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让波旁看到，他们害人就要遭报应。
——拿破仑论昂吉安公爵
我们在这里不商谈公众意见，而是引导它。
——1804年，拿破仑在参政院的发言
5月18日，英国对法宣战，此后事态迅速发展。当月末，法军入侵乔治三世的世袭选侯领地汉诺威，拿破仑还命令爱德华·莫尔捷（édouard Mortier）将军（英国女人之子，曾在杜埃的英语学院就读）在当地的森林中伐木，以便制造侵英行动所需的平底船。[1]皇家海军以牙还牙，封堵德意志境内的易北河（the Elbe）与威悉河（the Weser）入海口。7月，纳尔逊封锁土伦。到9月时，英军夺回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岛、伯比斯、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与此同时，尽管俄国强烈抗议，拿破仑依然违背1801年法国与那不勒斯签订的条约，派杰出军人（兼失败的艺术家）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将军重新在意大利的塔兰托、布林迪西（Brindisi）和奥特朗托（Otranto）驻军。圣西尔为人冷漠，部下便昵称他为“猫头鹰”（The Owl）。
6月，拿破仑下令在布雷斯特、布洛涅、蒙特勒伊、布鲁日（Bruges）和乌得勒支兴建五座大型侵略军营地。布鲁日营地后来转至布洛涅附近的昂布勒斯特。算上菜园的话，布洛涅主营很快占据长达9英里的沿海土地。“我住在滨海军营中，”11月5日，拿破仑从蓬德布里克司令部致信康巴塞雷斯，“在这儿瞟上一眼就能轻松度量我们和英国的距离。”[2]
圣奥梅尔（Saint-Omer）、贡比涅（Compiègne）、阿拉斯（Arras）、埃塔普勒（étaples）、维默罗（Vimereaux）、巴黎和亚眠建立起支援兵营，供骑兵和预备队使用。英格兰军团吸收了旺代的西方军团兵员，后改称滨海军团（Army of the Ocean Coasts）。1804年1月军团共7万人，3月时全军达12万人。[3]拿破仑后来声称，自始至终他只想威慑英国、麻痹奥地利、训练军队，从没真的打算实行入侵。此乃无稽之谈。爱德华·德布里埃（édouard Desbrière）上尉的五卷本《登陆英吉利群岛的计划与设想》（Projets et tentative de débarquement aux ?les Britanniques，1900～1902年出版）回顾拿破仑的入侵方案，用了至少2636页精确概述各半旅的预备上岸地，虽说此书中格雷斯-瑟罗克（Grays-Thurrock）误作“弗雷-哈罗克”（Frey-Harock）、绿港（Greenhithe）误作“绿山”（Green-hill），但它表明拿破仑没有虚张声势。[4]他让人发布书籍与文章，提及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的成功侵英行动；他开始称英国为迦太基，在卢浮宫展示巴约壁毯（Tapisserie de Bayeux）[5]；他指示德农铸造“降临英国”的纪念章，其正面刻画近乎全裸的拿破仑成功战胜人鱼，其背面则是文字“1804年，伦敦铸造”。[6]
大规模地修建运河能保持南特、荷兰、安特卫普（Antwerp）、瑟堡（Cherbourg）、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之间的内陆交通，扩建弗卢兴码头后可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整个荷兰海军出海，然而这些工程直指拿破仑意图中的某处致命伤，[7]他和海陆军将领们堆积如山的详细通信亦体现了这一死穴。1803～1804年，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553封信，给德克雷将军写了236封信。[8]圣奥梅尔军营主将让-德-迪厄·苏尔特将军（拿破仑给他写了77封信）报称，全军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登船。拿破仑反驳道：“不可能，先生！我不认识‘不可能’，法语里也没这个词，从你的字典里删掉它。”[9]
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私下通信时称侵略军为英吉利远征军团（l’armée d’expédition d’Angleterre）。1803年12月23日，贝尔蒂埃列出军团兵力组成：79000名步兵；17600名骑兵，15000匹马；4700名炮兵；4600名车夫，7800名平民；数不清的地中海轻帆船，每艘可载20人、2000发子弹、200块饼干、10瓶白兰地（eau-de-vie）与1份羊腰腿肉；大量半武装渔船。[10]国家参政珀莱称，舰队规模如下：250艘单桅帆船，每艘载炮3门；650艘炮舰，每艘都配有大舢板；大量平底船，每艘载炮6门；750艘运输船，负责运送火炮。[11]舰队规格达到顶峰时，各类船只达1831艘，人员达167000人。[12]
很多平底船满载时的最大吃水深度为6英尺，船底平坦意味着它们可以上岸。1804年春，平底船大多已就位，但其侧舷容易进水，而且船尾无风时它们才能平稳航行，此外英吉利海峡鲜有东南风。[13]若舰载艇（pinnace）不能笔直前行，士兵也得划船穿过22英里的海面，他们会累得筋疲力尽。虽说法军准备夜袭，但是秋冬时节才会出现整整八小时黑夜，而那时天气太恶劣，军队不能冒险乘平底船渡海。[14]英吉利海峡固然狭窄，但它靠出了名的变幻莫测弥补了这一点。后勤原因充分说明为何15世纪后再无人成功入侵英格兰（15世纪时，侵略军要经威尔士入侵英格兰）。19世纪早期，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训练最佳、指挥最好的海军部队。
拿破仑没有被吓倒。1804年7月30日，他告诉布吕内将军，我们“只要等来适宜的风，就能把帝国鹰旗插上伦敦塔。时间和命运本身就知道未来”。[15]拿破仑的营地视察能花上二十五天，途中，他检查从防御工事到卫生管理的一应事务，但他尤其喜欢和士兵交谈。“他随心所欲地混入士兵中，”一名副官回忆道，“关心影响其舒适生活的一切小细节。他差别对待士兵，给予一些人赞赏、偏爱和所有应得的晋升，这激起了他们的最大热情。”[16]7月22日，拿破仑致海军部长的信抱怨道，因为没有支付费用，海峡港口的工人只好卖掉他们的银袖扣。“他们绝不能受罪，”他坚称，“不管事态如何，工钱必须付。”[17]人们也得喝酒。拿破仑致信德克雷，谈论将要充当营房的布洛涅地区的待征房屋及侵略军物资供给，他告诉对方“要确保有酒窖”，接着补充道，侵英战事需要30万品脱白兰地。[18]
8月在巴黎时，拿破仑开始与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商谈。若法军登陆爱尔兰，他希望2万名爱尔兰起义者提供支持。[19]他需要在英国安排117名翻译向导，想让这些爱尔兰人加入此队伍。他给他们设计制服，服饰构想包括“内衬红色的绿色龙骑兵外套、鲜红色饰面、白色纽扣”乃至马刺颜色，他还认定他们应设置两名鼓手。[20]拿破仑执着于微观管理，以至于他下令在17世纪海军英雄让·巴尔特故乡的市政厅为此人塑一尊大理石半身像，从而激发对法国海军战绩的自豪感。
拿破仑照例需要军政事务以外的精神食粮。美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姆森（Benjamin Thomson）爵士当时住在巴黎，10月1日，拿破仑感谢他的热量守恒说论文，评论道：
和极其稀薄的生热分子相比，未磨光物体的粗糙表层面积很大。同一物体磨光后，表层空间总面积会大大缩小。表层空间面积能够度量热量的流出与流入，从这个角度看，未磨光物体的热量出入量一定比磨光物体的大，所以它改变温度的速度应该更快。这些是我的想法，你的论文证实了它。为了发现真理，我们实施大量精确实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逐步前进，找到可在生活中全面适用的简明理论。[21]
最后一句足以证明拿破仑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此时拿破仑的云雨生活也非常活跃。11月初，他在布洛涅逗留，并致信不明人士“F夫人”，承诺下次见面时，“你要是喜欢，我还当门卫，但这回我决不让别人操心陪你去基西拉岛（Kíthíra）的事”，可见他似乎在当地找了个情妇。基西拉岛是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的故乡，当时他也不会只用首字母称呼其他收信人。拿破仑还和沙普塔尔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女演员玛丽-泰雷兹·布古安（Marie-Thérèse Bourgoin）缠绵，沙普塔尔于是心生懊恼。
约瑟芬知道吗？1804年11月，他与她通信，回复他所谓的“哀伤”来信：“贤淑温柔的约瑟芬一直在我心里，除非她自己变得消沉、暴躁、烦人。只要有个毫无压力的温馨家庭，我就能承受充溢人生的悲伤。”[22]但1805年1月时他却写“爱抚小姐妹一千次”，并且告诉她，欧仁正在“追求布洛涅所有女人，但状况未见好”。[23]
皇家海军的两支英吉利海峡中队拥有30多艘战列舰，永久驻于海峡。所有法国海军主将——冈托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洛朗·德·特吕盖、皮埃尔·德·维尔纳夫及德克雷——为皇家海军海峡中队所制，他们在合理限度内尽力反对英国远征。路易·拉图什·特雷维尔（Louis Latouche Tréville）最能胜任法国海军总司令之职，但他从圣多明各回来后就抱病不起，于1804年8月辞世。布吕克斯接替了特雷维尔，却在1805年3月死于肺结核。拿破仑和他的高级顾问意识到，大军不可能只靠一次涨潮渡海，冒着雾色突然过海也注定会陷入不测之渊。1692年，路易十四筹划入侵英国；1779年，路易十六制定侵英计划；1797～1798年，拿破仑自己也考察了侵英可行性。无论上述哪一场合，法军能想出的最佳战略都是设局引诱皇家海军离开英国南海岸线，为横渡海峡争得足够的时间。然而，诱使伦敦的海军部从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撤防纯属幻想，哪怕设想的撤防时间只有一次涨潮。
1803年11月23日，拿破仑致信冈托姆，谈及300艘武装大艇（chaloupes cannonières）、500艘炮舰（bateaux cannoniers）和500艘驳船组成的舰队，希望它尽快做好准备。“你觉得它能带我们去阿尔比恩海岸吗？它能载100000人。晚上对我们有利的八个小时将左右宇宙的命运。”[24]次日，他让沙普塔尔为“入侵英国”写几首歌，还说其中一首要用《出征曲》的调子。[25]12月中旬，他下令：旅级将军可携4名仆人去英国，上校只可带2名。[26]“此地的一切美妙悦目，”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真心喜欢美丽宜人的诺曼底。它是真正的法兰西。”[27]约一年后，即1804年12月12日，他从布洛涅致信奥热罗称：“近十天来我一直待在这。我有理由指望自己实现欧洲期盼的目标。六个世纪的屈辱等着我们来复仇。”[28]四天后，拿破仑告诉康巴塞雷斯，他能在昂布勒斯特悬崖上分辨英国沿海的“房屋与活动”，接着他又说，英吉利海峡是“一条水沟，只要我们敢试，就能跨过去”。[29]
1804年1月24日，拿破仑命令双面间谍梅埃·德·拉图什（Mehée de la Touche）向英国驻慕尼黑公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透露：“布洛涅的筹备工作是虚招，不管耗资多么巨大，它都不及乍看上去的样子。造舰艇是为了日后能把它们变成商船，等等，等等。第一执政诡计多端，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地位稳如泰山，不想尝试危及大军的不可靠行动。”[30]当月，拿破仑甚至力劝教皇支持远征，他致信对方，称英国人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迫……令人忍无可忍”。罗马并无回音。[31]
十年后，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彼时他常常公开谈论自己的远征计划，说他只需要在英吉利海峡维持三四天的优势兵力来掩护舰队。“他理应立刻进军伦敦，所以他倾向于在肯特（Kent）海岸登陆，”拿破仑后来回忆道，“但风和天气必然是决定因素。”[32]他声称会让海军将领和引航员替他决定10万大军及紧随其后的炮兵和骑兵在何处上岸。拿破仑自信能在“三天内到达伦敦”，到那时候，去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追击另一支法军舰队的纳尔逊也正好回来了，但他将无力回天。[33]
然而，就算拿破仑成功登陆英国，归来的纳尔逊也会切断他的再补给与援助，而且英国有1700万人待敌，其中很多人都有（虽说是临时的）武器，10万将士不足以征服他们。自1803年起，英国就开始大力准备入侵防卫战：南部城镇设防；烽火就位；富勒姆（Fulham）、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斯泰恩斯（Staines）等地的兵站堆满给养；从康韦尔（Cornwell）到苏格兰的登陆点皆列入清单。1805～1808年，南部海岸建起73座小型圆堡灯塔；防御胸墙环绕伦敦南部而建；1804年底，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已招募约60万人（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11%～14%），另有8.5万人加入民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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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年8月23日凌晨，皇家海军情报军官约翰·韦斯利·赖特（John Wesley Wright）上校暗中让乔治·卡达杜尔、凯雷勒（Querelle）医生等一小股朱安党人在诺曼底的比维尔（Biville）登陆。[35]18世纪90年代，赖特与朱安党人并肩作战，被俘后逃出圣殿塔监狱。在叙利亚战役中，他扮作阿拉伯人刺探法军情报，并组织了数起类似的秘密行动。[36]
拿破仑坚持亲阅全部原始密报，以免依赖他人解读。他和富歇发现了凯雷勒及其同党特罗什（Troche）。“要么我错得离谱，”拿破仑提起凯雷勒时道，“要么这家伙知道点什么。”[37]阴谋者达努维尔（Danouville）在赖特的一处登陆地被捕，后在狱中自缢身亡。拿破仑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评价道，此事“证明了阴谋的严重性，但未提供任何线索”。[38]
1804年1月16日，赖特接着送夏尔·皮舍格吕将军（前布列讷教员、法国革命战争英雄，原是雅各宾分子，后蜕变为保王党人）及另外7名同谋在比维尔登陆，然后他返回了肯特的英国海军情报基地沃尔默城堡（Walmer Castle）。[39]赖特听命于北海舰队司令、海军将领基思勋爵，基思又向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将领圣文森特（St Vincent）伯爵汇报工作。圣文森特自己的指令则来自霍克斯伯里勋爵：“最重要的是，赖特上尉应全力参与。”其他文件使英国政府与卡达杜尔的阴谋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对二者而言都达到了最密切的水平，其中一份源自基思的文件特别指出，赖特“奉命从事秘密微妙的工作”。[40]数封书信进一步证明，1804年英国政府直接插手谋杀拿破仑的阴谋。在这些信中，第一封写于1803年6月22日，寄信人是沃尔特·斯潘塞（Walter Spencer）先生，收信人是英国内阁高官卡斯尔雷（Castlereagh）勋爵。斯潘塞要求卡斯尔雷还他150英镑、还米歇尔·德·博纳伊（Michelle de Bonneuil）1000英镑。博纳伊是保王党阴谋者，拥有多重身份，在《亚眠条约》确立的和平时期，他去爱丁堡（Edinburgh）拜见了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即未来的国王夏尔十世（Charles X），由此为人所知。斯潘塞说，“卡斯尔雷勋爵计划在1803年绑架波拿巴，为了实施这桩政治密谋”，在英国驻海牙（Hague）公使利斯顿（Liston）先生的协调下，他和博纳伊预支了这笔钱。[41]（当时，“绑架”拿破仑的阴谋是刺杀的透明伪装。）在这起交易中，政府并无直接罪责，这也不出所料。然而，卡斯尔雷最亲密的政治盟友、议员乔治·霍尔福德（George Holford）致信斯潘塞，告诉对方要是他“不嫌麻烦找来唐宁街，卡斯尔雷阁下就会找他麻烦”。如果斯潘塞是在异想天开，那么霍尔福德不大可能会这么做。
1月28日，皮舍格吕会见莫罗将军，后者对阴谋一事含糊其辞。问题的关键是，莫罗没有警告政府，结果自己受了牵连。他静观其变，因为万一拿破仑遭“绑架”，国民也许会转而拥戴他——霍恩林登的胜利者。此时莫罗已告诉蒂埃博将军，他认为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军人”，让他当统治者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辛劳、所有这些希望、所有那些荣耀都会消亡”。[42]
1月29日，英国密探库森（Courson）被捕，此事助富歇拼凑出阴谋的概貌。一名法国情报官员耍了个花招，他化名罗塞（Rosey）上尉，设法说服英国驻斯图加特公使、西德尼·史密斯的弟弟斯潘塞·史密斯相信自己是法国异议派将军的副官。赢得史密斯的信任后，“罗塞”立刻获知了密谋的相关信息。[43]富歇在伦敦设有谍报网，根据它提供的情报，他告诉拿破仑，离皮舍格吕动身去法国还有三天时，此人曾在肯辛顿（Kensington）与一名英国大臣进餐，而且莫罗也和密谋者有联系。拿破仑着实吃了一惊。“莫罗！”他尖叫道，“什么！莫罗搞这种阴谋！”在确认皮舍格吕的确在法国后，他当即下令逮捕莫罗将军。“整出密谋蠢不可耐，”拿破仑致信在汉诺威统军的让-约瑟夫·德索勒（Jean-Joseph Dessolle）将军，此人是莫罗的朋友和前参谋长，“唯有它的邪恶能和此等愚蠢相提并论。人心如深不可测的深渊，最敏锐的目光也无法判别它的想法。”[44]
没过多久，巴黎城门卫队就扩充了人手，并奉命搜寻高大魁梧的卡达杜尔；杜伊勒里宫和马尔迈松城堡高度戒备，并更改了通行口令；凯雷勒医生被捕，后来被关进首都的修道院监狱（Abbaye prison）。[45]面对断头台的威胁，凯雷勒交代了卡达杜尔的藏身地（maison de confiance）金钟酒馆（Cloche d’Or tavern）。由于拿破仑不希望富歇过分集权，他此前便让萨瓦里指挥一支独立的秘密警察部队。因此在同一时间，萨瓦里便去了比维尔，力图截住赖特。2月8日，卡达杜尔的仆人路易·皮科（Louis Picot）在金钟酒馆被捕。安保部门在皮科身上动用拇指夹，他崩溃了，供出卡达杜尔在帕西（Passy）附近的沙约（Chaillot）的躲藏地，但卡达杜尔也不在那儿。卡达杜尔的副手布韦·德·洛奇耶（Bouvet de Lozier）试图自缢，可他“被救活了，重新陷入苦难之中”，于是他出言证实皮舍格吕和莫罗确曾参与阴谋。[46]
2月15日上午8点，莫罗在沙朗（Charenton）的桥上被捕，随后被押至圣殿塔监狱。[47]次日，拿破仑下令逮捕将军让-雅克·利埃贝尔（Jean-Jacques Liébert）和约瑟夫·苏昂（Joseph Souham），理由是他们亲近莫罗（两人后来脱罪，官复原职）。19日，他告诉苏尔特，警察收缴了15匹马和一些制服，这些东西原本将用于在巴黎和马尔迈松之间的道路上袭击他，但他冷静地补充道：“你不可过分关注巴黎之事。”[48]拿破仑还致信梅尔齐：“警察监视一切阴谋，所以我从未遇险。”[49]
2月26日晚，宪兵去第二区的沙巴奈街（rue Chabanais）逮捕皮舍格吕，当时他正在睡觉。警察上门后，他赤手空拳地与其中三人搏斗。[50]“他激烈挣扎，”塞居尔回忆道，“宪兵狠狠地殴打他身体最柔软的部分，打得他昏死过去，搏斗这才停止。”[51]次日拿破仑首次得知，有迹象表明阴谋可能牵涉昂吉安（Enghien）公爵。
英俊的昂吉安公爵路易·德·波旁·孔代（Louis de Bourbon Condé）现年31岁，他是路易十三的嫡系后代，其祖父孔代亲王曾在瓦尔米之战中指挥流亡者的军队。一名阴谋者作证说，某位主谋进门时所有人起立。富歇便断言道，波旁亲王中只有昂吉安公爵符合此人描述的主谋体貌，也只有他待在近得能去法国开会的地方。这是建立在间接证据上的悲剧性错误。
迟至3月12日，拿破仑还一直相信1793年投靠奥军的叛徒、法军将领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去了埃滕海姆（Ettenheim）的昂吉安公爵宅邸拜访他，而埃滕海姆距法国和巴登的边境仅有10英里。塞居尔回忆道，拿破仑对警长雷亚尔说：
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昂吉安公爵离我的边境只有4里格（12英里）吗？难道我是条狗，得死在大街上吗？难道想杀我的凶手是一方神圣吗？为什么没人警告我他们就在埃滕海姆集会？我正是受害者。现在我该以牙还牙。罪行最深重的阴谋主谋必须赎罪。[52]
富歇告诉拿破仑，“你身边危机四伏”，并说服他相信昂吉安公爵是幕后推手，塔列朗也靠同一份薄弱的证据让他确信此念。[53]
3月9日晚上7点，卡达杜尔终于在洛代翁广场（Place de l’Odéon）落网，但被捕前，他在马车追逐中杀死一名宪兵，还打伤另外一名。两小时后，拿破仑对达武说，逮捕的消息“让民众开心，此景令人感动”。[54]卡达杜尔痛快地承认他是来巴黎刺杀拿破仑，但未提到昂吉安公爵。
次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开会。塔列朗、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雷尼耶（Régnier）参加了会议，并同意绑架昂吉安公爵。多年后，拿破仑声称塔列朗劝服他采用此策，1828年的康巴塞雷斯回忆录也支持这一说法[55]。[56]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了他的决定。他命令掌马官阿尔芒·德·科兰古（Armand de Caulaincourt）将军监督起自奥芬堡（Offenburg）的行动，又选派执政卫队掷弹骑兵指挥官米歇尔·奥德内（Michel Ordener，康巴塞雷斯说他是“只会服从的人”）将军实施绑架。“从埃滕海姆来巴黎组织谋杀，以为待在莱茵河后就安全了，”3月12日，拿破仑告诉萨瓦里，“这要超出玩笑范围了！我要是放过这事就太蠢了。”[57]接着他去了马尔迈松，在那儿一直待到20日早晨。
1804年3月15日（周四）清晨5点，奥德内将军率一支龙骑兵分队在埃滕海姆的昂吉安公爵宅邸绑架了公爵，把他押至斯特拉斯堡的要塞，一同被带去的还有公爵的狗、文件以及他放在保险柜里的230万法郎。[58]没有迪穆里埃的痕迹，（人们很快就发现）出现他的名字纯属误会。与此同时，科兰古前往卡尔斯鲁厄（Carlsruhe）[59]，将塔列朗写的侵犯巴登主权的解释信呈给巴登公爵。3月18日上午，拿破仑和约瑟芬说了绑架之事。约瑟芬强烈反对，恳求拿破仑不要处死昂吉安公爵，她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同样也是因为她潜意识里对昂吉安公爵怀有保王主义的同情或惋惜。[60]拿破仑对约瑟芬说她不懂政治，不听其言。[61]
次日上午，阿尔萨斯的信使告诉拿破仑，昂吉安公爵的文件不能证明他和卡达杜尔的阴谋有关，但这些文书的确表明他曾提出去英军服役，并收受来自伦敦的巨款、给予其他流亡者英国黄金，而且若奥军入侵法国，他也盼望能随行。[62]此外，他还和伦敦的侨民局（英国安保机关）官员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斯图加特的斯潘塞·史密斯通信。[63]“除了少数情况，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左岸老战友的请求，”昂吉安在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无论是否在岗，他们只待聚集之刻，只盼奉命带自己的朋友来见我。”[64]1803年9月，公爵承诺，若拿破仑遇刺，他就在阿尔萨斯发动正统王朝的（即保王党的反革命）政变，并写道，“我等待着，期盼着，但毫不知情”，所以他显然准备就绪，尽管他不是特别清楚卡达杜尔和皮舍格吕的阴谋。然而，这些情况很难构成处死公爵的充足理由，唯一的例外是他寄给路易十八的一封信，此信口吻坚定，要求对方终止进一步的阴谋活动，
“正统王朝血脉没什么不可侵犯之处。”拿破仑当时如此说道。[65]1804年3月18日下午，他命令巴黎总督缪拉组建军事法庭。缪拉说（至少日后他自称说过）这实际上是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他不想插手。[66]谁也不愿为接下来的一幕负责，因此整件事充斥声明、驳斥、指责与辩解。塔列朗和萨瓦里互相斥责，科兰古声称不知政府会处死昂吉安公爵。最终责任当然落在了拿破仑头上，事后也只有他辩称死刑判决合理，他为自卫权辩护，并如此评价波旁：“我的血到底不是泥做的，当时我应该叫他们看看，我的血和他们的等价。”[67]在厄尔巴岛上，他替自己的行为申辩，“理由是（昂吉安公爵）牵涉反叛阴谋，曾两度乔装后前往斯特拉斯堡”。[68]
3月20日（周二）上午，拿破仑返回杜伊勒里宫。此前拿破仑同缪拉争执，威胁送对方回他在凯尔西（Quercy）的庄园，然后缪拉终于同意召集军事法庭。拿破仑随后去了马尔迈松，午后，塔列朗在当地花园同他散步。[69]没多久约瑟夫来了。下午3点，信使报称法军正将昂吉安公爵带往可怕的主塔（Le Donjon），该塔是万塞讷城堡的主楼，也是欧洲第一高塔，高达150英尺，在纷繁年代中，米拉波、狄德罗、萨德（Sade）侯爵和玛塔·哈丽都当过塔中囚徒。下午5点30分，昂吉安公爵到达主塔。拿破仑派萨瓦里给缪拉捎信，要求确保“事情”当晚了结。他亲自拟定警长雷亚尔盘问昂吉安公爵的11个问题，如“你是否培植了对抗国家的武装力量？”“你接受英国的资金吗？”“你是否主动提出加入英军，以便去汉诺威同莫尔捷将军对战？”“你是否主动提出为共和国逃兵组建兵团？”公爵如实回答，没有为自己开脱。[70]军事法庭首席法官皮埃尔-奥古斯丁·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将军曾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如今他是执政卫队掷弹兵指挥官。于兰日后抗议道，他也认为法庭会判昂吉安公爵死缓。
3月21日（周三）凌晨2点开始的审讯是审判界最简短的典型。庭审中，昂吉安公爵告诉于兰和五名上校，他喜欢运动，所以住在埃滕海姆。公爵也“坦率地宣称，他准备协助英国进攻法国，但他否认和皮舍格吕有任何关系，并为此高兴”。[71]《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法》第5章第1节第7条规定：“一旦在法国或其敌对国、征服国发现培植反法武装的流亡者，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对其实施逮捕与审判。”昂吉安公爵承认他接受英国资助，并扶持反法武装，这两件事在法国都是重罪。若他没有认罪，保险柜里那一大笔钱反正也能让他承担罪名。
塞居尔说，昂吉安公爵随后“被匆匆带往城堡护城河边，他在那儿遭到枪决，然后葬入已经挖好的坟墓”。[72]公爵的遗言是：“那么我必须死在法国人手中了！”[73]此言相当平淡，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情有可原。他的狗后来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IV），它的项圈上写着：“我属于（原文如此）不幸的昂吉安公爵。”[74]
当晚，马尔迈松举办招待会庆祝《民法典》颁布。这部法典巧妙地凸显了拿破仑的两面——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与灵感充沛的立法者。处决昂吉安公爵一事公开后，欧洲一片哗然，所有人几乎都回想起科西嘉人的族间复仇嗜好，珀莱也记载道，巴黎人担心拿破仑已经“堕入”罗伯斯庇尔的“魔道”。[75]欧洲上下的自由派人士开始改变对拿破仑的看法。正是在此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和邦雅曼·康斯坦转而反对他。俄国抗议处刑，作为回应，拿破仑命令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戴杜维尔将军索取通行证。6月7日，大使照办，此后法俄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最终开战。[76]常有人误以为塔列朗说了一句质疑处死公爵的评价：“这是蠢事，比犯罪还糟。”然而，不管说这话的人是富歇还是布莱·德·拉默尔特，它都是句实话。只有第一执政不明白这点。
拿破仑默认自己的行为不受欢迎。3月23日，他返回巴黎，“蓦地坐进”参政院的扶手椅，“眉头紧皱”，说：“巴黎人……是一群傻瓜（一帮看客）[77]，相信最荒谬的报道。”然后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学会轻视”公众意见的“反复无常”。[78]他接着说，“我探究人心不是为了揭露他们的隐秘悲伤”，此言（大概无意中）回应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话。拿破仑提及巴登公爵几乎没反应，《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路易十八也被逐出斯图加特，以及俄国间谍。他还说自己恼火《巴黎日报》过早披露昂吉安公爵“阴谋”的细节。“拿破仑一边这样滔滔不绝，一边经常打断自己，”珀莱指出，“因为他显然感到有必要申辩，但是不确定该说什么，因此他的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79]他说完后，无人接腔，珀莱认为“这时的沉默相当显著”。拿破仑离开房间，会议结束。
周日的弥撒结束后，塞居尔注意到，拿破仑身边的人群“带着谨慎的好奇心听他说话，他们沮丧失望、局促不安，大部分时候保持无声的强烈抗议”。结果，“他那傲慢严肃的举止原本倾向于张扬，后来变得愈发严肃内敛”。[80]昂吉安公爵或许没有葬礼，但是人们仿佛在为他守灵。
4月6日上午，有人发现夏尔·皮舍格吕死在狱中。《箴言报》称，他当时在读塞内加笔下的加图自尽事件，现场遗留的书翻到了“阴谋者不应畏死”这句话。[81]官方解释称，他“通过用一根棍子拧紧自己的丝绸领结的方式”让自己窒息而死。[82]常有人指控拿破仑在处死昂吉安公爵后迅速下令谋杀皮舍格吕，甚至宣称他派四名马穆鲁克执行任务，次日又枪决了他们。[83]我们一向可以指望塔列朗口吐妙语，他如此描述皮舍格吕之死：“既非常突然又非常适时。”[84]然而，并无任何证据，哪怕是间接证据表明拿破仑与此事有关。事实上，他的支持者辩称，昂吉安公爵一事搞砸后，他特别希望有机会先在法庭上公开证实皮舍格吕的罪行，然后对其罪恶施加同样公开的惩罚，所以谋害皮舍格吕对他全无益处。
次月，拿破仑欣慰地得知赖特上尉归案。因为无风，赖特的双桅横帆船滞留在布列塔尼的纳瓦洛港（Navalo），经过两小时的战斗，他被俘了。曾在叙利亚服役的一名法军军官认出了赖特，于是他被押回六年前曾从中脱身的圣殿塔监狱。皮舍格吕死后又过了十八个月，即1805年10月27日，人们发现赖特遭人割喉，横尸狱中。十年后，西德尼·史密斯调查此案，称赖特死于谋杀，但是当局再次声明他是自杀的。1815年拿破仑声称，直到一年前埃布灵顿（Ebrington）勋爵在厄尔巴岛提起赖特上尉，他才知晓此人。他还说赖特军衔太低，不足以让他“重视其死讯”。[85]事实上，拿破仑曾致信西班牙大使、海军将领费德里科·格拉维纳（Federico Gravina），说赖特被俘一事令他满意，“霍克斯伯里勋爵和那些卑劣到把谋杀和犯罪当成作战手段的人将遗臭后世”。[86]这并不能说明拿破仑是在撒谎。在此期间的几年之中，他寄了几万封信，因此他没准只是忘了，但是某人“军衔低得”不足以引他的注意的说法就不可信了。仅仅在赖特死前一个月，拿破仑还致信宗教事务部长，命令对方“向布尔日（Bourges）神父罗贝尔（Robert）先生传达我的不满，8月15日那天，他的布道糟透了”。[87]
昂吉安公爵、皮舍格吕及赖特之死被当作统治者拿破仑复仇心切的决定性证据，但这种观点过分解读了事实。昂吉安公爵受到了合法但不公平的死刑判决，如果说此举判断不周，它也纯属冷酷自卫。另外两人的死亡亦未坐实谋杀之名，更不用说是拿破仑指使的谋杀了。将被处死的囚犯（皮舍格吕）以及将在铁窗中度过漫长战争时期的俘虏（赖特）变得消沉，不过这两个案子的情形也指向其他可能性。[88]最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是富歇、萨瓦里或其他过分热心的下属，他以为下杀手符合拿破仑的意图，这好比亨利二世的骑士谋杀托马斯·阿·贝克特。[89]6月，法庭将审判卡达杜尔、莫罗等阴谋者。
卡达杜尔的阴谋败露后不久，拿破仑在参政院说：“他们想靠打击我来毁灭革命。我会捍卫革命，因为我即革命。”[90]他显然相信自己的话，某种程度上他也没说错，但恰在此时，他以最明显的姿态背离了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宣言。昂吉安公爵死后没过几天，参政院向拿破仑写信道贺，用富歇的话说，祝贺信提出也许有必要设立“其他制度”，从而粉碎未来所有阴谋者的希望。[91]“伟人，”这封信奉承地敦促他，“完成你的业绩，让它像你本人的荣耀一样永垂不朽。”[92]倘若日后的刺杀成功，“其他制度”可以保全拿破仑的遗产、保障国家安定。只有创立“其他制度”，他的业绩才能“永垂不朽”。不确定的继承权被视作阴谋的催化剂。
3月28日，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这一主题理应最受关注。就他而言，他一无所求，他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但他有义务考虑法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可能性。”拿破仑修改了此前他对王权合法性的评价。“单单一条继承原则就能抑制反革命。”他用类似的口吻补充道。[93]此后，诸省着手递交请愿书，恳求拿破仑称王。报纸开始刊文称赞君主国制度，官方鼓励让·沙（Jean Chas）的《反思君权继承》（Réflexions sur l’hérédité du pouvoir souverain）等小册子发行。这些小册子提出，挫败阴谋者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拿破仑王朝。[94]
3月下旬，这出精心策划的行动已经相当成功，参政院于是争论拿破仑用什么头衔最好。“没人提议国王！”珀莱注意到。参政们倒是讨论了“执政”“亲王”“皇帝”。前两个听来太谦虚，但是珀莱认为，参政院觉得“称帝听来太野心勃勃”。[95]未来的帝国大司仪塞居尔伯爵当时也在会场，其子塞居尔声称，28名国家参政中有27人赞成让拿破仑采用某个世袭头衔。委员会主席汇报时一致推荐称帝，他们说：“唯有帝号才配得上他和法兰西。”[96]拿破仑对碰巧在场的演员塔尔马说：“此刻我们说着话，仿佛在聊天，好吧，我们是在创造历史！”[97]
拿破仑准备好称帝时，很多可能反对他的共和国名将都已离开：奥什、克莱贝尔与茹贝尔已死，迪穆里埃正在流亡，皮舍格吕和莫罗将因谋反罪受审。只有儒尔当、奥热罗、贝纳多特和布吕内尚在，而拿破仑会用元帅权杖安抚他们。他对苏尔特解释道，“必须终结波旁家族的希望”，此言当然不是全部理由，因为他也想获得奥皇弗朗茨、俄皇亚历山大的地位，兴许还想同奥古斯都、哈德良与君士坦丁大帝平起平坐。[98]1804年，法国其实已是帝国，拿破仑自称合法皇帝不过是承认了这一事实，就像1877年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自称不列颠女皇一样。距路易十六被处决仅过去十一年，可反对恢复世袭君主制的法国人少得惊人，至于那些的确反对的人，政府承诺允许他们在全民公决中投票。
1804年5月10日，小威廉·皮特重登首相之位。他取代摇摇欲坠的阿丁顿政府，决心组建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他甘愿花费250万英镑，并希望俄国和奥地利入盟。[99]八天后，圣克卢宫举办了时长为十五分钟的典礼。庆典上，拿破仑正式称帝，封约瑟夫为大选侯，封路易为法国司马。此后他号称“上帝与共和国宪法庇佑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这头衔的风格有些复杂，又似乎自相矛盾。[100]在当天的晚宴上，拿破仑一本正经地思忖家人争夺赏赐的方式：“真的，要是听信我的妹妹们，你会觉得我们的父亲是已故国王，而我没有妥善处理他的遗产。”[101]
万一拿破仑无嗣而终，约瑟夫和路易分别是帝位的第一与第二继承人。因为吕西安和热罗姆的婚事遭到哥哥的反对，所以继承序列不包括他们。1803年12月，在法国海军服役的热罗姆去美国休登陆假。休假期间，他没有把自己留作欧洲王朝的联姻对象，而是娶了漂亮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拿破仑于是大为光火。他极尽权力范围内的手段来终结这桩姻缘，如强迫教皇宣布婚姻无效、命令法国官员“公开声明我不会承认19岁年轻人违背祖国之法缔结的婚姻”。[102]除了路易，兄弟们都像他一样娶了心爱的女人，而这对法国无益。
4月20日，拿破仑对法国驻美国大使路易·皮雄（Louis Pichon）说，“我不欠兄弟们任何东西，他们纯粹是我的命运的工具”，并且坚决要求对方设法取消热罗姆的婚姻。后来，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称：“婚姻不过是一对在星月下、花园中、爱坛上结合的爱侣。”[103]教皇不肯配合，声明这桩婚姻不可解除，然而拿破仑仍然称伊丽莎白为热罗姆的“情妇”以及“和他同居的女人”。1805年4月，拿破仑甚至威胁逮捕热罗姆。[104]次月，热罗姆屈服了，他返回军队，同已有身孕的妻子断绝关系。伊丽莎白逃往伦敦，生下一子后返回美国，父亲的家人接待了她。（她的孙子后来当上了司法部长。）
拿破仑严厉指责波利娜在罗马的通奸行为。“要是你长这么大了还任由馊主意摆布，”他警告她，“那就别指望我帮你。”[105]他提起她的丈夫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补充道：“如果你和他吵架，那要怪你，法国也会对你关起大门。”[106]波利娜现年23岁，她为人虚荣，但毫无疑问性感撩人。拿破仑要求两人的舅父约瑟夫·费施转告妹妹：“我觉得她已不再美丽，过不了几年，她的容貌就会大大凋残，还有……她不应该沉溺于上流社会谴责的恶行。”尽管受了警告，波利娜和丈夫的关系依然恶化。当年8月，她6岁的儿子德尔米德·勒克莱尔（Dermide Leclerc）死于发烧，因为此事，她始终不肯原谅他。[107]
称帝后第二天，拿破仑册封4位荣誉“帝国元帅”与14位现役“帝国元帅”。14名现役元帅为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若阿基姆·缪拉、阿德里安·蒙塞、让-巴蒂斯特·儒尔当、安德烈·马塞纳、皮埃尔·奥热罗、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让-德-迪厄·苏尔特、纪尧姆·布吕内（Guillame Brune）、让·拉纳、爱德华·莫尔捷、米歇尔·奈伊、路易-尼古拉·达武和让-巴蒂斯特·贝西埃。[108]1807～1815年，他又封了8位元帅。元帅之位并非军衔，却是一个荣誉头衔，它旨在承认并犒赏拿破仑日后所谓的“神圣火焰”，当然，它也旨在激励其他高级军官。[109]元帅封号表明，拿破仑认为这14人是最优秀的法军指挥官。除了封号，他们也受赏一根权杖，它放置在红色摩洛哥皮匣中，由白银与天鹅绒制成，并镶嵌着黄金苍鹰。[110]元帅封号并未感动所有人，马塞纳的部下祝贺他时，他只哼了一声：“我们有14个呢！”马塞纳能拿到元帅权杖根本就是走运，因为他曾投票反对拿破仑就任终身执政，还批判莫罗将要面对的审判，但他的军事才干不容置疑。[111]达武的确在执政卫队任职，可他尚未在战斗中指挥一个师，然而他还是受封了。假如达武的妻舅勒克莱尔还活着，他很可能不会跻身首批元帅之列。[112]马尔蒙没能加入最早的18人，心情懊丧，朱诺则被视为缺乏帅才——有时甚至缺乏军事才能。[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