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他撑过一年，他将长握权柄。
——塔列朗论拿破仑的执政之位
领导民众时……应不露声色。
——1804年9月，拿破仑致富歇
1799年11月11日（周一）上午阴雨连绵，10点时，六名龙骑兵护送拿破仑至卢森堡宫。他身着便服，在前督政会议室中着手建立临时执政府（provisional Consulate）[1]。[2]前一天他完成了雾月政变，现在他急于尽快发起二次政变，以便推翻首要的同党。1791年和1793年，西哀士为法国起草了两份宪法，他拟出的第三份宪法充斥着分权制衡机制，拿破仑认为它不能捍卫大革命。拿破仑后来描写西哀士道：“此人只会纸上谈兵，他不了解人性，不懂如何发动人民。他的学识总是把他引向形而上学层面。”[3]
三执政首次开会时，迪科对拿破仑说：“不必选举主席，你有权居首。”[4]西哀士闻言皱眉，拿破仑便提出折中方案，建议三人按姓氏字母顺序轮流当二十四小时首脑（也就是说他先当）。于是他坐在了桌子中央的大椅子上，那里原是督政府主席之位，后来他天天坐那。“来吧，”他催促迪科与西哀士，“宣誓吧，我们很急的。”[5]执政会议虽是执政府核心，但毕竟只有三人参加，所以谁是主席几乎不重要。大部分议题常是拿破仑想出的，他也推动这些话题向前进展。
政变后第二天，市内张贴拿破仑的相关发言。他描述了政变，称“二十个刺客冲我胸口扑来”，并呼吁国民团结，但他没提迪科和西哀士。布告写道：“赶走煽动者后，稳定、保护与自由的思想已各自回归恰当的位置。”这番话迎合了法国人，他们厌倦了督政府，认为常胜将军管理的当局不会比它还差。[6]
拿破仑的宣传人员忙了一夜，他们印刷布告，在巴黎全城张贴，但西哀士派没有这么积极。奉命起草新宪法的五十人临时委员会内部又组成七人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布莱·德·拉默尔特去西哀士的公寓受领宪法，但西哀士能给他看的只是一捆笔记。于是两人坐下，拟出第一份草稿，后来前吉伦特党人、宪法专家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继续完善它。[7]没过多久，勒德雷尔警告拿破仑，称西哀士计划让另外两名执政分主内外，并设置“大选长”（Grand Elector）监督他们。复杂的分权体系中，“名流”（notables）掌控参议院，只有他们可以罢黜大选长。[8]西哀士显然自比哲学王，而迪科与拿破仑都是他的执政，一个处理内政一个统帅外军。这与拿破仑对情势的看法截然不同。[9]
五周之后，伴着鼓号齐鸣声，《共和八年宪法》在巴黎各大公共场所宣读。之前这段时间，雾月党人组成的各种非正式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激烈讨论宪法。争论期间，多努认为权力应当更集中，吕西安与布莱领导的波拿巴派把他拉入己方，并彻底智胜人数较少的西哀士派。康巴塞雷斯及时转投拿破仑阵营，帮了大忙。布莱最后对临时委员会明言，他们的“使命”是让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授予他十年决策权，而且他们不能安排什么“大选长”监督他，只需为他设置顾问机构国家参政院，立法动议权将归它专属。[10]新宪法第41款规定：“第一执政颁布法律，自主任免国家参政院参政、公使、大使等首席驻外使节，以及海陆军军官、地方行政机关人员、政府驻法庭特派员。”[11]第一执政还有缔约权，他将住在杜伊勒里宫，领50万法郎年薪，这是大使薪水的50倍。实权在何处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第二执政与第三执政也住杜伊勒里宫，但作为宪法遮羞布，他们只领15万法郎年薪。
为推广新政权，并“结束革命”（政府自己的说法），执政府签署了大量法令：凡尔赛宫移交给伤兵居住；废止反流亡者的邪恶法律，拿破仑亲自去圣殿塔监狱释放人质；禁止警察骚扰归国流亡者或强迫他们“贷款”；把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与葡月一日（革命历元旦）设为公共假日。伤兵以及军人的遗孀与遗孤将受领抚恤金。拒宣誓派教士不再因为拒绝发誓效忠宪法而被驱逐出境。尽管美法之间仍进行准战争，执政府依然下令为乔治·华盛顿哀悼整整十日，而缅怀“美国辛辛纳图斯”的公开悼文对比了华盛顿和拿破仑的相似之处。[12]拿破仑也没忘记临行前给克莱贝尔的承诺，他对新任内政部长、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下令，只要有船可用就送“一个喜剧班子”去埃及。[13]“新生政府必须新奇耀眼，”当时，他对布列纳说，“它平庸黯淡之日即是垮台之时。”[14]
正因为拿破仑是军人、雾月政变是军事政变，拉普拉斯这种卓越的科学家就任如此高位一事便能说明执政府显然不是军事独裁政府。塔列朗重任外交部长。政府只招纳了一名军人，即新任战争部长亚历山大·贝尔蒂埃。[15]“如果三四年间，热病让我死在床上，”次年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就警告国民谨防军政府出现，我会叫他们任命平民裁判官。”[16]不出所料，富歇就任警务部长。马丁·戈丹（Martin Gaudin）担任财政部长，此人是管理国库的前朝高官，从路易十六时代起，他侍奉过所有政权。戈丹马上着手改革太过复杂的法国税法，降低税率。财政管理权从地方政府集中到财政部，整个公共会计体系也终于实现了集权化。[17]军饷原由各省支付，拿破仑很快建立起中央军饷给付系统，这是他及时打破官僚体制并毫不迟疑地实施急需的改革的经典例子。
三执政的名字将写入新起草的《共和八年宪法》，供国民知悉，1800年2月，宪法会交付全民公决。12月13日，宪法委员会召开最终会议。会上，拿破仑请西哀士提名执政人选。西哀士已收取凡尔赛宫外面的地产、一幢巴黎住宅（由国家付款），据说还拿到了35万法郎现金，于是他如预期的一般提议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康巴塞雷斯任第二执政、律师兼前议员夏尔-弗朗索瓦·勒布伦（Charles-Fran?ois Lebrun）任第三执政。勒布伦永远见风使舵，在他的年代，除了雅各宾派，他投靠过所有党派。西哀士自己只分到了参议院议长职位，迪科则任副议长（他让出临时执政后得到10万法郎）。拿破仑的第二次政变比第一次稍长，但同样是不流血的胜利。预定在次年2月举行的正式全民公决将赋予执政府它所需要的合法性，但拿破仑从不怀疑自己统治法国有违道义。正如他提到尤利乌斯·恺撒时所言：“在这种态势下，既然审议机构议会已无力统治，恺撒本人就保障着罗马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各党派公民的安全，所以他的独裁合法。”[18]1799年，拿破仑对法国政府也持同样态度。
“法兰西人民！”12月15日，拿破仑发表宣言称，“一份宪法呈现在你们面前，它将结束共和国内政和军事形势（中的）……不稳定要素……宪法基础是代议制政府的真正原则，是神圣的财产权、平等权与自由权……公民们，大革命事业已经建立在发起它的原理上，它结束了。”[19]
拿破仑把财产权置于平等权与自由权之前，这表明他专注于维护商人、雇主、奋斗者与国有财产所有人（即努力经营桑树园等小产业的人）的权利。这些人是法国的脊柱，他理解他们的牵挂与需要。宪法全文共95条（其长度不及上一份宪法的四分之一），其中第94条明确规定，大革命期间君主国、教会、贵族失去或售出的财物与土地永远不会奉还原主。1802年及1804年，拿破仑重申上述承诺，但他没有许诺继续进行再分配。他提到平等时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经济地位平等。军队是拿破仑最有力的天然支持者，它从政变中获益良多。军中饷银增加、待遇改善、津贴提高，士兵也有望分得土地（不过似乎没人拿到那6阿庞）。延迟承包商受款时间的法律也被撤销了，他们很快收到全额给付的资金。
12月下旬，拿破仑日后的统治机构正式成形。国家参政院在卢森堡宫有会场，22日，他们在那儿举行就职典礼。参政院是法国新政府的主要审议部门，负责向第一执政提建议，并辅助他起草法律。很多国家参政是第一执政任命的对政事不感兴趣的技术专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他本人控制。50名参政中只有6位军人。只要参政们尊重拿破仑，他就请这些人在自觉必要时畅所欲言，并鼓励他们互相争论。新宪法授予国家参政院行政诉讼终审权与立法院议案文本先行审查权，这些职权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部长是参政院临时成员，若议程涉及自己的职责，他们就会列席会议。
12月25日（直到1802年，法国官方历才承认圣诞日）早上8点，《共和八年宪法》生效。宪法印刷本序言是布莱的讲话，他辩称，法国公民大众渴求的共和国既非“旧王朝（Ancien Régime）专制政权，亦非1793年暴政”。[20]布莱说新宪法可以用一句格言总结：“信心来自下层，权力来自上层。”[21]根据宪法，第一执政连任十年，掌握政治与行政大权，任期之中，另两名执政担任他的顾问。元老院最多有80人，先选60人，以后每年增选2人，议员“终身任职，不受侵犯”。元老院在四轮选举产生的全国名单中选择执政、300名立法院代表、100名保民官。最重要的是，元老院多数人通过的声明——元老院令（sénatus-consultes）——享有全部法律效力，尽管颁行它们的初衷只是修宪。
保民院将讨论第一执政和参政院制定的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立法院有权表决法律案，但无权讨论。保民院能够讨论执政府送来的立法案，并可将意见告知立法院，每年立法院要在至多四个月内开会考虑保民院的意见。只有元老院有权修宪，但三议院皆无权创设或变更法律。拿破仑借这些举措确保议会权被拆分、各机构权限较小，自己则保留了大部分权力。
公民仍可选举首轮立法院代表候选人，尽管最终人选仍由元老院决定。一轮选举后，每个公社中10%的成年选民当选“公社名流”；各组“公社名流”分别举行二轮选举，其中10%的人当选“省名流”；“省名流”举行三轮选举，其中5000～6000人当选“国家名流”；“国家名流”中将有400人担任立法院代表与保民官。事实证明，此前的议院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了。60名元老院议员、100名保民官以及300名立法院代表中分别有38位、69位和240位前议员。[22]他们的经验能派上用场，因为拿破仑正在巩固革命成果、修正革命方向、终结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23]特别复杂的宪法尤其是立法机关的三重投票系统非常适合拿破仑，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筛除反对意见。[24]
新宪法有大量安抚国民的条款：除非发生火灾与水灾，公职人员不得擅入法国公民住宅；若无审判，公民的最长在押期为十日；“拘捕中施加残酷行为”构成犯罪。[25]1800年1月1日（根据革命历，这一天是共和八年雪月十一日，无甚特别意义），立法院与保民院首次开会。
立法机关的自由受限，但不能仅据此认为拿破仑政权不听谏言。请愿者总有机会发表意见。各省之中，省参政院（conseil de préfecture）和省议会（conseil généraux）的争论常具适度的开放性，尽管它们对政府政策没多少影响。[26]拿破仑政权还算听取人民的怨言，它只是不给他们任何放大非议的手段。政坛上也很难出现协同的反对行动。
上任第一周，第一执政拿破仑就致信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议媾和。“我冒昧提出，这场战火已烧遍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命运都与它的终结息息相关。”他如此告诉英国国王。[27]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Grenville）勋爵回信称，拿破仑应让波旁复辟，他便答道，照此原则，英国应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他确保法国境内广泛传阅格伦维尔阁下的信，此举巩固了执政府背后的支持。[28]1799年9月下旬，第二次苏黎世（Zürich）会战爆发，马塞纳击败俄军，俄国遂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此后，奥地利开始与法国议和，和谈持续数月，但并无进展。当春天的新战季来临时，奥军已准备好力夺热那亚、入侵法国东南部。
弗朗索瓦·贝茨（Fran?ois Beyts）原是五百人院议员，雾月政变时，他和另外60名议员被逐。“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召集人民大众，”拿破仑致信贝茨，谈论法国政治派系道，“近十年来，党派主义催生保王党、朱安党、雅各宾派、弗扬派等无数党派，法国公民的简单称呼比它们珍贵得多。这些党派把国家推入深渊，拯救它的时机终于来了，我们可以一劳永逸。”[29]贝茨被说动，次年3月，他就任卢瓦和谢尔省（Loir-et-Cher）省长。然而，拿破仑无法吸引所有人，他也苛待质疑国民团结政策的人。某位前雅各宾派将军将到达里尔（Lille），当地市长不太想欢迎他，拿破仑驳斥道：“不得斗胆再提此言，难道你没发现我们都一样为法兰西效力吗？先生，我告诉你，雾月十七日与十八日，我竖起一面铜墙，没人能透过它回顾过去。所有回忆都得在这堵墙上撞得粉碎！”[30]大革命开始后，执政府是第一个未彻底清洗前政府的新政权。三年后，立法院的确驱逐了反对派，但法国人不会再因政见而招来断头台之祸。
拿破仑的铜墙政策为他的政府广开言路。所有党派都参政，只有新雅各宾派除外。尽管他自己是雅各宾分子，抑或正因为这一点，他意识到，或许不少前雅各宾党人拥护他的事业，但新雅各宾运动本身将在意识形态层面反对他。抛开往日政治立场，促进国民团结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归顺（ralliement，字面意义为争取），尽管有些人加入拿破仑政权是出于自私动机，但很多人见到他改造法国的举措后就在爱国真情的驱使下归顺。[31]另一政策融合（amalgame）与归顺相关，与单纯的支持不同，它旨在为政权注入积极的热情。[32]
凭借这些政策，拿破仑为他的政府网罗了一大批能干的公职官员。这些人由康巴塞雷斯（弑君者）领导，包括：路易-马蒂厄·莫莱（Louis-Mathieu Molé，保王党人，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后任司法部长；让-艾蒂安·波塔利斯（Jean-étienne Portalis，反对督政府的稳健派人士），处理宗教事务；让-艾蒂安之子约瑟夫-马里（Joseph-Marie Portalis），与其父一样能干；科学家让·沙普塔尔（Jean Chaptal，吉伦特党人），后任内政部长；军事管理人员让-热拉尔·拉屈埃[33]（Jean-Gérard Lacuée，稳健派人士）将军；国家参政安托万·蒂博多（Thibaudeau，又一名弑君者）；警察局的艾蒂安-德尼·帕基耶（étienne-Denis Pasquier，稳健派人士，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国库部长尼古拉-弗朗索瓦·莫利安（Nicolas-Fran?ois Mollien，路易十六的前大臣）。“人尽其才的艺术，”拿破仑告诉莫利安，“比用人艺术难得多。”[34]果月政变时，拿破仑赶走了卡诺，但他明白卡诺有非凡的才干，1800年4月2日，他任命卡诺为战争部长。贝尔蒂埃则调任预备军团司令。[35]
由于稳定、高效与完全竞争的新氛围，雾月政变后一周内，法郎兑美元、法郎兑英镑的汇率翻了一倍。100法郎政府公债价格本已跌至12法郎，1800年1月，它骤升至60法郎。财政部长马丁·戈丹迫使税务机关取得预计收益前先存款，凭借这道命令和其他措施，两年后他实现了收支均衡。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这是法国第一次达至平衡预算。[36]
拿破仑掌权后即言明，1800年1月末至2月初，政府将在所有法国公民中举行长达数日的全民公决，借此赋予新的《共和八年宪法》合法性。所有成年男性都能通过在登记簿上签字来投票。为了确保赢得公决，12月，拿破仑让吕西安接替拉普拉斯任内政部长。2月7日，吕西安正式公布全民公决结果，称3011007名法国人投票赞成《共和八年宪法》，仅1562人反对。[37]因为天气不好、农村人口缺乏交通工具等原因，只有25%的法国人参与了投票，即便投票率低，要说99.95%的法国人赞成宪法当然仍显可笑，重要原因之一是南部和旺代省尽是保王党人。[38]比如在土伦，官方声称有830人投赞成票，仅一名雅各宾派鞋匠投反对票。
国家档案馆藏有400多捆选票，它们清楚地证明吕西安书写选举结果时系统性造假。2月4日，他命令内政部停止计票，因为三天后他要公布总票数。因此，政府没有统计西南地区的选票，仅仅根据科西嘉省等25个省的已知计票结果推算出它猜测的票数。[39]24省总票数与约讷省（Yonne）票数中各有8000张、16000张赞成票纯属吕西安手笔，于是，光是西南地区，他就多算了20万张赞成票。他给东南地区的省加了7000张赞成票，又给东北地区的省加了7000～8000张。吕西安甚至懒得用特殊数字造假，他只会整千整万地加票，好让赞成票数超过300万。2月4～7日，他一共加了约90万张赞成票。[40]军中共有556021人赞成，无人反对，这两个数字纯属捏造。海军总计投了34500张赞成票，但一条船上经常只有军官投票，计票时又把剩下的人算了进去。真实结果很可能约为155万张赞成票对几千张反对票。[41]所以拿破仑赢得了民主合法性，但到目前为止，他的胜利不仅远没有宣称的那么大，事实上还不及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全民公决成绩。[42]就连吕西安篡改的数字也早就被地方官改过了，不论谁在巴黎掌权，取悦当权者都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无人细查官员，投票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而且选民非常容易遭到威胁。有一半选民是文盲，但他们仍有资格投票，所以市长替他们填写选票。
吕西安篡改数据一事提供了观察拿破仑传奇最典型特征之一的绝佳视角。拿破仑总是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便如此，波拿巴派还是忍不住夸大数字，于是反对派（新雅各宾派、保王党、自由派、稳健派等派系）便在其沙龙和地下组织中争辩道，整个公决都是假的。拿破仑和他的宣传人员往往只是在不必要的事上搞得太过，如调整战场折损人数、添加档案中的文件、杜撰意大利军团演讲、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描画拿破仑骑着用后腿站立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结果真实的伟绩却招来奚落与非议。
剿灭乡间盗匪是执政府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拿破仑认为，“警务之道在于少罚重罚”，但是匪徒威胁遍布法国广袤领土，为了消灭他们，他倾向于经常施加重罚。[43]盗匪可能是保王党叛军（法国西部与南部尤多）、成群逃兵或逃兵役者、逃犯、路匪、纯暴徒，抑或是所有这些人的组合。旧王朝、公共安全委员会、督政府也曾在乡村整饬地方法纪败坏现象，但只有执政府才把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了，也只有它成功了。拿破仑拘留涉嫌实施盗匪犯罪的人，抑或把他们驱逐出境，已定罪者则会被处死。这些罪犯常有令人讨厌的名号，如“魔龙”“打死”“基督徒的小屠夫”，他们袭击孤立的农舍，抢劫马车和独行的旅人。
1798年4月，宪兵（gendarmerie）或者说准军警成立，这支队伍共有10575人，但拿破仑重组宪兵，他将其扩编至16500人，及时支付高额军饷，提升军中士气，并涤清腐败现象。[44]此前步行的巡警队配备马匹，且人数增加；特别法庭与军事委员会若有间接证据便可将嫌疑犯斩首，嫌疑犯也无权委托辩护律师；大批流动部队接受派遣，并以简易程序裁决案件。1799年11月，法国约有40%的领土实施戒严，但不出三年，境内出行又安全了，商贸也得以恢复，就连拿破仑的意大利胜绩也不比此事更得民心。[45]
1800年3月，执政府撤换了3000多名法官、公诉人以及院长与其任命的人。撤职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政见，倒不如说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来这些人不精于实务，二来拿破仑急着赶走年老、腐败或无能的律师。因为工作积压，七个月后司法系统才重新顺利运转，但此后司法操作有了改善。[46]
拿破仑一宣布大革命结束便力图消除一些更能象征革命的元素，令人取下装饰教堂尖塔和公共建筑的红色无边软帽[47]。“先生”（Monsieur）、“夫人”（Madame）取代了“公民”（citoyen）、“女公民”（citoyenne）。圣诞节与复活节恢复了，1806年1月1日，革命历终于被废除。拿破仑一直在乎命名学的力量，于是他将革命广场（原路易十五广场）改名为协和广场，并拆毁当地的自由女神巨像。“协和，”他后来写道，“使法国战无不胜。”[48]他热衷改名一事还有旁例可证：他创造的内高卢共和国改称意大利共和国；英格兰军团改称大军团（Grande Armée，1805年）；统一广场（Place de l’Indivisibilité）——原王家广场（Place Royale）——改称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执政府时期，拿破仑自己的文风也有微妙的改变。大革命期间，他会写“始终不渝”（inaltérable）、“清正廉明”（incorruptible）等陈词滥调，现在他用词更加透彻，如“大”（grand）、“严”（sévère）、“智”（sage）。[49]
接下来，拿破仑劝说流亡者（大革命时代逃走的贵族、资产所有人、保王党人、教士）回国，条件是他们肯定不能指望取回财产。他最终恢复了流亡者的选举权与公民权。[50]大革命时期，禁止入境的流亡者多达10万人，1800年10月，拿破仑在名单中删去48000人，1802年4月，名单上仅剩1000名不肯妥协的保王党人。很多旧王朝贵族疏远拿破仑，但不少知名贵族愿为他效力，如塞居尔伯爵、吕讷（Luynes）公爵、纳博讷（Narbonne）伯爵、布罗伊（Broglie）公爵、塔列朗及莫莱。支持者中亦有1789年的底层贵族，如马尔蒙、雷米萨（Rémusat）、贝尔蒂埃、勒德雷尔。1803年5月，约有90%的流亡者回国，严重打击法国的大规模人才流失局面遂有好转。[51]1800～1814年，拿破仑一共任命了281名省长，其中110人（在总人数中占到39%）是旧王朝贵族。[52]
拿破仑既迎合国外保王党，也安抚旺代保王党，并承诺大赦放下武器的朱安党人。他告诉叛党，督政府“不公正的法律”与“反复无常的法案”已经“侵犯了人身安全与意识自由”，若1800年2月18日那天，叛军上交武器，他就“完全赦免所有人”过去的一切行为。[53]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étienne-Alexandre Bernier）教士接受这些条件，不过朱安党领袖路易·德·弗罗泰（Louis de Frotté）、乔治·卡达杜尔（Georges Cadoudal）、路易·德·布尔蒙（Louis de Bourmont）伯爵继续斗争。拿破仑把忠于他的主教称作“神圣宪兵”（sacred gendarmerie），贝尼耶也是其中一员——他成了奥尔良（Orléans）主教。拿破仑指示戴杜维尔将军坚决对付叛军：“如果你要开战，那就打起精神、严肃对待，唯此方能缩短战争，进而减少人类的悲痛。”[54]
1801年年初，拿破仑成功“斩除”朱安党叛乱领导人，某些场合中，“斩除”既有比喻意也有字面意。他因诈术挨批，但游击战争总得采用例外的作战原则。2月18日，弗罗泰被斩首；3月5日，卡达杜尔与拿破仑共进早餐，但他后来去英国流放；布尔蒙最终彻底转换立场，为法国而战。从1793年起，朱安党就一直在西部12个省份对抗共和国，他们召集的武装叛军一度达到3万人，但1800年年底，旺代已安静下来。从此以后，朱安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密谋杀害拿破仑本人。
法国本有73家报社，1800年1月17日，拿破仑至少关闭了其中60家，他说自己禁止“报纸有任何不利于我的言论”。[55]这道未经议会审查的法令宣称“塞纳河各省发行的”某些“报纸是共和国敌人的工具”，因此除了“科学、艺术、文学、商业和广告专刊”，“战时”只有13种报纸有权刊行。[56]法令继续警告道，若报纸刊登“不尊重”社会秩序、人民主权、军队荣誉与友好政府的文章，“就立即取缔它”。拿破仑也禁止外国报纸在法国发行。[57]他认为，如果允许保王党与雅各宾派的报纸煽动不满，那就根本不可能促成民族团结。
所谓的“报纸”中不乏极端小报，它们散布了很多言论，如拿破仑和亲妹妹波利娜有禁断关系，“报纸”这个词高抬了不少这类小报，但1月17日的法令无疑沉重打击了法国的言论自由。“若有政府控制，自由媒体可成为强大盟友，”多年后拿破仑说，“任它发挥，则如睡在火药桶旁。”[58]还有一回，他说：“纸媒是兵工厂，它不能是私有财产。”[59]他在意大利和埃及悟到精心策划的宣言有多大威力，现在他不会不准备控制国内舆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没有媒体自由的传统。1789年，法国宣布言论自由乃普遍权利，官方批准发行的日报从4家激增至300多家，但早在1792年，政府就开始取缔日报，周期性的政治清洗也减少了报纸种类，1799年时仅73家报社尚在。[60]那个年代，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亦无言论自由，1819年，就连英国政府也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六条法案》（Six Acts），这些法律把煽动定义改得更严，导致三名编辑被诉。那还是在和平年代，而1800年1月，法国正同五国作战，且每个敌国都发誓推翻它的政府。按照当代标准，我们可以批判拿破仑的措施，但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中，这几乎是标准的常态。
法令颁行后，大部分记者没有改行，只是写稿时更倾向波拿巴主义。他们向贝尔坦（Bertin）兄弟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阿梅莉·叙阿尔（Amélie Suard）的《政论家》（Publiciste）以及《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等报纸投稿。保王党作家长期推崇拿破仑的严格法治立场，由于这个重要原因，他们开始歌颂他。报纸数量自然减少，但总阅读量在很大程度上没发生变化。[61]拿破仑也将大批前保王党记者拉入政权，这表明他日趋保守。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成为参政院参政；1808年，帝国大学成立，路易·德·丰塔纳（Louis de Fontanes）任校长；夏尔·德·拉克雷泰勒（Charles de Lacretelle）进入法兰西学术院。
《世界箴言报》创立于1789年，莫莱伯爵称，它变得“什么都不是，只是温顺的工具和（拿破仑所有）心声的传声筒”。[62]该报系私人产业，但政府官员为其撰稿，地方媒体也依赖它，当它是官方小报。[63]内政部撰写《箴言报》“内政”栏；拿破仑的办公室撰写“巴黎”栏，这些文字特别是对英国的批评常常由他口授；警务部等其他部门撰写“综合”栏。国家的宣传小报《箴言报》虽充斥着谎言与大话，但读起来很少乏味，它也刊登关于诗作、文学、戏剧和法兰西学院的稿件。拿破仑本人密切关注散播消息的策略。“用官方渠道传播下列报告，”他曾指示富歇，“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所以先去沙龙透露风声，再让纸媒发表。”[64]正如1812年他对内政部长所言，总的来说，“我希望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能出版，但题材淫猥的以及任何可能扰乱国家安宁的除外。审查时应该只关注这两方面”。[65]
1790年，法国设立83个省（departément）或地区（region），从而分散了权力。1800年2月，全民公决结果公布，十天后，执政府颁布法律（保民院中，71人赞成，25人反对；立法院中，217人赞成，68人反对），规定各省或地区由内务部长任命的省长管理。大革命所确立的地方民主根基于是一下子就被彻底废除，大量的权力集中到了拿破仑手里。现在各省皆有中央选任的省长、专区区长和市长，专区区长和市长分别管理区（arrondissement）和公社（commune），若其下辖居民超过5000人，则他们也由中央选派。除了1790年时最初的83个省，1800年，执政府新增了20个省，并在各省内增设2～6个区。省-区-公社制保存至今。
1790年后的地方自治时期，每30名法国人中就有1人担任某个地方官职务。如今，自治政府被取代，新政府的主动性与控制力最终由第一执政赋予。地方上有民选委员会，但它们是纯顾问机构，一年只开两周会议。治安法官（juge de paix）原本经选举产生，现在则由省长任命。专区区长常是本省人，但省长几乎都是外省人，其平均任期只有4.3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们对拿破仑的最大忠心。[66]然而，不管省政府制多么独裁，事实证明它比笨拙的原体制有效得多。[67]第一执政拿破仑把所有公职官员编入带薪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训练。他废除依赖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晋升机制，代之以回馈才能与功绩的升职系统。他坚持向省长索要系统性数据资料，命令他们每年全面视察所辖省份，收集第一手信息。[68]他后来说，省长们是小皇帝（empereurs au petit pied）。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énées）省长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内-诺韦让（Boniface de Castellane-Novejean）总结道，省长的职责就是“保障税收、征兵与法治”。事实上，他还有如下工作：为骑兵征收马匹；安排军队住宿；关押战俘；促进经济发展；在公决与选举中给予中央政府政治支持；剿灭盗匪；向中央政府汇报本省民意，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意见。[69]只有在扶贫、基础教育等拿破仑不感兴趣的领域，各省才有较大的权力。[70]
一旦天气允许，法国与奥地利及其盟友（尽管不包括俄国）的战争就会一触即发，所以拿破仑需要重新装满几乎全空的国库。他指示戈丹向15家左右的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借1200万法郎。银行只肯出300万，并提出有用建议——靠发行国家彩券（national lottery）募集剩下的钱。拿破仑不为所动，1800年1月27日，他直接逮捕了法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拥有很多海军补给合同的加布里埃尔·乌夫拉尔（Gabriel Ouvrard）。有传言说，近四年来，乌夫拉尔靠这些合同赚取了800万法郎。[71]（乌夫拉尔不肯资助雾月政变，这点也对他不利。）乌夫拉尔的命运让其他银行家对钱款数额松了口，但拿破仑想为法国财政打造坚实得多的基础。此前他实际上需经银行家和承包商同意才能调动军队，他不能继续这样做了。
2月13日，戈丹开办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第一执政是首位股东。他不想恳求天性谨慎又不愿合作的巴黎银行业创办法兰西银行，转而向鲁昂制造商让-巴泰勒米·勒库特·德·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和瑞士银行家让·佩勒戈（Jean Perregaux）索求初始资金与指导，此二人位于最先管理法兰西银行的六位代理人之列。法兰西银行发行了面值为1000法郎的股份，其原始资本为3000万法郎。为鼓励民众认购股份，拿破仑规定该银行受执政府保护，并确保自己的班子参与认购，约瑟夫、奥尔唐斯、布列纳、克拉克、迪罗克和缪拉皆持股。[72]法兰西银行理论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其实在它正式开业之前，《箴言报》就不得不声明，把它“比作英格兰银行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资金完全不会流向中央政府”。然而，政府最后悄悄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兰西银行的确资助了拿破仑战争。
1803年4月，政府授予法兰西银行十五年的巴黎纸币独占发行权。1808年，该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为法定货币，支持它的不仅仅是银行担保，还有国家。拿破仑的支持树立了法兰西银行的金融信用，因此一段时间之后，该银行使现金流通量翻了一倍，使私印纸币与私人贷款贬值，建立地方分行，增加收益，扩大股东基础，发放更多贷款，简言之，创立了经典的良性商业循环。法兰西银行也承担重要的政府职能，如管理国家所有年金与津贴。拿破仑牢牢控制如此重要的机构，1806年4月，他把银行代理人换成亲自任命的一名行长、两名副行长。拿破仑从未彻底摆脱国库得向其他银行借债的处境，但法兰西银行缓和了逮捕它们的老板的需要。
1800年2月19日，拿破仑从卢森堡宫迁居至杜伊勒里宫。1792年8月，还是年轻军官的他目击人们把路易十六从杜伊勒里宫押至圣殿塔监狱，从那以后，他是第一个入住这座宫殿的统治者。康巴塞雷斯就任第二执政后也有权入住杜伊勒里宫，但他明智地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住不了多久，也就是说，一旦拿破仑赢得全民公决，他就会想独占杜伊勒里宫。
波拿巴夫妇搬进来后，拿破仑住进路易十六住过的二层房间，该地可俯瞰卡泰丽娜·德·美第奇（意大利语人名为Caterina de Médici）布置的花园。约瑟芬住进玛丽·安托瓦内特住过的一层套间。据说她告诉一位侍从：“我能感觉到王后的灵魂，她问我在她床上干什么。”拿破仑似乎没这种顾虑，传说他把约瑟芬抱进他们的卧室，说：“来吧，小克里奥耳人（Creole）[73]，到你主子的床上来。”[74]他们充分利用杜伊勒里宫，每十天宴请200人。凡尔赛宫库存的青铜器与壁毯被搬了出来，黄色与丁香色丝绸装饰了一间客厅。从这一时期开始，约瑟芬成了帝国风格的关键开拓者，这种风格影响了家具、时装、室内装潢与设计。十年革命后，她也引领礼仪复兴。
入住杜伊勒里宫后，拿破仑很快就在大长廊里摆放了22尊心中英雄的雕像。最先放进去的自是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但汉尼拔、西庇阿、西塞罗、加图、弗里德里希大王、乔治·华盛顿、米拉波及革命派将领当皮埃尔侯爵（Marquis de Dampierre）也摆在突出的位置。马尔伯勒公爵与迪戈米耶将军亦在列。马尔伯勒因布林德海姆（德语地名为Blindheim）会战闻名。迪戈米耶之所以能待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萨克斯元帅等真正的军事巨人身边，肯定是因为土伦会战中他慧眼识别拿破仑。大长廊里也有茹贝尔的雕像，他已然过世，不再构成威胁。这些英雄的雕像有一半身着长袍，被它们环绕着，拿破仑自然有所触动。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为第一执政画像时，他首次把手插进马甲。[75]
约瑟芬的瑞士裁缝桑多斯（Sandos）邀请出身英国名门的玛丽·贝里（Mary Berry）参观波拿巴家。贝里记载，马尔迈松“美轮美奂，令人震撼，因为它，共和国的简洁做派或可被谅解。我见过凡尔赛宫和小特里亚农宫，但我从没见过比马尔迈松更壮观的建筑”。她描述沙龙的样子，称“妆点环境的丁香蓝色光亮绸悬挂着，其上用忍冬花饰的纹路绣着maron，而且尽可能地体现品位”。她兴奋地说，第二个沙龙“饰有黄绸缎以及棕色与牛血红（sang-de-boeuf）须边”，甚至比第一个还瑰丽，“它的玻璃（即镜子）”尤其漂亮，它们“都蒙着黑纱（drapés），没有镶框”。接着她描写塞夫勒瓷花瓶、斑岩桌、镀有金色铜的支架、枝形吊灯、椅子、“精致壁毯”、枝形烛台等物的可爱细节。进入波拿巴夫妇的卧室后，贝里吃惊非小，只见家具上盖着镶白边与金边的蓝色丝绸织物，她还发现“他们其实睡一张床”。[76]
拿破仑照常希望这一切物有所值，他担心被室内装潢商骗，就问一位部长铃绳末端的象牙柄值多少钱。部长不知道，拿破仑遂剪下象牙柄，交给一位贴身男仆，命令他换上平民服饰去几家店询价并订购一打。结果拿破仑发现，象牙柄售价要比装潢商开的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把所有商人的账单统统削减三分之一。[77]
“恢复大革命前巴黎的娱乐之都地位是第一执政的一项政策。”[78]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如此回忆道。此举目的之一是振兴法国的老牌优势产业奢侈品业，如裙装业、马车业、银器业等，但拿破仑也觉得复兴的社会生活会折射出新政权的稳定性。大革命之前，奢侈品业是法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像欧洲丝绸业中心里昂等地更是仰赖奢侈品交易。他决心振兴奢侈品业。第一执政经常穿镶金边红色塔夫绸外套，即所谓的红礼服（habit rouge），约瑟芬和杰出的丝绸商勒瓦谢先生（M. Levacher）劝他收下这件衣服。“我不否认自己不太乐意穿这怪衣服，”他告诉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但人们会因此更欣赏我的决心。”[79]他的这身打扮吸引了插画家们，有人便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身着盛装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波拿巴》。[80]执政卫队也领到了新制服：鞋子取代木鞋；掷弹兵头戴熊皮帽，身穿带白色贴边与红色肩章的品蓝色制服。[81]
普罗旺斯伯爵乃路易十六的弟弟，自从1795年他的侄儿死后，他便自称国王路易十八。当时，路易十八在库尔兰（Courland，今拉脱维亚）叶尔加瓦宫（Jelgava Palace）流亡。就在拿破仑搬进杜伊勒里宫后的第二天，他致信对方，请求获准返回法国，这时机可谓相当不巧。路易十八称，只要拿破仑助自己复位，他可以选择王国的任何职位。六个多月后，拿破仑回信了。他最后写道：“感谢您写下的衷心好意。”作为一名前雅各宾分子，他的话也许比人们预期的更富同情意味，但他传达的信息明确坚决：“您不要想着回到法国。您要回来就得踏过十万尸骨……为了法兰西的和平与安宁，牺牲您的利益吧。历史会记住这件事。我对您家人的不幸并非无动于衷……我很乐意为您的退隐生活再添甜蜜与安详。”[82]拿破仑和勒德雷尔、马雷说起路易十八的信：“信写得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但结果是我回了信，它同样出色。”[83]约瑟芬和拿破仑打趣，她说自己的保王党朋友承诺，只要他帮助波旁复辟，他们就在骑兵竞技场给他塑像，把他塑造成为国王加冕的天神。拿破仑于是开玩笑道：“是的，然后拿我的尸体垫基座！”[84]然而，波旁家族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流放生活。因为他给了路易十八那番斩钉截铁的回答，从1800年秋天开始，波旁势力便开始密谋杀死他。
在十五周不到的时间里，拿破仑有力地完成了下列事务：他结束法国革命，送走西哀士教士；他颁行法国新宪法，为法国财政打下坚实基础；他钳制反对派媒体言论，开始了结乡间盗匪与旷日持久的旺代战争；他设立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不拘以往政治关系任命人才为官；他拒绝波旁王朝，向英奥求和（遭拒）；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哪怕我们考虑造假的因素），重组法国地方政府，并开办法兰西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