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史
“查士丁尼恶行累累，永生永世怕是也讲不完。我只需要从他所犯的罪行录里挑出一些例子，后世人就能把他的整个品性看得一清二楚。”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秘史》中写道。查士丁尼生活于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妻子狄奥多拉曾是一名妓女，《秘史》是对于他们生活的花边报道。
“他们要么必须像神灵般统治我们，要么完完全全放弃统治。”迈克尔·普赛路斯（Michael Psellus）在《编年记事》中这样写道。《编年记事》是用第一手资料对14位生活在10—11世纪的拜占庭皇帝的描述，被认为是有关中世纪的最佳回忆录。
中世纪的拜占庭充斥着贪婪、欲望、个人的残暴、野心，组成了内容庞杂且易被遗忘的长篇故事，但要了解20世纪80年代的希腊政治，这些故事可以充当无可替代的历史明镜。在那个时代，帝国的没落初露端倪，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云诡谲，更给这一连串事件增添了一种无谓的荒诞之感。
在旅居希腊的七年间，使我最为气愤的莫过于看到外国记者对当地政权动乱的解释。他们通常这样表述：“毕竟，古希腊人创造出了戏剧”“希腊语词汇中不仅包括‘民主’，还包括‘无政府状态’”。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经常轻浮地提及“希腊悲剧”和“希腊喜剧”。在惬意慵懒的日子里，我也曾援引古希腊的“戏剧”和“面具”来解释现代希腊政治。英美编辑和读者都在学校学习过希腊戏剧，因此他们才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被引用的例子。然而，对于拜占庭，或者普赛路斯和普罗科匹厄斯这样的中世纪希腊作家，他们中又有谁了解些许呢？媒体报道对现代希腊并没有深入阐释，因而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西方对于希腊这段最为悠久和重要的历史恰恰一无所知。
“相比于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的政治最能表明我们的东方性和拜占庭风格。”雅典一流的民意调查者之一帕纳尤特·迪米特拉斯说道。1990年从保加利亚到达希腊后，我与他交谈了一次；此时的希腊刚开始踉踉跄跄地从80年代的混乱状态中逃离出来。“可以说，在政治层面，我们完全遵循东方那一套。我们站在中东人的视角上看待西方。像阿拉伯人一样，我们（指东正教教徒）也是十字军东征的受害者……希腊人与东方结成了姻亲，而西方只能算作我们的情妇。她令我们着迷，让我们冲动，这是情妇的共性，但我们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只浮于表面，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
普赛路斯和普罗科匹厄斯所写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不但揭露了地中海东部人的猜忌和阴谋，还令人惊叹地捕捉到了希腊政治生活的另外一个特点：希腊政治含有肉欲的成分。许多涉及政治权利的希腊语词汇都是阴性的：kyvernisi（“政府”），eklogi（“选举”），ideologia（“意识形态”），poreia（“示威游行”），eksoussia（“权力”）和tromokratia（“恐怖主义”），这或许并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花边报刊并不曝光当红艺人的私生活，甚至也不打探政客们私底下的动静，这一点与美国的同类报纸风格迥异。希腊人并非苦行僧，但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大惊小怪。希腊的花边小报也刊登有关政治的文章，但都极为纯粹、简单。希腊国内的智囊团和严肃书报是不涉及政治的。对它们来说，政治过于粗俗滑稽，登不得大雅之堂：让我们以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政治生涯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于1982年至1989年暂居雅典，与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当上总理手握大权的时间几乎重合。希腊国土狭小，相对贫困，周围遍布宿敌，与西方国家相比，其政治气氛更为紧张。由于在安德里亚斯掌权期间，希腊反美主义倾向明显，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安德里亚斯也影响了我对于希腊的个人经验。正如共产主义的遗产有助于解释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安德里亚斯执政的遗产能够解释90年代的希腊。记录帕潘德里欧时代，在我看来，是全面理解当今希腊的状况的重要训练。
美国曾介入希腊内政，撺掇军人集团领袖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帮助安德里亚斯越狱。（据传言，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给希腊大使建议道：“你去告诉帕什么来着，把他放出来吧。”）。在这之后，安德里亚斯流亡到了瑞典和加拿大，并在那里筹划成立了后来成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其希腊语缩写是PASOK。1968年到1974年这六年的流亡生涯中，安德里亚斯在几张照片里都身穿黑色皮夹克，他共抚育了四个婚生子女，此外，还和某个瑞典女人有一个私生女，他的这一形象影响了90年代希腊的政治风云。
1978年，希腊裔美国出版商阿里斯蒂德·卡拉扎斯前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雅典大本营，跟安德里亚斯面谈。卡拉扎斯对这次经历记忆犹新：“入口处站着些青年士兵，表情凶恶，身上的黑色皮夹克鼓鼓囊囊。我告诉他们，我此次前来是想见见帕潘德里欧先生，他们的回应极具挑衅意味：‘这么说来，你和我们的archegos[领袖]已经提前约好了？’他们尤其强调应该称呼帕潘德里欧为‘领袖’，就好像直呼其名是冒犯他一样。这让我想到，在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军事政变之前，墨索里尼军队的司令部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后军政府时期，希腊政治团体遍布，而PASOK自始创以来，就绝非一个政党（Komma）。PASOK这几个字母本身已经明确表明自己是一场“运动”（kinesis）：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换言之，这场运动应当是革命性的、动态的。帕潘德里欧在1977年阐释说：“我们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说是。也正因此，我们与乐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非民主性的，既没有设立宪法，也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数年来，甚至连做做样子的政党领袖选举都没有搞过一次。其实也的确没有必要。PASOK指的就是帕潘德里欧——在希腊后军政府时期，这个名字指的是安德里亚斯，而非他的父亲乔治。老帕潘德里欧于1968年过世，享年80岁。希腊人对政治领袖的虔敬近乎于个人崇拜，这一现象在20世纪的希腊相当普遍。乔治·帕潘德里欧曾领导了一个名为“乔治·帕潘德里欧党”的政党。希腊的中间派和左派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乔治·帕潘德里欧政治遗产的自然继承人，因此纷纷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然而，安德里亚斯与父亲乔治不同，同样，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与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政党也大相径庭。
乔治·帕潘德里欧中间派的成分多于左派的成分。60年代中期，诱使他做出行动的原因是愚昧无知，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或自尊心受损。当时希腊政治呈现出一派家长式作风和咖啡馆辩论的特点，因此，乔治·帕潘德里欧本人就是他领导的政党的象征。政治团体自然而然地聚拢在强势的领袖周围，而对团体中的细节和组织则多有忽略。乔治·帕潘德里欧的个性形成时期完全在希腊度过。因此，他的冲动尚属正常，并不难理解，这一点与他的政敌保守党领袖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如出一辙。但是，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两年半，且从不穿希腊制服，个性极其复杂。他书房的显眼处摆放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铁托元帅的照片。小帕潘德里欧（下文用于指代安德里亚斯）把共产主义中立国南斯拉夫看作希腊的理想典范。
据小帕潘德里欧在1975年的解释，“基于我们双方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共同点”，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很早就与叙利亚复兴党建立了联系。之后，从特拉维夫飞往乌干达恩德培市的一架法航客机发生了劫机事件，当时机上满载以色列人，此事件发生八个月后，即1977年2月，帕潘德里欧称赞乌干达领袖伊迪·阿敏：“他敢于和西方的大都会中心战斗，他们对他也虎视眈眈。这一点本身就把他置于该地区反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全球性博弈之中。”[1]1977年稍后一段时间，帕潘德里欧又到达了由穆阿迈尔·卡扎菲掌权的利比亚，并称卡扎菲政权“并不是军事独裁。相反，它的执政原则是以古雅典人的平民思想为典范的”。希腊官媒和外媒的报道前后一致，都断言在1981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场成功的战役中，卡扎菲政府曾为其提供资金援助，帕潘德里欧因而当选总理。1984年，卡扎菲政权的副指挥官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在公开场合对帕潘德里欧说：“帕潘德里欧老兄，经过对你的严格审查和考验，我们认为你值得信赖。因此我们决定竭尽所能，巩固你在国内的地位，因为你掌权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运作方式呈现出一种极权主义风格，这在希腊是前所未有的，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游击运动的界限。在希腊生活了几年后，我认识到，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三种基本的类型。
第一类人温文尔雅，见多识广，思想开放——在文化层面上可以称作“名流”，要不是因为梅利娜·迈尔库里的名气，他们也许不会和该运动扯上关系。1981年10月，帕潘德里欧当选为总理后，梅利娜·迈尔库里也被任命为文化科学部长。在帕潘德里欧八年任期内，十五人的内阁经历重组，迈尔库里是唯一一位重新被任命的部长。她对帕潘德里欧无疑是忠诚的，但却并未处于其政权的核心圈子。后来毁掉帕潘德里欧政权的丑闻和牢狱之灾，也没有败坏她的声誉。迈尔库里作为希腊文化象征的地位，由于她曾出演影片《绝不在星期天》，给帕潘德里欧政权蒙上了一层公正合法的面纱，这一点在海外尤其为人所接受。她很受国内共产主义者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支持者的欢迎，但仍有40%左右赞同右翼势力的希腊人对她表示鄙夷。对迈尔库里的侮辱，我已经听厌的一种论调就是：“梅利娜根本不必在《绝不在星期天》里饰演妓女一角，她的做派实实在在就是一名‘妓女’的做派。你们这些老外在她身上能看到什么呀？”
第二类人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随着军政府的垮台又回到了希腊。其中一些是高素质的技术官僚，他们在面临故步自封的右派和急躁冒进的左派这一艰难的抉择时，最终倒向了左派，因为右派已被军政府搞得声名狼藉。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曾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担任国民经济部长，后来遭到了帕潘德里欧的罢免和公开羞辱；曾担任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首任环境部长的安多尼斯·退特西斯，同样经历了被罢职的命运。他们两人都属于这一类。退特西斯被定的罪名是：他在落实环保法时，没有区别对待对左、右两派商人。
然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并非技术官僚。他们出身卑微，留学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接受了一星半点的博雅教育（人文教育，liberal artseducation）——但就是这一点浅薄的教育背景，足以使他们回国后摆出一副精明老练的派头，也使他们莫名其妙地傲慢狂妄起来。V.S.奈保尔曾用一个词组指代这类“半成品”知识分子。统治加勒比海格林纳达岛的是一群接受过美式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空想家，谈及这群人时（当时他们还未撕破脸皮自相残杀），奈保尔用了“鄙夫”（little men）这个词组，意在指明他们脑袋里塞满了模糊不清的“高”论，却不知如何落到实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着许多这类“鄙夫”，他们仇恨满腹，好怨天尤人。他们在“绿色卫兵”中有不同等级的军衔：被帕潘德里欧分派到希腊海外大使馆，充当意识形态方面的“打手”，并监视职业外交官的一举一动。霍华德大学一位名叫尼古劳斯·斯塔夫罗的学者于1988年发表了一部批评帕潘德里欧的著作，《纽约时报》因此援引了希腊驻美国大使馆里一位“绿色卫兵”的话：“斯塔夫罗先生——他写不了书，只能在最一般的大学里教教黑鬼们罢了。”[2]
然而，我留意到，第三类人——也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类人——他们既没有出过国，也几乎不会说外语。这群人来自小村落，或是城市的工薪阶层社区，手捻安神念珠，嘴里说的都是些不干不净的话，比如malaka（“蠢货”）这类词，在别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丝毫不假思索地反抗或拥护军政府。这类人崇敬帕潘德里欧到了极点。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有过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不同，帕潘德里欧在充斥着这些人的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如鱼得水，而且是一个狡诈至极的人。帕潘德里欧有一种雄浑的、蛊惑性极强的讲话风格，那些城市贫民和希腊乡下居民对此痴迷不已。帕潘德里欧的执政风格让人联想到阿根廷的胡安·贝隆，亦或是以色列的梅纳赫姆·贝京：也是有西方教育背景且精力充沛的演说家，支持者主要来自最贫困却最具东方主义倾向的群众，他激励着这部分人，使他们压倒了具有欧洲传统倾向的另一半人。
因此，帕潘德里欧的周围尽是一些“罗马化的希腊人”，而非“正宗古希腊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核心圈子，并替他管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对帕潘德里欧的忠心是部落式的，不受具体问题的影响。阿伽门农·库茨索奇奥加斯——整个80年代希腊第二有权势的人物就属于这一类人。1990年他遭遇牢狱之灾，还与军政府领袖帕帕多普洛斯被关在比雷埃夫斯的同一个监牢里。
帕潘德里欧任命了这类人中的一个人，让他终身在外交部供职。事实上，此人身上既有樵夫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成为知识分子的潜质。跟其他人不同，他能讲英语，曾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以支持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在演讲中，他为非洲国家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大声疾呼，理由是帝国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审查制度。1987年，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询问希腊在政治上是否与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走得太近。他斜靠在办公桌上，用一种心照不宣的口气对我说：“跟美国比起来，希腊与非洲还相隔太远。美国人能在大街上和黑鬼手拉手，你见过希腊人这么干吗？但也别太担心，我们知道怎么应付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警告巴基斯坦人，要是他们敢承认塞浦路斯归土耳其所有，我们就把希腊船上那些该死的巴基斯坦水手扔到海里去。”[3]
帕潘德里欧与他的这类支持者们一向亲如手足，他在希腊女人之间享有无可置疑的魅力——尽管或许大腹便便，脑门光亮，两鬓斑白，或许也是他的领袖气质的核心因素。
这是一个从1940年到1959年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度过了二十年光阴的人。在年复一年的伯克利高雅的晚宴席上，安迪·帕潘德里欧叼着烟斗，身穿运动夹克衫和高翻领毛衣，比任何人都来得自在惬意。然而，他还可以化身为另一种形象：身穿皮夹克，与巴尔干蓝领阶层结下终生的深厚情谊，有时候这种情谊可能靠近了罪恶的边缘，但他能够将这些人的政治命运牢牢地操控在自己的手心。有多少大学教授，即便是那些爱穿登山鞋、喜欢标榜自己能与平民相处融洽的教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帕潘德里欧刻意疏远的，其实正是那些像他自己那样出国镀过金的人。
帕潘德里欧要求得到别人的极力赞美，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赢得了这种赞美，他凭借的是一种罕见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穿行自如，并不计一切手段对其进行支配和操控的能力。
豪华的阿斯德皇宫酒店（Astir Palace Hotel）位于雅典沃立歌美尼近郊的海边，我与帕潘德里欧共见了三次，其中1986年夏天的那次会面就是在这家酒店里进行的。帕潘德里欧穿着泳裤，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走进阳光沐浴下的泳池，一左一右陪同他的，一个是与他同名的儿子，另外还有两位保镖。保镖身穿黑色紧身喇叭裤和白色露脐衬衣。在我的印象中，其中一位保镖的肩上还悬吊着一把冲锋枪，他随后把枪放在一个折叠躺椅上。我那两岁大的儿子与帕潘德里欧不期而遇。帕潘德里欧态度温和，绕着小家伙走了两圈，我记得还在他头上轻轻拍了拍。我走上前去向帕潘德里欧做自我介绍。“你在哪里供职？”他问道。我回答说在《大西洋月刊》。他点点头，回应道：“啊，那是波士顿一家很不错的杂志，历史也久。我在哈佛的时候常读。”尽管已经离开美国27年了，他说话时仍带有美国口音，睁大的眼睛里蕴含的那种表情仍然几乎与美国人一样。随后，帕潘德里欧朝一位保镖瞥了一眼，同时以地中海东部人特有的干练方式挑了挑他那灰白色的浓眉。保镖拔腿就跑，忙活什么差事去了。由于当时希腊国内颇不太平，发生了一系列我马上就必须提到的事情，与帕潘德里欧打招呼的感觉很像是跟一位黑道老大在棒球场上握手。
1981年当选总理后，帕潘德里欧因以下事情获得了赞美：承认针对纳粹分子的抵抗运动；允许希腊内战中的共产主义老兵——他们曾流亡至东欧国家数十年——返回祖国；改革离婚法案，使之对妇女更为有利；让世俗婚礼得到法律认可。（我本人就在希腊成婚，采用了一种民间仪式：“安德里亚斯，谢谢你。”）上述这些举措民众期待已久，早就该付诸实施了。但在希腊民主的至关重要的阶段，却开始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
1982年，帕潘德里欧几乎不再去参加议会会议。他罢免了几位持不同政见的内阁部长，并为其私人幕僚集团新增了八十名顾问。此举大大减弱了他对政府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基层民众的依赖性。现在，他可以挥舞铁拳，凭借小圈子进行统治了。
当选总理之前的几年间，帕潘德里欧就曾以“偏离方向”罪为由，对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中数百名成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任何人对他的任何政见，只要提出质疑，都会遭到抛弃。帕潘德里欧新上任时，不少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成员都相信，该组织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的政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议会议员阿里司提戴斯·布鲁克斯因为在选举改革法案的问题上与帕潘德里欧意见相左，就被驱逐出党。同样，内政部副部长斯塔西斯·帕纳古利斯因为批评帕潘德里欧未曾落实某些大选承诺，也被一脚踢开。随后，帕潘德里欧公然谴责帕纳古利斯，给他安上了“叛国”和“密谋”的罪名。希腊的电视广播也属国家管控，因此，电视和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的都只是帕潘德里欧的指责，而帕纳古利斯反驳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帕潘德里欧把来自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对其个人政策的谴责声形容为“变节”——该词的希腊语词源是apostassia，自拜占庭时代开始，该词就含有那种浓厚的神学寓意，指的是掌握着神授之权的皇帝是“一贯正确的”，因而那些皇帝们的批评者就是“异教徒”或“叛教者”。
帕潘德里欧执政期间，清除异己的现象一直存在，其模式也大同小异。每当一位成员遭遇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纪律委员会的清洗，作为其喉舌的新闻媒体，总会发动攻击此人人格的战役。这种方法也被用来摆平一些个人的宿怨或掩饰国家对私人公司的劫掠。例如，在1982年末，谣传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密谋策划了一次活动，以打压某地一家国家控制的新闻通讯社的主管，指控此人为“异装癖者”。此人因此被迫辞职，暂时躲到希腊境外。[4]在希腊国内，赫拉克勒斯水泥公司出口方面的业务名列前茅，乔治·查佐斯曾任该公司总经理，1983年，官方媒体给他定了“诈骗”和“违反货币政策”的罪名。以此为借口，政府接管了赫拉克勒斯水泥公司。但在随后三年中，公司亏损了5200万美元，而这场风波发生前的三年，该公司盈利2500万美元。对查佐斯的指控很快统统解除：在这之前，法院从未拿出过确凿的证据证实他的罪名。
到1982年，希腊的电视和电台已经成为其北边国家的控制媒体的翻版。希腊的电视与电台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但在保守党领袖卡拉曼利斯执政时期，其实际的控制也不过是让左翼反对的声音销声匿迹；广播里并没有咄咄逼人的或意识形态控制的腔调。当时，帕潘德里欧还呼吁“改变”，包括承诺对传媒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造。然而，到了他统治的时候，晚间电视新闻却是没完没了的帕潘德里欧讲话和参加剪彩仪式的画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中立”。媒体提到的任何团体——巴勒斯坦游击队，或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要么被贴上“自由斗士”的标签，要么被扣上“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完全取决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观需要什么。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曾在雅典遭遇恐怖分子的暗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报纸却称这次谋杀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阴谋”，并进一步解释说，中央情报局杀了自己人，“蓄意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妄图在美国国内激起反希腊情绪”。[5]帕潘德里欧对参加集会的听众们强调，美国是“帝国主义的首府”。这位曾在美国海军服过役的老兵坚称，美国在希腊境内的军事基地是“死亡基地”。随后，帕潘德里欧频繁出访东欧各国，其次数之多，超过其他任何北约国家领导人。波兰当时仍处在军事管制之中，帕潘德里欧访问该国时，嘲讽波兰团结工会“毫无益处，十分危险”。帕潘德里欧的妻儿都是美国公民，他们仍生活在一起。
1028至1034年间，罗曼努斯三世执掌拜占庭帝国的权杖，写到这位皇帝时，普赛洛斯这样说：“这位有点特别的君主渴求建立虔敬的名声……这引发了关于神性问题铺天盖地的讨论。”在帕潘德里欧眼中，虔敬包含“和平”的意思。尽管恰逢两伊战争爆发，非洲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战事也处于胶着状态，希腊一些国有企业正向交战双方兜售军火，文化部长迈尔库里还是以帕潘德里欧的名义组织了环绕雅典卫城的“人类和平连环活动”。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雅典总是在召开这样或那样的和平会议。帕潘德里欧与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反复磋商，共同为达成欧洲和平计划而“奔忙”。
对于西方媒体的访谈请求，帕潘德里欧几乎一概置之不理，这一点很像东欧各国领导人的做派。雅典的外国记者协会通常都要精心策划，帕潘德里欧完全可以提前准备好回答哪一个记者的提问，然而，他却连每年象征性地露个面都不肯。我这类的记者如果想采访图尔古特·厄扎尔总理，随时飞去土耳其与其会面即可。但即便是住在希腊，我也无法见到帕潘德里欧本人。帕潘德里欧在八年的执政期间仅允准了屈指可数的几次采访，其中一次是接受曾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记者的黛安娜·索耶的采访。黛安娜就40年代美国将希腊从东欧集团国拉出来的事情向帕潘德里欧发问，想知道他对美国是否心存感激。帕潘德里欧回答道：
“就任何一件事来说，我都不会对任何什么人心存感激。”
这句口气很硬的话，正如他穿的皮夹克以及他与瑞典女人的风流韵事一样，是不祥预兆。
帕潘德里欧就职后，就解散了负责调查“11月17日”恐怖组织的警察部门。“11月17日”号称是最为神秘且难以捉摸的恐怖小组，因此也就成为90年代初欧洲和中东的梦魇。
1973年11月17日，军政府发动坦克袭击，对雅典理工大学的抗议学生进行屠杀，而根据希腊左翼的神秘看法，美国人被认为应当对这次犯罪活动负责。1975年的平安夜，理查德·韦尔奇（Richard Welch）遭遇暗杀，其身份随之曝光，原来韦尔奇是中情局在希腊的站长。“11月17日”恐怖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并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人一直以帝国主义的姿态凌驾于希腊之上，策划暗杀的目的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该恐怖组织后续的活动仍采用暗杀韦尔奇的模式。在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时间段，两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停在受害人汽车的旁边。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个人负责透过车窗玻璃朝受害人开枪，随后他们就会逃离，在缓慢行进的汽车流中间横冲直撞。如果一座城市经常遇到交通堵塞，同时又有一些不怕死的摩托车飞车党，那么这种袭击方法就再合适不过了。此外，发动袭击前的情报刺探工作——确认韦尔奇在美国大使馆的职务，他的座驾是哪一辆，以及他上班的路线——全都无懈可击。“11月17日”恐怖组织再一次发动的大型袭击活动，则要数1983年11月对美国海军军官的谋杀，巧合的是，这次谋杀设定的时间，正好是雅典理工大学学生暴乱十周年的纪念日那天。
四个月后的1984年3月份，一名被确认为“阿拉伯人”的持枪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雅典的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杀害了英国使馆官员肯尼思·惠蒂（KennethWhitty）和他的一位希腊助理。另有一个自称是利比亚“敢死队”的团伙，叫嚣他们的使命就是“对那些卖国贼和丧家之犬穷追不舍，务必将他们从肉体上统统干掉”。在希腊警察护卫队的保护下，这支“敢死队”穿过了雅典城区。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针对反卡扎菲的利比亚异议人士的暗杀活动，希腊警方有时候会用“解决个人分歧”的字眼将暗杀行动一笔勾销。帕潘德里欧同意雅典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的“外交官”人数可增加到五十人。自此，叙利亚人开始在希腊国土上定期发动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的暗杀活动。另外，阿布·尼达尔恐怖组织（Abu Nidal）还在雅典索洛诺斯大街上创立了阿尔诺尔进出口公司作为组织公司运营的门面，并为整个地中海地区供应武器。[6]
这类事件的组织者均未被逮捕。1983年，美英两国的情报人员控告一名住在雅典郊外工薪阶层社区的阿拉伯人犯有走私罪，指认他通过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向以色列偷运液体炸药。调查该案件的那位美国情报员被驱逐出希腊，而涉嫌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阿拉伯人却未被逮捕。[7]帕潘德里欧称，“民族解放行动”不应被看作恐怖主义。美国里根当局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花了一年时间，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试图让这位希腊总理加强雅典机场的安检工作。帕潘德里欧的回应则是给航空公司施压，让其拆除了机场第二道电子显示检测程序。
希腊旅游的神话突然之间破灭：1985年6月，环球航空公司一架从雅典机场飞往贝鲁特的喷气式客机遭到了两名什叶派恐怖分子的劫持。事发前一夜，二人在中转候机室里度过了整晚，据推测，当时他们身上有手枪和手榴弹。我此前一直在苏丹进行非洲饥荒的报道工作，劫机事件发生一天后，我由苏丹飞往雅典。雅典机场仍未配置监控设备。乘客从取走行李直到走出机场，自始至终看不到一个海关官员。几天后，里根当局发布了一项“旅行提示”，警告美国人不要去希腊。此后几个小时内，尽管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媒体叫嚣着该公告是一种“挑衅”，但里根的布告发布数个小时之后，机场上就布满了安保警察，这是帕潘德里欧执政后的第一次。
然而，如今一切还是太迟了。成千上万人取消了赴希腊的旅游计划，希腊旅游业因此损失了数亿美元。1985至1986年间，前往希腊的美国游客数量暴跌了80%。影片《绝不在星期天》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开启的希腊旅游黄金时代，如今看来要终结了。
局面随之愈加失控。环球航空公司客机劫持事件发生四个月后，一伙阿拉伯持枪歹徒劫持了一架从雅典机场起飞的埃及航空公司喷气式客机，并改变航线，朝马尔他开去：埃及突击队员突袭了这架客机，六十人丧生。1986年，雅典至少发生了二十次炸弹袭击，其中四次是由“11月17日”恐怖组织发动的，该组织如今的行刺对象不仅仅包括美国人，希腊政客和商人也难逃厄运。美国军事人员的汽车，还有正在创建中的希腊私营企业办公楼也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如今，希腊其他一些恐怖组织也加入进来，“11月17日”因此而日益猖獗，这些组织的名字风格独特，像“城市野鹅”“反传统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和“反强权革命斗争团”，等等。其中，“反强权革命斗争团”还声称组织策划了1987年对希腊一个陆军基地的爆炸活动。
1988年6月28日，威廉·诺迪恩住所外的一个汽车炸弹突然爆炸，这位美国防务官员因此丧生。13天后，在希腊一艘名为“波罗斯岛之城”的渡轮上，阿拉伯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造成游客9死80伤的后果。帕潘德里欧政府发言人索蒂里斯·科斯托普洛斯指责“波罗斯岛之城”渡轮袭击事件是美国搞的一个阴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给希腊施加压力，逼迫其签署一份“软”协议，同意美国继续租借希腊土地以部署其军事基地。
同年，希腊政府释放了被判监禁的恐怖主义者奥萨马·阿尔·祖玛。意大利警方怀疑祖马与1982年发生的机枪和手榴弹袭击事件有牵连，那次袭击发生在一个犹太教堂中，导致一名两岁男孩死亡，另有37人受伤。帕潘德里欧政府的司法部长瓦西利斯·罗蒂斯为释放祖玛一事辩称，此次教堂袭击“属于他为祖国重获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因此也暗含了为争取自由而发起的行动”。
“波罗斯岛之城”号渡轮。
至此，西方观察家们察觉到，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硬左派和这些恐怖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协同作用”。帕潘德里欧是一个有着无穷个人魅力的人，对希腊人来说，想要解释他的行为动机，政治或意识形态几乎是不被考虑的因素。他们仅仅使用那些最主观的心理学术语来谈论帕潘德里欧。
帕帕普利迪斯是一位保守派政客，在比雷埃夫斯的一次午宴上，他向我解释道：“安德里亚斯就像是俄狄浦斯。小时候，他跟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与父亲的抗争则一直延续到成年。顶撞父亲也意味着全面对抗权威。在我看来，因为激进的解放斗争释放出了极大的能量，导致了无序的状态，所以安德里亚斯对此情有独钟，痴迷不已。”
1987年9月13日是希腊南部小镇卡拉马塔地震发生一周年的日子，那次地震共造成20人死亡，逾300人受伤。帕潘德里欧借口公务繁忙，说他没有时间出席纪念仪式。实际情况却是，这位68岁的总理和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女空乘迪米特拉·利亚尼刚刚开始为期三天的海上之旅。利亚尼头发呈深褐色，极具魅力，年龄还不及帕潘德里欧的一半，而且当时已经与希腊左派革命党的一位高官结婚。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希腊这样一个国家，政治领袖包养年轻情妇这样的事实通常不会溅起多大的水花。但帕潘德里欧犯了两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被发现在希腊全国的一个哀悼日与利亚尼共浴共舞。此外，二人定期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让他妻子和家人蒙羞。帕潘德里欧还为利亚尼安排了专属于她的电视脱口秀。他公开斥责与他结婚37年、育有4个孩子的妻子玛格丽特，说她“甚至从没给我煮过一个鸡蛋”。他选择了与玛格丽特结婚纪念日那天向外界透露要娶利亚尼为妻的念头，而利亚尼本人也正在闹离婚风波。帕潘德里欧与新未婚妻旅居英国时经历了心脏三重搭桥手术，痊愈后，二人返回国内，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把“普通民众”组织起来，精心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戴之情自然爆发”活动。根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的播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雇来的群众朝总理的座驾抛洒鲜花，花朵则被车轮碾了个粉碎。
此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报纸逐渐把利亚尼称作“官方情妇”。随着这位前空姐逐渐成为总理的精神伴侣，还出现了对她的个人崇拜。有许多建议称，利亚尼可以仿效贝隆夫人，成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下一任领袖。
除了阿根廷政坛，这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当时，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迫使其妻子佐伊和元老院签署协议，正式授予情妇斯科拉瑞娜以权力。普塞洛斯这样写道：“元老们尽管有些尴尬，但仍对这一协议交口称赞，仿佛这是上帝的旨意。”普塞洛斯所描述的，或许也正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比如，帕潘德里欧的高级助理季米特里斯·马鲁扎斯就曾指出，对总理的婚外情进行任何抨击都是“缺乏虔敬之心”，是“亵渎神灵”的。马鲁扎斯对国民们说，帕潘德里欧的行为富有“男子汉气概”（levantia），作为希腊人应当以此为荣。不愿意受愚弄的希腊人称呼马鲁扎斯为“卧房部长”。
利亚尼事件过后，1988年的夏末，又出现了“科斯科塔斯丑闻”。乔治·科斯科塔斯是一位银行家，声称曾帮助过帕潘德里欧从国有企业中挪用了两亿多美元的公款，以充实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贿赂基金。据称，这些钱被用于收买国内那些对帕潘德里欧不利的报纸；买断帕潘德里欧的第一任妻子、希腊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克里斯蒂娜·拉西亚一部敏感书稿的全球版权；为帕潘德里欧提供资金处理他与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的离婚事宜；向各类政府官员支付现金。这一丑闻事件还牵扯出了其他秘密。例如，有指控称，希腊情报部门曾窃听过帕潘德里欧政敌的电话；政府高级官员还曾以非法委托的形式收受了数亿美元的贿款，并存入瑞士银行账户，用来为希腊购买40架法国幻影战斗机和美国F-16战机。几位政府高官被判犯有刑事罪，帕潘德里欧本人也被判犯共谋罪。在一次审判上，帕潘德里欧的支持者举行了示威游行（都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策划的），他本人也拒绝出庭作证，法庭最终宣告总理无罪。帕潘德里欧称此次对他的指控为一场阴谋，由“黑暗反动势力”和“国外集团”操控，妄图引发希腊政局动荡。
雅典开始流传开一个故事——我强烈怀疑事件的真实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还是意味颇深的。据说，一位希腊将军带着满满一购物袋的德拉克马（旧时希腊货币）去拜见总理，总价值可达一万美元。这位将军说，送来这些钱是为了表明自己对于“领袖”的忠心。帕潘德里欧并没让该将军落座，只是命令他把钱袋子搁到自己办公桌的桌脚处。随后，这位将军遭到了罢免。这就是东方君主的手腕：这人竟然敢如此侮辱我，那些钱本就应该正正当当地归我所有。
“或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了希腊唯一成功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希腊裔美国学者和出版商阿里斯蒂德·卡拉扎斯（Aristide Caratzas）在1990年这样解释说，“无论是约翰·梅塔克萨斯在1936年至1941期间建立的军事政权，还是1967至1974年间的军政府，都无法使民众广泛响应他们的号召，因为他们的政见看起来虚情假意，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相比较而言，帕潘德里欧的处事方式和习惯，让对西方心怀猜忌和欣羡的希腊人感到踏实，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当合理的。与墨索里尼极为相似的是，帕潘德里欧成功地成为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仇恨心态的化身。他是理想的希腊普通人。他威胁美国，并通过与美国的敌人——卡扎菲和恐怖主义者——称兄道弟而为自己壮胆。帕潘德里欧在公开场合跳传统的希腊舞。他把财富分给那些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以犒赏他们的忠心。甚至就利亚尼事件而言，在希腊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帕潘德里欧的做法也与大众心理有某种共鸣之处。帕潘德里欧展现了一种墨索里尼式的、国民第一情人的形象。他对玛格丽特·钱特的抛弃和羞辱，不仅仅进一步强化了他（也包括希腊）与美国之间的分裂，同时强化了他与希腊男人都极为恐惧的魔鬼般的存在物女权主义的分裂。”
民意调查者迪米特拉斯也赞同这种分析。他说，即使是在帕潘德里欧被控挪用公款、窃听电话后，仍有近40%的选民支持他，这一事实“表明希腊政治显现出一种第三世界风格的——也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他们拉帮结派，惧外仇外……”
80年代希腊出现抵制美国的运动也在意料之中。尽管美国曾把希腊从东欧的轨道上拉了回来，在50年代，美国纳税人还捐出了几十亿美元对希腊进行经济援助，用以帮助其摆脱东欧国家那样贫困的命运，然而，许多希腊人却把这一援助解读为美国控制欲的体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希腊人目睹尼克松当局为手段极其残忍的军政府提供关键性援助。197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看起来有意鼓励土耳其野蛮入侵塞浦路斯。但是，帕潘德里欧毫无顾忌地操控了民众对美国的这种失望心理，其做法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理由大肆渲染所谓邪恶的“密谋”或“阴谋”论调，也不应当支持国际恐怖主义。
尼古拉斯·盖奇（Nicholas Gage）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还写过《光明之土：希腊印象》和一部关于希腊内战的畅销书《叶莱妮》。1981年帕潘德里欧当选后，盖奇讲述了这位新任总理青年时代的一个故事。
年轻的安德里亚斯和一帮阔气的朋友正在雅典城郊葛利法达一家享有盛名的海鲜饭店用餐。端上来一盘鱼，帕潘德里欧问都没问一句，就夹了最大的一条。这下朋友们不乐意了。于是帕潘德里欧把鱼放回盘中，但放下这条鱼之前，他在上面吐了一口吐沫。于是盖奇抛出了他的问题：如果帕潘德里欧也曾面临不得不放弃对于希腊的控制，他会心甘情愿地撒手，还是先朝希腊的脸上吐一口吐沫？
1989年全国大选前的几个星期，帕潘德里欧给出了他的回答。民调显示，尽管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有影响力，但看起来却是新民主党正在朝着胜利迈进，而该党派正是由保守派对手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领导的。于是，帕潘德里欧强行让议会通过了一项新选举法。在旧法案中，如果某个政党赢得了多数票，那么在其组建的议会中就能拥有额外席位，此举是为了增强政治稳定性；而新选举法仿照的却是以色列大选办法，纯粹按照得票比例分配席位，因此，任何政党独霸政坛的状况就几乎不可能出现了。跟以色列类似，希腊国内此刻也得至少存在一个角色重要的小党派：仍坚持斯大林主义的希腊共产党。
随后，希腊在一年中折腾出了三次大选。前两次大选中，保守党均胜选，其领先优势与四年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获选时分毫不差。但根据新选举法，保守党却无法组建政府。随后，东欧发生剧变，共产主义遭受重创，在这种局面下，保守党领袖米佐塔基斯被迫与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党派谋求缔结联盟以求互帮互助。帕潘德里欧幸灾乐祸地给各部部长下达命令，在政权交接时不许与别的党派合作。于是，公文、与别国签署的条约文件以及公务车统统不见了。1990年4月第三次大选中，保守党以在欧洲最大的多数票优势再次获胜，但在组建的政府中却仅多一席而已。而帕潘德里欧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罢工，试图推翻新政府。
恐怖主义不断蔓延，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为了给国家官僚机构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提高补贴，创造工作机会，帕潘德里欧在80年代四处举债，这与70年代东欧国家领导人竭力举债如出一辙。1989年，希腊的外债高达215亿美元，比匈牙利还多出65亿美元，而匈牙利人口总数比希腊略小一些。
我于1990年返回希腊时，雅典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灾区。希腊媒体把它比作开罗。电话通讯服务在整个西欧是最差的。80年代中期，帕潘德里欧拒绝了几家西方企业想重建希腊电话网的投标。接连不断的、可信的报道表明，原来是帕潘德里欧把合同许给了一位朋友，此人使用从东德进口的设备，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对系统进行了升级。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很快就要进行投票，以选出199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一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古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雅典又在1896年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因此，数年来，希腊赢得此次奥运会主办权的呼声最高。我于80年代旅居雅典时，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雅典将会赢得这次“黄金奥运会”的举办权。然而，恐怖主义横行，国内政权动荡，城市基础设施瘫痪，这一切都令来访的国际奥委会代表们震惊。希腊能否如愿以偿，此时很难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