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格勒布（Zagreb），过去就在你的脚下：雨水打湿的落叶，像是一张绵软的地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上面走着，竟至于分不清哪里是过去，哪里是现在。离开火车站之后，我就穿行在被煤火染黄了的雾幕之中，而这熊熊的煤火，就仿佛是燃烧的记忆。雾飞快地移动着，但经常被洞穴撕碎，不时地，一片锻铁或是一个巴洛克的穹顶会极为清晰地出现。对了，那也是过去，我突然明白：雾幕上的洞，也是过去，因为你正好可以透过它去看。
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府是一个铁路城市，在欧洲，要到这里来，游客绝对都会主动乘坐火车，因为建于1925年的海滨酒店，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之一，与火车站隔街相望。
1937年春天，萨格勒布雨水连绵，而本世纪最优秀的游记就是从此时的萨格勒布火车站开始的。
丽贝卡·韦斯特女爵士的《黑羊与灰隼》于四年之后的1941年首次出版时，《纽约时报》的“书评”版称之为游记领域的巅峰之作。《纽约客》则说，只有T.E.劳伦斯的（T. E. Lawrence）《智慧的七个支柱》可以与之媲美。狭义地说，该书是对一次为期六周的南斯拉夫[1]之旅的描述。但稍微宽泛一点儿说，《黑羊与灰隼》就像是南斯拉夫一样，是一个敞开的、芜杂的世界：关于一个国家的长达两卷本、五十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清单；关于哈布斯堡和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一个长篇故事；关于拜占庭考古学、异教徒民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哲学的一篇论文。本书对于德意志人的心灵和法西斯主义与恐怖主义在19世纪的起源所进行的精神分析，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本书还警告世人提防极权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及之后可能给欧洲带来的危险，其预见力与洞察力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像《塔木德》一样，该书可以多次阅读，从而在不同层面上理解其意义。
克罗地亚在巴尔干以及南斯拉夫诸国中的地理位置。
萨格勒布火车站。
“如果丽贝卡·韦斯特是一个生在中世纪的女人，而且很富有的话，她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修道院院长；如果她是一个生在17世纪的女人，而且贫穷的话，她很可能会被当作女巫烧死。”维多利亚·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ing）在《丽贝卡·韦斯特的一生》中如是说。格伦迪宁把《黑羊与灰隼》看作是作家长寿的一生中的“核心著作”，而在她漫长的生涯中，作为其他二十多本非虚构性著作的作者，H.G.威尔斯（H. G. Wells）的年轻情人，不被社会接受的人，性反叛者，丽贝卡女爵士系统地阐述了“她关于宗教、伦理、艺术、神话和性别等问题的观点。”
该书的题目本身就是对基督教苦难与赎罪教义的抨击，根据这一教义，作为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回报，我们的罪恶被宽恕。
“黑羊”指的是丽贝卡女爵士在马其顿的一次穆斯林生育仪式上看到的被屠宰的一只动物。她说：“我们西方思想，全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妄言上，即认为痛苦是我们为得到任何美好的东西而付出的应该的代价。”“灰隼”代表的则是人性对于“黑羊”的牺牲所做出的悲剧性反应。在一首塞尔维亚语诗中，装扮成灰隼的预言家伊莱贾，要求一位塞尔维亚将军在尘世的和神圣的王国之间做出选择。将军选择了后者，于是他建造了一座教堂而没有派驻军队，结果土耳其人把他打败了。换言之，在重述反战主义者私底下的欲望时，作者仍然怒不可遏：“因为当牧师而牺牲羊羔是错误的，所以，我就去当羊羔，让牧师把我牺牲掉。”
善如何直面恶？牧师与听他讲道的会众的正当关系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今天的萨格勒布。
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几天，丽贝卡女爵士就意识到，悲惨的是，萨格勒布只是一场“幻影秀”。它的人民已被自身的分裂——即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对峙——弄得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纳粹到达之前，就已成为了鬼魂。
纳粹的占领只是引爆了原有的矛盾。就其赤裸的残暴程度而言，在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以及邻近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发生的对于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丝毫也不亚于德国占领欧洲时期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在铁托（Tito）长达55年的统治下，贫困已经呈现体制化，因而对于伤口的愈合没有任何帮助。
我从克拉根福坐火车到达了萨格勒布。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向我扑面而来。撞击我的耳膜的是那种充满怨恨的鬼魂一般的声音，于是我知道，这种声音即将再度爆发。
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塞族人对我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詹森诺瓦（Jesenovac）并没有建造毒气室。他们直接用刀、锤和棍棒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屠杀是混乱不堪的，竟然没有人肯费心去清点数目。于是，在这里我们就这样了，比波兰落后几十年。当年，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为意义而战。在这里，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却在为数目争吵不休。”
在萨格勒布，数字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例如，如果你要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反叛分子）在詹森诺瓦（二战时期设在萨格勒布东南部65英里处的一个死亡集中营）屠杀了70万塞尔维亚人，那么，你就会被当作一个既蔑视克罗地亚人又蔑视阿尔巴尼亚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一个把克罗地亚红衣主教、萨格勒布大主教安洛基捷·斯蒂匹纳茨（Alojzije Stepinac）判定为“纳粹战争罪犯”的人，一个支持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民族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sevic）的人。但是，如果你要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恐怖分子只屠杀了60万塞尔维亚人，那么，你就会被视为一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个把斯蒂匹纳茨红衣主教当作圣人，一个蔑视塞尔维亚人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人。
丽贝卡·韦斯特。
斯蒂匹纳茨红衣主教是克罗地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的重要人物，被当作打击九十年代塞尔维亚的风云人物米洛舍维奇的武器，反之亦然。在萨格勒布，因为历史没有远去，所以，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似乎仍然与现在一样。在欧洲，如果要说在什么地方纳粹战争犯罪的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那就非萨格勒布莫属了。
萨格勒布具有一种体积与空间安排占据突出地位的城市景观，而颜色则是次要的。这个城市不需要阳光来突出其特点。有云彩更好，要是再有凉爽的毛毛雨，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在雨中走了一百码，就从火车站来到了海滨酒店：一栋巨大而雄伟的、海绿色的建筑物，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政府重要部门所在地，散发着英国爱德华时代或维也纳世纪末特有的奢华的颓废——令人沉溺的阴郁——气息。宾馆的大厅带有波纹状图案、黑白大理石相间，大厅里装饰着带金框的镜子、拉起来的丝绒窗帘与短幔、紫色的地毯。大厅里的家具是透亮的黑色，灯罩则是金黄色。大厅和餐厅很像是让人目不暇接的艺术长廊，悬挂的画作令人想起弗洛伊德、居斯塔夫·克里姆特、奥斯卡·柯克西卡所创造的世界：其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昭示着社会的分崩离析以及暴力与性本能对于法治的胜利。
帕甫里奇与斯蒂匹纳茨。
斯拉温卡·德拉丘丽兹是萨格勒布的一名记者，为当地杂志《今天》撰稿，也用英文为《新共和》与《国家》杂志写文章。她带着高档的黑色眼镜，鲜红的束发带与她的红色上衣及口红搭配得非常完美。她以及酒店小酒吧里的其他女性的着装，透出一种潇洒气质，与酒店的艺术所洋溢的大胆泼辣具有相得益彰的效果。所要表达的整体信息是再清楚不过的：尽管贫穷，居家潮湿，供暖严重不足，周围橱窗里的陈列也极为寒酸，但我们克罗地亚人也是天主教徒，萨格勒布也是西方世界在东部的堡垒；你这个来访者，仍然处在奥匈帝国，处在维也纳的范围之内——所谓现代世界，其实就是在这里创造出来的——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塞尔维亚地图。
斯拉温卡挥舞着手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素描画家一样，勾勒出了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地方不是匈牙利、波兰，也不是罗马尼亚。与之相反，它是小型的苏联。例如，这个发生在立陶宛，但是那个则发生在塔吉克斯坦。这个发生在塞尔维亚，但那个却发生在克罗地亚或马其顿。每一种局势都是独特的。要进行简单的归纳，并不容易。由于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南斯拉夫的敌人总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多少年来，我们所谓的自由都不过是幻觉，而我们却一直被这种幻觉愚弄着。”
我立刻明白，东欧的反革命也包括南斯拉夫在内。但是，由于不和谐的压力正在被横向释放，而且是以一个集团反对另外一个集团的形式，而不是纵向地反对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权力，所以，南斯拉夫的革命道路在最初也更为曲折，更具隐蔽性。这也是直到1991年战斗爆发之前，外界对此都没有觉察的原因。
然而，要看清楚即将发生什么并不需要洞察力。我的南斯拉夫之旅之所以有些诡异，恰恰是因为我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国来的外交官，都已经认定，巨大的暴力在前方等待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状况并不是突然恶化的，而是逐渐地、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地恶化，在整个八十年代，它一年比一年贫穷，低俗，充满仇恨。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一次与人交谈之后都感到难过的原因。我们都在向外部世界呐喊，预报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没有人愿意倾听我们发现的可怕的秘密。没有人对此有兴趣。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克罗地亚在什么地方。我在海滨酒店往外打电话，当我告诉人们我在巴尔干时，竟然有人以为我在波罗的海地区。
“你至少需要在萨格勒布待上几周的时间。你需要见的人实在太多了。人们众说纷纭，其观点都太微妙了，相互纠结在一起。……实在是太复杂了。”斯拉温卡的手指似乎也因为挫败而放弃了努力，落在了桌子上。其实，她暗含的意思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只是那一场促使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罗马对抗君士坦丁堡、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的遗产对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的一个侧面而已——换言之，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较量，才是最终的历史的、文化的冲突。
在未来的几天里，萨格勒布和海滨酒店将收缩成为一个传声极远的回声室：精彩的独白接连不断，雨声又使这些声音变得悠长，在记忆中留存得更久，声波所及之处，城市景观和建筑物渐渐消失，抽象的观念粉墨登场。《黑羊与灰隼》开始于萨格勒布，聚焦于南斯拉夫，出自于一位女性之手，绝不是巧合：这样的一本书必须具有以上所有特征。丽贝卡是造诣颇深、极为讲究的厨师，也是心灵手巧的刺绣者，再加上在乡村生活练就的对人情世故的灵透感知和即将成为祖母的历练，毫无疑问，这些特质对于丽贝卡女爵士都极有裨益，使她能够运筹帷幄，把欧洲和亚洲的思想、激情和民族历史汇集起来，并将它们编织成一块浑然一体，而又突出其道德焦点的壁毯。
1934年10月9日，就在开始旅程之前的两年半，丽贝卡女爵士才第一次说“南斯拉夫”这个词。那一天，由于不久前接受了手术，她正在卧床休息，从广播里听到了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在塞尔维亚皇室的首领——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到达马赛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将他谋杀的消息。几天之后，她看到了关于这次谋杀的一个新闻短片；但当镜头逐渐靠近这个即将死亡的、年近46岁的国王的脸部时，作家产生了充分了解此人国家的念头。她本能地明白，这张血统高贵的、行将消亡的面孔，是通向骇人听闻的灾难之路上的又一个路标，这场灾难甚至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严重，但她却对此一无所知，难以描述。于是她就到南斯拉夫去亲自搞清楚这场隐约出现的灾难的性质，而我来南斯拉夫的目的，也是为了弄清楚另外一场隐约出现的灾难的性质。在南斯拉夫，政治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因而要比大多人所认为的更容易预测。
是《黑羊与灰隼》把我吸引到了南斯拉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到那里旅游，既不会招致危及生命的冒险，也不意味着到风光别致的地方体验逍遥自在的生活。相反，那意味着与20世纪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基本问题迎头相撞。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微妙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难以在新闻版面上进行压缩概括。作为一名曾在亚洲和非洲报道过战争的男人，我既感到兴奋陶醉，又感到力有不逮。我的向导丽贝卡爵士是一位已故的女性，但她鲜活的思想具有更多激情，需要更加认真的对待，是任何男性向导的文字难以企及的。我的那本《黑羊与灰隼》已被翻阅了无数次，写满了注释，我宁肯丢护照和金钱，也不愿意把它给弄丢了。我把这本书和约翰·里德（John Reed）的《东欧的战争》放在一起，在外出时从来不会把它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在南斯拉夫，我到任何地方都随身带着它。
“萨格勒布”的意思是“在山的后面”，山通常是城市的上城所在地，上城则控制着地势较低的下城。在下城有火车站，海滨酒店，世纪之交的新文艺复兴大楼、新潮艺术大楼，以及直线风格的大楼和亭台，建筑物的间距空阔，绿树成荫。在山的高处，是俯瞰下城、坚固结实的萨格勒布大教堂。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型克里姆林宫，在13世纪被祝圣，19世纪末得到整修。该教堂是巴尔干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建筑，并且是萨格勒布大主教管辖区所在地。1937年复活节前夕拜访它之后，丽贝卡爵士感叹说：“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情感，这情感不仅冲击力很大，令人兴奋，而且极为高尚，因为它源自于真实的激情，源自于完整的信念。”
直到那一时刻，对于萨格勒布教堂之雄伟壮观的描述的确与人们的感受非常吻合。数百年来，由于奥匈帝国统治上的错误和不公，克罗地亚天主教的神学家越来越倾心于南部斯拉夫人所坚持的基督教的统一性。这些神学家超越了1054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分裂，而从9世纪的两位使徒、使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Cyril and Methodius）那里汲取教益。但在1054年的分裂之后，被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转化的大部分人都成为对立的东正教的成员，因此，在世界上的天主教徒中，克罗地亚人就在事实上成为唯有的对这两位使徒充满热情的群体。
在19世纪，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的画像开始在克罗地亚的教会中出现，成为标示天主教与东正教统一性的象征。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约瑟普·施特劳斯梅耶（Josip Strossmayer）主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是克罗地亚的爱国者、慈善家、萨格勒布大学的创建者、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和园艺学家、利皮扎良马的繁育者、美酒鉴赏家，还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作为一名克罗地亚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平等地位与合法性。美多迪乌斯的千年诞辰来临之际，他写信给东正教的主教表示祝贺，但却遭到了奥匈帝国和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友的斥责。哈布斯堡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当面羞辱了他。作为回应，斯特劳斯梅耶警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说，如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东部和南部的省，许多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还有当地的穆斯林共同生活在那里——的错误统治继续下去的话，他们的整个帝国将因此而倒塌，而结果与他的警告分毫不差。丽贝卡女爵士称赞斯特劳斯梅耶是“奥匈帝国专制统治的无畏抨击者。”她说，斯特劳斯梅耶既同排犹主义战斗，也同反塞尔维亚的种族主义战斗，因此，在19世纪，他遭到了梵蒂冈的仇视，因为在梵蒂冈的眼里，他“令人遗憾的是，缺少必要的偏执”。
然而，当丽贝卡女爵士在1937年春天访问萨格勒布的时候，一种与斯特劳斯梅耶所倡导的统一相当不同的、新的基督教斯拉夫统一性的精神，正在获得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徒越来越有力的认同。这一变化得益于助理大主教A.斯蒂匹纳茨积极有力的影响，而在那年年底到来之前，他还将担任萨格勒布大主教的职位。
斯蒂匹纳茨于1898年出生在萨格勒布西部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是家中8个孩子中的第5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学习农艺学，并成为天主教学生联谊会的积极成员。1924年，他解除了与一位当地女孩的婚约，成为神职人员，随后七年，他就读于设在罗马的、耶稣会会士管理的著名的格里高利大学，而他富有的父亲恰好也能负担得起他上学的费用。毕业时，斯蒂匹纳茨要求被派到一个小的教区。但是（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他的学术资历），萨格勒布当时的大主教安顿·鲍尔安排这位32岁的天才到大教堂的档案室工作。
要想找出两个比斯特劳斯梅耶和斯蒂匹纳茨差异更大的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是非常困难的。斯特劳斯梅耶是一个反对奥地利人与梵蒂冈的南部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而斯蒂匹纳茨是一个纯粹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他完全接受梵蒂冈和奥地利人，而与他的同胞南部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一直在斗争。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用鲍尔大主教的话说，斯蒂匹纳茨就是一个“极其虔敬的”人，这与斯特劳斯梅耶不同，因为后者是一个热爱美酒、骏马和华美生活的人。
年轻的斯蒂匹纳茨发现，他在天主教学生联谊会的伙伴远远不够虔诚。在他成为神职人员之前的订婚仪式上，斯蒂匹纳茨甚至拒绝亲吻他的心上人，并说：“这不符合圣礼。”1934年，刚一接任助理大主教的职位，他就让人给自己佩戴方济各会会士都佩戴的腰带和肩衣，其目的是向公众表示对于安贫理想的认同。他很快就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反对肉体的罪恶。他对于沐日光浴和男女混合游泳的斥责，给他的领导能力增添了严厉的色彩。根据斯蒂匹纳茨自己的日记，他认为天主教关于纯洁性的理想也应当传播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他说：“如果有更多的自由……塞尔维亚二十年之后将是信仰天主教的。”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使得他把东正教的教徒看作是叛教者。“最为理想的事情是，塞尔维亚人能够回归其先人的信仰；那就是，在基督的代表圣徒面前低下头来。那么，我们就终于可以在欧洲的这个地方呼吸生活了，这是因为拜占庭由于与土耳其的瓜葛，一直在扮演一个极坏的角色。”
萨格勒布大教堂。
当斯蒂匹纳茨“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亲眼目睹实践这些观念所带来的结果时，他感到极为恐惧”，斯特拉·亚历山大（Stella Alexander）在《三重神话：安洛易捷·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一生》中这样说。该书对斯蒂匹纳茨的一生做出了详尽的、充满同情的描述。
我走进萨格勒布大教堂后就注意到了一系列教皇保罗二世的肖像张贴画。教皇的形象在克罗地亚一直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克罗地亚紧邻意大利和梵蒂冈，尽管它构成了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边界，教皇也一直在寻求双方的和解，但是，这位教皇尽管已经到过非洲和亚洲的最边远的地方，在他担任教皇后的第一个十二年中，却从未来过克罗地亚。这主要与红衣主教斯蒂匹纳茨的影响力有关。
在教堂中殿内，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一座刻画耶稣受难情状的青铜造像上，是克罗地亚雕塑家伊凡·奥立克的作品，名为“耶稣受难”。塑像于1978年安放在教堂门口右侧，通体透着力量与阳刚之气。一群穿白色衣服的修女跪在它面前，静静地祈祷。漆成蓝色的天花板上的若干金星的光芒照耀在她们身上。我顺着中殿往后走，来到祭台左侧，石头浮雕上的斯蒂匹纳茨正在跪着接受耶稣的祝福。这是斯蒂匹纳茨的坟墓。他于1960年被安葬在大教堂的墙壁中，就在我看到的这个地点。他的墓碑是由另外一个、也更为著名的克罗地亚雕塑家伊凡·迈斯特洛维奇制作的，费用则由克罗地亚裔的美国人支付。墓碑被特意制作成小小的样子，低调，粗朴，尽可能没有锋利的线条。人们走过时就会跪下来，就像他们在“耶稣受难”像前面对更庄严、更雄伟的耶稣塑像所做的那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曾表达了能在这座谦逊的墓碑前下跪的愿望。正是由于这个特别的原因，贝尔格莱德的联盟权威人士——主要是塞尔维亚人——拒绝他来访问萨格勒布。
1984年我首次拜谒斯蒂匹纳茨的墓地时，一位年长的女人靠近并恳求说：“说他的好话吧。他是我们的英雄，不是战争罪犯。”但是，政府里的一位官员在贝尔格莱德告诉我说：“我们的判断是确定的：斯蒂匹纳茨是一个内奸屠夫——名义上是神父，一只手为人们洗礼，另一只手却用来杀戮。”这位官员接着告诉我，天主教的神父们如何在斯蒂匹纳茨的指挥下，在克罗地亚的恐怖分子要处决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前的几分钟，主持宗教仪式对他们进行强迫性的集体皈依，“于是他们就可以上天堂”。
我当时想自己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之后不久，我读了《纽约时报》的首席驻外记者和专栏作者C.L.苏兹伯格（Sulzberger）的回忆录《烛光摇曳》。结果发现，他在34年前，即1950年，就写下了一模一样的故事。苏兹伯格回忆说：“政治派别不同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都涌过来，咆哮着说：‘斯蒂匹纳茨应该被绞死！就是他纵容了对好几千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当我回到萨格勒布，两个男人在街上急匆匆地靠近我，并问，‘你就是那个美国记者吗？你见过了大主教（此时他正被关在监狱里）了吗？’‘他是个好人啊，一个圣徒。告诉美国人民，他是我们的英雄。’”
而当我五年之后，即1989年年底返回萨格勒布的时候，斯蒂匹纳茨的罪过或清白仍然是人们在讲述的故事。三年之前，在1986年，二战时期纳粹的傀儡国奥地利的前内务部长安德里贾·阿图科维奇（Andrija Artukovic）被驱逐出美国，接受在萨格勒布举行的战争罪审判。阿图科维奇在其本国的出现激起了有关往事的回忆，而政府的权威人士的应对方式颇为糟糕，草草了事地组织了一场斯大林主义风格的、走过场的审判，其结果不过是点燃了人们对与此相连的斯蒂匹纳茨问题的激情。已经年老多病的阿图科维奇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但他在关押期间就死去，判决因而无法执行。他墓地的地址没有被透露：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官员大多是塞尔维亚人，他们害怕克罗地亚人把它变成圣地。对待阿图科维奇的方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有心人不难发现，仇恨在逐年积攒。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年通货膨胀率增长数十倍，贫穷的压力逐渐加大，南斯拉夫联盟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原本就有冲突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越发难以调和，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因此，人们就从越来越多的层面来解释斯蒂匹纳茨问题。“种族灭绝”成了一个被经常提到的词语。
我1989年末游历萨格勒布期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斯蒂匹纳茨的私人日记节选在周刊杂志《达纳斯》（Danas）上发表。日记是由当地的历史学家、克罗地亚人路博·鲍斑发现的，但是他拒绝说出发现日记的地方和途径。“这是一个秘密”，他告诉我说。在他的萨格勒布大学的办公室里，他指出，1942年，一个极为敏感的、长达6个月的时间段的日记“神秘地不见了”。他暗示是教会把这部分日记给藏了起来。所发表的日记的真实性没有遭到任何质疑，但对斯蒂匹纳茨的声誉并不有利。日记所显示出来的斯蒂匹纳茨，尽管是一个在罗马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深受农民迷信思想的影响，而且相当看重共济会的阴谋之类的观念。
我离开了大教堂，顺路走到了D.考克萨大人[2]（Monsignor Duro Koksa）的家。他对我像五年前一样热情，尽管我并没有提前打电话预约见面。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考克萨是克罗地亚教会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时任红衣主教的弗兰诺·库哈瑞奇（Franjo Kuharic）。因为考克萨曾在国外生活过很多年，并且可以讲数门外语，所以，他就觉得接待所有的来访者是他的义务，不管来访者有多大敌意，其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解释清楚克罗地亚教会关于一个痛苦的历史时期的看法和主张，他认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实在是太过复杂，容不得感情用事或草率了事，只有克罗地亚教会的敌人才会那样去做。
“斯蒂匹纳茨是欧洲基督教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们不允许他人诋毁他。我们将捍卫他的声誉。他痛恨共济会的会员；那时候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态度。你觉得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考克萨大人坐在一个耶稣受难像下面，通身穿着黑色的衣服，带着一个标志其神职身份的白色衣领。他的书房里铺着巴尔干特有的地毯和桌布。他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怪异，这既有无奈的成分，也有显而易见的疲惫。他前额上的皱纹就像是枪林弹雨的战争留下的伤疤。
“这是不公平的。这些日记表达了一个人私底下的想法。日记公布得太早了。”（在那种热烈的政治气候里，五十年的间隔的确不够长。）“只有教会，而不是那些掌权者，才有权力允许那些日记出版。”考克萨大人在暗示说，历史学家鲍斑是受了南斯拉夫（也就是塞尔维亚）官员的指使，而那些人是决意要削弱天主教和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的。自从1946年斯蒂匹纳茨殉难于铁托之手后，在这里的天主教教会眼中，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就不再具有合法性。
“让那些掌权者而不是教会像勃兰特一样跪下吧！”考克萨大人在这里指的是著名的华沙之跪。该事件发生于1970年夏天，到访波兰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于悔罪而在华沙隔离区的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无论如何，战争就具有部分的犯罪性质。为什么单挑斯蒂匹纳茨的过错？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予以否认。在詹森诺瓦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也许是6万人被杀，或许略多一点，但肯定不是70万人。”
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接着说：“克罗地亚是整个南斯拉夫的殉难者。我们的民族主义尚很稚嫩，甚至还没有化为现实。但这一切就已经太过复杂，恐怕你理解不了。这是一个心态问题。”考克萨大人整个身子也像他的额头那样，看起来由于无奈而有些僵硬：他明白，如果他以那种腔调讲个没玩，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我会把他当作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反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灾难无动于衷。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我，似乎要大声呐喊：“嘿，年轻人，你觉得我是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吗？我绝对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是什么样子，你是永远也不会体会到的。你们美国那里什么坏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所以，你们从那里过来对我们说三道四，这个并不难。但是，你们并不高人一等。在说的时候一定要多动动脑子！”
我动身告辞。考克萨大人告诉我说，他始终欢迎我来，而且，只要我愿意来，我随时可以来向他发问。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我知道，即使是我写了什么关于他或斯蒂匹纳茨什么不好听的话，他也始终会愿意再次见到我。考克萨大人以不肯轻易放过论辩对手而著称。他曾在一次招待会上叫住了当地犹太社区的领袖之一斯拉乌克·葛德斯坦金。两人驱车去大教堂进行谈论，但争论太激烈，结果是两人一直都没有下车。他们把车停在大教堂的前面，一直待在车子里面，唇枪舌剑长达几个小时，山下的整个城市却已在酣睡之中。他们言辞激烈，你来我往，说出的数字相差很大。葛德斯坦金说，克罗地亚的恐怖分子在詹森诺瓦杀死了20000犹太人和30000吉普赛人。但是，如果葛德斯坦金所说的数字和教会给出的60000死难者的总数字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在那里只可能有10000塞尔维亚人被杀。但是双方都同意，从数字上说，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是克罗地亚恐怖分子的主要受害者，因此，考克萨大人认为葛德斯坦金所说的有关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数字是错误的。但是，考克萨大人认为，不论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斯蒂匹纳茨都是清白的。“一定要再来看我啊”，白发苍苍的考克萨大人恳求葛德斯坦金说。“这是我的命啊。是上帝专门为我选择的。”考克萨大人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斯蒂匹纳茨的魂灵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的重要的符号，而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最关键的、已分崩离析民族的所有民族仇恨都围绕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争展开。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内战中流血越多，讲述斯蒂匹纳茨的故事就越具有相关性。保加利亚出生的诺贝尔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所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心理学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一问题。该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群体符号”（Crowd Symbols）。
例如，卡内蒂认为，英国人的群体符号是“海洋……英国人的灾难是在海洋上被体验的。一个英国人在家里的生活与他在海上的生活是相互补充的；安全与单调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对德国人来说，其群体符号则是“绵延不断的森林”。对法国人来说，那便是“他们的革命。”对犹太人来说，那便是“出埃及……众人年复一年穿越沙漠的意象[3]”。遗憾的是，卡内蒂没有探讨巴尔干人民的情况。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民族心理的封闭及其部落属性，使得他们容易适应犹太人的群体符号，因而比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容易适应犹太人的其他符号。
由于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从民族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来自共同的斯拉夫族，说同一种语言，名字通常也是一样的——克罗地亚人的身份依赖于他们所信仰的罗马天主教。因此，克罗地亚人的群体符号可能是教会，或说得更具体一点，是被混淆的、难有定论的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遗产。
他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大主教，与此相关的诸多事实远比其他任何单个的问题更具影响力，使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心理上产生分裂。由于这一原因，要对此人公平一些，若干事实值得我们注意。
1941年4月10日，紧跟着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Ustashe）就宣告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斯蒂匹纳茨大主教的反应是“愉快的”，因为他觉得，在克罗地亚首次与罗马教会建立联系第13个百年之际创立一个“自由的”克罗地亚是上帝的恩宠。4月16日，他正式拜访了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Ante Pavelic）。4月28日，在写给克罗地亚神职人员传阅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
世道多变，说话的不再是舌头，而是与我们的祖国有着神秘联系的血液，我们在这种神秘的联系中看到了上帝之光……我们有必要说我们血管里的血液流淌得更快，胸中那颗心跳动得也更猛烈吗？……任何诚实的人都不能对此有任何抱怨，因为对于我们的人民的爱，是上帝铭刻下的律令。有谁可以指责我们，如果我们作为精神的牧师能够为我们人民的骄傲与欢乐做出自己的贡献？……不难看出，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上帝之手在发挥作用。
乌斯塔沙领导人帕甫里奇。
斯蒂匹纳茨并非喜欢甚或相信德国人，他把纳粹的意识形态称作“异教的”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萌生了难以释怀的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恐惧；而且，和与他同时期的梵蒂冈的官员一样，他一想到那种意识形态，就想到了俄国的东正教，并进一步联想到了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受他在1935和1936年作为助理大主教职位的影响，克罗地亚教堂半官方的报纸《天主教要闻》言辞相当激烈地批判俄国的“犹太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凌驾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之上……”但是，到1937年，斯蒂匹纳茨已经明白了纳粹是如何把他从小所熟知的传统的排犹主义转化成一种更为极端的东西。因此，从那以后，排犹主义的材料就从《天主教要闻》的激烈言辞和论述中消失。
1941年，帕甫里奇与希特勒会面。
可悲的是，这样的模棱两可是这位大主教的典型风格。例如，当乌斯塔沙的掌权者在攫取权力一个月之后，下令所有的犹太人佩戴特殊的徽章时，斯蒂匹纳茨私下向内政部长安德里贾·阿图科维奇（后来在美国寻求庇护）建议说，也许犹太人应当花钱购买徽章，从而补偿国家的生产成本，但不必非佩戴不可。斯蒂匹纳茨接着要求所有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儿童的措施，都应当以一种“人道的”方式执行。
在那一关键的节点上，斯蒂匹纳茨的幼稚麻痹了他的感觉，以至于他的意识处在近乎于盲目的状态。当他欢迎乌斯塔沙政权的时候，他说：“由于了解今日左右着克罗地亚人民命运的这些人……我们相信并期望，在我们获得重生的克罗地亚，教会能够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清楚地表明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这些无可争辩的原则。”
这位大主教显然没有意识到，乌斯塔沙控制下的克罗地亚不过是游走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的一个傀儡国家。斯特拉·亚历山大在《三重神话》中注意到：“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清楚无误的。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甚于任何东西；他发现，很难踏实地相信克罗地亚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当然这始终不包括教皇在内。”
当乌斯塔沙的法西斯小分队在邻近的波斯尼亚把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妇女和儿童扔下悬崖的时候，当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大举进攻莫斯科，建立集中营并犯下各种暴行的时候，斯蒂匹纳茨依然在颇为坚定地宣告：“整个文明世界，都在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因为它不仅威胁到了基督教，而且使整个人类的积极价值岌岌可危。”
亚历山大指出，直到1942年早期的记录都“是清楚的”。由于有关国家组织的针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犹太人的暴行的传闻越来越频繁，斯蒂匹纳茨免不了产生怀疑，但不论这些怀疑到底是什么，但乌斯塔沙独裁者帕甫里奇的其他行为——例如禁止在商店橱窗中摆放刺激性的妇女画像，给那些在公众面前咒骂或是在礼拜日仍在地里劳动的人处以短暂的刑期——都冲淡了他的疑虑。
然而，从那以后，如亚历山大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大规模屠杀的报道逐渐让斯蒂匹纳茨感到痛苦不堪；结果，他慢慢地开始认清了真相并发出自己的声音。1942年3月，在对学生的一次讲话中，这位大主教声明说：“如果对履行上帝的戒律缺少毫不含糊的尊重，自由就是一种空洞的假象。”在1942年4月的一个礼拜天，斯蒂匹纳茨手拿面包和盐在萨格勒布大教堂的台阶上迎候独裁者帕甫里奇。斯蒂匹纳茨盯着独裁者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镇定而威严地说：“第六诫说，你不应当杀戮！”不可一世的帕甫里奇暴怒不已，拒绝进入大教堂。[4]
1943年3月，当乌斯塔沙命令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去警察局登记时，斯蒂匹纳茨在一次面向公众的布道中宣称：
每一个人，不论他属于什么种族或民族……内心都携带着上帝的印记，因而拥有任何世俗的权力都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上周，我们在很多场合下看到受到威胁而毫无反击能力的妇女在哭泣，听到她们的叹息和哭喊……而这竟然只是因为她们的家庭生活不符合种族主义的理论。作为教会的代表，我们不可能也不敢再保持沉默了……
六个月之后，斯蒂匹纳茨说得更为直白：
天主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种族天生就是统治者，什么种族注定就要受奴役。天主教所知道的任何种族和民族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在天主教看来，中部非洲的黑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同样是人……因为犯罪而枪杀成百上千人质的体制（乌斯塔沙就经常这样做），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信仰的体制，只能带来邪恶。
终于，在大屠杀进行到中途的时候，这位大主教开始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对峙。虽然遭到法西斯分子的不信任，斯蒂匹纳茨仍然拒绝了所有逃到罗马的机会，尽管他完全清楚，不论哪一方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他都会被当作现成的替罪羊。他也没有完全断绝与乌斯塔沙政权的联系，尽管他也知道，这样做会玷污他的名声。根据亚历山大的说法，斯蒂匹纳茨觉得，公开地与乌斯塔沙分道扬镳，会使他“无力帮助任何人；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挽救任何可以被挽救的一切”。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拖延，斯蒂匹纳茨越来越得到了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抵抗人士的信任，他们把他当作无望的地狱之中仅存的孤零零的同盟。
另一方面，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斯蒂匹纳茨仍然在组织反对宣誓效忠的游行，并继续相信乌斯塔沙运动存在“诚实的”一面。一张照片显示，晚至1945年2月22日，斯蒂匹纳茨仍在与独裁者帕甫里奇握手言谈。他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是直接的、顽固的，丝毫也不顾及这样的态度给他自己或他人可能带来的危险；然而，他对待乌斯塔沙反人类罪行的态度，却充满了一再的妥协和矛盾的行为，因而让人难以捉摸。在战争期间，他把一个犹太教拉比及其家人藏在大教堂之中。他遇到了乌斯塔沙的前警察局长，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忙掩护他躲避追捕。他身上始终带着一种令人疯狂的政治上的迟钝和视野上的狭隘；而这些是他与斯特劳斯梅耶最大的差距。斯蒂匹纳茨真诚地相信，“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不幸的克罗地亚人民那样遭受过如此痛苦的煎熬。”在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人遭遇到了什么，却丝毫也没有引起他的关注。
对于这个是非难以评判的公众人物，作为非克罗地亚的研究专家，斯特拉·亚历山大给出了也许是最为善意的评价。她说：“他生活在一个乱象纷纭、波诡云谲的时代，承担着他并没有主动要去承担的责任。……结果，人们就觉得他并不怎么胜任他所扮演的角色。考虑到他的局限性，可以说他已经表现得相当好了，显然要好过他的大部分同胞，而且，在漫长的忍受煎熬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地位越来越高。”
“天主教从未追寻其灵魂。当今年轻的神父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只有当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被吸引到神职群体中的时候，才可能对教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他们去认真审视自己的过去，认真审视斯蒂匹纳茨。”克罗地亚天主教、自由主义政治家扎考·普霍夫斯基，在海滨酒店的酒吧里边喝李子白兰地边解释说。
与萨格勒布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几十年来，天主教会一直是一个受伤严重的存在物。自1945年以来，教会存在的主要理由，也是它对于其会众的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它作为实物的存活。但是，政府把天主教会逼到了绝境，把它视为克罗地亚这个国家最后的法外之地，它处处被限制、受压迫，只能够吸引未曾受到良好教育的穷人担任神职。相比较而言，东正教会已经适应了这种压迫。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他们已经学会了生存的技巧：如何与统治者打交道，即为了保存最为重要的东西，把统治者的恶意假定为像风或雨夹雪一样日常的、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来对待。但是，在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克罗地亚教会却没有类似的经验，而且，由于有外在的保护者即罗马教廷壮胆，于是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寸土必争，不肯让步，捍卫一些不需要不应当捍卫的东西。考克萨大人是正确的：他不是敌人，不是犹太人的，甚至也不是塞尔维亚人的敌人。他只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