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巴，教教我。教我跳舞吧！”
在当今时代，真相常常被包装起来，不少国家都千方百计包装与旅游有关的神话，这一点尤以地中海诸国为甚：精心设计一些包含过往历史和自然风光的意象，并对它们进行匹配弥合，从而营造出一种在奇异风情掩映下的浪漫幻影。但希腊的神话与其他有关旅游的神话都不同，它是从20世纪文学的一场运动中孕育出来，最终，一部电影以明确的形式把这个神话表现出来，而这部电影也成为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
姑且就用1935年来标志这一过程的开始吧。那个夏天，时年二十三岁、胸怀壮志的小说家兼诗人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rell），带着妻子、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条名叫罗杰的狗，从英格兰出发，前往希腊科孚岛定居。德雷尔家族有英格兰和爱尔兰双重血统，他们曾在印度居住过一段时间，劳伦斯已故的父亲在那里做工程师。父亲去世不久，德雷尔就举家迁至英格兰，然而，英格兰却未曾给过他们强烈的归属感。于是，德雷尔就做出了一个未经仔细考虑也颇为怪异的决定：去科孚岛碰运气。
“我们在这个海岛上的生活，已经变得如同欧几里德证明那般完美无瑕。”德雷尔在《普鲁斯佩罗的小屋》中写道。《普鲁斯佩罗的小屋》是一部关于他在科孚岛上四年生活的日记兼回忆录式的作品，也是一部形式新颖的游记作品：它是一本关于科孚岛“风光和习俗”的“逗留-旅游”指南，毫不遮掩地把想象出来的与真实的事件捏合在一起，并放置在一个神奇的背景之中，之所以说神奇，是因为希腊总是与地中海其他地区有些不同。德雷尔能够描绘这种差异性，但还无法确切地说清楚，因为自从十岁那年离开印度，他还从未探寻过如此遥远的东方。
德雷尔怀着满腔热情，向巴黎的朋友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描绘希腊，于是后者在1939年来科孚岛看望他。作为一名作家，米勒精力旺盛，无人可及，自我意识强烈但缺乏克制，跟德雷尔一样，在希腊旅居期间，他也经历了某种精神上的重生。米勒写过几本非常出色但稍有瑕疵的作品，《马洛西的大石像》这部游记或许是其中瑕疵最少的。该作品极富感染力，且能激发读者的灵感，其语言也很精彩，好似一连串不停顿的警句箴言。但书中的好些话如今早已成为陈词滥调了，这是因为米勒书里的语句对于两代为希腊旅游业撰写文案的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希腊使我摆脱束缚，成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每一个想找寻自我的人，希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站……它（希腊）就那样挺立着，这是它生来存在的方式，毫无遮掩，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你眼前……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呼吸，它的召唤，它的风情。”
乔治·帕潘德里欧在东正教主教面前宣示就职希腊总理。
除此之外，米勒也留意到了“困惑、混乱……灰尘、高温、贫穷，还有寸草不生的地方”，他意识到，这一切对于构建这令人神往而又富有魔幻气息的一幕都必不可少，但对此他也只能描绘却无法说清楚。德雷尔和米勒的书对于希腊倾注了极大的热忱，这一点是其他游记所缺乏的，而且，这种热忱往往与肉体的、濒临于幻灭的享受联系在一起。德雷尔这样形容沉浸在科孚岛的海水中的感受：
美国作家亨利·米勒。
英国作家劳伦斯·德雷尔。
这种感受类似于爱奥尼亚式的游戏，海水没过我的脖颈后方约有一英寸的深度，时起时落。像是在聆听世界的心跳……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种氛围下，人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潜意识也不再那么丰富；但是，再往下下潜一点，就只能感受到透入海水的阳光，观念的来源本身就麻木了……
恰如后来的嬉皮士运动极力鼓吹加利福尼亚和印度一样，德雷尔和米勒在极力推销希腊：希腊是一个远离喧嚣，归于宁静，与内在的自我相契合的地方。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席卷欧洲，加上随之而来的战争，使得这种自我放纵没有了存在的土壤。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灭绝人性的恐惧结束之后，这类作家所传达的享乐主义思潮才突然间获得了某种迫切性。然而，由于希腊内战的爆发，希腊仍然是一个满目疮痍之地，不适合旅游业的开展。
50年代中期，德雷尔开始动笔创作后来以《亚历山大四重奏》为名的系列作品。与此同时，纽约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来到希腊，与他的新婚妻子——希腊女演员梅利娜·迈尔库里共同生活。1989年，在达辛雅典的家中，他在谈话时向我说明了此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梅利娜的母亲刚从电影院回来，正在对她所看的那部影片发表看法。我们起了争执——争执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但却让我豁然开朗：我只不过是漂泊在希腊的一个美国人，却想要告诉大家如何过好他们的生活。最初我是想拍一部有关好事之人的影片。但当时的希腊，虽然真切地存在，对美国人来说却很遥远陌生，因此，电影成片跟我起初的想法大相径庭。”
纽约电影导演朱尔斯·达辛（右）和他的儿子乔·达辛，1970年。
希腊女演员梅利娜·迈尔库里，1986年。
《绝不在星期天》电影海报。
《绝不在星期天》是一部低成本的黑白影片，时长94分钟，片中对白为希腊语，配以英文字幕。“196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绝不在星期天》荣膺评审团大奖]，我们在宣传方身上下了血本，所费金额几乎接近电影制作成本。”
片头的故事发生地设定在比雷埃夫斯港口，梅利娜·迈尔库里饰演妓女伊利亚，在她的挑逗下，一群粗野的水手跳入港湾中，与她一同戏水寻欢。这时恰好有一艘游艇驶来，瞥见海水里的妓女伊利亚，船上一位希腊人叫嚷起来：“那个美国佬哪去了？就是那个知识分子，应该让他瞧瞧。”随后一位头戴棒球帽，名叫荷马的游客被带到甲板上，该角色由达辛本人饰演。打量着正在海水中裸游的女子，以及她周围的那群男人，这位业余哲学爱好者灵感突现，激动到不能自持，他在日记中匆匆记下了这样一句话：“这般浑然天成的纯粹之美，正是希腊曾经有过的！”镜头随之在日记纸页上游走，片中奏响了布祖基琴的妙音，曲调振奋人心，片名随之闪现在荧幕之上。
荷马很快就发现，他所处的并非伯里克利式的完美社会，而是一个充斥着海滨酒吧的藏污纳垢的处所：侍者端来糖浆似的稠咖啡和添加有茴芹籽的茴香烈酒；男人们在地板上捻灭无过滤嘴的香烟，伴着布祖基琴的乐曲声（这首曲子是由曾名噪一时的希腊作曲家曼诺斯·哈达吉达克斯专门为该影片谱写的）狂舞、摔碎盘子。虽为研究希腊古典戏剧的行家，荷马却意识到，自己对身处的这个陌生国度所知甚少。他违背自己的本能，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妓女伊利亚，他向伊利亚叹惜：“我真想不明白，希腊曾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啊。”而伊利亚则躺在床上，玉臂舒展，报之以性感的引诱，回答道：“它现在仍是这样呀。”
荷马眼前所见当然已不再是那个古典希腊了，而是某种更好的，至少是更有趣的、更出乎意料的东西。他看到的是东方与巴尔干，在地中海如此轻柔的呵护下，其最为锐利的棱角已被消磨殆尽。
1960年，影片《绝不在星期天》大获全胜，同年，德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最后一册也正式发表。复杂的情节、绝妙的文风和露骨的性主题，使该书成为畅销书。[1]尽管从表面上看，《亚历山大四重奏》写的是有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个地中海海港的故事，其实，在书中也能窥探到希腊的影子。故事的叙述者居住在希腊基克拉迪群岛中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享受着静谧的沉思。德雷尔脑海中的亚历山大是一座希腊城市，其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特质都是希腊的或受希腊影响的特质。这四册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就是，在犹太-基督教严酷的道德规范之外，人类也需要找寻一种异教的对等之物（德雷尔把这种对等之物与希腊联系了起来）。
劳伦斯·德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
《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畅销与影片《绝不在星期天》产生了连锁反应。“有人告诉过我，一年之内，希腊的旅游产业就暴涨了八倍，尽管这一数据或许没有经过精确的统计。”达辛告诉我说。60年代初期，米勒所著《马洛西的大石像》和德雷尔的《普鲁斯佩罗的小屋》重新被发现，一次次再版重印。1964年，由迈克·柯扬尼斯导演，根据卡赞扎基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希腊人佐巴》将希腊热推向了高潮。
《希腊人佐巴》用一种与《绝不在星期天》一样的赤裸裸的、黑白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述希腊，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影片开头的故事发生地仍设在比雷埃夫斯，季节却是冬天，还加上了暴风雨。主角佐巴由安东尼·奎恩饰演，他哼着希腊的侠盗之歌，自马其顿而来，坦承自己奸淫掳掠的往事，“那是因为对方是土耳其人，要么就是保加利亚人”。艾伦·贝茨饰演佐巴的旅伴，一位拘谨的英国人，有希腊血统，克里特岛上的所闻所见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影片中，一位法国老妪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村民们就把她的房子洗劫一空。东正教礼拜堂外，一个寡妇被扣上“引诱年轻男子”的罪名，遭到石块攻击，喉咙也被割断。作为背景的，始终都是农民们怀恨在心的目光，以及男人们在阴暗的咖啡馆里暴躁地发泄着的对于妇女的仇恨。《绝不在星期天》里，哈达吉达克斯所谱写的布祖基琴曲曲调明快，爆发力十足；《希腊人佐巴》则向世人介绍了另一位希腊作曲家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沉闷、更为神秘的希腊音乐曲调。于是，当迈尔库里踏着萨塔奇舞步，热情似火，神采飞扬，在舞池中翩然起舞之时，奎恩却伴着提奥多拉基斯所谱曲子的击鼓声轻步慢移，跳起一支意欲表现冥思的希腊传统舞。他单足着地，身体缓慢地转着圈，凝神望向天空，这幅情景让人联想起了地球自转。
佐巴的这位旅伴曾经一度封闭内心，思想行为皆西方化。然而，在亲眼目睹了暴徒洗劫法国老妪的房屋，以及寡妇的喉咙被割断之后，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理性的保护墙瞬间垮塌。突然之间，他恍然有所醒悟，却已接近癫狂，近乎乞求道：“教教我，佐巴，教我跳舞吧！”
上述书籍和电影要表达的主题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希腊身上独有一种气质，这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那些虽有阳光普照却依旧贫瘠的土地上是看不到的：它的独特与灵气，恰是因为它的严酷与偏狭；它的内在之美，恰是因为它的外表丑陋；它对幸福的体会强烈，恰是因为它伤痕累累；它是某种让人感觉很独特同时又很亲切的东西。
希腊有一种魔力，你来到这里，就可以把一切压抑和束缚丢开，充分释放自己。这里可以看到海洋，还可以触摸到阳光炙烤下的石头，它们都可充当你的“良师”。你需要的仅此而已。海水墨蓝，灰色的岛屿傲然挺立，气势恢宏，岛上是立体主义风格的村庄，其炫目的白墙更给海岛增添了一份优雅的美感。这些岛屿已经成为释放性欲、抒发情感和耽于幻想的乐园。60年代早期希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预示了随后出现的毒品泛滥和性革命。里奥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首次踏上希腊国土时，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加拿大诗人兼词曲作家。他在九头蛇岛（Hydra）定居下来，为自己的第二个唱片集《来自房间之歌》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就包括《落在电线上的鸟》，这首歌有助于他成为性格内向的嬉皮士们的偶像。
《希腊人佐巴》电影海报。
佐巴由安东尼·奎恩饰演。
60年代初期到中期，可谓是米克诺斯岛（Mykonos）的黄金时代，因为它被《时尚》杂志发现，当时“风头最大的”几位艺术家——珍·茜宝、尤尔·伯连纳、耶胡迪·梅纽因（德雷尔的朋友之一）——在该岛上购置了产业。伊丽莎白·赫林在雅典工作，是《雅典人》杂志的一名专栏作家，她向我简要介绍了米克诺斯岛的历史：“1961年我十岁时初次登上米克诺斯岛，记忆中那里处于赤贫状态。孩子们赤身裸体，瘦得皮包骨头，在那儿甚至连巴氏杀菌奶都买不到。但到了70年代末，街道上已经黄金首饰商铺林立，在海滩上，我不得不小心从一对正在做爱的情侣身边迈过去。”
希腊独有而其他国家缺乏的一种特质——那种既独特又亲切的感觉——体现在东方与西方的融合，这种东西方合璧的气质完美无瑕，协调统一，又带有些许神秘的情调。不论是布祖基琴乐曲中四分音的长鸣嚎叫，还是《绝不在星期天》主题曲中哈达吉达克斯的原始材料，其实都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音乐的节奏一脉相承，也可以从阿拉伯和土耳其音乐中找到源头。多数西方听众乍一听到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往往会觉得头疼。来自东方国度的这些声音，通常要么单调乏味，要么高潮迭起。然而，经由地中海风格的音乐过滤之后，西方人听来就十分舒服，如果这些西方听众恰好处在像米克诺斯这样一个基克拉迪群岛中的小岛的环境之中，这种愉悦之感就会更加强烈。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基克拉迪群岛上的雕塑和建筑所呈现出的抽象的优雅，成为艺术价值观念背后的重要力量，两千年后帕提农神庙的建立正得益于此。建筑风格方面，那些所谓的“西方”的标签，其实最初都可以追溯到基克拉迪群岛。希腊群岛上音乐的乐风奇特，其根源西方游客虽难以知晓，但听来却十分悦耳，想来上述的事实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通常说来，希腊音乐极为悲切——其目的原本就是要让希腊人缅怀不堪回首的历史：拜占庭的沦陷，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没落，还有士麦那的失守——但丝毫不影响其凄美。
希腊旅游神话依赖于这样一个精细而微妙的配方：既要呈现作为巴尔干半岛风情的集大成者的希腊，又要突出它的块然独立；既要说明希腊距离令人厌倦、危机四伏、被仇恨吞噬的中东仅有90分钟的飞机旅程，又要暗示双方之间的差异有数百万英里之遥。
1967年希腊军政府上台，军政府的独裁专制使得希腊旅游业这只大气球泄了气，但这只是其中部分原因。4月21日在雅典发动的军事政变并非完全不可预知的。希腊保守党领袖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事后说：“你也可以说希腊的民主是被一种自由体制毁掉的，而军政府只是给它实施了安乐死罢了。”毕竟，自1829年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赢得独立后，军事政变和宪法危机显然已经多得数不胜数。
1967年军事政变发生前的三年，希腊实施议会民主制，期间社会积怨爆发，公民责任感极度缺失。政治倾向中偏左的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于1964年以绝对优势执政，决意惩治由卡拉曼利斯创立的保守党。帕潘德里欧废除了卡拉曼利斯时期紧缩的财政策略，着手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补助金。鉴于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团糟的状况，这些措施本身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可靠的。然而，帕潘德里欧选择的实施慷慨之政的时机却并不合适：时值最后一笔杜鲁门主义倡导下的百亿美元援助用完之后不久。此外，他还收紧了海外投资。国内通胀激升，帕潘德里欧开始对北约指手画脚，并令其武装部队时刻戒备以对抗土耳其，将本已初露端倪的塞浦路斯纷争进一步推向高潮，并意图在希腊与塞浦路斯之间酝酿某种“合并”运动。塞浦路斯岛位于地中海东部，以前曾归英国管辖，希腊人占多数，但土耳其人的数量也相当可观。1964年夏，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针对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军事行动，帕潘德里欧部队未曾抵抗，这使得塞浦路斯希族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对于帕潘德里欧支持的价值更加嗤之以鼻。随后，马卡里奥斯与苏联签署协议，商定由其供应军火，于是，马卡里奥斯抛弃了“希塞合并运动”的想法，转而谋求塞浦路斯的“完全独立”。
毫无疑问，若不是时年45岁、身居内阁副部长之职的帕潘得里欧的儿子安德里亚斯的一系列动作，帕潘德里欧手上本来有足够的牌可以打。安德里亚斯于1919年在土耳其海岸附近的希俄斯岛出生，那时他父亲乔治·帕潘德里欧在那里担任行政长官，但他与声名显赫的父亲的关系却极为冷淡。1939年，安德里亚斯离开希腊，前往美国深造，到1944年，他已得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美国国籍。他也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二任妻子玛格利特·钱特来自明尼苏达州，二人共育有四个孩子。小帕潘德里欧在美国一直待到1959年——因此避开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腊内战——在此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随后又任教于几所美国大学，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该校，他最后升到了经济系主任的职位。
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小帕潘德里欧）。
跟许多青年移民的经历差不多，在美国，安德里亚斯彻底重塑了自己的形象。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希腊裔美国精神科医生，二人离婚后，他的希腊朋友（如果还能说有的话）就少之又少了；此外，多年来，希腊裔美国人社群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要不是同时发生了三件大事，他或许永远也不会返回希腊。
正当安德里亚斯在加州的学术生涯达到巅峰之时，保守党领袖卡拉曼利斯给了他一个机会，同意让他在雅典创立一个美国式的经济研究中心，这在他看来很有吸引力。与此同时，他也觉察到，父亲的政治际遇突然转好，这使得乔治·帕潘德里欧很有可能接替卡拉曼利斯而成为希腊新总理。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希腊政治文化中，这一切都给这位长子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安德里亚斯读懂了命运的安排：他与父亲冰释前嫌，设法获得富布莱特和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资助，携妻带子回到了希腊。
对于安德里亚斯来说，二十来岁时在身上刻下美国人的烙印不会有什么不自在：许多移民都有这种经历。但安德里亚斯在四十多岁的年纪，想要改头换面，重新成为希腊人，就不会那么顺畅，肯定要为此付出心理代价。
1964年，为了被选进希腊议会，安德里亚斯正式放弃美国国籍。在由父亲新组建的民选政府中，他担任副部长一职，主管经济工作，并很快开始在一些广泛的议题上发声。同年10月，他接受了巴黎的一份日报《世界报》的专访，称希腊是北约的“卫星国”，同时称苏联对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援助“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彼时苏联正在转变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由支持希腊转向支持土耳其。这类言论进一步削弱了帕潘德里欧政府的稳定性，安德里亚斯也因此被迫辞去其内阁职务。
安德里亚斯在美国生活的二十年，可谓收获颇丰，看起来也相当幸福，所以他身上的反美主义似乎很难说得通。希腊右翼势力中的阴谋论散布者认定这个问题无法解释：小帕潘德里欧显然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回希腊故土播种政治动荡的种子。还有一种理论称，作为著名的希腊政治家娇生惯养的儿子，安德里亚斯不愿意在美国这个讲求平等的社会按部就班地争取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尽管他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加鞭挞，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无法容忍美国人不讲求阶级的本性。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一个事实：自希腊内战后，美国连施重拳以掌控希腊政务。因此，美国国内的一些开明人士，连同希腊左翼派别，都把安德里亚斯的言论看作对这个事实的正常反应。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安德里亚斯对于美国的希腊政策的批评，但却无法解释他在进行这种批评时表现出来的狂暴的激情。另外，还有一种理论称，安德里亚斯心中的美国形象，其实一直都停留在他在大学校园里建构起来的那个虚幻世界的水平，而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相当一些美国知识分子还对斯大林和共产主义保有一种罗曼蒂克式的迷恋。换言之，根据这种观点，安德里亚斯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他的希腊身份重构。相反，他仍在按照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风格行事：因为政府未能遵照公开承诺过的对外原则，就对它进行无情抨击。就整个70年代的情况而言，这一观点是可信的，因为安德里亚斯执政风格突变，与任何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都不一样。
1965年7月，康斯坦丁国王免去了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的职务——此举在帕潘德里欧的支持者眼中看来，是对希腊宪法的颠覆。自此之后，希腊政局就每况愈下。雅典的政治家、记者、王室和军方将领一直以来都在相互算计、相互抨击，直到校官集团控制的军政府——一群来自偏僻乡村，由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率领的心怀仇恨的乡巴佬——让他们统统垮台。
在西方，人们仅仅知道，一群粗野的中级军官，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将民主扼杀在民主的诞生地——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影片《绝不在星期天》和《希腊人佐巴》的故事发生地。[2]
希腊军政府里充斥着一帮极端狂热、鲁莽而不成熟的“罗马化的希腊人”（Romios）。他们未曾受过教育，言语粗鲁，眼界狭窄，只知道极力鼓吹要将东正教的教义恢复到最严苛的程度。他们对财政经济一无所知，只懂得受贿寻租。此外，他们还施行典型的巴尔干式残暴体罚。擅长动用酷刑的魔鬼潜入了各地的警察局，战俘集中营布满了贫瘠的岛屿。
安德里亚斯被军政府逮捕、关押，直到美方介入才获得自由。随后，他流亡西方国家，与他同去的还有雅典政治文化界的其他要员，其中包括希腊前总理、保守党人卡拉曼利斯；女演员迈尔库里和作曲家提奥多拉基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且出身高贵——例如，迈尔库里的父亲就是雅典前任市长——这些名流很好地体现了古希腊人人格中那种成熟老练的特质，并且在对抗独裁的战役中，他们成功地把军政府成员描述为“篡位者”，也不承认他们是正统的希腊人。
因此，在西方，虽然希腊军政府已经臭名昭著，希腊人民却仍很受欢迎，甚至因遭受压迫而得到了更多的关爱。希腊已不仅仅是一个神话，还成为了一种事业，它也因此而更有吸引力。
尽管迈尔库里及其朋友一再呼吁抵制希腊，游客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只有那些政治嗅觉最敏锐的旅游者才能察觉到希腊人敢怒不敢言的牢骚并为此感到忧虑，尽管这种现象在压制性的国家是普遍存在的。毕竟，在这里，不存在中东地区那些更加极端的独裁统治政权中的动荡、恐怖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恐惧。希腊的旅游神话虽有些摇晃，却没有垮塌。
1974年，希腊军政府下台，随后出现了一些公开的反美主义迹象，这其中就包括对雅典城内美国运通办公楼的轰炸。即便是这样，在西方人眼里，希腊的正面形象仍未受影响。这些只是一些孤立的冲突事件，而且卡拉曼利斯新组建的保守党政府对当时希腊国内仍在发展的动向守口如瓶。只是一直到了80年代，世界才刚开始察觉，希腊与巴尔干半岛、中东诸国是多么相似。
[1]《亚历山大四重奏》包括Justine, Balthazar, Mountolive, Clea。
[2] 顺便一提，科斯塔·加夫拉斯导演的影片《Z》，也让希腊军政府在西方人眼里留下了坏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