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巴尔干“西岸”
修道院院长塔西娜从黑暗中伸出手来遮挡住了一束阳光，我的眼睛也因此稍稍避开了光束的照射。“看那儿，”她说，“那又是塞尔维亚人民遗产的一个证据。”
施洗者约翰透着谴责的双眼被铭刻在北边小教堂的墙上。我看到约翰正从犹太沙漠走出来。他的头发和胡子打成乱糟糟的、蛇形的结，身体因为饥饿而产生艾尔·格列柯或威廉·布雷克笔下的变形。没有哪个西方的艺术家，没有哪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产儿，能够接近这位不知名的14世纪的塞尔维亚-拜占庭艺术家理解和表现这位施洗者的能力。[1]“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间系着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约翰的脸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像是在半圆形小室里燃烧的火苗，飘忽不定：这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虽具人形的、却又摆脱了身体羁绊的以火为生的精灵。
因为约翰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中，没有注意到他遭受的现实的煎熬，他也就没有痛苦。这一东方特有的力量为理解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在本世纪有如此这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起始点。
塔西娜院长领着我走在一望无际的众多圆筒型穹顶和拱门下面，路很陡峭，渐次上升。我感觉脚下的地面在离我而去。
“这是我们的根部，也是我们的颅顶”。她说。这话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从其隐喻意义上理解。中心的圆屋顶是由四根五十英尺高的柱子支撑着，由于太过紧密，这些柱子看起来很高，让人觉得眩晕，透不过气来。我透过密密麻麻的香往上看了看，这些香汇成了成百上千的闪耀的火苗，每一团火都像约翰那么明亮，香火的下部是桑葚和石榴色混合而成的颜色，顶端则是即将凋零的树叶所呈现出的令人怜惜的金黄色。不妨设想一下，古典希腊雕塑的简朴、极度的庄严，叠映在一块奢华的东方地毯上，该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如果说天国曾经倒映在任何地方的话，那它就是在这里，就在塞尔维亚的葛兰察妮霞修道院（Grachanitsa）。
14世纪斯蒂凡·尼曼雅开创的帝国疆域达到巅峰，疆域包括后来南斯拉夫大部分、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北部。
尼曼雅王朝的王室谱系。
“这样的富足，我们根本无法估量，”半个多世纪以前曾拜访过这个小教堂的丽贝卡女爵士感叹说，“我们的杯子从来没有空过，但也从来没有像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亚洲与欧洲交会的地方——这样充盈。”
穿过这个看起来巨大的教堂内部黑黢黢的通道，我从前廊走了出来，迎面而来的是另外一种沉默，草坪上羊铃的响声和一只在叩啄薄砖之间灰浆的麻雀，使得这种沉默越发强烈。从外面看，这个教堂非常渺小。四个粉蓝色的圆顶屋，紧紧围绕着另外一个狭窄而竖起的圆顶屋的颈部依次排开，形成了完美的配合，给人一种高耸入云的垂直感，也造成了这一最有吸引力的建筑上的错觉：从外边看，娇小玲珑；从里面看，气势恢宏。
葛兰察妮霞、皮克以及大约三十个塞尔维亚修道院使得南斯拉夫南部的景观别具特色。我直接从北部的萨格勒布来到这里。就像我试图通过克罗地亚的大教堂获得关于其民族问题的感知能力一样，我尝试通过塞尔维亚的修道院做同样的事情。
塞尔维亚的修道院是尼曼雅王朝的遗产。尼曼雅王朝是由12世纪末的一个部落酋长斯蒂凡·尼曼雅（Stefan Nemanja）建立的，他创建了塞尔维亚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统治者。从其创始之日起，塞尔维亚就是欧洲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当斯蒂凡已经能签名的时候，德国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Barbarossa）只能用拇指按手印。
斯蒂凡·尼曼雅的儿子，即以圣萨瓦之名而为人所知的行游僧，创建并掌管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斯蒂凡·尼曼雅的后裔米卢丁国王在14世纪初，把塞尔维亚扩张成为一个庞大的东正教帝国，甚至比当时的拜占庭帝国还要富有。
镶金的衣袖似乎也掩饰不住米卢丁旺盛的性冲动。像都铎国王亨利八世一样，他对妇女充满欲望，随意娶妻并抛弃她们，完全听任其性的癖好和无限膨胀的帝王的野心。每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都会勾起另外的欲望，因为他不断地向南部和东部攫取领土，也不断地拉拢主教们为他举行离婚和再婚仪式。他强烈的性欲，只有他对于建筑物以及富有艺术气息的装饰的欲望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他觉得这一切会像他所生的孩子一样让他得到永生。他出钱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和整个塞尔维亚境内建立教堂和宫殿。他把黄金、珠宝和圣像授给远在耶路撒冷和希腊东北部圣阿索斯山的宗教机构。在葛兰察妮霞教堂的一堵墙上铭刻着米卢丁的一段话：“我看到了葛兰察妮霞贞女教堂的遗迹……于是就在原址重建，并从内到外进行了油漆和装饰。”
米卢丁修建葛兰察妮霞修道院的时候，已经与他的第四任妻子西蒙妮德结婚，西蒙妮德是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帕里奥洛加斯的女儿。为了不让米卢丁的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卡二世把他仅有六岁的女儿许配给了米卢丁。米卢丁并没有等待小女孩长大，而是立刻与之同房成婚。尽管如此，这位塞尔维亚的王者在若干方面还是要比英国都铎王朝的国王文明一些：他只是抛弃他的前妻们，从未谋杀她们。
在葛兰察妮霞稍矮一些的墙上有关皇室的肖像画中，米卢丁已经是一个衰弱的老年男人，而西蒙妮德则是一个成年妇女。他们的面部都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苍白，而且米卢丁的一只眼睛还被磨蹭掉了。他们远不如他们的王冠、镶嵌珠宝的礼服以及国王拿在手里的葛兰察妮霞教堂的模型更为真实。这位塞尔维亚-拜占庭的艺术家似乎在告诉我们，人这个存在物只是短暂的，而用物质材料进行的关于人的创造，则是不可摧毁的。
葛兰察妮霞教堂、壁画及所有一切都于1321年完工，而在亚得里亚海对面，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刚刚露出第一道曙光。在葛兰察妮霞教堂的墙壁上，我清楚地看到了某种对于解剖的认知和用身体所表现出来的性意识（这是拜占庭图像艺术的其他流派中所没有的，在那里，身体只能严格地是一个符号，象征非物质的精神），这一切很快就在米开朗基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文艺复兴的任何艺术家都未能模仿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所成就的超自然的和精神的高度。因此，塔西娜的这句话并非在旁敲侧击，而不过是实话实说：“要不是土耳其人的干扰，我们很可能要比意大利人还伟大。”
在整个巴尔干，你都能听到这种克制的话，当年丽贝卡女爵士访问的时候是这样，此时此刻也是这样。丽贝卡女爵士说：“土耳其人毁灭了巴尔干，他们所造成的毁灭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到今天仍然还没有被修复……但由于土耳其人被赶走，巴尔干各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激情失去了正当的宣泄通道。”
如果你像俄裔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一样，把苏联看作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20世纪的对等物，腐朽的东方专制统治的历史轨迹也从伊斯坦布尔（以前的君士坦丁堡）一路向北迁移到了莫斯科，从苏丹托普卡匹的王宫迁到了克里姆林宫，那么，丽贝卡女爵士已经为20世纪90年代勾勒了塞尔维亚以至南斯拉夫、甚至巴尔干各国的形势。由于共产主义溃败，苏联人被赶走，巴尔干各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激情失去了正当的宣泄通道。
数十年来，屈服于铁托的统治，塔西娜院长有其他的忧虑，需要进行其他的战斗。但是，由于那一灾难的结束，她又回头与土耳其人作战，尽管她现在用其他的名字来称呼这一问题。
因为塞尔维亚人零散地分布在难以征服的森林和多山地带，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说，塞尔维亚比保加利亚和希腊离土耳其更远，所以，奥斯曼帝国的桎梏从未像在那些国家那样严实。流动的抵抗小分队始终存在，特别是在邻近的黑山那些黑色的花岗岩堡垒之内。但是，塞尔维亚仍然还不够远。
在塞尔维亚传说中，尼曼雅王国为了在天堂获得一个新的王国，把自身当作祭品献给了蜂拥而至的土耳其人；与此同时，在俗世，尼曼雅的牺牲使得意大利和中欧存活下来并能够继续发展。
“意大利和欧洲其他民族的伟大，是建立在我们的骨头之上的。”塔西娜院长痛苦地说。“来吧，”她招呼我说，“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所遭受的痛苦。”
我走进了一座典型的土耳其建筑物，铺着茜草和瓦片的屋顶，黄色石头砌成的墙，点缀着花草的悬空木质阳台。塔西娜院长称之为“典型的塞尔维亚风格的”建筑物。在保加利亚，这样的房屋被称作“典型的保加利亚复兴主义的”建筑物；在希腊，则是“典型的希腊”建筑物。客厅有些阴暗。我坐在那里，双脚放在一块土耳其风格的地毯上，穿着外套仍然觉得冰冷。塔西娜院长的黑色修女服的轮廓映照在白色的窗帘上。另外一个修女拿着圆筒状的金属大口杯，倒出来的是浓浓的、加了许多糖的土耳其咖啡。接着，修女又往玻璃杯里倒上了修道院自制的、清澈的李子白兰地。塔西娜院长猛地把一杯白兰地拿到自己面前。接着她那双农民才有的大手又一次从黑暗中伸了出来：
科索沃地区、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地图。
“我不是先知撒母耳，但与其耻辱地活着，不如坦坦荡荡地死去……”
“我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某个阿尔巴尼亚人把一个塞尔维亚同胞的眼珠子剜出来，强奸了一个小姑娘，或是阉割了一个12岁的塞尔维亚男孩，我是不会把另外一半脸送上去的。”她用手掌做刀，猛劈了一下大腿上方的空气，“你知道这件事，对吗？”
我并不知道，但还是点了一下头。
塔西娜院长把胳膊肘放在了桌子上，向着我倾斜了一下身体。我的双眼适应了屋子里的黑暗，也第一次好好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她有着强壮的、精力充沛的外表，高颧骨，充满激情的、母性的眼睛。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年女人，年轻的时候肯定非常有魅力。她的眼睛尽管充满激情，眼神却很奇怪地有些不够集中，就像是教堂里圣徒的眼睛一样，被迷信弄得模糊不清。她白白的指尖随着话语的节奏舞动着。我想起了约翰·里德1915年穿越塞尔维亚时说的话：“塞尔维亚语速度快，婉转流利，在我们听来，就像是潇潇洒洒落下的清水。”
“你知道吗，”塔西娜院长说，“这些年轻的阿尔巴尼亚人竟然在其他修女面前脱掉短裤？”
我又一次点了点头。
“塞尔维亚的血液就是被这些人给放干了。说他们贫穷，没有工作，这纯粹是撒谎。因为他们把生命垂危的祖父算作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都是偷渡者，藏了很多外汇。他们只是穿着寒酸、肮脏，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
“你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想通过生养更多的孩子的方法征服世界。你知道吗，一个家庭如果连五个孩子也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教牧师都不会来？还有，阿甄·乌拉斯（阿尔巴尼亚的一位领导人）就是一个好色之徒，经常和当地妓女胡搞。”
“你是什么人？”她突然问我。
“我是美国人，”我回答说。
“我知道，但所有美国人都有些不一样。你是什么人？你肤色有些深。你不像美国人应该是的样子。”
“我是犹太人。”
“哈哈，我喜欢犹太人，可是我仍然愿意为你施洗。”她笑了起来，脸上留出一种保护性的善意。“我羡慕那些拿枪的以色列妇女。要是我只有四十岁，我也会持枪的。在南斯拉夫，人们已经没有信仰了。只有在这里，在塞尔维亚，还有真正的信仰……我知道，我是一个坚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事情会变得更为糟糕——你就等着瞧吧，没有调和的可能。”
塔西娜院长双手紧紧抓住了我的一只手，使劲握了一握，似乎要对我表示祝福。
“我在这些墙内生活了三十五年了。我们有两公顷（五英亩）的土地，我们通过养猪和养羊补贴我们的生活。1539年，这里还有一个印刷作坊，就在外面那儿，”说着她举手指了指，“可现在已经肮脏不堪，没有人理睬了。”
“外面那儿”就是内维尔·福布斯、约翰·里德在1915年、丽贝卡女爵士在1937年和塔西娜院长此刻所说的“旧塞尔维亚”：就是塞尔维亚民族意识中的“犹大和撒马利亚”，是一切奇迹发生的地方，是伟大的尼曼雅王国诞生、走向辉煌和被毁灭的地方。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这块神圣的土地从人口数量上说已被他人占领，占领者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他们历史上的附属者——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于是，这个地方不再被称为旧塞尔维亚，而是“科索沃”。
但是，塔西娜院长真心痛恨的却仍然是土耳其人。如果没有土耳其人长达半个千年的统治所造成的文化与经济上的动荡不安，二战后可能就是另一种制度，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永远也不会被皈依伊斯兰教，人口也不会像他们旧塞尔维亚这样增加到如此大的数量。
因此，用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话来说，塞尔维亚人也有他们的“群体符号”。事实上，塞尔维亚人有两个这样的符号——两个表征其民族性格和历史困境的、让他们义愤填膺的纪念碑。这两个符号都是尼曼雅王朝留下的遗产。
第一个（也稍微矮一点的）纪念碑是中世纪的修道院，这是艺术与神奇事物的孵化室，其最强力的象征则是葛兰察妮霞教堂，这主要是因为它靠近另外一个（高一点的）纪念碑：科索沃黑岩盆地（Kossovo Polje），即“黑鸟出没之地”，在这里，1389年6月28日，土耳其人最终打败了塞尔维亚人，并任由食腐鸟吞噬死者的遗体。
1989年在其他民族的心目中被当作冷战结束、东欧体系崩溃的年份，但在塔西娜院长和855万塞尔维亚人看来，1989年标志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他们战败的600周年。
米卢丁国王死于1321年，他的御用画师刚刚完成了葛兰察妮霞教堂的壁画。他的儿子斯蒂凡·尤洛斯国王接替了他；十年之后，米卢丁的孙子都珊登上了塞尔维亚的王位。在塞尔维亚语中，都珊（Dushan）是“都莎”（Dusha，灵魂）一词的变体，是一个表示亲切的昵称——人们认为这个名字适合于一个国王，并期望塞尔维亚在这样一位国王的率领下能够达到其荣耀的顶点。都珊允许宗教自由，并且批准外国使馆附属于他的王宫。他确立了一种税收制度和法治，颁布了以陪审团判决为主要特色的都珊法典。都珊帝国的疆域北至克罗地亚的边界，西至亚得里亚海，南至爱琴海，东至君士坦丁堡的门户。它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北部希腊和保加利亚。如果不是由于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入侵的干扰，他不得不重新在西北部部署兵力的话，他很可能乘胜围攻萨洛尼卡，并攻打君士坦丁堡。
1354年，都珊又有了征服拜占庭帝国的机会。绝望之下，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让土耳其军队在东部集结，穿越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并在加利波利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目的是抵挡都珊的塞尔维亚军队。这一军事调遣行动被证明是不必要的——都珊发起行动的第二年，即1354年就突然死亡，却有着不期而然的后果：土耳其人一直留在这里，一个世纪之后，1453年，在洗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之前，他们还利用这个据点入侵了保加利亚和希腊。
都珊的儿子尤洛斯是最后一个尼曼雅国王。在他的虚弱的统治下，塞尔维亚的封建诸侯势力大增，宫廷的力量则被削弱。为应对尤洛斯死后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塞尔维亚的诸侯们推选了一个王子拉扎（Lazer）担任其民族的首领。随后若干年里，尽管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征服了越来越多的领土，塞尔维亚人也构成了欧洲主要的基督教阵营的抵抗力量，正面应对穆斯林的进攻，但是，拉扎几乎没有从中欧和西欧各民族那里得到任何支持。最终，在1389年，爆发了那场决定了塞尔维亚和整个巴尔干半岛500多年——直到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发生的1912年——命运的战争。
我乘车从葛兰察妮霞教堂往北走，车子起起伏伏穿越了众多苹果绿色的、穹顶状的小山。司机播放的磁带上是塞尔维亚民俗音乐，让人感觉轻松惬意，音乐散发出田园生活的气息，类似于斯蒂芬·福斯特音乐的旋律。远方出现了一个平坦的、也平淡无奇的平原：科索沃黑岩盆地，即黑鸟出没之地。
塞尔维亚勇士在炎热六月中的一天行军到这里，队伍辎重齐备，官兵的盔甲镶金带银，漂亮的羽毛装饰在他们的头盔上。轻装上阵的土耳其人骑着蒙古矮马突然出现，就像现代的游击队战士切割正规部队那样，把塞尔维亚人打散。为了挽回阵势，塞尔维亚人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手段。一个名叫米洛什·奥比利奇的塞尔维亚贵族离开队伍，向着土耳其人走去；被带到苏丹穆拉德面前时，奥比利奇掏出藏好的短剑，杀死了这位土耳其的指挥官。然而，这样做并没有达到军事的效果。指挥权立刻就传到了穆拉德的继承人巴耶齐特（Bayezit，“霹雳”）手中。巴耶齐特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活捉并处决了他们的领导人拉扎。（几年之后，巴耶齐特又用大规模处决的方式袭击了另外一个信仰东正教和基督教的民族——保加利亚人。）
但是，一首塞尔维亚诗歌里记载的传说，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天上飞来一只鸟，它是一只灰隼
来自圣地耶路撒冷，
它叼着一只小燕子
那根本不是灰隼，也根本不是鸟
那是圣徒以利亚
他拿着的不是小燕子
而是上帝之母的一本书
他来到了科索沃的首领（拉扎王子）面前
把书放在他的膝下（并问他）……
你要什么样的王国？
你要天堂般的王国？
还是要俗世的王国？……
首领选择要天堂般的王国，
而不是俗世的王国，
他在科索沃建了一座教堂……
然后就给他的士兵发了圣餐面饼……
然后土耳其人袭击了拉扎……
他的军队也和他一起被毁灭，
罹难的共有七十七万士兵。
一切都很神圣，一切都值得钦佩
上帝的善也得以完成。
人们很快品尝到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所带来的生不如死的滋味，赤裸裸的暴行、经济上的压榨和精神生活的贫瘠，使得塞尔维亚人彻底改变了对这种高贵的牺牲神话的看法。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无处发泄的悲伤和沮丧：流风所及，这种情感所产生的效果，与伊朗什叶派教徒心中几个世纪以来所涌动的情绪，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
斯蒂凡·尼曼雅、米卢丁、斯蒂凡·都珊等国王，甚至圣徒萨瓦，都没有像拉扎王子那样激发出塞尔维亚人如此强烈的情感：他只是一个影子似的人物，而且还不是尼曼雅家族的人，只打了一次仗（而且失败了），因而，如丽贝卡女爵士所说，他“并没有能够保护他的人民，而且成了一具黑乎乎的木乃伊，在扶卢什卡格拉山（贝尔格莱德西北的一个山区）周围被四处掩藏。”
1988年6月28日，距离拉扎王子在科索沃黑岩盆地殉难六百周年一整年倒计时开始，他的灵柩开始了在塞尔维亚的每一个镇和村庄巡游的活动，其最后地点则是拉瓦尼查修道院（Ravanica），这是他的遗体被四处掩藏前的第一个停放处。他的灵柩所到之处，都有很多痛苦不已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前去悼念。
拉扎的战败和殉难吸引了塞尔维亚人。在他的棺材周围痛哭流涕的人群，很像是伊玛目侯赛因棺材周围的悼念者。侯赛因是另外一个影子似的战败者（但在什叶派教徒眼中，他是神圣的），公元680年被亚兹德的逊尼派教徒残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战场上。像什叶派教徒一样，如塔西娜院长这样不知变通的塞尔维亚人不承认其临时的统治者具有任何合法性，不论他们是奥斯曼时代的土耳其人，还是南斯拉夫政府。如此一来，他们就忽略了真实的世界。他们认为，很快就有那么一天，在天堂里的拉扎王子就会来要回原本属于他的地上的东西。“每一个塞尔维亚的农民士兵都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约翰·里德注意到，“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这样跟他打招呼：‘嗨，为科索沃复仇的小家伙！’”
在塔西娜院长和许多其他塞尔维亚人看来，铁托的南斯拉夫——像以前的土耳其帝国一样——不过是反对塞尔维亚人的有意阴谋而已。这是因为，铁托（他本人就是半克罗地亚人、半斯洛文尼亚人的血统）所界定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不过意味着削弱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的塞尔维亚人，以便安慰其他族群，特别是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塞尔维亚建筑师完全复制的14 世纪的拉扎教堂。
铁托认为，通过把科索沃这个省放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内，并允许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自治，他已经调和平息了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双方的渴望。塞尔维亚人却不这样认为。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异邦人，三百年前才来到旧塞尔维亚，这是我们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地带，凭什么他们在那里享有自治？永远也别想。
铁托又往这个伤口上泼上了盐酸。他发布命令说，塞尔维亚人必须以铁托掌权之前过去的一切为耻辱；像米卢丁、都珊和拉扎这样的名人，都是帝国主义者；和拉扎一起在科索沃黑岩盆地被杀的塞尔维亚人，都犯了“反动的民族主义”[2]的罪。
战争前夕，拉扎王子警告说：
不论是谁，只要他是塞尔维亚人，是塞尔维亚人所生，
而且，假如他不来科索沃黑岩盆地，
参加打击土耳其人的战斗，
那就让他既生不出男孩
也生不出女孩后裔，
让他的庄稼颗粒不生……
我看到这些话写在一块阴沉的、血色的石头上，石头大约100英尺高，很严实地埋在一个迎风的、俯视着科索沃盆地的山上。纪念碑安放在一个底座上，四周环绕着子弹状的水泥塔，碑上还刻了一把剑和“1389—1989”等数字。每一座水泥塔顶部都有一个桂冠。
1987年，一个野心勃勃的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拉扎战败周年纪念日6月28日来到了这里。他在远处用手指着——指着塔西娜院长所说的“外面那儿”——并像现在的传言所说的那样宣誓：“他们再也不可能对你做到这一点了。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再打败你了！”
就在那一时刻，伴随着人群的呼喊声，塞尔维亚人对于南斯拉夫联盟的反叛开始了；反叛活动很快横向波及其他共和国。塞尔维亚人渐渐聚集起了勇气，把铁托那可怕的画像从家庭和商店里面清除出去，并换上了米洛舍维奇那丰满的、孩子气的画像。米洛舍维奇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洲唯一能够使其自身和政党免于溃败的东欧领导人，他采用的办法就是直接诉诸于种族仇恨。
米洛舍维奇本人下令建造了山顶上那座阴郁的纪念碑。旧塞尔维亚散发着来自附近工厂的废气，密密麻麻的电线交错地悬挂在空中，当米洛舍维奇第一次用手指着旧塞尔维亚那些脏乱不堪、被弄得遍体鳞伤的群山，并承诺说“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再打败你了！”的时候，他对自己话语的力量是极为清楚的。[3]
丽贝卡爵士1937年春天来到这同一片山区的时候——米洛舍维奇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孩子——，她已经发现“失败是如何笼罩一切的”，
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
在米卢丁时代还布满了村庄的山，现已破败不堪，空不见人……而且这些山也似乎消失了，留下的空间相当大，因为来访的人需要穿行很多英里，才能够看到人烟，才不觉得荒凉，并且那里人们的饭菜足够，也还讲究……在建造葛兰察妮霞教堂的时候，人们吃的是猎物和金银买来的精致的、育肥了的肉……但是，由于基督徒输掉了科索沃战役，这种日子就全部消失了……什么……也没有剩下……遗留下来的家底，薄得可怜，就像是太阳被云彩遮住时投下的影子那么薄。
四十年过去了，“失败”绝不仅仅是作家的一个历史性的隐喻。它是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现实，写在柏油地面、碎煤渣制成的砖、波纹状的金属片上，从俯瞰那场著名战役的山上很容易看清楚。失败甚至还有一个名字：普里什蒂纳（Prishtina），即铁托建造的、阿尔巴尼亚人控制的、贫民窟一般的“自治的”科索沃的首都，而且，似乎是作为一种故意的侮辱，它正好处在葛兰察妮霞和科索沃黑岩盆地这两个群体符号的中间。要从一个到另外一个去，你必须经过普里什蒂纳。
普里什蒂纳是尼曼雅宫廷的几个首都之一。丽贝卡爵士把它描述为一个“枯燥乏味的、尘土飞扬的小村子”，里面住着的“男人穿的西装极其怪异，超出了任何农民服装可能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裁缝，在成为成年男人之前，从没有见过一套真正的西装”。今天，虽然普里什蒂纳的人口已经膨胀到了15万，如果不算立体主义的建筑和破产的购物中心，它仍然是那同一个“尘土飞扬的小村子”，充斥着仍然是一些仿佛直到昨天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套西装的男人。
一直等亲自到了普里什蒂纳，我才完全体会到铁托以及上溯到穆拉德的其他苏丹们所犯下的罪恶到底有多么严重。
作者下榻的普里什蒂纳大酒店。普里什蒂纳是科索沃的重要城市。
在我离开萨格勒布南行乘坐的面包车上，我旁边拥挤在后排的男人们眼里长满了沙眼。他们穿着破烂的短裤，该用拉锁的地方只用了几个别针。他们是穆斯林，但他们呼出难闻的酒气；即使在公开承认的最为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内，这都是极为罕见的。像在南斯拉夫各地那样，色情杂志到处都是，同时还有廉价的收音机里播放的嘈杂的西方摇滚乐。还有人为了争座位打起了架。两个男人开始叫喊起来，我对这个已经适应了。他们两个开始推搡，要不是有人干预，他们很可能已经挥拳相向了。这是我在穆斯林世界中比较少见的，因为在那里几乎所有暴力都具有政治性。突然，我觉得有些不安全。我以前处在穆斯林中间时从没有这样过，除非是在战争地带。
第一个提醒我快到普里什蒂纳的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木质货架，货摊用钠灯照明，货架拼凑在一起，靠在预制的单元房子上，而这些建在采石后的山坡上的房屋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就像是步履蹒跚的醉汉。煤灰夹杂着垃圾和搅拌的水泥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我想到了动物肝脏颜色的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郊区，由于污染而到处灰蒙蒙的。普里什蒂纳不仅像是土耳其的过去的拙劣再现，也像是其现在的拙劣再现。就在汽车急速上坡拐弯，一个啤酒瓶从旁边的那个男人那里甩了过来，顶在我的后背时，另外一个建筑工程进入了我的视野：红色的砖、平板玻璃、卫生间的瓷瓦，拼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图案，被用作建筑物的外立面。
普里什蒂纳大酒店是这个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顶部立着五颗巨大的星星。电梯让我想起了一个被胡乱涂抹的厕所。我房间的门锁已经坏掉。进去之后，房间散发着前一个客人留下的气味——没有滤嘴的香烟和洗发水。深绿色的地毯上有数不清的污点。尽管有按键电话机，酒店里所有的呼叫都要经过中心接线员之手，其任务就是把话线插到木质的盒子里。
南斯拉夫政府为这个酒店配备了三个餐厅。每一个餐厅都有一个管弦乐队，都可以容纳数百人就餐，差不多一样的菜单。所有餐厅通常都是空的。服务人员、所有三个乐队的成员坐在沙发椅上，抽着烟，每当顾客进来时，他们都会表现不悦的神色。酒店里为数不多的顾客都相当聪明，选择到别的地方吃午饭和晚饭。当我思考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对南斯拉夫以及东欧的其他地方的银行贷款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普里什蒂纳大酒店。
问题在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铁托和以色列人思路一致。铁托是在一个更大的、也更为鲁莽的规模上思考问题。他们都假定，如果你为人民建造实物，人民就会停止仇恨你。在西岸，以色列人建造水、电和医保体系。这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但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不满，而人口的压力和人们更高的预期使得这种不满更加炽热。当然，我这样说难免过于简单化了。巴勒斯坦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暴动显然有着很多不同；但是，相似性也是存在的，对于一方的了解，有助于获得了解另外一方的抓手。由于已经有过在大酒店的经验，在普里什蒂纳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处转一转，观察铁托和他的继承人为了不让阿尔巴尼亚人仇恨塞尔维亚人所建造的其他实物。
从大酒店往山上去的路旁是普里什蒂纳大学图书馆，是用各种颜色的大理石块建造的。它令你想起沙漠和太空时代，你若是在某次世界博览会上或是美国西南部的大学校园里见到这类大胆的建筑，你可能会觉得更为合适。图书馆立在一块泥土地上，地上点缀着玻璃碎片、垃圾，几只山羊和几个吉普赛孩子都在觅食。当我穿过棕色的泥土地，从几个乞讨的吉普赛人身边走过时，我突然意识到，绿色是你在普里什蒂纳从没有看到的颜色。
就在大酒店后边，耸立着足球馆和体育馆的像是大教堂一样的屋顶。在体育馆的对面，则是一座预制的单元居民楼，仿佛是一个怪异的皮肤增生物。楼上拴着很多中间下沉的晾衣绳，绳子上则缠绕着稀奇古怪的晾衣架。足球场的几个出口都通过购物场所，到处都是成堆的废弃物，破碎的、被掀翻了的石凳。我和一拨南斯拉夫新闻记者以及一个小队的联盟自卫队士兵在那里等待。士兵主要是从塞尔维亚调来的，他们穿着蓝灰色制服，头盔的塑料帽檐上带有报警装置，手里拿着自动突击步枪。一辆带有装甲的士兵运输车在缓慢地行驶着，一门移动高压水炮被安装在街上的要害位置。足球比赛刚刚结束。我们都在等待成群的阿尔巴尼亚年轻男子从足球场出来。
事实上，我们都在等待近几年来在普里什蒂纳一直在发生的那种骚乱。如果世人能够更认真地对待20世纪80年代在科索沃发生的这种漫无目的的骚乱，那么，塞尔维亚人——由于与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时感到的愤怒、绝望——后来发泄到无助的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身上的更大的暴力，就不会那么让世人感到震惊。
爱德华·吉本18世纪末在英国把阿尔巴尼亚描述为这样一片土地，说它“在意大利就可以用眼睛看得到，却不如对美国的内部了解得多”。即便是假定美国的内部仍然未被探索，直到20世纪90年代，吉本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评论可能仍然是很有道理的。
亚得里亚海周围，群山连绵，地势险要，阿尔巴尼亚就坐落在这里，靠近科索沃。直到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在这里生活的340万阿尔巴尼亚人，仍然像当地生长的黑鹰——实际上，此地的人和土地都得名于这种鸟，Shqiperia，意为“黑鹰的土地”——那样，让人感觉神秘莫测：受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暴虐统治，而与阿尔巴尼亚孤独的过去一脉相承的是，该政权敢于和整个世界为敌。
阿尔巴尼亚人源自于古老的伊利里亚部落，根据若干的描述，他们在希腊人之前来到了巴尔干半岛，因而比斯拉夫人要早一千多年就来到这里。阿尔巴尼亚的语言（shqip）也源自于伊利里亚部落的语言，与其他任何已知语言都没有相似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首领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所执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南斯拉夫——所表现出来的残暴与仇视，并非没有历史的逻辑。
尽管塞尔维亚人对此宁愿避而不谈，但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发展也受到过土耳其人的干扰。在他们黑暗而漫长的屈辱之夜中唯一的闪光点，是乔治·斯坎德贝格奋斗的一生。斯坎德贝格是15世纪奥斯曼军队的阿尔巴尼亚军官，但他抛弃了这个职位，并在他的祖国成功发动了一次起义。他在二十五年之后，即1468年去世，这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又一轮的攻势，但他树立的榜样鼓舞了许多勇敢的（尽管是没有希望的）阿尔巴尼亚人针对土耳其的苏丹统治而发起反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为他写了一首诗，安东尼奥·维瓦尔第则为他创作了一部歌剧。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的统治终于开始坍塌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再次发现要孤立地面对更大的敌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都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并声称要来解放它，但其真正的目的则是把它拆得七零八落，成为他们各种各样的势力范围。1913年，大国干预的结果是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成立，但不包括已被塞尔维亚人抢走的科索沃省。
一年之后，即在1914年，塞尔维亚军队再次入侵阿尔巴尼亚本土；因此，当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部队因追逐塞尔维亚人而涌入阿尔巴尼亚时，阿尔巴尼亚人竟然表示欢迎。“由于完全孤立无援，选择其保护人的奢侈，他们是不可能享受的；为得到……救援，他们（阿尔巴尼亚人）恨不得去求魔鬼本人。”阿尔巴尼亚作家安顿·劳格瑞慈（Anon Logoreci）在《阿尔巴尼亚人：被遗忘的欧洲幸存者》中这样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奥匈帝国战败和解体，在巴尔干所有别的地方，人们都因此而充满喜悦之情；但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他们唯一的朋友，而只能听任饕餮强邻的摆布了。
阿尔巴尼亚一战时期的国界。
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什么两样。1939年4月，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法西斯主义的入侵，用劳格瑞慈的话说，“在绥靖的深水中，甚至连一个涟漪也没有激起来……”当墨索里尼接着于1940年10月入侵希腊时，希腊总理乔治·迈塔克萨斯宣布说，他的军队将奋起战斗，不仅要夺回希腊的领土，还将征服阿尔巴尼亚。于是，阿尔巴尼亚人不但要抗击意大利的占领，还要害怕希腊的“解放”。
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意大利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被德国纳粹取代。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阿尔巴尼亚人恩维尔·霍查，担负起了反抗斗争的重任。霍查曾留学法国，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他率领军队不仅打败了纳粹，而且打败了其他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二战结束时，7.3%的阿尔巴尼亚人死亡或伤残，其他人则处在即将被饿死的边缘。每一座桥梁和工厂都被炸毁。但西方对阿尔巴尼亚的关注极少，因而也懒得费神去了解霍查如何使用武器。1944年十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约瑟夫·斯大林和温斯顿·丘吉尔的见面会上，两位领导人逐一把巴尔干诸国划分开来，但阿尔巴尼亚却根本没有被提及。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又是唯一的被排除在会议议程之外的欧洲受难国。
霍查，1941年。
游击战争期间的霍查（右一）。
与此同时，铁托把邻近的科索沃省划入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管辖范围内。铁托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则在大量地屠杀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群，并给他们安上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勾结的罪名。这些血腥的屠杀，让之前与铁托合作的共产主义者也对铁托不再抱有幻想。随后数十年中，科索沃一百万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骚动一直在持续高涨。铁托的回应是用玻璃和水泥建造一个“新的普里什蒂纳”，其中包括一所大学。1981年3月，在这个城市建成后不久，这所新成立的大学的学生发动了抗议活动。该校学生的书籍与上学的费用当时都由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政府支付。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骚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时代。六年之后，米洛舍维奇登上了塞尔维亚的权力顶点，承诺将进行镇压。当他试图剥夺科索沃的自治地位时，暴力开始不断加剧。
到那个时候，在阿尔巴尼亚本国之内，闹钟才刚刚发出滴答声。都拉斯（Durres）是一个港口城市，曾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最大城市。1990年末在这个城市，我想办法从严密监控的观光团溜出来几个小时。我发现了一个公元2世纪遗留下来的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它周围有很多垃圾堆，其中一堵墙被当作了公厕，我还发现了其他的衰败迹象。唯有裁缝和鞋匠的店铺数量比较多。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是原始的服务经济：进口的东西很少，也没有工厂大批量生产衣服和鞋子。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半裸的、剃着光头的吉普赛年轻人向我乞要口香糖。即便是在最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孩子们还在卖口香糖：但在这里，没有可以卖的口香糖。我看到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外面，他们是在看亭子里展示的安全剃刀，样子像是20世纪50年代我还是小孩子时看到我父亲使用的那种。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期望与惊羡。
在圆形剧场的下面，我看到一个10世纪的拜占庭教堂的一个半圆形小室，黑、白、黄色的镶嵌瓷砖拼出一个天使的图案。我仔细地打量着建造这所砖房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心与细致。这一浸透着历史内容的建筑遗迹只有几英尺宽，两边使用的任何东西建筑标准都不高：为了节省水和水泥，这些阿尔巴尼亚式的房子所使用的墙砖之间的灰泥，往往是布满了洞孔。
在都拉斯的那个晚上，我沿着海滩散步，路过一排20世纪60年代为了防御“英美帝国主义”和“俄罗斯-保加利亚修正主义”的武装入侵而修建的有圆顶的水泥碉堡时，我听到嘈杂的深紫乐队的乐声从迷雾中传来，其源头可能是离岸大约有几百英尺的某个地方。我突然发现一条通往海边的步行小道，就顺着它走到了一座破旧的楼里面，发现一群小伙子东倒西歪地坐在椅子里，喝着烈酒，抽着烟。立体声扬声器离他们的耳朵只有几英尺。原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个工程师，而且会说英语。为了听清楚对方说话，我们都扯着嗓子喊叫。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想降低音量；我突然意识到，嘈杂的音乐也是一种抗议。
“你从哪个国家来？”
“美国。”
“你听说过作家杰克·伦敦吗？”
“是的，”我回答说，“他写过这个世纪初期美国西北部生活的故事。”
“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听说他的一些书很快就到这儿的图书馆来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当然嘈杂的音乐在继续播放着。海岸已经几乎消失在迷雾之中。
“我们的心脏在怦怦地跳。我们知道在罗马尼亚和东欧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阿尔巴尼亚仍然是孤独的，我们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南斯拉夫这个榜样鼓舞了我们。我们需要自由，这样我们就能够与我们在科索沃的兄弟们一起战斗。”
我突然意识到，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你只能听到人们谈论希腊，因为许多希腊裔的阿尔巴尼亚人在那里都有亲人。但在阿尔巴尼亚中部，最为重要的事实则是科索沃以及那里对抗塞尔维亚人的战役。数十年来，这片小小的土地一直能够躲藏在它的石灰岩的碉堡后面。现在，那些连绵不断的山似乎都在迅速地倒塌。希腊和塞尔维亚再一次威胁到了阿尔巴尼亚。而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西方，人们则是完全不了解——对他们来说，西方的不可知，就像尘封的、遥远的杰克·伦敦那样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