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政治筹谋中家庭纽带只占很少一点，而且二十年后它就断了。费利佩五世就对自己的爷爷开战。
——1808年7月，拿破仑致沙皇亚历山大
公主应该恋爱吗？她们是政治奴隶。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必须让一个至高国度统治其他国家，”拿破仑赤裸裸地宣称，“且该国度应有足够权力强制它们和谐共处。法国最适合担当此任。”[1]在他掌权时，法国凭借人口（当时它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产品、科技革新、歌剧、家具、绘画、设计、戏剧、文学、欧洲通用的法语、开阔美丽的巴黎这些要素的综合实力，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主导国家。
从17世纪晚期开始，欧洲迭出开明独裁者。拿破仑相信理性化进程，认为温和独裁可行，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他本人尊重最著名的独裁者典范弗里德里希大王，此举凸显了他这一自我认知。像很多法国人一样，他认为可以靠大军团在欧洲上下推广近代治理思想。[2]“你们只有特别法，”1805年，他在里昂与一名意大利代表交谈，“因此你们必须制定普通法。你们的人民只有地方习惯，他们必须养成民族习性。”[3]用英国历史学家H.A.L.费希尔（H.A.L.Fisher）的话说，很多意大利与德意志公职官员认为，拿破仑帝国“粉碎旧俗的坚硬外壳，用有效结合的广泛思想取代狭隘、散漫、倦怠的地方主义”。[4]到1810年时，他正在建立进步的一元制帝国，这个帝国拥有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统一法律、开明的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5]然而，法国行政模式几乎从来不曾简单适用于被征服领土，倒不如说它会根据当地普遍情况做微妙调整。若法典多半会激起反抗，或阻碍“捐赠”和征兵，法国就会推迟实施它。[6]举个例子，拜恩和巴登的行政人员按照拿破仑帝国的方式彻底改造了政府结构，然而相对不太亲法的梅克伦堡及其邻国萨克森就没有进行改革。[7]
在被兼并领土上，支持拿破仑的政治力量有很多种：不希望本地正统统治者复位的城市上层阶级；重视效率的行政改革者；自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较小宗教信徒，如新教徒和犹太人；信奉世俗教育、离婚自由权等理念的自由派人士；盼望实现民族自决的民族，如波兰人；商人（至少在大陆体系开始伤害他们之前）；《拿破仑法典》简明性的仰慕者；反对行会限制贸易的方式的人；中产阶级改革者；收购了国家没收的教会或王公财产，希望法律保护这笔交易的法国人；不用再缴纳封建税款的农民，特别是德意志农民。[8]拿破仑想完全废除封建社会的头衔、限嗣继承以及特权的所有痕迹，但帝国中的威斯特伐利亚、波兰、西班牙、伊利里亚（Illyria）[9]、卡拉布里亚等地区太落后了，所以除了名字，它们仍处于封建时代。[10]为使拿破仑的体系平稳运行，最需要的是时间。
当然，在拿破仑之前，一些正统政府就曾推行近代化改革，但教会阶级、特权秩序、根深蒂固的行会、横加阻拦的司法机关、一毛不拔的议会（parlements）、保守贵族和疑虑重重的农民常常反对它们。[11]拿破仑政府的能力比其所有前任的都强得多，因此他能斩开这些戈尔迪之结，实现所谓的辽阔帝国中“行政、官僚和财政制度的系统化重塑”。[12]结果，他建立了统一的等级制行政体系，而巴黎是其控制中心。照当时一名仰慕者的说法，从巴黎开始，“执行链向下传达至被管理者，不受大臣干扰，法律和政府命令也传递至社会秩序最远的分支”。[13]18世纪开明独裁者的梦想实现了。
欧洲上下，很多人认为拿破仑似乎代表着进步、精英政权和理性未来的理念。1806～1817年，实际上的拜恩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蒙特格拉斯（Maximilian von Montgelas）伯爵让修道院世俗化、引入义务教育和疫苗、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国内通行费，并给予当地犹太人和新教徒公民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改革符合他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4]拿破仑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应对人才开放就业渠道，与他相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意志的律师、医生、建筑师、商人怎会更想被某个近亲结婚生下的幼年王公统治呢？当然，现实中他们通常无甚选择余地，只能为法国短期效力，但是法军的胜利让很多人有机会从革命体系中汲取近代惯例，而且这一过程跳过了断头台和恐怖统治。此外，如果这些人不喜欢拿破仑和法国，他们也能理解他和它的做法更有效。比如说，拿破仑下台后，他在意大利设立的税收制度延续了一个世纪。[15]然而，拿破仑信奉泛欧主义之说乃一则神话。1812年，他鼓吹自己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守护人，正抵御俄国的野蛮亚裔部落。他构建遗产时也充分利用了欧洲统一的思想。可是他的帝国本质上始终是法兰西帝国，而非欧洲帝国。
拿破仑固守大陆体系，此举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他，其中之一是他和教皇的关系。庇护七世曾经不准热罗姆离婚、不承认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现在他又拒绝加入欧洲封锁体系，不限制对英贸易和英国产品。这些事凑一块后，拿破仑就认为梵蒂冈看上去有他的敌人。1808年2月，他派塞克斯修·米奥利斯（Sextius Miollis）将军沿意大利西海岸南下占领教皇国，包括特雷韦河（the Tevere）上的教皇城堡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法军加农炮很快就可以直接对准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Papale di San Pietro）。然而，教皇还是不肯对英宣战，拿破仑指出英国是异教国家，他也无动于衷。事态已然明了，教皇不会向拿破仑屈服，不会驱逐教皇国境内的英国货物和英国商人。拿破仑当即采取行动，1809年6月10日，他把教皇国并入法兰西帝国。庇护七世立刻报复法兰西皇帝，开除了他的教籍。
此前在1807年7月，拿破仑曾对塔列朗嘲讽教皇处罚这一概念。“他们只剩一招，那就是把我关进修道院，像鞭打路易·德·德博奈尔一样抽我。”[16]（查理曼之子路易一世曾下令把红热匕首刺入侄子贝尔纳亲王的眼球，后来他为此鞭打自己。）然而，开除教籍不是什么玩笑，因为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数百万虔诚天主教徒现在得重新考虑是否效忠不信教的皇帝。更麻烦的是，当时拿破仑正希望赢得西班牙激进天主教徒的拥护，而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将利用他新得到的异端地位，有效推行反对法国占领的宣传活动。
接下来的十三个月，法国和梵蒂冈的关系继续恶化。瓦格拉姆会战前夜，即1809年7月5日，萨瓦里奉拿破仑的命令采取出格行动，派艾蒂安·拉代（étienne Radet）将军逮捕梵蒂冈教皇。拉代只给了教皇半小时收行李，然后把他押至意大利西海岸小港口萨沃纳港的主教宫殿。庇护七世于是说了一句话，此言堪称19世纪最睿智言论之一。“相信我，我的儿子，”他对拉代说，“那些指令不会让你听到神的旨意。”[17]与此同时，拿破仑告诉自己的妹夫，即阿尔卑斯地区总督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其辖区包括萨沃纳），“教皇的看守应该打扮得和仪仗队一个样”。[18][19]
庇护七世的表现非常高贵，但这则铁腕战术的悲剧故事对拿破仑绝无益处。唯一的实质改变是，此前公开登陆码头的英国货物现在得靠走私进入里窝那。虔诚天主教徒私下为教皇所受待遇愤愤不平，而拿破仑替他的行为找到了历史先例，宣称罗马一直是查理曼帝国一部分。他补充道，现在罗马将成为“帝国自由都市”“帝国第二大都市”，法国也将每年捐赠200万法郎负担教会开支。[20]卡诺瓦还轻松说服他每年花20万法郎保护罗马古迹。“教皇是好人，”8月6日，拿破仑告诉富歇，“但他无知又疯狂。”[21]唉，这些形容词其实更适合描述拿破仑自己对教皇的态度。
1809年7月27～28日，塔拉韦拉（Talavera）会战爆发，威灵顿和西班牙军总司令奎斯塔大败约瑟夫、儒尔当和维克托。儒尔当报称，威灵顿损失10000人（英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还丢失了战场。这份报告误导了拿破仑，所以他格外恼火。等皇帝发现英军其实只损失了4600人，而“一整天下来”法军都“被击退”时，他便说儒尔当的谎言是“直截了当的犯罪”，并且因这些谎话很可能影响了他的西班牙战略而大发雷霆。“在马德里报纸上，他爱说啥说啥，”拿破仑写道，这等于承认媒体文字常常弄虚作假，“但他无权对中央政府掩盖真相。”[22]比起麾下将军的报告，拿破仑更愿意相信英国媒体的报道，并告诉克拉克：“你必须对塞纳蒙将军说，他没有正确报告自己的炮兵部队状态，英军缴获的大炮比他承认的多。”[23]（塞纳蒙报称丢了6门，但他丢了17门。）“只要他们进攻占据有利位置的英军等精兵，又不确定能否占领敌人的阵地，”他继续说，“我的人就被毫无意义地引向死亡。”[24]
1809年8月15日，拿破仑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遂封马塞纳、贝尔蒂埃和达武为亲王，并给予每人大笔赠款。当天，他举行大阅兵，检阅恩策斯多夫的近卫军，并出席庆祝晚宴。这一切活动结束后，晚上，他和贝尔蒂埃微服潜入法军占领的敌国首都维也纳（在那儿他可能被认出来），观看向他致敬的烟火表演。[25]然而当日白天，他还是照常勤奋工作，从美泉宫写信：致康巴塞雷斯的信提及给元老院的信；致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兰古将军的信提及英国试图从俄国购买滑膛枪的谣言；致战争部长克拉克的信提及西班牙。此外，他命令德意志军团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给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所有战死者的孩子每人300法郎。当日，拿破仑还给缪拉和贝尔蒂埃写了几封信。致缪拉的信称，一旦“清理完”西西里的敌人就在那儿设立公国；致贝尔蒂埃的信谈论造船——修造可载6600人横渡多瑙河的船只。[26]
到9月时，弗朗茨被迫开始和谈。“你的主子和我像两头公牛，”拿破仑对奥地利谈判代表、奥军上校费迪南德·布勃纳（Ferdinand Bubna）伯爵说，“都想跟德意志和意大利配种。”[27]接着，他对缪拉的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上校（奥尔唐斯的情人）说：“我需要德意志，也需要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意味着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法兰西的延伸。”[28]这几乎确保了奥地利的永久敌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它曾世代控制意大利和德意志。“我不怕他，”拿破仑私下说起弗朗茨，“我太鄙视他了。他不无赖，恰恰相反，他像路易十六一样思想单纯，但总是被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影响。永远不能信任他。”[29]对于将要展开的和谈，他则说：“放弃几个省对他们来说又怎样呢？他们如此不讲信用，难道不会一有机会就夺回来吗？”1796～1797年、1800～1801年、1805年、1809年的经历当然说明此言不假。“这是我第二次来奥斯特利茨战场，”9月17日，拿破仑和将军们在布吕恩用餐，他说，“我还会第三次来这儿吗？”“陛下，”他们回答道，“根据我们每日所见，谁也不敢打赌这不会发生。”[30]
10月14日，尚帕尼和利希滕施泰因在《美泉宫条约》上签字。次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没过多久弗朗茨也批准了。弗朗茨收到数次警告后依然发动战争，所以他没什么资格抱怨条款严苛。拿破仑把奥军兵力限制在15万人，还兼并伊利里亚省份，奥地利保住了阜姆（Fiume）[31]，但几乎成为内陆国，于是他成功地把奥地利贬为二流国家。奥地利割让伊斯特拉半岛、克恩滕给法国，割让萨尔茨堡[32]、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以及上奥地利部分地区给拜恩。此外，它被迫加入大陆体系，并承认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实施的所有改变。奥属加利西亚被瓜分，占其面积五分之四的西部领土归华沙大公国，剩余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东加利西亚）归俄国。俄罗斯帝国增加了40万人口，尽管如此，圣彼得堡还是新添恐惧，担心拿破仑想重建波兰王国。[33]总的来说，奥地利得放弃350万人口，还要支付巨额赔款。弗朗茨也得保证“永远……和平友好”。仅仅四年前，他曾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一回他的诚意也和上次的一样。[34]
早在4月时，蒂罗尔就爆发了拥护奥地利的起义。《美泉宫条约》签订之日，拿破仑派欧仁帮助拜恩平定反叛。[35]10月17日，欧仁率5.6万名拜恩军和法军士兵进入蒂罗尔，镇压反抗运动。颇具魅力的起义领袖、前旅馆老板安德烈亚斯·霍弗被出卖了，1810年1月下旬，他在南蒂罗尔圣马丁村（St Martin）被俘。（抓获霍弗的士兵想从这个可怕的敌人身上弄点纪念品，于是扯他的胡子，直到其双颊流血。）[36]欧仁请求宽待霍弗，但2月11日，拿破仑回答道，自己正全力和奥地利商讨将要来临的联姻，不希望奥地利官方请求放过霍弗，导致事态复杂化，因此需召集军事法庭，在二十四小时内枪决霍弗。[37]
人们批评《美泉宫条约》，称这种迦太基式和平[38]迫使奥地利再度与拿破仑开战，最终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但1812年他在俄国惨败后奥地利才动手。当时，《美泉宫条约》似乎建立了防止持续复仇战争所需的新型法奥关系。10月8日，梅特涅就任外交大臣，他已然总结道，十二年来奥地利连续四次战败，现在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和法国联手，视它为主要伙伴。他谈及“适应胜者法国的体系”。[39]如果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迎娶弗朗茨的女儿、12月时将满18岁的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女大公，奥地利就能一下子融入法国体系。双方已有尝试性初步试探。1809年，拿破仑尚未放弃娶罗曼诺夫公主的念头，但他仍是约瑟芬的丈夫，所以不可能娶到奥地利或俄国新娘。
两年前的事和刚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或许促使拿破仑将思绪集中到继承前景上，让他再度渴望让亲生子继承王朝。[40]拿破仑可能曾考虑立路易和奥尔唐斯之子、荷兰王储拿破仑-路易-夏尔为最终继承人，1807年5月5日早上，这个孩子在海牙死于类似哮喘的疾病，年仅4岁。奥尔唐斯非常悲伤，别人寄来的信件也不太能宽慰她，比如6月16日拿破仑的信：“你的不幸令我触动，但我希望你更加勇敢。活着就是受罪，有资格受人尊敬者必须力争掌控自己。”他又写了三句话，然后用弗里德兰会战作结：“6月14日，我取得大胜。我很好，我非常爱你。”[41]就算奥尔唐斯对路易尚有苟延残喘的感情，儿子的死也让它破灭了，后来她和弗拉奥伯爵生了个孩子。[42]“愿我此刻在你身旁，让你在悲痛中克制和理智。”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提及她的外孙之死，“你很幸运，没有失去任何子女，但这种失去系人类悲剧的境遇和痛楚之一。愿我只听闻你头脑理智，状态良好！你要让我更加悲伤吗？”[43]拿破仑自己也许没有立刻察觉到，小路易夭折后他的婚姻压力也增大了，但现年45岁的约瑟芬情商要高得多，她明白这一点。她之所以不能“在悲痛中理智”，原因之一是她不仅为女儿和外孙哀伤，也为自己的婚姻哀痛——她意识到丈夫现在没准想要亲生继承人了。拿破仑知道自己有生育能力，因为他曾和前情妇埃莱奥诺尔·德·拉普莱涅生下私生子莱昂伯爵，而且1809年夏末，玛丽·瓦莱夫斯卡也怀了他的孩子。
1809年10月12日（周四）9点，在美泉宫后屋的马蹄形复式楼梯附近，拿破仑准备面见一些获释的法国战俘。就在此时，爱尔福特路德会牧师之子、18岁的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Friedrich Staps）打算假意向拿破仑递交请愿书，借机刺杀他。施塔普斯本会成功，但拉普在几步之外抓住了他，然后拉普、贝尔蒂埃和两名宪兵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大餐刀。“他看我的眼神令我一震，”拉普回忆道，“他的坚决态度让我起疑。”[44]事后不久，贝纳多特、贝尔蒂埃、萨瓦里和迪罗克陪拿破仑和施塔普斯面谈，阿尔萨斯人拉普充当翻译。皇帝希望这个年轻学生精神失常，这样便可宽恕他，但科维萨尔宣布，尽管施塔普斯是个政治狂热者，但他健康理智。拿破仑问刺客，假如获释他会做什么，而他回答：“再找法子杀你。”17日早上7点，施塔普斯被枪决。他对行刑队高呼“德意志万岁！”，还喊了“暴君去死！”。[45]拿破仑通过非常直接的方式亲身体会到，尽管这片土地仅仅三年前还在历经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臂弯中微眠，但在它之上，不屈不挠的新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已然兴起。[46]拿破仑对秘书说，“我一直害怕疯子”，并回忆起某晚在剧院，一个从比塞特（Bicêtre）疯人院逃走的疯子找他搭话。“我爱皇后！”疯子大叫。“你好像找了一个不得了的倾诉对象。”[47]拿破仑回答道。[48]
拿破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暴露了他的无情。从埃及回国后，他和约瑟芬过上亲密、宜人、友善的婚姻生活，她抱怨他寻花问柳，但对他忠贞不贰。现在，这段婚姻阻碍了他的政治和王朝野心以及他眼中的法国最大利益，所以它得结束了。他多次在战场上接近死者、幸运地躲过地狱阴谋、在雷根斯堡负伤，最近又经历了一起未遂刺杀，这些都促使劝说他的人集中思虑。10月16日，拿破仑离开美泉宫，26日上午9点，他返回枫丹白露宫。当晚，波利娜和她的一位侍女来访。这名侍女是皮埃蒙特人士克里斯蒂娜·德·马蒂斯（Christine de Mathis）男爵夫人，她现年25岁，丰满俏丽，担任波利娜的侍读女郎。克里斯蒂娜几乎立刻就成了拿破仑的情妇，这一风流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结婚前夜。他后来说她“接受了礼物”。[49]他的卧室和约瑟芬的有一扇门连通，而他下令砌墙堵死这道门，这堪称最抽象、最明确的离弃讯号。“皇帝的温柔、为我母亲的考虑统统消失了，”奥尔唐斯描述这些痛苦时光时道，“他的态度变得不公正又无理……我希望他们已经宣布离婚了。”[50]11月15日，皇帝一家离开杜伊勒里宫。博塞近距离目睹了这桩婚姻步入病态的最终阶段，27日，他已经发现“皇后的相貌大大改变，而拿破仑则沉默收敛”。[51]
如果拿破仑帝国是稳固的古老王朝，兄弟或侄子继位也许不会让它灭亡，但这个帝国还不满五年，于是他得出结论——他需要一个儿子来延续波拿巴王朝。他尝试了十三年，但46岁的约瑟芬显然不会生孩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过世时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导致他们身后出现血腥的权力斗争，拿破仑清楚这些历史。目前他的继承人是约瑟夫，但其妻朱莉·克拉里没生下一个儿子，约瑟夫自己也在西班牙大败。早在1806年7月，雾月十八日后归国的流亡者莱维（Lévis）公爵就已警告皇帝：“阿特拉斯[52]肩扛世界，但他之后混乱来临。”[53]
11月30日，拿破仑告诉约瑟芬他想离婚。“你有孩子，”他说，“但我没有。你必须明白，我身负巩固王朝的必要职责。”[54]约瑟芬抽泣，她说没有他她活不下去，恳求他重新考虑。“我一共见她哭了几小时，”拉普回忆这一时期道，“她说她眷恋波拿巴，以前我们在场时，她就这么叫他。辉煌生涯即将结束，她感到惋惜，这非常自然。”[55]当日晚餐桌上，她戴着大白帽，以便掩饰泪痕，但博塞发现，“她显得悲伤绝望”。[56]拿破仑和约瑟芬单独用餐，他们都没吃多少。两人始终沉默，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问博塞天气如何。拿破仑回忆道，晚餐中，“她尖叫一声，然后昏倒了”，侍女只好带她离去。[57]又有一次（或许是同一件事，但是博塞和拿破仑的记忆不同），博塞听到“皇帝的卧室中传来约瑟芬皇后的激烈哭喊”。他走进房间，发现她躺在地毯上，“嘤嘤哭泣，喃喃抱怨”，诉说离婚后她“绝对活不下去，哭声与怨言直入肺腑”。拿破仑要博塞和一名秘书带她经私人楼梯回楼上卧室，他们照办，尽管博塞差点被自己的礼仪佩剑绊了一跤。
12月5日，欧仁来了，这让他的母亲冷静了些。没过多久，波拿巴家族和博阿尔内家族也能着手讨论细节问题了。拿破仑的下一场婚礼需要举行教会仪式，为了满足这一礼仪需求，加冕前夜他和约瑟芬的宗教婚礼得宣告无效，哪怕主持婚礼的是教会亲王、红衣主教费施。拿破仑遂辩称道，那场婚礼是秘密的，没有足够见证人，而且当时他为约瑟芬所迫。[58]约瑟芬同意陪他干这桩荒唐事，但27名法国红衣主教中，至少有13人拒绝出席拿破仑的下一次婚礼。（拿破仑禁止他们穿鲜红官袍，这些异议者便被称作“黑衣红衣主教”。）政府司法官员借助路易十二和亨利四世的先例，宣布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无效。[59]
12月7日的会议上，约瑟芬被迫当着帝国高官的面宣布同意离婚。她侄女的丈夫、大臣安托万·拉瓦莱特记载道：“她的心智非常勇敢坚定，旁观者都被深深打动。次日，她离开杜伊勒里宫，再没回来。”[60]她和侍女上马车时，“不止一个人留在那儿，感激地看着她”。这就是宫廷的残酷。然而，我们很难说约瑟芬被逐出了巴黎，因为爱丽舍宫仍是她的一处住所。拿破仑分给她马尔迈松、14世纪建成的诺曼底纳瓦尔城堡（Chateau Navarre，花了他90万法郎），她也保留皇后头衔以及全部荣誉和特权。她的200万法郎账单清偿了，余生中她每年可享300万法郎。[61]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弗里德里希大王评价玛丽亚·特蕾莎时道：“她哭了，但收下了东西。”[62]此言也适用于约瑟芬。
对拿破仑和约瑟芬来说，财政方面的安排不错：她获得大笔收入；他幸运地能让国家为离婚埋单。虽说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是为了生下帝国继承人，结果却是讽刺的：下一任法国皇帝是她的外孙，而非他的任何后代；今天，她的嫡系后裔依然端坐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和卢森堡的王座，而他的嫡系后裔里连一个国王都没有。
11月22日，拿破仑尚未对约瑟芬摊牌，即便如此，他仍然致信法国驻俄大使科兰古，要求对方私下打探沙皇对其妹妹安娜·帕芙洛夫娜（Anna Pavlovna）女大公未来婚事的看法：“我不是正式请求，而是想听听你的意见。”[63]于是，他开始同时追求俄国和奥地利的公主。12月中旬，拿破仑明确表示他更想娶安娜，并且不介意宗教问题。他曾考虑过信奉伊斯兰教，并接受被开除教籍，所以她的俄国东正教徒身份算不上无法逾越的障碍。萨克森的公主也是一种选择，但若论联姻实现的地缘政治利益，娶她比不上娶沙皇亚历山大的妹妹或奥皇弗朗茨的女儿。1月时安娜才满15岁，她和拿破仑的年龄差很可能意味着她将在圣彼得堡住几年，然后再搬去巴黎。
12月16日，一纸四句话的元老院令解除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他当即命令科兰古代表他向安娜求婚，并要求俄国皇室两日内答复。三十八天后，俄国方面回话了。“老实跟你说，”亚历山大对科兰古说，“我妹妹不会做得更好。”[64]沙皇没有说老实话，对于罗曼诺夫王朝屈尊同科西嘉暴发户联姻一事，他的反对态度不亚于其母。同样，当时法国如此占上风，俄国又没有盟友，所以他得罪不起拿破仑。亚历山大希望法国最起码和他签署有关波兰未来命运的条约，以之换得他的首肯。为此目的，12月28日，科兰古和俄国外交大臣鲁缅采夫草拟了一份条约：第一条，“互相约定永不允许波兰复国”；第二条，不得在一切公共活动中使用词语“波兰”或“波兰人”；第五条，完全禁止华沙大公国继续扩张领土。[65]亚历山大暗示道，他可以解决太后的阻挠，于是科兰古签字了。由此可见，若能确保瓜分波兰，俄国沙皇非常乐意牺牲自己的妙龄妹妹，让她嫁给罗曼诺夫家族眼中的40岁科西嘉暴发户。我们无法判断这一切会导致拿破仑麾下的波兰枪骑兵勇士做出什么事。次年1月10日，科兰古收到拿破仑的命令——在得令后十天内让俄国王室明确答复提亲（当时，从巴黎到圣彼得堡送信要花近三周时间）。[66]
2月6日，拿破仑已然认为，为安娜而把自己束缚在波兰问题上不值得。他说已经签字的条约“荒唐可笑”，命令尚帕尼不要批准它。他不承认科兰古的行为：“我不能说波兰王国永远不会复国，因为那等于是说，假如有一天立陶宛人或其他人要重建它，我就得派兵镇压他们。这有辱我的尊严。我的目标是安抚俄国。”[67]拿破仑提出另一份条约，承诺不帮助任何其他国家复建波兰，但沙皇认为这不够。[68]结果拿破仑感觉被冷落了，他开始盼着维也纳给他未来新娘，而亚历山大意识到波兰问题上拿破仑不可信。[69]没过多久，他也疑心法国同时向两国求亲，因此生气了，或者说至少假装生气了。[70]
“我不知道这一切之后需要什么，”1809年最后一天，拿破仑致信亚历山大，希望保住他们的友谊，“我不能消灭怪兽，或同云雾战斗。”[71]1810年2月上旬，亚历山大正在推行俄军的彻底变革。[72]早在1月，他就已任命现代化改革者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为战争大臣，沿西德维纳河（Zapadnaya Dvina）[73]与别列津纳河（the Berezina）一线防御俄国西部疆界的方案也已拟定。当年，俄国还出现了民族主义宣传运动，媒体则再次获准批评法国。反法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俱乐部亦解禁了。[74]1810年5月4日，玛丽·瓦莱夫斯卡生下一子，拿破仑给他取名亚历山大，但这并未改善俄法关系。
多年后，拿破仑回忆道，当时他曾短暂地考虑娶一个巴黎女人。他说他列出了五六个女人的名单，但是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投票时，五名参政支持和奥地利联姻，两名参政支持和萨克森联姻，而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仍然主张娶安娜。拿破仑怀疑，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之所以反对娶奥地利公主，仅仅是因为他们曾投票赞成处决玛丽·路易丝的姨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康巴塞雷斯否认这一点，他说自己清楚，不论哪个国家没被选中，拿破仑最终都会和它开战，“我觉得进军圣彼得堡比进军维也纳更可怕”。[75]
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婚姻有着不祥的先兆：小时候，她在自己的儿童房内玩弄他的“凶恶雕像”；14岁和18岁时，她被迫离家躲避他的军队。玛丽·路易丝曾写道，“我同情他选中的公主”，那时她完全不知被选中的就是自己。一旦她意识到这一点，便写道，“我将命运交付神圣上苍”，并请求一位朋友“祈祷那永不会发生”。[76]拿破仑明显更喜欢这桩婚事。“我非常高兴地得知玛丽·路易丝不错。”他回忆道。[77]她不只是不错。拉瓦莱特称，她“高挑匀称，特别健康，年轻人常有的优雅与美丽都装点了她的形象”，此外，她“神情和蔼，和家族中其他人不同，她的笑容亲切甜美”。[78]拿破仑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现存318封，其中第一封是求婚信，1810年2月23日，一位秘书在朗布依埃宫执笔写了这封信：
我的姊妹（Ma cousine），您的卓越特质令您出类拔萃，也让我们激起服侍您、尊重您的渴望。为遂此愿，我等与令尊皇帝接洽，恳求他将殿下您的幸福托付给我们。希望促使我等如此行事的感情没有冒犯您？希望果如我等自夸，您并非单纯履行顺从令尊令堂的义务？倘若皇女殿下的感情偏向我们，我等将殚精竭虑地培育它，始终不渝地用一切方式取悦您，如此，我等便能期盼有朝一日赢得您的尊敬。此乃我们欣然拥抱的目标，有鉴于此，我等恳求殿下您的眷顾。[79]
这是40岁男人致18岁姑娘的礼貌求婚信。两天后，他亲笔写信（字迹糟糕），称她为“我的亲姊妹”（Ma Soeur），这一称呼一直用到结婚。婚后，他开始使用“夫人”，后来还用“我亲爱的路易丝”（ma chère Louise）、“我的好路易丝”（Ma bonne Louise）以及其他变体。
欧洲大陆最古老君主国和最年轻君主国的联姻过程很复杂。3月11日，维也纳霍夫堡宫（Hofburg Palace）嘉布遣会小教堂举行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代理婚礼，仪式上，卡尔大公代表玛丽，而贝尔蒂埃代表拿破仑。拥有旧王朝荣誉头衔法国首席施赈官的贵族人士、大主教费迪南·德·罗昂（Ferdinand de Rohan）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荒唐的奉承信，祝贺对方即将结婚，皇帝便对迪罗克说，他必须“从戏剧资金中掏12000法郎给首席施赈官”。[80]
在代理婚礼和世俗婚礼之间，拿破仑细心策划了1810年3月27日（周二）那天他和新娘的初遇。他们将在距苏瓦松（Soissons）3英里的帐篷之中相会，他要向她鞠躬，但她鞠躬回礼时他会扶她起身。事与愿违，天下雨了。不管怎么说，他太不耐烦了，于是和缪拉驾车经过帐篷，在库尔塞勒（Courcelles）的教堂前拦下玛丽·路易丝的马车。“夫人，”他一边钻进她的四轮大马车，一边说了句不太威风的话，“见到您万分高兴。”[81]接着他携她坐进自己的四轮大马车，前往贡比涅宫。9点30分，他们到达目的地，然后违反礼节一同用餐，在场人士还有他的近亲，包括卡罗琳（身为那不勒斯王后，她夺走了玛丽·路易丝的另一位姨祖母玛丽亚·卡罗利娜的地位）。[82]
这次晚餐的地点是贡比涅宫弗朗索瓦一世长廊（Fran?ois I Gallery）。席上，当着玛丽·路易丝的面，拿破仑问一向派得上用场的红衣主教费施他们是否已依法结婚。费施保证道，因为维也纳的代理婚礼，他们已是合法夫妻。当晚，为了遵循礼节，拿破仑照理应入住附近的掌玺大臣公馆（H?tel de la Chancellerie），而玛丽·路易丝将在王宫过夜。可是次日中午，皇帝下令把他的早餐端到皇后床边来，所以博塞认为，“我们觉得他差不多没去掌玺大臣公馆睡觉”，真去了的可能性不比世俗婚礼当晚他睡在圣克卢意大利式帐篷中的可能性高。[83]
拿破仑日后和一位心腹交谈，回忆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初夜：“她太喜欢了，叫我再来一次。”[84]虽然她感到不安，但这段姻缘之初两人美满幸福。1810年7月至1811年9月，他们每晚睡在一起。拿破仑曾把玛丽·瓦莱夫斯卡安置在巴黎，再婚后他离开了她。事实上，至少在玛丽·路易丝找情夫之前，尚不清楚拿破仑是否对她不忠。梅特涅写道，“妻子们对他的个人举止从无怨言”，并回忆玛丽·路易丝对自己说的话，“我不怕拿破仑，但我开始认为他怕我”。[85]然而，她并非他的一生挚爱。“我想，”数年后，他说，“虽然我的确深爱玛丽·路易丝，但我更爱约瑟芬。那是自然的。我们一同崛起，而且她是我选中的真正发妻。她举手投足间充盈优雅，甚至准备上床时也优美自如。她解衣时楚楚动人……如果她给我生了儿子，我绝不会离开她，但是，我的诺言……”[86]拿破仑最终后悔再婚，将垮台归咎于第二次婚姻。“毫无疑问，要是没娶玛丽，我绝不会和俄国开战，”他说，“但我确信奥地利将支持我。我错了，因为奥地利天生是法国的敌人。”[87]
1810年4月1日（周日），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在圣克卢宫大长廊（Grand Gallery）举行了世俗婚礼。典礼上，奥地利大使卡尔·冯·施瓦岑贝格（Karl von Schwarzenberg）身着陆军元帅服，看上去“和磨坊主一样白”。太后也出席了婚礼。次日，一行人去杜伊勒里宫参加宗教婚礼和公共庆典。[88]卢浮宫阿波罗沙龙（Salon d’Apollon，这间方屋常用来展示画作）中竖起一座镀银圣坛，在它之上，红衣主教费施祝福新婚夫妇。巴黎有如下庆祝活动：燃放烟火；向穷人分发3000条羊腿、1000条香肠；在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举办舞会；赦免囚犯；表演马术；组织音乐会；游行；在战神广场上升起热气球。没人比现代恺撒更懂“面包和马戏”的重要性，和他同日结婚的6000名老兵各自领到600法郎。[89]哪怕和约瑟芬比，玛丽·路易丝也没给拿破仑省下太多钱。他曾经平均每年给约瑟芬花899795法郎，现在他平均每年给新妻子花772434法郎（或者说，至少法国国库要花这笔钱）。[90]
婚礼当天，玛丽·路易丝接见了1500人。“我戴着钻石皇冠，一直不舒服，”事后她对一位朋友说，“它太沉了，我几乎戴不住。”这次婚礼效仿1770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也许这是人们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先例，但它也最符合拿破仑眼中王室婚礼的应有之义。婚礼后次日，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先生，我的兄弟（mon frère），我对您心怀完美敬意和温柔友谊，凭此成为陛下您的好兄弟。”[91]根据当时的官方礼节，他也许是沙皇的兄弟，但亚历山大不会当他的妻舅。他写下这些话后才过两天，亚历山大就对其波兰心腹、前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公爵预言，“从现在起，九个月后”法俄关系将陷入危机。[92]沙皇和恰尔托雷斯基保持联系，问他华沙大公国对拿破仑有多忠诚。不久前的1807年，拿破仑已把选侯封地拜恩、符腾堡大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变成王国，亚历山大担心华沙大公国将是下一个。
拿破仑大婚后又过了三个月。7月1日，施瓦岑贝格在勃朗峰街（rue de Mont Blanc）奥地利大使馆举办庆祝舞会，结果一支蜡烛点着了薄纱窗帘，火舌随后席卷了整个大使馆。共有600人出席舞会，其中4人死亡，包括施瓦岑贝格的大嫂，人们靠她手上的戒指才认出那具尸体。[93]“我不害怕，可要是皇帝没强迫我离开房间，我会被烧着，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一周后，玛丽·路易丝对波利娜说。拿破仑把妻子带到安全场所，然后返回火灾现场监督救援。他很不满意针对救火的反应速度，于是彻底重整巴黎的火警系统，创建了消防队（sapeurs-pompiers）。[94]拿破仑迷信意外事件，所以他认为自己或施瓦岑贝格被诅咒了。
拿破仑适合在卢浮宫举行婚礼，因为那儿的视觉艺术是当时人士与子孙后代认识其帝国的关键。拿破仑对达吕说，“我打算让艺术转向倾向于永久铭记近十五年成就的题材”，他的慷慨资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95]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鲜有文学巨著面世，若他为此挨批（有时的确如此），那么照这逻辑，既然他大力赞助帝国艺术杰作，他也应该因它们而受赞。当然，拿破仑利用文化宣传政治，干过这种事的有路易十四、法国革命党，事实上还包括他崇拜的很多罗马皇帝，如奥古斯都皇帝。[96]然而，只要某个时期享有雅克-路易·大卫（他有一次说起拿破仑时道：“在我的英雄的身影里，我将名垂后世”）、弗朗索瓦·热拉尔、泰奥多尔·热里科（Théodore Géricault）、阿内-路易·吉罗代（Anne-Louis Girodet，1812年，他奉命创作了至少36幅一模一样的拿破仑全身像。皇帝第一次退位前，他完成了26幅）、安托万-让·格罗、让·于尔班·介朗（Jean Urbain Guérin）、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皮埃尔-保罗·普吕东（Pierre-Paul Prud’hon）、卡尔·韦尔内（Carle Vernet）与其子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Lebrun）以及小像画师奥古斯丁（Augustin）和伊萨贝（Isabey）这样的人才，它就必须冠上用烂了的绰号“黄金时代”。[97]（在西班牙，就连戈雅也曾在约瑟夫朝中工作。）拿破仑每年安排6万法郎预算额鼓励绘画，而且经常超支。光是在1810年的沙龙，他就花4.7万法郎买下20幅画，把它们送入卢浮宫。[98]
拿破仑的形象和事迹在画作、印刷品、壁毯、勋章、瓷器、艺术品和雕像中不朽，除了让其统治合法化，照一位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这也是为了“使法国人民永远铭记他”。[99]午餐时间，只要画家和雕塑家来了，他就会坐下，同时给两人当模特，并且一言不发。摄影发明之前，没人指望艺术准确写实。举个例子，大卫的画中，拿破仑骑着一匹前蹄一直腾空向后仰的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但无人信以为真。与其说大卫描绘了真实场景，不如说此画旨在为这一业绩的荣耀提供宏大寓言式点评。画作左下角的阿尔卑斯山脉石块上涂写着“汉尼拔”、“查理曼大帝”（Karolus Magnus）[100]、“波拿巴”。
反对派们冷落拿破仑时代的艺术，认为那不过是宣传工具，但是很多眼光敏锐的非法籍收藏家欣赏并收集这些作品，甚至委托艺术家创作它们。比如说，1811年，第十代汉密尔顿（Hamilton）公爵委托大卫画《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书房》。英国摄政王买下了伊萨贝的《杜伊勒里宫阅兵》。第二代兰斯当侯爵买了很多拿破仑时代艺术品，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收集拿破仑帝国的书籍封皮，约翰·鲍斯（John Bowes）在巴纳德城堡（Barnard Castle）楼梯间挂上拿破仑麾下元帅的肖像。[101]
拿破仑有时谦和虚心，不肯让别人把他刻画成半神。安托万·卡诺瓦为他塑了一尊大理石雕像，把他塑造成“缔造和平的战神”（他为这尊雕像当了五回模特，创了自己的记录）。1811年4月，塑像即将公开展出，但是拿破仑看过后立刻下令储藏它。直到他下台，这尊雕像一直藏在木制帆布屏风后。[102]皇帝担心，人们会嘲讽塑像近乎全裸，并对比1803年卡诺瓦开工时他的体格和八年后他胖了几圈的身材。这尊拿破仑像现藏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楼梯井，当年威灵顿公爵的客人经常把雨伞挂在它身上。
拿破仑扶持艺术，而约瑟芬的赞助明显更积极。两人的资助开创了整个新古典派艺术风格，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房屋、家具、时钟、餐厅、餐具、纺织品、墙纸、卧室、带描画的装饰、枝形吊灯、镜子、灯具以及园艺。督政府时代，旧王朝时的奢华装饰已略有重现，但真正奠定这种风格的是拿破仑帝国。[103]皇帝迷恋古埃及和古罗马，所以他总是偏好古典风格的建筑。佩西耶（Percier）、方丹、贝尔托（Berthault）等建筑师以及很多室内设计师也从他的埃及远征中汲取灵感，尝试埃及主题。[104]
帝国风格的很多成就今仍可见，它们进一步证明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建筑和装饰艺术领先世界。随便举几个例子，这些成就包括：贡比涅宫的舞厅和图书馆；波尔多附近的马尔戈酒庄外观；普雷莱宅邸的纺织品；巴黎的博阿尔内公馆大沙龙和布列纳公馆一楼，艾蒂安·勒孔特（étienne Leconte）作品；爱丽舍宫的楼梯间；雅各布-德马尔泰（Jacob-Desmalter）的写字台（secrétaires）；查茨沃思（Chatsworth）的太后雕像，卡诺瓦作品；圣克卢宫约瑟芬闺房；马丁·比耶奈（Martin Biennais）的银芥末罐；枫丹白露宫中庇护七世的卧床和约瑟芬的坐浴盆；布莱兹·德阿尔姆（Blaise Deharme）的涂清漆金属茶几；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皇帝沙龙（拿破仑在凡尔赛的寓所不是凡尔赛城堡本身，因为它有旧王朝意味）；安托万-德尼·肖代（Antoine-Denis Chaudet）的青铜雕塑；朗布依埃宫浴室装潢，奥古斯特·法曼（Auguste Famin）作品（诚然，拿破仑不太喜欢它）；皮埃尔·贝朗热（Pierre Bellangé）的扶手椅；达尔特·弗雷尔（Darte Frères）的天鹅形茶杯；约瑟夫·雷韦尔（Joseph Revel）的时钟；马尔迈松图书馆的天花板，佩西耶作品；马尔迈松爱神殿，贝尔托作品；产自欧比松（Aubusson）的地毯，萨朗德鲁泽（Sallandrouze）作品；约瑟夫·图弗南（Joseph Thouvenin）的书籍封皮；朗瑟洛（Lancelot）公司的双烛灯罩；约瑟芬的笛形香槟杯，产自勒克勒索（Le Creusot）的蒙塞尼（Montcenis）工厂；约瑟夫·迪富尔（Joseph Dufours）的墙纸；戈布兰工厂的壁毯；马里-约瑟夫·热尼（Marie-Joseph Genu）的银制船形调味碟。[105]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艺术界迅速百花齐放，令人惊叹，不能说这一现象与拿破仑全无干系，十多年来，他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赞助人。当然，不少工匠也能在欧洲其他地方找工作，1799年前和1815年后，很多人也处于高产状态，但若无皇帝夫妇的鼓励与灵感启迪，辉煌的帝国风格不大可能发展到这种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