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告别萨洛尼卡第16章 “佐巴，教教我。教我跳舞吧！”第17章 秘史
尾声 通往阿德里安堡之路
作者报刊评论集萃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的镶嵌画，呈现的是东正教圣像风格的耶稣形象。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圣索菲亚教堂从一个基督教教堂转变成伊斯兰教清真寺。
但其基督教的底色并没有完全消除，而是和后来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战争与融合，正是巴尔干地区千年历史的写照。
巴尔干群山。这是从保加利亚境内的一段巴尔干山脉北麓远眺斯特拉平原。
“巴尔干”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山岭”，特指北自多瑙河、南到达达尼尔海峡，西自伊斯特里亚、东到伊斯坦布尔的这片狭小区域，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国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尽管匈牙利人和希腊人都不喜欢被套上这个标签。这曾经是一个蕴含着勃勃生机的半岛，岛上的人们活泼热情，嗜好加了辣椒的食物，痛饮烈酒，偏爱艳丽的服装，敢爱敢恨，甚至一言不合就动粗杀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战斗欲。想象力不那么丰富的西方人表面上看不起他们，私底下却对他们满是羡慕，对他们的忠诚嗤之以鼻，对他们的装模作样冷嘲热讽，却又对巴尔干那些足智多谋的恐怖分子充满畏惧。卡尔·马克思把他们称作“废物的民族”。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C.L.苏兹伯格《烛光摇曳》
死而不僵的帝国尤其令人生厌，它会滋生出最肮脏丑恶的东西。
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隼》
该图显示了巴尔干地区在亚欧非之间的重要地缘位置。
该图显示了巴尔干地区的基本地理特征。在东北部，S形的喀尔巴阡山-巴尔干山脉，贯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西南部，一系列山脉从前南斯拉夫各国延伸到阿尔巴尼亚、希腊。
巴尔干地区诸国。
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流经巴尔干诸国，最后注入黑海，其巨大的水系，自古以来就深刻影响了沿岸各国的历史。
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汇入多瑙河。
贝尔格莱德的著名古迹，卡莱梅格丹要塞全景。地处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的高地上，公元前3 世纪时，凯尔特人在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居住点，此后成为东西方交锋的前线，对18 和19 世纪的旅游者来说，这两条河上的这块高地直接就是西方和东方的分界线：哈布斯堡帝国到这里为止，土耳其帝国从这里开始。
尼科波利斯战役。这场战役发生于1396年9月25日，奥斯曼土耳其大败欧洲的十字军联军（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保加利亚、法国、英国、勃艮第、德国、瓦拉几亚、威尼斯等），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威胁中欧和西欧的基督教文明。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与我之前报道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的书一样，本书得到了《大西洋月刊》的卡伦·墨菲和威廉·惠特沃斯的鼓励，他们主动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本书原稿的大部分内容。在南希·纽豪斯的帮助下，本书的节选本刊登在《纽约时报》“深游者”栏目上。其他提供过帮助的编辑包括《纽约时报》的南希·夏基、珍妮特·匹奥考、艾格尼丝·格林豪；《新共和》的多萝西·威肯登；《国家利益》的欧文·哈里斯；以及设在布鲁塞尔的《华尔街杂志》的塞斯·利普斯基、阿米蒂·什莱斯、皮特·克雷斯泰斯。我的经纪人卡尔·D.布兰特在情况极为艰难的时候仍努力鼓舞我保持信心。我的编辑戴维·索伯尔帮助我把粗糙的作品变得像模像样，为之增色不少。
麦迪逊教育事务中心安排的拨款使我获得了实现梦想所必需的经费，为此，我必须感谢皮特·弗拉姆金、查尔斯·霍纳、莱斯·伦考斯基、帕蒂·派奥特和汤姆·思科兰德尼。
我对于巴尔干的兴趣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报道之旅。我要感谢《亚特兰大杂志》“宪法”栏目的乔·格什威乐、“ABC电台新闻”的马克·瑞查兹和《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玛丽莲·道森，感谢他们纵容我对于巴尔干怀有的炽热情感。
厄内斯特·拉塞姆、基吉·芒什和菲利普·E.莱特是美国应当引以为豪的外交官，他们像学者一样知识渊博，通晓所出使的国家的事物。他们的热心令人动容，我对他们的慷慨相助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尼古拉斯·X.里泽珀罗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评论家。理查德·卡朋特整理保存了有关希腊媒体和公共事件的珍贵档案材料。设在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的艾伦·拉克森伯格和丹尼尔·派普斯为我安排了若干场演讲，这使我的想法变得更加清楚。《大西洋月刊》的艾莉诺·阿佩尔、艾米·米克和《纽约时报》的苏珊娜·麦克尼尔对部分原稿的事实进行了核对，使得本书更为完善。
本书还得到了其他很多人无私的帮助和睿智的建议，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绪言：必要的血与火
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至今想来，仍不免心有余悸。基本上说，这是一本为20世纪80年代、战争爆发之前而写的文化与历史行记，但90年代在波斯尼亚发生的持续数年的激烈冲突，让该书在国家战略方面呈现出某种意义，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自由撰稿人生活在希腊，报道发生在非洲、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争。巴尔干各国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虽是一个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但你不难明白，经济的持续衰退，原来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不断式微，以及漫长的民族争斗的历史，迟早有一天会失控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因此，1989年7月，即柏林墙倒塌前数月和东德难民危机前夕（而后者无疑加速了前者的发生），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警告说：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人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越南和阿富汗这样的地方，超级大国已经难以为所欲为，其影响是有限度的。九十年代，在欧洲自身的某个第三世界的区域内，超级大国影响的局限性也很可能变得显而易见。巴尔干各国有可能左右这一世纪末尾的世界大势，正如它们在世纪初所做的那样。
1989年11月30日，即柏林墙倒塌的同一个月，我在《华尔街日报（欧洲版）》上说：
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正在从东欧的灰烬中显露出来。其一是“中欧”，媒体正在对这个概念进行不遗余力的鞭挞；另外一个则是“巴尔干各国”，媒体对此尚未发现……
我在该文中接着暗示说，南斯拉夫有可能走向民族分裂。在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即源自于这一洞见。
本书完成于1990年，其时南斯拉夫境内战争的第一枪尚未打响。本书在几家出版商那里都碰了钉子，他们认为巴尔干各国名不见经传，不会有足够大的销售量。这是一本充满个人偏好的游记，而最近一场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地点波斯尼亚，在我八十年代以及1990年穿越该地区的行程中，并未占有多大的分量，而且，在那个年代，能够在该地区出现的新闻记者并不多。那时候，在马其顿甚至找不到一个特约记者，而现在，该地区成了国际上的一个敏感地带，驻扎着美国士兵，因为人们害怕，在波斯尼亚发生的战事有可能向南方蔓延。
本书的精装本卖得不错，平装本也成为畅销书。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考虑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波斯尼亚战争的时候，据说他和夫人都读过本书。据报道，我详细描述的该地区的民族争斗，使得总统在思考该地区的形势时心情格外凝重，并且据说，他决定不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支持遭受塞尔维亚人围困的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本书就是影响因素之一。
这一传闻令我感到不安，原因有两个。首先，本书中涉及波斯尼亚的内容极少。诸君会发现，本书虽然涉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却是一本充满个人色彩的文化记行，而并非是一本可供决策参考的著作。十九章中只有四章专门描述前南斯拉夫。这四章有一章描述克罗地亚，一章描述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一章描述马其顿，还有一章则是描述已故的持不同政见者米罗万·德热拉斯。决策者，尤其是总统这个级别的决策者，竟然在做出重大的军事决策时依赖这样的一本著作，若传闻属实的话，的确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我的感觉是，在1993年那个时候，刚刚上任的克林顿心中几乎没有任何主见，于是便竭力寻找任何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但是，这只能使得第二个原因变得更为突出，本书竟然被视为反对干预的传单，实在是让我感到无可奈何：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属于鹰派。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我就公开提倡采取军事行动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甚至在CNN、C-SPAN（有线卫星公众事务网络）、《华盛顿邮报（展望版）》以及其他场合探讨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列温斯堡（Fort Leavenworth）和卡莱斯（Carlisle Barracks），我多次向美国军方陈述出兵干预的理由。
我坚持认为，一本着重描述民族争斗历史的游记，和美国用军事力量终止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流血事件这一观念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原因如下：
艰难的民族历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大量民众遭受类似于纳粹大屠杀那样的灾难，额外的因素也发生了作用：西方的困惑与不作为，最终导致了权力的真空状态。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元素，20世纪90年代的恐怖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围绕波斯尼亚人历史上是否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所展开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已有优秀的作家撰文雄辩地论证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的传统，尤其是在像萨拉热窝这样的城市。但是，这种种族之间的和谐往往只是刀锋之上的和谐。南斯拉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在短篇小说《来自1920年的一封信》中，描写了在波斯尼亚存在的一条无形的爱恨交织的边界，在“如此的柔情与蜜意”之下，“被约束的、压抑的仇恨的飓风，是如何地酝酿，等待爆发的机会”。另外，人们必须不仅要看到波斯尼亚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和平的种族之间的传统，也要看到1992年（以及1941年和1945年）以来的冲突。杀死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既不是火星人，也不是克林顿总统，而是其他波斯尼亚人。
但后面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巴尔干各国变成了一口混乱不堪、冲突不断的种族问题热锅，那又该怎么办呢？巴尔干人可以到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躲避在一种孤立主义的保护罩之下，也不意味着你可以无视当地人的性格，把军队派遣到迫在眉睫的道德考虑与战略的考虑纵横交错、难以割裂的地方。在波斯尼亚所发生的一切，将直接影响在科索沃、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些地方，要么政府濒临瓦解，要么与美国签订了防御协议，因而充斥着尖端武器。往远处说，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还将极大地影响欧洲其他的地方与俄罗斯的未来政治；正如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所说，在波斯尼亚，我们是输不起的。
1996年4月
序言：死在遥远之地
眼下，卫星通讯越来越普及，在这样一个快速同质化的世界上，独特而不被人仿效的冒险经历越来越少。同时，信息的爆炸意味着各种事情被人忘记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冒险的经历就会使人情不自禁地以山川形势为载体来揭示过去和历史过程。
美国学者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在《漂洋过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的文学行旅》中说，“写游记的秘诀”在于“使作者的妙悟与真实的材料相结合，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包含了深切的体验”。换言之，最好的情况是，游记的写作应当成为一种以最为活泼的方式来探讨历史、艺术和政治的技巧。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佛罗伦萨的石头》和丽贝卡·韦斯特女爵士（Dame Rebecca West）的《黑羊与灰隼》，都是我所知的典范。我虽然极为笨拙，仍然把这些作品视为指引我前进的明星。
《巴尔干两千年》的写作有些感性，会从最为具体的细节跳到最为抽象的内容：从克罗地亚的一个神职人员关于战争的愧疚（或无辜）的描述，跳到关于帝国的衰落的沉思。在罗马尼亚，我游历的地方相当多，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而在保加利亚，我只与一个人保持着私谊，并通过他来体验这个国家；在希腊，与其说我在那里旅游，不如说我在那里生活，因为我在雅典待了七年。我希望本书不拘一格的文风能够反映我在巴尔干游历经验的丰富多变。
南斯拉夫的黑山和罗马尼亚西北部的马拉姆雷斯等地区本书没有涉及，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显然也未曾得到足够的关注。尽管那里发生了针对穆斯林的残暴行为，把波斯尼亚的民族冲突解释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争端的延伸可能更为有效。因此，我在关于克罗地亚的那一章中探讨了波斯尼亚问题。我把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描述放在了“旧塞尔维亚”那一章中，因为我有意识地通过塞尔维亚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来对他们进行解释。
尽管现在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斯拉夫，我的困难重重的巴尔干之旅的核心却是罗马尼亚和希腊，本书也反映了这一点。巴尔干是一个半岛，波斯尼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今天的新闻头条可能是关于波斯尼亚的，但或许明天就成了巴尔干的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整个半岛已经进入了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而且短期内难以结束。尽管如此，我写下的任何文字，不论多么委婉，都不可以被当作对于塞尔维亚军队在波斯尼亚所做的事情的辩护，因为我发自内心地谴责他们的罪恶。
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都在尝试让媒体的编辑和普通大众来关注巴尔干以及在那里滋生的种种问题，尽管这通常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令人非常遗憾也十分讽刺的是，我极度恐惧的事情却成为了事实。那里发生的战斗的受害者之一是一个与我同名的记者，他是ABC新闻的戴维·卡普兰（我名字中间的缩写字母D也代表“戴维”）。我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地区，另外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卡普兰为了对它进行报道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序曲圣徒、恐怖分子、鲜血与圣水
我浑身颤抖，手脚也有些忙乱。我故意选择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黎明前的时刻造访“旧塞尔维亚”遗留下来的皮克修道院。在东正教里，精神指导要求人们进行辛勤的劳作，不过作为奖赏，会向他们晓谕有关地狱和救赎的信息，但这同样需要人们苦行力修方能得到。西方的入侵者如果不肯用他的整个存在来感知的话，他就不要指望自己能够理解这一切。
置身于公元1250年绘成的使徒教堂内，我的双眼一时不能适应，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短短几分钟，可感觉非常漫长，像是从未间断的几百年，让人充满了挫败感。我没带手电筒，也没带蜡烛。但是，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的意志却更加集中。
彼达·彼得洛维奇·尼格斯[1]在《高山花环》这部用塞尔维亚语写成的最伟大的诗篇中说：“眼睛并不妨碍视而不见的人；他稳稳当当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就像醉酒的人，始终扶着篱笆墙。”在这部著作中，对于改信伊斯兰教者的大规模屠杀，被当作是为了打赢土耳其穆斯林的必要手段。就在黑暗即将减退的时刻，我瞬间明白了挣扎、绝望和仇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的双眼在黑暗中的摸索教给了我国家生存的首要原则：哪怕是几乎没有任何光明，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就过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各种面孔就从幽暗中浮现出来：那一张张来自早熟的塞尔维亚的过去的面孔，愁容遍布，饱经风霜，向人们展示出某种灵性和原始，西方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颗头颅之内，看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燃烧。
梦想似乎是可以触摸的了，如真如幻：穿着紫色袍子的圣尼古拉，在用他的黑色的、令人不敢直视的双眼看着我的脑后；塞尔维亚的主保圣人、我所在的教堂的创立者圣萨瓦，从水一样的真空中缓缓落下，慷慨地把仁慈和灵感送赠给我；升天的基督，虽是农夫出身的神，却摆脱了身体煎熬的最后阶段，已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比任何征服者或俗世的思想意识更令人畏惧。
使徒与圣徒和中世纪塞尔维亚的国王与主教混杂在一起。他们似乎都从信仰的变形镜中走了出来：身躯被拖长，长着令人恐怖的手脚和头，许多圣徒的眼睛已经被抠掉。根据某种农民的信仰，用来绘制圣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
迷信，盲目崇拜？这是西方人的心灵在说话。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来说，这样的心灵“并不拥有一种得自于上古的、亲身经历的知识，因而就无从知晓历史上的独裁政体如何压抑思想、紧握权力和维持其存在。因而，”康拉德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认为，对于一个西方公民来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遭受鞭挞竟然可以成为一种实际上的调查措施，或是一种惩罚。”
这所教堂提醒人们：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根据艾瑞克·安布勒的《对戴尔彻甫的审判》，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遭受监禁的戴尔彻甫夫人遗憾地表示：“在保加利亚和在希腊，在南斯拉夫，在所有曾受土耳其统治的欧洲国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躲避在墙壁后面的我们，其实是生活在狭隘的虚幻的世界之中……他们用民族生活的画面来装点墙壁……既然我们又重新躲避到了墙壁后面，我们父辈的和我们童年时代的习惯也就回来了。”
在我的眼睛适应黑暗的时候，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形式需要穿越的距离几乎是无限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个世纪、最为邪恶的战争和冷战。在此处，一个充满教条、神秘气氛和野性之美的密室里，民族的生活又被重温了一遍。民族的生活也只有从这里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你不知道用锤子、钉子或是棍棒杀人是什么感觉，对吧？”
艾什梅尔的喊声盖过了音乐，在忽明忽暗、艳丽色彩的衬托下，他的脸变成了紫色。我仍然在皮克，在旧塞尔维亚，在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光顾的迪斯科舞厅，离塞尔维亚的修道院不远。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喝李子白兰地，而总是喝啤酒吗？因为游击队员们（二战时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员）通常在杀人后喝李子白兰地。你知道当着一个孩子母亲的面，把孩子扔到空中，再用刀尖去接这个孩子是什么感觉吗？被绑到燃烧的木棍上呢？屁股被人用斧子劈开，以至于你乞求塞尔维亚人开枪打你的头而他们却不肯？”
“而这之后他们竟然还到教堂去。他们竟然还去他妈的教堂。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艾什梅尔浑身发抖，“有些事情比邪恶更可怕，简直是无法言说。”
艾什梅尔继续喊叫着。他只有26岁，对他所说的事件并无亲身经历。他告诉我，老鼠在他家出没。那是塞尔维亚人的错。
时间定格在了1940年11月30日上午10:30分。布加勒斯特开始下雪。在为纪念一位抗击土耳其人的罗马尼亚将军而于17世纪建造的伊利格甘尼教堂内，数百根点燃的蜡烛使得穹顶上穿红色长袍的基督的形象更加醒目。用带有纯金刺绣的绿色旗子覆盖着的棺材，排列在中殿的两旁。祭台助手们用托盘为死者端上了深色糖面包。天使长迈克军团——法西斯的“铁卫团”（Iron Guard）——的14个成员，包括其首领科内柳·泽拉·科德里亚努，即将下葬，主持葬礼、并将宣布逝者为圣徒的是罗马尼亚东正教的牧师，他们一直在为逝者唱圣歌，挥动香炉。
两年以前，国王卡罗尔二世下令勒死了这14个人，剥光了他们的遗体，扔在一个乱葬坑里，为了让这些遗体尽快腐烂，还在上面泼上了硫酸。但是到1940年底，卡罗尔国王逃走，罗马尼亚落入铁卫团的手中。受害者的遗体残留物不过是几个土堆而已，但仍被挖了出来，封装在14具棺材里面，重新安葬。在葬礼的结尾，吊唁者聆听了已故军团首领科德里亚努的一段录音，其声音极为尖利：“你们一定要等到为烈士们报仇的那一天！”
数周之后，复仇开始了。1941年1月22日，天使长迈克军团的士兵先是唱了东正教的赞美诗，在脖子周围挂上了盛着罗马尼亚泥土的袋子，相互喝了鲜血，又为自己撒了圣水，然后就入户劫持了2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把受害者驱赶上卡车，并开到了该市的屠宰场，这是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蒂姆堡维察河的几栋红砖楼房。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他们驱使这些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脱光衣服，趴在传送装置上。这些犹太人痛苦地吼叫着，却仍然被驱赶着走完了所有自动化的屠宰程序。鲜血从被割掉头颅和四肢的躯干中流淌出来，军团士兵把他们挂在钩子上，并贴上“适合人食用”的标签。他们还把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的躯干倒挂起来，“上面满是鲜血……就像是一头被屠宰的小牛”，一个第二天早上的目击者如是说。
1989年12月17日晚上10点。在摩尔达维亚[2]的摩尔达维察修道院，因天色已晚，难以看清壁画的内容，但修道院院长塔图里奇·乔治塔·本尼迪克塔仍然能够想象出末日审判的场景：野兽把所有他们吃掉的人都吐了出来，在正义簿上的若干善行抵消了所有的恶迹；使用耀眼的硫磺色染料绘制的天使，正在盖住黄道十二宫的标记，等待宣布时间的终结。
像往常一样，本尼迪克塔院长祈祷了八个小时，但与在布加勒斯特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提示者，忏悔室里也没有话筒。在罗马尼亚北端的山毛榉树林里，掌权者——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些土耳其人一样——也几乎没有“安插盯梢的人”。天气非常温暖。本尼迪克塔院长前天还看到了彩虹，尽管当时并没有下雨。在这一天，她听到了残害儿童的传言。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整夜都待在教堂里祈祷。
之后三个晚上，其他修女也过来和她一起整夜祈祷。
于是上帝演示了一个奇迹。他把一种念头放在了德拉克（魔鬼）的头脑里，安排了一次遥感会面。由于不再害怕，人们羞辱了德拉克。因此，那个像希律（Herod）一样，就是那个像希律一样残杀巴勒斯坦的儿童一样杀害蒂米什瓦拉的儿童的人，就在我们的主诞生的那一天被处死了。
“在罗马尼亚，《圣经》是鲜活的，”本尼迪克塔院长语气坚定地对我说，“圣诞的故事被重新演示。现在，人们有义务进行祈祷，并借助历史来审视自身的罪恶。”
18世纪末期，在土耳其占领的漫漫黑夜中最为黑暗的时刻，一位名叫拉菲尔的保加利亚僧侣，在里拉修道院内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雕刻了一尊木质的耶稣受难像，上面刻着600个人物形象，每一个都不过大米粒那么大。
“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价值有多大？”博尼费修斯神父大声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驼背的人，留着铁灰色的长发和络腮胡子，皮肤像婴儿的一样柔软。他已在修道院里生活了27年。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又大声说：“人的一生的价值有多大？拉菲尔为了雕刻出这个十字架，双目失明啊！”
里拉修道院被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洗劫并夷为平地。但每一次，它都被照原样重建起来：有条纹的拱门、压花的木质阳台、钟楼和盛放壁画的建筑群，而且在山顶白雪的映衬下，壁画的颜色呈现出某种新的庄严气象。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居住在里拉修道院的僧侣多达300人。在冷战时期，僧侣数量降低到12人。12个灵魂，为了守护整个民族的遗产，就生活在这个空旷的、老鼠肆虐的空间之中！有些房间的门被严实地封闭，几个世纪之中从未有人踏入过。
现在，这些封闭的门正在被开启。
我于1990年重返里拉修道院，距离我前一次的访问又过去了9年。博尼费修斯神父已经去世。一度阴暗冷清的教堂，再度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点燃的蜡烛几乎成林，噼啵作响。在教堂的一角挂着国王鲍里斯三世的照片，他于1943年被安葬在这里，1946年后政府挪动了他的墓地。鲍里斯的肖像周围摆满了蜡烛、野花和圣餐面饼。人们弯腰去亲吻他的肖像。“耶稣基督又回到了保加利亚，”我的向导语调平淡地对我说，“我们必须让政府的人告诉我们，鲍里斯到底被埋葬在哪里。在现在的保加利亚，有许多秘密有待解开。”
“北伊皮鲁斯将会血流遍地！”这句语气生硬的话，就涂写在希腊西北部与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的路边。北伊皮鲁斯——也就是南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是希腊的一部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奥林皮娅和皮洛士国王的出生地。皮洛士国王在军事上的惨胜在“皮洛士式的胜利”一语中得到了纪念。
但是，由于1913年的一份“可耻的”协议，“北伊皮鲁斯”被划入了“现已不存在的卑鄙的阿尔巴尼亚”，希腊成了一个“被肢解”的国家[3]，这个边境地区的都主教赛万次亚诺解释说。在他的地图上，北伊皮鲁斯是接近50万希腊人的家乡，占据了阿尔巴尼亚领土的50%。赛万次亚诺被一些人称作“希腊的霍梅尼”，据传言曾设法让游击队员潜入南阿尔巴尼亚，图谋使该地区与希腊统一。
一踏入阿尔巴尼亚与他国接壤的地方，我乘坐的面包车就进入了迷宫似的、连绵不断的石灰岩峡谷，沿途怪石嶙峋，树木已被砍伐一光。剃着光头的士兵驱赶的牛车，堵住了坑洼不平的道路。成群结队身着宽松白色衣服、头戴方头巾的妇女，肩上扛着大镰刀或铁铲，步履蹒跚地从庄稼地和烟草地收工回家。在一些空荡荡的地方，立着用波纹状金属和弥缝不严实的砖建造的居民房，周围则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水泥碉堡。每一样人造品——肥皂块、水龙头、门把手——都像是刚刚发明出来的，流露出某种原始的特征。褐煤燃烧后含铅的烟雾在地面上经久不散，赋予该地某种老照片才具有的某种颗粒状的、泛黄的氛围。借着钠灯发出的光，我曾仔细查看过这些希腊裔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面孔。他们眼中的表情是那么的遥远。他们几乎就像是鬼影。在瑟兰德镇的一户人家，一家五口人围在一台破旧的俄式黑白电视机前，收看一个希腊频道播放的“王朝”和CNN。“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啊？”我问。“很好。我们需要的东西都齐全。”当父亲的回答我说。但孩子们却一直沉默不语。
这家人最大的男孩陪我到了宾馆。“我偷着接受了洗礼，”他在黑暗中悄悄对我说，“我是希腊人。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信仰上帝……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些可怜虫。”四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两个人在试图跨越边界逃到希腊的时候被击毙。他们的遗体被倒挂在广场上。
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秘密收藏物品的容器：就是一个光线暗淡的舞台，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有过美好的憧憬和极度的喜悦。然而，他们的表情依然是僵硬的、遥远的，就像是被灰尘覆盖的雕像。“在这里，我们完全被我们自己的历史所淹没。”保加利亚前外交部长鲁本·格泽夫这样对我说。
于是，我养成了逛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的嗜好，喜欢上了搜寻古书和老照片。在路上遇到人的时候，我总是询问他们有关过去的问题。只有这样，现在才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样的地方，你必须具有对于隐晦不明的事物的热爱。一连数月，我多次叨扰珍本书店和书商。我知道，那些能够最好地解释罗马尼亚1989年的十二月革命的书籍，已经绝版数十年，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半个世纪或更久。
从1915年四月到十月，美国新闻记者和政治激进分子约翰·里德，在素描画家鲍德曼·罗宾逊的陪同之下，游历了塞尔维亚、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里德出版了他对于他们两人行程的描述，冠名为《东欧的战争》，其时为1916年，即他访问俄罗斯并撰写《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前一年。在里德所有的著作中，《东欧的战争》最少为人知，但为了得到首版的作者签名本，我却不得不付出399.11美元的高价。该书的蜡纸书页保存了几张铅笔画。
里德这样说：“突然而至的入侵，仓促绝望的抵抗，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围困、被消灭，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似乎失去了其独有的个人的或种族的特色，因此，当消失在疯狂的人海，卷入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时，他们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里德喜欢在“他们安心把战争当作一种营生来做，开始调整自我，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并开始谈论和考虑其他事情”之后再对他们进行观察。
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不是在革命或划时代的选举发生的过程当中，而是紧随事件发生之后，当各色人等开始调整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再对欧洲已被忘记的后门进行观察。
我看过的老照片里面，有一张是哈布斯堡的大公佛朗茨·费迪南，拍摄的是他1914年6月27日在萨拉热窝城外参加军事活动的情景，一天之后，他就被暗杀——而这一犯罪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跑动的马蹄扬起了尘土，佛朗茨·费迪南笔直地骑在马上，正面的那只脚牢牢地套在马镫里，斜挎着马刀。他留有胡须的脸庞表露了某种坚毅，这种神情与更为天真的、少不更事的年纪更为吻合。他所生活的世界，仍可以模糊地归结为梅特涅操控的复辟时代，对现代战争在技术上的邪恶和极权主义都少有觉察（尽管几天或几周之后，一切都将改观）。
另一张照片则是佛朗茨·费迪南的暗杀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一个来自萨拉热窝附近的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普林西普还不到二十岁，貌似非常虚弱：一副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他的双眼充满了野性的能量，与当今恐怖分子死气沉沉的眼神不一样。当今的恐怖分子使用自动步枪和空中陀螺仪引爆的炸弹从远处来进行暗杀。
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七十五年已经过去了，但由于这些照片被拍摄下来，这些岁月都得到了很好的聚焦。不过，如果以我在路上见到的人们和听到的声音为参照，那些照片似乎并没有那么古老。
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索非亚、雅典、阿德里安堡（即现在的埃迪尔内，在土耳其的色雷斯）。对于雄心勃勃的新闻记者来说，这些都曾经是可供选择的新闻电讯的电头——相当于稍后一些的西贡、贝鲁特和马那瓜。厄内斯特·海明威在1922年从阿德里安堡发回了他最为著名的新闻报道，描述希腊难民“失魂落魄地行走在雨里”的情况，他们的物品就堆放在旁边的牛车上。
巴尔干诸国就是最初的第三世界，这要比西方媒体发明这个词语早很多。在这个毗邻中东的多山半岛上，报社记者写出了20世纪最初的关于浑身沾满泥巴的难民的报道，也完成了事实与臆想参半的新闻和游记相结合的最早著作，而那时亚洲和非洲仍显得相当遥远。
在贝鲁特或别的什么地方，不论发生了什么，都首先在巴尔干发生过，而且是在很久以前。
巴尔干培育了20世纪的第一批恐怖分子，马其顿的革命组织（IMRO），由于有保加利亚的资助，致力于恢复被希腊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占领的马其顿的部分地区。像当今贝鲁特南部地区的什叶派教徒一样，这些拿着枪支对着东正教《圣经》宣誓效忠的IMRO杀手，来自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贫民窟的没有根基的、缺乏教养的无产者。扣留人质和大规模屠杀无辜者是常有的事情。甚至伊朗神职人员的疯狂行为都在巴尔干有先例。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在马其顿的一个希腊主教下令暗杀一名保加利亚政客，并且派人把割下来的首级送回教堂供人拍照。
20世纪的历史从巴尔干开始。在这里，人们由于贫穷和民族的对抗而被孤立起来，除了仇恨别无选择。在这里，政治被降低到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因而在历史上经常泛滥失控，漫过多瑙河并冲击中欧。
例如，纳粹主义就可以说肇始于巴尔干。靠近南部斯拉夫世界的维也纳，是一个酝酿民族怨恨的温床，在这个城市的廉价旅馆里面，希特勒学会了如何以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方式表达仇恨。
人们爆发残暴行为的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果真存在某种邪恶的气息，风气，从而浸染了这个地方的人们？
我是从中欧，从纽伦堡和达濠（Dachau），开始我的行程的，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这些地方到处都是博物馆；似乎已经没有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纳粹经常举办大规模集会的露天体育馆，只剩下了一堵墙，而这成为德国雅皮士聚会的场所。
在维也纳，我第一次捕捉到了某种轻微的迹象。在维也纳，莫扎特的地位只配得到一尊雕像、一条小巷和一个广场。卡尔·吕格博士得到了更大的纪念碑、更大的广场和林斯特拉斯区最威严的地方——卡尔·吕格博士之环：这里坐落着新古典主义的议会大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建筑、巴洛克风格的群山剧院、哥特风格的市政厅和人民公园。
吕格在世纪之交曾担任市长，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奥地利政客、政治排犹主义之父G.V.熊纳勒齐名。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我把这个人看作是所有时代德国最伟大的市长……如果卡尔·吕格博士果真曾在德国生活的话，他肯定会成为我国人民中最为优秀的分子。”希特勒说，他自己的思想直接来自吕格。1895年5月29日，在获知吕格在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中获胜消息的当天晚上，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就连夜起草了犹太人离开欧洲的计划。
我仔细地查看了矗立在卡尔·吕格博士广场（不要把它错当作卡尔·吕格博士之环）上的吕格纪念碑。一手放在胸前、衣着极其考究的、潇洒的卡尔，正专注地展望未来，目光中充满了决心；身强力壮的、裸着上身的工人，拿着铁铲和镐头，分布在底座的周围。
在当今的德国，这样的一个纪念碑肯定会引发丑闻。但在当时的奥地利，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卡尔·吕格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市长，”奥地利当地的一个记者说，并同时耸了耸肩，“他并不真的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只是把反犹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技巧。”
我继续游历。梅特涅说，巴尔干从伦韦格开始，这条路是维也纳在东部和南部的出口。
你越是靠近德语世界的东部或南部边缘，换言之，你越是靠近具有威胁性的、数量也更多的斯拉夫人，德意志民族主义就变得越不安全，因而也就越危险。在德语世界的东部边界，波美拉尼亚和西西里亚的德意志人都质疑波兰边界的合法性。在南边，在奥地利，在这个来自斯拉夫世界的血液果真在“德意志人的”血管里流淌的地方，对于这个基本事实的否认，采取了极为顽固的、泛日耳曼的偏执狂的形式。
我来到了克拉根福，这是处在奥地利最南端的卡林西亚州的州府所在地，是公认的“前纳粹的宝地”。相对于它的面积，来自卡林西亚的死亡集中营的卫兵的数量，超过了德国和奥地利的任何一个地方。20世纪80年代，在卡林西亚发生了一场赞成分别设立学校的运动：上帝禁止德国孩子与斯洛文尼亚人一起学习，因为斯洛文尼亚人是斯拉夫人。我参观了右翼的自由党的和“卡林西亚祖国服务局”的办公室，后者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五十年代重新活跃起来，并呈现出一种新纳粹主义的取向。我试着去刺激一位自由党的发言人，但没有成功。
“西蒙·维森塔尔告诉我说，在一个像奥地利这样的民主国家，任何在其名称中使用‘自由’这个字眼的政党，也有可能是纳粹的。你对此怎么看？”我问。
回答：“赫尔·维森塔尔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可以有他的看法，那是他的权利。但是，我可以讲讲我们为什么是不同的吗？……”
我被告知说，把奥地利包含在内的大德国观念早已消亡。奥地利右翼关心的只是在语言的边界地区保护德语的独立完整性。用来装饰自由党办公室墙壁的是枯燥乏味的现代艺术品，而不是横幅或严格控制的照片。接着我遭遇了更深的失望：在克拉根福的街头，我没有遭遇到令人厌恶的、褐衫党那样死心塌地拥护纳粹的狭隘排外；触入眼帘的却是托斯坦·凡勃仑所描述的有闲阶级。
衣着质地优良、样式考究的学龄少年，不时地骑着彩色的山地自行车从我身边快速掠过。我看到一名男子穿着紫色绒面上衣，带着乔治·阿玛尼眼镜，妇女们穿的则是全套的吉尔·桑德或娇兰，戴的是最为微妙的秋天色调的丝绸围巾。要不是由于办公室窗户的镀铬合金的颜色，这里的仿巴洛克的建筑物，就像是从黑森林牌樱桃蛋糕上精心切下来似的。玩具火车、新秀丽箱包、乐高空间站模型、蒂凡尼的珠宝，充斥在路边的展示橱窗。从母婴用品店再过去几个门面，有一家专卖来自巴黎的女性内衣的商店，其式样花里胡哨，价格也高得离奇。店中白肤金发碧眼的女孩使用的香水，散发出汗水和动物的气息。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后代，已经蜕变为被精心调教的、会表演的老虎，并且，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老虎还被规规矩矩地关在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笼房里。
这里的每个人都按照日常的轨道来生活。我看到的唯一的横幅是信用卡公司的横幅。在旅行社的展示窗里，以色列只不过是当地的太阳崇拜者冬天的度假地。自由党和祖国服务局的那些真正的信仰者，越来越被孤立，也不得不维持举止得体的外表。这里呈现出来的不再是排犹主义或其他的传统的过度行为，而是赤裸裸的消费主义。卡林西亚人变成了一个被驯服的物种。
从1989年开始，为了增加其在议会的席位，自由党越来越多地谈论起与斯洛文尼亚人的合作。年老的纳粹追逐者维森塔尔对我讲了这样的理由：“如果没有经济危机，自由党别无选择，只能适应形势。”这位睿智而瘦削的长者镇定地告诫我说，邪恶的治愈，不需要痛苦的煎熬或悔恨，而只需要资产阶级民主和持续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的富裕所提供的令人沉溺其中的镇静，因为人们一旦于浑然不觉中镇静下来，这一模式就变得根深蒂固，即便是经济灾难也无法撼动它。
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我认真聆听的是维森塔尔的告诫，而不是梅特涅的话：巴尔干不再是从维也纳的门户开始，甚至也不再是从克拉根福开始。
在奥地利与曾是南斯拉夫的地方的南部边界，甚至火车一等包厢里的供暖系统也被停止使用。餐车也被隔离开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镀锌的立式柜台，只供应啤酒、李子白兰地、不带过滤嘴的劣质烟卷儿。经过多次停靠站之后，指甲里藏污纳垢的男人们拥挤到柜台前喝酒抽烟。不大声说话或痛饮烈酒的时候，这些人则会静悄悄地、专注地翻看色情杂志。与他们在奥地利的同属劳动阶层的人们不同，他们没有留男女皆宜的发型，显然他们在冬天来临的时候也不指望去突尼斯或以色列度假。在这个地方，如果人们足够幸运，拥有最起码的本土文化保护上的一致性的话，那么，自由党和祖国服务局的人很可能就会抛弃他们的现代艺术，抛弃那种认怂的做法，敢于直面一个记者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