超过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暴政。“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特殊的气候，”莉娜说。“1913年，因为听信谣言说犹太人在水井里投毒，希腊人就砸了四百家犹太人商店。”在《格列柯报告》中，尼古斯·卡赞扎吉斯也对这一时期发生在希腊的反犹主义进行了自己的描述：
我想学习希伯来语，以便能够用原文读《旧约》……我父亲拜访了拉比，他们达成一致，让我每周去拉比那里三次，听他讲课……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听到这消息，都感到很震惊，跑去找我父亲。“你在干什么！”他们厉声问道。“你对儿子根本没有感情吗？难道你不知道，受难节那天，那些举着十字架的人把信仰基督教的儿童放在排满铁钉的槽子里，喝他们的血吗？”
1916年，希腊军队占领了萨洛尼卡。1917年，一场大火把这个城市犹太人居住的全部区域以及34座犹太教堂彻底毁灭。无家可归者达到73448人，其中犹太人为53737人。莉娜指出，尽管如此，这个城市仍然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市。城市的通用语言，街头孩子们使用的语言，是拉地诺语。在犹太安息日时，港口关闭，直到1923年希腊动用法律迫使港口开放”。在那一年，来自小亚细亚的10万希腊难民被安置在萨洛尼卡，那里刚刚遭受“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军队的肆虐。“犹太人允许把他们的学校当作难民收容所。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犹太儿童就无法上学了。”莉娜说道，语气中火气也越来越大。
1941年春天纳粹侵占萨洛尼卡之时，犹太人是仅次于希腊人的第二大社群。尽管社群面积缩小，萨洛尼卡仍然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的文化首都。“纳粹用了两年的时间，每天都忙活，来抢劫萨洛尼卡的艺术珍宝，”莉娜说，“把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运走，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装了15列火车。整个城市被搬运到了一个集中营。公墓中有50万座犹太人的坟墓，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公墓，但这些坟墓全部被毁坏了。”莉娜给我看了一张德国人修建的游泳池的照片，泳池旁边排满了犹太人的墓碑。
在纳粹占领的欧洲的所有城市中，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受害者的人数最多：总数为56000的犹太人，有54050人——高达96.5%——被灭绝，地点分别为奥斯维辛、比克瑙和卑尔根-贝尔森。成功驱赶和押解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令阿尔道夫·艾希曼变得臭名昭著。90年代初期，全球第一通缉犯、仍然活着的纳粹战犯阿洛伊斯·布鲁纳（像阿尔道夫·艾希曼一样，也是奥地利人）被人追猎，他在叙利亚的藏身之所也被搜索，目的是要专门清算他在萨洛尼卡所犯下的罪恶。
纳粹占领萨洛尼卡之后，莉娜的母亲逃到了当时被意大利占领的希腊中部。她的父亲凭借假冒的身份文件逃到了雅典，在那里卖卷烟用纸。“希腊被解放的那一天，是我父亲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天，他告诉我说，那一天比他的任何一个儿子和女儿、孙子孙女出生的日子都重要。”
现在，莉娜讲到了她谈话内容的关键部分：“德国人入侵之前，犹太人在萨洛尼卡拥有12000栋房子。战争之后，犹太人只提出了600个索要诉求。今天，在萨洛尼卡，没有任何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系或是一门课程，也没有关于土耳其人或其他社群的系或课程。在历史研究机构，也是什么也没有。该市的博物馆这方面也是空空如也。在希腊人的书店里，这方面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有。什么痕迹也没有。仿佛我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你知道露天市场吗？那里每年都要举行贸易展销会，总理都要来发表讲话。它就建在犹太人公墓之上。连块纪念性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莉娜起身要走。她还有另外一个约定。
莉娜并没有夸大其词。54年之后，萨洛尼卡市政府仍然不得不考虑把该市的一条街道——或是任何一条街道——命名为“犹太受难者之街”的请求。该市对于其多民族的过去的抹消，是如此地全面，以至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整个战后时代，各个阶层、各种背景的希腊政客在其关于萨洛尼卡的发言中，极少（即便是有过的话）提及或悼念该市的过去中非希腊人的一面。在希腊人的心目中，萨洛尼卡和马其顿的其他地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将是纯粹希腊人的。
莉娜的公爹索尔所拥有的莫霍书店——由索尔的先人创办于1870年，是萨洛尼卡最早的书店——是犹太人在萨洛尼卡留存下来的、唯一的仍旧兴旺的遗迹。在莫霍镇的东边，穿过数英里的水泥建筑街区和破烂不堪的店面之后，则是莫兹达赫别墅。这是一座建筑学意义上的地标，以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望族的名字命名，也是这个家族的家庭所在之地。别墅白色的新古典主义的廊柱和壁柱以及圆葱头型屋顶上面，飘扬着一面蓝白相间的希腊国旗。别墅外面没有任何牌匾，在当地的任何旅游指南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及这一建筑物非希腊的过去。
我把我关于犹太人的萨洛尼卡的所有困惑，一股脑地倾诉给了一个希腊裔的美国朋友阿瑞斯蒂德·卡拉扎斯。他是希腊游说集团的积极成员，也是一个与现代和古代希腊内容相关的学术出版商。他的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关于萨洛尼卡的犹太人的著作。
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圆顶殿。
下面是他说的话：“从古希腊到15世纪初，萨洛尼卡是一个希腊人的城市。希腊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赶走，土耳其人当时是欢迎犹太人的。事实上，五百年中，是犹太人主宰着萨洛尼卡；而根据历史的情况看，他们是在为希腊人保护这座城市，希腊人只是在20世纪才要回了它——这又和土耳其人的驱逐有关，这一次是从小亚细亚驱逐到萨洛尼卡。但在希腊政治神话中，萨洛尼卡只能是希腊人的。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提及的。在世界的这个地方要建立一种民族意识，有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私下所知道的，就是永远也不可以公开宣称或承认的。”卡拉扎斯接着引用了一个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拜占庭的斯蒂凡（Stephen）的话：“所谓神话，就是过去从来不曾存在，但现在却始终被需要的东西。”
换言之，这个故事几乎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为了建立民族上整齐划一的国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摧毁破坏了奥斯曼暴政之下的丛生之物和多样性，而希腊所做与以上诸国所做并无多大差别。而且，就像阿尔巴尼亚人的记忆被塞尔维亚人抹去，北伊皮鲁斯的希腊人的记忆被阿尔巴尼亚人抹去，匈牙利人的记忆被罗马尼亚人抹去，土耳其人的记忆被保加利亚人抹去一样，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群体的记忆也被希腊人抹去了。希腊是整个巴尔干模式的一部分，在这个奥斯曼时代马其顿的首都，这一点体现得尤其充分。
现在，我终于谈到了重要问题本身：希腊，这个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剑突部分，这个被认为是我们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发祥地——希腊，现在是什么，一直是什么，过去从来不曾是什么。
我在希腊待了7年，在这之前和之后经常访问它。尽管我的希腊语水平糟糕，但我能够用希腊语说话和阅读。我在希腊遇到了我的妻子，在希腊结婚，并在希腊有了一个儿子。我爱希腊。但我所爱的希腊是一个活生生的国家，我并没有遮掩其瑕疵、残忍等等弊端；并不是象牙塔内的古典学者心目中和旅游海报上虚构出来的那片土地。
因为我在希腊的“旅游经验”不如“生活经验”多，所以我对希腊的态度比我对巴尔干其他地方的态度更为痴迷。我在这里的生活经验让我觉得希腊是一个巴尔干国家。使希腊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在那里生活的那段时间——特别具备巴尔干国家典型性的地方，这就是希腊的政治。这也是我将花费相当篇幅论述希腊现代政治氛围的原因：与论述希腊旅游的著作相比，这个话题几乎没有人论述过。
冷战结束之前，当华沙条约的存在强行使希腊与其北方邻居划开了一条人为的隔离线时，只有像我这样生活在希腊的西方人明白作为巴尔干成员的希腊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些在外面的西方人执意要把希腊看作是一个地中海的和西方的国家：事实与否，他们根本不在乎。当我1989年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当马其顿只是被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时，人们建议我不要提及有关希腊的事情，因为希腊“并不真正是巴尔干的一个部分”。我对此未予采纳。所发生的事件证明我是对的。90年代以来，希腊由于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北部的边界争端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而且希腊在这一地区的政治行为，尽管其民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远古，似乎却并不比其北方邻居们更有理性，而它的这些邻居一般来说并没有民主的传统可言。
我第一次去希腊是从南斯拉夫坐火车去的。第二次是从保加利亚去的，坐的也是火车。第三次是从阿尔巴尼亚坐公交车去的。每一次，在进入希腊边界的时刻，我都会立刻感受到一种连续性：山脉、民俗服装、音乐节奏、种族、宗教，这一切都与我离开的巴尔干邻国的一切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正如在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种族与文化并不一致，民族群体的生活模式却不会被国家边界整齐地切割，然而，这种混合却总是被予以坚决地否认。
“没有土耳其人生活在希腊，”希腊前副外长约安尼斯·卡普西斯曾对我说，“只有若干希腊人碰巧是穆斯林，碰巧相互之间说土耳其语。这里也没有什么马其顿人……”卡普西斯咆哮起来。你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在希腊生活的那些年，即从1982年到1989年间，除了少数几个著名的政客我从未听到过一个希腊人主动提起帕提农（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品的问题以及不列颠博物馆拒绝归还这些雕塑品的事情。如果那个问题——已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媒体关注——被一个外国人提到的话，我从未听到当地希腊人对这个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或倾注太多情感。但是，我在希腊生活期间，我经常花费数个小时静静地坐在希腊人的桌子边，从头到尾倾听他们突然而至的关于土耳其人和君士坦丁堡、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少数民族遭受迫害等问题发表怒不可遏的言论。1990年我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到达希腊时，我曾尝试向一群希腊朋友解释斯拉夫的马其顿人的立场。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火冒三丈：“仅仅因为斯科普里的那些肮脏的吉普赛人在你脑子里灌输了谎言，并不能让他们的谎言成为事实。”对这些希腊人来说，所有那些称自己为“马其顿人”的斯拉夫人都是“肮脏的吉普赛人。”
这也就是1990年时，我虽然已经从保加利亚到达希腊，却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离开巴尔干，而只是进入了一个最能够概括和解释巴尔干特征的地方。圣像是希腊人的一个发明。希腊人的东正教是所有的东正教教会之母。拜占庭帝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希腊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通过借希腊人——那些富有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灯塔”区的希腊人之手来实施统治，这些人通常担任土耳其帝国欧洲各部分的外交官和地方长官。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希腊语词，用来表明一座历史上就属于希腊人的城市。甚至土耳其语Istanbul，也是希腊词组is tin poli（“到城市去”）的讹误。奥斯曼特种兵中的精英兵团土耳其禁卫军，就包括很多希腊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带离父母身边，送到苏丹的兵营进行培养。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所使用的西里尔字母表，也是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位僧侣于公元9世纪离开萨洛尼卡对斯拉夫人进行归化的过程中，从希腊字母表中演变而来。现代的希腊民族是一个混合物，包括了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混杂的斯拉夫人和其他人，这些人都向南迁移，到达了巴尔干半岛这个处在温暖水域的终点。很少有可以辨认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征能够在希腊保存下来，这是希腊文化所具有的同化力的一个证据。例如，希腊西部苏里的农民，爱琴海的斯皮特赛岛和九头蛇岛的岛民，最初就拥有纯粹的阿尔巴尼亚人血统。“那个拥有古典遗产的，那个属于浪漫的、钟情于希腊的人们的理想国，早已消失了，至少始终与希腊的现状毫不相干，”现代希腊诗歌的翻译者菲利普·谢拉德说，“希腊……从来没有我们所理解的中世纪，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文艺复兴，也没有启蒙运动。那种标举理性、使之高于生活的从未在希腊发生过。”
希腊是欧洲的最后一个停靠港口，在这里，巴尔干被东方完全消解融化。然而，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希腊又是欧洲的氧气驱散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沙尘的一个处所。别忘了，这是伯利克里的雅典的（引申来说，也是西方的）伟大成就：把人道精神——对于个体的深切同情——的气息传布到非人道的东方，而在当时，古代的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的暴政正是不人道的象征。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我看到了这一过程的生动展示，因为青铜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那些凶狠冷漠的雕塑作品，明显带着法老主宰的埃及的明显影响，但渐渐地，雕塑作品的各部分越来越匀称、完美，经过了两千年的洗礼之后，最终蜕变为古典希腊雕塑艺术所具有的动人心弦的美与理想主义。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古代希腊通过对东方进行人道的转化而发明了西方。希腊取得如此成就的途径，是把它的艺术的、哲学的能量集中在人的精神的释放上，集中在个体在世界中寻求意义的奋斗上。而与此同时，比如在波斯，艺术存在的目的则是赞美万能的统治者。但是，希腊始终是东方的一部分，尽管它只是处在东方的西部边缘上。能够看到希腊真正的东方元素，就是对古代希腊之成就的承认。
另外，理解希腊作为东西方意识形态战场的历史作用，有助于更深入地洞察，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念如何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体制这一过程。希腊是一个永恒的过滤器，因而东方对西方的冲击，西方对东方的冲击，都必须经由这个过滤器并立刻将其剩余之物沉淀下来。
“欢迎回到东方，”索蒂里斯·帕帕波利蒂斯说道，他是希腊保守的新民主党的重要成员，请我在雅典附近的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的一家饭店吃海鲜大餐。我刚刚从萨洛尼卡坐汽车来到这里。“但是，在东方，”帕帕波利蒂斯提醒我说，“可千万不要把一颗敞开的心与一颗通达的头脑相混淆。”
帕帕波利蒂斯指的是自己。1990年，他为了竞选比雷埃夫斯的市长而奔波忙碌，最终却没有成功。他同时集张扬、精明、直率与狭隘于一身。他是那种在穿着紧身衬衣、袒露着肚脐的同时，能够背诵笛卡尔的著作并相信阴谋论的家伙。帕帕波利蒂斯对此是清楚的，并从如下事实得到极大乐趣：他的人格本身，就像我们周围的景色——快艇、蓝天、阳光、小山似的海鲜、低效和混乱，构成了巴尔干、地中海、欧洲的西方和黎凡特的东方的完美综合。
“我不喜欢Greek这个词，它是土耳其语用来指代狗或奴隶的那个词的讹误，”帕帕波利蒂斯大声说道，生怕饭店里的其他顾客听不见，“说我是Hellene好了。甚至说我是Romios也行。但是不要说我是Greek。”
Hellene是古希腊人用来称呼自己的词，并最终成为用来指代其根源在西方的希腊人（或是希腊人精神的那一部分）。Romios的直接意思是罗马人，指的是东罗马帝国（通常被称为拜占庭）的希腊人，其根源在于东方。英国游记作家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有着渊博的、他人难以匹敌的希腊语言文化知识，他鉴定出了六十余种用以区分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心理的特征和符号。古希腊人重视原则和逻辑，古罗马人却重视本能；古希腊人认为希腊是欧洲的一部分，古罗马人却认为希腊存在于欧洲之外；古希腊人怀有开明的怀疑，古罗马人却相信圣像能创造奇迹；古希腊人遵循西方的荣誉准则，古罗马人却为了追求个人目标无所顾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显然，帕帕波利蒂斯以及我所认识的许多其他希腊人，兼具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诸多成分。
像许多“热爱希腊的外国人”（philhellenes）一样，弗莫尔对于希腊的东方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一个极好的例证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希腊独立战争的志愿者拜伦勋爵，对从事古代希腊研究的学者表示了厌恶，称之为满嘴“老掉牙的蠢话”的“不堪一击的老顽固”。拜伦作为外国人对于希腊所倾注的热爱之情及其奉献，建立在真实的认识而非神话的基础之上的。他在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西部蚊虫肆虐的沼泽地遇到争吵不已的游击队战士，这位英国诗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是一场与真理相违背的挣扎；他们在防御的时候非常凶残。”卡赞扎吉斯不是外国人，但对希腊人的真实灵魂持怀疑态度：“现代希腊人……当他开始唱歌的时候，就会打碎希腊逻辑的硬壳；突然之间，全是黑暗和神秘的东方，就从他内心深处升腾起来。”
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南立面。
帕提农神庙。
对希腊人来说，东方——这个黑暗、神秘、悲伤、非理性的王国——包含着特别的记忆和事件，而这些记忆和事件则构成了拜占庭和奥斯曼遗产的核心部分。
对西方旅游者和希腊的崇拜者而言，这个国家的群体符号只能是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建造的帕提农神庙，而这一时期正是雅典民主的辉煌时期，我们西方人对希腊历史的这一时期可以说都相当熟悉。在中小学，我们就学习了有关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的情况，这两种文明在数个世纪之中演变为希腊的城邦国家，其中雅典和斯巴达经常交战，他们也同波斯人开战，而波斯人则是那个时代“野蛮的东方”的代表。我们学习希腊文化如何存活，并如何通过一个希腊裔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而得到传播。因此，我们一般都知道古代希腊历史的广度与辉煌：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迈锡尼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写的世界，如何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相隔将近千年的距离。如我们被传授的那样，希腊历史是一个漫长而令人鼓舞的长篇故事。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长篇故事只是希腊的过去的一个元素，而且，当蒙昧时代开始之后，希腊的过去并没有终止。这是因为，那些古代希腊的崇拜者所认定的蒙昧时代，其实不过是希腊之辉煌的另外一个时期，即拜占庭时期。
因此，对希腊人来说，能够引发更为深沉的阵阵激情和强烈的怀旧之情的，绝不是帕提农神庙，而是另外一座建筑物——事实上，这座建筑物完全矗立在今日希腊的边境之外。
像其他信仰东正教的民族一样，希腊人异常地依恋他们的教堂，教堂不仅是礼拜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的浩劫而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宝库。现代最伟大的希腊诗人C.P.卡瓦菲（Cavafy）在《在教堂里》这首诗中这样描述这种情感：
……我走进教堂，
香火散发的芳香，
人们礼拜的声音音响的和谐，
牧师镇定自若的脸庞，
阿德里安堡的塞利姆大清真寺。
众人的举止体现出最为严格的节奏，
他们身上最为庄重的祭祀服装，
无不让我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
我们远古拜占庭时代的辉煌。[1]
所有希腊教堂中，有一座教堂最为特别：这便是圣索菲亚或“神圣智慧教堂”，该教堂建于公元5世纪中期，至今仍巍然矗立——一个扁平、硕大的圆屋顶，安放在众多错落有致的小的半圆屋顶与流光溢彩的立柱之上，颇有凌空飞举的架势——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塞拉格里奥岬角上，俯视着那片沉渣泛起的水域。甚至在今天，虽然教堂的金银饰品已被撬走，其壁画已经褪色并被弄脏，但仍然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座教堂的内部结构能够令人对无尽的荣华和神秘的权力有如此深刻的感悟。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数次来这里参观。每一次，我都本能地感觉到，现代希腊的政治激情可以在这里——而绝不是在帕提农神庙——得到解释。穿过那气派的、通向主圆顶的大门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室内之城，这是一个有着大理石的墙壁、画廊和柱廊的城市，一个有着镶嵌图案的城市，远处隐约露出的则是各种巨大而虚无缥缈的空间。圣索菲亚成为所有东正教大教堂、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以及遍布土耳其的清真寺的原型。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
圣索菲亚教堂壁画。
但是，现在的圣索菲亚不再是一个教堂。它变成了土耳其“圣索菲亚博物馆”。挂在墙角的巨大的圆形绿色匾额取代了铃铛、香和牧师，匾额上刻着阿拉伯文的铭文：“安拉是伟大的。”尽管有许多希腊游客来土耳其参观“圣索菲亚博物馆，”但是这一经历让许多人回去之后都心潮澎湃，难以平复，然而，绝大多数的希腊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来这里参观。“去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希腊城市参观我们的教堂，还要看那些穆斯林的符号，我无法告诉你这种想法会让我感觉怎么样。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希腊朋友曾这样告诉我。虽然“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早已经不存在，但在希腊人眼里，伊斯坦布尔将永远是Constantinoupoli。希腊人无法劝说自己说出Istanbul这个词。一旦从外国人嘴里听到这个词，希腊人就会不停地眨巴眼睛，就像以色列人听到“Palestine”这个词、许多阿拉伯人听到“Israel”这个词一样。希腊东正教教主巴塞洛缪圣座不是在雅典而是在Constantinoupoli，其办公地点是一栋坐落在狭窄的、肮脏的胡同中的木结构建筑物。这是拜占庭遗留物的全部，而公元324年建立的拜占庭文明和帝国，取代了罗马，1100多年之后，即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灭掉。在这11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希腊人的帝国，而那个时候的希腊不仅仅是西方所熟悉的古代地中海文化：它还是一个有着难以想象的深度与质地的、向北方发展的文化地带，其影响力到达了中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
但是土耳其人摧毁了这一切。有鉴于此，可以说，圣索菲亚在石头和大理石中倾注了希腊人在心中的无声呐喊：我们已经损失了太多，一寸也不想再丢失，不想丢失马其顿，我们什么也不想再失去！
现代的战争和流亡的体验，进一步加深了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获得诺贝尔奖的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在《海边的房子》中说：
他们拿走了我拥有的房子。却偏偏又赶上
不怎么吉利的时运：战争、毁灭、流亡；[2]
使塞菲里斯痛苦的原因是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这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一系列的巴尔干军事斗争（自1877年俄罗斯-保加利亚战争开始）的最后一个事件，而从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到20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之间，巴尔干战争一直占据着新闻头条，也使得巴尔干各国的边界与1990年南斯拉夫内战前夕的状况相差不大。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世纪时把拜占庭希腊人从君士坦丁堡赶走，但仍有庞大的希腊人社群在伊斯坦布尔以及小亚细亚西海岸——尤其是士麦那城——留下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来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为希腊人（他们与获胜的一方结盟）提供了收回领土的机会，而在那里生活着一百多万作为少数民族的希腊人。但是，希腊人的胃口太大。数年来，英国首相、具有浪漫情怀的希腊热爱者劳埃德·乔治一直在鼓励希腊人相信，不论希腊做什么，西方联盟都会支持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和古代希腊的继承者而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这是一种幼稚的信赖，但苏丹统治崩溃之后，无政府状态在土耳其的蔓延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的这一信赖，于是希腊人就开始朝着他们“伟大的理念”奔去：要求把希腊辉煌时代所曾拥有的每一寸土地都归还给其祖国。何况，还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巴尔干复仇主义综合症：每一个民族都把巅峰时期拥有的所有土地视为其自然的领土。
1921年，希腊军队违背所有的军事逻辑，越出了希腊人居住的小亚细亚西海岸，深入到离安卡拉仅150英里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这让希腊军队的补给线变得非常薄弱混乱，形同虚设。《多伦多每日之星报》记者厄内斯特·海明威写道，希腊军官“狗屁不通”，希腊士兵走上战场时竟然穿着礼仪用的、19世纪的制服，“白色的芭蕾舞裙，底子上翘、装饰着小绒球的鞋子”。
就在那时，即1922年8月，意志坚决而富有魅力的年轻的土耳其将军、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正在励精图治，力图从奥斯曼帝国混乱无序的困境中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土耳其共和国。海明威写道，土耳其人行军时“秩序井然、气势轩昂”。仅用了十天时间，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就把希腊军队赶回了爱琴海岸，而且希腊军队不顾士麦那城中希腊人的死活，逃到了停泊在海上的船上，任由他们遭受战火和土耳其士兵的蹂躏。希腊人死亡人数多达3万人。在随后的人口交换中，40万来自希腊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整齐地进入了土耳其，而125万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希腊境内流亡——无家可归、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希腊人口增加了20%。难民使萨洛尼卡不堪重负，也使雅典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还多。
与此同时，小亚细亚长达3000年的希腊文明被迫结束。士麦那成为一个土耳其人的城市，被改名为伊兹密尔。希腊再一次变得局促渺小、动荡不安，为贫穷所困扰，被屈辱所吞噬，因而也充满了仇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制政权并没有为这类情感提供具有稳定全国局势作用的宣泄渠道。接着就是纳粹入侵和占领的恐怖，希腊人口因此减少8%，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农村地区被严重毁坏。希腊人对于纳粹的抵抗相当广泛，但是，这种抵抗引发的游击运动尽管极为勇猛，却都是各自为战，分歧严重。这种现象在1946—1949年的希腊内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而在希腊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甚至超过了抗击纳粹的战争。
美国支持的是在雅典的保皇主义的希腊政府，而苏联及其盟友支持的则是在农村的共产主义的反对派。这是冷战以来美国支持的一方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干脆利落地赢得胜利。然而，希腊的内战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
资本主义从未在希腊真正存在过，到20世纪中期，希腊仍然是一个贫穷的、难民组成的东方社会，一小撮贪婪的土地所有者和船舶所有者对其他人进行盘剥，因而，在这里，中产阶级几乎不存在。受美国支持的希腊政府的特征是腐败和莫名其妙的阴谋。政府的支持者只不过对民主和言论自由有着模糊的认识，而且其主要组成部分不过是以前的纳粹同情者而已。只是在他们渴望成为西方人这一点上，他们才算是西方人。与此同时，希腊的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定位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眼里，俄罗斯和克里姆林宫不仅是他们所赞同的意识形态的灯塔，而且是第二故乡，因为自1453年拜占庭倒塌之后，俄罗斯和克里姆林宫一直是帮助东正教各民族对付土耳其人的保护者。因此，作为最为典型的东西方斗争的冷战，其第一场代理人的战斗出现在希腊的土壤上，就不是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界变化。
然而，在西方的学习中心，希腊历史最近的2000年几乎被忽略，人们推崇的是被理想化的古希腊，一种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消亡的文明。西方不愿意接受的是，希腊更多地是拜占庭和土耳其专制统治的产物，而不是伯利克里的雅典的产物。其结果是，很少有西方人能够理解20世纪80年代在希腊开始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希腊的前总理和总统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ConstantineKaramanlis）把这个国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但是，在探讨希腊近现代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另外一个关于希腊的浪漫神话，一个与西方的古典主义神话密切相关的神话：这个神话已在美国人心目中扎根，却在20世纪80年代被不幸戳破。
[1] 米玛斯·克莱蒂斯翻译，见“参考文献”。
[2] 埃德蒙德·基利和菲利普·谢拉德翻译，参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