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暴民胜利，他们就不是暴民了，而是改叫国民，但若失败，哎呀，那他们的名字就是流氓、叛徒、小偷等，有些人还会被处死。
——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巴里·奥马拉医生说
我只能决胜沙场，约瑟芬却用善良征服所有心灵。
——拿破仑对侍从路易·德·博塞-罗克福男爵说
1794年2月7日，拿破仑就任意大利军团炮兵指挥官。皮埃尔·丹贝里翁（Pierre Dumberion）将军与奥地利盟友、意大利西北部的独立王国皮埃蒙特-撒丁（它也统治撒丁岛）交战五周，小胜三场。拿破仑参加了这次战役，他表现不错，但并不出彩。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the Ligurian Alps）的峰峦与山口的美丽之下却暗藏险境，他也在这五周内熟悉了它们的地形。拿破仑与脾气火爆、能力非凡的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将军并肩作战。5月，马塞纳把撒丁军逐出了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从侧翼包抄滕达山口（Col di Tenda）的奥撒联军，自此赢得绰号“胜利的宠儿”。
战役很快结束。夏初，拿破仑已返回尼斯和昂蒂布。他开始追求昂蒂布的漂亮姑娘欧仁妮·德西蕾·克拉里（Eugénie Désirée Clary），德西蕾年方二八，其亡父既是保王党人，也是富裕的织物商、肥皂商。1794年8月1日，德西蕾的姐姐朱莉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夫，她的丰厚嫁妆多达40万法郎，波拿巴家族的金钱困扰终于解决了。拿破仑和德西蕾几乎全靠书信交往，次年4月，两人订婚。一年前，19岁的吕西安·波拿巴娶了22岁的克里斯蒂娜·布瓦耶（Christine Boyer），她是旅馆老板的女儿，虽美丽动人却目不识丁。吕西安办婚姻证明时用了自取的革命名号布吕蒂斯（Brutus）[1]，波拿巴家族里只有他如此改名。
1794年4月，拿破仑向公共安全委员会递交了经撒丁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意大利军团成员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将其携至巴黎。好在计划书并非拿破仑亲笔写成，它出自朱诺之手，所以字迹清晰。拿破仑提出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观点，如：“不可分头行动，务必合兵出击”；“必须击败（奥地利），一旦成功，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战自溃”；“头脑发热的人才想打马德里，应该防守法西边界、入侵撒丁”。甚至在那时，他就开始急求集中权力了：“应当统一调度阿尔卑斯军团和意大利军团。”[2]
拿破仑躁动难耐，注重细节，需要所有事都干得更快更好，倒霉的部下贝利埃（Berlier）少校首当其冲。“我非常不满意装填那16门（加农炮）的方式，”他致贝利埃的一封信写道，“你肯定很乐意回答以下问题……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另一封信则是：“我不敢相信你贯彻指令那么慢，什么事都得给你讲三遍。”再小的军务也逃不过拿破仑的眼睛。“把炮台指挥官卡利（Carli）关起来，”他命令贝利埃，“他离队去昂蒂布找葡萄酒了。”[3]
皮埃蒙特战役期间，拿破仑收到官方的晋升旅级将军确认书，但他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贵族？”恐怖统治仍大行其道，所以他非常理智地否认了，严格意义上他撒了谎。[4]大革命开始对自己的儿女张开血盆大口：3月5日，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下令处死极端主义的埃贝尔派（Hébertist faction）；4月5日，委员会又处决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和卡米耶·德穆兰。一位当时的人士指出，“面包店门口的石头上坐着成千上万的妇孺”，“巴黎人半数以上靠土豆过活，纸币毫无价值”。[5]显而易见，雅各宾派既拿不出食物，也无法实现和平，巴黎人民推翻他们的时机成熟了。1794年，联军开始撤离西班牙、比利时与莱茵河（the Rhine）一线，一群吉伦特派阴谋者遂有足够的信心推翻雅各宾派，最终结束恐怖统治。
7月中旬的六天中，拿破仑代表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赴热那亚执行秘密任务。他汇报了当地的防御工事，同法国代办（chargé d’affaires）让·蒂利（Jean Tilly）会谈五小时，并说服总督相信有必要巩固法国-热那亚同盟。此事让他更深入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圈子，但时机偏偏最糟。7月27日（革命历热月九日），巴拉斯和弗雷龙领导“热月政变”（Thermidorian reaction），推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次日，罗伯斯庇尔兄弟和60名“恐怖分子”被斩首。若拿破仑当时在巴黎，他可能被抓住，同他们共赴刑场。8月5日，拿破仑得知罗伯斯庇尔兄弟的下场，当时他刚从哥哥约瑟夫的婚礼上返回锡格（Sieg）的军营，该地位于尼斯附近。“小罗伯斯庇尔的命运让我有些感动，”他致信蒂利，“我喜欢他，相信他为人正直，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6]
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的栽培当然导致拿破仑身陷怀疑。8月9日，一名军官带着十个士兵来到拿破仑在尼斯的住处，逮捕了他。他被押至尼斯的要塞，在那儿待了一天，接着又在昂蒂布的卡雷要塞（Fort-Carré）关了十天。（此前的军事生涯中，他视察过这两处要塞。）萨利切蒂的自保意识无可非议，他根本没保护拿破仑，事实上，他还翻遍对方的文件寻找谋反证据。[7]“他是高高在上的伟人，几乎不屑看我一眼。”拿破仑愤怒地评价自己的科西嘉同胞兼五年政治盟友。[8]
1794年，无辜者和战绩确凿的共和国英勇战士也逃不过断头台，所以拿破仑的确身处险地。他被捕的官方原因是炮台纠纷：他把炮架在马赛市向陆一侧，一些市民认为他不是抵抗侵略者，而是对付他们。之前在1月，拿破仑致信战争部长布绍特：“保护马赛港的炮台位置太离谱了，布局者是个十足的蠢货。”[9]当然，逮捕他的真正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他受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提携，又写了由其帮忙出版的雅各宾小册子《博凯尔晚餐》。“亲爱的朱诺，人们可以冤枉我，”拿破仑致信忠实的副官，“但我无辜就够了。我的良知就是听我自白的法庭。”[10]（朱诺忠诚却冲动，他想了个红花侠式[11]计划，打算劫狱，而犯人明智坚决地制止了他：“什么都别做，不然只会害了我。”[12]）
拿破仑是幸运的。热月党人既不像雅各宾派那样对敌人不留余地，也没有纵容类似九月屠杀的法外监狱谋杀。8月20日，他因证据不足获释。拿破仑在狱中的物质生活并不辛劳，掌权后，他任命自己的监狱看守当宫廷侍从。他一出狱就重启科西嘉远征计划，不断骚扰可怜的贝利埃少校。他也有时间重新追求德西蕾·克拉里（他叫她欧仁妮）。9月10日，他致信她：“您容貌迷人，性格可爱，赢得了您的爱人的心。”[13]为了让她更具智慧的魅力，他给她寄书单，希望她照单阅读，还承诺今后在信中谈谈他对音乐的看法。他还力劝她提高记忆力，“形成自己的思维”。
拿破仑一向认为女性低人一等，但他显然清楚如何靠教育培养男人的良偶。他问德西蕾“用灵魂”阅读的效果，设法让她更知性地看待音乐，因为它“是生活中最大的乐事”。波拿巴家族曾在巴黎和罗马雇请乔瓦尼·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1797～1814年此人几乎一直在谱曲。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后来说，拿破仑对帕伊谢洛所创作音乐的鉴赏力相当敏锐。拿破仑写给德西蕾的信并不是特别华丽，甚至说不上非常浪漫，但他爱意浓烈，而且他集中注意力的目的是吸引她，尽管他仍称她为“您”（vous），哪怕新生的共和国不拘礼节。[14]
德西蕾开玩笑似地批评拿破仑，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调侃。“小姐（mademoiselle），如果您能看到，”1795年2月，他致信她称，“您的信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情，您就会相信自己的指责不义……我没有什么快乐不想与您分享。我的每个梦境，您都装点了一半。请确信，‘最明理的女人爱最无情的男人’是一句凶险恶毒、判断失当的不公正评价，您并不相信您笔下的这句话。哪怕您正写下它时，您的手也未书写您的心。”[15]他补充道，给她写信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最迫切的”灵魂“需要”。他为她订阅击弦琴杂志，好让她获知巴黎最新的音乐；他担心她的老师对乐理课不够上心；他在信中加上长长一段歌唱技巧，这说明他谙熟声乐知识（或者说，至少他有自己的观点）。1795年4月11日，他终于亲切地称她为“你”（tu），并写道，自己“一生恋你”。[16]拿破仑坠入了爱河。
1794年3月3日，拿破仑率15艘船、1174门大炮、16900名士兵从马赛起航，欲从保利和英军手中夺回科西嘉。远征舰队很快被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驱散，其中2艘船被俘。英军舰队也有15艘船，但其火炮较少，兵力也只有法军的一半。在这场海战中，法军试图凭同等兵力对付部署能力明显更强大的皇家海军，拿破仑对败退不负责任，但这个“旱鸭子”代表也没从中学到什么教训。1793～1797年，法军损失军舰125艘，包括35艘战列舰，英军损失军舰38艘，包括11艘战列舰（英军军舰折损的主要原因并非法军袭击，而是火灾、事故和暴雨）。[17]大战略的海洋方面永远是拿破仑的弱点之一。他固然常胜，却从未赢在海上。
远征搁浅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就失业了，而且他在将军资历表上只排第139位。虽说他是公认的炮兵专家，但人们认为他“太专注于谋求晋升”，所以意大利军团新任司令巴泰勒米·谢雷（Barthélemy Schérer）不想招募他。[18]这句评价当然不假：拿破仑眼中军事与政治的区别至少与其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眼中的一样小。然而，科西嘉远征舰队送他上岸后仅过八天，他就调任西方军团炮兵指挥。该军团屯于布雷斯特（Brest），正在镇压旺代保王党叛乱，军团司令为奥什将军。
恐怖统治中幸存的很多吉伦特党人组成了现在的政府。此刻，政府在法国西部打一场残酷肮脏的战争，死于此役的法国人比巴黎恐怖统治的所有牺牲品还多。拿破仑清楚，就算在旺代取胜也无甚荣誉。奥什只比他大一岁，所以他升职的机会不大。他已同英军和撒丁军交过手，对战其他法国人的前景已勾不起他的兴趣。5月8日，他去巴黎试图谋取更好的职位，并带上16岁的弟弟路易［他想送路易去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19]的炮兵学校上学］以及马尔蒙与朱诺这两个副官（米龙已成为第三个副官）。[20]
5月25日，拿破仑住进巴黎的自由旅馆（H?tel de la Liberté），然后马上去拜访了代理战争部长奥布里（Aubry）上尉，但此人实际上把他贬为旺代步兵指挥官。“拿破仑感到受辱，”吕西安回忆道，“他回绝了。他在巴黎待业，领有失业将军的薪水。”[21]拿破仑又称抱病，靠半薪勉强过活，但他仍把路易送去沙隆。战争部命令他要么去旺代，要么提供患病证明，要么干脆退役，但拿破仑继续忽视这些要求。数月来他艰难度日，但对命运仍泰然处之，8月，他致信约瑟夫：“我，我对生活几乎无爱……我发现自己总是置身濒临战斗的情境，只赞同一个观点：既然生活中存在毁灭一切的死亡，焦虑就是蠢事。”他还自嘲道：“我总是非常听天由命，再这样下去，朋友，迟早有一天马车驶来我也不让道。”[22]历史学家严肃对待此言，导致它完全丧失了幽默韵味。
事实上，拿破仑决定享受巴黎的魅力。“在这里，恐怖时代的记忆不过是噩梦一场，”他告诉约瑟夫，“看来每个人都决心补偿吃过的苦头。因为未来不明，他们也决意在今朝尽情享乐。”[23]拿破仑咬咬牙，初次踏入社交界，但他和女性相处时感觉不适。长相也许是部分原因。那年春天，某位女性见过他多次，她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瘦最怪的家伙……瘦得叫人同情”。[24]还有一名女子给他取了绰号“穿靴子的猫”（Puss-in-Boots）。[25]交际花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Laure d’Abrantès）当时认识拿破仑，她后来写了刻薄的回忆录，说两人熟识，但他们的关系很可能没那么好。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回忆道：“他的前额上耷拉着破旧的圆帽，头发扑了一层乱糟糟的粉，垂在灰色厚大衣领口。他曾说手套是无用的奢侈品，所以不戴它们。他蹬着粗劣的靴子，黑鞋油也没涂匀。他体格瘦弱，面色蜡黄。”[26]难怪拿破仑不适应巴黎的时髦沙龙，甚至鄙视乐在其中的人。他和朱诺（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未来的丈夫）交谈时曾批评花花公子的着装以及他们采用的咬舌音。称帝后，他确信郊区（faubourg）的时髦沙龙女主持在煽动对自己的敌意。拿破仑最爱的娱乐不是社交是求智，他旁听公共讲座、参观天文台、观看戏剧和歌剧。“悲剧激励灵魂、振奋心灵，”日后他告诉一位秘书，“可以且应当铸就英雄。”[27]
1795年5月，拿破仑在去巴黎的路上致信德西蕾：“离你如此遥远，分别如此长久，让我痛苦不堪。”[28]现在他攒了足够的薪水，可以考虑购买勃艮第拉尼（Ragny）的城堡。他列出自己靠当地各种谷物可获得的收益，估计堡中饭厅会是波拿巴宅里的四倍大，并做出共和意味强烈的评价：“拆掉三四座赋予城堡贵族气派的塔，它就只是一个人丁兴旺之家的宜居之所了。”[29]他告诉约瑟夫自己想成家。
“我在沙蒂永[30]的马尔蒙家见到许多女人。她们容颜美丽、性格宜人，”6月2日，拿破仑致信德西蕾，很明显他想引她吃醋，“但我亲爱的好欧仁妮，我一刻也不觉得她们比得上你。”两天后，他又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没收到你的信，你怎能十一天都不写呢？”[31]克拉里夫人认为家里有一个波拿巴就够了，因此劝阻女儿写信，拿破仑也许察觉到了，一周后，他又只称呼德西蕾为“小姐”了。6月14日，他承认了形势：“我知道你永远保有对朋友的爱，但那不过是亲切的敬意。”[32]拿破仑致约瑟夫的信表明他仍爱德西蕾，但8月时，他又在信中称呼她为“您”了：“您要追寻本能，任自己去爱身边之物……您明白我命属险恶沙场，或荣耀凯旋，或马革裹尸。”[33]他的话固然煽情过头，但也有闪光点——真实。
6月24日，拿破仑给约瑟夫写了封信。乍看之下，此信只写了哥哥计划参与热那亚橄榄油贸易这类稀松平常的事，但他一边写信一边大哭，催他落泪的因素只有手足情吗？因德西蕾引发的自哀是否占了同等分量？“生活仿佛消散的空梦，”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并索要对方的画像，“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心灵交融，你最清楚我的心完全属于你。”[34]7月12日，拿破仑设法说服自己相信德西蕾已成过去，他致信约瑟夫，谴责阴柔男子太专注女色：“为她们痴狂，脑子里唯有她们，只因且只为她们而活。只要在巴黎待上六个月，女人就会明了她的使命和帝国疆界。”[35]
德西蕾抛弃了拿破仑，这加深了他对女人乃至爱情本身的深深疑虑。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把爱情定义为“懒人的职业、战士的烦恼、君主的绊脚石”，并告诉一位随员：“爱情是诞生于社会的人造情感，真爱并不存在。”[36]放弃追求德西蕾后，拿破仑不到三个月就做好再次恋爱的准备，但德西蕾似乎仍在他心中留有一席之地，哪怕她嫁给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将军，最后成了瑞典王后。
1795年6月下旬，一股英军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37]附近的基伯龙湾登陆，支援旺代叛军。事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非常确信我军步兵占优势，所以嘲笑英国的威胁。”[38]土伦会战后，他对待英军时总是自信过头，此事便是一个早期例子（诚然，这回他的确没错，因为10月时英国远征军已一败涂地）。除了土伦会战，拿破仑此后只和英军交过两次手——阿克会战与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想重返意大利军团炮兵部队，8月上旬他仍在为此事游说，但也认真考虑去土耳其任职，使苏丹的炮兵实现近代化。吕西安的回忆录称，值此事业波动期，拿破仑甚至细细盘算参加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军队，虽说比起军事优势，他的动机更偏向其经济利益。他开玩笑称：“几年后我成了东方大富翁，给三个妹妹捎回丰厚的嫁妆。”[39]太后（Madame Mère，其母未来的名号）对这提议太较真，指责他连想都不该这么想。她认为儿子相当有可能因为“与政府一时不和”便去投奔东印度公司。亦有迹象表明俄国人想招揽他，好让他协助对付土耳其人。
1795年8月中旬，事情已临危急关头。战争部命令拿破仑去见其下属单位医学委员会，以确认他是否诈病。拿破仑便向同他有联系的政客求助，如巴拉斯、弗雷龙。其中一人把他编入战争部的历史和地形测绘局，虽然名称普通，但它其实是协调法军战略的规划部门。8月17日，拿破仑致信尼斯的意大利军团军务组织官西蒙·叙西·德·克利松（Simon Sucy de Clisson），称“他们让我当旺代军团将领，我不接受”，可才过三天，他就对约瑟夫自夸，“此刻，我隶属指示军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测绘局”。[40]亨利·克拉克（Henri Clarke）担任测绘局局长，他是伟大的军事组织家、“胜利的谋士”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宠儿（protégé）。
战争部下属单位测绘局规模不大，运转高效，号称“当时最复杂的计划组织部门”。[41]测绘局由卡诺创立，直接向公共安全委员会汇报工作。它从各司令处收集情报，部署军队调动，准备详细的行动指示，并协调后勤。克拉克的高级下属有让-吉拉尔·拉屈埃（Jean-Girard Lacuée）、塞萨尔-加布里埃尔·贝尔蒂埃（César-Gabriel Berthier）和皮埃尔-维克托·乌东（Pierre-Victor Houdon）这三位将军，他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战略人才。拿破仑很难找到比这里更适合学习补给、支援和后勤这些战略必备要素的地方了。（尽管19世纪早期军事词典里才出现战略这个词，拿破仑也从未使用它。）[42]拿破仑在土伦的战术性战斗中表现突出，与那种战斗相比，1795年8月中旬至10月上旬，他习得了军事战略实践，这段时间虽然短，但很能调动智力。归根到底，他的军事成就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但法国此时亦有才识过人的军事思想家及官员，他们能教导他，最终还能处理实现他的设想所需的详尽工作。在测绘局，他也能站在最佳角度上独立地评定将军的能力，判断哪些人有价值、哪些人可被抛开。
测绘局并不制定全局战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政客酌定大局，但委员会很容易被党派斗争干扰。例如，1795年，在政客们争论是否渡过莱茵河以及在何时何地渡河时，他们最后不得不打了起来，而测绘局只对每个选项提建议。8月，委员会取消了所有为土耳其战斗（或者说其实是对付土耳其）的计划，并下令战争结束前拿破仑不得离开法国。战争部下属各机关仍在找他麻烦，9月15日，他甚至被踢出现役将军名单。“我像狮子一样为共和国战斗，”拿破仑致信好友、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Fran?ois-Joseph Talma）称，“而它的回报就是任我饿死。”[43]（不过他很快就复职了。）
测绘局采用奇怪的办公时间：下午1点到5点以及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因此，拿破仑有充足的时间撰写浪漫短篇小说《克利松与欧仁妮》（Clisson et Eugénie），以此告别他对德西蕾的单恋。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个故事受1774年歌德所作著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按照史诗传统采用精短句型。在埃及战役中，拿破仑读了不下六遍《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读第一遍时很可能才18岁。此书是欧洲狂飙运动（Sturm-und-Drang）最重要的代表小说和当时一大畅销书，深深影响了浪漫文学运动和拿破仑自己的写作。虽然“克利松”之名取自拿破仑那时候的友人叙西·德·克利松，但名唤克利松的角色完全就是拿破仑，两人的共同点延伸至年龄——同是26岁。“克利松一出生就迷恋战争，”故事开头写道，“同龄小孩还在如饥似渴地听人讲炉边故事时，他却狂热地梦想战斗。”克利松加入革命队伍国民自卫军，“很快超越人们寄予他的厚望，胜利是他的忠实伴侣”。[44]
克利松的同辈靠调情、赌博、妙谈等事消遣娱乐，但克利松不为所动，因为“像他那样想象鲜明、心灵炽热、才智广博、头脑冷静的人，注定会被同风情女子的矫情对话、诱惑游戏、赌桌逻辑以及大声喊出的巧妙侮辱言论烦扰”。[45]唯有置身森林与自然进行卢梭式谈话，这样的完人才能放松自在，“他感到自身达到和谐，嘲笑人类的恶行，鄙视愚行与暴行”。克利松在温泉邂逅16岁的欧仁妮，“她露出排列整齐的珍珠白牙齿”。小说接着写道：
他们视线交汇，心灵融合，没多久他们就意识到两人乃天生一对。在打动人类的爱情中，他的爱最为热烈贞洁……他们觉得彼此的灵魂恍若一体。他们克服所有困难，一生相守。两位痴情恋人的心中只洋溢着最高尚的爱情、最纤细的情感、最强烈的性欲。[46]
克利松与欧仁妮结婚生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慷慨济世，深受穷人敬仰，但田园诗般的童话太美好了，无法长久。有一天，一封信送来，通知克利松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去巴黎，“有重要任务在那儿等着他，它呼唤他这样的人才”。克利松奉命指挥一支军队，他“大获全胜，超出军队和人民的期望，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胜利的原因”。然而，克利松在一次小战斗中受重伤，于是他派下属军官贝维尔（Berville）去告知欧仁妮，“并陪伴她，直到他完全恢复”。欧仁妮和贝维尔很快有了私情，而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克利松养伤时得知妻子出轨，他想报复，这可以理解，“但他怎么能离开军队和职责呢？祖国需要他留下来！”解决之道是光荣捐躯。“战鼓敲响，宣告向侧翼冲锋，队列间弥漫死亡”，这时，克利松给欧仁妮写了一封恰当的动情信件。他把信交给一位副官，“然后尽忠职守，置身激烈战斗的最前端，那里将决出胜负。无数发子弹穿透了他，他死了”。[47]全文完。
不能把《克利松与欧仁妮》视作今天的廉价言情读物，应当尽量用18世纪的文学视角看待它。有说法称，作者“将凭借其卓越的实用主义焕发光彩”，这篇17页的短故事是“其萌动浪漫情怀的最后一次抒发”。拿破仑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幻想，在此例中，欧仁妮成了与人偷情的荡妇，而他依然英勇痴情，最后甚至原谅了她的不忠。[48]然而，拿破仑没法为夸张情节、感伤情绪与陈词滥调辩解，因为他当时半含怨愤，一怒之下一气写就全文。《克利松与欧仁妮》后来改了又改。
1795年下半年，法国吉伦特派领导人意识到，只有给法国制定新宪法，它才能把雅各宾恐怖统治时代置之身后。“保王党正在酝酿，”9月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来瞧瞧如何收场。”[49]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后来写道，试图改革的国家最脆弱。这句话尤其适用于1795年秋天时的法国。
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巴士底狱陷落后的第三部宪法——《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两院制立法机关与五人制执法机关督政府（the Directory）。10月底宪法将生效，届时，五百人院和元老院组成的立法院将取代国民公会，而督政府将代替已成恐怖统治代名词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一变革时刻也让大革命与共和国的对头有机会造反。9月20日，奥军大举反击，返回莱茵河，而法国经济仍十分不景气，腐败现象也普遍存在。10月的第一周，共和国的敌人便合谋推翻新政府，将大量武器与弹药偷运至巴黎。
恐怖统治已然结束，新的督政府成立后，公共安全委员会也将废止。然而，恐怖统治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激起的愤恨现在瞄准了其继承者。1790年时，巴黎设立了48个地方行政辖区——“区”[50]。各区控制当地国民公会及国民自卫军，反叛正集中在这里。虽说只有7个区真的叛变，但其他区的国民自卫军亦有参加。
区的队伍里并非只有保王党人，他们甚至都算不上主力。老兵马蒂厄·迪马（Mathieu Dumas）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黎人民最普遍的愿望就是恢复1791年宪法”，没几个人喜欢波旁王朝复辟所需要的内战。[51]区里有国民自卫军中层军官、保王党人、一些改良派与自由派人士，此外还有抗议政府腐败堕落、对内无能、对外无力的巴黎平民。虽然叛党确定了政变日期，但除此之外，泥沙俱下的政治构成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围绕一个中心协调行动。叛党的政变时间也瞒不过政府。
国民公会原本指望内防军团司令雅克-弗朗索瓦·德·梅努（Jacques-Fran?ois de Menou）能够镇压迫近的反叛。梅努想避免流血冲突，遂试图和区谈判，但国民公会领导人以为这是反水兆头，逮捕了他（他后来脱罪）。预期的叛乱迫在眉睫，吉伦特派便任命立法院议长保罗·巴拉斯为内防军团司令，尽管1783年后他就再未涉足军事。巴拉斯接到的指示是拯救大革命。
10月4日（周日）晚上，拿破仑在费多剧院（Feydeau Theatre）观看索兰（Saurin）的戏剧《贝韦利》（Beverley），这时他听闻各区准备于次日起事。[52]次日（革命历葡月十三日）一大早，巴拉斯任命拿破仑为内防军团副司令，要他动用一切必要手段镇压叛乱。法军在土伦胜利之后，巴拉斯从萨利切蒂那儿听说了拿破仑。他已经给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者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些人有凯拉利奥、迪泰伊兄弟、萨利切蒂、多佩、迪戈米耶、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现在又加上了巴拉斯。在测绘局工作时，卡诺、让-朗贝尔·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等政界大人物也认识了他。[53]［他后来愉快地回忆道，政客之中，政治理论家埃马纽埃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神父对旺代喋血事件反应最为激烈。］令人惊讶的是，巴黎没多少高级军官接手这项任务，或者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在街上朝平民开火。1792年，拿破仑两度目击攻打杜伊勒里宫，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会做什么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是拿破仑第一次进入国家高层政治的前线，他兴奋不已。他命令第21猎骑兵团（Chasseurs à Cheval）上尉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率100名骑兵驰往2英里外的萨布隆（Sablons）营地，夺取当地加农炮并运至巴黎市中心，他还要求缪拉砍杀所有反抗者。当时只有50人看守萨布隆的加农炮，叛军错失了大好时机。
拿破仑确认了下属官兵的忠心。上午6点至9点，他布置加农炮：圣尼凯斯街（rue Saint-Nicaise）入口处2门；王储街（rue Dauphine）末端1门，直面圣洛克（Saint-Roch）教堂；圣奥诺雷街2门，临近旺多姆宫；伏尔泰滨河路（Quai Voltaire）2门，直面王家桥。拿破仑让步兵在加农炮后列队，并派预备队去骑兵竞技场，从而守卫国民公会和政府所在地杜伊勒里宫。他把骑兵置于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地如今叫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54]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拿破仑轮流视察所有火炮。“对善良明理人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劝说，”他后来写道，“对暴民就得吓跑他们。”[55]
拿破仑决定使用葡萄弹，这个词是霰弹或榴弹的口语说法，意指塞进金属外壳里面的数百枚滑膛枪子弹。一旦葡萄弹从加农炮炮口射出，金属外壳就会裂开，随之喷出的铅弹将形成较大弧形，其速度甚至超过滑膛枪每秒1760英尺的射速。葡萄弹最大射程约为600码，最佳射程约为250码。拿破仑认真地考虑使用葡萄弹，而巴黎的历史上从未有人用它对付平民，这证明他冷酷无情。他不想犯傻。“若善待暴民，”他后来告诉约瑟夫，“这些家伙就幻想自己不可战胜；若绞死其中几个，他们就厌倦了游戏，变回他们应该有的样子，唯唯诺诺，低声下气。”[56]
拿破仑的部队包括4500名正规军士兵、1500名“爱国者”——宪兵和荣军院（Les Invalides）老兵。他们的对手是各区七拼八凑的30000人。当西昂（Dancian）将军名义上指挥叛军，他试图谈判，浪费了当天的很多时间。直到下午4点，叛党队列才从侧街拥向杜伊勒里宫北部。拿破仑没有马上开火，但4点15分至45分之间，区的队伍里有人开了第一枪，枪一响他就回敬对方，下令开炮消灭他们。有叛乱者想走过塞纳河上的桥，他也冲那些人发射葡萄弹，结果他们伤亡惨重，迅速奔逃。圣奥诺雷街的圣洛克教堂实际上成了叛军总部，伤员在此聚集。6点时巴黎大部分地区已经平定，但圣洛克教堂的狙击手继续从屋顶上和路障后射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拿破仑的加农炮离教堂已不足60码，叛党唯有投降。[57]当日，约有300名叛乱者死亡，拿破仑仅损失6人。相对当时常规做派而言，国民公会极其宽大，事后只处决了区的2名领导。[58]“轻风般的葡萄弹”（whiff of grapeshot，日后对镇压行为的称呼）意味着接下来三十年巴黎暴民再也没登上政治舞台。
1811年，让·萨拉赞（Jean Sarrazin）将军在伦敦出版《波拿巴将军对莫里教士的忏悔》（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此书称，葡月十三日，“波拿巴根本没有阻止士兵的盲目暴行，反倒亲身树立暴行范例。可怜的人们在战斗中已经扔掉武器，哀求慈悲，但他依然挥下马刀”。[59]拿破仑曾以谋反罪缺席判处萨拉赞死刑，所以他这么说也没多少损失。萨拉赞又说，当日拿破仑的副手蒙瓦森（Monvoisin）谴责他残暴，离职走人。上述内容都是谎言，但它们都属于葡月暴动（Vendémiaire）后开始环绕拿破仑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
葡月十三日晚，大雨很快冲刷干净了街上的血迹，但人们的记忆萦绕不绝。就连埃德蒙·伯克办的激进的反雅各宾读物《年鉴》（Annual Register）也指出，“正是在这次冲突中，波拿巴首登战争舞台，他用勇气与行动奠定了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这很快会把他引向晋升与荣耀”。[60]政治事态紧急迫切，因此战争部不会再拿资历表、医学委员会、逃兵等无聊事干涉他了。为了表彰拿破仑挽救共和国、阻止潜在内战，葡月还没过，巴拉斯就升他为师级将军，没过多久他又就任内防军团司令。讽刺的是，他不想杀法国人，所以不肯去旺代就职，但他后来杀了法国人，且恰恰因此赢得人生中最迅捷的晋升。不过在他看来，合法的作战军队与暴民不是一回事。葡月暴动后，拿破仑一度被称作“葡月将军”，不过没人当面这么叫他。他参与杀害了那么多同胞，但浑然不觉难堪，成为第一执政后，他随即下令举行周年庆典。一名女士问他怎能如此无情地向暴民开火，他答道：“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61]他没有提到下命令的就是他自己。
一夜之间，“轻风”送波拿巴家族直上青云：拿破仑领有48000法郎年薪；约瑟夫谋得外交职位；路易在沙隆炮兵学校升学，后来加入拿破仑迅速扩张的副官队伍；家里最小的弟弟、11岁的热罗姆去了更好的学校。拿破仑告诉约瑟夫：“家里什么也不缺了。”接下来二十年的情况亦如此。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称，她注意到葡月后拿破仑变了：
他的靴子不再泥泞斑斑。波拿巴住进旱金莲街（rue des Capucines）豪宅，每次出门都乘漂亮马车……他曾经憔悴瘦削，现在脸长丰满了。他本来面色蜡黄，显然健康不佳，如今他的脸变干净了，相对好看些。波拿巴瘦骨嶙峋的身体也长壮实了，他的微笑倒是一直讨人喜欢。[62]
再没人叫他“穿靴子的猫”了。
葡月暴动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拿破仑监督下列事务：解散反对党贤人俱乐部（Panthéon Club），驱逐藏身战争部的保王党人，管制戏剧演出。就最后一项职责而言，他几乎每天给政府写信，汇报歌剧院（the Opéra）、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费多剧院及共和国剧院（La République）这四家巴黎剧院中观众的表现。一份代表性的报告显示，“爱国歌曲在前两家（剧院）受到热烈欢迎，第三家反应平淡，费多剧院的马赛曲演奏到倒数第二节时，有人吹口哨（据信是旺代人），警察只好逮捕他”[63]。[64]监管收缴所有民间武器也是拿破仑的任务，家族传说称，此事让他认识了一个女人，之前他可能在社交界听过关于她的小道消息，但从未与她谋面。这名女子是博阿尔内子爵遗孀，名唤玛丽-约瑟芙-罗丝·塔舍·德·拉帕热里（Marie-Josè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拿破仑昵称她为“约瑟芬”（Josephine）。
1726年，约瑟芬的祖父、贵族加斯帕尔·塔舍（Gaspard Tascher）从法国去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想靠那儿的甘蔗种植园谋财，但他遇上飓风、欠缺好运及为人懒惰，最后没能致富。拉帕热里这个名字是指塔舍家族在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今海地）的又一处地产。约瑟芬之父约瑟夫当过路易十六的宫廷侍者，但他后来返回其父的庄园。1763年6月23日，约瑟芬出生在马提尼克岛，尽管她后来自称生于1767年。[65]1780年，17岁的约瑟芬来到巴黎，她几乎未受过教育，以至于第一任丈夫、法军将领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Alexandre de Beauharnais）子爵无法掩饰对她的鄙视。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表哥，后者在15岁时与他订婚。约瑟芬牙龈发黑，原因据信是她小时候咀嚼马提尼克蔗糖，但她学会了笑不露齿。[66]“要是她只有牙齿，”未来的太后侍女、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写道，“她一定胜过执政宫（Consular Court）中几乎所有女士。”[67]
约瑟芬的丈夫博阿尔内有家暴倾向，有一次她躲进修道院逃避殴打，而他从那儿绑走了他们3岁的儿子欧仁。1794年，博阿尔内被捕，但约瑟芬仍勇敢地奋力救他一命。她自己也被怀疑是保王党人，结果她在1794年4月22日下狱，直到同年7月22日（博阿尔内被处刑后不久）才获释。约瑟芬被关在沃日拉尔街（rue de Vaugirard）的圣约瑟夫-德-卡姆（Saint-Joseph-des-Carmes）教堂[68]地窖。据她的狱友、英国女人格雷丝·埃利奥特（Grace Elliott）回忆，“墙上甚至木椅上仍沾着教士的鲜血和脑浆”。[69]约瑟芬被迫忍耐确实毫无人性的环境：地牢只有三个深孔可透气，而且没有厕所；她和狱友们每天都担心将被送上断头台；每人每日只有一瓶水应付所有生活需要；因为孕妇临盆前不会被处刑，晚上在走廊便能听见女人与狱卒做爱的动静。[70]哪怕是盛夏时节，圣约瑟夫教堂地窖里也很冷，囚徒们的身体很快垮了，事实上，约瑟芬之所以活了下来，也许只是因为她病得太重，不能送她上断头台。博阿尔内死后只过了四天，罗伯斯庇尔就倒台了，如果罗伯斯庇尔多活一阵，约瑟芬很有可能追随丈夫而去。热月政变放约瑟芬出狱，同时把拿破仑关进另一所监狱，这体现了矛盾的对称。
地牢内恶臭弥漫、昏暗阴冷，囚犯们落魄潦倒，连续几周中，他们每天都担心惨遭横死，这一切让恐怖统治显得名副其实。事后数月甚至可能数年，约瑟芬多半患有今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许她耽溺于性爱、从事肮脏交易、热爱奢华（她的服饰比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昂贵），或许两年后她为了稳定生活与金钱保障而嫁给不爱的人，但因为这段经历，我们很难据此指责她。[71]约瑟芬常被视作模样性感、为人浅薄、开销奢侈的荡妇，但她对音乐和装饰艺术的品位相当不错，其文化造诣必然不浅，而且她待人大方，虽说她慷慨支出的常常是公款。那个年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说，她的“社交手腕别具一格”。[72]约瑟芬擅长演奏竖琴，不过有些人说她只弹一个调。她还在床上玩所谓的“之字形体位”（zig-zags）。[73]她不会画画，平日织一些壁毯，间或下下西洋双陆棋（backgammon），但她每天接待访客，喜欢和众女友边用午餐边聊八卦。
无可否认，35岁左右的约瑟芬拥有难以抵御的女性魅力，她抿唇时的笑容无与伦比。1795年年末，她需要一个人保护她、供养她。出狱后，约瑟芬成了拉扎尔·奥什将军的情妇，他不愿离开妻子，但她想嫁给他，这种念头甚至一直持续到她勉强嫁给拿破仑。[74]约瑟芬也是保罗·巴拉斯的情妇，不过1795年夏天结束时，他俩的风流关系也快断了。巴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早就厌倦她了”，并且很不礼貌地叫她“撩人的妓女”。[75]长期的流血冲突后出现纵欲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姑且举两个例子为证：一战后出现了“兴旺的二十年代”，古罗马内战后社会风气淫靡。恐怖统治之后，约瑟芬决定与当权者风流，但此事就像她人生中的很多行为一样，只是时代风尚（à la mode），不过她并不及好友泰蕾札·塔利安（Thérésa Tallien）放荡。泰蕾札绰号“政府财产”，因为多年来她与好多部长做过露水夫妻。不管“之字形体位”是什么，除了奥什、巴拉斯以及约瑟芬的第一任丈夫博阿尔内，她显然也和其他人玩过这一套。她的第二任丈夫几乎是个处男，论性爱经验（éducation amoureuse）远不及她。
葡月暴动后，政府收缴武器，约瑟芬趁机让14岁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去拿破仑司令部。欧仁说父亲的佩剑有感情意义，询问自己的家族能否保留它。此举显然是制造社交契机，拿破仑也顺水推舟，不出几周，他真的深深坠入爱河。他对她的迷恋有增无减，直到五个月后两人结婚。他们同是异乡岛民、法国移民、前政治犯，共同点的确不少。因为拿破仑肤色微黄、头发平直、外观邋遢，也许还因为他身患疥疮，起初他并不吸引约瑟芬，而且她当然也不爱他。然而，那时约瑟芬开始长皱纹，她韶华渐老，身缠债务。（她明智地等戴上婚戒后才告诉他自己究竟有多少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