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我们感兴趣，悲剧英雄既不可十恶不赦也不可清白无瑕……所有软弱和矛盾都令人心生不快，并呈现格外悲哀的色彩。
——拿破仑论弗朗索瓦-朱斯特-马里·雷努阿尔的戏剧《圣殿骑士》
读史立刻让我觉得，我能如我们的史书中最伟大之人一般成就业绩。
——拿破仑致科兰古侯爵
1769年8月15日（周二）正午将临时，在地中海岛屿科西嘉岛（Corsica Island）上的一座较大城镇阿雅克肖（Ajaccio），拿破莱奥内·迪·波拿巴（Napoleone di Buonaparte）出生，成年之前，他签名时都用这种拼写。“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她感到分娩阵痛，”他说自己的母亲莱蒂齐娅，“她一到家我就出生了，我没有生在床上，而是生在一堆壁毯上。”[1]父母给他选择的名字不同寻常，但并非不为人知，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这个名字，所属时代离他更近的一位叔祖父也叫此名。
波拿巴家族先祖原是佛罗伦萨（Firenze）和里窝那（Livorno）之间的领主，1261年，一个佛罗伦萨人首先采用姓氏波拿巴。家族长子一脉留在意大利，而1529年，弗朗切斯科·波拿巴（Francesco Buonaparte）移民科西嘉，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其后代大都在法律界、学术界和教会谋求体面职业。[2]拿破仑出生时，波拿巴家族处于包含中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和极弱小贵族的社会圈子外围。
拿破仑统治法国后，人们试图证明波拿巴家族后人源自13世纪的特拉布宗（Trebizond）皇帝，他便告诉他们，他发动军事政变后，波拿巴王朝才开始。“有的系谱学者能把我家的历史上溯到大洪水时期，”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亲王，“也有人假称我出身庶民。真相介于二者之间。波拿巴一族是个不错的科西嘉家族，我们很少离岛，所以不太出名，但要大大胜过那些开始诽谤我们的纨绔子弟。”[3]拿破仑偶尔会谈起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并自称古罗马人的后代。“我属于创立帝国的种族。”有一次他如此自夸道。[4]
虽然波拿巴家族远远算不上富裕人家，但他们有足够的土地，以至于阿雅克肖领班神父、拿破仑的叔祖父卢恰诺（Luciano）说波拿巴家的葡萄酒、面包或橄榄油从不用买。自从1682年起，波拿巴家族就住在波拿巴宅（Casa Bonaparte），这栋三层大屋位于今阿雅克肖圣夏尔街（rue Saint-Charles），今人仍可在屋内地下室看到用于磨面粉的磨石。拿破仑的父母另有一幢乡间住宅。除了阿雅克肖，至少三个城镇有他们的财产。此外，他们有一群绵羊、一座葡萄园，还雇了一个保姆、一位女仆和一名厨师。“科西嘉没有财富，”多年后，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Joseph）写道，“有钱人的积蓄也很少超过20000里弗赫（Livre），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家算得上科西嘉最有钱的人家之一。”青年拿破仑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道：“在科西嘉，奢侈是件坏事。”[5]
拿破仑出生之前四年，即1765年，苏格兰律师兼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游览了科西嘉岛，他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阿雅克肖是科西嘉最美的城镇，”他后来写道，“这里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街道，还有漂亮的花园和热那亚总督府。小镇居民是岛上最文雅的人，同法国人有不少往来。”当时科西嘉岛大概有14万人，大多从事农业，三年后，岛上居民和约2800万法国人口产生的交集将显著超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所愿或所求。
意大利城邦热那亚（Genoa）名义上统治了科西嘉两个多世纪，但其支配权仅限于沿海城镇，它很少设法将权力延伸至内陆山区，而科西嘉人在那儿非常独立。1755年，科西嘉颇具魅力的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1763年，他赢得佩迪科斯特（Pedicoste）之战，共和国的概念于是变成现实。科西嘉人亲切地称保利为“爸爸”（Il Babbù），很快，他开始改革小岛的财政、法律和教育体系，并修建若干道路，开办一家印刷厂，还让强大家族组成的岛上竞争派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睦相处。少年拿破仑认为保利是立法者、改革者与真诚友善的独裁者，他怀着这一腔敬意长大。
热那亚明白，想在科西嘉重建统治就得开战，但它对此并无兴趣。1768年1月，热那亚不情愿地把科西嘉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换得4000万法郎。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任命科西嘉人马泰奥·布塔福科（Matteo Buttafuoco）统治该岛，保利自然反对，于是法国派冷酷无情的沃（Vaux）伯爵率3万名法军士兵镇压起义，并且马上让法国人马尔伯夫（Marbeuf）伯爵接替布塔福科。
拿破仑之父卡洛·波拿巴（Carlo Bonaparte）与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莱蒂齐娅支持保利，他们在山区作战时，她怀上了拿破仑。卡洛担任保利的私人秘书兼副官，然而，1769年5月8日，沃伯爵在蓬泰诺沃（Ponte Nuovo）之战中消灭了科西嘉军队，此后卡洛与怀孕已久的莱蒂齐娅拒绝随保利和另外340名抵抗者去流放。[6]马尔伯夫与科西嘉乡绅会面时，卡洛反倒宣誓效忠路易十五，因此他保住了自己在岛上的职务——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和科西嘉岛林业学校校长。蓬泰诺沃会战后不到两个月，卡洛和马尔伯夫一起进餐，坚持抗法的昔日战友们抗议他的行径。18世纪70年代中期后，大规模反抗很少见了，但在接下来二十年间，数百人死于零星的反法游击斗争。[7]“他发现并入法国会给祖国带来巨大利益，”约瑟夫·波拿巴描写自己的父亲道，“于是他就成了优秀的法国人。”[8]1777年，卡洛就任科西嘉贵族代表，因为这一职位，他两度在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觐见路易十六。
青少年时期，拿破仑一直宣扬激进的科西嘉民族主义，人们常说他鄙视父亲的通敌行为，但此说的证据只有路易·安托万·德·布列纳（Louis Antoine de Bourrienne）倾泻在他身上的恶评。布列纳是拿破仑的同学，也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但此人贪污行径严重，为此他不得不两度将其解职。1789年拿破仑确曾致信保利，谴责投靠敌营的科西嘉人，但他并未提及已经过世的父亲。拿破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夏尔（Charles）[9]，若他认为父亲是卖国贼，他很可能不会这么做。在日后拿破仑所谓的小贵族（petits gentilshommes）阶层中，波拿巴家族是一个顽强拼搏、奋发向上、关系密切的宗族，他们明白跟历史逆流牵扯将得不到任何好处。
事实证明，法国尽可能灵活地治理科西嘉。马尔伯夫试图让岛民中的上层阶级相信接受法国的统治将有益处，而卡洛将是主要受益人之一。如果说保利是拿破仑早年的政治偶像，卡洛就正好代表愿同法国合作的外国人，这种合作对未来拿破仑帝国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卡洛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广结人缘，擅长马术。他能讲流利的法语，熟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卢梭和霍布斯的启蒙思想，并撰写质疑组织化宗教的伏尔泰式随笔，供人私下传阅。[10]拿破仑后来说，父亲是个“败家子”。卡洛的花销肯定超过他那微薄收入，这导致波拿巴家族逐渐背上债务。[11]卡洛是个慈父，但他身体虚弱，经常囊中羞涩，为人甚至有些轻浮。除了债务、蓝灰色眼睛以及导致他们双双早死的疾病，拿破仑没从父亲那儿继承多少东西。“我的好运和我的一切有意义之举都归功于母亲。”他日后会这么说。[12]
名唤玛丽亚-莱蒂齐娅·拉莫利诺（Maria-Letizia Ramolino）的女人模样迷人，意志坚定，她出身良好，但从未受过教育。莱蒂齐娅的父亲曾是阿雅克肖的代理行政官，后来又担任科西嘉路桥巡检。1764年6月2日，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莱蒂齐娅嫁给18岁的卡洛·波拿巴（法国大革命时期，阿雅克肖档案馆遭焚毁，所以当时莱蒂齐娅的确切年龄不明）。卡洛自诩是个世俗化的启蒙人士，因此两人没在天主教堂结婚，但是领班神父卢恰诺后来篡改教堂记录，声称他们在此举行了婚礼弥撒，这是波拿巴家族不重视官方文档真实性的早期迹象之一。[13]莱蒂齐娅的嫁妆包括“一间窑炉及其附近的一座房子”、一套寓所、一片葡萄园和8英亩土地，价值总计175000法郎，颇为可观。花花公子卡洛据信结婚时爱着另一个女人，不过这笔嫁妆胜过了他的爱。[14]
1765～1786年，莱蒂齐娅一共生了13个孩子，其中8个没有在婴儿期夭折，当时，这一存活比例并不罕见。最终，这些孩子里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个王后、2个藩属公主。拿破仑淘气时莱蒂齐娅会揍他，有一次他因为模仿奶奶而挨揍。虽说他不太喜欢挨打，但那个年代体罚是正常现象，他提到母亲时也只流露了真诚的爱意与尊敬。“我的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既能干又勇敢。”暮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她柔中带刚，女人的身体上长了男人的头脑。”此言出自他口中便是盛赞。“她是强势的女家长，”他补充道，“她头脑发达！”[15]拿破仑一掌权就优待母亲，他为她买下塞纳河（the Seine）畔的蓬城堡（Chateau de Pont），让她每年可享100万法郎。莱蒂齐娅把大部分拨款存起来，她吝啬得出了名，当有人为此嘲笑她时，她回答：“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我生下来的国王孩子找面包吃。”[16]
在拿破仑出生之前，莱蒂齐娅的两个婴儿夭折了。紧接着拿破仑之后出生的女孩玛丽亚-安娜（Maria-Anna）只活到了5岁。1768年1月，拿破仑的哥哥朱塞佩（Giuseppe，他后来改用法语化名字约瑟夫）出生。拿破仑出生后，1775年3月，卢恰诺/吕西安（Lucien）出生；1777年1月，妹妹玛丽亚-安娜/埃莉萨（Elisa）出生；1778年9月，路易（Louis）出生（他显然取了法国国王的名字）；1780年10月，玛丽亚-保拉（Maria-Paola）/波利娜（Pauline）出生；1782年3月，玛丽亚-安农齐亚塔（Maria-Annunziata）/卡罗琳（Caroline）出生；1784年11月，吉罗拉莫（Girolamo）/热罗姆（Jér?me）出生。卡洛于38岁时去世，那时莱蒂齐娅才33岁，此后她再没生过孩子，但拿破仑认为，如果父亲活得长一些，母亲能生育20个子女。[17]
对家人深切长久的挂念是拿破仑书信的显著特点之一。不论是涉及母亲在科西嘉的财产、弟弟的教育，还是妹妹的婚姻前景，拿破仑都不懈地设法保护并振兴波拿巴家族。“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永久真爱。”他致信哥哥约瑟夫称。[18]拿破仑坚持促进家族繁荣，这一倾向后来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
身为意大利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出身招来诋毁者无尽的谩骂。威廉·伯登（William Burdon）属于最早的一批英文拿破仑传作者，此人提到传主的意大利血统时说：“比起法国人的坦率与活跃，他性格里的残暴阴暗面更接近意大利人的背信弃义，这或可归因于此。”[19]类似地，1800年11月，英国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说，拿破仑是个“来自卑劣小岛科西嘉的粗鄙暴发户！”1804年，法国元老院提议拿破仑加冕，让-德尼·郎瑞奈（Jean-Denis Lanjuinais）伯爵出声反驳：“什么！他所属种族的渊源可是丢尽了脸，罗马人都不屑于雇他们当奴隶！让这种人统治祖国，难道你们能忍吗！”[20]因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人们认为他会热衷于世仇争斗，然而并没有记录表明波拿巴家族投身宗族复仇，而且拿破仑也相当宽容地对待好几个背叛他的人，如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拿破仑小时候患过干咳，这可能是未经确诊的轻度肺结核症状。验尸报告证明，他的左肺叶有患过肺结核的迹象，不过此病早已痊愈。[21]然而，广为人知的孱弱内向者形象很不符合家人给他起的昵称“拉布莱奥内”（Rabulione，意为捣蛋鬼）。由于缺乏可信资料，拿破仑童年的很多内容必然仍是猜测，但有一点没多少疑问：他是个早熟的出色读者，早年时就迷上历史与传记。莱蒂齐娅告诉一位政府部长，她的儿子“从不参加同龄小孩的娱乐活动，小心地避开他们。他总是独自待在自家三楼的一个小房间，不怎么下楼，哪怕要和家人吃饭。他一直在楼上读书，特别是历史书”。[22]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800页小说《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se）描写爱与赎罪，拿破仑称，9岁时他第一次读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的思想”。[23]
“我相信早年阅读深深影响了他少年时代的爱好和性格。”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后来回忆道。[24]他讲了两人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学生们分组，每人都被告知在罗马或迦太基国旗下入座，而拿破仑根本不肯加入失败的迦太基一方，非要跟约瑟夫换座位。[25]（拿破仑比约瑟夫小18个月，但他的意志总是比哥哥坚定。）拿破仑日后督促低级军官“反复阅读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尤利乌斯·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欧根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h the Great）的战史，唯循此道才能成为伟大统帅”。[26]古代史赋予拿破仑渊博的军政策略知识和贯穿其一生的可引用素材。这种激励非常强烈，以至于拿破仑在为画像摆姿势时不时把手插进马甲，模仿穿长袍的罗马人。
拿破仑的母语科西嘉语是多含习语的方言，同热那亚语不无相似之处。他在学校学会用意大利语读写，快10岁时开始学法语。拿破仑说法语时总带有浓厚的科西嘉口音，比如把“eu”或“u”说成“ou”，这让他在学校和军队里招来各种嘲笑。建筑师皮埃尔·方丹（Pierre Fontaine）装饰并翻修了拿破仑的很多宫殿，此人认为，“很难相信他这种地位的人”讲话时口音那么重。[27]拿破仑不精通法语语法和拼写，不过旧时代标准拼写无关紧要，而且他一直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其一生，拿破仑的笔迹遒劲果敢，尽管相当潦草。
拿破仑的童年常被描述成充斥着焦虑不安的激烈涡流，但他在阿雅克肖度过的最初九年单纯而快乐。那时，家人、朋友与一些家仆陪伴着他。后来，他慷慨地对待自己的文盲保姆卡米拉·伊拉里（Camilla Illari）。[28]为了把拿破仑培养成法国军官和绅士，家人把他送去法国（科西嘉人称之为“大陆”），此后情况才开始复杂化。
马尔伯夫在科西嘉上层阶级中积极推行法国化政策。1770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凡能证明自身贵族家世长达两个世纪的科西嘉人皆可享有法国贵族（noblesse）的广泛特权。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曾正式认可卡洛之父约瑟夫的贵族身份，随后比萨（Pisa）大主教承认约瑟夫是“佛罗伦萨贵族”。[29]科西嘉未封建化，少有岛民购买头衔，但卡洛为波拿巴家族申请到了跻身岛上78个贵族之家的权利。科西嘉最高理事会追溯了波拿巴一族的佛罗伦萨起源，1771年9月13日，理事会声明该家族正式受封为法国贵族。[30]
现在，卡洛可依法首次使用签名“德·波拿巴”（de Buonaparte），并出席科西嘉议会。卡洛自己的收入难以供儿子们上学，但他也能为他们申请王室奖学金了。法国政府愿为多达600名法国穷贵族之子支付学费，条件是他们都得证明自己出身贵族、无力负担学费、能用法语读写。9岁的拿破仑已经符合前两个条件，为了满足第三个，1779年1月，家人送他去勃艮第（Burgundy）的欧坦（Autun）接受严格的法语教学。
卡洛申请奖学金时，马尔伯夫伯爵亲自加快了法国官僚机构的办理进度，此事后来激起谣言，传谣者说他是莱蒂齐娅的情人，可能也是拿破仑的生父。波旁王朝和英国的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传播这一诽谤之辞。就像拿破仑一生都自夸一样，他的敌人也一直寻找妙法来贬低他的神话。1797年，28岁军事英雄的最早传记开始出现。当年，布尔古安（Bourgoing）骑士将某位佚名英国作者的《波拿巴早年的一些简况》（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译成法文。此书声称，莱蒂齐娅“吸引了”马尔伯夫。安德鲁·道格拉斯（Andrew Douglas）爵士为这本书撰写了简短导言，证明此说的真实性。道格拉斯是拿破仑在欧坦的同学，但他显然并不认识波拿巴家族的其他人。[31]
拿破仑本人不太在意这种诋毁，不过他确曾对杰出数学家兼化学家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指出，母亲在保利的科尔特（Corte）要塞对抗马尔伯夫的军队时怀上了他。皇帝拿破仑不厌其烦地关照马尔伯夫之子。在他指挥的某次战役中，一群士兵抢劫了马尔伯夫之女布吕尼（Brunny）夫人，于是他“极尽关切地招待她，从自己的卫队中拨给她一队猎兵哨兵，最后把心满意足的她送走了”。[32]若布吕尼夫人的父亲勾引莱蒂齐娅、给卡洛戴绿帽，拿破仑不大可能做出上述举动。也有人说保利才是拿破仑的生父，此流言同样地被证伪。
拿破仑接受法国教育后成了法国人。他年龄尚幼，又在法国待了较长时间，再说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最强势，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假如他没有变成法国人倒会叫人惊讶。1778年12月31日，拿破仑获得奖学金（相当于助理牧师的薪水），次日，他开始在欧坦主教管理的教会神学院上学，此后他会阔别科西嘉近八年之久。学校名册上登记的拿破仑姓名是“拿破仑·德·波拿巴先生”（M.Neapoleonne de Bonnaparte）。校长沙尔东（Chardon）教士回忆道，拿破仑“为人深沉抑郁，他没有玩伴，独来独往……他有才能，学得快……如果我责备他，他会回答，‘先生，我知道了’，语气冷淡得近乎傲慢”。[33]因为学生是个聪明好学的顽强少年，沙尔东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教会了他法文读写，甚至还教了短文写作。
在欧坦学会必备的法语后，1779年4月，拿破仑进入香槟地区（Champagne）特鲁瓦（Troyes）附近的布列讷堡（Brienne-le-Chateau）王家军校就读，此时他还差四个月满10岁。次日，父亲离去，因为学校没有假期，三年后他们方才再会。学校教师是圣方济各会分支最小兄弟会（Minim order）修士，学生有110人，连拿破仑在内共50人领有奖学金。虽说布列讷是军校，但其管理者却是修士，不过学校的军事课程是由校外教员教授。校园条件简朴，每个学生只有一块草垫、一条毯子，但他们不会挨打。1782年6月，父母的确来看望拿破仑了，当时，莱蒂齐娅说她担心儿子瘦了太多。
1776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建立了12所王家军校，布列讷军校在社会上并非最受欢迎，但拿破仑在此接受了良好教育。他每天学习八小时，课程包括数学、拉丁语、历史、法语、德语、地理、物理、工事学、武器学、击剑、舞蹈和音乐（最后三门课表明，布列讷军校兼具贵族精修学校的特征）。[34]除了拿破仑，物质环境艰苦、学术要求严格的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将军，如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艾蒂安·南苏蒂（étienne Nansouty）、安托万·菲利波（Antoine Phélippeaux）、让-约瑟夫·多特普尔（Jean-Joseph d’Hautpoul），学校教员夏尔·皮舍格吕（Charles Pichegru）则是未来的荷兰征服者、保王党阴谋者。[35]
拿破仑擅长数学。“要成为良将，你必须学会数学，”他后来评论道，“它能在纷繁场合指引你的思想。”[36]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的忙。“记忆力是我的超凡之处，”他曾自夸道，“我还是男孩时就记得三四十个数字的对数。”[37]他获准提前修习针对12岁学童的数学课程，很快就掌握了几何、代数和三角学。拿破仑最差的科目是德语，他从未学会这门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如此热爱古代史，可他的拉丁文也薄弱（好在直到1780年后他才需要参加拉丁文考试，那时他的去向已然明了。他会加入陆军或海军，不会投身教会）。拿破仑也精于地理，就在他的学校练习册的最后一页上，他在一长串英国王室领地名称后写着：“圣赫勒拿：小岛。”（Sainte-Hélène：petite ?le.）[38]
“历史能传授年轻人道义与美德。”布列讷军校简章写道。修士们赞同伟人中心史观，用古今英雄人物激励男孩们的进取心。[39]拿破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传说、爱国事迹与共和国美德故事。他也读了恺撒、西塞罗、伏尔泰、狄德罗、雷纳尔（Raynal）教士以及伊拉斯谟、欧特罗皮乌斯、李维、菲得洛斯、撒路斯特、维吉尔的著作，还读过公元前1世纪人士科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伟大统帅传记集》（Lives of the Great Captains），此书有章节论及地米斯托克利、来山德、亚西比德与汉尼拔。在校期间，拿破仑得绰号“斯巴达人”，原因也许根本不是他为人吃苦耐劳，而是他深深仰慕斯巴达城邦。拿破仑可以背诵维吉尔的整篇文章，上课时他自然支持心中英雄恺撒，反对庞培。[40]他成年后喜欢的戏剧常常也围绕古代英雄展开，如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昂朵马格》（Andromaque）、《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以及高乃依的《秦那》（Cinna）、《贺拉斯》（Horace）、《阿提拉》（Attila）。
一个同时代人回忆说，拿破仑曾逃课去学校图书馆，在馆内阅读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阿里安（“他读得很开心”）、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他“不太喜欢”）的著作。[41]波里比乌斯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记述罗马帝国的兴起，描述了他目击到的汉尼拔之败与迦太基洗劫事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简要刻画了拿破仑最崇拜的两位英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亚历山大战史的最好史料之一。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作品只有一本传世，而这本书是亚历山大的传记。所以说，少年拿破仑的读物主题鲜明。同龄人在户外运动时，他却尽可能纵览有关雄心勃勃的古代领袖的书籍。对拿破仑来说，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愿望并不奇怪。学校教育也让他日后有机会比肩古代巨人。
拿破仑在课堂上认识了查理曼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的最伟大时代，但他也学习近期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魁北克（Quebec）、普拉西（Plassey）、明登（Minden）和基伯龙湾（Quiberon Bay）的败绩，还包括“英国征服印度的累累硕果”。[42]拿破仑在布列讷读书的大部分时间，英法都在美洲交战，学校如此安排课程是为了培养一代不仅坚信法国伟大，而且执意羞辱英国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对英国政府恨之入骨，人们往往将这种倾向归于盲目的仇恨或科西嘉复仇主义。事实上，在他出生的那个十年期，1763年的《巴黎条约》令法国丧失印度和加拿大的大片大陆地块（及市场），他的少年时代，英国也忙着在澳大利亚拓殖，所以说，把他的反英倾向看作非常合理的反应要更准确。晚年拿破仑两度请求去英国生活，他也曾表示自己崇拜马尔伯勒公爵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但其所受教育导致他视英国为不共戴天之敌。在布列讷上学时，他的英雄中似乎只有被流放的保利尚在人世。另一个已故英雄是瑞典的卡尔十二世（Charles Ⅻ）。1700～1706年，他消灭了敌对四国的联军，但他后来深入俄国，结果只是遭遇惨败，并被流放。
拿破仑也深爱文学。晚年时他回忆道，自己上学时曾在一棵树下阅读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塔索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814年布列讷之战中他就在那棵树旁被一个哥萨克（Cossack）袭击。[43]卢梭肯定科西嘉，拿破仑视其为偶像，17岁时，他写文赞美此人的《社会契约论》。他接受卢梭的思想，认为国家掌握公民生死权，有权禁止轻浮奢侈品，有义务审查戏剧与歌剧。[44]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是18世纪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此书主张不按社会常态行事、追求个人真情实感，这种观点吸引任何年轻人，特别是心怀凌云壮志的梦想家。1765年，卢梭为科西嘉起草自由宪法，这份草案反映了他仰慕保利，保利也同样崇敬他。
拿破仑显然爱读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莪相（Ossian），此人的吟游诗篇记述了古盖尔人的征服史，那些荒野迷雾中的英雄传奇、汹涌大海上的战斗史诗激励了他。拿破仑携带莪相的《芬戈尔》（Fingal）奔赴战场，委托画师为莪相的诗创作多幅画作。他特别喜欢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的歌剧《莪相》和演奏它的十二架踏板竖琴，以至于1804年该剧首演时他封作曲者为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骑士。同年，他建立凯尔特学院（Académie Celtique），以便研究高卢人的历史与考古学。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认为凯尔特人和古高卢人很有渊源，拿破仑也不例外。1813年，凯尔特学院成为法兰西社会与考古学院（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其院址现为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其实，莪相的史诗系自封的“发现者”、文坛骗子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所作，真相揭晓后，拿破仑并未特别介意。[45]
1781年，军校副总督学凯拉利奥（Kéralio）骑士给拿破仑出具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两年后，此人推荐他升入卓越的巴黎军校。1781年的成绩单显示，拿破仑“体质极佳，神情柔顺，为人温存和善、直言不讳、深思熟虑。课业大都合格，数学应用能力一直突出……此男孩可成为出色的水手”。[46]拿破仑显然有智力优势，但这不大可能改善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他们给他起绰号“稻草鼻”（La Paille-au-Ne，发音像科西嘉语“Napoleone”）[47]。同学们笑他说不利索法语，笑他父亲还要证实自己的贵族身份，笑他来自被征服的民族，笑他的瘦弱骨架上长了颗相对较大的脑袋，笑他比学校里大部分同龄人穷。“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1811年，拿破仑对一位廷臣说，“同学们有零花钱，我没有。我感到自豪，并小心地掩藏骄傲……我不知道如何像其他人一样微笑或嬉戏。”[48]日后谈及求学生涯时，拿破仑能忆起他喜欢的老师，但很少提到那些同学。
学童能迅速察觉并嘲笑彼此的细微差距，他们很快发现，拿破仑的致命痛处在于他深深以故乡为荣。（沙尔东教士也曾提及这一点。）他是局外人、外国人，认为身边的富家子弟都属于压迫他同胞的统治阶级。嘲讽恰恰产生了可以在生机勃勃的男孩身上盼来的效果，拿破仑从此变成骄傲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从不放弃捍卫故土。“他天性内向，喜好反思科西嘉被征服之事，少年时便心系国恨家仇，”布列纳回忆道，“所以他追求孤独，养成了有些惹人厌的惯常言行。”[49]布列讷修士教员居曼·德·克雷格米伦（Cuming de Craigmillen）以“他的同学C.H.先生”的名义写了第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此书由英文写成，于1797年出版，它描写了一个内敛且反社会的孩子。一位评论家说，书里的小孩“行事直截了当，他大胆莽撞、锐意进取，甚至狂野凶暴”，这四个形容词也适用于他此后的人生。[50]
拿破仑学生时代最著名的逸闻讲述了全校学童一起打雪仗的故事，其中的大量内容很可能是编造的。1783年隆冬时节，据说拿破仑在他设计的冰雪要塞周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模拟战斗，他先是率领进攻方，次日又指挥防御方。[51]拿破仑据信不受同学欢迎，但雪仗故事很不符合这一点。布列纳给回忆录代笔人的笔记也没提这桩逸闻，它很可能纯属写手的杜撰。“这次模拟战斗打了十五天，”回忆录写道，“直到夹杂着沙砾和小石块的雪球打得很多学生失去了战斗力（hors de combat）。”[52]学校真的会让伤害许多学生的游戏玩上两个多星期吗？
拿破仑的信件现存33000多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784年6月15日，收信人是其继舅父约瑟夫·费施（Joseph Fesch），他是莱蒂齐娅之母的第二任丈夫之子。拿破仑在信中争辩道，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不应该参军，因为“全人类命运的伟大主宰赋予我对军事的浓厚热爱，但它（没有）赋予约瑟夫这一点”。拿破仑补充道：“他不敢直面战斗的危险，他的健康也不佳……而且我哥哥完全用卫戍部队的观点看待军事专业。”[53]拿破仑认为，若约瑟夫选择加入教会，马尔伯夫的亲戚欧坦主教“会让他过上舒适生活，他肯定能当上主教，这对家族多好啊！”约瑟夫欲加入步兵，拿破仑遂问道：“可怜的步兵军官是什么货色？对他来说，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碌碌无为的。”这封三页的书信现藏于纽约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图书馆，几乎每行都有错别字，比如把“Saint-Cyr”（圣西尔）拼成“Saint-Cire”，把“arrivé”（已到达的）拼成“arrive”，把“écrit”（书面的）拼成“écrie”。这封信也满是语法错误，但拿破仑的字迹清晰可辨。信上的签名是“您忠实顺从的仆人拿破廖内·迪·波拿巴（Napolione di Buonaparte）”。拿破仑在附言中写道：“阅毕即毁。”这是他本人注意审慎编辑历史记录的早期迹象。
1784年9月15日，拿破仑轻松通过布列讷军校毕业考试。次月末，他进入塞纳河左岸的巴黎王家军校（école Royale Militaire in Paris，简称巴黎军校）就读。论社会地位，巴黎军校远远胜过布列讷军校。这里一周给学生换三次床单，伙食也不错。仆役、教师以及假发匠等后勤人员加起来是学员的两倍还多。从早上6点的弥撒开始，学校每天还举行三次礼拜仪式。奇怪的是，巴黎军校不教战争和战略史，但其教学大纲涵盖了布列讷军校的很多课程。此外，巴黎军校还教滑膛枪射击、军事操练及马术。（当年的很多建筑保存至今，它们位于正对埃菲尔铁塔的战神广场一端，里面环绕着总占地超过29英亩的17座庭院。）拿破仑在巴黎待了十二个月，除了战神广场和巴黎军校本身，他没怎么去过城中其他地方，但他自然从书本和军官同僚中获知很多关于巴黎及其纪念碑、防务、资源、建筑奇观的知识。[54]
拿破仑的学业依然出类拔萃。他在布列讷时就决定不去海军，莱蒂齐娅的想法是缘由之一，她既害怕他会被淹死或烧死，也不想让他睡吊床，但主要原因还是炮兵部队名头远胜海军，而数学才能也让他有望成为炮兵军官。1784年，法国各军校的考生总计有202人，共136人通过毕业考试，其中仅14人收到炮兵部队的邀请，所以拿破仑被选入了精英队伍。[55]他是巴黎军校的第一个科西嘉学生。某同学给拿破仑画了一幅亲切的漫画，画中少年英雄坚持捍卫保利，一位老教师拽他身后的假发，努力把他拉回来。[56]
拿破仑有三个杰出的老师：路易·蒙日（Louis Monge，数学家兼化学家加斯帕尔·蒙日的弟弟）；拉普拉斯（Laplace）侯爵[57]，他后来成了拿破仑的内政部长；路易·多迈龙（Louis Domairon），他教会了拿破仑战前鼓动（harangue）军队的价值。（英语中的“harangue”含有久久咆哮的意味，但法语中的“harangue”并无此意，它可指鼓舞人心的演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就发表过这类演说。拿破仑在战场上具备卓越的鼓动技巧，但他在公共集会上并非一直擅长鼓动。）七年战争之后，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革新法军炮兵战术，拿破仑在巴黎军校接触了他的新思想。（历史上，战败总是军事改革之母，这回亦然。）他还学习了法军将领雅克·德·吉贝尔（Jacques de Guibert）伯爵的革命性著作《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0年版），此书写道：“现役部队既给人民造成负担，又不能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大捷。与此同时，民众大都疏于武装训练，愈发衰弱……假如某国能具备男子气概、创建国民军队，它将称霸欧洲。”[58]吉贝尔宣扬战争中速度、奇袭与机动性的重要性，他主张放弃有城墙的城市的大型补给站，改为因地自给。书中还有一条原则：高昂的士气——军旅精神（esprit de corps）——能克服大部分困局。
拿破仑在布列讷军校读了五年，在巴黎军校读了一年，此时，军事思潮已彻底渗透其身心。它将伴随拿破仑的余生，深深影响他的信念和形象。他接受革命信条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效率和激进民族主义，此举很符合这种思潮，但他对结果平等、人权、媒体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些信条无甚兴趣，在他看来，它们都不太符合军事思潮。拿破仑所受的教育让他尊重社会等级、信奉法律与秩序、强烈推崇奖赏人才与勇士，但也令他厌恶政客、律师、记者和英国。
1802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Claude-Fran?ois de Méneval）接替布列纳任拿破仑的私人秘书。梅纳瓦尔日后写道，拿破仑离校时“自尊自傲，天性好战，组织能力极佳，热爱秩序与纪律”。[59]这些个性都属于军官准则，把拿破仑塑造成强大的社会保守分子。军官拿破仑信奉公认层级指挥链中的集权控制与保持高昂士气的重要性。行政事务秩序和教育至关重要。由于本能使然，他痛恨一切看上去像“作乱暴民”（canaille）的人。法国大革命期间，甚至他的一生中，这些情感都没太大变化。
卡洛·波拿巴试图让身体好起来，遂搬去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1785年2月24日，他在那儿去世，终年38岁，死因很可能是胃癌，但也可能是胃溃疡穿孔。当时，拿破仑只有15岁，之前六年他仅仅见过父亲两次，卡洛逝后他也只是匆匆见上一面遗容。“父亲的死亡漫长残酷，严重损伤他的器官和官能，”约瑟夫回忆道，“以至于最后几天（他）完全神志不清了。”[60]卡洛的大夫建议他吃梨子，所以拿破仑对医生抱有的终生恶感可能源于此时。他本人具备无限干劲与精力，或许父亲的英年早逝是原因之一；他怀疑自己也活不长，这倒是正确了。一个月后，拿破仑致信叔祖父卢恰诺，称卡洛是“开明热情、公正无私的公民，然而上帝还是让他死了，而且他死在怎样的地方啊！故土百里之外的异国，此地毫不关心他的存在，远离他珍视的一切”。[61]除了值得赞美的孝心，这封信的有趣之处还在于拿破仑仍视法国为“异国”。抒发完由衷同情后，他又向教母、亲戚乃至家里的女仆米纳娜·萨韦里亚（Minana Saveria）问好，然后他加上信末附言：“3月27日晚上7点，法国王后诞下王子诺曼底（Normandy）公爵。”[62]那个年代，人们常常充分利用昂贵的书写纸，可是给这么重要的信加上如此随便的附言就有点奇怪了。
虽然约瑟夫是卡洛的长子，但拿破仑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新任家主身份。“他不是被权力和荣誉捧高后才在家中最显强势的，”吕西安回忆道，“甚至在他年轻时，他就开始这样做了。”[63]拿破仑提前参加毕业考试，在58名考生中位居第42名，这个成绩可能看上去糟糕，其实不然，因为军校正常学制是两到三年，而他只学了一年。现在他可以投身军事、专心克服卡洛留下的严重经济困难。拿破仑后来承认，这些事“影响我的心绪，让我少年老成”。[64]
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卡洛领有22500法郎年薪。他和邻居打财产官司（他一度起诉妻子的祖父）、在地方政府中兼任多个小职位，借此补充收入。然而，卡洛的谋财大计却是桑树苗圃（pépinière），正是这项工程令其次子非常焦虑。“科西嘉桑树长势良好，”博斯韦尔在《科西嘉记》中写道，“这里的虫害和雷雨险情也没有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严重，因此只要状态安定，科西嘉就可出产丰富的丝绸。”[65]岛上某座桑树苗圃的特许经营权原属卡洛·波拿巴的先辈杰罗尼莫·波拿巴（Gieronimo Bonaparte），1782年，卡洛获得这一权利。凭借王室的137500法郎十年期无息贷款和他自己的大量投资，他能种植一大片桑树林。三年后，科西嘉议会撤销与卡洛签订的合同，理由是他没有履行维护义务，他则坚决否认。卡洛去世后又过了十五个月，1786年5月7日，合同正式终止，于是波拿巴家族债台高筑，因为他们得偿还贷款、支付桑树园日常管理费用，它依旧由他们负责。
苗圃导致莱蒂齐娅面临破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向将要加入的团请了长假。这桩官僚主义麻烦持续数年，耗资颇大，以至于法国大革命初露迹象时，波拿巴一族只关心巴黎的政变能否减轻家族债务、政府是否可能给他们发放额外农业补贴来维持苗圃事业。[66]据我们所知，拿破仑处理苗圃事务（l’affaire de la pépinière）时最显偏狭。此事让家族面临破产危机，他奋力推动这一公案。他努力寻找了结方法，以母亲的名义寄出大量信件，游说他能在科西嘉和巴黎找到的所有人。少尉拿破仑对家族尽责，尽量从1100法郎年薪中匀出钱来寄回家。他写给法国总审计长的很多信件称母亲为“波拿巴遗孀”。莱蒂齐娅借了某法国军官600法郎，她差点把家中的银器卖掉还债。[67]由于卢恰诺领班神父相助，执达吏没有插手此事，但波拿巴家族长期缺钱，直到1791年领班神父过世后他们继承了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