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想征服俄国，甚至不想重建波兰，他放弃与俄国结盟时只觉遗憾。但他的目标是占领首都，按照他的条件签订和约，并彻底禁止俄国港口与英国通商。
——尚帕尼的回忆录
战争之书第一页第一条准则是：“不要进军莫斯科。”
——1962年5月，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在英国上院的发言
1812年6月24日清晨5点，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然后他待在附近的小山丘上。行军队伍经过小山丘时，高呼“皇帝万岁！”，[1]他则自顾自哼着儿歌《马尔伯勒去战场》（Malbroughs’en va-t’en guerre）。（“马尔伯勒去战场/谁知何时回故乡？”）[2]当天，拿破仑穿着一件波兰制服，还骑着象征意味同样分明的战马弗里德兰。接着，他在下午渡过维利亚河（the Viliya），进入考纳斯（Kaunas）。全军花了五天渡河。
1812年，俄军共有65万人，但他们广泛散布，遍及俄罗斯帝国全境。俄军各部队位于摩尔达维亚、高加索、中亚、克里米亚、西伯利亚、芬兰等地，在西部对抗拿破仑的三个军团仅有25万人和若干门大炮。巴克莱·德·托利的西方第一军团有12.9万人，驻扎在维尔纽斯两侧的宽广土地上；巴格拉季翁的西方第二军团有4.8万人，屯于维尔纽斯以南100英里处的沃尔科维斯克（Volkovysk）[3]；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Alexander Tormasov）将军的西方第三军团有4.3万人，其位置比第二军团靠南得多，因为俄土媾和，第三军团不用在多瑙河战斗，正在北上。拿破仑想阻止三路军团会师，各个击破敌军。趁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和巴克莱的第一军团尚未会合，他派欧仁和热罗姆实施大范围包围调动，以图围住第二军团。拿破仑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继子和弟弟，却不让达武、缪拉、麦克唐纳这些有经验的资深军人上阵，个中原因不明。1806～1807年战局中，热罗姆曾指挥第九军（军团的德意志部队），但他并无显著过人的表现。拿破仑在考纳斯修女院建立司令部，他致信玛丽·路易丝，称“天气酷热”，并补充道，“你可以送一堆书和版画给帝国大学。学校会非常高兴，而你什么也不用花。这种东西我有不少”。[4]
俄军高级指挥官意见不一，贵族将军支持巴格拉季翁的反击战略，而“外籍人士”（通常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支持巴克莱·德·托利的撤退战略。巴克莱的战略本质上和1807年时本尼希森的一致，区别在于前者的实施地域要大得多。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撤退派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大军团规模庞大，如何反击它变得难以想象。由于后勤原因，拿破仑需要早早开战，矛盾的是，减少征俄兵力能助他引诱俄军早日战斗，还可给他更多的战斗时间（因为补给需求较少）。亚历山大任命巴克莱为战争大臣兼西方第一军团司令，假如他选择了俄军军官会欢迎的人选巴格拉季翁，拿破仑或许就能在维尔纽斯，甚至在到达维尔纽斯前消灭俄军。亚历山大没有那样做，而是选中了更踏实、更具洞察力的巴克莱，并坚持后者的计划，即诱骗大军团深入俄国境内，使其补给线向前延伸，远离美因茨、但泽、柯尼希斯贝格等地的巨型兵站。
俄军离开维尔纽斯前带走了部分给养，还把剩下的烧光了。6月28日，拿破仑进入波兰民族省份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将它变为巨大的补给中心。他告诉玛丽·路易丝，自己把司令部设在“一间挺不错的宅邸，几天前亚历山大皇帝也住在这儿，那时他万万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进来了”。[5]维尔纽斯大学校长扬·施尼亚德茨基（Jan ?niadecki）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离入城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拿破仑命令参谋班子里的波兰炮兵军官罗曼·索尔蒂克（Roman Soltyk）伯爵找他来谈话。施尼亚德茨基坚持出门前换上袜子，索尔蒂克便反驳道：“校长，没关系的。外在只能打动普通人，皇帝不在乎那个……咱们走吧。”[6]
“我们以胜者的姿态入城，”另一名波兰军官写道，“街上……人山人海，女士们装点了所有窗户，表露出最狂烈的热情。”[7]列队进城时，拿破仑走在波兰部队中间，这体现其对公众意见的惯有敏感性。皇帝为立陶宛的波兰人设立临时政府。维尔纽斯的大教堂举行统一仪式，于是立陶宛和波兰在礼仪上重新结为一体。在格罗德诺（Grodno）[8]，游行群众拿着圣像与蜡烛欢迎法军。队伍里还有唱诗班，他们赞美法军将自己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9]格鲁希将军在明斯克递送捐献盘，当地还演唱了《感恩赞》。然而，一听说法军像之前所有战局一样征集食物时，农民就把牲口赶进了林子。“法国人带走了我们的镣铐，”当年夏天，俄国西部的波兰农民说，“但他也拿走了我们的靴子。”[10]
“我爱你们的民族，”拿破仑对维尔纽斯的波兰民族代表说，“这十六年来，你们的士兵一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与我并肩作战。”他提出给波兰“我的尊重与保护”。然而，施瓦岑贝格正掩护拿破仑的南岸，所以他得补充道：“我已经向奥地利保证，我会让它保持领土完整。它和平占领着手中剩下的波兰省份，我不能批准任何倾向于干扰这种占领的行为。”[11]他只好施展微妙的平衡术。
拿破仑在维尔纽斯待了十天，让大量士兵休息重整，他还准许没经验、未受考验的热罗姆率大军右翼（包括达武的两个师、施瓦岑贝格的奥地利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雷尼耶的萨克森人，共计8万人）前进至别列津纳河下游，力图夹击巴格拉季翁的军队。前卫继续向前，6月29日，猛烈的冰雹和暴雨打断灼人热浪。雹暴和大雨停止后，帝国近卫军中士让-罗克·夸涅发现，“附近的骑兵营地中躺着冻死的战马”，他自己的也死了3匹。[12]雨后，地面亦成为泥沼，道路则变得泥泞，这导致补给出现问题，还拖慢了追赶俄军的前卫。有时，士兵要蹚过没到下巴的沼泽和湿地。[13]
6月26日、29日和30日，贝尔蒂埃先后从维尔纽斯致信热罗姆，鼓励他紧跟巴格拉季翁并拿下明斯克。[14]“要是热罗姆奋力向前，”拿破仑告诉费恩，“巴格拉季翁就有大危险了。”[15]热罗姆从西出发，达武从北出发，他们本该在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16]击溃巴格拉季翁。可是热罗姆不擅指挥，巴格拉季翁又娴熟地撤退，结果俄军第二军团逃走了。7月13日，热罗姆显已失败。“要是军团各军更快、更协调，”军务总监迪马将军日后认为，“战局一开始目标就能实现，胜利就成定局。”[17]得知行动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达武来指挥热罗姆的军队。幼弟于是大怒，战局才到第三周，他就气鼓鼓地回威斯特伐利亚了。[18]
“总是下雨，”7月1日，拿破仑从维尔纽斯致信玛丽·路易丝，“这个国家的暴风雨糟透了。”[19]我们没有见过皇后的信，但那个月她隔天就给他写信。“上帝保佑我早日见到皇帝，”当时，她对父亲说，“因为这次分离是我不能承受之重。”[20]拿破仑在每封信里提到自己的健康状态时，总是说自己身体不错，不仅如此，他还过问儿子，恳求听到罗马王“是否开始说话、是否走路”等消息。
7月1日，拿破仑接见沙皇的副官亚历山大·巴拉绍夫（Alexander Balashov）将军。巴拉绍夫说，拿破仑仍可撤出俄国，避免战争，此言已然有些太迟。皇帝给沙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提醒对方他曾在蒂尔西特发布反英言论，并指出自己在爱尔福特迁就了他对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多瑙河的需求。拿破仑说，从1810年开始，沙皇一直“大兴重整武装之事，拒绝协商途径”，并要求修改欧洲形势的当前安排。他回忆道，“有时你表露对我本人的敬意”，但他又说，4月8日，对方下达让自己撤离德意志的最后通牒，“显然”旨在“置我于战争和屈辱之间”。[21]拿破仑写道，即便“这十八个月来，你什么也不肯解释，我却始终愿意聆听和谈提议……你会发现，我永远怀有相同的感情与真正的友谊”。他指责沙皇的糟糕顾问，批评库拉金对战争的傲慢态度，还写下往日致信教皇、奥皇等人时用过的短语：“那些人给陛下出这种馊点子，我对他们的恶意表示遗憾。”拿破仑接着辩称，如果1809年他不用与奥地利战斗，“1811年西班牙战事就能结束，那时我也很可能与英国媾和了”。他在总结时开出如下条件：
将停战协议建立在最慷慨的基础上，如不把医院病号看作战俘（这样两军都不用仓促撤退，可防止严重损失）、每过两周双方就按照军衔对等的交换制度各自放归俘虏，以及适用文明民族战争传统允许的所有其他规定。陛下会发现我准备好了一切。[22]
拿破仑的结尾再次声明，尽管两人之间爆发战争，“我对您的私人感情完全不受这些事影响……（我仍然）对您那伟大贤良的品质满怀感情与敬意，渴望向您证明这一点。”[23]
亚历山大根本没采纳拿破仑的提议。俄军在大军团面前稳步撤退，四周后才出现双方皆折损1000多人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俄军不曾抵抗。俄军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后勤与会战一样重要，于是他们有组织地销毁所有带不走的东西。长达好几英里的道路两侧，凡是将要到来的法军可能派得上任何用场的东西，不是被带走了就是被烧掉了，如庄稼、风车磨坊、桥梁、牲畜、兵站、饲料、避难所、谷物。拿破仑自己撤离阿克时干了同样的事，他也佩服威灵顿撤往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时娴熟地实施类似的焦土策略，因为正如沙普塔尔记载的，“他评价将才时就以这些品质为尺度”。[24]
北意大利和奥地利林木繁茂、土壤肥沃，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却是另一片天地。这里穷困潦倒、人口稀疏，哪怕在和平时期，营养不良也是普遍的现象。陡然要求当地落后的农业经济额外养活几十万张嘴总是会引发严重的补给困难。然而，俄军撤退时彻底焚毁村庄，导致法军很快陷入了绝境。更糟糕的是，俄军轻骑兵中队在法军战线背后行动，威胁其延长的交通线，比如说，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就曾领导一次著名英勇之举。[25]
湿漉漉的6月下旬一结束，炽热的太阳就回来了。淡水不足，新兵累晕了。热浪扬起令人窒息的灰尘，这些尘土太厚了，所以鼓手得待在营的前头，以防跟在后面的行军队伍中有人掉队。由于货运马车经过浮舟桥时陷入交通瓶颈，7月5日大军团便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伙食困难依然存在，”洛鲍伯爵的副官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内（Boniface de Castellane）指出，“士兵没有吃的，马匹也没有燕麦。”[26]莫尔捷告诉拿破仑，不少青年近卫军士兵其实已饿死。皇帝说：“不可能！他们的二十天补给呢？统领得当的士兵绝不会饿死！”[27]饿死者的指挥官来了，他说士兵们“要么是因为懦弱要么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实际上死于醉酒。对此，拿破仑便总结道：“一场大胜就能弥补一切！”[28]
大军团在俄国待了175天，平均每天有1000匹马死亡。塞居尔回忆，1万多匹马只能吃没熟的黑麦，结果死于脱水和中暑，马尸“臭得没法闻”。[29]拿破仑的御厩总管科兰古累垮了，他记载道：
高速的强行军、不足的马具和备件、匮乏的补给以及不到位的照料都导致马匹死亡。士兵缺少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东西，不怎么乐意照顾自己的马。这些人看着马匹死去，毫无悔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解除了身负任务，此后自己的补给也不再缺乏。关于我们的早期灾难和最终败局，你已经知道了其秘密与原因。[30]
早在7月8日，拿破仑就不得不致信巴黎的克拉克，称没必要扩招骑兵，原因是“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正损失大量马匹，以至于算上法国和德意志的全部资源，我们也很难保住目前部队里有马者的人数”。[31]
当日，拿破仑得知俄军主力部队西方第一军团屯于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强大要塞德里萨。他满怀希望，派前卫去那儿。17日，法军前卫到达目的地，但他们发现俄军已放弃要塞。7月16日，拿破仑获知达武已占领明斯克，可是巴格拉季翁又设法逃走了。离开维尔纽斯前夕，皇帝和约米尼将军一同用餐，两人说莫斯科离这儿很近（其实它在500英里之外），后者便问前者是否打算向那儿进军，前者大笑道：
我觉得，两年之内再去要好得多……要是巴克莱先生认为，我会一路追他追到伏尔加河（the Volga），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最远跟到斯摩棱斯克与西德维纳河，在那儿，我们会打一场大胜仗，然后就能扎营了。我和司令部将返回维尔纽斯过冬。我会让法兰西喜剧院派歌剧班子和演员来。接下来，要是双方未能在冬季媾和，明年5月我们会完成这项工作。我想那比跑去莫斯科更好。你怎么看，战术家先生？[32]
约米尼同意这一看法。
此时，拿破仑正面临灾难性的新威胁，而那个年代的军队对此皆无防备。斑疹伤寒系污垢之疾，其病原体普式立克次体（Rickettsia prowazekii）介于诱发梅毒、肺炎的较大细菌和微小的天花、麻疹病毒之间。携带普式立克次体的虱子进入肮脏的衣缝内，寄身在未清洗过的身体上。斑疹伤寒病原体的传播渠道不是虱子叮咬，而是排泄物和尸体。[33]多年来，这种疾病一直在波兰和俄国西部蔓延。
下列因素都是传播斑疹伤寒的理想条件：高温；缺乏洗澡水；大股军队挤在一起过夜，住在破烂的小屋里；身上某些部位瘙痒时，人会忍不住去挠；士兵不换衣服。光是战局第一周，每天就有6000人感染斑疹伤寒。7月第三周，已有8万多人死亡或患病，其中至少有5万人死于或患上斑疹伤寒。入侵开始后第一个月，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然折损五分之一的兵力。[34]大军团首席军医拉雷是良医，然而当时人士尚未把斑疹伤寒和虱子联系起来，虽然他们觉得虱子是讨厌的寄生虫，却没想过它是杀手，因此拉雷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疫情。但泽、柯尼希斯贝格、托伦的医院能够治疗痢疾病人和伤寒病人，但斑疹伤寒是另一种疾病。拿破仑支持疫苗特别是天花疫苗，罗马王两个月大时，他就给儿子注射疫苗，但那时并无斑疹伤寒疫苗。近来，有研究者在维尔纽斯大墓出土的2000具尸骨的牙齿上提取DNA。研究表明，这些人都携带病原体斑疹伤寒病菌（typhus exanthematicus），即所谓的“战争瘟疫”（war plague）。讽刺的是，拿破仑坚称住院士兵应当洗澡，但他不知道健康士兵同样需要洗浴。[35]法军从莫斯科撤退时，天气一度特别冷，以至于皇帝连续几天没脱一件衣服，结果就连他身上也长了虱子。[36]用沸水清洗内衣、用热熨斗烫熨外衣可消灭虱子，但从11月4日开始，气温却一直在零度以下，所以这两个办法都不可行。[37]
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逐渐展开，法国本土的斑疹伤寒（它和伤寒、痢疾等“贫穷之疾”大大不同）问题也愈发严重，主干道上的村庄普遍暴发这种瘟疫。1806年后，斑疹伤寒一直在塞纳和马恩省（Seine-et-Marne）肆虐，几乎从未间断，巴黎东部的公社亦然，而莱茵河上的部队回国后就待在那里。1810～1812年，斑疹伤寒致死率居高不下。卫生官员梅伦（Melun）和内穆尔（Nemours）奉命解释此事，两人一致认定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战争”。[38]1814～1815年，联军侵入法国，斑疹伤寒随之卷土重来。当时最杰出的医师认为，若同时具备“非常艰苦的状况、寒冷、生活必需品匮乏以及由其引发的食用腐烂食物”这些条件，斑疹伤寒便可暴发。[39]1812年，J.R.L.德·凯尔克霍弗（J.R.L.de Kerckhove）曾任某法军医院院长，甚至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他也还没认清斑疹伤寒的病因。凯尔克霍弗写道：“斑疹伤寒夺走大量法军士兵的生命，它源于匮乏、疲惫、呼入挤满病人与疲乏者之地的污浊空气，然后通过接触传染。”[40]直到1911年，人们才发现斑疹伤寒和虱子的联系。然而，凯尔克霍弗描述的症状完全正确：
感染症状如下：全身不适，通常伴随倦怠无力；脉搏虚弱、缓慢，或不规律；面相改变；运动有困难……疲惫至极，难以站立，食欲不振；频繁发生眩晕、耳鸣、恶心与头痛；病人有时呕吐；病人的舌头上有时粘着白色或黄色黏液。
大约四天之后，病人会发烧。“开始时”，发烧的“明显症状是发抖，随后病人不定时感到热……发烧继续恶化，转为持续性症状，皮肤干燥……大脑充血，有时肺部充血”。[41]大部分情况下，死神随后来临。1812年，拿破仑麾下多达14万名士兵病死，大部分人死于斑疹伤寒，但亦有不少人死于痢疾或相关的疾病。
拿破仑不会让疾病阻挠整个入侵行动，他加紧向东，希望分离俄军西方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皇帝参谋部的军械官加斯帕尔·古尔戈上尉估计，在这次战局中，拿破仑本人“非常健康”，他每天在马上度过数小时，并无身患重病的说法。[42]新兵缺乏经验，而大军团高速行军，因此很多人跟不上队伍。“掉队者犯了严重的错误，”卡斯特拉内写道，“他们掠夺洗劫，移动纵队便组织起来了。”[43]7月10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派一个宪兵纵队去沃罗夫诺逮捕“第33团的抢劫者，在那儿，他们正实施着可怕的毁灭行径”。[44]到7月中旬时，士兵也开始成队逃跑。
7月18日，拿破仑抵达格卢博科耶（Glouboko?é）。皇帝在当地加尔默罗会修女院住了四天，他出席弥撒，建立一座医院，检阅近卫军，并听人汇报大军因连续行军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数百人自己了断了，”符腾堡近卫军中尉、梅克伦堡人卡尔·冯·祖科（Karl von Suckow）回忆道，“他们害怕忍不下来这种艰难的生活。道路旁的树丛每天都传来零星枪响。”[45]几乎已经取不到药物，除非拿钱买。拜恩人冯·舍勒（Scheler）将军向其国王报称，甚至早在横渡维斯瓦河时，“所有常规食物补给和有序分发就断了，从那里一直到莫斯科，没有一磅肉、一磅面包、一瓶白兰地来自合法分配或常规征收”。[46]此言语带夸张，但情有可原。
有证据表明，在食物补给和军中健康士兵人数这两方面，拿破仑都被误导了。他闻知某些部队有十日伙食，可他们其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迪马将军回忆道，达武的襟兄、两个近卫掷弹兵团的指挥官路易·弗里昂将军“想让我出具一份关于第33战列步兵团的报告，表明它有3200人，可我知道实际上它至多还剩2500人。弗里昂奉缪拉的命令行事，他说拿破仑会冲自己的上司发火。弗里昂情愿引入一个错误，普舍隆（Pouchelon）上校便制作了他需要的虚假报告”。[47]于是，单单这一桩造假行径就牵涉3名高级军官（可能还涉及缪拉），或者说，它至少需要他们听之任之。不知为何，军队文化已然改变，拿破仑曾如此亲近士兵，现在他却经常被高级指挥官蒙蔽。他依然亲自巡查，但大军团规模庞大，其进军跨度又宽广，所以同此前任何战局相比，他对指挥官的依赖大大增加。皇帝的警卫中亦有一人在回忆录中记载，12月，拿破仑在撤退途中问贝西埃近卫军情况如何。“非常舒服，陛下，”贝西埃回答道，“几处火堆上转着烤肉叉，他们也有鸡肉和羊腿。”卫兵称：“要是元帅动动两只眼睛，他就会发现这些可怜的家伙几乎没任何吃的。大部分人患了重感冒，所有人都累坏了，而且近卫军人数也已大大减少。”[48]
7月19日，缪拉的副官马里-约瑟夫·罗塞蒂（Marie-Joseph Rossetti）少校告诉拿破仑，俄军已放弃德里萨，这令“他抑制不住喜悦之情”。[49]他从格卢博科耶致信马雷：“敌人已然撤离德里萨的设防营地，还烧毁了当地所有的桥梁和巨量库存。之前好几个月，俄军的工作中心就是这些建筑和补给，现在它们都被牺牲了。”[50][51]罗塞蒂的日记记载道，皇帝“迈开大步”，快步“走上走下”，对贝尔蒂埃说：“你看，俄军既不懂打仗也不懂媾和。他们是衰弱的民族，一枪没放就丢了自己的屏障！来吧，只要我们再来一次真正的行动，我的兄弟（即沙皇）就要后悔听取我的敌人之言了。”[52]拿破仑向罗塞蒂详细询问骑兵士气与马匹状况，后者给予了肯定回答，然后当场晋升上校。可事实上，缪拉太折腾骑兵了，他让马匹连续工作，导致它们的体质衰退。“缪拉总是待在散兵线前沿，”科兰古抱怨道，“成功毁了骑兵，最终他害了军队，把法兰西与皇帝推向深渊的边缘。”[53]
7月23日，巴克莱到达维尔纽斯以东200英里处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如果巴格拉季翁前来会师，他就准备迎敌。然而，当日出现了战局第一场主要战事——萨尔塔诺夫卡（Saltanovka）之战[54]。对战双方为达武和巴格拉季翁，前者麾下有41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但他设法阻止了后者北上。巴格拉季翁被迫改道去斯摩棱斯克。两天后，在维捷布斯克以西的奥斯特罗夫诺（Ostrovno），缪拉的前卫与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率领的巴克莱军团后卫小战。拿破仑盼望打一场大会战。他照常在（第10期）公报中大肆夸张战果，称缪拉的对手是“1.5万名骑兵与6万名步兵”（事实上俄军士兵共有1.4万人），还说敌人有7000人（实为25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公报称法军损失为200人死亡、900人负伤、50人被俘，然而当代最佳估计结果为3000人死伤、300人被俘。[55]
拿破仑怀抱厚望，他盼着俄军战斗，而非献出维捷布斯克城。26日，他致信欧仁：“要是敌军想开打，我们就走大运了。”[56]同日，他思索战略时似乎首次用心思考了约米尼询问的进军莫斯科的可行性。7月22日，拿破仑对雷尼耶将军说，“威胁如此逼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时”，敌人不敢进攻华沙。四天后，他致信马雷：“我倾向于认为，正规师想夺取莫斯科。”[57]照他原先的计划，要是敌军不战斗，他就在维捷布斯克或斯摩棱斯克停下，但这套方案显然正变得更庞大、更野心勃勃。他任由自己被拽入巴克莱·德·托利的陷阱。
7月28日黎明，缪拉派人传话，称俄军已离开维捷布斯克，而他正追踪他们。俄军带走了一切，没留下任何线索指示自己去了哪个方向。塞居尔指出，“他们的失败看上去比我们的胜利更有序！”[58]拿破仑同缪拉、欧仁、贝尔蒂埃开会，他必须面对某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如此渴望的决胜会战“刚从我们手中溜走了，就像在维尔纽斯一样”。[59]胜利近得诱人，它总是就在下一座山上，抑或下一片湖泊、平原、森林的另一边——这当然是俄军的算盘。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待了十六天，其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此结束战役，等1813年再恢复战事。他正位于旧俄罗斯的边境，此地的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the Dnyapro）构成天然防线。他可以建立军火库和医院，在政治上重组立陶宛人，他们已经为他招募了五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他也能增加中央军团兵力，该军团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或染上斑疹伤寒、痢疾。如有必要，他还可以从维捷布斯克威胁圣彼得堡。[60]缪拉的参谋长奥古斯特·贝利亚尔（Auguste Belliard）将军对拿破仑坦言，骑兵筋疲力尽，“急需休息”，因为下令冲锋时，他们已无法奔驰。此外，马掌钉、铁匠乃至适合做钉子的金属都不够了。据塞居尔回忆，拿破仑在28日进入维捷布斯克时说：“我就停在这儿！我必须看看我的四周，集结并重整我的军队，我还要重新组织波兰人。1812年战局结束了，剩下的交给1813年战局。”[61]
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的防线自然不错：左翼固守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Riga）；大军接着穿过迪纳堡（Dünaborg）、波洛茨克（Polotsk）、设防城市维捷布斯克，其中央位于维捷布斯克地区林木覆盖的高地；军队随后沿别列津纳河下行，穿过无法通行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其右翼位于里加东南边400英里处的要塞城镇博布鲁伊斯克。库尔兰、萨莫吉希亚（Samogitia）、克卢博科奥平原（Kluboko? plains）可分别为麦克唐纳军、乌迪诺军和拿破仑自己提供食物和补给，施瓦岑贝格也能停在肥沃的南部省份。维尔纽斯、考纳斯、但泽和明斯克有巨大的补给站，能够支持军队过冬。拿破仑下令在维捷布斯克造29座大烤炉，它们一共可烘烤29000磅面包，他还叫人拆毁房屋，以便改善其住所冬宫广场（Palace Square）的外观。显而易见，他的确考虑过停下。然而冬营之事在当时难以想象，因为正如他致信玛丽·路易丝时所言：“气温达27度，热得我们受不了。这儿和法国南部一样热。”[62]塞居尔谴责缪拉劝拿破仑继续向前，尽管皇帝据称说了这么一句话：“1813年我们会到莫斯科，1814年我们会到圣彼得堡。俄国战争将持续三年。”[63]
出于多个非常合理的军事原因，拿破仑选择继续追赶巴克莱。他在一个月内前进了190英里，且其战场折损不到1万人；假如7月时他决定停止当年战事，这对战局历表来说就早得太荒唐了；目前为止，他的冒险成果一直很好，1812年时，假如他那么早就在维捷布斯克停下，他就会让出主动权；7月24日，沙皇在莫斯科召集8万名民兵与40万名农奴，合理之举便是趁他们受训并列阵之前进攻；此前他只在马伦戈和阿斯佩恩-埃斯灵被迫打防御战，而那两场会战中他开局不顺。缪拉也指出，不断撤退一定会摧毁俄军士气。拿破仑要继续蹂躏多少俄国国土，沙皇才会求和呢？他不会知道，亚历山大曾在圣彼得堡宣布永不求和：“我宁愿胡子及腰，去西伯利亚啃土豆。”[64]
法军得知巴克莱军团仅在85英里外的斯摩棱斯克，8月1日，它同巴格拉季翁军团会师了。拿破仑认为，俄军不会一场大战不打就让出旧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头来，他还是决定不在维捷布斯克停留，而是先去斯摩棱斯克对战俄军，并保留了战后返回那儿的选项。拿破仑决策前，迪罗克、科兰古、达吕、纳尔博纳劝他留在维捷布斯克，波尼亚托夫斯基、贝尔蒂埃和勒菲弗-德努埃特也持类似意见，而缪拉主张前进。[65]据塞居尔回忆，皇帝不时问别人半截句子，如“好吧！我们该怎么办？待在原地，还是前进？”，但是“他不等回答，反倒继续转来转去，好像正寻找某人某事来了结自己的踌躇”。[66]我们可从一些句子中窥见拿破仑的想法，如8月7日他致玛丽·路易丝的信：“我们这儿离莫斯科只有100里格。”[67]（事实上，维捷布斯克距莫斯科有124里格，即322英里。）
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的决策不是说着玩的。据塞居尔记载，11日前后，拿破仑对达吕和贝尔蒂埃说：
他们认为他疯了吗？他们觉得他打仗是因为想打？他说西班牙和俄国战争侵蚀法国根基，它无法同时承受这两个溃疡，难道他们没听见吗？他急切渴盼和平，但媾和得靠两个人出力，他只是一个人。[68]
拿破仑还指出，冬季时俄军可在冰冻河面上行军，而在斯摩棱斯克，他要么能占领大要塞，要么能赢得决胜会战。他说：“流血尚未开始，俄国非常强大，不会不战而退。大战后亚历山大才会和谈。”[69]谈话持续整整八小时，其间贝尔蒂埃突然失声痛哭，他哭着对拿破仑说，大陆体系和重建波兰不是过分拉长法军交通线的充足理由。皇帝决定向前，他和迪罗克的友谊几乎因此破裂。
不管怎么说，拿破仑坚信“勇敢是唯一谨慎之道”。[70]他的考虑如下：假如自己停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许会重新思考结盟一事；只有在迅速取胜后返程才能缩短交通线；“长期留在原地防御不符合法军天性”。他也害怕英国对俄国的军事援助将生效。据费恩记载，拿破仑总结道：“也许二十天就够我们实现目标了，为何还要在这儿停八个月呢？……我们得赶快进攻，否则一切都有危险……战争的一半是机遇。如果总是等待有利的条件组合，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总而言之，我的战役计划是一场会战，我的政治都是胜利。”[71][72]
8月11日，拿破仑下令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13日凌晨2点，他本人离开维捷布斯克。卡斯特拉内受托陪伴他，此人指出：
这些天，陛下骑行的速度大大放慢。他胖了好多，骑马时比以往更加吃力。上马时，御厩总管（科兰古）得扶他一把。皇帝出行时大都乘车。跟着他的军官非常累，因为当陛下得骑马时，他已然休息好了……陛下的旅途中，别指望二十四小时之内能休息一会儿。（将军让-巴蒂斯特·）埃布莱对皇帝说马匹不足，陛下回答：“我们能在莫斯科找到一些不错的马车挽马。”[73]
在拿破仑全速前进时，人们得往他的马车车轮上浇水，以防轮子过热。
8月中旬时，拿破仑两翼的情况看来都挺好：麦克唐纳成功地保护了他的北面；12日，施瓦岑贝格在戈罗杰奇纳（Gorodeczna）痛击托尔马索夫的西方第三军团（拿破仑遂要求弗朗茨升他为陆军元帅）；四天后，乌迪诺和圣西尔在波洛茨克拦下彼得·维特根施泰因（Peter Wittgenstein）将军的芬兰军团。因此，拿破仑能够实施“斯摩棱斯克机动”，这是一次大行动，其意图如下：钉住第聂伯河北岸的俄军，与此同时，凭借埃布莱麾下工兵出色的造桥工作，大军团大部分兵力马上前往南岸。可是14日那天，俄军涅韦罗夫斯基（Neverovski）将军的第27师在克拉斯内（Krasnoi）打了一场后卫战，该师英勇对敌、奋不顾身，导致法军未能迅速赶到斯摩棱斯克。因为第27师且战且退，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遂有时间去斯摩棱斯克设防。
16日早上6点，缪拉的骑兵接近斯摩棱斯克，冲入俄军前哨。下午1点，拿破仑和贝尔蒂埃巡视阵地，他们的位置距城墙不到200码（有说法称还要更近），这时前者对后者说：“我总算抓到他们了！”[74]8月17日，斯摩棱斯克之战爆发，拿破仑希望击退俄军左翼，切断敌人去莫斯科的路，迫使他们返回西德维纳河下游。然而，斯摩棱斯克城防牢固，有结实的城墙与深邃的沟谷掩护，巴克莱损失6000人后便找到机会继续往东撤，而奈伊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军折损了8500多人。洛鲍炮轰斯摩棱斯克，点燃该城，拿破仑与其部下在司令部观看城中大火。塞居尔称，“皇帝静静地凝视这幕盛大奇观”，但是据科兰古回忆，拿破仑当时说：“那难道不美妙吗？我的御厩总管？”“太可怕了，陛下！”“呸！”皇帝回答道，“先生们，记住罗马皇帝的话：‘敌人的尸体闻着香！’”[75][76]
8月18日，法军进入硝烟弥漫的城市。他们踩着瓦砾与尸首，发现俄军已弃城而走。拿破仑听闻俄国人在圣彼得堡演唱《感恩赞》，纪念他们所谓的胜利，于是他讽刺地说：“他们不但骗人，还骗上帝。”[77]他检阅了战场。塞居尔称：“皇帝面部紧缩，焦躁恼火，也许可以据此判断他的痛苦。”拿破仑极少召开军事会议，但在第聂伯河附近的城寨门边，他破例了。与会者有缪拉、贝尔蒂埃、奈伊、达武、科兰古（可能还有莫尔捷、迪罗克和洛鲍），他们坐在找来的垫子上。“无赖们！”皇帝说，“幻想放弃这样的阵地！来吧，我们必须进军莫斯科。”[78]因为这句话，大家“激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缪拉的副官罗塞蒂听见，所有人都赞成停在斯摩棱斯克，唯达武表示反对，“但达武一向顽固，他坚称我们只能在莫斯科缔结和约”。[79]此言亦被当作缪拉的观点，而且它当然是拿破仑后来不断重复的台词。多年后他承认道：“我应该让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入住冬营。”
拿破仑打算紧紧追赶俄军，就在第二天，他的愿望破灭了。当日，瓦卢季诺山（Valutina-Gora）之战[80]爆发，俄军重创奈伊，再度成功逃走。此战中，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地面，炸断能干的师级将军居丹（Gudin）将军的双腿，致他死亡。战后医疗物资急缺，为了给伤员包扎，军医们先是撕下自己的衬衫，然后用干草，接着又用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然而，战局这一阶段的伤员是幸运儿，数据表明，和继续向东的健康士兵相比，他们的生还率高得多。
奈伊想在瓦卢季诺山钳住俄军，但朱诺未能及时推进军队，导致计划失败。可想而知，拿破仑发火了。“朱诺别想要元帅权杖了”，他说，然后把威斯特伐利亚士兵的指挥权交给拉普，“此事也许会阻止我去莫斯科。”拉普说军队还不知莫斯科现在是最终目的地，拿破仑回答：“玻璃杯满了，我得干掉这杯。”[81]阿克战役之后，朱诺没打过一次胜仗。《辛特拉条约》签订后，法军丢了葡萄牙，朱诺本该被贬职，但拿破仑看在友情的份上留下了他。[82]
瓦卢季诺山之战后次日，拿破仑授予居丹的第7轻步兵团和第12、第21、第127战列步兵团至少87项奖励与晋升，他“非常清楚，在这种毁灭性灾难中，士兵尤其会想到不朽”。[83]居丹师身处“战友与俄军士兵的尸首之间，四周是残破林木的树桩。他们脚下的大地被战士踩过、被炮弹划过，布满武器碎片、破烂制服、翻倒的马车、零落的肢体”。[84]由于疾病、饥饿、逃跑与战死，此时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减至12.4万名步兵和3.2万名骑兵，另有4万人留下来，保护补给路线。[85]
巴克莱再度成功逃走，撤往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毕竟俄军将士相当不喜欢撤退策略），8月20日，沙皇任命陆军元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亲王接替他任总司令。库图佐夫现年67岁，曾在奥斯特利茨战败。拿破仑闻之欣喜，认为“召他来指挥军队的条件是要他战斗”。[86]事实上，上任后头两周，库图佐夫继续退向莫斯科，并仔细搜寻立足点。他选中了莫斯科以西65英里处的博罗季诺村（Borodino），该地正好位于莫斯科河（the Moskva）西南岸。虽说拿破仑难以补给军队，但8月24日他还是决定追赶库图佐夫。
次日下午1点，拿破仑离开斯摩棱斯克，5点时他到达多罗戈布日。圣城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庄严旧都，他的确认为，库图佐夫不会一场大战没打就交出莫斯科，而大战后沙皇就得求和，于是他对部下说：“胜利就在眼前。”[87]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强迫俄军开战，他已经转而考虑打算施加的投降条款。皇帝告诉德克雷，不管缔结什么和约，他都会设法弄来多罗戈布日地区的木材，以之为船只桅杆原料。[88]缪拉的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从维亚济马（Vyazma）致信母亲，说自己确信“一场胜仗就能结束战争”。前线将士给母亲写信时不受誓言制约，而法军高级指挥官普遍像弗拉奥一样，认为“沙皇自然会求和了”。[89]
一个月没下雨了，约瑟夫·德赛（Joseph Dessaix）将军的副官吉罗·德·兰（Girod de l’Ain）上尉便写道：“太热了，我在西班牙从没遇上过比这还热的天。高温和灰尘让我们渴得嗓子冒烟，水又很少……我看见有人趴在排水沟边喝马尿！”[90]他也发现，士兵第一次违抗拿破仑的命令。皇帝认为某辆私人马车是多余的奢侈品，下令烧掉它，可是他“几乎才走出100码远，人们就匆匆扑灭火焰。马车复归纵队，像之前一样平稳疾驶”。
8月26日，拿破仑致信缪拉。此信称，他听闻“敌军决定在维亚济马等我们。几天后我们会到维亚济马，然后我们就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中间了，我想那儿距莫斯科有40里格。要是我们在维亚济马战胜敌军，那座伟大的首都又没有守护，9月5日我就会到莫斯科”。[91]然而，俄军也不在维亚济马。29日，大军团进入维亚济马，发现1.5万名城中居民已然离开。当地某教士得知拿破仑接近后吓死了，他听说后便按全套军礼的规格安葬此人。俄国东正教圣议会曾正式宣布拿破仑其实是《启示录》中的敌基督，教士可能因此承受不住。[92]
7月22日，萨拉曼卡会战爆发，威灵顿击败马尔蒙。9月2日，拿破仑收到马尔蒙的相关汇报。“读不到比这更差的报告了，”拿破仑致信克拉克，“文中的噪音和咔嗒咔嗒比时钟里的还多，而且没有一个词解释真实的事态。”然而，报告字里行间的信息足以让他明白，马尔蒙不等约瑟夫来援就离开了防守牢固的萨拉曼卡，与威灵顿开战。“时机恰当时，你必须让马尔蒙元帅知道，他那不可理喻的行为令我非常生气。”皇帝告诉战争部长。[93]不过，因为法军集结，10月时威灵顿被迫离开马德里，撤回葡萄牙，拿破仑可感宽慰。11月2日，约瑟夫返回王宫。
食物短缺导致的危险不仅仅是饥饿。如果法军士兵觅食时离主力部队太远，他们有时便会落入俄军非正规军之手。这些非正规军由正规军军官指挥，在远离主干道的地方行动。塞居尔的哥哥奥克塔夫（Octave Ségur）就中招了。9月3日，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假如我们开战，战损也不及”奈伊正损失的人手，原因是法军派小队外出寻粮。他还说：“敌人每天都抓走好几百个俘虏。”[94]皇帝只要看到失职和疏忽现象就会发怒，特别是涉及照顾伤病员时。当日，他致信拉屈埃：
二十年来，我一直指挥法军，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没用的军事管理……派来这儿的人既无能又无知。没经验的军医比敌军炮群更伤害军队。军需总监身边的四个组织官员一点阅历也没有。卫生委员会派来这种废物医生，极其该骂……医护连的组织就像其他作战管理一样彻底失败。我们一给大炮和军服，他们就不想在医院效力了。[95]
拿破仑忽视的简单事实也是最明显的事实：俄国疆域辽阔，一次战役只能侵入至维亚济马，无法继续向前大幅度推进。他的军事管理体系不能应付他施加的巨大压力。他日复一日地急切盼望决胜会战，在巴克莱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9月5日，拿破仑夺取博罗季诺战场西南端的舍瓦尔季诺（Shevardino）多面堡，该地离俄军主要阵地太远，故而防守不充分。俄军约有6000人死亡、负伤或失踪，法军中这一数字则为4000。自从十周前横渡涅曼河，拿破仑一直渴望这种战斗，于是他为此勉励军队。这十周来，11万人染上斑疹伤寒，尽管有些人没病死，另有很多人被击毙或掉队。[96]若大会战爆发，拿破仑麾下可参战军力尚余10.3万人与587门大炮，相对而言，库图佐夫则有12.08万人与640门大炮。之前三天，俄军建造了难以攻克的多面堡与箭头型土木防御工事箭头堡，挖深战壕，并清理战场上的火炮射界。后来，不少多面堡和箭头堡按照其1812年的规格复建，今人仍可观看它们。
会战开始的前一天，博塞男爵到达司令部，其所乘马车车顶捆着弗朗索瓦·热拉尔画的罗马王肖像。费恩写道，拿破仑收下画像，“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遂把肖像放在帐篷外的椅子上，让部队瞻望未来的皇帝。[97]“先生们，”拿破仑对前来做简报的军官们说，“相信我，要是我儿子15岁了，站在这儿的就不是画，而是他了。”[98]次日，皇帝说：“把画拿走，好好保管。他太小了，还不能看打仗。”（事实上罗马王只有十八个月大。撤退途中画像丢了，但热拉尔留了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