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格勒布，我意识到，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几乎不会给复兴或创造留下任何余地。乌克兰人和其他的民族都曾为他们在大屠杀时期的行为向犹太人道歉，但克罗地亚各方推三脱四，却只是否认。我被告知，在克罗地亚的大规模谋杀的数字被夸大了。难道塞尔维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犯下暴行吗？难道在克罗地亚剩下的犹太人就没有被很好地对待吗？毫无疑问，这些争辩都有某种真实性。然而，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克罗地亚掩藏在各种争辩之后的、显而易见的那份迫切，仿佛一个简单的、不加任何修饰语的道歉就会使它丧失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克罗地亚的悲剧在于，它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碰巧赶上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猖獗的时代，因而迫使其倡导者与纳粹主义产生瓜葛。对过去进行勇敢的、毫不含糊的评价，是解开这些纠葛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乌克兰人以一种方式行动，而克罗地亚人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行动呢？因为在1991和1992年，乌克兰人的城市没有遭到轰炸，其人民也没有在无端的侵略战争中遭受暴行。南斯拉夫的战争——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推迟了克罗地亚对其制造的大屠杀的自我审视。而这一自我审视迟早要发生。
铁托使斯蒂匹纳茨成为克罗地亚的殉难者。1945年，铁托佯装不知斯蒂匹纳茨早先对于乌斯塔沙的支持以及许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詹森诺瓦集中营里与屠杀者的合作，两次与斯蒂匹纳茨会面。在这两次会面时，他试图胁迫大主教成立独立于梵蒂冈的“国家天主教教会”，从而能够像南斯拉夫的东正教教会一样，对政府俯首帖耳。尽管斯蒂匹纳茨很痛苦地意识到铁托掌握着他与乌斯塔沙有联系的证据，但他仍然拒绝铁托的敲诈。他不仅没有与梵蒂冈决裂，反而继续谴责政府。斯蒂匹纳茨的被捕和把他当作“战争罪犯”进行的装模作样的审判发生在1946年。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强迫东正教教徒皈依天主教事件，激发了塞尔维亚人的嗜血欲望，也为政府毁灭大主教提供了手段。假如大主教没有撰文描述他想让分裂的塞尔维亚人回归真正信仰的欲望呢？假如（至少是名义上受斯蒂匹纳茨控制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没有那么热情地在那一群塞尔维亚人被全部屠杀前几分钟对他们执行皈依的程式呢？
1953年，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夫人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会面。
铁托在二战期间。
事实上，在大部分暴行发生的波斯尼亚，斯蒂匹纳茨绝对没有办法约束那里的神职人员。从地图上看，波斯尼亚紧邻克罗地亚，而从远处看，特别是在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国家的那几十年里，这两个地区在一个外国人眼中则可能是很难区分的。但波斯尼亚始终与萨格勒布有着天壤之别。萨格勒布是平原上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单一的社群，而波斯尼亚是山区里一个处于困境的、民族杂居的、由村庄构成的区域。波斯尼亚地处相互隔绝封闭的乡村地区，充满了怀疑和仇恨，这里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生活在萨格勒布的那些精致的克罗地亚人难以想象的。波斯尼亚代表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争端的深化与复杂化。克罗地亚人之所以对自身所属的西方天主教的感受比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更加强烈，恰恰是因为他们离东正教的、伊斯兰教的世界太近，因而感到不自在；同理，由于和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及穆斯林共享山区地带，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比在克罗地亚地区的人对于克罗地亚的特有风俗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受，但生活在克罗地亚地区的人却享有一种心理上的奢侈，那就是左邻右舍都是自己同一民族的同胞。当然，这一说法也适用于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还有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社群的存在，使得各种问题更加复杂。这些人是斯拉夫人，不管他们原本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在中世纪后期被土耳其占领者皈依到伊斯兰教，因而他们的宗教信仰逐渐与他们的民族认同成为一体。然而，波斯尼亚的确拥有一个成熟的城市中心，即萨拉热窝（Sarajevo），在那里，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一直以来还算相当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周边的乡村则充满了破坏力极大的仇恨，而贫穷和酗酒又使得仇恨进一步发酵。不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恐怖的暴力都发生在波斯尼亚这个事实，并非是偶然的。1991年末，当克罗地亚战火烧得炽热，而波斯尼亚却令人奇怪地保持平静的时候，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对等待着他们的悲剧不存在任何幻想。当时流行的笑话是：为什么在波斯尼亚没有战斗？因为波斯尼亚直接到达决战阶段了。
斯蒂匹纳茨刚一感觉到在波斯尼亚的皈依不是自愿的，就立刻用秘密传阅信下命令，如果这样做能够有助于“挽救这些人的性命……”，那么就对他们进行迅速地皈依，“基督徒的职责和任务首先是挽救人的生命。当那些悲惨而野蛮的时代过去之后，”那些不是出于信仰而皈依的人们，“可以在危险过去之后再回归他们原有的信仰。”但是铁托的公诉人对这类细节并不感兴趣。他于1946年9月26日在一次演讲时解释说：“我们逮捕了斯蒂匹纳茨，我们还将逮捕所有反抗现在事态局势的人，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这时候的铁托才是诚实的。曾是铁托内部圈子成员的米罗万·德热拉斯在事后说，斯蒂匹纳茨“如果不是继续阻挠新政权的话，是不会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他与克罗地亚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甫里奇的合作而被审判的”。
他被判在以上问题上都有罪。他在孤独的监禁中过了五年，然后被流放到他的原籍卡拉西克村。
在他被审判后的几年中，数百个天主教的牧师被逮捕，有时候一些牧师还被拷问和谋杀。1950年，在离萨格勒布50英里远的莱普格拉瓦监狱与新闻记者C.L.苏兹伯格的一次谈话中，斯蒂匹纳茨仍然很不服气，“我愿意为天主教会受煎熬”。两年之后，由于认识到斯蒂匹纳茨对一个铁托压迫下的教会的价值，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他为红衣大主教。从那以后，所有来自梵蒂冈的迹象都表明，它始终把斯蒂匹纳茨当作对抗铁托政权的英雄。
这里面有多重的考虑。
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消退，这片土地变得重新可以辨认，原本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也即战后时代最近十年中大多都可以理解的、也容易被宽恕的事情，却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只有在铁托冰冷的工业封建主义以及他的秘密警察的钢铁牙齿这个大背景的衬托之下，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天主教——进而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遗产才会显得如此适宜。事实上，如果没有哈布斯堡王朝和梵蒂冈的积极煽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中就不会认为自身在文化上比塞尔维亚人优越，而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传统激发了斯蒂匹纳茨的灵感，使得他产生了让那些塞尔维亚人皈依天主教的最初愿望。
在所有那些公元六七世纪定居于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斯拉夫部落中，克罗地亚人最早（公元924年）摆脱了拜占庭的统治，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第一个独立的国王是托米斯拉夫，他的雕像矗立在萨格勒布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这是一个骑马、挥舞着十字架的勇士的青铜塑像。
我仔细打量着这座塑像。马和骑手似乎融为一体，成为一块赤裸的肌肉，它说不清是人还是马，倒更像是一件锋利而没有内脏的、状似克罗地亚平原的武器，应对并化解取代了拜占庭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威胁。在16、17世纪，土耳其人占领了克罗地亚。土耳其人从平原上溃败并撤退的时候，他们只是撤退到邻近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因而苏丹的军队在那里又驻扎了两百年[5]。雕塑作者在这样刻画托米斯拉夫的时候可能有他的想法：一个西方的天主教的民族，若要在巴尔干这样一个先由东正教的基督徒后由穆斯林主宰的半岛上存活下来，它就必须使自己的内心足够坚硬，从而使自己的盔甲之内不留下任何柔软的地方。
1089年，从托米斯拉夫传承下来的最后一位国王克雷什米尔（Kresmir）去世，但他没有继承人，因而克罗地亚（以及濒临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落入了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一世的控制之下。由于受到了威尼斯的威胁，而威尼斯又与克罗地亚人忌恨的拜占庭是同盟，所以，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实际上欢迎匈牙利的这种保护。他们也不在意来自梵蒂冈的干预，因为梵蒂冈是对抗拜占庭的堡垒，可以发挥屏障的作用。 1278-1282年哈布斯堡阿尔卑斯领地的建立，1526—1527年哈布斯堡涵盖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扩张，都使得这一心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于君士坦丁堡——不论是拜占庭的还是土耳其的——所彰显的东方的恐惧，使得克罗地亚人望风而逃，主动投入天主教教皇、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的怀抱之中。这些国王和皇帝像对待所有殖民地的被统治者一样盘剥克罗地亚人，也为克罗地亚人对于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敌意提供精神的支持，尽管也有像斯特劳斯梅耶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在努力弥合双方的矛盾。
对欧洲的天主教势力和许多克罗地亚人来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同属斯拉夫人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塞尔维亚人是东方的东正教，因而，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一样，都是可恨的东方世界的一部分。
1915年，英国专家内维尔·福布斯在一项关于巴尔干的经典研究中说：“就种族与语言而言，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原本是一个民族，这两个名字仅仅具有地理上的指称意义。”如果最初不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仇恨几乎就没有什么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天主教兴起于西方，东正教兴起于东方，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大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差异，甚至也大于天主教与犹太教（尽管有大流散，犹太教也是在西方兴起的）之间的差异。西方宗教强调思想与事迹，东方宗教则强调美与神奇。东方的宗教仪式几乎就是天堂在地上的真实再现。甚至西方宗教中最为绮靡的天主教，用东正教的标准来判断，也是严肃的、理智的。天主教的僧侣（方济各会士、耶稣会士，等等）的生活态度都很勤勉，从事教书、写作和社区服务等世俗的工作。相比较而言，东正教僧侣都有静修沉思的倾向，对他们来说，工作几乎就是旁骛，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对天堂之美的膜拜。
几百年下来，这样的差异就导致了相互冲突的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在萨格勒布大教堂街对面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天主教的朋友解释说：“我加入南斯拉夫军队的时候，生平第一次遇到塞尔维亚人。他们告诉我说，传统的塞尔维亚婚礼要持续四天。四天都是祈祷和宴会。谁需要那个？一天就足够了。之后你就该安心去工作了。塞尔维亚人给我的感觉是奇怪的、非理性的，就像是吉普赛人。他们竟然喜欢军队的生活。怎么竟然有人会喜欢军队的生活！我就讨厌这种生活。对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否则，我们就可以在外边赚钱。谁愿意去贝尔格莱德（Belgrade）？贝尔格莱德是第三世界。我觉得离维也纳更近。”
卡拉·昆紫－西泽尔基是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克罗地亚语译者，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自豪告诉我：“我感觉离维也纳而不是贝尔格莱德更近。萨格勒布仍然是欧洲。我记得，在上一次战争结束后，曾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使馆工作的英国记者劳伦斯·德雷尔，每个周末都会开一辆吉普车跋涉几个小时来这里，一路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仍消磨不掉他的兴奋之情，他说：‘卡拉，感谢上帝，我又身在西方了。’”
不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人如何盘剥，也不论克罗地亚人多么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自由，在克罗地亚，维也纳所散发出的光芒，始终是西方和天主教的一种象征，而由于这一原因，克罗地亚人原谅了哈布斯堡王朝所有的罪恶。
对于现代克罗地亚人来说，哈布斯堡标志着中欧历史上纳粹主义和铁托政权这段可怕的弯路之前最后一个正常而稳定的时代。但是，克罗地亚人忘记的是，在纳粹主义和铁托政权之前，有头脑的人对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半点好感可言。用丽贝卡女爵士的话说：“这个家族，从1273年选帝侯团把哈布斯堡的平庸之辈鲁道夫推上罗马王这个不幸的日子开始，到1918年查尔斯二世退位为止，没有培养出任何天才，只有查尔斯五世和玛利亚·特里萨两位得力的统治者，其他无数的统治者不过是笨蛋，白痴和精神错乱者为数也不少。”
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财富是堆积在他们的斯拉夫臣民被压弯的脊梁之上的。为应对周期性的反叛，哈布斯堡王朝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用大规模处决的方式抑制骚动，甚至为了煽动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奸诈地给予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某些特权。尽管现代的克罗地亚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祖先却曾憧憬建立一个独立于奥匈帝国的、与塞尔维亚人联合的“南部斯拉夫”联盟。1878年，这一情感再度变得强烈起来，因为在柏林会议上，哈布斯堡王朝攫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刚刚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的领土，并很快暴露出其与土耳其人并无二致的残暴本质。1908年，哈布斯堡王朝正式吞并了波斯尼亚，后者的人民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
刺杀哈布斯堡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就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应对费迪南死讯的方式是，捕捉了数百个对刺杀毫不知情的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农民，并把他们集体处决。哈布斯堡接着对塞尔维亚宣战，结果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在《拉德斯基进行曲》这部关于哈布斯堡帝国衰亡的回忆录中回忆说，“对奥地利军队来说，战争是从一系列的军事法庭开始的。接连很多天，真的或被怀疑的背叛者，被吊挂在村教堂院子里的树上，为的是恐吓活着的人。”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与遭人痛恨的土耳其帝国的灭亡如出一辙：残暴成性，对众多为争取独立而起来进行斗争的弱小民族大开杀戒。
1690年塞尔维亚大主教Arsenije III，带领塞尔维亚人逃出了奥斯曼土耳其占领的故土，迁居到哈布斯堡帝国境内。
哈布斯堡帝国的暴虐统治，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反抗。普林西普刺杀了费迪南大公。
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人已经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哈布斯堡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也有助于让克罗地亚人相信，他们在文化上要比塞尔维亚人优越。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当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被授予管辖克罗地亚人的权力时，在克罗地亚出乎意料地激起了强烈的同仇敌忾的情绪。1934年丽贝卡女爵士首次关注到南斯拉夫的罪行：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刺杀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AlexanderKarageogevitch）。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一种流行的修正主义理论认为，哈布斯堡具有为民族宽容缔造和平气候之功，但在克罗地亚，宽容却显然不是哈布斯堡遗产的一部分。
梵蒂冈也负有难以推卸的罪责。在克罗地亚，反塞尔维亚情绪的最大的怂恿总是来自于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它特别希望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能够由同是天主教徒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来统治，而不是在一个由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国家内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因为由于历史-宗教的原因，塞尔维亚人在心理上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俄罗斯人是结盟关系。即使在二战之前，南斯拉夫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时候，梵蒂冈就对它极为不满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希望能够公开在斯蒂匹纳茨的墓碑前祈祷，否则他就拒绝踏上南斯拉夫的领土，而作为克罗地亚人虔诚的一个象征，斯蒂匹纳茨是一个有争议的、（在很多人看来）受到质疑的人物，教皇此举表明，他在整个八十年代都对信东正教的克罗地亚人以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集体记忆漠不关心，而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斯蒂匹纳茨则做得太少，行动太迟缓。数十年来，人们通常仅仅依据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来评价和褒扬梵蒂冈，因而推迟了关于它在这个地方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态度的讨论。然而，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施特劳斯梅耶主教。他是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大学的创建者，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作为一名克罗地亚天主教知识分子，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平等地位与合法性。他也反对排犹主义、塞尔维亚的种族主义。
我在雨中走过托米斯拉夫的雕像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展览馆，展览馆的正面是均匀的黄色，具有达盖尔银版法摄影的风格。展览馆后面的公园落叶满地，斯特劳斯梅耶的雕像就矗立在这里。
雕塑家用头上的角来刻画斯特劳斯梅耶，就像米开朗基罗用角来刻画摩西一样。作品高大、结实，体现着一种内在的光和力量，使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欣赏，青铜的材质仿佛就是真实的、有着体温的肌肉。丽贝卡女爵士在回忆她造访这一地点的体验时说，“雕像非常可爱，在大雨中依然微笑着，让人依依不舍”。
完成斯特劳斯梅耶雕像这一作品的雕塑家名叫伊凡·米斯托洛维奇，与许多年以后，即在1960年雕刻另外一个当地爱国者安洛易捷·斯蒂匹纳茨墓碑的艺术家是同一个人。这并不矛盾。米斯托洛维奇亲眼目睹了斯蒂匹纳茨性格中高尚的那一面。1943年，斯蒂匹纳茨到罗马访问期间，米斯托洛维奇恳求他不要返回克罗地亚，因为他在克罗地亚的生活越来越危险。斯蒂匹纳茨回答说，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即便乌斯塔沙不杀他，铁托主义者也会杀死他。由于最初政治上完全的盲目性，斯蒂匹纳茨已别无选择，只能明知危险却义无反顾地对自己运用“黑羊”与“灰隼”的正确教训：他自愿去做献祭的羔羊，并不是出于鲁莽的自以为是，而是为了他人去战斗。
在这个灰蒙蒙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历史的确是可以有许多种解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似乎准备好了要给出自己的解释[6]。如果教皇果真到了这个离梵蒂冈既很近又很遥远的前哨，他就不得不为了南斯拉夫而与梵蒂冈的传统决裂，并发挥疗伤与调和的作用。凄冷的雨中，我心怀敬意地肃立在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的崇拜者斯特劳斯梅耶主教的雕像前，并意识到，比起大教堂里的那座纪念碑，教皇更应当在这座纪念碑前深深地鞠躬致敬。
[1] 尽管如我们所知，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但作为一个地理和文化定义，这个术语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它的意思“南部的斯拉夫”。在欧洲和亚洲的所有其他的斯拉夫人，都生活在再往北的地方。
[2] 大人（Monsignor），是天主教对于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
[3] 在最近数十年，部分地由于耶路撒冷在中东政治中日渐突出的影响力，人们可能争辩说，哭墙（Wailing Wall）取代了《出埃及》，成为犹太人的群体符号。
[4] 这个故事是斯蒂文·汉尼奇讲给我听的，他当时站在离斯蒂匹纳茨和帕甫里奇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
[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两个邻近的合并的地区。严格地说，萨拉热窝地处波斯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我所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大部分战斗，也都发生在波斯尼亚。
[6] 直到1992年，仍然没有教皇访问萨格勒布的正式计划。但是，考虑到这个天主教的城市在地理上与梵蒂冈的近便程度，再考虑到克罗地亚人在内战中所忍受的煎熬，教皇在这个十年内的某个时刻访问萨格勒布，应当是非常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