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精神不曾历经逆境，后世将无从知晓它的极限。
——1813年3月，莫莱致拿破仑
他能对家庭不幸心生悲悯，却对政治灾难淡然处之。
——1813年7月，梅特涅论拿破仑
“一旦见识了他到巴黎后那二十天的创举，”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仓促离开波兰的决定是正确的。”[1]拿破仑发起了一系列大动作，他明白俄军很快就会与普军合作，还可能同其岳父奥地利皇帝联手，他们会先把法国势力逐出波兰和德意志，然后设法推翻他。拿破仑试图弥补由俄国灾难造成的损失，即将就任司法部长的莫莱伯爵认为，他“表现出极强的活力，也许超越了他之前展现过的所有精力”。[2]奥尔唐斯赶到杜伊勒里宫，发现她的前继父虽心事重重，但坚决刚毅。“我觉得他疲惫忧虑，但并不沮丧。”她写道，“我经常见他对一些琐事发脾气，比如一扇本该关上的门打开了或该打开的关上了，又如房内照明太亮或太暗，但遇上厄运或困难时，他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志。”她想稍稍劝慰他，说：“我们的敌人一定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吧？”他回答：“那当然，但这并不能安慰我。”[3]
从1812年12月中旬返回巴黎到1813年4月发动战争，拿破仑在十七周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下列事务：他将国民自卫军的8.4万名步兵与9000名炮兵编入正规军，征召1809～1812年度兵员10万人与1814～1815年度新兵15万人；他把数十个新半旅改组成30个步兵团，向兵工厂订购15万支滑膛枪；他仔细搜寻各兵站和卫戍部队的多余人员，把1.6万名海军士兵调入陆军，并将海军炮手中的老兵补入炮兵；他对1.2万个帝国行政区下令，让它们各出一人一马；他彻查西班牙常规部队，以便重建帝国近卫军；他尽一切可能购买或征用马匹，要求盟国重建自己的军队，并创建易北河、莱茵河及意大利观察军。[4]《箴言报》自然说应征新兵是“雄壮战士”，但是有些人仅有15岁。在骑兵竞技场的一次检阅中，莫莱注意到，“新兵们年龄过小，体格瘦弱，周围的人群不禁深深同情他们”。[5]这些年轻新兵绰号“玛丽·路易丝们”，这既是因为拿破仑不在时皇后签署了新兵征兵令，也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不谙世事、面颊光滑的少年时代。牢骚兵还管骑兵叫“骑小公马的鸡崽”。法国新兵来不及操练，所以他们战斗时的机动性大大降低。此后两年，法军之所以采取缺乏创意的正面攻击，原因之一便是需要让训练不足的大群士兵共同行动。
如果拿破仑帝国的统治残暴专制，他在俄国一败涂地后，我们便能期盼忍了最久的欧洲地区率先反抗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13年，法军没有占领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反叛了，但柏林、勃兰登堡等从1806年开始就被占领的普鲁士地区并无任何动作。[6]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其他大部分德意志地区也是如此，它们或是根本没有反抗拿破仑，或是等待自己的政府宣布反抗，或是静观其变直至联军到来。在法国本土，除了布列塔尼的几次面包暴动以及旺代与南部地区的小骚乱外，反抗直到1813年、1814年甚或1815年才出现。1813年，法国境内大量地区弥漫着强烈的厌战情绪，地方人士也激烈反对征兵，收获季节时反对声尤烈，但法国人并不想赶走正同祖国之敌战斗的皇帝。只有公开谴责拿破仑的人才可能被捕，即便是这一温和的镇压也采用了18世纪的法式古典方式。保王党人夏尔·德·里维埃（Charles de Rivière）“表达自己的希冀时稍显恶意与不成熟”，结果被关进拉福斯监狱，但其友人和萨瓦里玩桌球时为他赢得了自由，于是他获释了。[7]一些心怀抱负的军官甚至希望战争继续。“有件事困扰着我们，”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写道，“我们说，假如拿破仑早早结束他的光辉事业，假如他不幸要考虑和平，挥别我们的所有希望。幸运的是，我们的恐惧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他取消了我们无法胜任的工作。”[8]
1812年，俄军损失严重，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整场战争中，俄军约有15万人死亡、30万人负伤或冻伤，而平民伤亡远远超出军队伤亡。俄军野战军沦为10万名疲惫之卒。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很多地区都毁灭了，导致俄国国库损失数亿卢布税款。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仍然一心要消灭拿破仑。1813年年初，四个俄军师渡过维斯瓦河，侵入波美拉尼亚，法军被迫撤出吕贝克与施特拉尔松德，不过他们留下部队防守但泽、斯德丁等普鲁士要塞。根据《1812年奥布条约》，瑞典一直保持中立，但它现在已被贝纳多特掌控。1月7日，瑞典对法国宣战。贝纳多特告诉拿破仑，他这样做不是反对法国，只是为了瑞典，两国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对方吞并了瑞典属波美拉尼亚。贝纳多特不顾接下来的话多么虚伪，补充道，他对自己的老统帅始终怀有前战友的感情。[9]贝纳多特身为法国人，自然不愿让法国人流血，此外他也明白，对法宣战意味着永远放弃亚历山大之煽风点火的念想，即有朝一日君临法国。
“因为寒季提前，”12月20日，拿破仑对元老院说，“我的军队遭受了损失。”[10]他利用约克的背叛激起爱国义愤，定下招募15万人的目标，还命令地方官组织集会支持他的征兵行动。1月9日，他致信贝尔蒂埃：“我这儿一切都在运作。”[11]一切需要运作起来，因为从1812年圣诞节到1813年1月14日，俄军已经前进了250英里，抵达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12]。俄军从科夫诺出发，尽管他们还得在北境的凛冬中夺回柯尼希斯贝格等法军要塞。[13]欧仁别无选择，只好退守柏林。
拿破仑谈起俄国败局的严重性时惊人坦率。费恩写道：“他第一个说到灾难，甚至把它当话题。”[14]然而，倘若皇帝愿意承认他的厄运，他也没有一直说实话。“俄军完全不曾缴获大炮或鹰旗，他们只抓到了散兵，”1月18日，他告诉热罗姆，“我的近卫军从未参战，不曾在行动中折损一人，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如俄军所称的丢了鹰旗。”[15]近卫军鹰旗在博布尔遭焚毁，所以没丢，但拿破仑很清楚克拉斯内会战中近卫军损失惨重。他也对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VI）说，俄军一门大炮也没缴获。就这一点而言，1812年战局中俄军共缴获了1131门法军大炮。沙皇亚历山大曾计划用这些大炮组建庞大的纵队，但他的设想从未付诸实践，数十门拿破仑的大炮至今仍展示于克里姆林宫。[16]
为了将国内民怨降至最低，1月下旬，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与教皇重新缔结《政教协定》。早在上一年12月29日，他就写道：“我们非常渴望消除政府与教会的不合，也许能达成目的了。”此言看来野心勃勃，但不出一个月，双方就签署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广泛详尽，涵盖大部分分歧点。[17]“教皇陛下将在法国和意大利行使教皇权力，”《政教协定》开头写道，“教皇国驻外大使享有外交人员特权……教皇领地中，未被兼并的不用交税，已被兼并的将获总计200万法郎的补偿……教皇将在六个月内为皇帝的大主教辖区建立教会制度。”也就是说，教皇承认皇帝任命的大主教。此外，拿破仑也获准任命10名主教。[18]《政教协定》对皇帝有利，但教皇立刻后悔，试图食言。“你能相信吗？”拿破仑告诉克勒曼元帅，“教皇心甘情愿地签订这份《政教协定》，然而八天后，他却写信给我……急切地恳求我把整个协定当作无效文件。我在回信中写道，因为他是万无一失之人，所以这回他不可能搞错了，而且他的良知太过警惕了。”[19]
2月7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举行大阅兵，随后他召开参政院会议，以便建立君主出征时的摄政制度。马莱阴谋令皇帝不安，他想防止任何人趁他不在时又设法推翻帝国。他也急于确保自己死后人们能承认他的儿子的继承权，就算到时孩子还是婴儿。（和怒斥君主的少年时代相比，他已然变了很多。）康巴塞雷斯起草了一份含19条条款的元老院令，其规定道：若拿破仑死亡，玛丽·路易丝将行权，并听取摄政会议的意见，直到罗马王成年。按照皇帝的设想，康巴塞雷斯将是法国的实权统治者，但玛丽·路易丝将“以她的名义授予中央政府权力”。[20]康巴塞雷斯、雷尼耶、戈丹、马雷、莫莱、拉塞佩德、丹热利、蒙塞、奈伊、内政部长蒙塔利韦（Montalivet）伯爵以及又被原谅的塔列朗出席了这次摄政筹备会议。莫莱称，“从表面上看来”，拿破仑“冷静自信地面对他将要发起的战役，但他提到战况变迁与命运无常，这让他镇定自若的表情成了假象”。[21]皇帝命令康巴塞雷斯只“给皇后看适合让她知道的东西”，叫他别向她送每日警务报告，因为“要是和她谈令她担心或污染她思想的事，那没意义”。[22]
2月13日，拿破仑已收到非常不祥的消息——奥地利正在动员至少有10万人的野战军。事后不久，梅特涅提出“靠调停促成”和平处置欧洲的方案，很少有人会指望盟友做出这种事。当日晚餐后，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桌球室与莫莱长谈，坦陈自己对多个问题的看法。他对玛丽·路易丝评价颇高，称她身上有其祖先奥地利的安妮的印迹。他说“她很清楚哪些人曾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也知道每个人的生日与记录”，但她从不偏爱旧贵族，也不歧视弑君者。皇帝接着谈到雅各宾派，他说“巴黎有很多”雅各宾党人，“他们特别强大”，但“只要我活着，那些人渣就不敢行动，因为葡月十三日那天那伙人完全看清了我，而且他们也明白，不论何时，我一有麻烦就要立刻打压他们”。[23]拿破仑知道，“俄国灾难后”自己的外敌与内敌会“大胆得多。我必须再打一仗，战胜那些卑鄙的俄国佬。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回边境，让他们决定再也不离开那儿”。[24]然后，他埋怨元帅们道：“没人能指挥其他人，他们全都只会听我的命令。”[25]
拿破仑对莫莱说，他看好欧仁，尽管此人“仅具平庸才能”。皇帝批评缪拉给孩子写信时“对着信纸号啕大哭”，还说后者从莫斯科撤退时饱受“意志消沉”之苦。
（与他相反，）就我而言，我花了数年培养自控力，从而防止自己流露真情实感。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世界征服者，指挥当代最大、最强的军队。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想想，我完全保持了镇静，我甚至要说我的高昂精神始终不曾动摇……然而，别认为我的心比其他人的更冷酷。我非常善良，但从最年幼之时开始，我就致力于压抑自己的心弦，如今它已不发一音。假如我将要开战时，有人告诉我，我那爱得发狂的情妇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会冷淡地回应，但此时我就像承受不住打击一样悲痛……战后若有时间，我会哀悼我的情妇。要是没有这种自控力，你觉得我能取得业已实现的这些成就吗？[26]
对现代人的脾气来说，如此严格地收敛情绪也许惹人厌，但在那个年代，此举被视作古典美德。毫无疑问，它帮助了拿破仑应对命运中的重大挫折。
2月14日，拿破仑在立法院和元老院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明显展示了这种自控力。据一名目击者回忆，他在议员的欢呼声中走上御座台阶，“不过他们的焦虑脸色比他的不知多到哪去了”。[27]自从拿破仑从他所谓的俄国“荒漠”返回法国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议员们面前做完整讲话。他解释失败的原因时说：“冬季寒流提前到来，冷得超常，导致我的军队损失惨重。”他接着宣布，自己和教皇已然化解“矛盾”，波拿巴王朝将永远统治西班牙，而且法兰西帝国拥有贸易盈余1.26亿法郎，“哪怕海洋遭封锁”。[28]（三天后，蒙塔利韦发布数据，支持皇帝的一切言论，此乃独裁者的惯常做派。）不过，皇帝也说了句实话：“《亚眠条约》破裂后，我曾四次（对英）求和。”他补充道：“我绝不媾和，除非和平是光荣的，并与我的伟大帝国相称。”[29]十字军东征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短语就时有出现（诗歌《拉纳之死颂》中亦有此言），但直到1813年，它才因为拿破仑的命令推广开来。[30]
1812年战局摧残了法国财政。直到1811年，法郎对英镑的汇率都是坚挺的，甚至稍有上涨。1810年，预算约有930万法郎的少许盈余，公债利率则为6%，处于可控水平。但在臭名昭著的第29期公报发布后，公债利率从6%激增至10%，这表明民众对拿破仑的未来缺乏信心。此外，1812年预算赤字也高达3750万法郎，只有征收新税、再次出售国有财产才能弥补缺口，但因为所有权太难保障，国有财产出售额只占此前拍卖额的一小部分。政府公开售卖价值3.7亿法郎的国有土地，但仅筹得5000万法郎，因此销售税得上涨11.5%，土地税得上涨22.6%。[31]与此同时，拿破仑本人也采取一些节俭措施，他对自己的总管说，他想要“更少的厨师、更少的盘碟，等等。在战场上，就连给我上菜也只能上汤、一道热菜、一块烤肉、蔬菜，不要布丁”。[32]军官不能再任选葡萄酒或啤酒，他们拿到什么就得喝什么。内政部提议，若拿破仑在位时身亡，就用10%的省长薪水为他操办葬礼，对此他草草批复道：“驳回。为何想方设法花更多钱？”[33]加泰罗尼亚军团驻地有充足的葡萄酒、白兰地、燕麦、腌肉，于是法国本土不再拨给该军团上述物资。“迪马将军正在搞的都是疯狂交易，”拿破仑论及军务总监的奥德河要塞补给计划时道，“他显然视金钱如粪土。”[34]俄国战局前，国家建设工程都搁置了，并且再未重启。1813～1814年，尚无迹象表明政府将取消大规模的动员与高昂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持续攀升。
因为约克将军在陶罗根与俄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1813年1月上旬，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便提出将约克送上军事法庭，但他此举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蒂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普军经历了近代化改革，因此拿破仑面对的敌人远非将近七年前他在耶拿击溃的对手了。这个国家改变了，战败是它革新的动力，而它效仿的正是拿破仑的军事管理体系。冯·施泰因（vom Stein）男爵、哈登贝格男爵、冯·格奈泽瑙（von Gneisenau）将军、冯·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将军都主张“理性变革”，它将消除“过时的偏见”，从而重振普鲁士“沉睡的实力”。普鲁士实施重大的财政与行政改革，其内容包括以下措施：废除大量内部关卡税；取消限制性的垄断与惯例；解除农民的世袭奴役地位；打破职业管制、人口流动管制与土地所有权管制。普鲁士创立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调和税收，给予大臣更多直接职责，并撤销了针对犹太人的财产制约、婚姻制约与出行制约。[35]
军事方面，普鲁士有下列举措：整肃高层指挥官（1806年共有183名将军在职，到1812年时只有8人仍在）；向平民开放军官职位；在军官学校中引入竞争性考试；废除鞭刑；动员国民后备军（Landwehr，民兵）和国民军（Landsturm，后备部队）的成年男性。1813年，普鲁士总人口中有超过10%的人参军，这一比例超过其他国家。在此后两年的持续战事中，普军中开小差者也最少。[36]普军在将要来临的战局中坐拥优秀指挥官，如冯·比洛（von Bülow）、冯·布吕歇尔、冯·陶恩钦（von Tauentzien）、冯·博延（von Boyen）等将军，这得益于总参谋部的巨大改观。[37]拿破仑不得不承认，在早期战局之后，普军有了长足进步。他相当粗鲁地说：“这群畜生多少学会了点。”[38]奥斯特利茨会战后，卡尔大公效仿他的许多做派，实施军事变革；弗里德兰会战后，巴克莱·德·托利的不少改革措施也复制了他的举措。普鲁士就像奥俄两国一样，从拿破仑身上学习良多，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宽慰。1812年，欧洲军队已全面采纳军体系，因此联军实施机动时的灵活性大大提高，这是在向法军致敬，但也是在威胁他们。
1813年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与亚历山大签署《卡利什条约》（Kalicz Treaty）。沙皇在条约中承诺道，如果普军出8万人对付拿破仑，他就恢复蒂尔西特会议前的普鲁士疆界，并提供15万名士兵。条约刚刚签订，英国船只就把武器、装备、制服运至波罗的海港口，供普军与俄军使用。欧仁被迫放弃柏林，并留下部队驻守马格德堡、托尔高（Torgau）与维滕贝格（Wittenberg）。俄军野战军已在斯德丁、屈斯特林、施潘道、格洛高、托伦、但泽围攻法军，所以其兵力减至4.6万名步兵与1万名哥萨克，不过6.1万名普军士兵将同他们会合。联军的计划如下：进军德累斯顿，以便从拿破仑手中夺取萨克森；与此同时，大量哥萨克部队将奉命穿过北德意志平原，并设法煽动汉萨城镇与莱茵邦联反叛。
“只要普鲁士城村稍有反抗，就烧了它，”3月3日，拿破仑命令欧仁，“就算是柏林也不例外。”[39]幸运的是，当日俄军就进入普鲁士首都，所以法军不可能烧毁它了。拿破仑听闻消息后对欧仁大发雷霆：“你遵循的方向最无军事意义，经验丰富的将军会在屈斯特林前建立营地。”[40]他接着抱怨道，自己没收到欧仁帐下参谋长的每日报告，“只有英国媒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拿破仑更生热罗姆的气。幼弟埋怨道，威斯特伐利亚人得交很多税来补给马格德堡等要塞。“战争状态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方法，自从世界诞生，人们就经常动用它们，”皇帝在一封典型的激烈回信中大发脾气道，“你会看到我放在西班牙的30万人、今年我征募的所有军队、我正在装备的10万名骑兵要花费多少……你总是争辩……你的论证都不讲道理……你的看法错成这样，你的脑子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你要惹恼自己的保护者来满足虚荣心？”[41]3月4日，拿破仑派兵守卫马格德堡，在这支部队出发前，他同其指挥官过了一遍熟悉的清单。“务必确保每人的脚上有一双鞋子、背包里有两条裤子。务必确保他们按时领军饷，要是未及时发饷，需支付欠饷。保证每个士兵的子弹袋里有40发子弹。”[42]
拿破仑致信蒙塔利韦，称自己将去不来梅、明斯特（Münster）、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和汉堡，但出于新的节俭精神，他在这些城市的寓所和仪仗队“一定不能花费国家的钱”。[43]然而此举是诡计，旨在欺骗敌军相信他将如此行动。不过幸好他没去汉堡，因为就在3月18日，哥萨克到达汉堡，如联军所愿地促使汉萨城镇起义。梅克伦堡率先叛离莱茵邦联。3月下旬时，情势相当恶劣，以至于拿破仑告诉易北河观察军现任司令洛里斯东，他已经不敢向欧仁写信述说防卫马格德堡和施潘道的计划了，因为他没有密码，而“哥萨克可能截获我的信”。[44]还有两件更为糟糕的事：如果英国资助瑞典100万英镑，后者就答应出3万人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4月上旬时，皮埃尔·迪吕特（Pierre Durutte）将军的小股守军被迫放弃了德累斯顿。
与此同时，拿破仑和莫莱谈论恢复1791年的法国战前“旧”疆界的可行性，他说：
我的一切都归于我的荣誉，要是我牺牲它，我就什么也不是了。我靠荣誉才取得了所有权利……这个国家如此强烈地渴望和平、厌恶战争，假如我让它缔结令我本人蒙羞的和约，它会彻底丧失对我的信心。你将看到我的威望与优势损失殆尽。[45]
拿破仑把俄国灾难比作一场风暴，它撼动了树根，却“未刮走泥土，这棵树会更加牢牢地扎根于这片土壤”。除了暧昧不清的树之比喻，他还讨论了法兰西民族：“比起喜欢我，它更怕我，我的死讯一开始会令它宽心，但是，相信我，如果它喜欢我却不怕我，那要糟得多。”[46]（被喜爱与被畏惧的对比响应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非常熟悉这本书。）拿破仑接着说，他会战胜俄军，原因是“他们没有步兵”，而且他将把奥德河定为帝国疆界，因为“普鲁士背叛了，我会寻求补偿”。他也认为奥地利不会宣战，理由是：“婚姻是我的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举措。”[47]至少在论述最后三点时，他显然是在努力振奋莫莱的情绪，并未真正考虑现实事态。
拿破仑从俄国回来后，其军队的核心部分仅剩1万名有生力量，但他仍在四个月内投入15.1万人参加易北河战役，另有大量士兵正开赴战地，这既可说明他多么擅长重整旗鼓、多么足智多谋，也可体现他依然具备怎样的自信。[48]4月15日凌晨4点，他离开圣克卢宫，奔赴战场。随行人员有丹麦国王、符腾堡国王、拜恩国王、萨克森国王、巴登大公、维尔茨堡大公这些盟友，尽管其中有些人态度比较勉强。“每周给弗朗索瓦（Fran?ois）[49]爸爸写一封信，”三天后，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给他寄军事详情，告诉他我对他的爱。”[50]西班牙的威灵顿正在进攻法军，缪拉与奥地利商谈那不勒斯事务，贝纳多特将率瑞典军队登陆，西德意志有反叛的忧患，而且奥地利正迅速重整武装，至多提供“调停”。在此态势下，拿破仑明白，他需要迅速打出决定性大捷。“我会去美因茨，”3月，他致信热罗姆，“假如俄军前进，我会制订相应计划，但我们迫切需要在5月前取得胜利。”[51]4月，库图佐夫去世，此后维特根施泰因指挥联军。联军在莱比锡附近集结，已聚集10万人，其中3万人是配有良马的骑兵，而且他们还有大量增援力量。相形之下，因为上一年在俄国的集体湮灭，法军匆匆组建的大军团中只有8540名骑兵。
4月25日，拿破仑到达爱尔福特，接过军队指挥权。他惊讶地发现，有些军官严重缺乏经验。他调走第123、第134战列步兵团的上尉，任命他们为第37轻步兵团少校，并冲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将军抱怨道：“让没打过仗的人当上尉是荒唐行径……你带走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甚至没上过圣西尔（Saint-Cyr，军校）的年轻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你竟然就把他们招进新的团里！”[52]可是拿破仑在俄国折损了50多万人，因此克拉克只能从这些人选中挑人。
抵达目的地后，拿破仑在三天内率领法军渡过易北河，进入萨克森，其兵力共计12.1万人。他打算收复北德意志，并解除对但泽等城市的包围，以便救出5万名老兵，他还盼着打回维斯瓦河一线。拿破仑准备对付莱比锡的敌军，他采用营方阵编队：洛里斯东军充当前卫，走在最前面；麦克唐纳军和雷尼耶军位于左翼；奈伊军与亨利·贝特朗将军的军位于右翼；马尔蒙军组成后卫。拿破仑左侧的欧仁还有5.8万人。5月，波尼亚托夫斯基归队，但皇帝任命达武为汉堡总督，没有充分利用他麾下最好的元帅，这是个危险举动。
5月1日，贝西埃出去侦察敌军阵地。一发加农炮炮弹击中墙壁后反弹，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贝西埃胸口，致他身亡。博塞写道：“这位卓越人物的噩耗狠狠打击了拿破仑。”从1796年开始，贝西埃参加了拿破仑的所有战局。“我深深地信任你，”拿破仑曾致信贝西埃，“如同我深深地欣赏你的军事才华、你的勇气、你对秩序和纪律的热爱一般。”[53]［为了安抚皇后，他要康巴塞雷斯“让她明白，伊斯特拉公爵（贝西埃）遇难时离我很远”。[54]］此刻，他致信贝西埃的遗孀：“你和你的孩子无疑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对我来说，这一损失更深重。伊斯特拉公爵之死最为壮丽，而且他没受苦。他留下了无可挑剔的身后名誉，这是他能给孩子们的最好遗产。”[55]她也许能理直气壮地同他争辩谁的损失更大，但不管怎么说，他写了封诚挚恳切的信，还附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现在，拿破仑面对的敌军共有9.6万人。[56]5月2日（周日），他看着洛里斯东前进，这时他听说，当天上午10点时维特根施泰因在吕岑村附近奇袭奈伊。他专心听加农炮连续轰鸣，命令奈伊守住阵地，并调转军队：贝特朗和麦克唐纳实施教科书般的军级机动，分别进攻敌军左右两翼，洛里斯东则组成新预备队。[57]“我们没有骑兵，”拿破仑说，“没关系。这将是埃及式会战，任何地方有法军步兵就够了，我并不害怕屈从于年轻新兵的内在资质。”[58]很多新兵到爱尔福特后第一次领到滑膛枪，而那时离开战仅剩几天了，还有人会战日前一天才拿到枪，[59]然而，“玛丽·路易丝们”在吕岑表现得不错。
下午2点30分，拿破仑来到战场，他走在近卫骑兵前头，驰往卡亚村（Kaja）。他迅速拟定计划：奈伊继续守中路，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从其左侧奔来，马尔蒙保护其右侧，博内（Bonnet）则设法从魏森费尔斯-吕岑（Weissenfels-Lützen）公路绕到敌后。14100名近卫步兵留作预备，他们在视线外集结，并在吕岑和卡亚之间布阵。奈伊军的一些年轻士兵退向后方，有人甚至扔掉了滑膛枪，拿破仑看见后便让近卫骑兵排成行拦下他们。他鼓动并劝说这些人，直到他们返回队伍。总的说来，奈伊却告诉拿破仑，他认为新兵比老兵打得好，因为老兵常常计算行动的可行性，以便减少风险。《箴言报》随后报道：“我们的年轻战士不惧危险。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他们彰显了法兰西血脉的无上崇高。”[60]
会战地中心为大格尔申（Gross-G?rschen）、卡亚、拉那（Rahna）、小格尔申（Klein-G?rschen）这四个村庄。沙皇和弗里德里希·威廉都在战场，不过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制定一切重要军事决策。沙皇派出俄军骑炮兵。每个村子都数度易手，里卡尔师的战斗便停滞不前。奈伊在前线负伤，苏昂师所有的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唯独他本人安然无恙。维特根施泰因的预备队逐渐耗尽，他也发现法军每小时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但他选择再次攻击卡亚。傍晚6点，拿破仑断定马上就该发动最后一击了。德鲁奥率近卫炮兵的58门大炮上前，加入大炮群，因此198门大炮可炮轰敌军中路。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未让近卫军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回他吸取了教训，命令莫尔捷带青年近卫军（四个纵队，共9800人）发动进攻，老近卫军的六个营组成四个方阵，支援他们。近卫骑兵的两个师（共3335人）在青年近卫军后面排成横队，他们一边高喊“皇帝万岁！”，一边前进，从拉那冲向大格尔申。与此同时，博内师开始从施塔西德尔（Starsiedel）发动进攻，而莫朗师继续从西边策动攻势。
联军派出了全部的预备队。俄军近卫军在大格尔申后聚集，鼓励撤退的联军队列集结。夜幕降临，五个燃烧着的村庄照亮了黑夜，法军重新发动进攻，继续扰乱敌军。联军的骑兵数量远远超出法军的，但他们未能利用这一优势，在会战后秩序井然地撤走。拿破仑胜利了，但他遭受了重大损失：2700人死亡，多达16900人受伤。俄军与普军的战损同法军的相当（尽管他们只承认折损了11000人）。拿破仑无法实施骑兵追击，在整个1813年战局中，这都是个大问题。然而，他的确开始收复萨克森与易北河西岸。战后他对科兰古说，“我的鹰又成了凯旋之鹰”，然后补充了一句不祥之言，“但我的星星正沉向地平线”。[61]
“我特别累，”当晚11点时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彻底战胜了亚历山大皇帝与普鲁士国王的俄军和普军。我损失了1万名死伤者。我的士兵身环荣誉，用触及我心的方式证明对我的爱。吻我的儿子。我非常健康。”[62]他还致信岳父，称玛丽·路易丝“继续给予我极大快乐。现在她是我的首相，我非常满意她的履职表现。我不希望陛下不知道此事，我清楚它会令她的父辈之心多么愉快”。[63]拿破仑迎合弗朗茨身为父亲的骄傲，此举显然旨在阻止对方同自己的敌人联手。他刚好能应付俄国和普鲁士，但若奥地利加入它们，他取胜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拿破仑在战后公报中激动地说：“士兵们！你们让我满意，你们实现了我的期望！”然后，他奚落亚历山大，提起“弑父阴谋”与俄国的农奴制：“这些鞑靼人应该再也不离开自己的可怕地区，我们要把他们赶回那儿。让鞑靼人待在他们的冰封荒原，在那里，奴隶制、野蛮与腐败盘踞，人类沦落到和野兽一般无二。”[64]
联军排成两路大纵队（一路大都是普军士兵，一路大都是俄军士兵），撤回易北河对岸，而法军只能用步兵的速度追赶他们。普军自然想退往北方，以便保护柏林，而俄军想去东边掩护贯穿波兰的交通线。维特根施泰因仍在找机会攻击法军侧翼，还猜到了拿破仑打算夺回柏林，于是他在包岑附近聚集军队。包岑距奥地利边境仅有8英里，维特根施泰因可在此地掩护柏林和德累斯顿。
5月8日，拿破仑到达德累斯顿，在那待了十天。他得到了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师、老近卫军的四个营，把萨克森军队编入大军团的一个军，并派欧仁去意大利，以防奥地利入侵。此外，他确立了三条通往法国后方的独立交通线。“我有理由喜欢奥地利的盘算，”他告诉克拉克，“我不怀疑它的条款，然而我的意图将处于和它无关的立场。”[65]此乃明智政策，但在德累斯顿市民代表欢迎拿破仑时，他发火了。他对代表们说，他知道联军占领德累斯顿时他们曾为之提供帮助。“你们的女仆在君主脚下铺撒鲜花，现在这堆花仍然丢在你们的街道上，你们的房子也照样挂着花环碎片，”他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忽视这一切。”[66]
拿破仑随后干了一桩他往往能做出的惊人之举。他致信前首席情报官富歇，指示对方尽快悄悄赶往德累斯顿，以便等普鲁士失陷后立刻管理该国。“在巴黎的人不可知晓此事，”皇帝告诉富歇，“你必须装出要去参战的样子。只有摄政皇后知道你离开。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召你承担新职责，并见你依恋我的新证明。”[67]富歇与英国秘密和谈后突然被解职，从那以后，他对拿破仑再无依恋之情，次年之事会证明这一点。由于军事形势，富歇从未掌管普鲁士，但就像对待塔列朗一样，拿破仑已无法分辨谁支持他、谁反对他，或者说，他太相信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不在乎。他能信赖的忠实顾问圈子正在缩水。
奥地利正在武装起来，而且看上去比往日更加好战，这个消息令拿破仑忧心。他经常致信玛丽·路易丝，叫她在父亲面前说情。举个例子，5月14日，他写道：“人们力图误导弗朗索瓦爸爸。梅特尼克（Metternik，即梅特涅）纯粹是阴谋家。”[68]三天之后，他致信弗朗茨本人，称对方为“兄弟和我亲爱的岳父”。此信开头写道，“没人比我更热盼和平，我答应启动全面和谈、召集会议”，但是，“像所有热血法国人一样，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接受条件，我宁愿握剑战死也不投降”。[69]与此同时，拿破仑派科兰古向沙皇求和，说：“我打算为沙皇造一座金桥[70]……你必须在此基础上设法和他直接谈妥。”事到如今，皇帝还相信两人能重归于好。“一旦对话开始，”他说，“我们总能在结束时达成共识。”[71]当科兰古到达联军司令部后，沙皇却只肯当着普鲁士国王、奥地利大使、英国大使的面接见他。
5月18日下午2点，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他要去施普雷河（the Spree）上的设防城镇包岑进攻联军主力。人们难以根据次日他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猜到这一点。此信称：“这个季节，蒙莫朗西山谷（valley of Montmorency）非常秀丽，但我猜，6月初樱桃成熟时它最宜人。”[72]当日，他命令意大利的欧仁“立刻忙于组织你的六个团。首先，你要让他们穿上短外套、裤子，戴上筒帽……”欧仁的女儿、洛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的约瑟芬现年6岁，拿破仑特地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地区为她创立加列拉（Galliera）公国，他给欧仁的另一封信详细解释了小约瑟芬将如何获得加列拉的收入。[73]
联军约有9.7万人，他们退往俯瞰包岑的低矮丘陵上。联军修筑野战工事，迅速改善了这一天然的牢固阵地。报告皆表明敌人欲在此立足，这正中拿破仑下怀。拿破仑共有9万人：贝特朗军、马尔蒙军、麦克唐纳军的6.4万人直面敌军，乌迪诺军和帝国近卫军提供支援。联军已在山上建了11座多面堡，也在城里造了一些，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上还有3个设防村庄。然而，联军的北部侧翼敞开了，这是个危险迹象，而拿破仑就打算派奈伊军和洛里斯东军去北边。到会战结束时，他调动的总兵力将达到约16.7万人。军官们告诉他，他们要对付一些曾在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作战的普鲁士军团，他便明确指出：“不错，但弗里德里希已经不在了。”[74]
1813年5月20日（周四），乌迪诺猛攻联军左翼，包岑会战随之爆发。奈伊指挥的大军团侧翼部队扩充至约5.7万人，拿破仑等待他们前进至阵地，然后他要给敞开的联军右翼决定性一击，将对方赶入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 mountains）。第一日，计划进展相当顺利，因为沙皇犯了个错，他正如拿破仑所愿，把大部分联军预备队投入左翼。次日，拿破仑确信奈伊和洛里斯东会投身战场，打赢这场会战。乌迪诺再度猛攻联军左翼。麦克唐纳和马尔蒙进攻中路，等到拿破仑认为时机恰当时，他派出帝国近卫军。可是一道令人迷惑的命令让奈伊停留了一小时，结果他来迟了，此时联军已察觉险情，于是退往安全地带。伤亡人数可体现出这场战斗的残酷性：法军有2.1万人死伤；联军得益于牢固的防御工事，其损失只是法军战损的一半。因为缺乏骑兵，拿破仑还是不能让战术胜利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我今天打了一仗，”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占领了包岑。我赶走了俄军与普军……这仗打得不错。我很不好，这天我湿了两三回。吻你，请你替我吻儿子。我身体不错。我没有失去任何重要的人。我认为自己损失了3000名死伤者。”[75]“我身体不错”紧跟在“我很不好”后面，这暗暗表明，现在他写下这一讯息不过是本能使然。
拿破仑说他没失去任何重要的人，但这封信写完后才过几小时，他最亲密的友人弗柳尔（Frioul）公爵热罗·迪罗克就中弹了。当时是5月22日，双方在赖兴巴赫（Reichenbach）交战，拿破仑和迪罗克待在俯瞰下马克斯多夫（Nieder-Markersdorf）的小山上。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皇帝面前，击中了迪罗克，他的肠子都被炸出来了。《箴言报》称，拿破仑对友人说：“迪罗克，死者有灵，你会在幽冥等我来。”据说，迪罗克的答复为“是的，陛下，等你实现祖国的所有愿望后，我们会重逢”云云，然后他又说：“啊，陛下，你走吧，你看到我会心痛。”[76]一年后，拿破仑谈起当时的真相，承认道：“我眼看着他的肠子流出来，他不断冲我喊，要我了结他的痛苦。我对他说：‘朋友，我同情你，但我没法救你，你只能忍到最后。’”[77]
迪罗克能解读拿破仑的情绪，辨明他是真怒还是佯怒，失去了这样的朋友之后，拿破仑在情感和政治上立刻遭遇毁灭性打击，何况1813年春天时，他急需明智公正的顾问。“昨天一整天，我深深哀悼弗柳尔公爵之死。”次日，皇帝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和他做了二十年朋友。我从来没有抱怨他的由头，他给我的全是安慰。他的离去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在军中遭受的最大损失。”[78]（皇帝立遗嘱时还惦记迪罗克的女儿。）“弗柳尔公爵之死令我心痛，”几周后，拿破仑致信儿子的保姆孟德斯鸠夫人，“这是二十年来他唯一一次没猜中该如何取悦我。”[79]如今，皇帝已在战场上挥别很多友人及亲密战友，这份亡者名录令人悲伤。米龙死在阿尔科莱，布吕埃斯死在尼罗河，卡法雷利死在阿克，德塞死在马伦戈，克洛德·科尔比诺死在埃劳，拉纳死在阿斯佩恩-埃斯灵，拉萨尔死在瓦格拉姆，贝西埃死在吕岑会战前一天，现在他最好的朋友迪罗克又死在赖兴巴赫。迪罗克还不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人。
法军在吕岑和包岑取胜后，拿破仑遂能控制萨克森全境与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但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6月4日，他只好接受临时停火协议。起初，双方打算让《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Armistice of Pl?switz）维持至7月20日。“两件事导致我如此决策，”拿破仑告诉克拉克道，“一是我缺乏骑兵，无法实施强力攻击；二是奥地利敌视我。”[80]他的战争理念是迅猛奔袭，并一直保持主动权，接受停火协议完全有违这一点，不是他的风格。（事实上，波旁王朝的情报人员给他起的代号是“激流”。）拿破仑后来承认，联军比他更有效地利用了《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规定的停火时间，他们几乎增加了一倍兵力，并强化了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的防务。英国也趁此时组织签订《赖兴巴赫条约》，根据这份条约，它慷慨资助俄国与普鲁士700万英镑，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笔资助款。[81]然而，科兰古（他已接替迪罗克的职责，担任顾问与宫廷司礼官）和贝尔蒂埃都赞成停火，只有苏尔特认为这是个错误。
这一时期，拿破仑急需完成下列事务：训练、重组、支援他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在易北河渡口筑防；再补给军火和食物库存。“必须把士兵的健康置于经济计算等一切事之上。”他试图购置200万磅大米，对达吕说：“大米是预防腹泻与痢疾的最佳渠道。”[82]整个休战时期，他办公的速度像平常一样疯狂。6月13日，他在马上待了一下午，结果中暑了。拿破仑需要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劝说奥地利不向自己宣战。停火期间，梅特涅分别派施塔迪翁伯爵和布勃纳（Bubna）伯爵去盟国和拿破仑那儿，以便商讨法军撤离德意志、波兰和亚得里亚海之事。梅特涅要求各国在布拉格开会，并商讨媾和事项，但拿破仑担心那只是奥军加入联军的借口。会议也将讨论法军撤出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宜。
拿破仑愤怒地发现，奥地利是要一仗不打就从他手中取走伊利里亚。“如果有可能，我想等9月时再猛攻，”他写道，“所以我得处于可以打击敌人的位置，越远越好。那样的话，当奥地利发觉我能如此行动时，它将……直面自己那虚伪荒唐的借口。”[83]然而，他也对费恩承认道：“假如盟国并非诚心求和，这次停火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致命。”[84]不过，拿破仑并非一直忧郁，他得知玛丽·路易丝在床上接见同性恋康巴塞雷斯时，便告诉她：“我求你了，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床上见任何人，只有30岁以上的人能这么做。”[85]
拿破仑的一些元帅主张道，要是停火协议废止，法军就撤回莱茵河，但皇帝本人指出，这意味着永久放弃奥德河、维斯瓦河、易北河上的要塞以及丹麦、波兰、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这些盟国。“上帝啊！”他说，“你们的聪明才智呢？十场败仗也难以让我退到那儿，你们却叫我立刻过去！”元帅们提醒他别忘了通往德累斯顿的漫长交通线，他则说：“当然，你们不用轻易拿行动路线冒险，我知道，这是常识规则和基础工作……但重大利益瓦解之刻，有时人就必须为胜利牺牲，不惧破釜沉舟！……假如战争只是不冒任何风险的艺术，庸才也可摘取荣誉。我们需要全胜！”[86]
