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佐塔基斯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风雨飘摇，因此恳求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能否在1990年9月18日，也就是国际奥委会在东京进行的投票日之前不要发动罢工。帕潘德里欧在奥委会投票日的前一天发表演说予以回应，他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东京。这位希腊前总理冲着广场上的罢工工人们吼道：“打倒米佐塔基斯政权！”
国际奥委会最终决定将此次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亚特兰大，消息一出，帕潘德里欧称这一结果为“一次美国式盗窃”。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990年雅典市长候选人梅利娜·迈尔库里，不满地牢骚：“国际奥委会想知道1996年雅典的空气污染水平。六年后的事情谁又能预知呢？他们竟然胆敢提出这种问题。这样问的人一定是疯了！”她的这些牢骚话使我回想起《绝不在星期天》这部影片，片中朱尔斯·达辛饰演荷马一角，迈尔库里饰演伊利亚。荷马对伊利亚说的话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希望能在她的思想中注入“理智，而非幻想”。
“我们希腊人是最为糟糕的民族，这次奥委会的选择就是证据，上帝也想毁掉我们。”我以前的一位邻居大声对我说。即使帕潘德里欧的那些了解希腊在80年代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的政敌们，也因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而伤心万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了内战和军事独裁厄运的希腊，终于有望通过“黄金奥运会”而承继其远古时代的辉煌，从而奠定其现代身份。这届奥运会将有望成为希腊历史上具有基准意义的历史性和神秘性时刻。像在古希腊一样，诗歌和音乐竞赛——后来由提奥多拉基斯和哈达吉达克斯这类作曲家推广并流行开来——将与体育赛事同时进行。如果奥运会能够回归希腊，希腊人原本希望恢复奥运会应有的友善、神奇和浪漫，因为数十年来，大企业巨头、商业化和高效能的兴奋剂已经使这一切被削弱。的确，雅典目前处在一种糟糕的状态，但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拥有philotimo（该词是不可译的，含有在乎自己的荣誉的意思），这种philotimo会确保这座城市为奥运会做好准备——哪怕一切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准备就绪。迈尔库里的牢骚正是当地民众苦涩情绪的集结。她称亚特兰大为美国的软饮料之都，并指出，国际奥委会“选择了可口可乐，却抛弃了帕提农神庙”。
但国际奥委会自身也并非不明白。由于深厚的历史情感因素，希腊一直是国际奥委会代表们的首选，直到一项调查表明，从安保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考虑，在所有参与竞争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中，雅典是最不合适的——甚至还不如受内战疑云威胁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亚特兰大其实并没有“赢得”举办权，是雅典明显辜负了奥运会的期望。
国际奥委会宣布结果后不到片刻，我就步行穿过雅典城中央的国家花园，来到奥林匹克体育场旧址。这座不大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是1896年奥运会的举办场所，此时看去，不免让人有些酸楚。我朝体育场内匆匆看了看，眼前几乎浮现出一小群运动员聚集在一起，头戴草帽的妇女和一些来自欧洲的富有的、气质高雅的希腊文化爱好者，一同在为运动员们鼓劲加油的画面，而正是那些希腊文化的爱好者担负着振兴奥运的重任。那时的雅典还是个美丽古雅的小村落，空气中弥漫着静谧的奥斯曼帝国情调。我看向体育场远端的那些急转弯道，参赛者必须得小心才能不扭伤脚踝。我的脑海中闯入了一句话：荣耀只是昙花一现。
我抽回思绪，转身回到现实之中。汽车喷吐着废气，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铅味。由于罢工，垃圾数日不曾得到清理，一只只黑色塑料垃圾袋在灰白的混凝土地面上堆积如山，看起来十分扎眼。对面的公寓楼里烛光闪烁，那是因为正在闹罢工的电力工人切断了电源。工人们的怨气完全合乎情理，但罢工仅仅构成了混乱和社会冲突这个大场景的一部分，这种混乱和冲突如今已经在希腊全面铺展开来，是人们对帕潘德里欧统治的拒绝。对于希腊来说，20世纪是一段不堪回首、裹足不前的历史：数不清的独裁统治、纳粹入侵、内战，紧接着又是一段独裁专政，而最终是帕潘德里欧八年的统治，他不仅摧毁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把中东的无政府搬到了家门口，而且喜怒无常地玩弄民主本身的原则。
1990年秋天的希腊，与19世纪早期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掌控之下时一样，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尔干国家。希腊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东欧国家：希腊国民完全不知所措地迈入了一个冷漠的世界，在那里，过往的荣耀和philotimo已经褪色，讲求效率和拼命工作就是一切。
帕潘德里欧当属最与众不同的一位巴尔干幽灵，他虽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却潜入了过去那最为黑暗的深渊：相比红衣主教斯蒂匹纳茨、戈泽·戴尔彻甫或者卡罗尔国王，帕潘德里欧更让人难以猜透。有一幕场景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帕潘德里欧站在台上，台下的支持者异常激动，他笔直地伸出手臂，形象如耶稣一般，朝天空怒目而视，简直就是土耳其和美国迫害的永远受害者。正如阿尔巴尼亚极具威权的暴君恩维尔·霍查一样，帕潘德里欧也是一个出身富裕之家的浪子，早年被送往海外留学（霍查曾留学法国），回来之后却厌恶甚至恨不得脱去西方的那一套外衣。与大规模的谋杀者霍查不同，帕潘德里欧本人没有残暴的行为。他尽管公然无视宪法保障，却也没有变成一个独裁者。希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尖锐的棱角，已被地中海消磨殆尽；在这里，我可以近距离地探寻到某些历史进程的源头，而这些历史进程，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以及中东国家已经发育成熟。
但是，在1992年，似乎是为了突出希腊货真价实的巴尔干灵魂，马其顿危机爆发。其实，这场危机已经酝酿数年。马其顿问题在希腊现代历史上出现得较晚，因此，它引发的牵动力非常强烈。正如希腊学者埃万耶洛斯·科孚斯所言，希腊曾一度对其东北边界状况十分满意，认为南斯拉夫国内都是斯拉夫人，而不是受压迫的希腊少数民族，而阿尔巴尼亚则有受压迫的希腊少数民族。因此，科孚斯的言下之意是，希腊（不像保加利亚）长期以来都认为已经解决了自身面临的马其顿困境。但当铁托煽动起来的“马其顿”民族主义——受到某种鼓励，要将斯拉夫所属马其顿地区从心理上从保加利亚分离出来——显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时，希腊感觉受到了威胁。希腊并不介意边境上有“斯拉夫人”或“南塞尔维亚人”，但是“南斯拉夫马其顿人”就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因为希腊自身有一个北部的、与亚历山大大帝相关的省份也叫马其顿。1991年末，南斯拉夫属马其顿脱离南联盟，宣布独立，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希腊举国疯狂。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萨洛尼卡街头游行抗议，希腊军队被派往边境进行“军事演习”。由于米佐塔基斯的领导班子在议会中仅占微弱多数，且受到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频繁攻击，因此，在马其顿问题上，米佐塔基斯也无法轻易打退堂鼓。
然而，希腊也并非无药可救。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正在经历一场期待已久的改革。在保守派的新民主党内，米佐塔基斯显然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卡拉曼利斯式的“寡头政治家”。“老派政治”即将终结，希腊最终将迎来改革。民意调查者迪米特拉斯观察到一种“无心政治的，雅皮士式的商业心态”正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摆在希腊人面前的并无别的选择。雅典、比雷埃夫斯和萨洛尼卡已经沦落为丑陋的、屡遭劫掠的城市，迫切需要现代化革命。比雷埃夫斯空荡的街道死气沉沉，人们推着手推车步履艰难地行进，这一景象仅留存在黑白影片《绝不在星期天》的胶片中。劳伦斯·德雷尔在罗德岛上所住过的小房子，旁边是一棵悬铃木和一个土耳其公墓，现在房子已处在街道旁边，淹没在如病毒般侵占了整条街道的迪斯科舞厅、快餐店的霓虹灯广告牌之中，这些牌子远比麦当劳那打头的“M”标志更难看。希腊群岛上原生态的海滩面积逐年缩小。如果在80年代，希腊政府能有足够的决心，正正经经做点事情，而非采取东方式的抢掠，那么希腊旅游的神话或许就能代代相传。“这个世纪即将谢幕，”利昂·夏基（Leon Sciaky）在写到百年前的萨洛尼卡时有这样一句话，“西方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试图用她的奇观来诱惑东方。”
我认为，这一次她或许会成功。
[1] 《新闻报》，1977年2月28日，帕潘德里欧访谈录。
[2] 《评论希腊领导人的图书引起外交纷争》，爱德温·麦克道尔，《纽约时报》，1988年7月1日。
[3] 历史上，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中，巴基斯坦属于亲土耳其的一派。
[4] 一段时间后，他又官复原职。
[5] 小乔治·桑特斯上校于1983年11月15日遭遇暗杀。
[6] 美国驻希腊大使罗伯特·基利曾给希腊外交部发送了一份机要文件，以抗议阿布·尼达尔恐怖组织。
[7] 福阿德·侯赛因·萨拉持有约旦护照，希腊当局不久之后要求他离开希腊，到“他想去的”国家去。
尾声
通往阿德里安堡之路
“整个下午，我们驱车朝东南方向缓慢行驶，沿途经过了一片该死的陆地。沉闷、炎热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就好像充满了世世代代数不尽的幽灵。”约翰·里德在穿越色雷斯平原途中如此感慨道。
1990年年底，我自雅典返回萨洛尼卡，随后朝东行进。我搭乘的公共汽车穿过一片了无生机的、烟草叶般棕色的田野，两边的杨树和几近枯萎的夹竹桃树在飞扬的尘埃中挣扎着。玫瑰色的罗多彼山脉位于左侧，砾石凸起，上面覆有斑驳的地衣，山脉的另一边就是保加利亚。爱琴海位于右侧，海水呈现浑浊的淡蓝色。数不尽的陆军部队发出的冲锋和撤退的击鼓声，曾响彻在中间狭长的平原地带。车上的希腊士兵的脖子上戴着硕大的金制拜占庭十字架。收音机里传来一阵小亚细亚风格的旋律，异常嘈杂。德拉马、腓立比、卡瓦拉、克桑西、科莫蒂尼，还有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混凝土广场和霓虹灯组成的抑郁、狂躁之地；似乎与其初衷相反，历史的伟大让其不堪重负，在这些地方，在20世纪最后十年，孩子们仍然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
行至科莫蒂尼，黑纱覆面的土耳其妇女们飞快地掠过我的车窗。希腊东正教公墓草坪精致，两旁的苍柏犹如卫士一般，公墓对面则是一些破败的清真寺，三面都被高耸的公寓大楼所围困。“土耳其人滚出去！”一面煤渣砖墙上胡乱喷涂的希腊字母赫然在目。
到达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后，公共汽车沿着希腊和土耳其国界线埃夫罗斯河朝北行进。我目睹了更多小城的现况，她们的名字曾是那么美丽，如今却满目疮痍：索弗里，还有俄瑞斯提阿斯。从希腊这侧的边界线望去，是一大片绵延数英里的成熟的向日葵，我看到了一连串尖顶的宣礼塔和泡泡状的穹顶：通往遥远印度之路便是由一个个灿烂的伊斯兰城市组成，其中第一个就是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土耳其名称为Edirne）。没错，我已经抵达了被人遗忘的欧洲大陆的后门。
希腊与土耳其，欧洲与亚洲的交汇处。
这里的边防哨所，在鲜红的新月国旗下方悬挂着一幅“加齐”（“领导者”）褪色的照片，照片里的人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者、“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穿一件黑色晚礼服，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低垂，正凝神看向我，一头金发在额上留有发尖，表明他有部分马其顿血统。
“奥斯曼帝国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一个崭新的土耳其现在已经诞生，”1922年，“土耳其之父”曾宣称，“国家或有改变，文明却代代传承……自从奥斯曼帝国征服西部并日益骄纵，切断了与欧洲其他部族的联系，它就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我们决不会再重蹈其覆辙。”“土耳其之父”向其国民保证，土耳其文明目前正“稳步前进……从东方走向西方”。然而，这一行程停滞得太久，至今仍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我渡过了一条宽宽的河，河水缓慢流淌，桥的正中间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砌成的土耳其凉亭，上面刻有阿拉伯语铭文，凉亭下面有一位全副武装、身穿卡其布军装的士兵，他头戴白色钢盔，一动不动。这位士兵的面部表情既自豪又恭顺：他看起来能够做出极其残暴的行为。
1924年，“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向人群发表演说。
阿德里安堡的狭窄街巷在我眼前铺展开来，不论是夏季的酷热和灰尘飞扬，还是冬季的泥泞和瓢泼大雨，都会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寸步难行。此时我已经深入腹地，便再难以感知爱琴海那柔和的风。我凝神思索着这些路标的含义：
保加利亚，18公里。
希腊，5公里。
伊斯坦布尔，235公里。
1923年，凯末尔和妻子。
阿德里安堡的梅里奇桥，正处于古代东西方贸易路线上。
公元12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建了阿德里安堡，这座地处欧亚战略要冲的小城，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它曾数次被十字军围困，之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国都。由此出发，征服者穆罕默德进军拜占庭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个曾是希腊首府的城市自此开始被土耳其人所掌控。在20世纪头三十年，阿德里安堡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几乎可称得上最理想的报道之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阿德里安堡曾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随后又在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被土耳其人收复，但1920年又被入侵的希腊军队攻陷。1922年，“土耳其之父”的军队重新夺回阿德里安堡之前，厄内斯特·海明威在这里熬过了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一夜，他因身患疟疾而躺在阿德里安堡一张爬满了虱子的床上。关于希腊和土耳其这场冲突的全部痛苦，可以说全部浓缩在海明威描写希腊难民“失魂落魄地行走在雨里”这句话之中。
如今，噩梦重演，海明威作品中的难民形象再现眼前，只不过，这一次的难民换成了土耳其人。1989年初夏，手段强硬的保加利亚政权，将边界线上逾十万名土耳其少数民族暴力驱逐回本国，这是其最近犯下的最大恶行。“这些混蛋朝我们开枪，还放狗咬我们。”一位难民如此形容，还给我看了她胳膊和腿上的咬痕。[1]
我还去了火车站的难民营。在这里，土耳其政府为难民们提供了预制活动板房、临时学校和新衣服。我举起照相机，三个男学童和一个小姑娘聚了过来。男孩子们打着黑领结，穿着白衬衫；小姑娘则穿着一条黑裙子，领子上还镶有白色蕾丝花边。他们的头发和眼睛都呈最深的褐色。几辆货车停在他们临时的家中间，构成了照片的背景。这些让我拍照的难民孩子就像雕像一般——如此地隐忍，如此地毫无表情，仿佛可以等到永远。
阿德里安堡已经不再处于战略要冲的位置。在世界地图上，该城以其土耳其语名称“埃迪尔内”存在，在讲英语的人听来，这个名字毫无魅力可言。由此可以说，“阿德里安堡”，这个历史上最动人的地名之一，实则已经消亡：遗弃在阁楼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一汪微澜的死水。
然而，绝处也有逢生的可能。从建筑的角度上看，阿德里安堡侥幸逃过了现代发展的擦痕，相对纯粹的建筑风格因此得以留存：鹅卵石小径，室内集市，铺瓦的屋顶，还有若干土耳其最精美的清真寺，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小城。天空映衬下，轮廓最为突出的要数塞利姆大清真寺（Selim’s Mosque），该寺也叫塞利姆苏丹清真寺，是由建筑师斯南（Sinan）于1568年设计。在伊斯坦布尔，围绕着圣索菲亚大教堂，斯南曾建造了数个神殿。清真寺的宣礼塔直冲云霄，好似骄傲的将军，俯瞰着寂寞空荡的庭院。黄昏时分，人们涌进穹顶祷告殿虔诚祈祷，《古兰经》的颂歌响彻集市，让人如痴如醉。旅途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对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怒火，在这里只是一种记忆。这里人人谦和有礼，怡然自得，气质不俗，我意识到，这是征服者才能享有的优势。土耳其人并不因过往而记仇，因为他们也曾做过压迫者。
塞利姆大清真寺穹顶。
“难道我的祖国不就是一个今日的奥斯曼帝国吗？”俄裔作家兼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问道。他想知道的是，俄国是否也会经历类似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的命运。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东方专制主义的权杖一路向北到达克里姆林宫之后，土耳其就成为一片被过去“洗劫一空”的土地，如今只能存在于“低劣的现在”之中。尽管布罗茨基未曾再做更进一步的对比，奥斯曼帝国和苏维埃帝国的衰亡之间的相似之处却是令人震惊的。1876至1909年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在执政初期，像尼基塔·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谨慎的改革者。但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他很快辞去职位，躲藏在旧的恐怖之墙壁之后，又坚持了二三十年（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时段非常关键）的统治。如勃列日涅夫的核心圈子一样，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精英分子密谋策划，使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图过渡转变。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一样，恩维尔帕夏和青年土耳其人发动了一场自上至下的改革，希望通过激进的自由化，以一种松散的形式保持帝国不变。但是，他们的这一计划，远远抵挡不住那些被土耳其奴役的人民要求完全独立的声音；也抵挡不住人们的恐惧，这些人要求遁回过去而不是走向未来。青年土耳其人革命终于使青年土耳其人自身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必须有一位新人走上前来，他就是：“土耳其之父”。
根据其传记作家金罗斯勋爵的描述，“土耳其之父”有一个远见，即“建设一个崭新（并现代化）的土耳其国，需要把细枝末条上的溃烂之处用刀割掉，从而以一种敦实健壮的体魄，在先辈们打好的地基上浴血重生”。
塞利姆大清真寺。
不论何人，要想带领俄国走出混乱无序的现状，都必须成为“土耳其之父”这种类型的人：他是对这种混乱无序的一种回应，但是他也意识到，核心的民族已经把太多的资源用来维系帝国的统一与完整，因而不得不把整整一个时代或许是一个世纪的时间，用在追赶世界这个单调的任务上。
在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对外交家和记者们来说，土耳其语曾经是一门重要的外语。可令人诧异的是，在随后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一门生僻的语言。随着世界迈入新时代，政治逐渐隐匿于经贸之争背后，俄语是否也会步土耳其语之后尘，成为生僻的语言？
东方专制主义及衰败的毒汁，自拜占庭始，后经土耳其苏丹至俄国，一直在渗漏，是否最终也会耗尽呢？
我有此预感。在这里，在这世界的一隅，它的崩塌为整个20世纪开启了恐怖的方向，我一路上遇到的人们至今仍然没有多少乐观的情绪；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乐观的情绪是非有不可的。目睹南斯拉夫的剧烈崩溃，并确信其他巴尔干国家必将会继续出现动荡，我想起了莎士比亚剧本《约翰王》中的一句话：“如此阴郁天气，必得有一场暴风雨才能晴朗起来。”冲突不已的民族历史，死而不僵的冷战传统又来火上浇油，使得巴尔干半岛的天空如此阴郁，所以，很不幸，此时需要有一场暴风雨来冲刷巴尔干上空的阴霾。
但愿暴风雨能够使天空晴朗起来。
我感到疲惫不堪：除了纯粹个人的和物质方面的基本追求，我不想再追逐什么所谓的梦想了。尽管人们始终都有为自己和子女创造更好生活的动力，然而，他们看起来却从未如此坚定地要去——而且，从政治上也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而且绝不肯退而求其次。终于，启蒙运动的浪潮开始攻破这些饱受蹂躏国家的大门。一个更好的时代必将到来。
[1] 参见《土耳其：埃迪尔内默默无闻的死亡》，爱德华·麦克法登，《华尔街日报欧洲版》，1989年4月3日。
作者报刊评论集萃
（这些评论本在正文之前，中译本调整到正文之后）
下面的评论文章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第一篇发表于《代顿和平协议》（Dayton Peace Accords）实施之后，第二篇发表于为针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而进行的外交舆论造势期间，第三篇发表于战争期间，其时局势对西方似乎不妙，第四篇发表于战争结束之时，本书也正遭受批评，第五篇发表于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以自由选举的方式剥夺权力的当天。
“现在就抓住那些坏蛋”
《华盛顿邮报》，1996年7月10日
克林顿总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么他现在就命令北约军队逮捕波斯尼亚主要的战争罪犯，要么他就得在今年晚些时候由于羞愧而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一个典型的总统的决定，这类决定只有他，且仅有他本人才能做出：在我们力图实施的政策这个情势下，这个决定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以至于其重要性超出了它的象征意义。
在人身安全遭到恐吓，缺少行动自由，难民无法回家的氛围中进行选举本身就是成问题的；但在主要的、几乎被宣判有罪的战争罪犯仍然保持有效的政治权力的时候进行选举，在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当作工具，意图使发动战争的罪恶与民族分裂合法化。如果让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Mladic）及其同伙逍遥法外，那么，北约军队就不得不满足于充当民族分裂的警察，沿着一条民族问题的柏林墙进行巡逻。
这一次的无所作为实在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克林顿、国际社会和美国军队应对这一最新的挑战的方式，与他们应对1995年7月之前北约轰炸问题的方式简直如出一辙。克林顿喜欢逃避做出艰难的选择。国际社会这一次以卡尔·比尔德特（Carl Bildt）为代表，又在故伎重演，进行半真半假的恐吓，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天后就偃旗息鼓而已。比尔德特扬言再度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制裁，却很快就撤回恐吓，神秘地令人想起联合国扬言对塞尔维亚人所做的采取严厉手段的虚假恐吓。至于美国军方，它并没有斟酌逮捕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的可能遇到的危险，而只是巧妙地越出了顾问的角色，积极地为不采取行动而游说——一直以来，它对使用空中打击也是这样的态度。
即便在声称追捕坏蛋极为危险时，军方仍然告诉记者们说，它已经将“坏蛋们困在了笼子里”。然而，如果塞尔维亚人的势力被遏制，而事实这正是如此（否则军事行动就只能说是失败的），那么，关押人质以及塞尔维亚人因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被捕而进行报复的危险，要小于1992年到1995年间塞尔维亚人各派享有更大的流动性时空中打击带来的危险。
军事专家与区域专家极为相似，与地面上千头万绪的事实的关系都过于密切，以至于胶着于事实而难以有所作为。与此同时，比尔德特之流的欧洲官员已经安于胆怯如鼠、小心翼翼的状态，习惯了让美国做出关键性的决策。如果我们的地面武装不对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我们就没有权力指责比尔德特的缺陷。
克林顿也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如果他想要因一场重要的选举而获得荣耀的话，那么，他至少应当逮捕那些军阀，他们即将通过投票选举制度而得到合法地位。总统要么取消选举，要么逮捕那些坏蛋。我曾撰文反对在巴尔干的这场选举。然而，既然总统致力于促成选举，他就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他现在就这样去做，他将因其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果断而得到赞扬；如果他在此后的某个时间才这样做，并同时承担所有的后果，那么，他所获得的赞扬将会大打折扣。
巴尔干亟待做出的艰难决策太多，但比起1995年进行空中打击的命令，这个决策容易得多。与那时不同，我们现在是在巴尔干部署战力。另外，北约也不是联合国。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军事突围，这是北约军队可以轻易粉碎的；闪电式逮捕一小撮人，会像空中打击一样，更有可能不仅震慑塞尔维亚人的武装，还会震慑其他群体。这一状况会使事态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1995年年中，一些邪恶的人利用历史条件限定，又因8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萎缩而恶化的不和谐的民族气候，趁美国对自己的责任认识混乱的时刻，蓄意发动了一场战争。但是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清楚的：稳定波斯尼亚的局势与重新组织北约，这两项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波斯尼亚是北约部署作战力量的唯一地方。而且，追捕坏蛋或破坏性极强的恐怖分子，正是北约——如果它还想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应当努力去做的一类事情，因为在21世纪，常规的威胁减少而非常规的威胁则不断增加。
在充满旧的、常见的威胁的世界和充满新的、不常见的威胁的世界之间，波斯尼亚构成了一座桥梁。因此，通过坚持选举，克林顿总统使得逮捕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成为促使北约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道德考虑与国家安全利益很少结合得如此之好。
“为什么对待巴尔干各国不能拘泥于道德说教？”
《华盛顿邮报》，1999年2月28日
几年以前，我曾参加过一个会议，知识分子们洋洋得意地谈论美国在巴尔干的道德责任。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谈到了大屠杀和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会上的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我乘坐出租车返回了机场，出租车司机问我，“要是这里没有石油，那么我们还会在乎这里的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那些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回答的问题。克林顿当局尽管一直在尝试（迄今尚未成功）如何达成一份有关科索沃的协定，从而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派遣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却也未能充分地回答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在巴尔干的原因，的确存在着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个尽管有些复杂却是合理的答案，而且该答案与大屠杀和道德都没有关系。
最近几年来，对于前南斯拉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陈义极高的理智性看法；一种是求真务实的看法，知道美国公众能够忍耐的限度所在。克林顿执掌的白宫由于其民主党想讨好知识分子的典型缺陷，一直在这两种观念之间摇摆不定。在科索沃问题上，其结果则是，充满道德说教气息的恫吓在先，犹疑不决和无所作为在后。
理智性看法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
波斯尼亚的战争与其说是源于民族仇恨，不如说是源于邪恶的人，而且本应该随时可以被终止。事实上，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已经拥有长久的和平共处的历史。既有为波斯尼亚而战的塞尔维亚人，也有为塞尔维亚而战的波斯尼亚人。各种矛盾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层出不穷，因此，把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斗归结为部落战争，无异于贬低参战人员的人性。另外，考虑到大屠杀这一遗产的存在，西方社会尤其有责任阻止在欧洲再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意义何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犹太人——或者说，发动二战理当如此。但是，为拯救犹太人而牺牲美国大兵的性命，这个理由恐怕让决定参战的罗斯福当局连一个礼拜也支撑不下去。真实的情况是，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纳粹也向我们宣战——只是到那时我们才决定参战。硬要把我们在巴尔干的任务说成是一种道义的任务，这种思路尽管从感情上说很让人陶醉，却部分地是错误的，因而是不着边际的。近几年来，关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道义上的利益，人们议论纷纷，连篇累牍地发表自己的高见，但这样的千言万语也抵不上关乎国家利益的一句话。
毫无疑问，如果你仔细考察波斯尼亚，或考察高加索、卢旺达和其他地方，你就会发现，除了民族的争端，还有许多因素在发生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战争的民族性质就可以忽略不计。每一场战争都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细节。尽管如此，概括归纳仍是必要的，否则讨论就无法开展。明确的政策只能源自于言简意赅的总结，而不是充满学究气的条分缕析。
事实是，在这个十年中，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无可辩驳的是，这场战争是沿着民族的阵线展开的——这些阵线都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当然，如果美国行动更为果断一些，则战争可能结束得更快一些。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在科索沃也仍然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之一是，克林顿当局和知识分子阶层都没有能够很好地、以一种清晰透彻的方式表述国家利益，从而让众多的普通美国人马上就能够理解问题之所在——像我乘坐那辆出租车的司机那样的人，对于吹毛求疵的外交政策的讨论，是无动于衷的。
当时担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说，海湾战争“关系到就业岗位”，媒体还曾经嘲弄过他。但是，贝克很好地表述了派遣美国军队踏上危险之地的理由，比克林顿当局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表现要漂亮得多。如果我们的军队在海湾战争中死亡更多一点的话，民众就会向布什当局进行抗议。如果明天在一场恐怖主义的爆炸中有二十名士兵死亡的话，克林顿当局就不得不，通常是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某种国家利益，充当派兵到那里的理由。
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是无可置疑的：道德的理由有时候足以使美国向外国派兵，但是，一旦美国军队开始出现人员的伤亡，就需要有一个不受道德原则约束的自身利益来充当驻军国外的理由。不妨看一下索马里的情况：美国民众大都赞成美国出兵干预，从而为遭受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但是，一旦美国士兵开始出现伤亡，他们就希望军队返回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
我们在波斯尼亚派驻地面部队迄今已有三年，而且，在未来的数年中，很可能我们还将在这一地区继续驻军，因此，假定美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终将会出现伤亡，也是合乎情理的。美国民众必须能够容忍这些伤亡。否则，美国军队就会受到很大束缚，以至于丧失其所有的荣誉——这若不是发生在波斯尼亚，则必定发生在科索沃。如果不能充分地阐述不受道德原则约束的自我利益，从而很好地充当美国派兵踏足危险地带的理由，那么，现任当局就是在拿这样一种希望赌博：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伤亡。
眼下，巴尔干面临两个选择：扩张主义或混乱无序。要制止暴力，我们基本上只能像该地区的大国一直所做的那样：充当平息各种势力的征服者。许多人渴求的那类道德解决方法，古罗马人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都擅长提供，其动力是领土的扩张，谋求的是自身经济的富裕、战略位置或荣耀。在西方联盟内部，我们可以说有大量的类似于劳工律师的人存在，调停各方之间的纠纷，从而使敏感地带的一切都相当清晰，没有任何人想杀死一个美国士兵。因为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所谓的政策把戏就会暴露无遗。对巴尔干所要采取的道德的解决方法，与世界历史上大多数道德的方法一样，只能由不受道德约束的利益来提供。并且，我认为，这种利益是存在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可能早一点结束，从而拯救无数的生命，节省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波斯尼亚的情况也是这样，从而使我们省却往那里派驻地面部队的危险和开支。如果以金钱和我们的士兵的性命来计算，在科索沃发生的暴力可能导致更为昂贵的代价：你瞧，处在欧洲与中东交接处的科索沃，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一个极为动荡而又极为重要的地区的中间。事实上，欧洲正在沿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和文化的阵线发生再度分化。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危险的新的联盟正在形成。阻止这些联盟的形成意味着平息科索沃的局势。
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被吸纳入北约之后，现已出现了两个欧洲：西部天主教-基督教的欧洲和东正教的欧洲，后者较为贫穷，政治上更为动荡，充斥着更多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东正教地区一直被排斥在北约之外，怨气日渐增大，强烈反对伊斯兰教。希腊和土耳其都通过导弹制导系统的孔眼来严密监视对方的行动，双方分别属于一个不断变动而危险的新的文化联盟。点燃巴尔干和中东仇恨的阵地战争，并非不可能发生。亲希腊、亲塞尔维亚的俄国，既多非理性，又充斥着管理松散的核武器。该国有可能卷入任何冲突之中。希腊仍然是北约的成员国，这没错，但是，如果巴尔干的安全局势恶化，那么，它就有可能进一步被拉进这个未得到承认——心理上却真实——的东正教的联盟之中。
当然，这类危险目前还是假定性的——就像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许多危险一样。就让我们平息科索沃的流血事件，让这类危险停留在假定的状态吧。
如果这里的战火持续下去的话，相邻的马其顿就很有可能产生动荡，因为这里正是希腊东正教和土耳其伊斯兰教古老战场的废墟。科索沃之所以重要，还有更大的原因。要治愈欧洲正在出现的分裂——这种分裂要比冷战造成的分裂更为严重，因为它是建立在宗教与文化的基础上——就意味着至少又要把另外一个东正教的国家（如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纳入到北约中来。但只要科索沃的暴力冲突没有停止，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科索沃的战火从地理上阻碍了保加利亚，因为保加利亚的大部分贸易要经由陆路，穿越南斯拉夫南部地区。更为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要应对俄罗斯支持的犯罪团体的突然袭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精英们正在思考应该与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联手，就看哪一方在该地区具有更大的耐力。
由于中东局势越来越脆弱，为保护里海的石油，我们需要在巴尔干拥有基地和飞越权。但是，如果俄罗斯人通过违法的秘密行动再度控制了欧洲的东南部，那么，我们在未来就不会拥有这些基地。最后，如果我们告诉我们的欧洲同盟，让他们独自在科索沃行动，那么，我们就直接跟我们的西方盟友吻别好了。
还可以说，零星的小规模的战争和占领行为，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军队和北约获得经验，锻炼应对未来的任何重大事件所需要的技能（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占领菲律宾期间，通过帮助其军队进行组织，锻炼了他的分析能力，正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作用）。如果不是由于红军在欧洲的存在，北约各国各种分散的部队肯定已经获得了协同作战的共同记忆，或者这一联盟早已解散。北约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欧洲及其周边不如许多人所想的那么安全。另外，我们并没有独自承受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重负；我们是在与我们的盟友共同承担。后冷战时代的战争之所以要注重多边运作，恰恰是因为进行干预的理由虽然存在，但对任何一种势力来说，这些理由都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克林顿总统、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联合国候任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都是非常善于交流的人，因而我相信，他们能够对这些道理进行浓缩，并以一种通俗易懂而又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仅仅对精英群体进行讲述和写作，是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大众传媒对普通美国人一再地进行讲述。因为当军队开始遭受伤亡的时候，不仅仅是负责决策的精英阶层，举国上下都会参与进来。这比海湾战争的理由复杂得多。在外交问题上，道德的理由远不足以达成道德的目的。
“在巴尔干，没有战争是‘地方性的’”
《纽约时报》，1997年4月7日
在科索沃发生的人道主义的噩梦，足以成为北约参与前南斯拉夫事务的理由，但对于美国来说，这还关系到重要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为北约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去打败塞尔维亚，包括使用地面部队，因为这无异于欧洲的未来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1989年，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就在欧洲的东西裂缝被弥合的时候，新的裂缝立刻就开始形成：这便是中部欧洲与巴尔干之间的分裂。甚至在1991年南斯拉夫的战争爆发之前，就走向稳定的、民主的治理而言，中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
属于前《华沙条约》的北部国家拥有几个优势：它们是哈布斯堡帝国传统的继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统治之前，它们就有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产阶层。巴尔干诸国则背负着拜占庭和土耳其专制制度的重负，而且，即便是在共产主义接管之前，其中产阶级也不过是置身于农民之汪洋大海中的几个斑点而已。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获准加入北约，使得欧洲这一危险的历史和宗教的再分裂呈现出正式化的倾向：罗马天主教的、新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伊斯兰教的东部之间的对峙。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发动的战役，送给了西部一个逆转这一过程的机会。北约如果能够获得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不仅能够给科索沃人以保护，并且一举击败作为该地区的军事威胁的塞尔维亚，将极大地推进欧洲的稳定。
这是因为目前战火的直接影响，远在属于前南斯拉夫的国家之外就能感受得到，而这不过才占半岛地区三分之一的面积。巴尔干三个重要的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尽管没有受到涌入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难民潮的直接影响，却仍处在政治命运的关键点上。
罗马尼亚是巴尔干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里，信仰东正教的多数人与占少数的匈牙利人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后者的信仰混杂着天主教和新教的成分，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西北地区。考虑到在本世纪的进程中每一方都曾占领过对方的地盘这个事实，这一相对的平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就。
然而，由于农村缺少现代化，设在布加勒斯特的内阁混乱无序，经济改革缓慢，投资者信心逐渐受到侵蚀，罗马尼亚社会的和平受到了威胁。在罗马尼亚，只有军队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尽管罗马尼亚人是东正教教徒，但对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岁月的可怕记忆，让他们对加入北约充满迫切的渴望，而这将使军队离开政治，阻止民族主义政客，为精英阶层迈向良好的政治管理注入能量。
保加利亚也是如此。在这里，民主选举出来的内阁在勇敢地进行经济改革，但不得不忍受与俄罗斯企业和黑帮有着种种联系的犯罪团体的困扰。这些团体就像是国中之国，控制着大部分的经济，包括银行、汽车保险和能源企业、旅游企业和农业出口。这些团体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有效地把该国推进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
保加利亚的精英阶层想予以回击，但又有足够的理由害怕，由于科索沃和马其顿的不稳定，保加利亚将被阻挡在巴尔干半岛的远端，遭到北约的拒绝，并从中欧分离出去。如果西方不能够使这一地区保持稳定，那么，保加利亚的精英阶层出于自保，就不得不与亲俄的犯罪分子进行交易。
希腊是在巴尔干被误解最严重的国家。西方要求希腊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的行为完全一致，因为它是中产阶级的，而且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是，它做不到，因为它地处巴尔干，必须根据其地理位置来调整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知道，北约部队撤走之后，他们还是要长久地和塞尔维亚人比邻而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