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国时恰逢良机，当时政府已无可救药，我就成了国家首脑，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我的故事概括说来就这些。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改变世界之道从不在于争取高官权贵，且莫不在于激励人民大众。前者是诉诸阴谋，其成果寥寥；后者是挥洒天才，可令世间面貌焕然一新。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拿破仑从圣拉斐尔出发，经艾克斯（Aix，他的行李在此失窃）、阿维尼翁、瓦朗斯、里昂与讷韦尔（Nevers）去巴黎。1799年10月16日（周三）上午，他到达首都。他享受一路上的“凯旋之旅”，所到之处人们都当他是法国救星，热烈欢迎英雄。[1]他到里昂时，街上人山人海，歌颂他的戏剧《英雄归来》便在人潮前上演。民众的高声欢呼完全盖过演员的念白，不过这很可能是幸事，因为这出戏是一夜之间写成的，剧组事先也没彩排。未来的骑兵军官让-巴蒂斯特·德·马尔博（Jean-Baptiste de Marbot）当时17岁，他回忆道：“人们在旷地上跳舞。空中响起呼声：‘波拿巴万岁！他会拯救国家！’”[2]马尔博看见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同僚后惊叹不已，尤其令他惊奇的是：“他们的军人风度、被东方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古怪的衣着、用带子系在衣服上的土耳其马刀。”[3]
拿破仑必须先定婚姻立场再做政治决策。1799年2月，约瑟芬试图和伊波利特·夏尔终止情人关系，尽管拿破仑不知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你大可放心，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不会再见你，你不用再受折磨。”约瑟芬致信夏尔，“被欺骗的诚实女人安静地退出。”[4]事实上，两人后来仍有通信，他们讨论如何处理意大利军团合同滋生的各种肮脏交易，直到10月方休，甚至在那之后，她还努力帮他的朋友谋职（此事未成）。英俊浪荡的骠骑兵夏尔终于抛弃了缺爱的约瑟芬，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没过多久，拿破仑攫取绝对权力。他没有追究或惩罚情敌。
十六个月前，拿破仑得知约瑟芬不忠，而此时他的怒火已减弱了不少，而且他靠波利娜·富雷斯狠狠报复了妻子。离婚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口碑，尤其是他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的口碑。约瑟芬可在政事上助他一臂之力，她有保王党人脉与社交网，还能在感情上安抚他粗鲁回绝的人。虽然约瑟芬有病态的挥霍癖，商人们送来的账单仍有商量余地，他们通常乐得打半折，即便这样利润仍很可观。
拿破仑首先去了胜利街，也许此举本身就表明他打算原谅妻子。他在埃及时，约瑟芬花了325000法郎（借来的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Malmaison），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她离开马尔迈松，想在路上截住他，但搞错了路线。10月18日，她返回胜利街的家，接下来家庭风波全面爆发。约瑟芬的东西都被打包收好，她在上锁的门外哭叫，下跪哀求拿破仑。奥尔唐斯和负伤的欧仁也被母亲召来，恳请继父怜悯（拿破仑和继子女确有深厚感情）。最后一家人戏剧般地和解。次日早上，吕西安来看哥哥，他被引至卧室，发现兄嫂坐在床上。[5]不难猜到拿破仑至少编排了这出戏的部分内容，从而赢得今后婚姻生活的绝对主导权。日后约瑟芬忠贞不渝，但他显然不忠。
拿破仑和约瑟芬没有离婚的原因亦有他说：“她的眼泪打动了”他；他对她产生性欲，不在乎别的事了；她否认偷情一事，他相信了她（这个最不可能）；他忙于政治，无暇顾及家庭纷争；他想要孩子；他毕竟真心爱她。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说法或哪几种说法的组合，拿破仑完全原谅了约瑟芬，在她或其他任何人面前，他再也没有暗指她的背叛。两人渐渐过上了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整整十年后王朝问题浮出水面。她似乎真的爱上了他，尽管她总是叫他“波拿巴”。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故事当然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言情传奇，但他们的感情更微妙、更有趣，就其方式来说，他们的爱情不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平庸。
到达巴黎后，在与约瑟芬和好前，拿破仑还做了些别的事。他会见律师政客路易·戈耶（Louis Gohier），此人在当年6月就任督政。督政们轮流当主席，每隔三个月换一次人，此时正轮到戈耶。10月17日，拿破仑参加公众集会，并享受会上宴席。当时，他头戴埃及圆帽，身披橄榄绿外套，衣服上还用丝绸带子系着土耳其弯刀。戈耶称颂拿破仑，他答道，他拔剑只为保卫共和国与其政府。[6]督政们得私下决定逮捕他还是祝贺他。一方面，他擅自脱队（他没接到命令就丢下驻埃及军队），违反检疫规定；另一方面，正如他的宣传人员指出的，他赢得金字塔会战、塔博尔山会战和阿布吉尔会战，征服埃及，为西方打开东方大门，并且新建了一片广阔的法属殖民地。贝纳多特建议把拿破仑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说此提议曾被认真考虑，督政们也很快打消此念，因为他们听见，自己的卫队在会议室外认出他后立即自发地欢呼：“波拿巴万岁！”[7]
接下来几天，胜利街被成群的观众与祝福者包围了。保罗·蒂埃博（Paul Thiébault）将军曾参与里沃利会战，他在王家宫殿听闻拿破仑归来。蒂埃博回忆道：
巴黎全城轰动，说明消息无疑是真的。城市卫戍部队的团级军乐队已在街上漫步，这是民心大悦的信号，他们身后跟着大群军民。晚上，每个角落仓促挂灯，剧院里的人们都在呼喊：“共和国万岁！波拿巴万岁！”这呼声宣告他已回国。归来的不是将军，而是身着将军制服的领袖……法国政府已是风中残烛。督政府被各党派整得伤痕累累，任由第一波攻势摆布。[8]
然而，攻势仍需谋划。拿破仑曾庄严地宣誓捍卫《共和三年宪法》，密谋推翻宪法乃叛国罪，罪人可以被斩首。此外，巴黎城中到处都是推翻督政府的阴谋，他不必第一个反水。当年6月，立法院用前雅各宾党人戈耶换下让-巴斯蒂特·特雷亚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仅仅过了一天，一场小政变就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议会日”（journée parlementaire）。当天，茹贝尔将军得到巴拉斯和西哀士的授意后动用武力，逼迫拉雷韦利埃和杜艾把督政之位让给皮埃尔-罗歇·迪科（Pierre-Roger Ducos）与前雅各宾党人让-弗朗索瓦·穆兰（Jean-Fran?ois Moulin）将军。除了巴拉斯、卡诺和西哀士，1795～1799年的13位督政都是特别平庸的政客。
之后的日子里，拿破仑的访客几乎都是政变主谋。塔列朗第一个上门。最高法院未来的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等三名刚正不阿的美国驻巴黎公使与塔列朗商议贷款偿还问题，后者却反复地索要25万美元“孝敬费”，不见钱就不肯屈尊谈判，7月时事情败露，他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之职。[9]塔列朗担心拿破仑怪他没去君士坦丁堡，但后者立刻原谅了前者。政客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Pierre-Louis Roederer）也早早来访，此人圆通灵活，但聪明睿智。1789年，勒德雷尔当选三级会议代表，从此以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他始终安然无恙，后来他成了拿破仑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拿破仑曾留前编辑米歇尔·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治理马耳他岛，这时他也登门。立法院下院五百人院议员、关键支持者安托万·布莱·德·拉默尔特（Antoine Boulay de la Meurthe）亦来做客。10月，布列斯特海军分舰队中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Eustache Bruix）、“温雅绅士”官吏于格-贝尔纳·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高级警官雅各宾·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Jacobin Pierre-Fran?ois Réal）也参与了密谋。[10]
政变后，这些人都在拿破仑手下官居要职，不少人成为国家参政院（Conseil d’état）参政，几乎所有人都被封为法国世袭贵族。吕西安·波拿巴也是政变支柱。1798年6月，23岁的吕西安当选五百人院议员，很快就任议长，因此阴谋者有机会为政变披上虚伪的宪政外衣。“他个子高高，脑袋小小，身材扭曲，四肢像田野蛛，”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描述吕西安道，“他非常近视，所以经常半眯着眼垂下头。”[11]当选五百人院议员的年龄下限是30岁，所以吕西安靠伪造的出生证明来满足条件。[12]
“雾月”（Brumaire）指“雾霭季节”。我们难以拼凑出未来政变的运作过程，这是恰当的，因为拿破仑故意不留文字信息。从10月16日返回巴黎到雾月十八日政变爆发历时二十三天，而他现存的信中仅有2封出自这二十三天，就连这2封信也未透露任何风声。[13]对一个平均每天写15封信的人来说，这回他全在口头上交接事务。此前的人生中，有人彻查拿破仑的书信，试图找出证据送他上断头台，而他不会重蹈覆辙。在公共场合露面时，他把身上的将军制服换回法兰西学院院士服。
构思政变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西哀士教士。1799年5月，西哀士接替勒贝尔任督政，但他很快断定自己领导的政府太无能太腐败，无力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西哀士的同党有督政同事兼密友迪科、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司法部长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他们比拿破仑的朋友（除了塔列朗）明显更具政治分量。西哀士认为拿破仑不过是实施政变所需的“剑”或力量，在私交层面上，他俩全然相互鄙视。拿破仑返回巴黎时，西哀士私下说他擅离埃及岗位，建议枪决他，他则说西哀士替普鲁士卖命（并无证据），不配当督政。[14]在热那亚以北的诺维（Novi），西哀士首选的“剑”茹贝尔将军在战斗中心脏中弹身亡（巧合的是，当天正是拿破仑的生日），所以除了拿破仑，他没多少可选人物。其他干将中，儒尔当支持宪法，谢雷战败后名誉受损，雅克·麦克唐纳（Jacques Macdonald，其父是苏格兰高地人、詹姆斯二世党人）与莫罗似乎拒绝了西哀士，而皮舍格吕已入敌营。就像葡月暴动时一样，拿破仑几乎是几经筛选后才成为主角的。
塔列朗最终劝服西哀士选择拿破仑，他的理由是，拿破仑具有无可指摘的共和派履历，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15]据说塔列朗告诉拿破仑：“你想要权力，西哀士想要宪法，那么合作吧。”[16]拿破仑在巴黎大受欢迎，这显然影响了西哀士的决策。当时，拿破仑和迪罗克去策肋定剧院（Celestins theatre）[17]，他让迪罗克坐包厢前排，自己坐后排，但“观众呼喊波拿巴的名字，呼声如此热情、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只好换位置，也许这不出他所料。[18]
10月23日下午，拿破仑和西哀士才首次见面。“我负责协商协议中的政治条件，”勒德雷尔回忆道，“他俩对未来宪法和自身将任职务各有看法，我居中传达。”[19]拿破仑想保留选择权，他也考虑了其他人的合作提议，尽管他们的政治人脉都不及西哀士派过硬。这一时期，多达十起推翻督政府的活跃阴谋正在秘密地酝酿。
近四年来，督政府屡遭败绩，但拿破仑不在场，这些失败算不到他头上。法国在国外战败后不仅丢了1796～1797年他开辟的疆土，还同德意志与意大利市场断了联系。俄国、英国、葡萄牙、土耳其和奥地利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对法国开战。美国也就债务偿还问题和法国进行所谓的“准战争”（Quasi-War），它坚称自己的债主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国王。1799年的八个月内，至少有四个人当过法国战争部长。军队严重欠饷，导致逃兵、强盗与公路劫匪遍布乡野。普罗旺斯与旺代的保王党再度叛乱。皇家海军封锁海面，法国海外贸易遭受严重打击，纸币几乎一钱不值。当局征收土地税与门窗税，把涉嫌支持波旁的人扣作人质。1798年的《儒尔当法》几乎把先前的紧急状态普遍征兵令发展到全民皆兵的地步，民众大为不满。政府合同比往常更腐败，人们猜出巴拉斯等督政牵涉其中。媒体与社团自由严格受限。1798～1799年，三分之一的立法院议员靠广泛的诈骗当选。重要的是，国有财产（biens nationaux）购买者担心所有权无法得到保障。
超级通货膨胀对社会的破坏力的彻底性令大部分灾难望尘莫及，战胜它的人将得到丰厚政治回报。（立法院议员自己的薪水也经保值处理，与30吨小麦现值呈指数挂钩。）《最高价格法》压低面包、面粉、牛奶、肉等主食物价，督政府废除此法后，1798年出现歉收，结果一磅面包的价格在两年内首次突破三个苏（sol），引发贮粮、暴乱与切实的不满。也许最糟的是，民众看不出事态可以改善，因为宪法修正案需经两院批准三次，每次批准要间隔三年，九年将尽时修正案还得再经特别会议认可。[20]变化无常的立法院不大可能完成这种事，1799年年末的两院正是如此。当时，议员包括地下保王党、弗扬立宪派（Feuillant constitutionalists，稳健派）、前吉伦特派、新雅各宾“爱国者”，而督政府支持者在议会中占不到几席。相形之下，拿破仑最近在内高卢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莱芒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颁行宪法，在马耳他与埃及实施行政改革，上述举措塑造了热情精干、信奉强大执行力与集权控制的共和党人形象，这些信条在大都市化的法国可能亦有效。
1799年秋，法国并非一败涂地。事实上，督政府在某些领域有理由感到乐观。一些经济改革正在进行。俄国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旺代形势好转，英军也被逐出了荷兰。马塞纳在瑞士取胜，意味着法国不再面临紧迫的入侵威胁。[21]然而，法国人认定督政府总体上已经失败，那些成绩都不足以消除这种印象，正如拿破仑所说的，政变“时机成熟了”。[22]现行政治体制亦无他的位置，因为督政的年龄下限是40岁，而他时年30岁，戈耶似乎也没兴趣为他修改宪法。
人们指责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毁了法国民主，此言诚然，但19世纪晚期之前，就连英国议会也很难算得上杰斐逊理念的范本，它一直被贵族寡头集团牢牢把持，有很多议席只对应几十个选民。雾月政变亦被称作法国自由的灭亡，但自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设立督政府后，1795年有未遂的葡月政变，1797年有果月肃清，1799年6月又有牧月（Prairial）议会日。尽管雾月政变完全违背宪法，但它很难算得上首开法国政坛先例。拿破仑曾发誓守护宪法，他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夸张地对马尔蒙说，“改变必不可少。”[23]
10月26日，拿破仑在胜利街用早餐。他对比意大利战局中士兵的精神和当局的倦怠，当着蒂埃博的面公然批判督政府。“国家永远是个人智慧的结晶，”他说，“党派与纷争的胜利完全是当权者的错……强将手中无弱兵，同样的道理，良政治下无劣民……这些家伙拖累法国，把它变得和他们一样蠢。他们羞辱它，而它开始和他们断交。”大革命早期，有人因这种坦率的谈话而殒命，但拿破仑认为策动他想争取的战友足够安全。谈话结束时，他说了自己最常提的一句鄙视之语：“好吧，将军怎么能指望这个律师政府呢？”[24]
“我谋划军事行动时就成了世上最胆小的人，”27日，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放大那种情况下所有潜在的危险与损害，陷入相当烦人的躁动状态，但我在周围之人面前仍然非常平静。我就像分娩的产妇。下定决心后，除了取胜途径，我把一切都抛之脑后。”[25]拿破仑策划雾月政变时也应用了同样执着的注意力。由于完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确切行动，可政变一开始，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该去哪、该做什么。
政变之前这几天，督政府很可能就已经怀疑事情不对劲，遂让拿破仑自选国外指挥权，但他借口健康不佳，回绝了职位。督政们也借助媒体，暗中指责他在意大利贪污，而他强烈否认。[26]这段时间中，一则故事开始流传：拿破仑在塔列朗家密谋时，楼下的街道忽然大声喧闹，害怕被捕的阴谋者们立即熄灭蜡烛，冲向阳台，然后他们发现骚动的原因是从王家宫殿归来的赌徒卷入大马车事故，于是大大松了口气。[27]
阴谋者们也在赌博，10月29日，他们赌运大升。当天，督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向政府合同当事人支付预定款项的时间延迟至账目审核完毕之后。康巴塞雷斯庇护的承包商让-皮埃尔·科洛（Jean-Pierre Collot）资助政变，现在他更无所顾忌了。[28]
次日，拿破仑去了全体督政的工作生活之地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在和巴拉斯用餐时，促使他决定破釜沉舟的时刻来了。餐后，巴拉斯提议立加布里埃尔·戴杜维尔（Gabriel d’Hédouville）将军为法国的主席，从而“拯救”共和国，拿破仑则认为此人“平庸至极”。戴杜维尔曾参与瓦尔米之战，但黑人民族主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圣多明各革命（即海地革命）不久前逼得他逃离了该地区，而且他显然不是当主席的料。“而你呢，将军，”巴拉斯对拿破仑说，“你想回归军队。我病了，不得人心，心力交瘁。我只能退隐，别的都干不了啦。”[29]关于拿破仑的回应人们说法不一：某版本称，他一言未答，只是盯着巴拉斯；另一版本称，“我答复时故意摆出某种态度，让他确信我不会上当。他垂下眼，嘀咕了几句，正是这几句话让我立刻下定决心。我离开他在卢森堡宫的公寓，下楼去找西哀士……我告诉西哀士，我决定和他联手”。[30]
巴拉斯察觉自己犯下了大错，次日早上8点，他造访胜利街，试图弥补错误，但拿破仑回答，自己“刚从干旱的阿拉伯沙漠回来，还不适应首都的湿热天气，现在疲倦不适”，并“用类似的陈词滥调”结束谈话。[31]11月1日，拿破仑在吕西安家秘密会见西哀士，两人协调政变的细节。此时，塔列朗和富歇也都已参与政变。
约瑟夫·富歇不是个简单的警务部长。23岁前，富歇一直是奥拉托利会成员（Oratorian），有志加入教会。1793年，他成了雅各宾派弑君者。他关心权力甚于意识形态，与很多保王党人都有来往，而且他保护教士，特别是奥拉托利会成员，尽管他是反教权党派的领袖。“无人不晓这位要人，”拿破仑未来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Philippe de Ségur）伯爵写道，“他中等身材，亚麻色的头发平直稀疏。他的体格瘦弱有活力，长脸变化不定，外貌如同激动的雪貂。人们会记得，他的凝视尽管狡黠却锐利急切，他的小眼睛充溢血丝，他说话简短急促，这副腔调同他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态度相吻合。”[32]
富歇招募了大批探子，如街头小贩、屠夫、理发师、锁匠、假发匠、香料商、酒保、路易十六的前贴身男仆、前雅各宾分子“木腿科兰”（Collin）、洛泰堡（Lauterbourg）男爵夫人、王家宫殿133号的妓院老鸨等很多人。[33]“有一天他会查我的床，”拿破仑拿富歇说笑道，“接着翻我的钱包。”[34]对拿破仑来说，富歇的入伙是个好消息，因为他投靠的势力从未败过（不过他据信有紧急方案，若政变失败他会逮捕“叛徒”）。[35]在政变中和政变后，拿破仑对富歇的看法是：“富歇、单单一个富歇就能组织警务部。这种人我们无法创造，遇上了就必须收入帐下。”[36]
为了表彰拿破仑和莫罗，11月6日，立法院上下两院在圣叙尔皮斯（St-Sulpice）教堂举办700席的慈善宴会。大革命时期，这座教堂改称胜利殿（Temple of Victory），它像天主教大教堂一般规格宏大。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塔楼非常高大，以至于政府拿它们当可视信号塔[37]。无可否认，教堂的确威严壮观，但其墙壁呈黑色，其声响设计又旨在将说话声变成回响的诅咒，所以说，在11月的寒夜，此地也许最不适合举行盛筵。法国政客大都出席，但贝纳多特没来。（巴拉斯称）贝纳多特不肯在募捐名单上签字，“除非波拿巴能合理地解释抛弃军队的理由”，他还说，“我不想和心怀鬼胎的人吃饭”。[38]据说拿破仑担心督政府下毒，在席上“只吃鸡蛋”，并提前退场。[39]他演讲的中心是法国人团结一心的重要性，接下来数周乃至数月，他都会反复提及这个足够安全的主题。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后，除了两院，还有很多人提出为他设庆功宴，但他几乎只接受了康巴塞雷斯的邀请。他说自己“非常尊敬”此人。[40]康巴塞雷斯是同性恋、美食家与享乐主义者，他出身蒙彼利埃一个杰出的法律世家，身材肥胖，为人浮夸。他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主张死刑前提只能是奥军入侵。拿破仑很少喜欢律师，康巴塞雷斯是个例外，他和迪罗克都成了拿破仑最亲近、最信任的顾问。“他精于言谈之道，”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回忆道，“凭借语言切换，他的叙述风格显得新奇优雅……他是……这个国家最能干的公民。”[41]她也补充道，他“特别丑……鼻子长，脸颊长，面色黄”。比起权力，康巴塞雷斯更追求影响力，而且他从不谋求抛头露面。后来他可以私下表达对拿破仑的反对意见，因为他的忠诚毋庸置疑。［拿破仑不偏执，他不仅亲近康巴塞雷斯，还任命出柜的同性恋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担任涅夫勒省（Nièvre）省长，菲耶韦与其终身伴侣令当地百姓大为震惊。］
康巴塞雷斯看人看事的眼光准得堪称典范。“只有康巴塞雷斯和约瑟芬能抚平波拿巴的怒火，”一位部长回忆道，“催促或顶撞只让那个急躁的人更气恼，康巴塞雷斯肯定不会这么做，他反倒听凭对方发火。他任波拿巴口述最恶毒的命令，睿智耐心地等对方消气。波拿巴的这一阵怒火终于消散后，他才开口评价。”[42]康巴塞雷斯的言辞“优雅得体”，尽管如此，就幽默感来说，他的性格层面不止于此。在某次晚宴上，拿破仑取胜的消息传来，约瑟芬即对席宣布他们已经“大胜”（vaincu），康巴塞雷斯假装听成“二十个屁股”（vingt culs），俏皮地说：“那我们必须选一下！”日后统治法国时，拿破仑力劝康巴塞雷斯不要嗑那么多药，但他承认，“这是顽固单身汉（vieux gar?on）的习惯”，于是他没有再坚持劝说。[43]拿破仑非常信任康巴塞雷斯，以至于在外征战时就让他管理法国。康巴塞雷斯也回报拿破仑的信任，每天给他寄送报告，其内容涵盖任何可想到的主题。
政变预计分为两个独立阶段。按照原计划，政变第一日为1799年11月7日（周四），即雾月十六日。届时，拿破仑将赴杜伊勒里宫出席上院元老院的特别会议，并告诉议员，英国人支持的阴谋和新雅各宾派的威胁使共和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必须批准元老院和下院五百人院明日迁至巴黎以西7英里处的前波旁宫殿圣克卢宫开会。由于西哀士预先打通关节，元老院将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即巴黎）总司令。同日，西哀士和迪科会辞去督政之位，阴谋者也会巧妙并用威胁和贿赂，迫使巴拉斯、戈耶和穆兰辞职，这样权力就进入真空状态。于是乎，政变第二日，拿破仑要去圣克卢宫说服立法院。他得告诉议员们，考虑到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共和三年宪法》理应废除，西哀士、迪科和他自己组成的三人制执行机关执政府（the Consulate，其罗马风格的言外之意颇为贴切）将取代督政府，然后议会按照西哀士的构想重新选举。西哀士相信他已控制了元老院。如果五百人院不肯自我废黜，新选议长吕西安就解散它。
计划的漏洞很大。首先，政变持续两日，所以阴谋家可能丧失最重要的主动权，但他们也有顾虑。要是不去圣克卢宫，左派议员便能鼓动巴黎郊区和各区捍卫《共和三年宪法》，若在巴黎市中心爆发冲突，政变也许会破产。其次，政变必须保密，以防巴拉斯、戈耶、穆兰采取应对措施，但是阴谋者仍然必须贿赂足够多的元老院议员，以确保次日去圣克卢宫开会的议案能够通过。
最后关头时，某些重要的元老院议员（拿破仑称之为“这些蠢货”）竟对整个前景心生动摇，需要重塑信心，结果整个行动被迫推迟四十八小时，这是政变过程中第一次出岔子。[44]拿破仑乐观地说：“我给他们留了些时间，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上阵我也会继续。”他充分利用这个空当劝说儒尔当不要阻拦政变，哪怕对方不会给予支持。他召集巴黎卫戍部队的军官，叫他们11月9日早上6点过来陪伴自己，那天是新的政变第一日。
7日晚上，拿破仑和儒尔当、莫罗在内高卢街（rue Cisalpine）与贝纳多特一家用餐，他试图让另外三位将军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放心。拿破仑在埃及时，贝纳多特娶了他的前未婚妻、约瑟夫的妻妹德西蕾·克拉里。此刻，贝纳多特深怀疑虑，冷眼旁观政变，并对拿破仑说：“你会掉脑袋。”后者冷冷地回答：“走着瞧。”[45]莫罗与贝纳多特相反，他同意帮忙，答应政变第一日去卢森堡宫逮捕督政。儒尔当却固执己见，仅仅表示不会妨碍政变。（儒尔当信奉共和主义，所以他注定不会与拿破仑真正和解，帝国的26位元帅中，也只有他没被拿破仑封为贵族。）[46]
政变前一天，即11月8日，拿破仑对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Horace Sébastiani）上校透露了自己的阴谋。塞巴斯蒂亚尼在代戈之战中负伤，也曾参与阿尔科莱会战，他承诺道，明日上午，第9龙骑兵团任拿破仑差遣。晚上，拿破仑与康巴塞雷斯在司法部进餐，据说他极其放松，还唱了最爱的革命歌曲《新桥》（Pont-Neuf）。随员说，他只有“心旷神怡”时才唱这首歌。[47]当然了，拿破仑可能是演戏给同谋看，背地里的他或许神经紧绷，就像他给拉瓦莱特写信自比“临盆的妇女”时暗示的那样。
1799年11月9日（周五）上午，即雾月十八日上午，天色灰蒙，寒意料峭。早上6点，60名第17军区军官与国民自卫军参谋军士在胜利街庭院集合。拿破仑身着便服，“向他们解释共和国所处的紧急状态，其言辞强势有力。他要他们既声明忠于他本人，又发誓忠于两院”。[48]他要做的事就是摧毁两院，即便如此，他却提出自己其实想维护它们，这是个妙招。
与此同时，在杜伊勒里宫，由于西哀士的作用，早上8点，元老院已通过所有必需的法令，如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与国民自卫军司令，严格来说议员们越权了，因为这道任命状属于战争部长职权范围，而他不向元老院汇报，只对督政府报告工作。[49]第二道法令宣称，“为了恢复国内和平”，元老院决定将会场从杜伊勒里宫迁至圣克卢宫，并要求巴黎人民保持“冷静”，“不久之后，立法院就会回到你们身边”。[50]部分元老院议员有反对倾向，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重视特别会议（也没意识到会议开得特别早），这种花招是最古老的政治伎俩之一。戈耶未察觉政变正在进行，抱着轻信的态度副署了元老院令。
拿破仑得知元老院已下任命状，便换上将军制服，骑马驰往杜伊勒里宫。上午10点，他到达目的地，塞巴斯蒂亚尼与龙骑兵已在此待命。新雅各宾党人、新任战争部长埃德蒙·迪布瓦·德·克朗塞（Edmond Dubois de Crancé）特别规定，除非他本人下令，任何人不得在首都调动军队，“违者必处死刑”，但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元老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拿破仑，他发表演说，再次呼吁全民一心，收获如潮好评。“你们是国家的智囊，”他奉承议员们，“在这情势下，应由你们指点对策挽救祖国。我代表所有将军向你们承诺，他们将对你们忠心不二。我任命勒菲弗将军为副手。我会忠实履行你们交付我的使命。不应回顾史册为正在发生之事寻求例证，18世纪末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51]磨坊主之子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Fran?ois-Joseph Lefebvre）务实勇敢。大革命爆发时，勒菲弗是中士，他也曾在比利时和德意志作战。勒菲弗似乎是革命美德的化身，能让人安心。
当晚，拿破仑骑过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地的断头台曾处决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巴伯夫、罗伯斯庇尔兄弟等很多人，据传他对同谋说：“明天我们要么在卢森堡宫睡觉，要么在这里死翘翘。”[52]
政变第二日为11月10日（雾月十九日）。当天凌晨4点，拿破仑起床，随后骑马前往圣克卢宫。与此同时，欧仁亲自去卢森堡宫送信，弄醒了戈耶。信是约瑟芬写的，她邀请戈耶夫妇上午8点来用早餐，他们若是赴约就会被关在拿破仑家。迪布瓦·德·克朗塞曾指控拿破仑密谋政变，但戈耶不信谣言，因为他问过警务部长有没有新消息，而富歇回答：“新？老实说，没有。”[53]戈耶也没天真到完全相信此言，他让妻子代替自己应酬，她是约瑟芬的朋友。拉瓦莱特记载，约瑟芬只好“吓唬戈耶夫人，从而制服她的丈夫”。[54]
上午晚些时候，莫罗来到卢森堡宫，策反宫殿卫队。他逮捕了巴拉斯、戈耶与穆兰，强令他们辞去督政职位。塔列朗和布吕克斯劝说巴拉斯，他们提出，他可以保留大片地产和担任政府首脑的数年中所获全部贪污收入，巴拉斯接受了交易。[55]戈耶和穆兰顽抗二十四小时，但次日他们签字辞职了。[56]塔列朗照例靠政变谋利。多年后，拿破仑问塔列朗从哪赚的钱，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再简单不过了。雾月十七日，我买了公债（rentes，政府债券），十九日，我把它们卖掉了。”[57]
拿破仑在圣克卢宫对元老院讲话，但这幕演说秀并不出彩，讲稿读起来比乍一听上去更有效果：
你们在火山口上。共和国缺失当局，督政府已然解散，各党派焦躁不安，决策的时刻来了。你们曾召集我和战友们，让我们增进你们的智慧，但时间宝贵。我们必须决定。我知道，我们在说恺撒和克伦威尔，仿佛昔可比今。不，我只希望共和国安宁，我会支持你们的决定。[58]
拿破仑提到自己的掷弹兵，“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了，就在议院门口”。他号召掷弹兵对元老院说说：“我骗过你们吗？在营地中，在物资匮乏时，我许给你们胜利与丰裕；在你们的最前方，我率领你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我可曾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为了共和国的？现在就告诉他们。”士兵自然喝彩欢呼，但是元老院议员兰格莱（Linglet）起身高声发言：“将军，我们为你的话鼓掌，那么，请你和我们一同宣誓效忠《共和三年宪法》，只有它能保住共和国。”此言一出，全场“一片死寂”，因为拿破仑掉进陷阱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你们已经没有《共和三年宪法》了，果月十八日，政府试图干涉立法院的独立性，那时你们就违反了它。”接着他提醒他们回想牧月政变，并补充道，既然宪法已遭“破坏，我们就需要新协议、新保障”。他没指出自己正是果月肃清的主要煽动者之一。[59]
元老院听众对拿破仑还算尊重。在宫外战友的支持下，他沿小山上行100码左右，来到五百人院会场橘园厅（palace Orangery）。下院对他的态度大大不同。两日政变间隔让反对派有空组织反击，以图扼杀拿破仑和吕西安将要提出的临时执政府议案。与元老院相比，五百人院的人数是其两倍，院内的新雅各宾党人也多出不少，因此说服下院总要难得多。当天中午，五百人院召开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全院点名，被点到者皆发誓忠于《共和三年宪法》。[60]点名依字母顺序进行，轮到吕西安、布莱等所有波拿巴分子时，他们都被迫起誓，新雅各宾派喝倒彩，嘲笑他们的虚伪。议员宣誓时也发表简短演说，谈论宪法的光荣史，议院卫队听到了他们的发言。
拿破仑带着军官同谋和其他士兵到达橘园厅。年轻的左派议员看到穿军装的人站在民主议院门口，顿时勃然大怒。拿破仑独自进门，走向讲坛，议员们呵斥他，他走到一半时只好迈开大步。新雅各宾党人让-阿德里安·比戈内（Jean-Adrien Bigonnet）当时在场，他听到拿破仑大喊：“我不想要党派主义，这必须结束，我一点也不想要了！”[61]比戈内回忆道：“军队指挥官对立法权代表说话时咄咄逼人，我承认我愤怒了……所有人的表情几乎都说明，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据说拿破仑“脸色苍白，情绪激动，犹豫不决”，看起来似乎有人身危险，勒菲弗与四名佩剑的高大掷弹兵立刻进屋围着他，其中一名掷弹兵不戴熊皮帽身高也超过6英尺，但对议员们来说，此举只是火上浇油。[62]
议员开始高呼：“打倒暴君！”“克伦威尔！”“暴君！”“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Hors la loi！）[63]就阴谋者而言，这些喊声暗含凶险的弦外之音，因为恐怖统治才过去五年，那时褫夺公民权常是死刑的前兆，而且最近的“打倒独裁！”（à bas le dictateur！）呼声回响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吕西安试图恢复秩序，他猛敲议长槌，大叫“安静”，但此时已有不少议员离席，他们来到橘园厅下方的主体部分，推挤摇晃拿破仑，冲他发嘘声，扇他耳光，有些人还揪着他的锦缎高领，勒菲弗与掷弹兵不得不拦在他和愤怒的议员之间。[64]
当天早些时候，拉瓦莱特奉命去橘园厅会场，以便向拿破仑报告那里发生的一切。根据拉瓦莱特的回忆，拿破仑“被议员、他的部下和掷弹兵死死挤在中间……我一度以为他会闷死。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65]拿破仑最后被挤出橘园厅，掷弹兵托梅（Thomé）还在扭打中扯碎了制服袖子。“他设法来到楼下庭院，”拉瓦莱特回忆道，“在楼梯口上马，派人叫吕西安出来见他。就在这时，议院窗户猛然大开，五百人院议员用手指着他，他们依然大喊‘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66]另一名目击者泰奥菲勒·贝利埃（Théophile Berlier）议员称：“他离开后，现场人声鼎沸，数声‘剥夺公民权’让场面更加喧闹，他的弟弟吕西安站在讲坛上维护他，但没人听得见他的话。事情大致如此，吕西安被刺痛了，他脱下议长服，离开了房间。”[67]议员们提出褫夺拿破仑的公民权的议案，为了确保接下来的会议在严格意义上合法，有些人想按住吕西安的身体，不让他离开议长席，但掷弹兵亦成功把他带出橘园厅。[68]
塔列朗的秘书蒙龙（Montrond）后来告诉勒德雷尔，得知五百人院正在表决是否剥夺自己的公民权时，拿破仑的“脸色刷地白了”。[69]可是这份证言存疑，因为塔列朗和蒙龙仅在宫殿的凉亭远观事态。[70]科洛也在场，他带了1万法郎现金，以防事态进展不利。西哀士更接近政变中心（虽说他也备好了大马车和六匹马），他保持了理智，争辩道，任何宣布剥夺拿破仑公民权的人本身都被定义为无公民权者。[71]这正是恐怖统治时期针对贵族捍卫者的理由，此言毫无逻辑，但它鼓舞了阴谋者。
有人指责拿破仑，说他被逐出橘园厅后惊慌失措，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拉瓦莱特认为，此时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假如“某个小有名气的将军（比如说，奥热罗、儒尔当或贝纳多特）站出来指挥内防部队，事态就难料了”。[72]据某些非议所言，雾月十九日，拿破仑懦弱无力，甚至昏倒在地被卫队抬了出来，那天他真的失去了勇气吗？[73]厮打必定令人气恼，但是和大腿中矛、目击副官被加农炮射杀相比，它只是小巫见大巫。“我宁愿跟士兵说话也不和律师交谈，”次日，拿破仑谈及五百人院时称，“我还不适应议会，也许以后会好转。”[74]
议员们的野蛮回应令拿破仑大吃一惊，有说法称，他惊恐万状，把一切都交给吕西安，但这夸大了事实。拉瓦莱特说，他看到拿破仑“在一间寓所里踱步，室内家具只有两把椅子，他坐立不安”，然后对西哀士说，“‘现在你看到他们在搞什么了吧！’”，“他用马鞭抽地”，大喊“‘这必须结束！’”。虽有这段叙述，但此事发生在政变第二日他在元老院演说之前，而非他在五百人院讲话之后，所以它只能证明拿破仑失望焦躁，完全不能说明他懦弱。[75]拿破仑逃出/被逐出橘园厅后，阴谋者利用这段时间制定紧急方案，吕西安一从宫里出来，计划就将付诸实行。这半小时中，他们等待吕西安露面、集结同党、散播拿破仑与议员扭打一事，并准备劝说立法院卫队支持政变。
奥热罗是五百人院议员，但他暂时保持中立。值此危急关头，他从会场走到战神长廊（Gallery of Mars），不太客气地对拿破仑说：“你蹚的水真深哪。”后者回答：“那又怎样，阿尔科莱的水深多了。”[76]拿破仑后来回忆，他甚至威胁奥热罗道：“相信我，不想倒霉的话就闭嘴。不出半小时，你就能看到结果。”[77]不论哪句回答更贴近实情，它们都暗含一个事实：拿破仑自知搞砸了政变第二阶段的开头，并陷入困境，但他很可能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惊失色、一蹶不振。[78]此外，两种回答都暗示了他打算逆转局面。
政变下一步是争取议会卫队支持，卫队共400人，由让-马里·蓬萨尔（Jean-Marie Ponsard）上尉指挥。拿破仑没有独自说动卫队，倒是靠一幕纯戏剧促成了倒戈。此举也许是蓄意的，甚至可能预先排演过。1794年，就在被捕前夕，拿破仑致信法国驻热那亚领事蒂利，谈及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79]这幕戏剧与此言惊人地相似。五年后的现在，吕西安正好亮出一模一样的观点。他跳上马背，鼓动卫兵，声称五百人院的一小撮狂热分子被英国黄金买通，正恐吓大部分议员。接着他拔剑直指拿破仑胸口，高喊：“我发誓，只要我的亲哥哥想损害法国人民的自由，我就刺入他的心脏。”[80]这句承诺有多夸张就有多虚伪，但它起效了。（在滑铁卢会战前，这也是拿破仑的兄弟们最后一次证明他们对他来说并非全是负担。）
至少一份很久之后的记录记载道，拿破仑对蓬萨尔说：“上尉，带上你的连，立刻驱散这次煽动叛乱的集会。那些人不再是国家代表，而是国家所有不幸的卑鄙的始作俑者。”蓬萨尔问若有反抗怎么办。“使用武力，”拿破仑回答，“甚至是刺刀。”“那就够了，我的将军（mon général）。”[81]夏尔·勒克莱尔将军（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缪拉（他和拿破仑的另一个妹妹卡罗琳订婚）、贝西埃、第8战列步兵半旅少校纪尧姆·迪雅尔丹（Guillaume Dujardin）、勒菲弗、马尔蒙等军官谴责据说被英国黄金收买了的律师政客，蓬萨尔的士兵于是不干别的，直接清场。议员们高呼“共和国万岁！”，呼吁诉诸法律与宪法，但士兵无视他们。[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