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外国干涉其内政后最无利可图的欧洲国家。
——1820年，威灵顿公爵致卡斯尔雷勋爵
那场倒霉的战争毁了我，它分散我的兵力、倍增我的负担、打击军队士气……我的灾难统统绑在那个致命的绳结上。
——拿破仑论半岛战争
拿破仑清楚有必要在法国建立新的社会等级制，并且新制度的基础应为对国家的贡献，而非偶然的出身。1807年夏，他返回巴黎，着手设立新的等级制。“在蒂尔西特时，新贵族阶级的主要头衔被设立了，”拿破仑的侍从长之子、达武麾下的炮兵军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Anatole de Montesquiou）回忆道，“欧洲所有的内阁长期指责皇帝不在身边设爵位，他们认为这让法国看起来像在闹革命。”[1]设立荣誉军团有些倾向于创立新型精英特权体系，但它无法为整个社会体系奠定基础。1802年5月，拿破仑抱怨道，除非被“一些花岗巨岩”支撑，否则他的新秩序仍是“一盘散沙”。[2]阶级和头衔组成的等级体系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军官拿破仑，但他也想避开旧王朝的致命缺陷，即那些由世袭和合法特权引发的问题。他照常在古代世界寻求指导。“取消贵族对亲王毫无益处，”他后来在《恺撒战史》中写道，“相反，他顺其自然，根据新原则复建旧家族，进而让一切回归原轨。”[3]
1808年3月，帝国伯爵、男爵和骑士阶层建立。拿破仑在才干基础上引入贵族（新贵族中，20%的人来自工人阶级，58%的人来自中产阶级），从而利用法国革命民众的报国志愿。[4]他并不认为重建贵族制违背了大革命精神。“法兰西人民只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战，”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现在，他们说我的制度是贵族制，其实它根本不是，因为它没有特权和世袭……新贵族的世袭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承认已故者的儿子或侄子继承其爵位。”[5]同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若法国贵族家族下一代的作为不满足袭爵资格，其爵位就会失效，再无其他情况。[6]因此，拿破仑的新贵族制近似不列颠的终身贵族理念，而后者直到1958年才制度化。
所谓的拿破仑治下法国民生的“再等级化”涉及重新排列整个社会体系。[7]社会顶层是高级军官、大臣、国家参政、省长、选民团主席、高级法官、较大市市长，以及一些学者、专业人员和艺术家。往下是3万多名荣誉军团成员。再往下又是约10万人：专区区长，较小市市长，国家教育、司法、行政部门官员，选民团成员，商会，省参政院，其他官员与名流。[8]这些人就是拿破仑的真正的“花岗巨岩”。法国大革命深藏自我灭亡的种子，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互斥。社会可以围绕其中两个组建，但绝不会一并包含三个：严格遵守自由和平等会消除博爱；平等和博爱必定摧毁自由；想实现博爱和自由只有牺牲平等。若像雅各宾派一样以结果绝对平等为最终目标，自由和博爱就会毁灭。拿破仑创立新贵族制，摈弃了那种平等理念，转而在法国政体中郑重引入自己深信不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
旧王朝贵族人数在8万与40万之间随意浮动，拿破仑王朝的贵族人数显然更精确、更受限。他分封的贵族数量如下：1808年，744人；1809年，502人；1810年，1085人；1811年，428人；1812年，131人；1813年，318人；1814年，55人。1789年，每1万名法国人中有7个贵族，但1814年每1万人中只有1个。[9]拿破仑一共封了3263名贵族，其中59%的人是军官，22%的人是官吏，17%的人是名流。[10]不少医生、科学家、作家与艺术家也封爵。[11]拿破仑的131名省长中，至少有123人封爵。巴黎上诉法院享有4名伯爵、3名男爵和11名骑士。1811年，拿破仑册封了几乎所有大使，仅3人未受封。他也设立卡斯蒂廖内、奥尔施泰特、里沃利、埃克米尔这类亲王和公爵头衔，借贵族制永久铭记战绩名称。[12]
1806年，拿破仑还设立捐赠制，它和贵族制不同，但两者经常重叠。捐赠制下，忠实臣民系受赠人，受赏从征服的战败国领土中征收的土地和财产。捐款常常相伴而来，提供这笔钱的一般是意大利、德意志，后来又加上了波兰。1815年，已有6000人被赐予这类土地，其总价值为3000万法郎。
创立帝国新贵族制时，拿破仑对国内异议日渐无情。1807年8月9日，他召开参政院特别会议，提出废除保民院，“对君主政府来说，它的名称和目标听来像国外产物”。十天后，元老院令适时关闭了保民院。[13]针对《政教协定》、荣誉军团、《民法典》各章节与称帝，少数保民官曾发言抗议、投票反对。即便建立保民院的初衷恰恰是听取异议，拿破仑却愈发用军官眼光审视立法人员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保民院这种机构在他治下存续八年之久已不同寻常。萨瓦里的回忆录解释道，只要人们是出于忠心私下提异议，拿破仑就不介意。“他从不憎恨坦率反对他的人，他乐意让人讨论自己的看法。”[14]拿破仑喜欢和康巴塞雷斯、参政院探讨他的观点，康斯坦、多努、谢尼埃等保民官也会发起这种讨论，但他对此的态度就没那么热情了。“盯着邦雅曼·康斯坦，”拿破仑和康巴塞雷斯提起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时说，“要是他插手任何事，我就送他去不伦瑞克见老婆。”[15]元老院令废止保民院时，拿破仑也把进入立法机关的年龄下限一律定为40岁，而他自己当时仍然只有38岁。
拿破仑一回巴黎就能集中精力改善法国财政，近期的胜利帮了他非常大的忙。1807年9月，根据《蒂尔西特条约》部分安排，达吕详细列出22个普鲁士城市待交纳的现金和补给，其中现金共有72474570法郎7分，补给总价值达30994491法郎53分，若算上其他地区，总额立刻就超出1.53亿法郎。[16]因为这些财物与和平宣言，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对拿破仑政府的信心激增。1800年2月，利率为5%的政府公债交易价格为17.37法郎，1807年8月27日，它涨至93法郎，此后稳定在80～90法郎。[17]
拿破仑所谓的波兰战争开始后，这段时间他并非一直工作。1807年10月4日，据记载他给了巴拉尔（Barral）伯爵夫人3万法郎。此人是波利娜的女侍长，其夫则是恶名昭彰的通奸之徒，在威斯特伐利亚给热罗姆当管家。[18]1807年9月，拿破仑也展示控制欲天性，下令逮捕美国驻热那亚领事库恩（Kuhn）先生，理由是他身佩英国颁发的马耳他勋章。当月，拿破仑要求获知哪些波尔多贵族抵制元老院成员拉马蒂利埃（Lamartillière）的舞会及背后的原因。他甚至在一桩谋杀悬案中扮演业余侦探，指示富歇重新调查1805年5月的“某蒙彼利埃人士让-纪尧姆·帕斯卡尔（Jean-Guillaume Pascal）”投毒案，“据说这个无赖杀了自己的妻子”。拿破仑命令警方盘问帕斯卡尔的妻舅。他怀疑这对夫妻的狗可能也被下毒了，要求警察对它进行尸检。[19]
很久没打仗了，拿破仑头一回享受了将近一年的家庭生活。他在埃及时，约瑟芬借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此后他俩有时住马尔迈松，有时住杜伊勒里宫。马尔迈松逐渐变成300英亩的花园与林野，其雕塑收藏也很丰富。园内主要景观是大鸟舍、种植珍奇花木的植物温室、夏日凉亭、高塔、爱神殿以及毗邻塞纳河的葡萄园与田野。[20]约瑟芬养了一群野生动物，其中有袋鼠、鸸鹋、飞鼠、羚羊、鸵鸟与美洲驼，还有一只凤头鹦鹉，它只会反复不断地说“波拿巴”。有一只母红毛猩猩身穿白色无袖宽衬衣，约瑟芬有时会请它上桌和客人一同吃芜菁。[21]拿破仑从埃及带回羚羊，不时喂它们鼻烟。[22]“它们很喜欢烟草，”他的私人秘书回忆道，“一分钟就能吃空一个鼻烟盒，而且看起来毫无不适。”[23]拿破仑在马尔迈松的书房放了一把卡宾枪，有时他会在窗边射鸟，但约瑟芬劝他不要射她的天鹅。[24]［他想打也很可能打不中。拿破仑的男仆格雷瓜尔（Grégoire）回忆说，他“用肩膀托枪的姿势不对，又叫人把枪上满膛，结果他总是才开一枪就手臂发黑”。[25]有一次，他连开七枪才打死受困的牡鹿。］
拿破仑的皇宫在鼎盛时有39座宫殿[26]，几乎相当于国中之国，尽管其中不少行宫他从没去过。[27]他效法路易十四，重设公开弥撒、筵席宴会、音乐盛典等太阳王的很多派头。[28]他相信这些公开展示的盛况既能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我们必须对眼睛说话”），又可刺激法国奢侈品业的发展。[29]皇宫每年预算达2500万法郎，在法国全部公共开支中排第六位。拿破仑认为其私人金库和法国国库是一回事（不过这在当时不算异常，1760年英国才开始实行王室年俸制），他的个人库藏中一共积聚了54514枚宝石。[30]
拿破仑巡视法国时，他的随行队伍达60辆马车，这么做是刻意给人留下印象。当代美国总统的汽车队可达45辆车，它也是类似的政府权力的有形象征，同拿破仑的车队是一个道理。然而，他私下保持小贵族军官的谦逊，其本性一向如此。“在御座上会客时，”沙普塔尔回忆道，“他摆出非常奢华的架势，其勋章、剑柄、帽绳、帽扣、搭扣都用漂亮的钻石制成。这些衣服令他难受，他似乎感到尴尬，一完事便立刻脱掉。”[31]拿破仑的日常穿着要么是帝国近卫掷弹兵上校的蓝色便服制服，要么是近卫猎骑兵的绿色制服。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发现弄不到与制服色泽吻合的绿色布料，干脆把衣服翻过来穿。
拿破仑本人在非正式场合不太重视装饰，他身边的人却穿着华服盛装，很多人如他所愿发现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德农指示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尔“注意充分强调皇帝身边官员的华服，他们的盛装同他的简朴形象形成对照，立刻在人群中突出他”。[32]布拉兹上尉也指出，“亲王和将军的衣服上，每条缝都镶边，而皇帝戴着小帽子，穿着猎骑兵的绿色长外衣，在他们之中显得与众不同”。[33]除了荣誉军团勋章，拿破仑也戴意大利铁冠勋章，他曾被授予其他很多饰物，但从来不戴，假如戴上那一排东西，他可能会在战斗中吸引狙击手的目光（或许纳尔逊应该好好考虑这一点）。1811年，拿破仑全部衣物的清单制成，其中仅有9件外套（供未来三年使用）、2件晨衣、24双丝绸袜子、24双鞋子、4顶帽子。清单上注明：“非经陛下准许不得花费。”后来侍从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伯爵真的在拿破仑的衣服上花了太多钱，结果他被解雇了。[34]
拿破仑的宫廷体系完全以工作为中心。傍晚6点晚餐开始，但皇帝非常容易误点，他倒是趁工作允许时开饭，不论那是什么时候。厨房成天在烤架上放几十只鸡，这样他想吃饭时总有一只准备好了（很不符合他的节俭愿望）。人们拿什么他就吃什么，也不讲究顺序。他不是美食家，吃通心粉也会非常开心。“拿破仑喜欢最简单的菜，”一位管家回忆道，“葡萄酒他只喝香贝坦，而且经常是稀释过的。”[35]就连香贝坦也没能一直保住最佳葡萄酒的地位，奥热罗被问及意见时评价道：“我知道更好的。”[36]拿破仑白兰地是个错误名称，因为他从不喝烈酒，他习惯了每日早餐前和晚餐后来一杯咖啡。据我们所知，他没有醉过。拿破仑明白自己不是美食家。“要是你想吃得好，找康巴塞雷斯。”执政府时代，他对蒂埃博将军说，“要是你想吃得差，找勒布伦。要是你想吃得快，找我。”[37]他在餐桌上一般待不到十分钟，除非是周日晚上的家庭聚餐，这时他最多会待上半小时。[38]“我们都遵守皇帝在桌旁站起来的讯号，”一名和他一同进餐的人回忆道，“他的礼仪举止草率又惊人。他会突然推开椅子，像被电击了似的起身。”[39]拿破仑曾说，虽然很多人，特别是约瑟芬对他说应该在餐桌边多待一会儿，但他认为自己在那儿花的时间“已然是权力的腐败”。[40]
他在家时就像战时一样，不问时间，只有需要时才睡觉。“若他入睡，”财政部长莫莱伯爵回忆道，“那只是因为他发现有必要睡觉，并且能靠睡眠恢复以后所需的活力。”[41]他一天要睡七小时，但一名秘书回忆道，他的睡眠是“多次打盹，晚上他也能像白天时一样想醒就醒”。[42]拿破仑的所有宫殿中，他的卧室都靠近书房，所以无论昼夜何时，他都能穿着晨衣工作，对轮班的秘书口授指示。“以前他常常睡一小时就起来，”另一名秘书回忆道，“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明晰，仿佛他差不多睡了一整晚。”[43]
拿破仑相当擅长掌控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总是马上处理紧急事务，将重要但不紧迫的文件放进待办文书堆，并把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统统扔到地板上。路易十八用邮票代替自己的签名，而拿破仑会在亲自签字前通读所有信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口述的速度太快，秘书有时可能会错记。“思维跑得最快，”拿破仑解释为何他需要秘书时道，“然后它就对信和字说再见了！我现在只能口授，这样做非常方便，就像是谈话一般。”[44]他几乎从不在书桌旁坐下，除非是给妻子和情妇写信（只有她们收到的信是他亲笔写的），或是签署文件。他有三个私人秘书：布列纳，1797～1802年在职；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1802～1813年在职；阿加顿·费恩（Agathon Fain），1813～1815年在职。秘书坐在小书桌边记录口述，他们都发明了自己的速记法，以便跟上他的言语激流。在杜伊勒里宫书房口授时，皇帝坐在绿色塔夫绸沙发上，不远处是一面屏风，隔开他和火炉，其他宫殿的书房都复制了这一格局。若凌晨1点拿破仑和秘书还在工作，有时他们便会微服前往圣奥诺雷街，在那儿喝几杯热巧克力。[45]（某次出访后次日，皇帝冲警察局长抱怨道，宫殿大门的灯都坏了。“他想不通我是怎么发现的。”[46]）
每个秘书和大臣都对拿破仑的惊人记忆力和口述能力有一番说辞。内政部长让·沙普塔尔讲述的一则故事也许可被视作非常典型的事例：拿破仑想在枫丹白露开办军校，他让沙普塔尔坐下，口授了517封信，其间他根本不看笔记。沙普塔尔彻夜起草信件，完工后，拿破仑“对我说，写得不错，但还不全”。[47]他曾对梅纳瓦尔说，离开布列讷后，他开始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天天如此。[48]
拿破仑身边的一切事务进展极快。据莫莱回忆，1806年夏某日，皇帝离开弥撒仪式，前往圣克卢宫参加招待会，他“走得飞快，随行的外国亲王和……法国大显贵努力跟上他，累得气喘吁吁”。[49]他一分钟都不愿浪费，经常同时做好几件事。他喜欢长时间泡热水澡，几乎天天泡很久，19世纪早期欧洲很少有人这样做。不过，就像贴身男仆给他刮胡子时和某些早餐时间一样，他一边泡上一两小时，一边听人读报纸或政治文章。读到英国报纸时，拿破仑的秘书不愿翻译，因为他几乎变得自虐，坚持要听所有写到自己的文字，不论它们多么不堪入耳。[50]历史小说家让利斯（Genlis）伯爵夫人每周都为他列出新出版的小说清单，长途马车旅程中，约瑟芬就从中挑一些简短的念给他听。[51]
拿破仑让自己的班子工作得很累，但他体贴属下，他们几乎都仰慕他。贴身男仆、副官和传令兵觉得他是真英雄，愿意陪他流放的私人侍者也远超英国允许的人数，这是他帝王之才的有力证明。约瑟芬的侍女阿夫里永（Avrillon）小姐回忆道，他“极有礼貌”，“对待小错误时非常宽容”。拿破仑的侍从博塞伯爵写道：“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那卓越的人格、文雅的举止鲜有人可以匹敌。”阿加顿·费恩认为，“拿破仑是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统治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宠爱所有人”。[52]某位酗酒的车夫曾在马伦戈驾驶货运马车，因为这一点，即便他被解雇了，其后数年他也留在工资名录上。
“我原以为他粗鲁无礼、脾气多变，”梅纳瓦尔回忆道，“但与之相反，我发现他耐心宽厚、平易近人、绝不严苛，喧闹和调侃常令他开怀，有时他的温和也让人着迷。”[53]秘书布列纳经常批判拿破仑，因为严重贪污，1802年他被降职。拿破仑后来又给布列纳找了个工作，任命他为汉堡总督，但他再次滥用职权谋私利，接着又用多年诽谤回报善待他的上司。
拿破仑一生中的所有平常夜晚包含法国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很多乐事。梅纳瓦尔回忆道：
他和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去自己的私人办公室（cabinet）查看，除非被那儿的一些工作拖住，接着他会返回客厅下棋。一般说来，他乐于用亲切的口吻交谈。他热爱讨论，但不强加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卖弄高深学问、炫耀显赫地位。如果只有女士在场，他就喜欢批评她们的着装，或是讲悲剧故事与讽刺故事——大多是鬼故事。就寝时间到了，波拿巴夫人便随他进卧室。[54]
拿破仑在周日晚上的马尔迈松小型舞会上跳舞，表扬继子女的短剧，“沉醉于这种家长生活”。[55]他狩猎成年牡鹿和野公猪，不过比起享受追逐，他的目的更偏向于锻炼身体。下棋打牌时，他不时使诈，但常常把借此赢来的钱还了回去。他只是忍不了不能赢。
1808年年初，法国已征服普鲁士，并同俄国达成重要的和解，拿破仑遂能转而思考可能强迫英国谈判的方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他显然不能重启侵英计划，但英国人想摧毁大陆体系，他们仍然在欧洲全境积极促进走私，并封锁法国港口，完全没有想停战的意思。拿破仑希望打击英国贸易，他始终认为这是让“店老板民族”屈膝的关键，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南方。1800年11月，他致信约瑟夫：“对我们来说，占领葡萄牙最能打击英国商业。”[56]甚至从那时开始，拿破仑就一直认为英国的老盟友是它的死穴。[57]1807年7月19日，他一边驰过德累斯顿，一边要求葡萄牙到9月时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逮捕里斯本境内所有英国人、没收一切英国货物。1801年时葡萄牙向法国求和，同意支付赔款，但一直拖延未付。葡萄牙允许英国船只入港采购该国出口量最大的商品葡萄酒，坐拥广阔的殖民地和庞大的舰队，但它的陆军只有2万人。葡萄牙统治者若昂（Jo?o）王子性格懒散、身材肥胖、头脑愚钝，却实行绝对专制，1805年，若昂的西班牙王妃卡洛塔（Carlota）曾试图推翻他。[58]
1807年8月29日，法军入侵伊特鲁里亚，力图抑制当地长期上演的英国货走私现象。西班牙首相唐曼努埃尔·德·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Don Manuel de Godoy y álvarez de Faria）明白，为了合理补偿玛丽亚·路易莎公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女、伊特鲁里亚王后，1803年5月，其夫路易一世国王死于癫痫），他得和拿破仑合作。拿破仑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戈多伊。1801年，戈多伊向吕西安求取拿破仑的肖像，他回绝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画像送给将前任关进地牢[59]、采用异端裁判所传统的家伙。我也许会利用他，但我对他只有鄙视。”[60]耶拿会战当天，戈多伊曾动员西班牙军队，但他在知道会战结果后就快速解散了军队，因此拿破仑非常怀疑他的行为。戈多伊断定，允许法军经西班牙入侵葡萄牙是明智之举。
“为了迫使英国求和，”1807年9月7日，拿破仑致信国王卡洛斯四世，“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其势力范围中夺取葡萄牙。”[61]10月27日，戈多伊的代表签署《枫丹白露条约》，该条约秘密条款计划将葡萄牙一分为三：北部归玛丽亚·路易莎公主，补偿她的伊特鲁里亚；中部由法西联军占领；南部成为戈多伊的私人封地，他将加封阿尔加维斯（Algarves）[62]亲王。这位英俊、狡猾、粗鄙、浮夸的首相已然使用自夸头衔“和平亲王”（Príncipe de la Paz），意指1795年他与法国缔结《巴塞尔条约》。[63]戈多伊的家乡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是西班牙养猪业中心，所以他有绰号“做香肠的”。比起这个流行戏称，他更喜欢那两个亲王封号。条约保证了卡洛斯四世的统治疆域，允许他使用头衔“两美洲皇帝”。[64]
10月29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此时法军已深入伊比利亚半岛。朱诺向葡萄牙进军，10月18日，他已渡过比达索亚河（the Bidasoa），进入西班牙。就连里斯本也没有抵抗他。11月29日，葡萄牙王室登上皇家海军战舰，早早逃往里约热内卢，他们离去时，群众在码头上喝倒彩。[65]拿破仑命令朱诺确保他的工兵沿途绘制西班牙公路草图。他写道，“告诉我村庄间的距离以及该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这表明甚至在那时他就考虑要侵略盟友了。[66]
西班牙政局腐败透顶，波旁家族又颓废无能，看起来这正是推翻他们的大好时机。卡洛斯四世的妻子、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为人专横，两人的长子兼继承人是24岁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亲王费迪南德，即未来的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 VII）。国王夫妇憎恨儿子，儿子也憎恨他们，两股怨愤之情不相伯仲。戈多伊家里既有妻子又有一位情妇，但他还是王后的情人。几年前，拿破仑致信卡洛斯，警告对方戈多伊给他戴绿帽。戈多伊截获了这封信，但卡洛斯太顺从了，以至于前者什么也没做，只是任由这封信送达后者。戈多伊在西班牙权势滔天，他一次海也没出过都能受封海军将领。费迪南德像父亲一样孱弱胆怯，他和戈多伊彼此憎恶。其实整个西班牙都痛恨戈多伊，因为1808年时他已经祸国殃民，被英国夺走的殖民地、特拉法尔加的灾难（西班牙损失了11艘战列舰）、疲软经济、腐败、饥荒、教会土地的售卖、斗牛禁令乃至南部暴发的黄热病疫情令他格外可憎。[67]
1807年10月，费迪南德王子致信拿破仑，或者说“超越所有前人的英雄”（王子的奉承话），求娶波拿巴家族的女子，这展示了诱人前景。[68]当月，卡洛斯曾以（莫须有的）谋反罪为由监禁费迪南德，但他后来只能十分勉强地释放了儿子，所以费迪南德很可能既想智胜父母，又想保住王位，使它免遭法军侵犯。这本是理想的解决之道，可让拿破仑避开他日后所谓的“西班牙溃疡”（Spanish ulcer），但最佳候选人、他最大的侄女、吕西安之女夏洛特（Charlotte）才12岁。夏洛特在拿破仑宫中短暂寄居时给罗马的父母写了好几封信，抱怨这里道德败坏，恳求让她回家，拿破仑拦截了这些信后同意了她的请求。[69][70]
占领里斯本后，朱诺随即采取行动，他废黜已经离开的布拉甘萨王朝、没收王室财产、强征“捐赠”款1亿法郎、颁行宪法。宪法内容包括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71]他宣布将修建道路、挖掘运河、促进工农业、扶持公共教育，但葡萄牙人依然小心观望。拿破仑颁布的法令称，朱诺的士兵除常规补给外每日可领一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72]
看起来法军已拿下葡萄牙，1808年1月，拿破仑便派缪拉去西班牙北境。此举表面上是支援朱诺，但实为夺取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73]、潘普洛纳（Pamplona）、菲格拉斯（Figueras）、巴塞罗那（Barcelona）这四座巨大要塞。戈多伊一心依据《枫丹白露条约》秘密条款自立为君，全力支持拿破仑的行动。西班牙首相正帮助法军侵略西班牙，唯一算不上入侵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打着入侵的旗号。3月13日，缪拉已率10万人到达布尔戈斯（Burgos），正在向马德里进军。为了麻痹西班牙人，拿破仑命令“散播消息，就说我要围攻直布罗陀[74]，然后去非洲……进入西班牙是计划的一部分”。[75]
有流言称戈多伊打算带着国王夫妇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去美洲，1808年3月17日，在这则谣言的煽动下，马德里以南25英里处的王家冬宫爆发“阿兰胡埃斯暴动”（Tumult of Aranjuez），推翻了戈多伊。一群暴民冲进戈多伊家里，想用私刑处死他，但他躲进阁楼上卷起的毯子（也可能是垫子）里，逃过一劫。[76]费迪南德王子支持反叛，两天后卡洛斯四世退位。逊位前日，他不情愿地被迫罢免戈多伊，马德里城中于是热烈欢庆。“我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在西班牙实施一些改变，”拿破仑得知消息后对萨瓦里说，“但我想事态没有按我期望的轨道发展。”[77]他发现有机会扩张势力，于是不肯承认费迪南德的王位，称卡洛斯是自己的忠实盟友。
戈多伊躲了三十个小时，饥渴万分，他试图去当局自首，但被暴民抓住了。他们几乎搞瞎他的一只眼睛，还弄伤他的臀部，不过他还是活着归案了。[78]西班牙财政大臣在马德里被杀。暴民洗劫了戈多伊及其朋友的家，然后又去抢葡萄酒商店。当时，西班牙公众和英国媒体认为是拿破仑煽动了暴动，但实情并非如此。然而，他挑拨各派的关系，设法借此来利用暴动提供的机会。拿破仑怀疑费迪南德既是保守贵族和教士的傀儡（他的确是），又是英国的秘密盟友（当时他不是），而西班牙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他不能让此人继续统治它了。
拿破仑承受不起南部邻国的混乱状态，何况该国此前一直每月给他500万法郎，再说它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仍拥有庞大的海军，只要他还想重拾侵英梦想，他就需要这支海军。1700年，路易十四立波旁族人为西班牙国王，然后这个家族才统治西班牙。此刻，波旁家族实际上制造了权力憎恶的真空。雾月十八日的事件已然证明，如果拿破仑认为有利可图，他非常乐意发动政变，而且在操作上他也相当在行。
蒂尔西特会议已经结束，现在大军团的陆上军务仅剩卫戍任务和卡拉布里亚的一些反游击战斗。“（我）入侵西班牙不是为了立（我的）家人为王，”1814年，拿破仑声称，“而是为了让它革命，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废除异端裁判所、封建特权和某些阶级的过分特权。”[79]现代化方案似乎在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莱茵邦联西部特别成功，他指望这套法子也能安抚西班牙，让它接受自己的统治。这一过程总是颇有事后文饰的意思，但他的确希望西班牙的一些阶级欢迎他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他也做到了。拿破仑说他并不想要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巨额财富，称该国只需每年给他6000万法郎，以便在其境内实施法国化的措施（pour la francifer）。[80]尽管有这些渴望，但西班牙战争系王朝战争，和他之前的所有战争都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看，西班牙战争表明他背离了过去的革命战争。
3月21日，卡洛斯四世撤回逊位声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退位是被迫的。[81]两天后，缪拉率蒙塞军和杜邦军的5万人占领马德里。起初一切似乎平静下来了，即便次日费迪南德返回马德里时受到狂热的欢迎。费迪南德认为拿破仑只想罢免戈多伊，4月10日，他离开马德里，去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巴约讷（Bayonne）和拿破仑开会。国王夫妇也各自赴会。西班牙人民和费迪南德本人都认为拿破仑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合法国王，在王子去巴约讷途中，百姓们便脱掉夹克衫，放在他的马车车轮下，以便“保存旅程印迹，这次旅行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82]
4月15日，拿破仑到达巴约讷，入住附近的马拉克城堡（Chateau de Marracq）。一支帝国近卫军部队在城堡草坪上扎营，陪他待了三个月。他在战场上总是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接合部，借此占他们的便宜，这回他同波旁王室谈判时也用了这一招。国王夫妇和王子这两代人的互相仇恨要比卡洛斯和玛丽亚·路易莎对费迪南德的任何感情深得多。拿破仑非常乐意侵扰这个严重不正常的家庭的悲伤私事，再说他在马德里有5万人，哪一方想上台都得靠他支持，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着实不寻常的构想。
在巴约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规定，费迪南德把西班牙王位让给父亲卡洛斯四世，条件是卡洛斯四世立刻让位于拿破仑，然后拿破仑再传位于自己的哥哥约瑟夫。[83]与此同时，缪拉偷偷把戈多伊带出马德里，玛丽亚·路易莎于是能和他在一起了，她感到很高兴。似乎又一个国家落入了波拿巴家族手中。“除非我搞错了，”4月25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这出悲剧已经演到第五幕，马上就要演结尾了。”[84]
他错了，将要开演的只是第二幕。5月2日，巴约讷流出一些传言，此时马德里民众（madrile?os）也做了最坏打算，于是他们起来反对缪拉的占领行为。这次起义被称作“五月二日起义”（El Dos de Mayo），缪拉的部队中约有150人丧命。[85]就像在帕维亚、开罗和卡拉布里亚一样，法军残暴地镇压反抗，然而他们并未在西班牙遇上全民团结一心的起义。在阿拉贡（Aragon）等地区，几乎没人反抗法国的统治；在纳瓦拉（Navarre）等地区，反抗却非常激烈。加的斯议会发现难以征税或征兵，他们的困境就和日后约瑟夫面临的一样棘手。[86]西班牙疆域广大，因此在确实反抗的省份中，地方反叛政府（juntas）可能到处都是，而法军既要和西班牙正规军作战，又得对付地方游击队。
法军在战争开局时围攻赫罗纳（Girona）、巴伦西亚（Valencia）、萨拉戈萨（Zaragoza）等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事实上，半岛战争的围城战比拿破仑战争中其他战场的加起来还要多。[87]所以说，即便卡拉布里亚尚未平定，拿破仑又开始征服另一片辽阔得多的土地，而很多相同因素在这两个战场发挥作用：糟糕的交通；疯狂的天主教教士；坚毅落后的农民；明显比波拿巴家族候选人更有资格要求人民效忠的正统波旁君主；皇家海军轻易提供再补给的所有可能性。1794～1795年，法军轻松击败了西班牙军。拿破仑以为，既然西班牙没有任何精兵良将，当年的战况便会重演。尽管有卡拉布里亚的先例，他却不明白有时游击抗争可以非常成功地对付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拿破仑离开后继续插手将军们的西班牙战事，但帮不上忙。部队开始熟悉某地地形后，他又把他们调离；而当军官们收到他的命令时，它们已经跟不上军情变化了。
“葡萄弹和刺刀扫清了街道。”缪拉从马德里向拿破仑报告道。[88]起义被镇压后，缪拉命令火枪小队枪决了一群起义农民，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后来画下了这一幕，使它永载史册，该画作今展示于普拉多（Prado）。据说1808年3月29日拿破仑在巴约讷致信缪拉，力劝他谨慎克制，但这封信纯属杜撰——多年后拿破仑的秘书把它加进了回忆录。[89]事实上4月15日拿破仑才到巴约讷，尽管如此，真相揭晓前波拿巴分子的谎言却瞒过了历代历史学家。拿破仑确曾致信缪拉，并谈论五月二日起义，然而这封真实信件写道：“我会给你那不勒斯或葡萄牙的王位。马上答复我，就当我今天就要册封你。”[90]（缪拉选择了那不勒斯，他很走运，因为不出三个月一支英军就进入了葡萄牙。）
五月二日起义定然有爱国、反法、反无神论、支持费迪南德的属性，但它也涉及其他问题：阶级、土地所有权、军队开小差、走私、地区主义、反征兵的法纪废弛状态、反教权主义、食物短缺，以及贸易崩溃。所以，接下来的战争不仅仅是西班牙英勇民众和法国贪婪侵略者的对抗，虽然它肯定具有这一性质，但还要复杂得多。[91]一些军事化反法队伍组织良好，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胡安·马丁·迭斯（Juan Martín Díez）与纳瓦拉的弗朗西斯科·埃斯波斯·米纳（Francisco Espoz y Mina）所率部队，但是相对于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时镇压的那种法国匪帮和所有政府碰到都得对付的反叛者而言，西班牙大部分反法队伍好不了多少。像所有游击战一样，有些游击队员受爱国主义鼓舞，有些队员是为了报复无可辩驳的暴行，另有队员抱着机会主义心态，不少匪帮还劫掠西班牙同胞。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发现，很多村庄的村民根本不区分法军和西班牙土匪。[92]
马德里传来五月二日起义的消息，拿破仑决定加快促成一件事，而那正是暴动者最希望避免的结果。5月6日，他举行了一小时的典礼，所有出席者都得站着，就连身患痛风与风湿的可怜老人卡洛斯四世也不例外。仪式结束后，费迪南德签署《巴约讷条约》，让位于父。[93]卡洛斯憎恨儿子，热切希望王子无法继承王位。两天后他就把所有权利让给拿破仑，并要求在法国获得庇护。[94]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劝他接受王位：“西班牙不是那不勒斯，它有1100万人口，岁入超过1.5亿法郎，这还没算上殖民地的巨额财富和‘两美洲’领地。若接受王位，你将在马德里称王，那儿离法国只有三天路程，守护着它的一条边疆。那不勒斯却在世界另一头。”[95]后来，他懊悔自己的草率，说：“我让约瑟夫那个蠢货当西班牙国王，犯了巨大的错误。”[96]7月，约瑟夫在马德里即位，缪拉则接过他的那不勒斯王位。路易和奥尔唐斯存活下来的子嗣中，时年3岁的长子拿破仑-路易亲王接替缪拉成为贝格大公。
如果西班牙人民反对《巴约讷条约》的安排，拿破仑就得控制住费迪南德。因此，王子住进了塔列朗在瓦朗赛（Valen?ay）的乡间城堡，任自己的支持者说他被绑架监禁了。[97]王子麾下近卫的勇敢上校、28岁的唐何塞·德·帕拉福斯（Don José de Palafox）建议他设法逃走，但他说宁愿待在这儿绣花剪纸。[98]（1814年春，费迪南德真的返回了西班牙，然后他废止拿破仑的所有自由化改革，甚至重建异端裁判所。）“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比，普鲁士国王就是英雄了。”拿破仑告诉塔列朗，“王子什么都不关心。他非常追求物质，一天吃四顿，脑子里一点想法都没有。”[99]皇帝要求塔列朗保证费迪南德享受瓦朗赛的生活。“假如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爱上一个美人，那没有害处，”他写道，“她要是可靠的话就更无妨了。”[100]费迪南德患有今人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的症状太严重了，以至于1808年11月他致信拿破仑，祝贺法军在图德拉（Tudela）战胜西班牙军队，并再次试图向波拿巴家族求亲。他的父亲卡洛斯先是去了马赛，后来在罗马平静地度过了余生。拿破仑同意每年支付波旁家族1000万法郎年金，但他确保西班牙人全额偿还这笔钱，而且早在1808年7月，他就致信莫利安：“不用急着给西班牙国王年金，他不缺现金。”[101]
虽说人们批评拿破仑在西班牙强取豪夺，但他们经常忘了，那一年，沙皇亚历山大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同样非法的战争，轻轻松松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拿破仑说，“我用芬兰换了西班牙”，但他做了笔最不划算的买卖。[102]为了获得西班牙王位，他不用明目张胆地威胁任何人，甚至根本不用开战，但5月时他对塔列朗说的话表明，他错在相信“西班牙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般无二，他们会乐意接受帝国的制度”。与之相反，西班牙人给约瑟夫起了“入侵者之王”（El Rey Intruso）的绰号，哪怕他还没进入马德里，比斯开（Biscay）、加泰罗尼亚、纳瓦拉、巴伦西亚、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León）、阿斯图里亚斯全境以及新旧卡斯蒂利亚的部分地区就已爆发全面起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港口也已交给皇家海军。拿破仑焦躁过头了。就像萨瓦里日后承认的一样，“我们急着奔向结果，没有充分考虑民族自尊心”。[103]
6月2日，拿破仑在巴约讷集中他能召集的所有西班牙贵族，以便批准西班牙语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04]其内容有：废除特权和异端裁判所；保留三级议会（Cortes）；立天主教为唯一国教。宪法自然迎合所谓的“亲法派”（“josefinos”或“afrancesados”），即亲法合作者，这些人大多出身自由、开明、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在西班牙人口中仅占极少数。当时，西班牙仍是农村面积广大、文盲众多、经济非常落后、天主教思想相当激进、保守性特别强的国家。（1804年之前，西班牙的市政会席位是世袭的，而且异端裁判所仍在运作。）
“幸运给我重建西班牙的机会，我抓住了其中一丝。”拿破仑后来对一位秘书说。[105]他指望西班牙人同他的政权合作，原因之一也许是其父正好是这种亲法合作者，要果真如此，他就该回想自己年少时如何痛恨法国人占领科西嘉，并把西班牙看作放大版科西嘉岛。就连拿破仑的仰慕者、侍从博塞也承认，在法军占领的西班牙地区，居民“沉默不语、含糊其辞地漠视”宪法，其他地区也都“强烈鄙视”宪法。[106]
帕拉福斯上校乔装成农民，从法国逃回西班牙。5月25日，他领导阿拉贡首府、设防的中世纪城市萨拉戈萨起义。帕拉福斯麾下只有220人，其金库里的西班牙货币仅相当于20镑6先令8便士，可他还是对法兰西帝国宣战了。[107]6月8日，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Charles Lefebvre-Desnouettes）将军在图德拉赶跑帕拉福斯之兄拉桑（Lazán）侯爵的军队，但一周后他率6000人力图猛攻萨拉戈萨时被西班牙人击退，折损700人。这座有60000人口的城市开始经历第一次围攻。勒菲弗-德努埃特要求帕拉福斯投降，前者说了两个词，“投降”（La capitulation），后者回答了四个字，“血战到底”（Guerra al cuchillo）。[108]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设法掌控西班牙海军，以便重拾侵英梦想。然而6月14日，维尔纳夫将军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德·罗西利-梅斯罗（Admiral Fran?ois de Rosily-Mesros）将军被迫率6艘船组成的一小股法军舰队向西班牙海军投降，这些没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沉没或被俘的船停泊在加的斯。[109]6月25日，拿破仑听闻卡尔大公已经下令在奥地利征募15万人，这对他又是一击。他让尚帕尼警告维也纳他仍有30万人，但此举全无效果。一个月后，他告诉热罗姆：“奥地利不承认正在武装自己，所以它是为了对付我们而武装……若奥地利在武装，我们也得这么做……我和奥地利之间没有仇恨。我不向它索要任何东西，我武装的唯一理由是它在武装。”[110]
拿破仑认为，即便约瑟夫不是受西班牙人欢迎的救世改革家，自己也总能在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事实上，7月14日，贝西埃的确在里奥塞科城（Medina de Rioseco）之战中战胜西班牙加利西亚军团和敌军总司令唐格雷戈里奥·德·拉奎斯塔（Don Gregorio de la Cuesta）。然而才过八天，灾难便降临到法军头上。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将军在拜伦（Bailén）战败，率全军18000人向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尼奥斯（Francisco Casta?os）将军的安达卢西亚军团投降，并将36门大炮与全部军旗交给敌军。卡斯塔尼奥斯承诺让皇家海军遣返杜邦的军队，但皇家海军不是投降条约缔约方，拒绝照办。杜邦和高级军官获准回家，但他的军队被送去巴利阿里群岛中的卡夫雷拉岛（Cabrera），一半以上的人在那里饿死了。[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